广府文化即广府民系的文化，是粤方言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指广东省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广府”是“广州府”的简称。广府文化形成于广州府地区，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粤方言地区的地域文化还包括广东粤西地区的高凉文化、西江流域的西江文化。

广府文化即广府民系的文化，是粤方言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指的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广府文化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广东的地域文化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广东客家文化以及粤西地区的高凉文化、西江流域的西江文化、雷州半岛的雷州文化。

“广府”是“广州府”这一行政区划的简称。“府”在岭南的设置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南北朝所设的广州都督府，隋唐时期设置总管府和广州都督府。都督府是官署，是一个机构，不是行政区的名称。因此，这一时期不存在“府”的地方行政区划，不能将一个地区称之为“府”，不存在“广府”的区划概念。宋、元时期的行政区划上也不存在与“广府”名称相关的情况，直到明代开始设广州府。

广州府这一区域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以元代广州路为基本范围，只是由于人口、经济的发展和军事、政治的需要，这一地域范围内在明代新辟了4县、清代新辟了1县。因此，广州府的基本境域从元代开始一直稳定了七百多年。这一境域中的居民，长期处于同一中级行政区划之中，民风民俗融合，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地域性民系文化。

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而在广府地区除了广府人外，杂居在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还有客家人、疍家人等，世居少数民族有回族和满族。

广府后裔繁衍达7000多万人，分布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清远、三水、佛冈、新兴、高要、高明、佛山、南海、番禺、顺德、广州、花都、从化、中山、珠海、新会、江门、台山、开平、鹤山、恩平、东莞、增城、龙门、宝安、深圳、博罗、惠阳等28个市、县，668个乡(镇)、村，以及香港、澳门和海外。

先秦时期，珠三角地区是一片大海，今珠三角中部、广州部分地区（包括广州市中山四路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当时仍然处于被海水淹没的河口湾。当时广东地区居住的是被称为“南越”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主要分布在粤西和粤东地区，即广东地区壮族、畲族的先民。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一支秦军在番禺（今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设立造船基地，专门建造了大量的船只。其后，又在造船基地的基础上修筑番禺城，是为广州建城之始。

秦统一岭南后，广东地区人口稀少，秦朝从中原迁来了数十万移民，到公元2年，广东人口有37.52万人。秦汉时期，番禺城已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外贸口岸，但广东经济和人口分布的重心仍在粤北和西江流域。人口分布的这种特征与中原移民南迁广东两条路线有关：一是由湘桂走廊下西江，在高要、罗定等地定居，有的更南达雷州半岛；二是经摺岭的隘口顺连江而下到达连县、阳山等粤北一带，形成汉代广东的人口分布以粤北山地人口最多，西江流域次之，而珠三角地区仍然是一片大海。

由于灵渠的开凿，潇贺古道的开通，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大大加强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和交流，经灵渠桂江通道，潇贺古道至徐闻、合浦出海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给桂江、西江流域带来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并一直绵延了近1000年。直到唐代(716年)，张九龄凿通大庚岭道（梅关古道）以后，灵渠、潇贺古道的通道作用才逐渐走向衰落。这时候，番禺(广州)成为了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了从海外经番禺(广州)口岸进入中原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时代。梅关古道的开辟，重塑了岭南的商路，便成为南岭中最重要的一条交通道路，凡人口迁移、军队调动、商旅往来、使节访问等，大都经过此道。

探寻广府源头，从诸多历史考证来看，梅关古道上的南雄珠玑古巷是重要的发祥地。据考证，千百年来，曾先后有150多个姓氏的先民自中原南下聚居于此，而后又因战乱等原因大举南迁珠三角、港澳及至海外，在各地开枝散叶。梅关珠玑古道是中原及江南百姓因战乱等原因向广东珠三角大迁徙中最大的通道。大批中原百姓途经此古道，暂住“歇脚”，或滞留长住，经几代繁衍后再中转南下珠三角，故珠玑巷成了广府人最大的来源。

唐宋时期，珠三角经过长期的泥沙堆积，洲滩渐露，河网初具雏形。唐代末年，中原内地战乱频繁，不少氏族为避战祸和自然灾害，纷纷经江西南安(大余)越梅岭南来，来到南雄珠玑巷居住数年或数十年，他们逐渐适应了岭南地区气候和生活习惯之后，才逐步南迁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其大片的荒滩并不断增生的沼泽地成为南雄珠玑巷农业迁民的目的地。宋统一后，珠三角筑堤围垦，粮食大增，促进了人口增长。北宋末年，北方汉人避乱大量南迁，至南宋时更甚，广东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北方移民占广东总人户的39%之多，珠江三角洲已成长为又一个人口稠密区。元代，沿海人口迅速增加，珠江三角洲取代粤北成为广东人口分布的重心。

明代初期，朝廷积极开发珠江三角洲，朱元璋在全国推行卫所屯田、寓兵于民的政策，大量军士移民迁入广东开垦土地，对广东地区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珠江三角洲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逐渐成为了广东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广州府人口居全省首位。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广府地区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既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文明，同时也吸纳西方科学文化。广州府的基本境域从元代开始一直稳定了七百多年。这一境域中的居民，长期处于同一中级行政区划之中，民风、民俗融合，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地域性民系文化。

广东南雄珠玑巷被称为广府人的祖居之地，是中国三大寻根地之一。珠玑巷的鼎盛期是唐、宋时期。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路，拓宽路面，梅关驿道成为中原和江南通往岭南的大道。是中原南迁氏族的驻足地和发祥地，在岭南人文史上有重大影响。据史料记述，珠玑巷人向南迁移的史事从唐朝开始，但重要的迁移事件主要发生在北宋末期至元代初期的二百多年间，大规模的有三次，陆续个别南迁的有一百多次。

唐代末年，中原内地战乱频繁，不少氏族为避战祸和自然灾害，纷纷经江西南安(大余)越梅岭南来，来到南雄珠玑巷居住数年或数十年，他们逐渐适应了岭南地区气候和生活习惯之后，才逐步南迁珠江三角洲。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战祸遍及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史称“靖康之难”。宋朝被迫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由此引发了中原族人的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其中一部分南迁南雄珠玑巷。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侵，临安陷落，南迁江南的中原族人又不得不再次南迁，拥进广东、福建等地。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挥戈南下攻陷南雄、韶州，为避兵燹，那些于北宋末年及以后移居南雄的北方士民又于宋末元初继续顺北江南迁珠江三角洲，南宋王朝最后亡于江门新会厓山。明朝末年，南明小朝廷迁延岭南日久，直至最后覆亡，岭南遗民的传统由此建立。

广府人称珠玑巷为“七百年前桑梓乡”，明代嘉靖《广东省志》引《南雄府图经》说：“岭上古有珠玑巷……今南海衣冠多其子孙。”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吾广故家望旅其乡从南雄珠玑巷而来”。清《广东通志》云：“珠玑在南雄府保昌县沙水寺前，相传广州梁储、霍韬诸望族，俱发源于此”。乾隆《南雄府志》说：“广州故家巨族，多由此迁居。”明清纂修的广州府各家谱记其祖先宋代辗转来自珠玑巷的比比皆是。据对家谱、方志等有关资料的统计和实地调查结果显示，珠玑巷南迁的姓氏150多个，移民家族有797支之多。在珠江三角洲，名唤珠玑的街巷很多，江门新会城区有珠玑里，广州有珠玑路，东莞有珠玑街，南海九江有珠玑冈，都是为纪念故乡南雄珠玑巷而得名。

