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年2月21日－1849年11月27日），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揅经老人、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仪征人。清朝中期官员、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

阮元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1764年2月21日）子时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府城西门白瓦巷一个以文兼武的世家。他的祖父阮玉堂官至湖南参将；父亲阮承信修治《左氏春秋》，为古文大家。母亲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晓诗书。

阮元5岁开始跟从林氏识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6岁时进姑父贾天宁的私塾就学。林氏对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阮承信则令他通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读《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成败治乱，战阵谋略”，并教他骑马和学射箭，并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文武兼备。阮元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起，相继从师于扬州名儒胡廷森及乔书酉、李晴山等人。阮元认为乔、李二师是“独立特行之儒”，就学于他们是幸事，而两位先生也很称许这位学生，可见阮元的学习出类拔萃。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阮元应童子试，落榜，与学友渐有交往。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八月，其母林氏病逝。同年，结识客寓扬州的凌廷堪，成为终身挚友。次年（1782年），丁母忧，始究于经学。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入仪征县学。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科试中考取一等第一名，成为秀才，补廪膳生员。江苏学政谢墉惊赏曰：“余前任在江苏得汪中，此次得阮某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二月，随谢墉出试镇江、金坛等地助阅卷事。九月，乡试揭晓，中式第八名，成为举人。十月入京，得与经学大师戴震之弟子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会试下第，留馆京师。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二十六岁的阮元于会试中式第二十八名，殿试二甲第三名，赐进士出身。朝考钦取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充万寿盛典纂修官、国史馆武英殿纂修官。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散馆考试，阮元成绩颇佳，授翰林院编修。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朝廷大考翰詹，高宗亲擢阮元为一等第一名，升授詹事府少詹事。召对之时，高宗喜道：“没想到朕八旬外再得一人！”命阮元于南书房行走。十月，升任詹事府詹事。十一月，高宗诏令修复刻于辟雍的石经，命阮元随同领班军机大臣和珅等校勘。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高宗命阮元提督山东学政，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离任。在此期间，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山东巡抚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

乾隆六十年（1795年），八月，调任浙江学政。九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转授兵部右侍郎，数日后调补礼部右侍郎。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署兵部左侍郎。三月，调户部左侍郎，充经筵讲官、己未科会试副考官。正考官朱珪托阮元一人批阅文策，论者认为得士如鸿博科，张惠言、陈寿祺、王引之、姚文田等均是此科所得。七月，兼礼部左侍郎。九月，兼管国子监算学。

嘉庆四年（1799年）十月，阮元奉敕署任浙江巡抚，次年（1800年）正月实授巡抚一职。

当时东南海盗猖獗，以安南（指越南西山朝）夷盗实力最强，凤尾、水澳、箬黄等帮派均依附于夷盗，出现“沿海土匪勾结为患”的情况。阮元就任后，征集弭盗之策，进行“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三个方面的工作。

嘉庆五年（1800年）春，阮元命黄岩镇总兵岳玺提兵击灭箬黄帮。同年夏，海盗大举扰浙，进逼台州，阮元亲赴前线督剿，奏请命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统三镇水师，并调粤、闽官军会同剿盗，会师海门。六月，安南夷艇纠合凤尾、水澳等帮，以舰船百余艘屯于松门山下，与官军对峙。阮元派间谍诱使水澳先退，适逢飓风大作，海盗舰船大多倾覆，余部登山逃匿，被官军搜捕，擒获八百余人。安南夷艇的四位“总兵”，溺死三人，余下的一位“总兵”、进禄侯伦贵利被黄岩知县孙凤鸣生擒，后被处死（一称二人溺死，二人被杀）。九月，总兵岳玺、胡振声合击水澳帮，将其歼灭殆尽。

自此之后，土匪或被剿灭，或向官府投诚。而随着嘉庆八年（1803年）阮福映新建立的阮朝向清朝称臣归附，艇匪失去了在安南的根据地，浙江海面一度恢复宁谧。

就在同一时间，同安人蔡牵兼并了流离失所的夷盗及水澳、凤尾余部，拥有舰船上百艘，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势力。福建方面不能抵御，浙江亦再遭侵扰。阮元与已升任提督的李长庚商议，认为清军水师难以对抗舰船高大的夷艇，于是筹金十余万，由李长庚前往福建督造三十艘大舰，取名霆船，并铸大炮四百余门配给各船。此后水师接连在海上击破蔡牵，使得军威大振。

嘉庆八年（1803年），阮元奏请建昭忠祠，以祭祀历年来捕击海盗伤亡的将士。此后，又出现了拥有数十艘舰船的新兴帮，阮元派总兵岳玺、张成等追剿，历时一年有余方才将其平定。他与总督玉德共同奏请李长庚总督闽浙两省水师，数次击败蔡牵，几乎将其擒获。但因李长庚与玉德、总督阿林保的矛盾，以及阮元的服丧离职，使盗乱迟迟未定，李长庚亦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围剿蔡牵时不幸战死。

嘉庆十年（1805年）闰六月，阮承信卒于浙江官署，阮元为父服丧，解职归扬州。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月，仁宗起复尚在原籍丁忧的阮元署任福建巡抚，阮元因病推辞。

