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干（1881年—1963年），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晚年自称嘉业老人。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人，近代著名的藏书家与刻书家。鲁迅先生喻其为“傻公子”，陈志岁先生尊其为“笃公子”。

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人，近代著名的藏书家与刻书家。幼年就读于当地浔溪书院，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中秀才，宣统年间因连续在各地灾赈中捐银三万多两，累获分部郎中、四品卿衔、四品京堂，友人习惯称他为“京卿”。刘承干对历史有浓厚兴趣，自谓“弱冠即喜治乙部之书”；长于古籍版本知识，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和水平。1914年沈曾植任浙江通志总纂时曾聘其为分纂。1920年至1921年任清史馆名誉纂修，吴士鉴在一封致缪荃孙的信中曾说，“姚仲实函及翰怡上馆长书，均已代交。刘、张二君赠以名誉，于馆中征借书籍，大有裨益”。尝就“通海垦牧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政治上属守旧派，与结集上海的清遗老来往密切，组织“淞社”定期雅集。刘承干1911年携家定居上海，1963年病逝沪上，终年82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全部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张元济先生曾经筹巨款想购买下皕宋楼的藏书，无奈和陆家索要的款项相差甚远，未能成交。静嘉堂因得到皕宋楼的藏书而名噪一时，日本汉学家纷纷来到中国抢购宋元精椠，大量珍贵的古籍流入日本。国内学者、有识之士，莫不扼腕叹息！刘承干看到这一切，毅然决定出重金收购古籍。

经过若干年的苦苦搜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数家藏书尽为刘氏嘉业藏书楼上的插架。缪荃孙在《嘉业堂丛书序》中说：“诸藏书家多佚出之本，无不归之，收藏遂富甲海上”。

刘氏藏书当以宋版四史最为珍贵。号称镇库之宝。吴昌硕曾为藏书楼题写了“宋四史斋”。还有眉山刊本《宋书》，张元济先生印《百衲二十四史》，曾经采纳补缺。宋开庆110卷《鹤山先生大全集》、宋淳熙戊戌本《窦氏联珠集》也都是海内称绝的孤本。

民国9年至13年，辟地20亩，靡金12万，在小莲庄鹧鸪溪畔建成藏书楼。该楼位于南浔镇西南郊，四面环水，楼呈口字形，是一座典型的园林建筑。清光绪死后，刘承干捐款在崇陵植树，宣统颁赐九龙金匾：钦若嘉业。（陆润庠代笔）刘承干以此命名藏书楼：嘉业藏书楼。另外他还以重金请到名流缪荃孙、王国维、董授经等考订校勘。并编有《善本藏书志》28册。

刘承干不但藏书，而且还自己雕版刻书。前后计有《嘉业堂从书》《求恕斋丛书》《影宋四史》《旧五代史注》等。另外他还大量地刻了被清政府列为禁书的《安龙逸史》《翁山文补》等。鲁迅曾经到上海青海路嘉业堂买过书，他在给杨霁云的书中说：“刘翰怡听说到北京去了，前见其所刻禁书目，真是杂乱无章，有用书不多，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无用的人物”。鲁迅还说：“刘翰怡对明季的遗老很同情，对清初的文字狱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吻。”鲁迅先生一语道出了刘承干的矛盾心理。他既同情明末的遗老，又对清代的文字狱表现出了不满，这和他的家世有着深刻的关系，刘承干的父亲是清朝的进士，他本人中过秀才。溥仪在伪满州国称帝时，他还寄去了贺表。平时写信、做文章连年号也不肯用民国纪元。他既以清朝遗老自居，可是又极力搜罗禁书刻印，让旁人看来，委实有点“傻”。刘承干刻书态度严谨，第一部刊印前，他都请著名学者校雠，然后再开印。印成后，再校订。嘉业堂所刊之书，以精美典雅著称于世。凡刻成的书，刘承干皆有题跋。他刻印的书，不是为了营利，大多送给学人，这其中也包括大批的日本学者。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中写到：“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

刘承干自1933年家道中落后，不得不变卖藏书，他的书散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抗战前，宋刊四史及宋刊《鹤山先生大全集》等售与宝礼堂潘明训，《宋会要》稿本售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影印流通，《明实录》售与中央研究院，《永乐大典》残本售予大连满铁图书馆（现存北京图书馆）。二是，抗日战争发生后，刘承干将大量珍贵古籍运到上海，经郑振铎、徐玉森介绍将明刊本秘密售给重庆中央图书馆（现存台湾）。三是，抗日战争后，浙江大学图书馆购得嘉业堂藏书二万三千册。四是，解放后，刘承干将二千多种古籍半捐半卖给复旦大学图书馆。他曾自嘲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不无遗憾地违背了“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的诺言。

解放前夕，为了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免遭兵燹，周总理下令保护好藏书楼。1951年，刘承干致信浙江省图书馆：“愿将藏书楼与四周并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悉以捐献与贵馆永久保存”。从此，藏书楼附属于浙江省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