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崛起于清初，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文派以城为名，以其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籍贯均为江南安庆府桐城（包括今安徽省县级桐城市、铜陵市枞阳县及安庆市宜秀区一带）得名，其四人被称为桐城派“四祖”。桐城派统领清代文坛200余年，这也使得素有“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桐城获得了“文都”的美誉。

桐城派以地域而命名，主要因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为江南安庆府桐城人，但是，在桐城派发展早期，并没有旗帜鲜明的使用桐城派这一名字。

前“三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

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桐城派至此才划上句号。

桐城派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这三人均为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方苞关于古文文论基本纲领的“义法”说；刘大櫆关于“神气”、“音节”、“字句”的文章要素理论；姚鼐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古文创作论，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体系。

中期，桐城派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在时代变化面前，一方面承继桐城派先辈衣钵，一方面在古文理论与创作上都有所变革，一定程度跟上了时代变革的步伐。

后期，桐城派，即桐城派末流，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谬种”、“妖孽”。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1644年，清王朝入关，为巩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学，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方苞领导的古文流派应运而生。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1733年方苞编成《古文约选》，为“义法”说提供了示范，自此“义法”受到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主要有县人叶酉、张莘农，宁化雷铉，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鉴等。刘大櫆，主要在乾隆时期。继续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闻名。其徒有阳湖陆补孙、陆邵人、董估成、董思诚、张琦，武进董士锡、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王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号，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理论继续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形成所谓“家家桐城”。姚氏门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奉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与世变相同。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名重，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支流。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抱残守缺格律，悖于“五四”新文化，消沉衰亡是历史必然。但多数桐城派作家爱国主义立场、民族气节、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和创作中有反映。方东树《病榻罪言》、梅宗亮《与陆立夫书》、王拯《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在当时有积极意义。

现当代桐城文学，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产生，桐城派致命。林纾“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斥为“桐城谬种”，成了新文化的批判对象，桐城派文学终结。

在桐城派未形成以前，邑内有识之士即鄙弃时文，倡导古文写作。在理论上，方以智（1611—1671）提出端本于经，练于要史，修辞于汉，析理于宋的崭新见解，其《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班（固）马（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文，对后来桐城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在创作上，钱澄之（1612—1693）摒弃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其作品为后世桐城派作了示范。其后戴名世赋予古文强烈的战斗精神，注重发挥古文的社会作用，开桐城派古文艺术形式之先河。其文学倾向和艺术渊源与桐城派基本相同，对方苞影响至深。

桐城派文人中能诗者不少，如刘大櫆、姚范、姚鼐、方东树、朱琦、曾国藩、范当世、陈三立等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上的建树都为人重视。如统观桐城派作家的诗歌，俨然有一桐城诗派存在，故前人已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之语。

“桐城画派”也可谓独具特色。据查有关资料得知，明清两朝，桐城县画家就达一百多人。北宋时期，闻名天下的大画家李公麟（人称李龙眠，桐城龙眠山庄今坐落在龙眠乡双溪村李庄，遗迹尚可辨认），就是开“桐城画派”的杰出人物。《安庆府志》曾载：桐城龙眠山“擅江北名山之胜，宋李公麟归老于此。”由此可见，李氏晚年就终老于家乡桐城龙眠山。李龙眠由于绘画（白描）造诣，故在中国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且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大学士相交笃厚，诗画畅游于天地之外。明桐城名士孙中夔有诗曰“居山庄犹在，园林看转移。山川浑日旧，花鸟自今时。月散花椒影，烟沉兰竹枝。闲来搜胜迹，登临客心悲。”可见其对李龙眠的追思之。

首先，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生态环境”，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坛“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之陋习，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清正雅洁的正途。第二，“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桐城人历来把“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十分严厉；如方苞五岁时，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画，未成童，“五经”即能背诵；刘大櫆父兄均以教书为业，幼年即从读，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二十岁即授徒四方；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同时，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戴、方、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跟。

