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_学术领域术语 - 威林百科weilinceramic.com

稿本

学术领域术语

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稿本释义

稿本是诗文的原始文字记录。“稿”又作“稾”，亦作“藳”，古时候“稾”、“藳”同用，而“稿”则是“稾”的异体字。《史记·屈原列传》有云：“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则“稿”的含义之一即指文字作品的草稾，即未经修改厘定或正式发布（传抄或印行）之前的文本。但对稿本的认定，又非那么简单，因为一部著作发布后，仍有作者或他人再事修改的情况，这就要从实际出发，作出客观准确的鉴定。

稿本种类

稿本的名目繁多，就其形成过程而言，大致可分为初稿、修改稿与定稿三种。

初稿本

初稿本是作者首次撰写的书稿，除极少有一气呵成不事修改者外，大都成草稿状态，信手写来，不拘法度，涂抺钩乙，随意为之，作者但求构思成文而已，至于文本之视觉效果则无暇顾及。因而阅览初稿本，即便作者是书法家，读者亦每有辨文识字不易之困难。如现藏澳门中央图书馆的《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旧为吴兴刘氏嘉业堂插架之物，主人刘承干曾请人整理誊录一过，今视其录本，与原稿文字颇有出入，经友人吴格教授费数年之功悉心校核，方始完善（2005年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修改稿本

修改稿本是指经作者或其亲属、门生、友朋修订改写过的稿本。俗话说“三易其稿”，即一书（文）的成立，需经多次修改，因此修改稿本往往并非一种，只不过有的修改稿在发布之前有意毁弃，或在流传过程中亡佚，后人不得而见罢了。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为了整理辨析《水经注》各传本淆乱的数百条经文与注文，曾先后进行了七次校勘，也就是说有七种不同的稿本，相对首次校稿，其后六次皆可视为修改稿本，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稿题为“重校本”。

对书稿的修改，通常是在对初稿重新誊录后的本子上进行的，但亦有直接在初稿本上进行修改者。现藏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五种翁方纲手稿，即《易附记》、《书附记》、《诗附记》、《礼记附记》、《春秋附记》，皆在初稿本上数事修改。如《易附记》历经嘉庆五年庚申、嘉庆八年癸亥、嘉庆十七年壬申、嘉庆二十年乙亥四次覆核修改，都有题署。《书附记》虽未注明修改年月，但观其目录，初稿仅以墨笔书其篇名叶数，修改时则以朱笔分其卷次，并增小序云：“读《尚书》旧积诸条，通加次第排订之，成一十四卷。愚以古文之真否，概不置辨。于前儒所谓错简脱乱者，则不敢以为然，是以宁多缺焉。嘉庆二年夏闰六月二十八日。”后又以朱笔旁注：“此小序写于首卷三行‘虞书’一行之前。抄写之式照《诗附记》。”则该稿至少两度修改后方始定稿。《诗附记》除有翁氏嘉庆元年与八年覆核题署外，卷首又有其题识云：“《诗附记》始自癸丑秋，至今嘉庆癸亥夏。温肄《十四经》，凡得《附记》粗具草稿七十二卷。更当日日虚衷研覈，无怠无怠。夏六月，方纲又识。”此题识告诉人们两点，一是《诗附记》草创于乾隆五十八年，历经修改后于嘉庆八年基本定稿；二是翁氏共撰诸经《附记》十四种凡七十二卷，总体上说，至嘉庆八年仍未修改完成。《礼记附记》有“癸亥五月七日覆核”、“丙寅七月五日覆核”题署，卷内凡于誊清时需作版式提示者，均以朱笔记注。《春秋附记》据其题署，于嘉庆六年辛酉、八年癸亥、十一年丙寅、十四年己巳及二十年乙亥先后覆核，并经两度厘订。此为在初稿本上进行修改的典型例子。