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月，阮元服丧完毕，入京署户部右侍郎。十一月，赴河南按事，补授兵部右侍郎，再次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暂时署任河南巡抚。至次年三月方抵浙就职，受命平定海盗。

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蔡牵联合广东海盗朱濆进犯定海，阮元亲驻宁波，督率三镇官军将其击退，蔡牵再度逃至福建海域。随后，阮元与福建巡抚张师诚同心合作，起用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分别任浙、闽两省提督，协力剿盗。阮元提出“海战分兵隔贼船”的策略，建议专攻蔡牵。次年八月，清军在定海渔山大破蔡牵，穷追至黑水洋，激战累日，蔡牵无可奈何，只得开炮自炸座船，沉海而死。至此，困扰闽浙沿海十多年的盗乱结束，“海寇悉平”。

阮元两度抚浙，多有惠政，尤以平定海盗之功为著。除吏治军政之外，他召集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1801年）正月，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作育英才。嘉庆八年（1803年）正月，立宁海安澜书院。

阮元在宁波督师时，奏请浙江学政刘凤诰代己监考乡试，出现舞弊现象，被言官弹劾。阮元受此牵连，亦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九月以包庇之罪被牵连革职。

嘉庆十五年（1810年）四月，补授翰林院编修、文颖馆行走。九月，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十月，兼国史馆总辑。

嘉庆十六年（1811年）初，《十三经经郛》《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编成。七月，补授詹事府少詹事。十二月，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月，阮元奉命随镶白旗满洲副都统文孚赴山西查办吉兰泰盐务控案。五月，补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八月，改任漕运总督。在此期间，亦曾赴河南按事。

嘉庆十九年（1814年）闰二月，《全唐文》辑成，阮元为总阅官。三月，调任江西巡抚。阮元抵赣后，在地方严密编查保甲，发现了余干人朱毛俚、胡秉耀等准备起事的情况，迅速调兵将其擒获。十月，因捕治起事有功，加太子少保衔，赏戴花翎。

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次年刻成。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阮元被调为河南巡抚。十一月，转授湖广总督。任内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阳龙王庙石闸。

嘉庆二十二年（1816年）九月，阮元被调为两广总督。在粤期间，他建议禁止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并上书仁宗，认为“宜镇之以威，不可尽以德绥”。为防范英人异动，阮元于同年十二月奏请建大黄窖、大虎山两炮台。翌年正月，又奏请增兵200人防守大虎山、蕉门炮台等处。二月，密陈《预防英夷事略》，认为英人恃强贪利，应该以威镇服，不能尽皆以德绥抚。如果外国货船擅入内洋，则以停止贸易、断其食用买办、开炮火攻等措施加以惩创。他还说：“彼国（英国）伎俩，惟恃船坚炮利，一经上岸，则无拳无勇，与东倭（日本）不同。或谓攻击恐生事端，此似是而非之论也。”但仁宗不以为然，朱批云：“总须德威相济，不可妄动，慎之。”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闰四月，阮元奏请筑桑园基围石堤，减轻了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水患。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广州已有“羊城”“越华”“粤秀”“应元”四大书院，阮元仍感未能满足士子进修学业的需要，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从道光元年至六年（1821年－1826年），阮元捐出自己的“廉俸”，部分发商生息，部分建铺出租，部分购地出租，所得收益，用作学海堂的费用津贴。他还发动各官绅捐资赞助，又刻售《皇清经解》1400卷，以充经费。选址方面，经反复筛选，最后定于越秀山麓（今广州二中址），于道光四年（1824年）落成。

阮元在粤九年，六次兼署巡抚。道光元年（1821年），兼任粤海关监督。当时来往中国的外国船只常常挟带鸦片入境，阮元对敢于经售鸦片者予以严办。

此外，阮元初至两广时，便筹措经费，调集两省重兵，分三路剿灭广西富贺、怀集，广东连山、阳山等地的盗乱，“先后获会匪劫盗数千”，使“内地一律肃清”。

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阮元调任云贵总督。

当时云南盐政荒废日久，每年亏空盐税达十多万，阮元就任后，劾罢贪吏，致力消除不法现象；各地盐井产量不等的情况，则由官府出面调剂。一年之后，盐税出现盈余，并能适当调拨为边防使用。

腾越边境以外的土人时常进入内地劫夺。阮元用盈余的盐税招募了三百七十户僳僳族边民集中开荒种地，以抵御土人劫掠。此后又借款购置田地，使僳僳人生计得到保障。境外土人畏惧，逐渐前来归附。

道光八年（1828年）十二月，阮元获准“在紫禁城内骑马”。

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升协办大学士，仍留云贵总督任。

车里宣慰司的刀绳武与其叔刀太康为争夺宣慰使一职，长期争斗。道光十三年（1833年），刀绳武联络各土司攻刀太康，兵败，被清廷革职。阮元为之调停，最终择取刀太康之子刀正综承袭宣慰使。

道光十三年（1833年），越南阮朝保乐州土官农文云发动叛乱，波及北越各省。阮元得讯，整饬边备，严禁越境生事。不久后，农文云兵败身死，宣宗下诏嘉赏阮元“镇静得大体”。

