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有铸铭与刻铭两种。战国以前多铸铭，战国时期有较多的刻铭。这些铭文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由于铭文的字体、布局、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所以铭文也是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外，青铜器作伪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是制作假铭文，所以了解不同时期青铜器铭文的诸方面特征对于青铜器辨伪也是非常重要的。

青铜器铭文是古文字学研究的一类重要的材料，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属于古文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按照古文字学的科学的研究手段具体地研究青铜器铭文在各历史阶段之字形特点、修辞、语句、文法的习惯及其演化过程，才能较深刻的理解此种文字。即使是从青铜器研究角度来观察与认识金文，也需要遵循科学的古文字规则去做深入的钻研，而没有简易的道路。

目前所见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铭青铜器，以殷代即商晚期为最早，但有少数传世的二里冈上层期的青铜器却铸有铭文。

属于早商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在青铜器上有铭文是应予肯定的。发现甚少的原因首先应该是由于此时期在青铜器上铸铭尚未成为风气。其次也与迄今很少发现较大型的、保存完好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墓有关。这点，已有学者指出过。

此时期金文最常见的形式有：

一，仅铭有所谓族氏铭文，即家族之名号，用以表明作器者之属。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即作器者在署名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名了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了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氏族名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部。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的研究人员尚有不同的见解。

二，在氏族明号外还同时铭有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以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已、辛、壬、葵接在亲称“祖”、“父”、“匕”、“母”等之后)，或仅有日名而略去亲称，这表明此种器物是该家族的贵族专为祭祀具有这一日名的先人之祭器。

三，仅铭有“日名”。这似乎可视为以上第二种形式的省略。

四，仅铭有作器者名。由于家族长的个人名号往往被用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文虽可能仅是作器者的个人名号，但个别的(如“子某”)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号。

由于商代晚期铭文多数属于上述内容，所以此时期铭文字数一般只有几个字。在一些金文著录书中，如《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和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所收各类器铭中，凡字数少到两三个、三四个者，多是商晚期金文，可见其数量相当多，在商周金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商金文可谓“言短意深”。从上文对其几种常见形式之含义的说明，也可以知道它们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但其中深刻之内涵仍有一些迄今未能知晓，今后仍当是金文研究的重要课题。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铭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其中字数最多的如我方鼎铭文，不包括铭末“亚若”有四十一个字，就是长铭的代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邲其三卣也有长铭，如四祀卣铭文字数即达四十二字。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但对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点。

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方面，一：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取人体形象的文字，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作下跪形状。这种字形并不表明此时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这从同时的或较早的甲骨文字即可得知)，而只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二：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三：字形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行，但横却不成排。

由于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已进行得比较深入，所以西周金文在整个西周时期各个阶段的面貌即大致得以明朗。鉴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阶段与主要依据形制、纹饰进行的铜器分期似并不完全同步，同时也为了使对西周金文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在时间上有个较清晰的印象，其下以西周早、中、晚三期为序来概述青铜器发展、演化情况。虽然在一定时期内，青铜器铭文会有某些共同流行的，带时代性的风格。然而这并不能排斥铭文风格上有某些不合主流的个性的体现，因为当时书写铭文的作者在风格上未必皆雷同，所以，以下对各阶段铭文特征的介绍，就只是泛泛而谈。

西周早期金文可分两个阶段来概述：

第一阶段，主要是武王、成王时期，但康王时期(约偏早)仍有部分器铭具有本阶段特点。在内容上，仍存在较多的字数很少的族氏铭文及其与先祖曰名组合的铭文。铭有此类铭文的铜器，多数当属于商亡国后臣服于周人的商朝遗民。但自此阶段开始，长篇与较长篇的铭文已多了起来，内容关系到许多西周初期的重要史实及当时的官制，军制等。从总体上看，此阶段金文扔保留了不少商晚期金文的持点。首先是布局不够规整，依然是竖成行而横不成排。字形大小仍不均匀。象形性还较强。书写气势亦较豪放，笔画较浑厚、凝重，有的笔画中间粗肥，而首尾出尖，笔捺皆有波折。所有这些均与商金文近同。上述特征可从武王时期的利簋与成王时期的保卣、甗侯鼎及康王时期(约偏早)的作册大方鼎的铭文中得知。