此外，作者对其著作之修改不仅在誊录本或初稿本上进行，也有该书印行之后在印本上继续作批校修改者，皆应视为修改稿本。复举翁方纲《春秋附记》为例，翁氏曾先将此稿中的卷六《春秋分年系传表》刻印单行，但印行之后又在刻本上修改，并在目录中注云：“独此一卷有刻板，然内有添入处。如再刷印一本，仍照添入。已有刷样一本，已添入矣。”其添入之文，在“僖公二十四年”条末（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刻本之底稿，即翁氏定稿所录刻本，恐无此添入文字），详见《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兹不赘录。再举章太炎《訄书》为例，该书光绪二十五年在苏州刻印后，章氏在刻本上曾数次修改，上图即藏有其修改并重订目录之本。光绪三十年重新出版铅印本，而在宣统二年，他于日本又在铅印本上作大量增删，最后连书名亦予更改，题为《检论》（此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定稿本

定稿本，是指最终修改完成的稿本，通常经过重新写定，书面整洁，而不是草稿面目。但有的修改稿本因已修改完成，实际上亦是定稿本，或者说是最初的定稿本，而重新写定之本只是其副本。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需通过与初稿本、其他修改稿本或者写定副本甚至印本的校勘比对之后才能确定。经重新写定的副本称为清稿本，又称誊清稿本。誊清稿本一般请门人录写，也有作者自己书写。有的定稿本为了付刻，直接用宋体或楷体写在雕版格式的纸上（多为红格纸），以便给刻工粘在木板上雕刻付印，这也属于誊清稿本的一种形式，但因其功用，专称为写样本或写样待刻稿本。按理，如经雕刻，写样本当不存在，现之所以有写样本流传于世，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该写样不符要求而弃用，二是该书因故未刻或未及刊刻。不过，翻刻本亦须写样，如果有这种写样本流传，须作考订分析予以辨别，因为这种写样本不属稿本之列。

虽然稿本有初稿、修改稿与定稿之分，但曩昔各家公私书目却每以“手稿本”、“稿本”、“清稿本”等名称著录之（即全文皆为作者亲笔书写者称“手稿本”，由他人誊录复经作者亲笔修改者称“稿本”，全文为他人誊录者则称“清稿本”或“誊清稿本”。如果由作者亲自誊录，当然亦称“手稿本”）。这主要因为编目者囿于客观条件，难以对各稿本进行深入的校核辨识，只能就其形态予以客观著录。再者，一般传统目录的著录要求较简略，只需著录对版本鉴定的结果便可，如果欲对稿本的形成过程与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揭示，唯有通过考辨，以撰写书志的方式才能做到，而这又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客观上往往不具备条件。

稿本的价值

文物价值

评判稿本的价值，如同评判其他版本一样，不出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两个方面，当然也要结合稿本固有的特点。假如从广义上说各类写本都是孤本的话，稿本就更显可贵，因为它是一书不同版本的祖本。至于名人手稿，其书迹往往便是艺术珍品，其文物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稿本是否历来一直受到人们珍惜呵护呢？我们先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书目著录各种版本约五万七千余部，而收录的稿本不足四千部。在这批为数寥寥的稿本中，明代中期以前的稿本更极稀见，大都为明代后期及清代的稿本。于是人们意识到保存稿本要比保存其他版本困难，因其流传稀少，所以更可珍贵。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但原因何在呢？似乎没人认真思考过。我认为，除了天灾人祸等相同原因造成古籍损毁之外，当古籍版本学尚未形成与成熟，犹其当人们对古籍版本的文物价值尚未充分认识之前，稿本其实并未受到特别重视，似乎一旦该书刻印流布，稿本的作用也就随之消亡，不必刻意保存。这是明中期以前流传稀见极为重要的原因，并非妄加揣测，其他古籍版本的保存与流传也有类似情况。在明初，宋元刻本并不珍贵，等到流传稀少，藏书家才奉若至宝，由于印本总比稿本量多，故客观上稿本流传更少。即使国图藏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残稿，很可能是作为书法作品而得以保存的。因为在清代以前的藏书目录中几乎没有稿本的著录，而在书画目录中，却有早至元代以前的手稿，说明当时人们注重的是名家的书法。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尚能收录近四千部明末及清代的稿本，即这批稿本尚能流传至今，主要原因也是在它们显现出文物价值，或者说是后人认识到其文物价值（当然也包括文献价值，尤其是未经刊刻的稿本）之后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从这一现象也可说明版本学的形成在明中期以后，清代则进入较为成熟的时期，而版本学的重要功用之一就是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明乎此，一个具有前瞻意识的古籍版本爱好者，是不会对稿本（包括近当代有价值的稿本或名人手稿）轻忽而放弃任何收藏机会的。

