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1705年1月29日－1755年8月9日），字绍衣，号谢山，小名补，自署鲒埼亭长、双韭氏、双韭山民、孤山社小泉翁，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沙港村）人。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浙东学派集大成者，享有“布衣太史”、“史学大柱”的美誉。

全祖望的曾祖是全大程，全大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全吾骐即是全祖望的祖父，曾参加抗清武装斗争，后在管江建思旧馆，是思旧馆诗社的成员。全吾骐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全书、小儿子全馥，全书是全祖望的父亲，字吟园。康熙四十四年正月初五日（1705年1月29日）亥时，全祖望出生在浙江宁波城内月湖西岸的全氏住宅。

全祖望4岁就能读四书五经，六七岁时能吟诗赋词，对课答辞，8岁读《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相传他六七岁时随父亲去洞桥沙港口村祖居走访，族中长辈想试试这个“神童”的才华，就挡住去路要他当场作诗。沙港全氏多以烧窑为业，有“十八太公”之称。祖望接题后脱口成诗：“一缕青烟上碧霄，月里嫦娥鬓熏焦。天将差使来相问，十八太公烧瓦窑。”这首诗想象奇特，比喻贴切，以天仙嫦娥，对应烧窑工匠，以大雅对大俗，再以童声吟诵，效果奇好。沙港口村的全氏长辈们听了大笑，当即让路放行。

14岁时，全祖望受业于董正国，在三余草堂读书。董正国是位学识渊博而生性古板的学者，学生们敬畏他而不敢亲近，只有祖望常常因经史上的一些问题向老师提问，并因见解不同而争论。爱才的董先生不以此为忤，反而更加爱赏，悲喜交加地赞叹：“这是我门下的俊人。可惜我老了，看不到他的大成了。”也就在这一年，全祖望补博士生员，在学宫拜谒学官时看到谢三宾、张杰的神主，顿时怒不可遏，因为谢三宾屡次降清，多次出卖南明抗清志士，作恶多端。张杰则是降清的将领，是他部下捕获了张苍水。这两个败类的神主居然在乡贤祠中，是可忍孰不可忍？14岁的全祖望愤怒地将两人神主投入泮池之中，以泄其恨。于此可见，少年时代的谢山其心已与“故国忠义”息息相通了。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全祖望去杭州参加乡试，虽没考上举人，但名声大起。20岁时与年长3岁的张氏结婚，婚后不久又去杭州，结识了厉鹗、杭世骏、赵谷林兄弟等人。这些浙江才俊自此常在一起切磋学问。25岁时，全祖望被浙江督学王兰生选为贡生，次年入京师国子监求学，雍正十年（1732年）在顺天乡试中考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未第，想整装回家，但主考官李绂欣赏全祖望的才学，认为他是浙东学术界自王应麟、黄震以后的第一人，坚持要他留在京师以应博学鸿词科，从此两人结为师友。在京期间，谢山移居李绂住宅紫藤轩，与李绂一起借读《永乐大典》，每日必读完20卷，并雇人抄录其中的珍贵资料。同时全祖望开始了《水经注》的研究工作。

乾隆元年（1736年），全祖望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不久被荐考博学鸿词科，但因大学士张廷玉的阻挠，未能参试，对此祖望极为不满。而张廷玉并不止于此，对全祖望再下杀着。由于与李绂不和，恨屋及乌，对全祖望时加歧视，结果于次年散馆时，将全祖望列为下等，归吏部安排做候补知县。这对满腹经纶的全祖望是奇耻大辱，一怒之下，全祖望辞谢了方苞邀他入“三礼局”之荐，带着“左迁”“罢官”的愤懑，于乾隆二年十月出部返鄞。这一年，在京与全祖望一起准备应博学鸿词科的几位才子，如钱塘厉鹗（原籍慈溪）、山阴胡天游等也未能参试。为此杭世骏叹道：“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厉鹗）之诗，稚威（胡天游）之古文，绍衣（全祖望）之考证，近代罕有伦比，皆不得在词馆，岂非命哉。”