祠堂

广府祠堂广泛分布于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广府民系聚居的区域，宋朝时，大量北方人为躲避战乱，越过大庾岭进入岭南，在珠玑巷暂时落脚后，南下珠江三角洲，开村居住。这些“聚族而居”的村庄，一般会按姓氏系别修纂族谱，如果条件许可，还会修建祠堂。明代颁布《圣谕六条》，要求百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并逐渐放宽了民间立祠的限制。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的广府人极力修谱建祠，成为助推器。由此，广府地区出现了建祠的第一个高峰。

明末清初，战争频繁，广府祠堂的兴建陷入低谷。广州“一口通商”后，经济迅速恢复，积累了大量的宗族财产，广府迎来历史上的第二个立祠和修缮祠堂的高峰期。人们利用装饰中富有地方特色的图案来传达和睦、孝道、伦理、忠勇等家国思想。另一个是出现了以陈家祠为代表的“合族祠”，以原贡院附近的大小马站、流水井、越华路、广卫街等处分布最为集中，比如何家祠、朱家祠、赵家祠等。

广州就有1300多座祠堂，如广州钱岗村的广裕祠，是南宋末年丞相陆秀夫后人为纪念陆秀夫而建的广府家族祠堂，它记载了广府人的祖先从中原一路南迁的艰辛与辉煌。深圳凤凰古村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后裔聚居的广府村落，保留有文氏宗祠。江门市新会区慈溪村是南宋赵氏皇族村，保存众多广府祠堂。珠海市斗门区南门村也是南宋赵氏皇族后裔聚居的广府村落，保存有赵氏祖祠菉猗堂。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是孙中山先祖故居，是广府村落，保留有孙氏宗祠。中山市南朗镇左步村的双壮孙公祠是孙中山的祖祠，也是广府建筑的典型代表。

镬耳屋

广府民居风格在南宋以后逐步建立起来，至清代中叶已经相当成熟。主要代表形式是布局整齐的梳式布局村落和三间两廊式的合院，镬耳式的山墙此起彼伏，形成蔚为壮观的广府民居特色。镬耳屋是珠三角传统广府民居的典型代表，屋子的山墙砌成镬耳状，故称“镬耳屋”。

古建筑学研究专家张一兵认为广府文化作为清朝以前深圳文化的主流文化，也是深圳传统建筑的主要来源。张一兵表示，无论是从其基本形制，还是从其施工程序、使用材料上看，深圳地区现存的传统建筑有相当一部分含有大量来自广府文化中心地的传统文化因素，这些建筑文化现象无疑是来源于广府传统文化。

广府民居延续了中原民居青砖黛瓦的建筑风格，又融合了江南民居的特点，镬耳状山墙在江浙地区称为“观音兜”。其建筑特点是瓦顶建龙船脊和山墙筑镬耳顶，用于压顶挡风。“镬耳屋”一般为砖木结构，多用青砖、石柱、石板砌成，青砖（麻石）砌墙，阶砖铺地，红、白石板铺天井，外墙壁均饰以花鸟、人物图案。镬耳的山墙可挡风入巷，让风通过门、窗流入屋内；火灾时，高耸的山墙可阻止火势蔓延和侵入。

在明清时期的广府民居中，一般是出过高官的村落，才有资格在屋顶竖起镬耳封火山墙，体现出一种激励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内涵。镬耳屋象征着官帽两耳，具“独占鳌头”之意，唯有功名的乡绅方能采用，也是家境殷实的象征。后来，只要是发了财的村民，都会建造一所镬耳屋以显示其富有与气派。间或也有以蠔壳代替青砖建造的镬耳屋，很有特色，据说冬暖夏凉。按照传说和习俗，镬耳屋的修造必须遵循祠规、族谱所拟定的标准、样式、尺寸。有功名、有官位、有名望的家族才能依照品级高低、财富多寡建立高低不一的镬耳墙，否则即为名不副实。镬耳屋的封火墙又称“鳌头墙”，是为“独占鳌头”；前高后低，层递而上，是为“步步高升”；天井两侧两排厢房，俗称“双登带”；行列之间，以青石板路铺就，一路向上，是为“青云直上”。

镬耳屋的内部格局便是广东民居典型的“三间两廊”的肌理，三间两廊是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延续，只是因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而发生了变化。“三间”指的是排成一列的三间房屋，其中间为厅堂，两侧为居室。三间房屋前为天井。天井两侧的房屋即为“廊”。“两廊”一般用作厨房或门房。这种廊檐相间的布局，刻意营造虚实相结合的意境，一方面便于空气流通、消暑散热；另一方面靠着廊庑连接了建筑的骨骼，起到隔绝风雨、遮挡阳光的作用。当然，有的镬耳屋的间数不止如此。开间越多意味着等级越高，这自然与先民的等级观念相关。

广东现存的广府建筑群有番禺学宫、陈白沙祠、陈家祠、碧江金楼、佛山祖庙、资政大夫祠、庐江书院、万木草堂、青云书院、锦纶会馆、岭南印象园、沙湾古镇、大旗头古村、深圳凤凰古村、深圳南头古城、深圳平湖老围、深圳思月书院、深圳王大中丞祠、深圳黄思铭公世祠、深圳沙井江氏大宗祠、深圳沙井曾氏大宗祠、深圳大涌郑氏宗祠、深圳大涌大王古庙、深圳清湖廖氏宗祠、深圳壆岗陈氏大宗祠、深圳辛养陈氏大宗祠、深圳皇岗庄氏宗祠、南社古村、黄埔村、周氏大宗祠、黄埔南湾村、坑贝古村、塱头古村、阮埇村、罗格孔家村、碧江村、长岐古村、深井古村、九江烟南烟桥村、莘田村、松塘村、莘村、黎边村、逢简村、璜溪村、莲塘村、上岳村、大岭村、瓜岭村、岗头村等等。

碉楼

开平碉楼是广府民居之一。1855年至1867年随着客家人的迁入，开平土地上爆发了一场本地人和客家人的恩怨斗争。当时开平本地人出海外经商、工作，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带着从海外积攒的财富回到家乡。这些财富也招来了土匪的惦记，甚至直接上门抢劫。这时，原本要买地建房、光宗耀祖的华人华侨大多将房屋建成了“碉楼”样式，保卫家族安全。其实碉楼原型在明朝就已出现，但兴盛起来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据统计当时开平就有超过千座碉楼，鼎盛时期超过3000座。

西关大屋

西关大屋是过去豪门富商在广州西关

广府民系的粤方言保存了唐宋时期的中原音韵，其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古汉语普遍存在的”入声”。北宋初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官方权威发音韵律书《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里面标注的文字发音与现今的粤方言高度吻合，因此大量的唐诗宋词现在只有用粤方言来读，才能符合诗词基本的“韵律美”。

清代学者陈澧对《广韵》和广州方言有深入的研究。在《广州音说》中，他详细论述了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韵》，因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徒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也认为粤方言是唐代国语。元朝时期，元政府以大都(北京)话为基础，编制了《中原音韵》，借以取代原来的《广韵》，将入声分派到其他三声，导致北方话声母结构迥异于古汉语，无入声、无浊音，粤语、吴语等方言成了古汉语的孑遗。

桑园围始建于北宋徽宗年间，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这与两宋年间，来自中原的珠玑巷移民抵达南海、顺德开基是分不开的，他们带来了中原、江南农耕水利丰富的生产经验。桑园围水利工程的建设开启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大规模基围农耕开发的历史，是桑基鱼塘生产方式的发端，是广府文化的共同精神家园。也是唐宋以来中国东部人口南迁、经济区拓展和重心南移的历史过程的重要见证。