道光十三年（1833年），阮元七十寿辰，宣宗御笔书“亮功锡祜”四字匾。三月，充会试副考官，得士二百二十二名。

道光十五年（1835年），阮元回朝。二月，接连管刑部、兵部事务，同月加拜体仁阁大学士。十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充任经筵讲官。四月，任殿试读卷官。五月，奉命与吏部尚书穆彰阿教习庶吉士。

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阮元因老病请求致仕，获宣宗允准，给半俸。八月，晋加太子太保衔。十月，返扬州定居大东门福寿庭宅。后建“南万柳堂”，与六舟居士游扬州瘦西湖。

阮元晚年以诗书为伴，湖光山水为娱，绝不过问地方政事，一直以耳聋避俗吏，悠然自得，怡老林泉。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仍向两江总督爱新觉罗·伊里布提出了抵抗英国侵略的建议。为抵御英军，他也捐制钱一千缗，以助国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阮元八十生辰，宣宗“赏御书扁联福寿字”，及珍玩、文绮等物。三月，福寿庭宅毁于火。八月，迁居扬州徐凝门康山之右。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阮元“重逢乡举”，赴鹿鸣宴，晋加太傅衔。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月27日）巳时，阮元在康山私宅逝世，享寿八十六岁。获赐谥号为“文达”，先后入祀浙江名宦祠、扬州乡贤祠。

阮元治学领域广阔，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学、史学、地理学、校勘学无不涉猎，尤专于经学，并有相应的著作。他六十岁时，友人龚自珍曾撰文对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盛赞阮元的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称其“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

阮元是乾嘉学派晚期的代表人物，也被有学者认为是清代后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将扬州学派定义为汉学发展至高峰并开始走向衰落时期的一个学派。更高意义上讲，阮元学术思想体系的意义不仅成为清代汉学由高峰走向衰落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跨越的转折点。

阮元对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极为反感，他认为中国科学文化最发达，虽对西方学术成有所承认，但又认为西方的科技制作，在中国古代就有了。他甚至认为西方人的先进器物，是抄袭中国成果的产物。阮元否认西法，对西方人修正某些科学观点不予承认。他的这种态度，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迂腐之见”。

阮元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他与戴震的弟子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

阮元论学之旨，虽以汉学的经史训诂为根底，但主张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称他“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

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四种方法，近现代学者张舜徽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

阮元把儒家的“仁”解释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这是他在思想史方面的重要贡献。后世儒家把孔子的“仁”理解为爱人、爱民，行仁政，阮元把《论语》第五十八章论到的仁、一百零五处提到仁字的地方，采用音韵训诂的方法作了通盘的考察，认为东汉以前的人都把仁理解为人，是常识，故而人们不必对仁多加说明，而晋以后此解失传，人们反生出歧说，不解原意。他举出东汉以前几位学者和著作对仁的训诂，如曾子的“人之相与”，《中庸》的“仁者人也”，郑玄的仁，“读如相人偶之人”。他认为他们所理解的仁，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他说：“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又说：“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归纳阮元的观点是：仁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是要求人们以敬礼忠恕为原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阮元“仁”的思想还包含如何达到仁，仁对国君、臣民的各自内涵等内容。他说：“为仁须择人，与我相助。”自身要实现仁，一定要考虑对方能否同自身配合，因而要选择对象，不顾对方条件，行仁可能只是一种愿望，而不能达到目的。阮元说：“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百姓之间、治人与治于人之间，仁的关系不同，仁的内容也就有了差异。阮元认为对于帝王来说，仁就是制约自己，按照百姓乐于或能够接受的条件去做，即要尊重百姓，不滥使民力，并给百姓以好处。对于百姓来说，仁之本在孝悌，在家行孝，对君主就能尽忠，即能把各种关系处理好。阮元对于仁的理解符合于孔学的本意，对于后人正确分析儒家思想是有益的。仁是孔学的基本思想，它规定人际关系的原则是礼义，讲究温良恭俭让，抑制自己的欲望，满足对方的要求。中国人历来奉行这个原则，形成国风，成为“礼义之邦”。阮元对“仁”的本意的恢复，有利于理解儒家学说及其形成的传统，从而也有利于对它的清理。

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他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

阮元能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他从事文宇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这些，都凸显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历史观念。诚如清人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阮元在考证文字本义和造字之始时，与戴震提出的“读书首在识字”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考证字的语源、本义、通假、训诂并有所发挥。

在对于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经过细密考证，写出《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认为所谓“明堂”“辟雍”只不过是上古没有宫室时的一种简陋的结构，近似后世游牧地区的帐篷，上圆下方，四周环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军礼、学礼，或者发布政命，都在这里举行。阮元还说，“封”是统治者在南郊祭天，“禅”是统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这种解释，都是他经过周密考证的结果，为时所称。

阮元一生致力于文献的整理、汇辑、编撰、刊刻，成绩斐然。他主编《石渠宝籍》2编，所见内府秘藏书画，遂记题跋并辨别真伪，作《石渠随笔》，为鉴赏家所推重。他汇刻《皇清经解》，将有清一代汉学研究成果汇刻一册，网罗宏富，“为言汉学者之总汇”，成为阮元总结18世纪汉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抚浙时，纂辑《经辑纂诂》一书，集中国训诂学资料之大成。又搜集图书，藏于灵隐寺，设“灵隐书藏”。后又于镇江设“焦山书藏”。作《杭州灵隐书藏记》《焦山书藏记》《焦山书藏书目》，并亲自参与修订《书藏条例》，具有近代图书馆之性质，然而仍偏重保藏。在广州时，汇刻《学海堂经解》1400卷。刊刻有《宋本十三经注疏》。