接下来两年，父亲、母亲相继去世，全祖望为之丁忧在家。这正处人生黄金时期的困顿，使全祖望的从仕之心为之受挫，也在这几年里，开始了他对人生之路的思考和选择。

乾隆五年（1740年），李绂为江南乡试主考官，全祖望来到南京看望李绂，不料大病之后的李绂元气大伤，神情憔悴。李绂是全祖望最敬重的前辈和导师，其在《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中说：“公以博闻强识之学，朝章国故，如肉贯串，抵掌而谈，如决溃堤而东注，不学之徒，已望风不敢前席，而公扬休山立，左顾右盼，千人皆废，未尝肯少接以温言。故不特同事者恶之，即班行中亦多畏之。尝有中州一巨公，自负能昌明朱子之学，一日谓公曰：‘陆氏之学，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于圣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总督仓场而进羡余，不知于心安否？是在陆门，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终身不复与公接。”（《鲒埼亭集》卷十七）

如今，失意衰弱的李绂使全祖望更深地体会到官场倾轧的无情无义和为官求道的无奈和无成。这使全祖望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寻找天崩地解时代抗清志士的遗闻旧著，寻找那一代行异识卓的社会精英的灵魂自由。这一年，他37岁。

这一个看似偶然的个人选择，却形成了个人的不幸和文化的大幸。个人的不幸是全祖望从此被弃于主流社会，以至于粮绝薪尽、度日维艰，最后竟因贫病交加而卒，卒不能葬。大幸的是中国文化从此有了一个自觉的传承者，他对连绵千年的学派传承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梳理，对浙东学派宗师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进行修补改写；他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水经注》《困学纪闻》进行笺注解疑；他为明清之际的抗清志士树碑立传，表彰忠义，追慕先贤，从而写成名重一代、泽惠千秋的《鲒埼亭集》；他遍求遗文淘沙沥金，编辑成《续甬上耆旧诗》，收录1万余首遗民诗，为乡邦保存一大批泣鬼神、惊天地的诗篇。

乾隆十三年（1748年）应绍兴知府杜甲之请，全祖望出任蕺山书院山长。他以“经术经世家”“读书贵有用”的原则进行教育。一月后，从学者云集。绍兴山阴是黄宗羲老师刘宗周的故乡，当时恰逢刘宗周逝世百年，但绍兴尚无刘宗周祠堂，全祖望向浙江巡抚方观承建议在蕺山书院建刘宗周祠堂。祠堂落成，祖望率诸生祭拜，拟仿《孔门子弟姓名表》撰《蕺山讲堂小志》，并将刻石立碑，以表纪念。但方观承删去了小志中提及的几位抗清志士名字。这使全祖望非常生气，一怒之下便辞职回乡。书院骤失良师，学生深感痛心。次年公推蔡绍基等人来甬恳请全祖望返院执教，绍兴知府杜甲也密令使者恳请全祖望回绍执教。面对年俸千金的待遇，全祖望坚守自己的立场，断然拒绝。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48岁的全祖望应广东巡抚苏昌之请，出任天章书院山长。天章书院在广东肇庆高要县，肇庆即古之端州，故又名端溪书院。数月后，旧病复发，全祖望撑着病体返回故里。回家以后，曾去杭州、扬州小住，此间，以校注《水经注》及补《宋元学案》等项学术研究度过余生。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年仅13岁的儿子昭德不幸夭折，祖望十分伤心，病势转重。在写好哭子诗十首、埋铭一首后，就绝笔了。他自知于世不会太久，便急召他的入室弟子董秉纯、张炳、卢镐、蒋学镛，夜以继日抄录他的著作。弟子环坐床侧，全祖望则在床上口授，将不满意的文章删去，竟占十分之七，以免贻误后人。这样挨了四个月，至七月二日（1755年8月9日），这位对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走完他坎坷的一生后逝世。因贫无以为葬，家人将所藏万卷书籍出售给其弟子卢镐族人卢址，得二百金购置灵柩，薄葬于宁波南郊祖关山的荒冢滩上，六世祖全少微墓之西南。墓呈横长方形，墓碑上刻“谢山全太史墓”，西北侧尚有全氏明代神道石坊一方。