由于桑基鱼塘的兴起，当地养蚕业更从唐宋时的每年五收发展到七收、八收。创造出当年未必预期到的奇迹--从桑园围“一船蚕丝去”，到清代十三行“一船白银回”，裕国通商，帆济五洋。珠江三角洲也成为广东丝绸的主要产地，形成了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喂蚕，蚕沙饲鱼，塘泥肥桑的循环农业模式和蚕桑文化。

1873年，南海人陈启沅在自己故乡简村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这标志着缫丝技术的改进。到1922年，全省桑地面积达187.2万亩，生丝产量达6278吨，占全国总产量三分之一。可以说，没有昔日的“桑基鱼塘”，就不会有今日富饶的珠三角。

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人数为1283人，其中番禺为260人，占20.3%；南海357人，占27.8%；顺德238人，占18.6%； 东莞193人，占15.0%；江门231人；香山（中山、珠海）138人。佛山所辖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县历代的乡贡和进士人数占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数的48.7%，几乎占半壁江山。

广东历史上一共出过9位文状元和5位武状元，其中顺德、南海各出了3位状元，而且都是2位文状元和1位武状元，番禺也出了2位文状元，分别为简文会、张镇孙、伦文叙、黃士俊、庄有恭、梁耀枢、朱可贞、姚大宁。

佛山出过7个状元，占广东状元数量的一半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广东状元之乡。这与佛山作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很大关系，佛山正处广府文化的核心区域，并以南番顺地区最为典型。清代进士吴荣光曾任职湖广总督一职，他曾说：“国朝制科，广东九郡举人中额七十有二名，每科广州郡几居其半，广州十四属，南海又居其半。”

明代，广东考中进士共855人，其中广州府就有462人，占全省进士总数的55%，著名人物有内阁首辅梁储、尚书湛若水、礼部尚书霍韬、吏部尚书方献夫、礼部尚书黄士俊、大学士何吾驺、户部尚书李待问、户部尚书张泰、礼部尚书何维柏、刑部尚书徐兆魁、礼部尚书李孙宸、工部尚书陈绍儒、佥都御史庞尚鹏、浙江按察使周新、抗清名将袁崇焕、岭南三忠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副都御史罗亨信、状元伦文叙等等。

清代，广东考中进士共965人，其中广州府就有570人，占总数的59%，著名人物有四川总督骆秉章、军机大臣戴鸿慈、闽浙总督何璟、两江总督庄有恭、四川总督曾望颜、安徽巡抚邓华熙、湖南巡抚吴荣光、广西巡抚刘其昌、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吉林巡抚陈昭常、广西巡抚黄槐森、礼部侍郎李文田、国务大臣梁士诒、状元梁耀枢、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等等。

宋代，广东开始设立书院，有26所。广东第一间略具规模的书院是广州禺山书院，建于南宋嘉定（1208-1224）年间，遗址位于当时广州府学背后（越秀区中山四路附近）。除禺山书院外，广州还有番山书院和濂溪书院两间，而佛山有6所书院。元代，在广州创立的书院有玉岩书院和濂泉书院。

明代时期，随着私人设书院讲学之风渐起，广东书院数量激增，创建的书院达150所，总数已位居全国第三。广东名儒陈献章创立了很有影响的江门学派，广东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中心。而湛若水、方献夫、霍韬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创建了大科书院、石泉书院、四峰书院、云谷书院四大书院，并在此切磋学问、讲学，藏修十余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名儒，西樵山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理学名山”。宋明理学昌盛，有几座南方理学名山，宋代以武夷山、庐山为主，明代则首推广东南海的西樵山。

清代，广州的书院发展空前，据记载，清代广州书院在数量上据全国之首，学堂书院不仅数量众多，形式齐全，而且分布集中。当时，省级的粤秀书院、越华书院与府级的羊城书院并称“广东三大书院”，堪称清前期广东教育的中心，而县级的西湖书院、禺山书院同样不遑多让，其后在粤秀山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掀起了广东书院的改革风气，广东也一跃而成为全国朴学研究的重地，促成广东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

广州除了官办书院众多，民间书院（宗族祠）同样发展迅速，鼎盛时期达数百间，在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连成了壮观的书院群，形成了多层次的民间教育网络。而西樵山有三湖书院、云溪书院和云瀛书院，三湖书院更孕育出思想家康有为。肇庆有端溪书院，是“广东四大书院”之一。

1839年，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布朗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式学堂。课程设置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地理、音乐等，学制3至4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容闳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中国第一位留学英国的大学毕业生、第一代西医黄宽也是马礼逊学堂的高才生。1864年，清政府在广州创办广州同文馆，它是广州最早的一所外语学校。

1898年，梁肇敏、邓家仁、陈芝昌等人就在广州西关创立了时敏学堂，学堂开设了修身、国文、地理、政治等富有现代特色的课程。随着社会各界“教育兴国”的呼声不断，迫于形势，1901年，清政府颁布了“兴学诏”，要求将各地的书院改为小学堂、中等学堂和高等学堂，推行西式教育，广东广雅书院、越华书院、禺山书院、格致书院等书院相继改为广东高等学堂、广府中学堂、番禺初级师范学堂、岭南学堂。当时的岭南学堂还开设了足球、网球、棒球、田径、游泳等体育活动，学堂借鉴欧美，将低年级的学生编为童子军，组织体育锻炼，高年级的学生组成陆军团，完全采用军事化的管理。

南宋时期，名臣崔与之与弟子李昴英在广州创立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菊坡学派，是当时岭南学术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的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要培养的是有正气、有学识、有能力、有功绩的读书人。菊坡学派在思想上重仁治，重君，重才观。李昴英便是菊坡学派培养的岭南历史上第一位探花，其主要门生有陈大震、张镇孙、李春叟、何文季等。

明代，广东大儒陈献章提出了以“自然为宗”、“学贵自得”的哲学主张，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代心学先河，创立了“江门学派” 。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明朝于万历十三年（1585）将陈献章从祀孔庙，追谥文恭。陈献章成为岭南地区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也是明朝从祀孔庙的四人之一。其主要门生有湛若水、梁储、林光、张诩、贺钦、邹智、陈茂烈、何维柏、叶梦熊、陈吾德等。

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提出“格物为体认天理”与“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创立了“甘泉学派”，终至自成理学的一大门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湛若水在全国各地创办书院近40所，弟子多达数千人，遍布大江南北，促进了明代心学的发展与繁荣。湛若水的主要门生有吕怀、洪觉山、唐枢、何迁、蒋信、郭棐、冯从吾等。明代广府地区的理学家还有霍韬、方献夫、黄佐、王渐逵、陈建等。

清代，广州形成了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陈澧是位通晓天文地理、乐律算术、骈文填词的岭南大儒，是广东朴学的代表人物。钱穆评陈澧为“晚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学术史上主汉宋兼采，力主新式学风” 。陈澧的著作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等，以《东塾读书记》影响最大，现代学者傅斯年把它列为青年学生了解清代学问的入门书。陈澧的主要门生有梁鼎芬、桂文灿、廖廷相、陈伯陶、陶福祥、温仲和、黄绍昌、文廷式、于式枚、汪兆镛、谭宗浚、徐灏等，其学术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

同时佛山也出现了以朱次琦、简朝亮、康有为为代表的“九江学派”，他们提出经学与史学结合，以及强化史学的独立。清代广府地区的儒学家还有冯成修、劳潼、曾受一、胡方、冯龙官、曾钊、林伯桐、侯康、黄培芳等。