阮元家藏书极富，藏书楼名“文选楼”“石墨书楼”“琅环仙馆”“积古斋”“揅经室”“唐宋旧经楼”“节性斋”等。藏书印有“雷塘盫主”“亮功锡祜”“墨庄藏书印”“体仁阁大学士”“五云多处是仙台”“积古斋藏研处”“扬州阮氏琅环仙馆藏书印”“谱研斋著书处”“泰华双碑之馆”“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里”“阮氏伯元”等数十枚。

阮元曾赞助王柳村辑《江苏诗征》，录清初以来江苏诗人遗诗5430家。他编著《两浙轱轩录》及《淮海英录集》，分别搜集清初以来两浙十一郡诗人遗诗300余家和清代扬州府及南通州之诗。在阮元看来，“事之散者难聚，聚者易传”，故而搜集佚文，以期后世文献有征。阮元还极其重视搜求古书。他在浙江任上，曾广购《四库全书》未收古书进呈内府，每进一书，必依《四库全书提要》之式，奏进《提要》一篇，“凡所考论，皆从采访之处先查此书原委，继而又属鲍廷博、何元锡诸君子参互审订”，而后奏之。十余年间，共进书170余种，成绩极大。阮元还重视对金石资料的搜集，辑成《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三部金石著作。

在阮元刻印之书中，最为人熟知的，除《皇清经解》《经籍籑诂》外，当推《十三经注疏》。这是一部大型的经学丛书，收书180余种、1400余卷。刻印时，罗致了一些绩学之士担任校勘，由阮元总其成。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所刻印之书还有一个重点，是其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遗著， 如朱珪《知足斋集》，钱大听《三统术衍》《地球图说》，张惠言《虞氏易》《仪礼图》，汪中《述学》，钱塘《述古录》，刘台拱《刘氏遗书》，凌廷堪《礼经释例》，焦循《雕菰楼集》，孔广森《仪郑堂集》等，不下数十家，皆为当时学术精粹之作，对于汇萃和保存历史文献，都有积极作用。

阮元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国史馆总纂任上写作了《国史儒林传》。清朝史馆原没有儒林传及其体例，原因是国史馆传记，凡功臣、大臣，例由其家属提供材料，配合档案资料撰写，而儒林人物不能由家属提供资料，所以无法撰稿。阮元并不能破除资料来源规制，但觉得可以利用学者本身的著作来与其传记，于是择录纂辑，成百十人的儒林传，创立了清代史馆编撰儒林传的体例。他的传稿，部分地编在《揅经室续集》中。

阮元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较多的认识。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开始编撰《畴人传》。阮元亲自撰写序言，编定凡例，确立宗旨，筹措经费，协调人事，实际用力最多的是数学家李锐。全书历时四年编成，嘉庆十五年（1810年）刊印，共46卷，编纂范围上起黄帝，下迄清代中叶，注重仪器，强调实测，详载各人著述、各家计算过程、历法沿革，列举西洋历算诸说，以资博考，资料来源不限于正史，旁及历算专书、方志、家谱、类书、文集等。收录上古至当时天文学家、数学家275人，欧洲来华传播数学、天文知识的传教士41人。清藏书家汪喜孙十分推崇《畴人传》，称其为“诚六书之关键，九数之津梁”。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盛赞《畴人传》为“中国前所未有的科学史研究”。虽然当代有学者对此书的某些误断和错讹提出批评，但其贡献仍值得肯定。

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广东省志已有近百年未修，他主修《广东通志》，撰成334卷的巨著。今人称之为“阮通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该书中，他专列《外蕃传》，以介绍西欧诸国为主，介绍了以咪利坚（即美国）在内的国家83个。阮元认为“外蕃一门为他志所罕见”，可见他对西方国家的重视。与同时期官员和学者相比，阮元的西学观已经较为先进。

除此之外，还曾主修大型志书《嘉庆嘉兴府志》（80卷）、《浙江通志》等。

阮元重视教育，他在半个多世纪中培养、发掘了数以百计的人才。除了慕名投师或在社会交往中发现之外，科场选拔和书院培养应是两个主要的途径，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均在科场被阮元发掘。

而书院培养则更为重要。阮元为浙江学政时，就在杭州西湖孤山聚集问学诸生，合著《经籍籑诂》116卷。到任浙江巡抚时，他又在杭州创建了诂经精舍，延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王昶、孙星衍等来主讲，又邀金鹗、洪颐煊、震煊兄弟讲肄其中。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精舍不习帖括，专研经史，以示与课举业之书院分途。主张治经以音韵训诂为门径，登堂入室而求义理圣道，并勉励学生效法顾炎武，留心经世之学，注重“实践”，反对主敬主静的穷理之道。也要求不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倡导争辩研讨，实事求是。

在诂经精舍肄业的，多为学行出众的高材生，德清徐养原、嘉兴李遇孙，虽都学有专长，也还来此修习。这些亦徒亦友的绩学之士，转而又成为阮元编书的得力助手。如徐养原曾帮助他校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和《仪礼》，洪震煊既担任《经籍籑诂》中的《方言》部分，又担任《十三经注疏》中的《小戴礼记》校勘。教学相长，实践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