使全祖望在社会上获得崇高声誉的，是他在历史人物传记上的卓越成就，即《鲒埼亭集》所收录的大量的人物传记。

其传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故国忠义”之士，有殉难烈士、忠义之士、隐逸之士、遗民学者和诗人等，如《亭林先生神道表》中的顾炎武、《明处士四岑张先生墓幢文》中的张四岑、《徐都御史传》中的徐孚远等；二是师长、亲朋，如《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中的方苞、《厉樊榭墓碣铭》中的厉鹗等。这些文章叙事记人曲折尽情，上自立身大节，学术全貌，下至日常生活，零星佚事，皆淋漓以道之，或补史之阙，或总括学术。

其记体文多偏向于表彰忠义节烈，一篇《梅花岭记》写尽抗清名臣史可法的思想情操，其百年之后的感慨，震人心魄；《冯京第小传》中，骨销形立的抗清志士宛在眼前，其神如晴天白云，其声如黄钟大吕，使人不禁为此战栗；又如他写鄞县“管江三烈士”（杜懋俊、杜苮、施宗炌）的事迹，不多赘言，而是抓住烈士临死的细节和他的观感，从而将这块他祖父曾避难的地方之民气予以展现。在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中，记明末清初掌故约居十之四五，而内中多有同族辈的传记。而他最乐道的是明末仗节死义之士与夫抗志高蹈不事异姓者。为此，梁启超盛赞他的所作南明诸贤碑志传记等“真可谓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尽情，使读者自然会起同感，所以晚清革命家，受他暗示的不少”。正因为全祖望以心灵感受，以眼目记录，以真情倾诉，所以他的传记特别生动，特别感人，实现了“以至情，抒至性”的宗旨。他的传记也因此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一个典范，一座令人惊慕的高峰。

全祖望亦作诗，与杭世骏、厉鹗等唱和较多。自谓“我诗虽不工，聊足补献征”（《太白山中吊二公子》），其意在于评骘人物，表彰忠义，代表作有《拟薤露词》70余首，悼怀和赞颂了易代之际甬上40多位“死国者”。不过，其中议论过多，笔较质直。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称：“其诗学山谷（黄庭坚），而不甚工。古诗音节未谐，尤多趁韵；然直抒胸臆，语皆有物。其题词、小注，多关掌故。于南宋、残明事，搜寻幽佚，尤足广见闻。”

对全祖望学术贡献的研究，是目前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论文有二十几篇。徐光仁《全祖望在清代史学上的贡献》认为，全祖望的学术贡献有三端：续补宋元学术史著作，辑佚和校勘工作，为抗清志士作碑传（《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陈其泰《全祖望与清代学术》认为，全祖望的学术贡献有四点：留下表彰民族气节的珍贵文献，揭示清初学术之精髓，完善了《宋元学案》，为清代浙东学派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2期）。具体来说，全祖望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卢钟锋《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史学史研究》1986年2期）、仓修良、吕建楚《全祖望和〈宋元学案〉》（《史学月刑》1986年第2期）、陈其泰《〈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3期）、王永健《评传》、陈祖武《〈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等论文指出，全祖望之于《宋元学案》有下面四点功绩：第一是增补了黄宗羲原本所无的学案，共32个；第二是提纲挈领，撰就《序录》，理清了宋元理学的发展脉络，充分展示了各种学派和各派学者，补编各学案的师承传授表，条目清晰，与正文互为羽翼，相得益彰，开学术史著作中设表之例，体例更为严谨和完备，是学案体的最高成就；第三是修定、次定和补定黄宗羲原本；第四，考订史实，可补《宋史》及黄宗羲原本不足和失误。

梁启超在1923年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极力夸奖全祖望的人品与文章，赞赏全祖望为南明忠义之士写碑传，肯定了全祖望文章的史料价值，后人研究全祖望，较多引用梁启超的观点。张丽珠《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认为，《鲒琦亭集》揭示了南明斗争史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大量志士、隐逸、学者的生平事迹，指出全祖望于明清文献的贡献（《越魂史笔》）。吕建楚《全祖望和他的〈鲒琦亭集〉》论述了全祖望对晚明、清初历史研究的贡献表现为：可补《明史》所缺，补旧史之不全，纠旧史所舛，（《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管敏义的《全祖望的学术成就》（《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吕建楚的《全祖望和他的〈鲒琦亭集〉》等文，认为全祖望的学术成就还在于收集乡邦文献，《鲒琦亭集》可资地方史志的编纂。