鸦片战争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力主变法强国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学，主张兴办学校。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研究维新变法理论，其门生有梁启超、陈千秋、徐勤、麦孟华、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陈和泽、林奎等，世称康门“十大弟子”。

近代以来，广府地区出现了众多中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先驱人物，包括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中国航空之父--冯如、中国革命空军之父--杨仙逸、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照相机之父--邹伯奇、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中国防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中国飞艇设计第一人--谢缵泰、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何炳林、中国微波之父--林为干、植物学家陈焕镛、历史学家陈垣、法学家伍廷芳、王宠惠等等。

宋代之前，广东的文学中心一直位于粤北地区。从宋代开始，珠三角地区逐渐取代粤北成为岭南文学中心，崔与之、李昴英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崔与之更是开岭南宋词之始。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多位诗人在广州南园创立南园诗社，代表人物有孙蕡、黄哲、王佐、李德、赵介，人称“南园前五子”，他们开创了岭南诗坛新局面，形成“岭南诗派”，成为明初中国诗坛五大流派之一，岭南诗派已与其他四大诗派并驾齐驱。

明嘉靖年间，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五人因追慕“前五先生” 而重结南园诗社，被尊称为“南园后五子”。明末，在陈子壮的发起下，黎遂球、曾道唯、高赍明、谢长文、区怀年、苏兴裔、梁佑逵等12人，再结南园诗社，复兴南粤诗坛，称“南园后劲”。明代珠三角的文学家还有伦文叙、黄衷、陈邦彦、邝露、黎贞等。

清代，珠三角出现了以“岭南三大家”和“岭南七子”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包括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程可则、王邦畿、方殿元、方还、方朝、张维屏、李晚芳等，岭南诗坛与中原、江浙诗坛三足鼎立。“岭南三大家”的诗作在清代诗坛享有极高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居于重要地位。近代，珠三角地区仍保持宋元以来的中心地位，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吴趼人、黄节、梁鼎芬、罗瘿公等人物。据统计，从西汉到近代，广东境内有籍贯可考的、有文集行世的文学家近1800人，其中珠三角广府地区就有1405人，占总数的78.1%。

宋代，珠三角的书法家有李昴英、崔与之，现存南山题名石刻就是出于李昴英之手书。从明代开始，珠三角涌现出较多知名的书法家及其作品。陈献章是当时广东的大书法家，门下弟子甚众，自成一格，形成“白沙书派”，开岭南书法之先河，陈献章追求书境妙造自然，晚年以茅根作笔被称作茅龙笔，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写出龙飞凤舞的书法作品。“白沙书派”代表人物有湛若水、赵善鸣、邓翘、萧文明等。明代中叶的代表人物有黎民表、黎民衷、黎民怀三兄弟。其中黎民表留在德庆锦石山（华表石）绝顶壁上的手迹是广东金石中的著名遗迹。

明末至清代是岭南书坛的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有王应华、邝露、陈子壮、屈大均、陈恭尹、彭睿、苏珥、黎简、吴荣光等。王应华是明代岭南书坛一大家，邝露书风遒丽奇雅，传世珍品较多。屈大均、陈恭尹、彭睿是明末遗民书家中成就最大的三位。屈、陈书法清健超逸，彭氏善草书，被人称为“草圣”，其书画人称“竹本派”。

近代以来，岭南书法代表人物有苏引寿、苏仁山、苏六朋、朱次琦、陈澧、李文田、康有为、梁启超、崔斯哲、江孔殷、张柏桢等。李文田自创具有岭南特色的碑派书法，对广东及整个岭南书坛作出重要贡献。岭南碑派的领袖应推康有为，门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启超、崔斯哲、江孔殷、张柏桢等。其中成就最大的应数梁启超。民国时期的岭南书法名家辈出，有王秋湄、叶恭绰、胡汉民、林直勉、容庚、商承祚等。在帖学书法上的名家有潘飞声、程景宣、商衍鎏、桂坫等。

广东画坛从明清起有较大发展，人才辈出，主要以珠三角广府地区为代表。明代南海林良是宫廷中最杰出的水墨花鸟画家，是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水墨写意画派的开创者，在明代院体画中独树一帜，对后世画坛，包括宫廷画家、职业画家、文人画家均产生重大的影响。东莞张穆著称画马，新会高俨擅长山水，顺德黎简诗书画皆绝，顺德苏六朋、苏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虫，重视取法自然，创造了“撞水”、“撞彩”技法。明清的代表人物还有颜宗、何浩、张誉、谢兰生、罗天池、张如芝、陈璞等。

清代，随着广州国际贸易繁荣，洋画家也来此谋生，并收徒授业，培养出第一批中国油画家，代表人物有史贝霖、关乔昌、关联昌等，史贝霖是“中国最早的油画家”。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来华传授水粉画技法，大大提升了广州“外销画”水准，关乔昌即为其高徒，关乔昌的《老人头像》曾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是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近代，珠三角更诞生了“中国油画之父”--李铁夫，以及司徒乔、罗工柳、黄新波等著名画家。

20世纪初，在珠三角诞生了“岭南画派”，其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主张以倡导艺术革命，在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东洋、西洋画法，自创一格，着重写生，多画中国南方风物和风光，章法、笔墨不落陈套，色彩鲜艳，学者甚众，它与京津派、海派三足鼎立，成为20世纪主宰中国画坛的三大画派之一。代表人物有黎雄才、关山月、方人定、赵少昂、杨善深、高剑僧、何香凝、卢传远、李抚虹、容大块、黄独峰、司徒奇、赵崇正、何磊、黎葛民、黄幻吾、何漆园、黄少强、陈凝丹等。此外还出现了冯润芝、关蕙农等知名的月份牌画家，冯润芝的弟子有罗叔重、邓芬、黄鼎苹、马慈航等。

岭南古琴从宋代传入珠三角，南宋末年，金元入侵中原，南宋皇帝被迫南迁至广东冈州崖山（今江门崖山），中原琴艺也在冈州留下一批琴谱，相传《古冈遗谱》就是在当时遗留下来的古琴谱。明代时，著名琴人辈出，有陈献章、邝露、陈子壮、陈子升等。清代，岭南琴派声名渐显，创始人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广东新会人黄景星。琴谱和琴学论著方面有黄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谱》、何斌襄的《琴学汇成》、朱启连的《鄂公祠说琴》、容庆瑞和林芝仙合编的《琴瑟合谱》等。著名曲目有《碧涧流泉》、《水东游》、《双鹤听泉》、《渔樵问答》、《鸥鹭忘机》、《平沙落雁》、《乌夜啼》、《神化引》等。

近代，珠三角诞生了“中国现代音乐之父”--萧友梅。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带产生了广东音乐，是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种，其前身主要是粤剧过场音乐和烘托表演用的小曲，约在二十世纪初期，发展成为独立演奏的器乐曲。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涌现了严老烈、丘鹤俦和人称“何氏三杰”的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等名家，以及“四大天王”的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音乐人才，创作出《彩云追月》、《平湖秋月》、《旱天雷》、《赛龙夺锦》、《步步高》、《倒垂帘》、《娱乐升平》、《雨打芭蕉》、《杨翠喜》、《双声恨》等著名乐曲。