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建学海堂书院，并亲自讲学。针对当时书院山长不敢主持讲学、不少书院专讲八股科举的弊端，阮元手订《学海堂章程》第一条规定：由学长八人同司课事，永不设山长，亦不容荐山长。学生在《十三经》《史记》《汉书》《文选》《杜甫诗》《韩昌黎集》等书籍中任选一门，作日记，由学长评阅指点。学长分门别类指导课业，轮流执掌堂务。分工治事，集体负责，是阮元开创的学长制的特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并为其后不少书院所效法。广东番禺人侯康便因自己的文章得到赏识，由是知名。番禺人林伯桐和陈澧，都担任过学海堂学长，陈澧任职时间尤长。广东嘉应人李黼平也曾补聘来学海堂批阅课艺，阮元还延请他为之教子读书。著名的《皇清经解》也是在这时编刻的，所以又称作《学海堂经解》。

对于各地原有的学宫，阮元也有所整理，曾修葺江西、广东、浙江贡院，改善士子试场的环境。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于湖广总督任上，阮元处理湖南少数民族入学问题，将黔阳训导移为晃州训导，增定学额。原来苗民应试，注有“新童”字样，阮元命除去这类歧视性的说明，将苗生按民生对待。

对科举的指导思想，阮元也有些微不同于官方传统的看法。清朝科举实行三场考试的制度，最重视头场，而此场又重视四书文，即要求应试者把握朱熹注的四书，讲性理之学，而不求实用。阮元对此有异议，给浙江优行生员出的策问透露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以四书义取士”，“锢蔽士人耳目”，有“矫空疏杂滥之弊”；士人“治经史者或短于文词”，“工文词者或疏于经史”，“专学艺者或钝于时务”，“习时务者或荒于学艺”，是以偏求全。阮元虽然对科举有不满的思想，但他并没有敢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实行改革，只是思想上有异趣。

阮元在嘉庆四年（1799年）首次担任浙江巡抚。就职之后，针对当时东南海盗猖獗，“沿海土匪勾结为患”的情况，进行“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三方面的工作。在嘉庆五年（1800年）后，相继派兵灭箬黄帮、水澳帮，并命定海总兵李长庚总统水师迎击海盗主力，于松门山将其击溃，取得大捷。使海盗势力遭受沉重打击，“浙洋渐清”。

在同安人蔡牵兼并诸海盗，继续侵扰闽浙沿海之后，阮元募资支持李长庚督造霆船三十艘，使其连破蔡牵，几乎将其擒获。但因李长庚与闽浙总督阿林保等人的矛盾，使得盗乱迟迟未定。

嘉庆十二年（1807年），阮元再任浙江巡抚，与福建方面协力合作，起用李长庚部将王得禄、邱良功等，建议专攻蔡牵。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军在定海渔山大破蔡牵，穷追至黑水洋，全歼蔡牵所部。至此，困扰沿海十多年的盗乱结束，“海寇悉平”。

嘉庆五年（1800）正月，阮元上任浙江巡抚后不久，便在清查府库时发现该省贪污、挪用、浪费公款成风，全省财政亏损竟高达白银四百多万两。府库亏空案盘根错杂，时间跨度大，牵连甚广，许多岗位上的官员已换了几批人，涉案人员有的已被调任外地，有的已被革职，有的已经退休乃至辞世。尽管如此，阮元仍不畏艰辛，推动案件查处。同时下令严禁各级衙门从地方搜刮掠取，要求现任官员痛改前非、摒除浪费、崇俭黜奢，将节省下来的费用按月上交。经过阮元的大力整顿，各州县亏损款项逐步得以弥补。

阮元讲求民政，对社会救济事业甚为注意。他一改当时风气，为官较为实事求是，有灾情就上报，请求赈济和蠲免。嘉庆五年（1800年），浙东水灾，三十万人陷入绝境，阮元出仓谷四十万石救济灾民。嘉庆十年（1805年），浙西大灾，阮元冒暑到湖州放赈。阮元为灾民得到实惠，放赈一般不用胥吏，以免他们从饥民口中夺食，特邀请品德好的士人参与其事。

道光十三年（1833年），时值七十高龄的阮元正任云贵总督，云南突然发生地震，波及自省城至临安、开化等数十个州县，死伤达数干人，倒坍民舍数万。正在赴滇路上的阮元，闻此消息，星夜赶往灾区，并迅速派遣官员分头抚恤救灾。由于及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受灾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此外，阮元在担任漕运总督时，兴建水利工程，造福一方。如修漳河水闸、江陵范家堤闸、沔阳州龙王庙闸。在他的督促下，“数百里内水患大除”，“万民免沉溺之苦”。

阮元还组建了一些慈善团体，如嘉庆七年（1802年）在杭州设立“普济堂”，收养无依靠的老病贫民，寒冬赈粥。整饬杭州育婴堂，收养弃婴比从前增加一倍。浙江金华府溺女之风严重，明清以来官方屡禁屡起，阮元再一次禁止，并由其父阮承信出面，给抚养女婴者以喜银，希望能长养下去。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在广州设立“恤嫠局”，救济贫寒寡妇。