文献价值

稿本尽管形态、名目不一，但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传抄、刊刻可能带来的讹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在评判稿本的文献价值时，人们习惯将稿本分为未刻稿与已刻稿（确切地说当为未印稿与已印稿）两部分来讨论，重点则放在已刻稿本上，因为未刻稿本无论形成与内容，是真正意义上的孤本，其版本价值是人所共知的。而对于已刻稿本的文献价值，则有被忽略的情况，似乎一经刻印或抄写流传，该稿本仅存文物价值而已。其实不然。因为第一，稿本的钩乙增删面貌，刻印本或传抄本往往不得而见，只有通过原稿，方可识得作者著书为学之历程。前文所言章太炎从《訄书》到《检论》的数种修改稿至为典型，无疑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资料。又如上图藏有清代学者沈大成（1700—1771）的《学福斋诗文集》稿本，与沈氏去世后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五十七卷本《学福斋诗文集》相比较，此稿本篇帙不全，卷次亦不相连属，计存诗卷十二至十六前半（以上题名《百一诗钞》），卷十九至二十一前半、二十五后半至二十六、三十一至三十五（以上题名《竹西诗钞》）；存文卷五、十至十四，当非最终定稿，但皆经作者亲笔修改校订，或选或删，或选而未刻，或删而复收，字勘句酌，极为慎重，从中可以获知他对自己诗文的评判，并可了解他在生前对该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删去的文字中，有《项贡甫画梅短歌》七古一首，中有句云：“我闻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缣索画直。岂知皆出兄手中，可怜赝鼎无人识。”沈氏自注道：“金寿门在日，常倩兄画梅而自署其上。”金寿门即“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号冬心，画梅冠绝一时。其所著《画梅题记》一书中有关于弟子项均追随他学诗作画的记载，并赞誉项均画梅“小心作瘦枝，尽萧闲之能”，为师得意之情跃然。则项贡甫应当就是项均。学生为师代笔，似乎寻常，但每流于传闻，捕风捉影，真如沈氏凿凿言诸诗文者却也少见。然而虑及朋友情谊，沈大成终究不愿此事显于世而一笔予以删削。金农画梅之作世人奉若珍宝，可以想象，曾经上当受骗而花了冤枉钱之人有不知几何，若不是此部稿本得以幸存，那么这段有趣的艺林掌故或许至今不为人所知。则稿本之珍贵，于此可见一斑。第二，一书虽已抄写或刻印流传，但作者再事修改整理而未及重新刊刻，这种稿本则可补通行本的不足。如清臧庸《韩诗遗说》一书，传世抄本及刻本皆源出未校正前之旧稿，而上图所藏的稿本，正是其后来重校厘定之本。这部稿本是应阮元高足朱为弼求赐此书抄本而重加修订的。其题跋云：“此庸旧辑本。嘉庆己巳三月，晤嘉善朱椒堂驾部于杭州抚署，索钞此册寄都中。余假归里门，为校正数事，命奴子潘寿写以诒之，余为复勘。时四月十九日，用中记于常州岳园。”将该稿与通行本作比勘，知臧氏此次对旧辑本的校正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体例上（包括格式行文等）作了调整；其次是纠正了原本的衍夺讹误；最重要的是在内容上进行了补充，如《权舆》“於我乎，夏屋渠渠”句，《韩传》“殷商屋而夏门也”，刻本则无此条，而是将“殷商屋而夏门也”列入《诸书引韩诗未详所属者十七条》内。今检此稿，未详所出者仅十六条，因知此条属臧氏后来考出者。可见这部稿本比现存的抄本与刻本来得精确完备。第三，稿本可纠正刻本之舛误。如清沈钦韩《两汉书疏证》，虽然已有光绪间浙江书局刻本通行，且浙局刻书于校勘一事素有较好口碑，孰料该书错得离奇，竟然将《后汉书》中的缺卷，谬以《艺文志》羼入。而沈氏《两汉书疏证》的稿本今仍存于世，如果将它们汇集整理出版，则浙江书局本可以废置。第四，某些内容印本未收，稿本可作补充。所谓印本未收，既非指作者自己删削，也不是如臧庸《韩诗遗说》稿本那样后来又作校正，而是指其内容原本固有，但事出有因，刻印时未予收入。如清焦循《忆书》手稿，凡一百三十余条，赵之谦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时删去了十条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字。赵氏十分钦佩焦循，本人也是愤世嫉俗之士，他删去这些内容肯定有难言苦衷。但对读者而言，一旦知道稿本还藏在上海图书馆，那么对刻本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又如清林则徐《粤海即事诗》，稿本录诗十八首，撰于鸦片战争时期琦善所主和局失败广州被围时，编刻林氏《云左山房诗钞》者恐触时忌，未予收录，则后来重辑林氏诗集者，可据此稿本补入。如此种种，都说明已刻稿本同样值得珍视。第五，稿本经他人任意删改，导致文意失实。惟赖原稿，才能了解作者真实思想。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自述，刻印本即出于曾国藩的删定，以资料可靠程度而言，无疑以原稿为佳。又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二十八卷手稿本，记事自咸丰四年春至同治二年三月，生前曾被其表弟山阴陈寿祺（字珊士）借读，业经涂改，李氏气愤之极，于壬集封面题曰：“是书为珊士借去，中被墨涴甚多”，“文之佳恶吾自荷之，何劳他人饶舌”；并言“剜补以后，日记更不假人”。然其去世后，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稿时，又经蔡元培删改，或许蔡氏出于善意，但终非李氏原来思想。今该稿藏上海图书馆，蔡氏删改之粘签亦保留在上，其文献价值自然要高于影印本。