20世纪20年代，旅居上海的吕文成等广东音乐人除了创作乐曲外，还灌录了大量唱片，广东音乐开始在全国流行。二三十年代之后，东北、西北、广西、天津、上海等地纷纷成立广东音乐社团；60年代起，中国各地音乐社团或专业的文艺团体都有上演广东音乐；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或欧洲等凡有广东侨民的地方也多有演出。20世纪40年代后，不少广东音乐名曲更成为了国宴、迎宾音乐而被誉为“国乐”。广州番禺区沙湾镇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音乐之乡”。

粤商（即广东商人）与晋商、徽商并称为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以珠三角广府商帮作为代表。明清时期，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他们所建立的广东会馆、岭南会馆、广肇会馆、粤东会馆在全国的地域分布相当广泛，以今天的省份地域来看，以北京、上海、江苏、四川及广西分布的数量最多，其他如江西、福建、湖南、山东、东北、湖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台湾、甘肃、云南等省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分布。

1685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1757年，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通过十三行，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维持了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其结果是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十三行也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显赫，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代表人物有卢观恒、梁经国、吴健彰等。广州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广东商人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广东人追随洋商的脚步来到上海，粤商也成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商帮之一，其中以广府地区的香山县和南海县的商人为主。他们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他们积极投身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中，开办航运、电报等新兴行业，开矿山、造机器，几乎参与了中国近代新型工业绝大部分项目的投资、运营，是近代中国工商社会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代表人物有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梁炎卿、陈启沅、薛广森、唐翘卿、徐荣村、马应彪、郭乐、简照南、简玉阶、冼冠生、卢根、罗明佑、唐廷桂、莫仕扬、郑翼之、李煜堂、方举赞、郑伯昭、陈炳谦、曾焕堂、蔡昌、李敏周等等。

现代广府商帮涌现出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郭得胜家族，香港四大家族中就占三席。还包括李文达、吕志和、何鸿燊家族、李佩材家族、利希慎家族、周永泰家族、马万祺、何贤、杨惠妍、何享健、王卫、张志东、庞康等等。

南海神

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诏建四海神庙祭四海，在广州建南海神庙，而火神祝融也正式被尊任为南海神庙供奉的“海神”。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加封南海神为“洪圣广利王”，民间自此又将南海神称为“洪圣王”。除了在南海神庙的官方祀典外，民间亦形成了各种各样、形式庄严的祭祀活动和大量的南海神“离宫”洪圣王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二百多座“洪圣王庙”，实际就是南海神庙。洪圣诞又称南海神诞、波罗诞，诞期是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日，是民间为庆祝南海神祝融诞辰而举行的迎神赛会活动。

北帝

北帝又叫真武大帝、是广府人最崇拜的神祇之一。北宋以来，玄武崇拜日盛，尤其是北宋边患频繁，作为北方主神的玄武，其崇拜得到官方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中原人口大量南向迁移，玄武崇拜也就跟着来到了岭南。明朝初期，燕王朱棣认为皇权的获得，是因为北帝的庇扩，把北帝祭祀列为国家大典，玄武信仰也因此进一步遍及全国。北帝崇拜在明代以后也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信仰的主流之一。北帝祀典上升成为官方礼制，不仅供奉北帝的祠庙遍及各乡，而且村民的家中也普遍供奉着北帝的神位。明清以来，佛山祖庙和北帝崇拜在珠江三角洲、港澳地区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

岭南园林主要指珠三角地区广府园林，是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三大流派之一。清代前期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经济秩序基本稳定，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陆续开始了园林建设，基本上形成了北京、江南、珠江三角洲三个中心。珠三角很多致仕的官员和文人雅士回乡后都建造私家园林，主要是为了修身养性、颐养天年，闲暇时邀约一帮文人雅士吟诗作画。

如顺德清晖园原为明代状元黄士俊的府邸，后再由清代大良进士龙应时、龙廷槐、龙元任家族陆续建成；番禺余荫山房是清代举人邬彬所建；东莞可园的创建人张敬修官至江西按察使，他金石书画、琴棋诗赋样样精通；佛山梁园的主人梁蔼如官至内阁中书，同时也是清代岭南的书画名家；广州听松园的主人是晚清爱国诗人张维屏，曾任湖北黄梅县知县、江西南康府知府；杏林庄园主邓大林是清道光进士，曾在山东任知县，是一位诗人、画家；六松园是潘有为为父亲修建的颐养天年的园林，他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康园是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置办的产业，康有为小时候曾在园中的小蓬仙馆读书，1887年他在康园完成《人类公理》一书。

在18至19世纪初期，广州海珠区、西关一带曾涌现出众多由十三行商人兴建的规模宏大、雍容华丽的私家园林，包括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被称为“行商庭园”。它们不仅是岭南园林的巅峰之作，还引发了清代时期欧洲各国模仿“中国式”园林的盛况，使中国式园林在欧洲风靡了近百年。现存的清代岭南四大园林分别是清晖园、余荫山房、梁园、可园，其他著名园林还有宝墨园、岭南和园、粤晖园、粤剧艺术博物馆等。

岭南园林的独特风格：求实兼蓄，精巧秀丽。在建筑形式上有比较鲜明的特色：一是通透、朴实。二是装修精美、华丽，大量运用木雕、砖雕、陶瓷、灰塑等民间工艺、门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细刻，再镶上套色玻璃做成纹样图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犹如一幅幅玲珑剔透织绵。三是布局形式和局部构件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如中式传统建筑中采用罗马式的拱形门窗和巴洛克的柱头，用条石砌筑规整形式水池，厅堂外设铸铁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岭南文化特点。

岭南庭院布局大致有四种：(1)建筑绕庭；(2)前庭后院；(3)书斋侧庭；(4)前宅后庭

岭南园林的营建，最重视的是选址，选址大多在自然景色优美的地方，因此，造园时在宅园与外界交界处，利用环境景观最好的面向采取开敞的方式进行布局。岭南园林常用的手法就是借用水面，水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平坦开阔，视野宽广。而且还将厅堂作为界面，在园内可观赏园外风光，而园外观看园林建筑，因造型之优美更显出园林的魅力。利用楼阁或假山抬高视线，当登上楼阁或假山时，不仅园内空间景色一览无余，而且能望到园外的溪流、池湖、田野，还有远处的峦群山峰，庭园高处视野开阔，高瞻远瞩，有海阔天空之感，园林构成十分丰富，取得了“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效果。

粤剧

粤剧（Cantonese Opera），又称“广东大戏”，发源于佛山，是以粤方言演唱，汉族传统戏曲剧种之一。粤剧源自南戏，源流可追溯到明代嘉靖年间，是以明清时期流入广东的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诸腔为基础，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所形成的以梆子（京剧称西皮）、二黄为主的中国南方一大剧种，其唱腔属皮黄系统板腔体。粤剧形成于广东，后传入广西、香港、澳门，在东南亚和美洲各国有华侨居住的地方均有粤剧演出。由于广府人的先祖来自不同地域，所以粤剧是受到汉剧、徽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影响而发展起来，取各家之长，自成风格，既与传统的戏曲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

粤剧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形成之初，用民族乐器伴奏，以戏棚官话演唱。是揉合唱做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的表演艺术。清雍正五年间，北京名伶张五，人称摊手五，因躲避清廷的追捕，化装易服逃亡来粤，寄居于佛山镇大基尾以京剧昆曲教授红船子弟（粤伶以红船为交通工具，“红船子弟”便成为粤剧艺人的代称），建立“琼花会馆”，是粤剧界最早的戏行组织，佛山遂被称为粤剧的故乡。其时佛山多迎神赛会，逢神诞必要上演粤剧，清代有一首竹枝词描写了这一盛况：“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年，万人围住看琼花”。