此外，桐城派的兴起还与清代学术流变有关。清朝推尊儒学，对程朱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程朱理学在有清一代一直处于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也是维护清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不仅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作为古文家的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强烈色彩，这就使桐城派自开派之初就在文坛上奠定起正统的地位。作为桐城派立派的关键人物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事说，顺应了当时学术兼采的趋势，故刘声木说：“桐城文家虽喜言宋儒之学，然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立，不偏重义理，所以能独立千古。”

清王朝系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在统治全国268年中，虽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也为祖国创造了空前大统一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总结、大繁荣、大成熟的时期。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清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特征是在大兴文字狱，残暴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千方百计拉拢、网罗人才为其服务，表现出对各种人才的作用具有颇为宽松的包容性。同时，康熙着力推崇程朱理学，以表明其治国策略与汉族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而具有正统性，从而达到彻底征服人心的目的，史实证明清朝统治者是靠励精图治发展壮大起来的。康熙提倡程朱理学，而又非常注重实用和言行一致，反对空谈义理。他说：“若门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也”，又说：“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空言。”上述思想文化政策的特征，正适应了同样尊崇程朱理学、身体力行为文的桐城派的兴盛和发展，为其致力于总结和探讨古文的写作规律，繁荣古代散文创作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桐城派非政治集团，而是学术流派。虽尊崇程朱理学，但更主张“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强调文章要为其政治服务，而桐城派则更坚持文学家和文学本身的主体性，且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这是桐城派之所以兴盛、发展的最根本性的内因。

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

桐城派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桐城派讲究“义法”，“义”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桐城派与八股文是相对立的，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实就是一种变革。桐城派提倡文章要“雅洁”，摒弃固定形式，同时要求文章要经世致用，这与儒家提倡的知识分子要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是一脉相承的，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所谓“义”，即“言有物”，所谓“法”，即“言有序”。“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章语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刘大櫆师从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东树曾说：“学博（刘大櫆）论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论文主义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刘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程朱理学

桐城派四祖是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自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播代有人豪，诸如姚门杰出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桐城派旁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严复、林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郭沫若、钱钟书、朱光潜等，也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戴名世（1653年—1713年），桐城派的先驱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创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难，留下282篇正气凛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在散文创作上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一”，为方、刘、姚文论的建树，从内容、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系“三祖”文论之直接源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祖。”

方苞（1668年—1749年），在清代乾隆时被誉为“一代文宗”，桐城派的创始者。他首创的“义法”说，被视为“凡文之愈久而传”的根本法则，是集古今文论之大成”。“义法”说，是方苞文学理论的核心。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曾明确指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戴名世和方苞先后同样说“言有物”，又均以《易》为根据，说明方与戴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方苞的“言有序”，指文章在艺术形式上，要结构井然严谨，行文清真雅洁。戴名世在这方面虽少于论说，但他比方年长15岁，方苞是在戴名世长达十年的直接指点、栽培下，才茁壮成长起来。清初文坛的特点是“重道轻文”、无病呻吟和摹拟剽袭，方苞一扫“臭腐”，以“言有物”、“言有序”为主要内容的“义法”说，总结了中国古文创作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清初古文的发展。

刘大櫆（1697年—1779年），桐城派的拓大者。他终生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与方苞、姚鼐是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被方苞赞赏为奇才、“国士”，极力推崇，多方提携，故刘对恩师方十分敬慕。刘大櫆的文学主张是“神气”说，他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中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组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深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此着意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神气”，是刘大櫆的独创，因而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拓展，也是对戴名世“精、气、神”的继承，从而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

姚鼐（1732年—1815年），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传》说：“鼐工古文……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穗，而控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姚鼐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过分地强调“言义理”、讲考证，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进而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可见姚鼐的文学理论，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他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故“其论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

姚鼐的门人有梅曾亮（1786年—1856年）、管同（1780年—1831年）、方东树（1772年—1851年）、姚莹（1785年—1853年）等，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说：“四人者为高等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