书信

附带说一下，书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书信称名或异，如帖、启、笺、移、简、牍、书、札等。其文字长者可累数百言，短者仅单辞词组，有的述事阐幽；有的宣情吐臆，旨虽专于辞达，语则可以观文。至于其书法，信手写来，自然天成，气韵生动，姿态万状，鉴赏家、收藏家们珍之若美珠文玉。

书信的价值

历代学者皆注重书信的学术价值，先秦两汉之史传每有采摭，魏晋六朝的别集、总集则独辟类目。迨至两宋，或一人之手札单刻别行，或众人之尺牍荟萃发布。自是而后，书信代有专刻，其于研究文学、历史与社会、个人，起着其它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前人于传世书信手稿的研究与整理成果有限，今人在此学术领域有着广阔驰骋空间，大可作为。即从文献学角度而言，书信同其它稿本相类似，亦存在不同版本。明人叶向高自序其《后纶扉尺牍》有言：“余生平尺牍皆焚其稿，惟前次在纶扉有关系时政者间存之，以附于奏草之后。”又曰：“检诸尺牍，凡属寒暄，悉投水火。所余无几，乃政地之艰难，疆事之得失，大较可见。他日尚论者，亦或有考焉。”可见古人写信有留存底稿的情况，以待将来刊刻别集之用。这种底稿相对对方所收之信件当属另一稿本。其面貌有的是草稿，乃所发信件之初稿；有的书写颇规正，则是所发信件之录副。而当其书信公开发表时，文字又会因人事或辞章等各种因素有所改动，人们只要检览上图所藏明末侯峒曾、岐曾兄弟尺牍手稿，即可略知古人书信之原件、留存底稿与印本的内容往往存在异同。因而书信存在着不同版本，具有不同的文献价值。对此，以往文献家们很少关注。