到了清朝末期，文化人为了方便宣扬革命而把粤剧演唱语言改为粤语，使广州人更容易明白。辛亥革命后，粤剧受文明戏、话剧的影响，20年代以后又受西方现代电影艺术的影响，从而引进了时代歌曲和西方爵士音乐 ，除使用民族乐器演奏外，还使用了小提琴、电吉它、爵士鼓、小号等。建国以前的三十年间，粤剧在演出风格上基本分为“省港大班”与“过山班”（或称“落乡班”）两大派系。深圳的粤剧流行于罗湖、福田、南头、蛇口、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公明、光明、平湖和大鹏等粤语地区。

首任粤剧“八和会馆”会首的邝新华，不但是“同治中兴”的代表，也是著名的文武老生，演过《苏武牧羊》、《太白和番》、《李密陈情》等名剧。清末民初之交，更是群星闪耀，名伶辈出，如千里驹、肖丽湘、小生聪、周玲利、李雪芳等等，俱皆驰名于海内外。千里驹有“花旦王”之称，李雪芳则被康有为誉为“南雪北梅”，与梅兰芳并提。三十年代在粤剧史上称为“薛马争雄”的时代，薛觉先接近京剧风格，表演技巧比较全面，生旦净丑无所不能，有“万能老倌”的绰号，但以演小生出色，代表性剧目有《胡不归》等四大悲剧的马师曾以丑角取胜。他在以“孤寒种”(吝啬鬼)为主角的组剧中，尽情揭露封建财主资本家的丑态，有莫里哀之风。不但在两广、港澳和东南亚等地，为广大观众所倾倒，在美国多年，也深受欢迎。

粤曲

自明代晚期至现代，广府地方曲艺有木鱼歌、龙舟歌、南音、粤讴、粤曲及粤语说书等。其中，粤曲是广府曲艺的代表，它是用粤语演唱的曲种，源于戏曲声腔，流行于粤语方言地区以及在海外的广府人聚居区。2011年5月，粤曲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粤曲形成于晚清时期。清道光初年，广东的八音班乐工以清唱为主，兼唱外江戏唱腔，后来逐渐改唱粤剧唱腔。同治初年，经失明女艺人“师娘”继承发展趋于成熟。民国初期，师娘开始进入茶楼开设的曲艺茶座演唱。此后明眼女艺人（称为“女伶”）逐渐取代师娘演唱粤曲，改坐唱为站唱，改一人多角为一人多腔。1918-1938年期间，是女伶阶段的全盛时期。她们改“戏棚官话”演唱为粤语演唱，改假嗓为真嗓，并划分为大喉、平喉(此为男角专用腔)、子喉(为女角专用腔)3种唱法，粤曲进入了鼎盛时期。

粤曲各个时期均产生有杰出人才。“师娘”时期有月英、汉英、翠燕、馥兰、群芳、二妹等。“女伶”时期代表性人物是大喉唱家熊飞影，子喉唱家张琼仙(又名张玉京)和四大平喉唱家的小明星(邓曼薇)、徐柳仙、张月儿和张惠芳。建国后的名演员更是人才济济，有李少芳、关楚梅、黄佩英、何丽芳、白燕仔、谭佩仪、黄少梅、李丹红等等。粤曲早期曲目大都来自粤剧的班本，师娘时期的八大名曲有《百里奚会妻》《辨才释妖》《黛玉葬花》《六郎罪子》《弃楚归汉》《鲁智深出家》《附荐何文秀》《雪中贤》。女伶时期，著名演员均拥有自己的首本曲目。如熊飞影的《岳武穆班师》，小明星的《知音何处》，徐柳仙的《梦觉红楼》。抗日战争时期，还产生了不少抗战题材的曲目，如小明星的《恨锁五羊城》《人类公敌》，徐柳仙的《热血忠魂》《血债何时了》，李少芳的《烽火危关》《闻鸡起舞》等。

粤曲重唱功，讲究声腔艺术，分大喉、平喉、子喉三大类。音乐性强，曲调优美，曲牌板式极为丰富，以梆子、二簧两大腔系为主体，吸收地方歌谣、小曲、小调为辅。表演形式除继承传统的清唱外，还发展了说唱、弹唱、表演唱、小组唱、小合唱等。近年，粤曲在专业演出中日渐消寂，但随着民间私伙局的发展，粤曲从民间得到了维持其旺盛生命力的土壤。

南音

广府南音形成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是流行于珠三角和香港、澳门的一种传统说唱曲艺。广东南音源于外省的南词班且吸收江、浙的“扬州弹词”等曲种的音乐经衍变、发展，逐步形成以南音唱腔的歌谣体系。

粤讴

粤讴是清代中叶珠江三角洲一带流传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它是由冯询、招子庸等人在木鱼、南音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起来的，以广州方言咏唱。

广府民系的工艺美术，品类繁多，有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如“广绣”、“广彩”、“广雕”、“广式家具”、“广珐琅”、“广州外销扇”；佛山陶瓷、木版年画、剪纸、金银铜锡箔、染色纸、狮头、彩扎灯色；新会葵扇；东莞和南海烟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筑装饰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砖雕等，其中以粤绣、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广绣

广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起源来自于女性闺阁之技，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被奉为广绣始祖的是唐代广东南海贡奇女卢眉娘。据唐代《杜阳杂编》记载，永贞元年（805年），广东南海进贡朝廷的14岁姑娘卢眉娘，她的祖先是南北朝时代北朝帝王的老师卢景祚兄弟的后代，后来流落岭南，她于皇宫中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7卷，字如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足见其技之精。唐顺宗皇帝叹其工，谓之神姑。而唐宪宗皇帝更赠给她金凤环戴在手腕上，嘉奖其聪慧而奇巧。

到明代中期，广绣已扬名海外。后来，广绣开辟了对外贸易活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亲自倡导成立英国刺绣同业公会，按广绣作坊形式组织英王室绣庄，王室绣庄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英王查理一世倡导让广绣艺术传播英伦三岛，并动员国人种桑养蚕，当时广绣被西方学者称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 物”，英、法、德、美各国博物馆均有收藏，故宫博物院

广彩

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产生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所谓织金彩瓷，就是在各种白胎瓷器的釉上绘上金色花纹图案，仿佛锦缎上绣以色彩绚丽高雅华贵的万缕金丝，然后用低温焙烧而成。广彩是运用中国织锦图案的手法，以色彩艳丽、构图严谨、绘工精细著称，宛如无数金银彩丝织于白玉之上，显得是那么光彩夺目、富丽堂皇。作为外销瓷，广彩在清代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有“世界官窑”之称，欧洲许多国家的皇室用瓷都是广彩瓷品。在清代三大瓷器的出口数量上，广彩占了63%，远销欧洲、美洲、亚洲、非洲100多个国家。美国白宫和华盛顿博物馆都有广彩瓷器的收藏。此外，在土耳其伊斯丹堡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都有广彩瓷器收藏，单是大英博物馆就收藏了1717件广彩精品，法国已早有进口广彩的记载，当今遗存不少。

广雕

广雕雕刻艺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按雕刻的质体分类，可分为广州榄雕、牙雕、玉雕、木雕、石雕、砖雕、骨雕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广州牙雕、广州玉雕、广州木雕。清代以来，广州工匠根据西方客户的要求，选择各种名贵材料，精镂细刻，形成了新颖、生动逼真、精巧细腻的广雕艺术品，更成为朝廷贡品，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代表人物有陈祖章、翁昭、翁荣标、李定宁等。