第二阶段，康、昭王时期。此阶段铭文多为较长篇或长篇，内容范围与第一阶段较长铭文相近似，亦多关系当时的战争、政治、封赐等重要史实。族氏铭文已少见。与第一阶段铭文不同的是，多数铭文排列较第一阶段规整，不仅竖成行，而且横也成排。但仍有部分铭文由于每竖行字数与字的大小未能一律，在总体较整齐的情况下显出个别的不整齐。此阶段铭文有两种字体形式。

其一：字体笔画仍显浑厚，还有明显的波折，部分笔面仍作中间粗两头尖形。如康王廿三年之大盂鼎铭文。

其二：字形一改过去较浑厚、豪放的书风而为规整、拘谨。多数字笔画均匀，但仍有一些字点画上作粗肥笔，如天字上一笔，王字下一横，才(在)字横画与竖笔交接处等皆是，此外有的字右边捺笔仍有波折。此种形式的铭文大致出现于昭王时期，如御正卫簋与启卣铭。

以上两种字形属于本阶段之主流。但本阶段铭文另有一种较松散的形式，每竖列字数基本相同，但因其字大小不一，横排基本上不齐整，字形亦有波折，似仍具第一阶段遗风。惟笔划较细，且多圆笔。

本期金文中记录周王于宫廷进行册命之礼的铭文始出现，并渐成套子。“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之类文辞始流行。本期只有极少数铭文后铭有族氏名号。字体形式则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穆王时期，共王时期部分器铭仍有此阶段特征。铭文基本上沿袭以上所述昭王时期出现的那种小而规整、拘谨的字型，总体显现出一种整洁的风貌。文字的象形性己甚弱，表现人体的字多不再作下跪状而下肢向下伸展。

第二阶段，共王至懿王时。部分器铭于铭文布局之规整程度及字形结体上尚留有上一阶段的一些特征，但笔道已粗细一致，进一步向线条化方向发展，波折与粗肥笔画皆已不存在，这显然是为了使书写更加便利。而在字形上也相对上一阶段拘谨的形式有所变化，显得较宽松，此种风格的铭文可见于共王时的墙盘铭文。本阶段另有一些器铭风格较别致，布局上均比较散漫，虽已无波折与肥笔，但字体比较开扩、敦厚。

由上述可知，本期第二阶段的铭文亦存在规整与粗犷两种风格，而以前者为主流。但在本期末叶约孝王时，又已出现西周晚期金文的形式了。

本期在时间上即指夷王至幽王时期。本期有较多长篇铭文，内容多为套子化的廷礼册命。有关战争、土地狱讼等方面内容亦较多见。宣王时出现最长的西周金文毛公鼎铭，长达四百九十九字的铭文，记宣王对毛公之诰命。此外，本期铭文末尾多有套辞，盛行“万年无疆”之类辞句。特别是本期还有许多器铭属于韵文，亦是非常有特色的。本期铭文布局工整规范，横成排，竖成列，在少数器铭拓本上可看到清楚的长方格，表明当时在制范时是采用先画格后按格作字的。本期字形特征较明显：一是普遍作长方形，字形大小相近同;二是笔道绝大多数为细劲均匀的线条，仅个别字，如“天”字上一横，“旦”字下一横仍有作圆点状的，“丁”字仍多写成圆点。此种金文字体旧或称为“玉箸体”。由于字形典雅，行列整齐，所以本期铭文总体上显得庄重、肃穆。如上文所言，此种“玉箸体”实源起于中期末叶，但在本期才盛行。如：夷王时的史颂鼎铭文，夷王或厉王时期的大克鼎铭文等等。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是各诸侯国及各国内卿大夫所制，因此这一时期金文多反映诸侯、大夫之社会活动与其典章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局面。这种情况与周王室衰微后，列国以自立之意识竞相发展自已之势力，国内卿大夫室家亦逐渐兴盛之政治形势是相符合的。此外，由于历史背景发生上述变化，自春秋早期开始，西周晚期金文中习见之有关廷礼，册命内容的铭文即已不复见。

春秋早期因接近西周，故此时期列国金文皆不同程度的保留有西周晚期金文的一些特征，体现在文字结构及书体上。其中，尤以一些重要的诸侯国的金文更与西周晚期金文形似，文字作长方形，端庄凝重，布局较整齐、规范。如：晋姜鼎、齐侯匜之一、鲁伯厚父盘、曾侯簠等等。春秋早期的秦国金文尤与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铭文在字形结构与风格上很相近，这可由1978年宝鸡太公庙出土之春秋早期偏晚的秦公鎛铭文与虢季子白盘铭文相比较得知，如上文所言，这说明秦国文字继承了西周晚期王纤地区内西部区域的文字特征。但是此期列国金文也呈现与西周晚期金文一定的差别。这主要表现为：