编制专题目录

当然，对传世书信欲作广泛深入的研究，编制专题目录是首要而最基础的工作。不可否认，书信因其为零简散札，较之其它稿本更不易收集保存，而许多收藏家往往又是将书信作为书法艺术作品加以收藏。因此，历来私藏之家几乎没有以书信为专题的收藏目录，而公藏之家亦未对所藏书信作过全面的整理。诚然旧物日益难得，但事实上当今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已拥有大量明、淸、近代藏品，若能有计划有规模地进行整理，摸淸家底，编成专目（馆藏目录乃至各馆联合目录），对书信本身及相关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其所产生的影响与帮助将是无可估量的。

鉴定步骤

鉴定稿本比鉴定印本难度大。首先，一书之稿本虽可能有初稿、修改稿、定稿数种存在。但每种面目各自不同，都为单一的版本品种，皆可视为孤本，况且很少有各种稿本都完善保存至今者，那么相较印本，客观上便缺乏鉴定参证资料。其次，稿本的书面风格虽然每含时代气息，但又极具个性化，不似印本能大致总结出规律性的现象与特征。再者，稿本与抄本之间亦存在不易区分的情况，如经誊清的稿本，若无编著者的标记（专用稿纸、钤印等）或手迹，很容易与抄本混淆；而一些较为冷门的抄本，因其书罕见流传，亦往往会被误定为稿本。鉴定稿本的要点在于确定该书出于那个时代、何人之手（简单判断是否稿本，并不太困难，尤其是初稿或修改稿，卷面每有涂改、钩乙、粘签、剪贴等特征），其真伪如何，以及该稿本的性质与价值。关于判断稿本的性质与价值，我们可以借助校勘等手段，而鉴定其真伪，则往往要依仗字迹的比对。与鉴定抄本、批校本相通，尽管鉴定稿本也可采取如同鉴定印本之法，即通过纸张、讳字、钤印等因素识别，但要断定其出自何人之手（包括正文与题跋），倘若没有字迹比对，是很难把握的。因此，鉴定稿本（包括抄本、批校本），除了需要一定的书法修养之外（鉴定印本也如是），更强调实践经验，书本知识至多是入门的参考。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在2000年编纂出版了《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一书。毋容讳言，此书收入品种有限，亟待充实完善，但我们很高兴看到该书出版后，其资料已被人们广泛借鉴取用。当然，图书馆、博物馆所收藏的尺牍、题跋以及相关的影印文献皆可作为鉴定手迹的参考比对资料，应尽可能加以利用。

特殊情况

对有些个案，须作考证才能判定是否为稿本的情况，因其特殊性，这里无法一一例举。兹专就我在编目实践中遇到对稿本的认识与鉴定问题，因其具有共性，则不避繁琐，举例提出，求教同行，以供大家参考。

有该书作者批校题跋者应作稿本例

有的书虽然是抄本或刻本，但有作者亲笔批校题跋者应视作稿本，然而这样的稿本往往被编目者忽略，其版本价值未被充分揭示。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吴骞撰《观复堂藏书总目》一卷《分目》一卷《拜经楼分拨总记》一卷，有吴骞手书题跋，亦仅著录为“吴氏拜经楼抄本”，实际上是吴骞的稿本。再如上图所藏清钱仪吉撰《庐江钱氏艺文略》，虽然是嘉庆十三年刻本，但上有钱氏亲笔批语，亦应定为稿本。或许编目者不识钱氏笔迹，抑或不以为是稿本，遂使此本长期置于普通本书库。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黄丕烈撰《求古居宋本书目》一卷，系黄氏家抄，复经黄丕烈手校并题跋，当为稿本，却著录为“清嘉庆十七年黄氏求古居抄本”。