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在姚门四大弟子中，梅曾亮是最短于考证和少谈义理而自认为“稍知者独文字耳”（《答吴子叙书》）。在《赠汪写园序》中，就强调“宁自居于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处”，“决其一而专处之”。在强调文学独立性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文学的特性在于“合乎古而乐乎心”（《复邹松友书》）。所谓“乐乎心”，就是指文章能使人产生一种快乐愉悦的情趣。所谓“合乎古”，其实质就是“能得其真”（《朱尚斋诗集序》）。他在《杂说》《黄香铁诗序》《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吴笏庵诗集序》等文中反复强调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得其真”；而“得其真”的关键在于“肖乎我”，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方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有《仪卫轩文集》《昭昧詹言》等，他是桐城派的忠实继承者。在道统方面他极力宣传程朱理学，著《汉学商兑》以反对汉学，声称“余平生读书，惟于朱子之言为独契，觉其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抵触者辄恚恨。”（《汉学商兑》三序）因此，他在论文时标榜程朱，鼓吹义理比他的先辈方苞、姚鼐等走得更远。这与他的前辈相比，乃至在整个桐城派中显得特别突出。方东树以卫道者著称，他的论文最大特点就是打着程朱理学的招牌，强化了桐城文派的“有物”说。

姚莹，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姚鼐的侄孙。他较早就注意时务与世界大势，收购外国书籍。任台湾道时，值鸦片战争起，积极防御，击败英国侵略者，反而被诬贬官四川。曾奉命入藏处理两呼图克图之间的争端。在贬谪期间，仍努力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著文纵论时事，指陈得失，对英、法、俄等国情况，对印度、尼泊尔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天主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所著《康輶纪行》着重考察西藏地区，警惕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咸丰初年，与林则徐一起起用，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病死于军中。著有《中复堂集》。

姚莹曾得姚鼐嫡传，但丰富的经历、学历与爱国思想，使他的文学理论较桐城传统较大的发展。其一是注重“经济”，也即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曾补充修正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为学问三要素之说，《与吴岳卿书》提出读书作文的“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姚鼐说比照，除了将“考证”易为更切实际的“多闻”外，更补入了“经济”为第二要端。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梅、管、方、姚之后，桐城派的阵脚已不免散乱，尤其经过太平天国在东南一带的活动，对桐城派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也进行了猛烈了冲击。所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详细地追叙桐城派文统时，慨叹“不闻桐城诸老之声欬也久矣”，而他也就以努力重振旗鼓自任。曾国藩故以他为中心的文派也称湘乡派，他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而成为摇摇欲隧的清王朝的“中兴功臣”，也为日薄西山的“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有《曾文公集》。

吴汝纶（1840年—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他在曾国藩古文“不宜说理”的基础上再前进了一步，明确表示不宜将“义理之说施之文章”（《答姚叔节》）。并在对宋学信念产生动摇的同时，对西学产生兴趣，曾主张“救时要策，自以讲习西文为务”（《与李赞臣》）。他为严复的《天演论》《原富》及多种美日学者的著作写序，在他主持的学堂里，特聘英文、日文教员，开设西学课程。他这样大张其鼓而又切切实实地倡导研习西学，都为清末思想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桐城派文章风格在大体上继续了庄重典雅，各具特色。如薛福成的从容而稍带刚气，林纾的婉曲而偏于柔弱等。清代以来，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刘大櫆的《刘海峰诗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轩全集》85卷，方东树的《仪卫轩文集》12卷，方宗诚的《方柏堂文集》92卷，刘开的《刘孟涂文集》44卷，姚莹的《中复堂全集》98卷，戴钧衡的《味经山馆诗文钞》10卷，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全书》19卷，马其昶的《抱润轩文集》22卷等。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

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纂修《歙县志》20卷等。

姚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从地域来看，成员遍布全国19个省、区、市和境外日本、朝鲜等国。截至2018年3月，据民国学者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考定，桐城派作家有1211人，《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辑录桐城派作家著作有4300余种，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自清乾隆中叶至今，对桐城派的评论从未间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该派为“桐城谬种”，此后功过是非再也无人斗胆问津。解放后，虽有少量持论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然终难形成气候，而“文革”中自是在劫难逃。直至1985年11月上旬，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桐城参加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才从文论、史学、哲学、美学、文章等多方面给予了桐城派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为典型的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的生发和兴衰都具有范式意义，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概而言之，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