为维护统治秩序，阮元对民间的秘密结社极为注意，迅速镇压。在江西时，他即刻破获朱毛俚谋反案。嘉庆十九年（1814年）九月，刚刚出任江西巡抚半年的阮元严查保甲，就奏报破获饶州府余干县朱毛俚、胡秉耀团伙的反清活动。次年（1815年）正月，阮元奏称捕获南昌府进贤县“结盟担匪”曾文彩等人，并把他们按律治罪。四月，在广信府贵溪县、饶州府安仁县发现秘密结社活动，并有与江苏江宁府同伙聚会的秘密情报，阮元立即上报，清廷命交两江总督查拿，终使方荣升等被杀。阮元还破坏了赣州府龙南县钟锦龙、长宁县郭秀峰、建昌府泸溪县陶省三等人的秘密结社。

阮元任云贵总督期间，一方面罢免贪官污吏，加强对盐税的征收和管理；另一方面，组织偏远地区的百姓开荒种地，防御蛮族的进攻。同时力荐时为云南副将的“曾勤勇公”，此人后来官拜提督，在镇压广东瑶民叛乱时“功居第一”。

阮元任两广总督时，主张对英人采取强硬态度。他认为英人“长于水，短于陆，强于外洋，短于内洋”，因此要加强内洋和陆上的防务，英人来犯即给予炮火惩创，同时停止同它的贸易，断绝其食用采买，以此强硬态度，令“彼不敢轻犯”中国法令。

一次，英人打杀中国妇女，阮元将他绞决抵罪。道光元年（1821年），英军打死中国农民二人，凶犯逃回英国，阮元屡次向英方索要凶手，英人以停止贸易相威胁。阮元鉴于朝廷“恩威相济”“断不可猛浪从事”的告诫，不敢坚持强硬，遂采取折衷办法：许商船贸易，不许该兵船复来。中央政府的软弱政策使地方官无所作为，当然阮元本身的软弱也不能辞其咎。

清政府早在雍正年间即下令禁止贩卖鸦片。阮元兼署粤海关监督后，严格实行禁令，查禁英船夹带的鸦片烟，惩办走私的洋行商人伍敦元。但英人采取更隐蔽的手段，继续贩毒，使查禁效果有限。

阮元工于诗及骈、散文；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与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异趣迥然。

受到“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在对待西方问题上，阮元一方面保持“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威严，一方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充满羡慕之情，《擎经室集》中就有《望远镜中望月歌》，表明了西洋物质文明激发出对中国神话新的认识。阮元还有《大西洋铜镫》《警钟铭》《咏玻璃窗》等诗，体系了他在使用后对这些外国物品的好奇心。

阮元善书法，尤精篆隶。入值南书房时，参与撰修《石渠宝笈》，研究宫中懋勤殿所藏的古书画，写出心得，成《石渠随笔》一书。

他的隶书效法《石门颂》《百石卒史碑》，郁勃飞动，醇雅清古。能作擘窠大字。所撰《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为清代提倡尊碑之有力者。丁文隽《书法精论》认为清代碑学“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

在翁方纲、阮元等人的影响下，朝鲜金石学家、书法家和诗人金正喜（1786-1856）开创了“秋史体”，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的韩国书画艺术。金正喜以阮元弟子自称，并以此意自号“阮堂”。

阮元亦能画，擅画花卉木石，笔致秀逸。

阮元还是藏书大家。嘉庆九年（1804年），他在家庙西侧建“隋文选楼”，以纪念扬州藉曹宪、李善两位《昭明文选》大家。其中存书2589种，所藏宋元精椠旧本、钟鼎古器若干，多为传世之宝和孤本藏书，并在每种书目下注明作者和版本流传情况，以及精当的内容提要。由于阮元为官为学为人都令人仰慕，所以“隋文选楼”一度成为文人雅士相聚的场所，接待过一大批像梁章钜、龚自珍、伊秉绶、林则徐等清代名人、学者。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称赞阮元“明白老实”。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曾在京察后给阮元“有守有为，清俭持躬”的评价，又有“颇能整饬、守正才优”之评。

清代学者何绍基《送仪征阮宫太保相国师予告归里序》：吾师功泽被海内，然深谋硕画，人告天子，施之吏民者，弟子不及悉知；至于师之为学，由天文地志以及六书、九数性命之微，虞夏商周以来，其人其世，迄于国朝人物掌故，网罗贯串，一本万末。凡所著述及其绪论，弟子伏诵既久。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盛赞道：公毓性儒风，励精朴学，兼万人之姿，宣六艺之奥……公宦辙半天下，门生见四世；七科之后辈，尚长齿发，三朝之巨政，半在文翰；幽潜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荜之遗编，扬扢而登国史；斗南人望，一而无两，殿中天语，字而不名。

清代学者李元度说：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必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真其人也。

阮元逝世后，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在祭文中称他“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

与阮元同为仪征人的学者刘毓崧评价他“生平持身清慎，属吏不敢干以私”。

清代学者汪廷儒辑《阮元传》：元淹贯群书，长于考证。

北洋政府官修的《清史稿》评价道：阮元由词臣出膺疆寄，竟殄海寇；开府粤、滇，绥边之绩，并有足称；晚登宰辅，与枢臣曹振镛异趣，惟以文学裁成后进，世推耆硕。

近现代思想家梁启超曾说“嘉庆间，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又认为阮元乃“达官中之真学者”。