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对郦学功劳极大。陈桥驿《全祖望与〈水经注〉》认为有五点，第一是“合理编排《水经注》所载河流的次序篇目”；第二是开始“区分经注”；第三是“全祖望提出《水经注》在体例上的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见解”；第四是“全祖望提出《水经》成书于三国魏人之手”；第五是“全祖望在其对郦注的七次校勘之中，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严谨为学，便利后人（《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莫广铨的《略述全谢山先生之历史地理学》（《越魂史笔》），从《水经注》校本、 《汉书地理志稽疑》论述全祖望的历史地理学，指出全祖望校刊《水经注》、考证秦三十六郡的成就。顾志华《试论全祖望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认为，全祖望首倡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编《天一阁碑目》，辑《续甬上耆旧诗》，保存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曾贻芬《全祖望的史学与“七校”、“三笺”》认为，全祖望七校《水经注》时，提出不改原文的普遍原则，有改动亦慎重，考辨翔实，反映出全祖望史家校书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全祖望的三笺《困学纪闻》是他在文献学上的贡献，《困学纪闻》为宋王应麟所著，是宋三大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客斋随笔》）之一，内容丰富然以考订史事为主，作为学者，全祖望在阎若璩，何焯笺注《困学纪闻》后，第三次笺注，其目的有二，一是因为是书“援引古籍奥博，难以猝得。”二是借三笺《困学纪闻》以发扬民族气节。他笺注的《困学纪闻》因而有了其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王可风《清代全祖望怎样搜集作家手稿》（《中国档案》1958年第3期）、李向军《全祖望治史论述》（《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等文，对全祖望搜集作家手稿、旧史以治史的工作作了论述。

金伟《〈鲒埼亭集〉的学术价值》指出，全祖望搜集史料时，注意博采、慎择、精考，对历史编纂学的意义极大（《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刘玉才《全祖望学术史观探微》（《越魂史笔》）、郑吉雄《论全祖望“去短集长”的治学声法》（《史心文韵》）等文，考察了全祖望的“去短集长”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史思想，肯定全祖望重视会通、反对墨守一家的做法。

吕芹的《试论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总结了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一是注明词义时，扩大注释范围，或注其演变，或注其同类；二是不通篇注释字音、字义、词义，将注释重点放在对古籍自身内容的注释上；三是将自己的历史注张及思想寓于所注释历史事件中。

詹海云的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第六章和吴赞的《全祖望图书编撰学术思想研究》（《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4期）则认为，全祖望将目录学、学术史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运用到《宋元学案》《水经注》编撰工作之中，注重辑佚、辨伪的方法主要体现在笺注《困学纪闻》中。

全祖望于经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经史问答》。论述及此者极少，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谓《经史问答》的写作形式有《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的影子，与顾炎武、朱彝尊相比，“互有胜场”。而在经学上的辑佚，显示了两点意义：“他是我国学术史上很早知道《永乐大典》对辑佚学有很大的帮助的先知。全氏所辑之书，可作为研究浙东区域经学史、王安石新学史或明代经学史之助力。”

关于全祖望的理学思想，詹海云在《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中认为，在本体的看法上，全祖望同意黄宗羲“本体未尝离物以为体”以及罗豫章“吾道当无疑于物”的观点；在理气问题上，全祖望的看法近于朱学，认为“理先于气”；在知行问题上，全祖望认为知在行先，但须躬行与实际效果之表现来检验“知”是否为正确的认识；在朱陆异同问题上，全祖望主张会同，因为朱陆本身论学并没有截然立异处。

研究全祖望的史学思想的论文相对较多，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也足见谢山史学思想的多面性。

方祖猷《试论全祖望的史学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指出，全祖望虽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但还是有民本主义和人民性思想，这也是浙东史学的重要内容。方祖猷还认为谢山继承了“势”的历史观，认为这是一种与天命历史观和英雄史观相对立的进步历史观；全祖望口中的“天命”，其实是人生观。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认为全祖望的“天命观”都有“势”的影子。吕建楚《略论全祖望》（《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6期）指出，全祖望是个宿命论者，认为拥护清朝是一种进步。方同义指出，全祖望具有不以成败论人的历史眼光（《浙东学术精神研究》第十三章《“博采慎取”、“史以纪实”——全祖望的史学精神》，宁波出版社2006年9年第1版）。