(一)部分器铭布局较散，横不成排，字形亦不规整，大小不一，也非皆长方形，如苏甫人匜、匽公匜、郑姜白匜。此种字体，可能较接于当时流行的俗体，或称手写体，而上述与西周晚期金文相近同的规整的文字当属特意加工的，比较郑重的正体。

(二)淮河，汉水流域与汉淮间诸国，有的在春秋早期即较明显地体现出与西周晚期不同的风格。如陈伯元匜铭文，又如楚赢匜铭文，文字皆大小不一，多曲笔、并有故意将笔画拉长之趋势。

至春秋中晚期，列国金文在形体上均已形成较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同地理区域，甚至区域相邻的不同国家间的金文也有了较大的差别。但当时大小国众多，今日所能掌握的金文资料，尚不足以逐一作细致的、分国别的研究。下面仅根据现有资料，将这一阶段金文大致分四个区域作概述，这四个区域即是东方之齐鲁，中原之晋、南方诸国。关中(秦)。

齐、鲁金文

这一地区以齐国金文的资料较为丰富。从春秋中期时，齐金文出现两种风格，第一种风格：字形瘦长而工整，笔画流畅，竖笔往往长垂而迂曲，显得庄重而又典雅。例如出土于易县的所谓齐侯四器(鼎、敦、盘、匜)之铭文。然齐侯盂铭文，此盂铭文字体与易县所出齐侯器铭文极相近。

在此同时，齐国金文还有另一种风格。字形较方、笔画舒张，风格比较豪放，如国差黵铭文，传世之洹子孟姜壶的铭文《大系》也可归属此种形式，惟布局较为草率。以上春秋齐国金文的这两种形式虽书法不同，但字形结构却是相一致的，这只要将以上齐侯盂铭文、筋鎛铭文与国差黵铭文比较一下即可知。两种形式中，前者当是一种着意加工的艺术字体，后者则是接近于平时流行的手写体，或称俗体。

鲁国与齐国相毗邻，但现所见到的春秋中晚期鲁国金文罕见齐金文那种瘦长，工整而多垂笔的字体，多数器铭之书体仍较多地保留西周晚期金文的风格，稳重而敦厚，这也许与鲁国保存周礼最多有关。惟此阶段金文字形大小已不尽同，相比西周晚期，个别字体笔画亦迂曲，布局多显得较宽松。体现了时代之风格。比较典型的字体，如鲁大司徒厚氏元铺铭文、鲁大司徒子中白匜铭文。

此一阶段齐、鲁金文不仅在书体上有一定差别，而且在习惯采用的字形结构上也不尽同，当然，在某些字上有共同的、较特殊的写法，如“寿”字上部笔画(“老” 字头)，此点曾为学者所注意。但是齐鲁金文字体结构的差别还是更引人注目的，如比较一下鲁大司徒子中白匜铭文与齐侯盂铭文，由“其”、“寿”、“万”、 “保”等字的写法，即可看出字体结构上定差异。以上齐鲁金文的不同，说明列国政治上独立性之增强与地域上割据之状态加深了文化上的隔阂，即使地域邻近亦未可免。

晋国金文

春秋中晚期时晋国政治中心还在晋南，地可归属中原。属于这一阶段晋国的金文发现得不多。现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之栾书缶，因铭文中“栾书”之名见于《左传》，为晋景公、晋厉公时人，活动于春秋中期偏晚，故一般认为这件缶即栾书所作。近年有学者提出此器乃楚器形制，文字亦属楚系。持此说者对该器之年代则有战国时期、春秋晚期二说。