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称阮元“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

现代周远廉，孙文良主编的《中国通史：清时期》评价：①阮元是嘉庆道光时期的名臣，他不仅从政颇有政绩，且以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著称于世，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②综观阮元的一生，他勤奋不息，忠君以尽臣节，并以此受知于乾、嘉、道三朝皇帝，高官厚禄以终天年。他有经世致用思想，勤政务实，既试图解决一些人民的痛苦，又残暴镇压过民众运动，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他终生辛勤治学，留下大量著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考据成就，是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

英国负责东印度公司广州事务、与阮元打过交道的詹姆斯·咸臣（阿姆斯顿爵士）曾提到“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英明、果敢、强硬的官员”。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称阮元是“精确的科学史家”。

美国学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魏白蒂在《从伦敦出现的阮元画像谈鸦片战争前后广东之中英关系》中介绍：阮元是清朝中期最富盛名的学者和大臣。在他被派驻广州全权处理洋务之前，业已具备处理海防事务中棘手问题的丰富经验。他可以直接上奏皇帝或朝廷中枢。他为人正直，无可指责。在两广总督任上头尾十年，他的官方收入总计白银195250两。他是一个朝廷十分信任的清官，也很可能是阿姆斯顿一生之中遇到的声誉最隆之人。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麦哲维认为阮元作为一代文宗、文坛大儒，对文教事业也是格外关心，他说：“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将扬州的江南文化传入到岭南，对广东近代的新式教育做出了了开创性的贡献。”

阮元一生著述丰富，除经学之外，对金石、天文、历算、地理之学亦有研究。他生平所著之书，约在30种以上，如：

其中《揅经室集》共6集、58卷，前4集为阮元生前手定者，隐然以经、史、子、集为次。说经之文，多在一集，自4集以下，始以诗文合编。而《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研究中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生平和古文字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广东时主持校刻的《皇清经解》，将清人所著各种经书的新注和解释经传文字的佳作汇刻成编。又主持编纂、校勘有等。他家居文楼巷，其藏书楼名“文选”，所辑的《文选楼丛书》初刻10种，后增至27种。他刻印的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遗著。据粗略统计，他所刻名家选集就有钱大昕、钱塘、汪中、刘台拱、孔广森、张惠言、焦循、凌廷堪诸家。

在《清代学者像传》中，阮元多以谦恭、朴素的老者形象出现。而在清人王学诰所绘《阮元像轴》中，阮元（应为中年时期）头戴斗笠，身穿浅色便袍，右手捻须，行立于松间。神情怡然自得，神态闲适洒脱。在行世的阮元画像中，有一件清人蔡升初所绘的《仪征相国八十三岁画像》（南京博物院藏），亦为其晚年肖像，所绘为阮元半身站立像，着浅红色长袍，脸略显修长，神情矍铄。与阮元的学生吴荣光在《授经图》中所绘的七十三岁的阮元练达持重的形象有所不同。

阮元好藏砚，巡抚浙江时，留心搜访《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依《四库全书总目》例，为每书撰写提要一篇，随书奏进。清仁宗十分高兴，遂在养心殿辟一隅收藏，并钤以“嘉庆御赏之宝”，并据传说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亲笔赐名《宛委别藏》。

阮元所收多为世所罕觏之珍本秘笈，或不见于公私著录，如《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钓矶文集》《招捕总录》等；或在中土久已失传，如《难经集注》《五行大义》《文馆词林》等；或可补《四库全书》之缺佚，如《尚书要义》补足四库所缺3卷，《夷坚志》补足四库所缺甲、乙、丙、丁四志，《墨客挥犀》补足四库所缺续编等。同时《宛委别藏》所收各书均据旧本精钞影写，其中源于宋刻的有30余种，源于元刊的有10多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书成后原本一直存于宫中，世间并无刊刻流传。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始将原书重行整理，影印出版。但所收书仅得161种，其余12种不知去向。

阮元任浙江巡抚时，有一位门生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在通州的旅社中买了一个烧饼充饥。门生见烧饼背面斑驳成文，于是用纸将其拓印下来，极似钟鼎铭文，马上寄给阮元，伪称是在北通古董肆中见到的一尊古鼎，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自己也不知道是哪朝的器物，便特地将铭文拓出，寄给师长，和诸人共同考证，以证真伪。阮元得信后，即刻召集幕中众名士商议，众人互相臆测，意见不同，最后阮元断定这是宋代《宣和图谱》著录的一尊鼎，于是在其后写上跋文，陈述某字与图谱所载相符；某字历年日久，已经剥蚀；某字因拓手不精，所以模糊不清。总之，他认为此“鼎”实非赝品。门生见到回信后，大笑不止。

阮元重视家族生活。因阮氏先世自淮安迁扬州近二百年，族人繁多，而未建宗祠，阮元遂在嘉庆六年（1801年）于浙抚任上，与乃父阮承信、堂叔阮鸿议定，出资建立阮氏祠堂，买田作祭产，又在祠堂附近设立家塾，聘请名师教育族中子弟。阮元对族人亦多照顾，在山东、浙江学政任上，都请阮鸿帮助衡文，阮承信还要资助阮鸿捐纳为官。