全祖望有极强的经世致用思想，赵宗正的《万斯同、全祖望的经世史学思想》（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第五十章，齐鲁书社1989年7月第1版）、袁元龙的《漫议实学，兼论全祖望在清实学上的贡献与地位》、李志军的《全祖望实学思想的特征及其影响》（二文皆见于《史心文韵》）等文，对此都有详细论述。张丽珠的《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指出，全祖望的史学是道德教化下的史学，他是以史教忠、崇尚气节、以文明道，所以汲汲从事于表，彰忠义的史学工作，也使得他的史学特色表现为富于史识、谨于史法、长于史论、善于史裁（《越魂史笔》）。文畅平《全祖望史学思想初探》（《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汪建丰、陈欣《全祖望史学思想探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潘起造《全祖望的经世史学》（《越魂史笔》），都持相似观点。

在经史关系上，吕建楚《全祖望学术特点浅论》认为，全祖望有以经史以根，史学为辅的思想。杜维运《全祖望之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清代史学与史家》1984年8月初版）认为，全祖望的史学渊源为理学，他“讲宋明理学而无门户之见，实已达于一精湛境界”，所以文章富于感情，醉心正义，拳拳于故国乔木之思，此“由内而外之学也”。

“去短集长”既是全祖望的史学方法，也是其史学思想。吕建楚《全祖望学术特点浅论》认为全祖望反对门户之见，注重独创精神。郑吉雄《论全祖望“去短集长”的治学方法》（《史心文韵》）从治学方法考察全祖望的史学思想，调和前人解释全祖望思想轩格之处，正因为包容会通，所以写学术史时，不主一家，客观实录，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包容异代，“故国不可遽剪”，解决了全祖望既承认于清朝，又大量写南明志士的思想矛盾。

全祖望的所作南明人物传，表彰气节，极具感染力。在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民族意识勃发，学者往往以全祖望相激励，鼓舞民族意识，也是学术受环境影响的表现，周黎庵著文，就直称全祖望为民族史家，陈垣选择《鲒埼亭集》作史源学教材时，也是为了“正人心，端士习”。建国后，全祖望的民族思想研究得到深入展开。

研究全祖望史学或者文学的文章，都会涉及其民族思想，部分学者认为全祖望并非“素负民族气节”。梁启超就认为全祖望对清朝并没有什么愤恨。高国抗、侯若霞的《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异议》（《光明日报》1983年1月26日第3版），文章认为《鲒琦亭集》虽然表彰气节，有进步的教育作用，但这并不能说明全祖望就素负民族气节，联系全祖望生平，指出全祖望的政治立场上并不反清，反而有歌颂清朝的文字。《鲒埼亭集》的主旨在于表彰忠孝，是合乎清廷的政策，认为全祖望并非素负民族气节。

吕建楚认为全祖望的文章有激励人的客观效果，却并无故国之思，而且思想上带有严重的宿命论成份，所以明亡清兴是必然的，还认为全祖望顺清、拥清倒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联系全祖望仆仆于科举，还有表彰清朝官员的碑传，更能说明他并非“素负民族气节”。全祖望之所以着力于碑传写作，主要是想起到激奋名教的作用（《略论全祖望》，《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6期）。

陈永明《全祖望及其南明人物传》（《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则认为，全祖望的政治身份是“清人”，因仰慕先贤而写下了大量的南明人物传，但其着眼点不再是政治上认同明朝，也没有继承他们的反清观念，而是从道德上、传统的儒家立场上来表彰气节，以正人心，否则就与他的“清人”身份冲突。文中提到中国传统并非单纯以种族为考虑标准，更重要是的以文化为标准。只可惜作者点到为止，并没有入深探讨。

杨启樵认为不适合把全祖望的“褒奖气节”扩大到民族主义，也不能说全祖望拳拳于故国之思。指出全祖望作碑传，旨在纪实存真，反清复明的种姓观念并不浓厚。比如全祖望在大力表彰姚启圣计击台湾郑氏，指责崇祯“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文章还指出全祖望也有热衷功名的一面（《全谢山史学的精髓》，《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

陈、杨两篇文章都侧重挖掘全祖望史学的实录精神，所论比较客观。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论理学时，从全祖望对宋元之际许衡和刘因两人的评论入手，指出全祖望对于仕不仕二姓，从理学角度看，在是不是能行道上，而不是民族大义的问题。是反对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的一个佐证。