第一，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淑世牖民。

第二，师事学缘，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路径。共同体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识的群体结合。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结合方式也不同。滕尼斯把共同体分为三类，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这三类共同体，也对应着三种共同体的建构方式，一是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型共同体，二是以地缘为中心的区域型共同体，三是以价值信仰为中心的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综合形态，结合前两种共同体的特征，“构成一种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而文化共同体就是精神共同体的主要存在形式。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建构的基本方式是师事学缘。桐城派的师事学缘，涉及人数众多，延续时间漫长，呈现的具体形态也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私下传授、公共教习与家学赓续。私下传授，又包括家庭设馆、登门拜师与门外别传三种。比如方苞曾受聘宝应刘氏，教授刘师宽、刘师向、刘师恕诸兄弟，刘氏兄弟就成为他正式及门弟子。而范当世负笈拜师张裕钊，薛福成携文拜师曾国藩等，都成为登门拜师的佳话。门外别传，是指随机指点或信札传授，比如唐文治之于吴汝纶，杨彝珍之于梅曾亮。方苞与刘大櫆，最初也只是偶尔点拨，晚年归隐金陵后，彼此接触才逐渐多起来。相对来说，刘大櫆与姚鼐往来较多，讨论诗古文辞也比较频繁。公共教习主要指翰林院教学与书院教学两种，方苞两度教习翰林院庶吉士，雷鋐、储晋观、陈大受等都在这一时期加入方门。姚鼐弟子主体源自书院，方东树、梅曾亮、陈用光、管同、刘开诸人是姚氏书院教学的高第。其他诸如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受教吕璜于秀峰书院，姚永概、尚秉和、傅增湘、高步赢受教吴汝纶于莲池书院等，不胜枚举。比较而言，家学传授是围绕血缘生成的师徒关系，既包括家庭子侄，也包括姻亲外戚。

除上述师事联结之外，桐城派还有两种重要的学缘关系，一是学政、乡会试考官、房师之类的师生关系，二是仰慕其学却无缘亲炙的私淑弟子。前者属于科举时代的受知师，与受业师相对，对个体与群体发展都颇为重要。私淑弟子虽然没有师徒的名分，但摆脱了具体教学传授的地域限制，迅速扩展共同体的界域与范围。如曾国藩、吴德旋、王先谦等人之于姚鼐，尤其是曾国藩带给桐城派的兴盛与扩延，把桐城派推向全国，曾门弟子又承续大业，延展铺扬，声势赫奕。此后桐城派再未出现大宗师，随着新文化运动，他们没有适应新时代发展，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综上观之，桐城派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以学缘师事为主体，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两翼，以私淑为支撑，师徒、姻亲、乡党、私淑共同构筑桐城派共同体的大厦。

第三，互利共生，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基本保障。文化共同体作为一种集体存在，并非想象的群体，而是一种功能性的社群有机体。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凝聚庞大人群，有的甚至延续数百年，不仅因为成员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还因为他们是一个互利共生的群体。社群最核心的吸引力，就是能帮助其成员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其持续成长。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体，解决了当时士人普遍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读书入仕是无数士人的梦想，因此如果能够有效助力读书入仕，就会得到士人支持。桐城派主要成员都是文章大师，又兼具教师身份，使得他们掌握了文章秘诀，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方苞的义法、刘大櫆的因声求气、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都为如何写好文章提供一条清晰可行的路径。不仅如此，桐城派还把文章理念编入教材，便于更广大范围的士人学习，为共同体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提供支撑。比如方苞主持编纂的《钦定四书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导的科举教科书，既为科举主管部门提供衡文之准绳，也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矱，该书刊行后，迅速颁布京师及督抚各地，成为士子研读的范本。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因为编纂之精良而受到读书人追捧。可以说，桐城派文章讲求法度，易学易用，有利于科举入仕，是桐城派延续三百年的真正秘诀。当然，除了正常的功用之外，桐城派还有一些额外的福泽。比如借助名家推荐，获得发展良机。像刘大櫆入京科考就经方苞推荐，声名大噪。其次，通过师长延誉，获得较好的职业岗位。方苞担任三礼馆副总裁时，引荐陈大受、官献瑶、叶酉、赵青藜等多名弟子入馆修书。再次，从事某项共同事业。邓廷桢任安徽巡抚时，援引梅曾亮、管同、方东树、陆继辂、宋翔凤等桐城派成员入其幕府，参赞政务。而曾国藩办理洋务，吴汝纶改良教育，都有大量桐城派成员侧身其间，共襄盛举。