核雕长期以来一直流行于中国南北各地，江苏、山东和广东等地的核雕艺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传统，所创核雕作品各具特色，历来为世人所爱重。广州榄雕是流行于广州市增城区一带的一种传统雕镌艺术，其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代表人物有清代乾隆年间的广州籍宫廷匠人陈祖章和咸丰年间的新塘民间艺人湛谷生等。广州榄雕以乌榄核为基本材料，增城自古盛产乌榄，为榄雕的形成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秉承岭南文化精神的广州榄雕刻工细腻精微，形态小巧玲珑，造型秀丽雅致，线条流畅生动。它可以分座件、挂件、珠串、核舟等品类，技艺形式则包括浮雕、圆雕、镂空雕等。以“东坡游赤壁”为题材的核舟是广州榄雕的传统样式，历代名家均有此类作品传世。陈祖章的雕橄榄核舟作品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广州木雕与北京的京式木雕，江苏的苏式木雕构成中国木雕艺术三大流派。广式木雕刻品起始于硬木结构建筑物上的雕饰，著名的光孝寺、六榕寺、陈氏书院、佛山祖庙等处留存的广式木雕较完整且有代表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广式的木雕多运用到家具上，当代人们所提的广式木雕，一般只指附着于红木家具上的雕饰。广州木雕注重保留木料的天然纹理，打磨光滑，髹漆明亮，配合各种形象的传统雕刻艺术，形成天工与人工相结合的风格效果。唐宋时期，广州海外贸易发达，东南亚国家的酸枝、花梨等木材经此入口，广州红木家具业迅速发展起来。到清代，西式建筑风格及西式家具传入，对广州红木家具进一步发展影响很大，从简单的线角图案雕刻发展到半立体多层次的浮雕、通雕甚至立体雕。广式家具继承了中国传统家具的风格，同时吸收了西方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艺术特点，形成了注重雕工，雕刻多、镶嵌多，繁复豪华的独特风格。清代时期，广东工匠曾是清宫造办处主力军，为迎合清皇室追求奢华的审美爱好，清宫造办处专门设立了“广木作”制作广式家具。据史载，清雍正到乾隆年间，广州木雕家具的能工巧匠董兆、李爵禄、杨有庆、罗元、林彩、贺五、梁义、杜志通等先后被召入京进宫，专门为皇室打造红木家具，作品有画桌、龙柜、香几、灯柱、椅、床等。现故宫珍藏的紫檀木雕花双顶八件大柜，就是乾隆元年广州工匠所做。在宫廷的示范带动下，广式木雕家具成为达官贵人的身份象征，除内地官府、富商每年来广州订做、采购大批酸枝家具外，有些官绅甚至直接将知名工匠请到家中，根据居家环境、个人喜好度身定做。广式家具一跃成为清代家具的正宗。

广珐琅

清代，西洋珐琅从广州传入中国，广州生产的珐琅俗称“广珐琅”，是朝廷的贡品，其中最著名的有画珐琅、錾胎珐琅、透明珐琅器等。

外销扇

中世纪以来，扇子在欧洲被女性视为必不可少的服装点缀品，因价格昂贵，欧洲宫廷贵妇往往以拥有一柄奢华精美的扇子作为炫耀攀比的资本。这些外销扇材质名贵、工艺奇巧、纹饰华美、色彩绚丽，是在清代中西海上贸易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外销工艺品。广州工匠将“广式”工艺与西洋审美相融合，包括象牙镂雕、玳瑁拉丝浮雕、累丝烧蓝、鹅毛彩绘、宝石镶嵌、鎏金错银等各种令人赞叹的制作工艺，创作出了大量中西风格共融、专供外销的扇子。这些精巧华美的外销扇价格相对低廉，极大满足了西方市场对扇子的热切渴望和需求。

广府菜（即广州府菜）是粤菜的代表，源自中原。集南海、番禺、东莞、顺德、中山等地方风味的特色，兼京、苏、扬、杭等外省菜以及西菜之所长，融为一体，自成一家。在烹调上以炒、爆为主，兼有烩、煎、烤，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有“五滋”（香、松、软、肥、浓）、“六味”（酸、甜、苦、辣、咸、鲜）之说。民间有“食在广州”的美誉，具有清、鲜、爽、嫩、滑等特色，“五滋”“六味”俱佳，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还兼容许多西菜做法，讲究菜的气势、档次。顺德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美食之都”称号。

著名的广州菜有：白切鸡、烧鹅、烤乳猪、红烧乳鸽、蜜汁叉烧、脆皮烧肉、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阿一鲍鱼、鲍汁扣辽参、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蒜香骨、白灼虾、椰汁冰糖燕窝、木瓜炖雪蛤、干炒牛河、广东早茶、老火靓汤、罗汉斋、广州文昌鸡、煲仔饭、支竹羊腩煲、萝卜牛腩煲、广式烧填鸭、豉汁蒸排骨、菠萝咕噜肉、蚝油生菜、豆豉鲮鱼油麦菜、上汤娃娃菜、盐水菜心、鱼腐、鱼香茄子煲、太爷鸡、香芋扣肉、南乳粗斋煲、菜胆炖鱼翅、麒麟鲈鱼、姜葱焗肉蟹、玫瑰豉油鸡、牛三星、牛杂、布拉肠粉、虾饺、猪肠粉、云吞面、及第粥、艇仔粥、荷叶包饭、碗仔翅、流沙包、猪脚姜、糯米鸡、钵仔糕等。

广府地区的节俗有迎春花市、番禺飘色、生菜会、醒狮、龙狮、鳌鱼舞、黄阁麒麟舞、市桥水色、佛山秋色、鱼灯、乞巧、中秋灯会、元宵灯会、重阳登高、凤舞、八音锣鼓、木鱼歌、龙舟、北帝诞、波罗诞、郑仙诞、金花诞、何仙姑诞、日娘诞、鱼花诞、田了节、盂兰节、木偶戏、卖身节、羊城荷花节等。

广州迎春花市在南汉时就已有记载，到19世纪中叶，花市例定在除夕前几天举行，花木涌入城市，十里长街，市民结伴“行花街”，热闹非凡，截至2017年越办越旺，发展到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城市都有此俗。

醒狮属于中国狮舞中的南狮，是融武术、舞蹈、音乐等为一体的汉族民俗文化。历史上由唐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五代十国之后，随着中原移民的南迁，舞狮文化传入岭南地区。明代时，醒狮出现在广东南海县（今佛山），现流传于华南地区及海外华人社区。广东醒狮被认为是驱邪避害的吉祥瑞物，每逢节庆，或有重大活动，必有醒狮助兴，长盛不衰，历代相传。深圳舞狮主要在西部如宝安、沙井等地区，“松岗七星醒狮”于2011年5月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扒龙舟是汉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的主要习俗，起源于江浙地区，是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习俗，也是汉族龙图腾文化的代表之一。广州扒龙舟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广州早期赛龙舟只是一种宫庭活动，南汉后主刘龚(958--971年在位)当年在广州城西疏浚“玉液池”，每年农历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到了明、清两代，是广州龙舟竞渡的鼎盛期。顺德、中山、东莞等地的龙舟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深圳“松岗赛龙舟”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珠三角地区有把龙舟埋藏于河底保存的风俗，称为“藏龙”，埋藏龙舟的地方称为“龙船窦”，每逢端午节前把龙舟挖起，修复后进行赛龙舟。这种风俗与江苏无锡地区的风俗十分相似，无锡的龙船在每年比赛之后都将船底凿穿，用麻布包着沉放在相应的河道中，只将龙尾露出水面，等到下次比赛时再捞起修理，沉放龙船的河道统称为“龙船浜”。