誊清稿本误作抄本例

有的同行将誊清稿本归入抄本之列，似有其道理。但我认为其价值与抄本不能同日而语，拟以区分为妥。如中国国图书馆所藏清祁寯藻辑《甘肃查办全集》不分卷，有祁氏手书题款，著录为“清抄本”，颇疑此本实为誊清稿本。

而更多情况是，编目者不知为誊清稿本，误以为是抄本。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凌廷堪撰《礼经释例》十三卷（缺卷十一至十三），原以抄本著录，检览其本，虽无凌氏手迹，亦无其印章，但用版心下镌“校礼堂”兰格稿纸抄写，校礼堂即凌氏室名，因而该本当定为誊清稿本。又如上图所藏清阮芝生撰《春秋传说从长》十二卷，原著录为清抄本。是书乃芝生读《春秋》心得，前存翁方纲序，谓“传说从长”者，盖芝生谦不敢自任也。该本卷内有墨笔删正批校，多出翁氏之手，则此当为誊清稿本复呈翁方纲阅正者。或因翁氏之序文系请人誊录，所钤印章之印色又欠佳，编目者失察，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未收录。再如《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著录清抄本焦循《邗记》六卷，间有勾乙改正之处，并钤有“焦循学”、“里堂草稿”印章，实为誊清稿本，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失收。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二卷与六卷稿本各一部，疑皆为早于上图藏本之初稿或修改稿本，可互校异同。

批校本实为稿本例

有的批校本作为刻本之底本，应作稿本观。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抄本《三朝北盟会编》，曾经吴城、江声、朱文藻、彭元瑞等先后校勘，称善于该书诸传本；又尝作《四库》底本，馆臣窜易删削面目宛然。光绪三十一年，许涵度藩蜀时即据以刻印流传，则此本应视为稿本而非寻常抄本或批校本。二十多年前，上图曾拟印馆藏稿本丛书，顾廷龙先生即将此本列为首选。又如上图所藏明冯梦祯校本《三国志》（存《魏志》卷一至二、六至八），虽然校于元刻明嘉靖南监修本之上，但恰是冯氏于万历二十四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校刻《三国志》的底本，相对万历新刻本（此本甚有影响），该冯氏校本当然应视作稿本。

此外，又有看似批校本，实为批校者自成一书的情况，这种批校本即为稿本。如上图所藏清陈鳣所撰《恒言广证》六卷，写于嘉庆十年刻本钱大昕纂《恒言录》之上。陈氏于钱氏各条皆有补证，楷书于天头，又于原本引书篇第及讹误之处亦注改在行间，卷末有跋文一篇，因纸敝损蚀，其秉笔之意及从事之年均不可晓。顾廷龙先生因检羊复礼所刻陈氏《简庄文钞续编》，中有《恒言广证叙》一篇，遂校读两文，发觉构造虽异，大旨则同；《叙》云“疏记上下，积而成帙”，知当别有誊录之本，改定跋文为序，以冠诸首；而光绪十四年羊氏刻《简庄文钞》跋文中又有“《恒言广证》六卷，旧为吴氏竹初山房所藏，今亦存亡莫卜”之语，顾先生因据以考定此本正是陈氏《恒言广证》稿本。不过，要将类似本子定为稿本须慎重，如果不通过考订，缺乏依据，即使批校满卷，也不能轻率下稿本的结论。