截至2023年4月，大陆学界初步形成研究桐城派的五大学术群体：由许结、曹虹、徐雁平教授及其弟子所组成的南京学术群体；由吴怀东、江小角、方盛良、武道房、吴微、潘务正、董根明和汪孔丰教授及其弟子所组成的江淮学术群体；由欧明俊、王兵教授及其弟子所组成的闽江学术群体；由马茂军、曾光光教授及其弟子所组成的岭南学术群体；由张德建、林存阳、戚学民和王达敏及其弟子所组成的北京学术群体。

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是专门从事桐城派研究的学术机构。其宗旨在于荟萃和培养一支具有宏观视野的对桐城派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队伍，发挥不同学科的优势，对桐城派文学及其发生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凝聚同道，嘉惠来学，昌明学术。

2017年，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首次举办“桐城派研究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年，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桐城派研究青年学者论坛”。

2019年，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桐城派学术研讨会”。

2020年，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交流·合作·传承·创新桐城文化研讨会”。

2020年11月23日，“首届桐城派文化论坛”在安徽合肥举办，论坛由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与安徽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同步举行模式，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大、河南大学、安徽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共三十余位专家参加此次学术会议，提交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线上参会人员逾百人。

2021年，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桐城派与中国古代文章学”学术研讨会。

2023年4月14日至16日，“史料与方法：桐城派研究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在桐城召开。会议由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主办，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承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德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欧明俊、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马茂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存阳、清华大学教授戚学民、安庆师范大学教授董根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魏泉、中南民族大学教授萧晓阳、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余祖坤、澳门大学副教授王思豪十位专家作主题报告，分别对散文研究方法、桐城派与清代学术研究的关系、桐城派史部著述、桐城派“经济之学”等论题作了阐述。出席这次会议的研究者中，青年学者占绝大多数，单是博士生、硕士生就有35名，研究者提交给会议98篇论文。

安徽大学江小角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BZW07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方宁胜、朱杨、张秀玉。该成果以桐城派开创、兴盛、衰落三个阶段代表作家的书院讲学经历为主要考察对象，揭示书院教育与桐城派传衍兴衰的内在联系。

2019年7月14日，桐城市委、市政府在合肥为《桐城派大辞典》举行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后因错误太多被下架。2022年4月，《桐城派大辞典》1版2次修订重印本，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正式出版。同时发行的有16开典藏版和大32开精装本两个版本。

该书有“桐城派百科全书”之称，由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于2011年立项，安徽省内外11名专家参与编纂，耗时8年完成，总字数为2482千字，全书设立《渊源背景编》《作家编》《著作编》《文论编》《研究评论编》和《文化遗存编》6个单元，广泛收录桐城派历史文化知识及其研究成果。辞典是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是全国首部以一个文学流派为内容的文史工具书，填补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辞书史两个领域的空白。

桐城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拥有“专派辞典”（《桐城派大辞典》）的文学流派。

王达敏的《姚鼐与乾嘉学派》（2007年），周中明的《姚鼐研究》（2013年），安徽大学卢坡博士的专著《姚鼐诗文及交游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

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桐城派的散文理论，是对秦、汉历代以来史传文学写作经验的吸取和总结。其散文理论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是方苞，又经刘大櫆的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完善。应该说，早在明代本邑“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诗人钱澄之等，即推崇左、庄、马、班的文章，对桐城莘莘学子无疑有一定影响，对桐城派“四祖”尤其是对生于明末的戴名世，起到了明显的启迪作用。（桐城市人民政府评）

桐城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广的文学派别。（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评）

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合肥学院副教授任雪山评）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绵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曾光光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