广东是著名侨乡，广府籍港澳同胞365万人，广府籍海外华侨华人达897万人。大量在海外生活的广府人，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纽带。其中，中国改革开放后从大陆移居海外的“新移民”们在北美孕育了“新移民文学”。美国旧金山华文文艺界协会名誉会长刘荒田认为，“新移民”群体以广府籍人数最多，他们在北美站稳脚跟后，开始有精神方面的追求，首批新移民文学作品主要以回忆为主线，以乡愁为基调，新移民文学已是大中华文学的分支，如今，像刘怀宇等广府籍作家已成为推动海外汉语文化发展的重要队伍。北美地区更出现不少杰出广府籍华人，如美国华侨领袖陈芳、美国海军少将钟云、美国二战英雄陈瑞钿、美国国会参议员邝友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美国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加拿大省督林佐民等等。

在澳大利亚，华裔从政者与小区团体长期以来积极推广及传承中华文化，民间组织更不时透过各种渠道、表演方式等来倡导中国文化，当中广东人的岭南文化表演艺术，更是备受当地民众喜爱，很多其他族裔的年青人纷纷拜师学艺，间接促成不同民族的融汇与交流，而在当地的华人厨师协会亦在过去多年间举办各种美食节，推广岭南饮食文化，创造新颖的广东食谱。

“华人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其中有不少是广府籍华人。”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说，在东南亚各国长期流传着“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的名言，华人移居马来西亚，历经数代繁衍后早已落地生根，但马来西亚华人，包括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大多仍深谙中文，而在华人密集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华人之间更习惯使用广府话作为沟通语言，中国方言文化维系着海外华人的情感。

广州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岭南古琴、广东音乐、醒狮、粤剧、木偶戏、粤曲、广绣、广州象牙雕刻、广州榄雕、广州玉雕、灰塑、广式家具、凉茶、广彩、乞巧、波罗诞、保滋堂保婴丹制作技艺、潘高寿传统中药文化、陈李济传统中药文化。佛山入选的有：佛山十番、龙舞、狮舞、粤剧、龙舟说唱、佛山木版年画、广东剪纸、佛山彩灯、佛山狮头、石湾陶塑技艺、佛山秋色、佛山祖庙庙会、香云纱染整技艺、八音锣鼓。江门入选的有“白沙茅龙笔制作技艺”、“台山浮石飘色”、“泮村灯会”、“新会葵艺”、“蔡李佛拳”、“荷塘纱龙”。东莞入选的有：东莞千角灯、龙舟制作技艺、木鱼歌、龙舟月、莞香制作技艺、寮步香市等。中山入选的有：小榄菊花会、醉龙舞、崖口飘色、沙溪凉茶、六坊云龙舞等。深圳入选有七星醒狮、松岗赛龙舟。珠海入选有三灶鹤舞。

广府文化即广府民系的文化，是粤方言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广府文化形成于广州府地区。广州府自设立以来，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文教鼎盛，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带和兴盛之地，一直处于广东省的领先地位 。广府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原与江南移民文化所形成，传承了中原汉文化的精髓，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广东汉文化的代表 。广府文化的代表有“广东音乐”“粤菜”“醒狮”“广绣”“广彩”“广雕”“岭南画派”“镬耳屋”“岭南园林”“粤剧”“粤曲”等等。

有人说，“广府”在岭南之设置，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南北朝设广州都督府。都督府是官署，是一个机构，不是行政区的名称。因此，这一时期不存在“府”的地方行政区划，不能将一个地区称之为“府”，不存在“广府”的区划概念。 隋代在州、郡之上设有军政合一的总管府。这是北周将都督区改为总管区制度的推广。唐代沿之，不久改为都督府。唐代来华的外国人称“广府”，说的是广州城，这是将官署作为所在地的代称了。作为广州城代称的“广府”，其范围不等于今称广府文化的广府，但此为今见最早使用“广府”一词，日后之“广府”一词或从此演变。

围绕着对“广府文化”、“广府人”的定义一直存在颇多争议，范围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形成时间上有“唐宋说”与“秦汉说”之分。狭义的广府人指分布在珠三角广州府地区的粤语汉族族群，主要是自唐宋时期经粤北南雄珠玑巷南迁的中原与江南氏族所形成，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珠玑古巷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广府文化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范围就是广东省的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中山、江门、惠州龙门、粤北地区的清远、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后来一些学者提出广义的广府人应该是泛指以粤语为母语的汉族族群，认为“广府”即“广信府”，提出了“封开是‘广信首府’”，范围扩展到粤西、雷州半岛、广西东南部等粤语地区，广府文化范围扩展到广东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肇庆、清远、茂名、阳江、云浮；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广西的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玉林、南宁、贺州、崇左、百色等。

并认为肇庆市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认为广府文化既有古南越的遗传，更受中原汉文化的哺育，还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还与同属广东三大民系文化的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相互取长补短。此提法的依据是“古广信”即今天的广东肇庆市封开县与广西梧州一带，是汉武帝统时期在岭南粤语区域最早的行政首府。是中原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最早的地区之一。“古广信”历时长达近400年，诞生了“古广信文化”。广府民系由南越土著与中原汉族融合而成，其源头可溯至先秦时期的南越土著文化。南越土著文化是广府文化的重要基因，正因如此，百越文化，广府文化才具有区别于中原文化的特质。并提出广府文化源流‘三地说’(即肇庆是发祥地，广佛是发展地，港澳是发扬地)”等新观点，同时也引来颇多争议。

然而“古广信”的正式称谓是“广信县”，并非“广信府”。而且仅仅依照语言(方言)差别来划分，不足以全面反映民族内部的分支及其特点。这些粤语地区的汉族族群是由秦汉时期的中原移民和当地的土著民族融合而成，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系文化。包括粤西地区发源于古代高凉郡，以高凉文化为代表的高阳民系；西江流域的西江文化：雷州半岛地区以雷州文化为代表的雷州民系；广西地区的汉族文化称为桂系文化，广西各地汉族发展情况比较繁杂，称谓很多，不下数十、百种。有人曾以语言作区分，将广西汉族分为“官、平、白、客”数支，但仅仅依照语言(方言)差别不足以全面反映民族内部的分支及特点。近年有的学者根据习俗文化心理与民族关系特征，参照地域、语言(方言)特点，将广西汉族划分为：普通汉族、客家人、蔗园人、百姓人、六甲人、疍民、伢人、福建人等数支，其中使用粤语的汉族族群属于普通汉族支，是指与中原地区所谓“一般汉人” 的风俗民情相差不远、具有汉族内部一般特征通性的汉人，他们主要分布于整个桂东南地区和横县、南宁以及左右江一带县城集镇。

后来，这些粤语地区又受到珠三角广府文化的影响，成为广府文化的流行地区。例如粤剧最早发源于佛山，清中叶时期传入到粤西地区的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等下四府，故又称“下四府”粤剧，清咸丰年间又传入广西，主要流行于桂东南、南宁以及左右江一带粤语地区。又如醒狮最早起源于广州府南海县（今佛山），后逐渐流传于广东、广西及海外华人社区。

广州市方志办原主任、研究员、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学术顾问、广东广府学会副会长陈泽泓认为，广府文化、广府民系说不清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广府”概念的说不清。 将“广府”一称理解为源自明代始设的广州府，才是合理的解释。而广州进入府的建制之后，“广府”作为行政区划之名称及涵盖范围，更为容易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