光明日报《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异议》一文影响较大，引起了几篇反驳文章，坚持谢国桢等人所说的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的观点。方祖猷从全祖望家世考证入手，认为他是有亡明之痛的，那些感情充沛的碑传文，正是他内心的写照。在清廷文字狱的高压下，只得打着“忠”的旗号，以避开迫害。与吕建楚针锋相对的是，认为全祖望不是完全的“天命论”者，承认清朝入主，并不说明不负民族气节（《全祖望的民族思想辨》，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3期）。徐光仁的《论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社会科学研究》1986第4期）一文，也对《异议》的观点加以反驳。文章从全祖望的生平与著作中，发掘全祖望的亡明之痛，强调了全祖望的民族气节，认为《异议》一文所说全祖望激励士气的客观效果与全祖望的主观民族思想分开是不适当的。杨绪敏、曹威《试论全祖望表彰明季忠烈的动机及策略》（《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7月）认为，全祖望在《鲒琦亭集》中顺应了清初统治者借宣扬忠孝节义以笼络人心的需要，地借为《明史》增补史实，对明末忠烈之士的事迹作了详细的描述，热情讴歌了抗清志士的高风亮节，其中既有其坚持民族气节的因素，也与其史家强烈的责任心相关。

《清史》：其学渊博无涯涘，于书靡不贯串。

章学诚：其文集专搜遗文逸献，为功于史学甚大。

阮元：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

李元度：负气忤俗……其学渊博无涯。

梁启超：若问我对古今人文集最喜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部。

胡适：绝顶聪明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朱熹，另一个就是全祖望。

黄爱平：全祖望自觉地担负起保存文献、传承文脉的责任，在历史文献尤其是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贡献卓著，故当时学者即有“方今东南文献之寄在先生”之语，更有学者誉之为“深宁、东发后一人也”，将他视为继宋代著名学者王应麟、黄震之后，身系浙东文献学术之传人。

鄞州发布撰稿人戴松岳：全祖望以他在学术史的梳理和古籍校注上的卓越成就，和对乡邦文献、抗清史事的搜集研究方面的开山之功享誉史坛；以其卓然史识和斐然文采兀立于清代史学大家之列；以其融思想家的睿智、史学家的深刻和文学家的才情于一体的治学特色，享誉儒林文坛，被誉为“班（固）马（司马迁）之后第一人”。

全祖望著作共30多种，400多卷。主要作品除《鲒埼亭集内编》38卷、《鲒埼亭集外编》50卷外，尚有《经史问答》10卷、《句余土音》3卷、《读易别录》3卷、《鲒埼亭诗集》10卷、《宋元学案》100卷、《汉书·地理志稽疑》6卷、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等。此外辑有《续甬上耆旧诗》70卷、《国朝甬上耆旧诗》40卷等。其一生著述不断，临终前还曾自编文集。

《清史·全祖望传》

关于全祖望的研究。第一类详细考论全祖望的一生，以年谱、评传为两大宗；第二类考证全祖望在某一时期的某件事，以单篇论文为主。

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4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属于第一类，蒋《谱》订正全祖望弟子董秉纯《全谢山先生世谱》和《全谢山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四辑题作《清全谢山先生祖望年谱》，作者题为清代史梦蛟，误。上海古籍出版社《全祖望集汇校集注》载有此两文）的缺失和疏漏，系年抄录全祖望及友朋相关诗文来印证其生平出处。更主要的是将全祖望一生分为四个时期，“于先生思想变迁，甚为清晰”（太玄先生言，见其《读全祖望先生年谱》，《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62期）。王永健《全祖望评传》也承袭了四期分法。

唯第二期比蒋《谱》提前两年，以全祖望26岁进京为界，更为允当。《评传》还详细罗列全祖望的家世与交游，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全祖望的师友，如方苞、李绂、厉鹗等人，指出这两方面对全祖望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评传》是目前最为全面翔实的研究全祖望生平的著作。 另外尚有一些文章比较简练地概述了全祖望的一生，与刘师培《全祖望传》相近，如《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中的《全祖望传》、《清儒学案》及唐鉴《清学案小识》中的《谢山学案》部分、周黎庵《清代民族史家全谢山》（《犬风》第54期1939年）、刘季高《全祖望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又见刘氏著《斗室文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杨启樵《全谢山其人其事》（《明清史抉奥》，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顾志华《全祖望传》（张舜徽主编，《中国古代学者百人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袁元龙《明清浙东学术四大家之一—全祖望》、周时奋《浙东学术的最后一块丰碑》、俞信芳《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全谢山先生诞辰三百周年纪念》（三篇皆见于《越魂史笔》）等。