阮元不好虚热闹，高官耆寿，从不做生日。四十岁是大做寿辰的年龄，阮元在正月二十日生日这天，离开浙江巡抚衙门，到海塘工地视察，避免亲友属吏的祝寿。以后无论大小生辰都这样过，所谓“每于是日谢客，独往山寺”，作竟日之游。因往山林，参观古迹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这一作法叫作“茶隐”。他的茶隐，到八十岁休致在乡时，仍不废弃。他在华诞以前，就从扬州城里搬到城郊的草庐中。

阮元八十二岁时，曾在文章中这样回顾自己的“茶隐”经历：“至臣四十岁时浙江巡抚任内，凡寿日皆茶隐于外。五十隐于漕舟，六十隐于兼粤抚之竹林，七十在黔溪雪舟中，终身避此哗嚣之境。及今八十二岁，茶隐于长芦庵，巧遇溪山瑞雪之景……。”阮元的高雅情趣和清廉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阮元不仅自己不做寿，也不给正妻孔夫人做生日。如道光三年（1823年）在两广总督任所，孔夫人生辰之日，阮元为避客，独游广州荔枝湾。

阮元不做寿有两个原因，一是谢却寿礼，不以“屏幛宴乐为美”。二是讲求养生之道，即不做生日，把精力放在保养身体上。他同白居易生日相同，白居易四十岁时作有诗歌，阮元步其韵为诗，写道：“人生四十岁，前后关壮衰。我发虽未白，寝食非往时。”他知道这时应当注意身体了。又考虑到自身政务、做学问繁忙，更要有好身体：“百事役我心，所劳非四肢。学荒政亦拙，时时惧支离。”所以他到此盛年，不是沾沾自喜于过往的成就，而是研究如何“却老病”。阮元得享高年，同他爱惜身体，不事狂欢淫乐，有很大关系。

此外，在担任两广总督时，阮元经常赴各地视察，所到之处皆轻车简从，不扰民、不纳礼。有一次，阮元路过化州，听闻化州橘红之大名，为了不惊动地方，便遣仆人进园自行购买，还留下了一篇文章《化州橘红记》。他唯一一次“收礼”的记录，是在他调离两广，转任云贵总督之际，同僚友人弟子门生等以礼赠别。阮元命人将众人所赠礼品登记造册，悉数留作学海堂办学及刊刻书籍经费。

阮元为浙江巡抚时，与水师名将李长庚合力肃清海洋。除公事外，二人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互认为知己。李长庚作诗推崇阮元：“开府推心若谷虚，要将民物纳华胥。风清海外除奸蠹，令肃军中畏简书。”另一件事是造“艇船”。原来洋艇船大，清水师船小，为在装备上取胜，阮元倡捐官俸，并把银子交给李长庚打造大船，使之超过洋艇。阮元为装备霆船，铸造大炮，由父亲阮承信在杭州监造，并送到军前。在阮、李通力合作之下，很快地消灭了凤尾、水澳、箬黄诸“夷艇”。于是浙江洋面比较安定。后来，李长庚在消灭蔡牵主力的作战中不幸阵亡，阮元赋诗悼念：“六载相依作弟兄，节楼风雨共筹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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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词条：阮元墓

阮元墓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永胜村北的老坝山。墓封土高2.2米，周长24米，系清咸丰元年（1851）立石刻墓表，墓表由兵部侍郎杨文定撰，记载了阮元生平事迹及儿孙简况。上首第一行书：“皇清诏授光禄大夫太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文达公墓表。”

阮元去世后，归葬雷塘祖墓，在墓南约半华里奉旨建石碑坊一座，坊三门四柱，柱两截，下端方形，上端圆形，并雕以龙纹，高约一丈五尺，柱周围皆以耳形巨石作砥，坊上端有石刻“圣旨”二字，下端有横长方形玉石一块，上镌“太子太保仁阁大学士阮文达公墓道”十六字，石坊极壮观。

阮元家庙及宅第，位于江苏省扬州市毓贤街8号。建筑群坐北朝南。正门西墙嵌有“太傅文达阮公家庙”石匾，对面墙壁嵌有道光御赐“出门见禧”砖刻。内分中东西三路。中路前两进为门厅，后一进为享堂，依次悬“阮元家庙”“克遵儒风”“忠孝节义”等匾额，有“鲁浙试文章，杜绝院棚关节；江湖种芦稻，筹开祭瞻章程”等楹联。东西两路建筑皆六进，前五进为族中子弟读书食宿之所，亦有阮元子孙作书房、琴室、宿舍等用。其中，东宅第墙上嵌有“官批阮氏义产章程”石刻。东宅第末一进为奉恩楼，曾是阮元珍藏御赐品所在；西宅第末一进为“隋文选楼”，楼上供奉曹宪、李善等“文选学”大师牌位，余屋皆作收藏书籍、碑帖和钟鼎彝器、石刻等用，今辟有展厅。

阮元死后，获准入祀浙江名宦祠。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又入祀扬州乡贤祠。

2014年是阮元诞辰250周年，来自海内外的数十名专家学者齐聚扬州，参加大雅芸台—阮元国际学术研讨会。

焦循《神风荡寇记》《神风荡寇后记》

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佚名《清代学人列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