编辑稿本误作抄本例

有不少编辑稿本，尤其是经后人整理，整理者实为副作者（或称第二责任者）的辑稿，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譬如清人鲍廷博曾两度校辑元代邓文原《巴西邓先生文集》一书，其初次校辑事毕，曾誊录分赠友朋，今上海图书馆收藏，却被人认为是伪造之本。而上图又藏有鲍氏嘉庆十七年再度校辑之本，其《补遗》一卷中，《跋欧阳率更子奇帖》、《跋唐临十七帖》、《跋米南宫书》、《与本斋书》、《跋鲜于伯机遗墨》、《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吴公听松风像赞》、《跋颜鲁公书朱巨川诰》、《四书通序》等篇，为初次校辑本所无，而《四书通序》一篇为鲍氏亲笔抄写。由于此本辑稿的存在，证明了第一次辑本的不伪，然而这部辑稿同样仅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又如清江藩所撰《尔雅小笺》，草创于乾隆四十三年，原名《尔雅正字》，道光元年重订，厘为三卷，易名《尔雅小笺》。道光十一年江氏去世，由汪熹孙重新整理为二卷，未及付梓，后费念慈据汪氏整理本传抄，并于光绪十九年借予徐乃昌刊刻，那么上图收藏的这部有汪熹孙跋与费念慈等题识的“清抄本”，实为汪氏辑稿（顺便提及，徐氏刻本有初印与后印之别，上图藏有初印本，经徐氏手校，现所传印入《鄦斋丛书》之本，多为徐氏校改后印本，后印本与汪氏辑本有文字异同）。再如南京图书馆所藏清吴曾英《覆瓿丛谈》二卷，系缪朝荃的辑稿，不仅有缪氏校跋，又是缪氏辑刻《东仓书库丛刻初编》之底本，但仍被著录为“清光绪五年缪氏纫兰庵抄本”。

《四库全书》

上述种种分明是稿本而却以抄本、校本对待的现象，在学术界较为普遍，说明迄今为止版本之学尚未被人们熟悉与掌握，因而版本尤其是稿本的价值也未被充分认识与研究利用。这里再举人所共晓的《四库全书》为例。尽管当代已有不少人将《四库》作为专门之学来研究，暸解到七部《四库全书》存在着各种差异，因此在引用《四库》本时，倘若不注明引用那一阁本，会引起岐义，被人笑话。但当今有多少人识到这七部阁本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稿本呢？而当人们热衷于影印现存的几部《四库全书》乃至编印《四库存目丛书》等，又有谁能不惟商业利益，甘愿下苦功夫搜集、鉴别现存《四库》底本，不惜代价将之汇集出版以嘉惠学林呢？须知许多《四库》底本（如上图所藏《三朝北盟会编》之类）亦都是实际意义上的稿本，其文献价值远非《四库》本所能替代的。

重要资粮

作为保存了书籍最原始面貌的稿本，因无传写、翻刻之讹而具有较可靠的版本价值。尤其是那些未经传写、刊行的学人著述稿本，则更可谓存世唯一的孤本，因而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珍贵难得的文物收藏价值。缘此，流存于世的各种稿本，不仅成为历代公、私藏家竞相蒐求珍视的善本秘籍，而且也是近代照相摄影术发明之后，古籍影印中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在《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等大型古籍丛书中选印部分珍稀稿本行世，到七十年代由台湾地区专题影印的《明清未刊稿汇编》（屈万里、刘兆祐主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七六年），《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以及九十年代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汇编的《稿本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等，均为其中代表，且至今仍为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及有关学术研究机构的必备典藏和专家学者研究工作的重要资粮。

