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1894年9月5日—1983年3月6日），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初号容斋，后改署颂斋。广东东莞县人（今属广东东莞市），出身于清末书宦世家。著名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诗人、书法家。

民国二年（1913年），容庚开始研习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和桂馥的《缪篆分韵》时，即萌发补辑之意。

民国六年（1917年）中学毕业后，留母校东莞中学任教，担负文字学课。容庚一边在东莞中学教书帮补家用，一边编写《金文编》，历时数年完成4册《金文编》初稿。

民国八年（1919年），撰《雕虫小言》一篇近万言，论述学篆、学篆与治印之关系、治印之方法及参考书籍等甚详，以“容斋”之名刊于《小说月报》，是他最早发表的述作。

民国十一年（1922年），容庚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挟《金文编》稿本晋见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振玉，深得罗的赏识，罗谓《金文编》正是他自己“欲做而未成者”，再三叮嘱“务竟其成”。并介绍他见马衡、沈兼士教授，遂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

民国十四年（1925年），《金文编》书成，罗振玉、王国维、马衡、沈兼士、邓尔雅诸学者为之校订并序。《金文编》是继《说文古籀补》之后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有新突破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由于它更加详备和严谨，深得学术界的推崇。

民国十五年（1926年），容庚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大学当讲师，翌年转入燕京大学任襄教授、教授，并任《燕京学报》的主编。

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起，容庚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故宫收藏铜器原物，手目摩挲，辨伪经验日进。他有感于清代金文真伪杂糅，于是开始有计划地清理传世铜器。先后编印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等，总计共800器，都是从众多的青铜器中去伪存真地逐件筛选出来的。容庚用八年的时间，专事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工作，辛勤耕耘，寝馈其中，终于在民国三十年（1941）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全书取材宏富，抉择有方，考证谨慎，图文并茂。它标志着青铜器的研究从旧式的金石学迈向近代考古学的新里程。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由容庚及徐中舒、顾廷龙、张荫麟、容肇祖等人组织发起金石学会。9月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会员代表35人。会上决定将金石学会改称为考古学社，选出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等5人为考古学社执行委员，负责拟定社章，编辑社刊。容庚会后去函郭沫若，邀他入会。郭复函表示赞同。《考古社刊》于是年12月创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容庚举家南归，在位于广州河南的岭南大学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主编《岭南学报》。

1952年10月起，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教学之余，陆续撰写出《宋代吉金书籍述评》《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历代名画著录目》等著述。在大学里，容庚课余仍继续从事古文字和古铜器的研究，著有《甲骨文概况》《殷周青铜器通论》《清代吉金书籍述评》。等。后来由于南方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资料匮乏，《商周彝器通考》的改编工作遇到许多困难，不得不中途停辍，于是他的研究兴趣便转移到书画法帖上来，主要著作有《记竹谱十四种》《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等。

1956年，捐赠广州博物馆青铜器95件，书画21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和甲骨一批；分批捐赠历代书画给广州美术馆，总计1083件（套）。

1958年，容庚与张维持合著的《殷周青铜器通论》出版。该书与《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并称为国内青铜器研究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为古文字学者和考古学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20世纪60年代以后，更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丛帖目》《历代名画著录目》和《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这三部大型工具书的辑述上面。

1983年3月6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其故居在中山大学内有三处，第一处是“文化大革命”前住的九如堂，西南区1号；第二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住的西南区教工宿舍75号二楼；最后居住的陈寅恪故宅，东南区1号，同一处所，容庚住二楼，商承祚住地下。

容庚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收藏家，其藏书以金石、丛帖最具特色，最为丰富。民国十八年（1929年），郭沫若在日本研究文学和古史的同时着手研究古文字，但苦于资料奇缺和无人讨论，便致函容庚求借书籍、金文拓片并讨论学术问题。容庚如其所愿，连珍贵资料《殷墟书契前编》也远道见假。郭氏著名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得以顺利成书，有赖于容庚的无私帮助。

他的成名作为《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编》（贻安堂，1925年；香港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修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增订本）。《金文编》这是继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之后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1935年，又集秦汉金文而撰成《金文续编》。1959年出版的增订本《金文编》，据历代出土的青铜器三千多件的铭文，共收字18000多。商周秦汉铜器铭文中已识与未识者，从中可尽览无遗。这是一部相当完备的金文字典。《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是他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这是一部关于商周青铜器的综合性专著。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通论，下编是分论，将青铜器按用途分为4大类。全书共30多万字，附图500幅，征引详博，考据详备审核，堪称材料宏富、图文并茂。这是一部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并加以科学分类的著作，是研究青铜器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方面他还著有《殷周青铜器通论》（合作，科学出版社，1958年）。

他精于鉴定青铜器，经多年积累，他编印了不少青铜器图录，如《宝蕴楼彝器图录》（1929年）、《秦汉金文录》（1931年）、《颂斋吉金图录》（1934年）、《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年）、《海外吉金图录》（1935年）、《善斋彝器图录》（1936年）、《秦公钟簋之年代》（1937年）、《兰亭集刊十种》（1939年）等。其中《武英殿彝器图录》开创了印铜器花纹的先例，为花纹形式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善斋彝器图录》所编的是刘体智收藏的青铜器。《海外吉金图录》所编为日本所藏铜器。这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流失海外的铜器资料，很有意义。