此器腹部铭文错金。盖铭记时八字为阴文。

目前可以见到的这一阶段有铭晋器中，晋公奠为春秋晚期器，器铭之晋公，有平公(前557一前532)、定公(前511一前477)等说法。器铭布局较散，横不成排，字大小亦不同，但笔画细劲而多方折，其书体接近于侯马盟书，所以应属于当时流行之手写体，而未经刻意加工。约属春秋末叶的郘钟，为魏氏之器，其铭文书体近于晋公奠，但圆笔较多。此外还有长子购臣簠(《文物》1964年7期)，长子在春秋时属晋国，其布局松散，字体仍带西周晚期遗风，惟亦多圆笔，风格较柔弱。另一件著名的春秋晚期晋国有铭器物是出土于河南辉县的赵孟庎壶，今藏英国博物院。其铭文记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黄池之会，知器当制于春秋末叶。铭文与晋公奠明显不同，字形修长，笔画工整而流畅，显然是郑重的艺术型字体。

由上面提到的几件器铭，可知春秋中晚期晋国金文书体较纷杂，但大致可归属手写体(或称俗体)与艺术形字体两种，前者又有方折笔与圆笔之分。

这里所谓南方列国，主要是指当时江淮流域或邻近江淮流域的诸国，包括蔡、许、徐，楚，吴，越等国。宋国比较靠北，但从其金文字形看，亦可归入于此介绍。这一区域的金文大致有三种形式：

其一，较为随意的字体，亦可称为手写体或俗体。特点是，字形长方或较瘦长，圆笔较多，稍显粗犷，笔画多拉长，末端弯曲。这种书体当是袭自于上述春秋早期陈伯元匜、楚赢匜铭文的风格。此种形式之铭文字的大小不统一，布局亦不甚规整，如以下诸器铭文：徐王义楚鍴、宋公栾簠、楚王子申盏。

其二，较工整的艺术型字体。其字形硕长，笔画细劲，竖笔挺直，撇捺多迂曲，并列笔画喜作平行婉蜒之态，带有很强的修饰性。如以下器铭：吴王孙无壬鼎，蔡公子义工簠、许子妆簠。楚王孙遗者钟铭文稍显草率，但亦大致可归属此种形式。

其三，特殊的图案化字体，即所谓鸟虫书，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类书体可细分为虫书，鸟书两种，但有时兼用于同一铭文中。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余多当属于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亦行于秦代。关于鸟虫书的发展变化情况，可参见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 年1期)与马承源《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辑)。

秦国金文

春秋中晚期之秦金文发现较少，仅就现有资料看，它与当时东方及南方诸国金文在字形结构与书体上均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1919年甘肃天水出土的春秋中期偏早之秦公簋铭文，即是本阶段秦金文的代表。将此铭与春秋早期秦公鎛铭文比较，可以看到，此时的秦金文较多地承继着春秋早期秦金文之特征，即依然有西周晚期金文的遗风。秦公鎛，秦公簋铭与石鼓文无沦在字形结构还是书体上均相近。对于石鼓文年代;学者间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其时间范围约在春秋中晚期之内。秦公簋的文字结构与书体特征较之秦公鎛更近于石鼓文。

秦公鎛文字较舒展，多圆转，而秦公簋文字与石鼓文一样，均显得在结构上较为谨严，方正，在字形上更加规整，且在笔法上改圆转为圆折之笔，这说明秦金文字体是在春秋中期开始得到进一步改造，从而更规范化、渐接近于小篆。

战国金文

经过春秋中晚期按时间的动荡、分化，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化均发生飞跃，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新的集权政治，新兴的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面貌。这种形势反映到铜器上，不仅礼器制度发生一定的变化，铜器铭文的内涵相对春秋时期亦有很大的改革。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仍存在的在铜容器上铭有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自战国早期始即已少得多。现在所见到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时间，在战国中期仍可见，其他列国器物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容器上多只较简单地记明铸器之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铭文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札记. 月令》)的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多见于兵器、量器等。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办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战国铜容器中的酒、食器上的铭文，因资料较少，其字体变化的情况不能作系统说明。仅可对几个国家(或地区)的金文之特点作概括的介绍。

齐国在战国早期时的金文带有春秋中晚期的部分特征，但已有所改造，如陈曼簠铭文，虽保存着春秋中晚期齐金文中那种瘦长而工整的形式，可是那种故意拖长、迂曲婉挺的笔划已很少见，且行笔多方折。至战国中期后，齐金文在书体上已较春秋中晚期有较大的改观。铜酒、食器上的金文排列虽较规整，字体作长方形，但书体近于手写体(一般流行的俗体)，笔划厚重而简约，且不少文字在字形上已带有此一时期浓厚的地方色彩。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为战国中晚期齐国铜礼器上的典型字体。像陈纯釜、子禾子釜等，铭文均与此铭相近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