上海图书馆稿本最多

以收藏中国历代典籍闻名于世的上海图书馆，历经几代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其所藏古籍稿本，无论是数量的丰富还是质量的珍善，均堪称一流。只是长期以来，因其中绝大部分从未以任何形式刊布行世，使学界及有关研究者在利用时机缘难逢，深感不易；甚至根本不知其尚存人间，徒叹无奈。如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所撰《演易》手稿本，由于从其子钱东壁等所撰《显考竹汀府君行述》中列举钱氏已刻、未刻、未成诸书开始，就没有提到此稿，所以非但嘉庆间《潜研堂全书》、光绪中《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等，均未收入；就是直至一九九七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新刊由陈文和主编的《嘉定钱大昕全集》，也仍仅录其中一则，而失收绝大部分内容。再如沈钦韩的《三国志补注》，虽为残稿，但其以文字训诂和名物典故为重点的校释注疏，颇有特色，当为研究《三国志》者所重视。而翁楚的《画话》，则仿诗话、词话体裁，多方辑录散见于历代正史、野史、笔记、别集，以及其他各种著述中丰富的画论画评史料，不仅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创例巨编，更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绘画史多可取资的珍贵文献集成。却因人皆不知其人其书，长期湮没。就是早已为学界艺林知悉的《龚半千自书诗册》，也因种种原因，一直无法被有关研究者辑录利用，至有“遗珠”之憾。而其所存康熙十一年壬子（一六七二）至十四年乙卯（一六七五）的诗歌七十多首，又恰为传世龚氏《草香堂集》未收的暮年之作，因而对研究龚贤这位在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具有一定地位人物的晚年生活、交游、创作、思想及其他有关方面等，均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其他如焦循的《毛诗地理释》、吴式芬的《待访碑目》、陈逢衡的《续博物志疏证》及《续博物志补遗》、徐（火勃）的《红雨楼集》、昭梿的《蕙孙堂集》、张谦的《道家诗纪》等，无不为既珍稀难得、又各具价值的史料文献。也许正有慨于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之事的李一氓先生倡议整理出版《稿本丛刊》时，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先生，就先后有《关于整理出版稿本丛刊的管见》、《古籍整理二三事》诸文，除力赞此举之外，更以北京、上海各馆所藏为例，就摸清未刻稿本情况包括传钞本的家底、分辑刊行、择要影印等事项，提出了极具指导意义的见解，并呼吁：“稿本在全国范围内不少，希望制订出规划，搞出目录，印出书来。”

汇辑成“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丛书

经过与上海图书馆反复磋商协调，并由专家学者及有关专业人员论证甄别，今从其馆藏数以千计的古籍稿本之中，精选出最具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的明、清学人著述之未刊稿四十六种，汇辑成“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丛书，以经、史、子、集四部类之，依次为经部十二种，史部十六种，子部四种，集部十四种。藉现代化的先进技术手段，严格按其原书原貌，并基本保持原稿尺寸，付诸影印；再据其内容，酌加分合，以特制精品纯质纸书芯和国际大十六开布面精装的形式，成六十册之数。每种之前，各冠以特请有关专家学者精心撰作的解题文字，就该书的作者生平行略、治学专长造诣及本书学术价值、流传概况、乃至个别装订错简等，作出全面客观的评述和简明扼要的介绍。此外，还据稿本原装分册及卷次内容等，新编各书目录，分列各册之首；另有总目，冠丛书之前，以便检阅。具体编例，则详本丛书“凡例”各条所述。

此丛书的意义

此丛书的出版，不仅能使那些未经刊行、长期深藏的珍稀稿本化身数百、孤本不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及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学者个人的装备、购藏之需，更可藉此方便学界研究利用，为学术研究因珍稀文献资料的相对易获而取得更大进展创造必备条件；同时，作为限量影印的名人著作手稿或清稿，又具有难得永久的鉴赏收藏价值。因此，本丛书的印行，得到了各界专家权威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支持和高度重视。傅熹年先生应邀专门为丛书题签，朱维铮、陈尚君先生不仅郑重专文推荐，并慨允俯就丛书学术顾问，多有指导；而且还和其他专家一起，为稿本撰写解题。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并已颁布实施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二○○六——二○一○）重点规划”，已将本丛书正式列为专门项目，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也将其列入首批资助的重点项目之一。凡此，皆为本丛书的顺利编成和出版，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理当感谢铭记。

囿于见闻学识、篇幅规模、工作时日等，本丛书从选目到印行诸环节中，或多有疏漏谬误，尚祈各方专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