在书画碑帖研究方面，他著有《伏庐书画录》（1936年）、《汉梁武祠画像录》（1936年）等多部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添了光辉的一笔。

容庚毕生献身于教育和学术事业，为国家培养好几代文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专门人才，留下了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历年所得的大批青铜器，包括存世的金书《栾书缶》等献于国家。20世纪70年代又将珍藏的字画、古董分批献出，其中包括宋人《云山图》及祝枝山、倪元璐等人的宇画。1980年更将1万多册古文字、金石、考古、书画方面的书籍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许多是难得的拓本和罕见的珍品。

陈初生：容庚老师在我看来，是最为无私、最为刚正不阿的人。他鼓励学生自由思想，将所学知识毫不保留地倾囊相授，这也成为我做老师的行为准则。

黄天骥：容庚老师是我在中山大学中最敬佩的老师。他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确实践行者。我还记得容庚老师四季常穿一身雪白的唐装，一对汉鞋，从来都是行止风度翩翩、衣着一尘不染。为师者，品行和人格最为重要。他平时的一言一行，对于学生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又十分深远的。……老师简单几句点拨，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他教给我的，更多的是对于学问的理解与治学的智慧，而非具体知识。

田炜：容庚先生青铜器、古代字画的收藏，国内没有多少收藏家能望其项背，捐献力度更是无人能及。展览中展示的他捐赠的这件《栾书缶》，一直是后人研究战国楚器文字重要文物。他所编撰的《金文编》第一版迄今已有近百年，现在还是古文字学习的必备教材。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广州中山大学从石牌迁入河南康乐园，昔日岭南大学变成“新中大”。原来分别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商承祚与岭南大学中文系的容庚从此共处康乐园31年，先后担任中文系主任，共同创办古文字研究室，甚至同住一楼（东南区一号，现“陈寅恪故居”），并称“容商二老”。容庚与商承祚相识于1922年，他们的关系持续一甲子，商承祚谓之“六十年老友”。

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曾宪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回想起先生的言论，曾宪通笑道：“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文革”中贴容庚的大字报，说是要斩“野马”，砸烂“鬼锁”。曾宪通介绍，此话的出处是容庚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言。

其实，“野马”、“鬼锁”之语，正反映了容庚不愿接受羁绊的内心世界。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赛谁先入党。他声称：“你是讲政治第一，我是讲业务第一，看咱俩谁先入党。”最终，讲究业务第一的容庚，入党申请自然没被批准。“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自己早年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

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曾宪通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结果每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最后无奈，只好不去拜访了。“他根本就不懂这些。”曾宪通笑言，“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

容庚先生毕一生之力，收藏了许多青铜器，大约200器左右，大都在抗战前收藏的。抗战胜利后南归广东直至解放，先生几乎没有再收藏青铜器。除了转让给朋友及变卖外，至将所藏捐献给国家时，计有150余件（现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广州博物馆）。

容庚先生收藏青铜器的原因，除职业、爱好之外，主要是强烈的爱国感情所驱使。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青铜器每有出土，多被外国人所购，流出海外。先生对此十分痛心。先生不遗余力以尽保护国家文物之责任。他所购青铜器，即使不能保存长久，也力争印成图录，供同好研究，传播中华文化。容庚先生收藏的青铜器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件错金工艺的最早期实物——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铸的“栾书缶”。（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错金铜器，以兵器居多，而铭文字数较少。“栾书缶”不仅是铜器所书的上乘，而且缶之器铭盖铭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对此器绝为珍爱。

女儿：容璞

容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篆刻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著述甚丰，曾出版专著30余种，发表论文70多篇，其中《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尤为海内外学术界推崇，成为一代宗师。以下是容庚先生一生主要的著作。

1、1925年 《金文编》 贻安堂印行；

1939年 《金文编》 商务印书馆；

1959年 《金文编》 科学出版社；

1985年 《金文编》 中华书局

2、1929年 《宝蕴楼彝器图录》 哈佛燕京学社

3、1931年 《秦汉金文录》 历史语言研究所（石印）

4、1931年 《中国文字学形篇》 燕京大学研究所（石印）

5、1931年 《中国文字学义篇》 燕京大学研究所（石印）

6、1934年 《武英殿彝器图录》 哈佛燕京学社（影印本）

7、1935年 《金文续编》 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8、1935年 《古竟影》 燕京大学（影印本）

9、1936年 《善斋彝器图录》 哈佛燕京学社（影印本）

10、1941年 《商周彝器通考》 哈佛燕京学社（铅印本）

11、1958年 《殷周青铜器通论》 科学出版社（与人合著）

12、1980年 《丛帖目》（一）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3、1981年 《丛帖目》（二）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4、1982年 《丛帖目》（三）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5、1986年 《丛帖目》（四）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6、2004年 《颂斋书画小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

17、2006年 《容庚法书集》 中华书局

18、《雕虫小言》，一九一九年发表於《小说月报》十卷三、四号

1998年，容庚由家属捐赠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善本、金石拓片、名人尺牍、往来信札、著作手稿校本、刻本、抄本等460个文物号；由家属捐赠一批文物文献、古籍资料给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