另一类文章则专门考订全祖望生平疑案，形同笔记谈助。清人徐时栋《烟屿楼集》卷16《记杭堇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542册）记载杭世骏晚年与全祖望交恶一事，全祖望殁后，他扣压全祖望文集，又窃全祖望文章六七篇为己有，编入《道古堂集》，徐时栋讥之为“卖死友”。这一记载引起极多的争议。孟森《鲒埼亭集公案》（连载于《青鹤》杂志第5卷第14、15、16期，1937年）认为此文大致可信，唯所谓交恶之情形，过于夸张，而杭世骏也未有窃全祖望文章如此下流。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清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也认为确有“交恶”其事，但无“窃文”之举。黄云眉、陈平原以及《评传》则认为，正因为杭世骏的扣压，才使文集逃过文字狱（黄云眉《鲒埼亭集选注·前言》，《鲒埼亭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陈平原《超越“江南之文”》，《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三联书店2004年）。

杨启樵重新细读董秉纯文字，认为杭世骏也是耿介之士，并无扣压全祖望文集之意，所谓“久索不还”，不过是想留文集在手边校改，后来清代刊刻出版的文集底本，正有杭世骏校改的墨迹。两人游粤时亦无交恶之可能，早年也没有“交恶”之远因。对引起全祖望弟子“大惊怪”的杭世骏《鲒埼亭集集序》，杨启樵提出与蒋天枢不同的见解，认为此序不为全祖望讳，也是全祖望为他人写传状、序言的实事求是作风（《全谢山与杭堇浦的轇轕》，《明清史抉奥》，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蒋天枢《全谢山先生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2号，1933年，《〈烟屿楼文集·记杭堇浦〉辨诬》，《史心文韵》），认为这种见解比较平恕。

海巢《补鲒埼亭集公案》、《再补鲒埼亭集公案》（《学海月刊》第1卷第2、4册，1944年）两文考论全祖望晚年未得“恶疾”、至扬州治病两事。陈垣《全谢山联姻春氏》、《全祖望生曾遭文字狱辨》（《陈垣史源学杂文》，三联书店2007年）两文，前者指出全祖望续娶之曹孺人即为满人索佳氏，后者指出全祖望生前未遭文字狱，但两者着眼点在全祖望思想，所以意义重大，的是大家手笔。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台湾师范大学，2000年）第一章详考全祖望家世，认为其家世与环境对全祖望的思想、人格形成有绝大的影响。总之，有关全祖望的生平事迹，已经被梳理得比较清晰完整。

全祖望故居，始建于清代，为一幢二进五开间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

由于故居年久失修，楼上地板及木梯的榫卯结构腐朽甚为严重。为恢复故居原貌，当地政府在前期保护维修的基础上，从2007年12月12日开始实施了二期保护维修工程。

2014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三期保护维修工程，新增了“村情村史陈列室”和“全祖望纪念堂”。向游客展示了全祖望的生平事迹与沙港村的悠久历史。现全祖望故居成为了沙港村的小型博物馆。

全祖望墓，清代建筑，原位于浙江宁波南郊王家桥苗圃南端，（今为恒春街南侧，市府三招后面），坐东朝西，前为庙前河，北与西塘河相接，南与南塘河相连。

2008中国·海曙·全祖望与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于12月10日-20日在宁波海曙举行。

研讨会以全祖望学术文化研讨交流为主，浙东学术文化研讨为补充。期间穿插纪念全祖望的三项主要活动，分别为全祖望塑像落成仪式、全祖望人物书画展、全祖望墓园落成仪式暨公祭活动。

2015年，全祖望诞辰310周年之际，沙港村举行了首届全祖望文化节。截至目前，全祖望（史学）文化节已成功举办三届。通过一系列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现了“千年洞桥，祖望故里”的经久不息的文化魅力，营造了深厚浓郁的先贤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