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琦（1803年-1861年），字伯韩，一说字濂甫，号伯韩，广西临桂（今桂林）人。中国清代诗人、官员。

朱琦出身于下层官僚家庭。其父朱凤森，嘉庆六年（1801）进士，曾任河南濬县、固始知县，迁河南府通判，有政声。工诗文，善词曲。著有杂剧《平锞记》及传奇四种。

朱琦于道光十一年（1831）中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由编修迁御史。时值鸦片战争之后，有感于国事颓败，屡上疏论天下大事，切直敢言，与陈庆镛、苏廷魁曾被誉为“谏言三直”，加上金应麟，又称“四虎”。道光二十六年（1846），朱琦因建议不被朝廷采纳，辞官回到家乡桂林。受聘于桂林著名的桂山书院（又称孝廉书院），任山长。太平天国起义后，以组办团练助守省城之功，擢为道员。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团练局，太平军攻占杭州，被杀（一说自杀），赠太常寺卿。

朱琦古文步趋桐城派，与吕璜、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并称“岭西五大家”。早年曾从吕璜研习桐城派古文义法，而吕璜则师承桐城派大师姚鼐的弟子吴德旋。道光十九年（1839），朱琦在京师又从“姚门四弟子”之一梅曾亮，所以文承桐城之脉，诗和古文深得桐城嫡派真传。他始终把“严于义法”作为恪守的原则，将敢于直言的“经世致用”政治思想、“汉宋兼采”的学术主张作为创作的理论指导。

朱琦文章醇厚有味，但更重现实内容：《辩学》之指斥士风趋利，《名实说》之抨击大臣庸懦颟顸，都是有的放矢；抒情小品如《北堂侍膳图记》等，也都有真情实感。倭仁说他“学昌黎韩子之文而不袭其貌”（《怡志堂文集跋》）；谭献说他“兼方、姚之长而扩其所未至”（《怡志堂文集序》），都是指他不为师门家法所拘，有所展拓。

道光十八年（1838），吕璜在桂林逝世，岭西自此痛失文宗。在京的朱琦又与为拓展广西桐城派而赴京的彭昱尧、龙启瑞、王拯等人，向姚鼐嫡传弟子梅曾亮求教。由于朱琦是其中最早进京向梅曾亮学习古文的，最终也成为“五大家”其他成员进京学习古文的领路人。五人中惟他的文章可“与永福吕璜齐名”。

朱琦的诗歌在清道光、咸丰年间的诗坛上独树一帜。与他同时的著名诗人何绍基评价说：“近海内能诗者，以伯韩为最。”朱琦学诗早年效仿白居易，后又学习杜甫，旁及韩愈、苏轼、黄庭坚、元稹等。他在《答友人论诗》自述其宗法:平生宗法有数子，李杜韩白苏黄元。他的诗以叙事见长，长篇巨制，纵横跌宕，于峭劲的铺叙中寓奔放之势。朱琦是一位关注现实、关心民生的爱国诗人，他的诗论和诗作都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作品中多忧时愤世，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统治阶级腐朽之作，如《河决行》、《漯安河》、《秋感》等。

朱琦在鸦片战争中所作的诗，几乎全写抗英英烈，对他们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予以歌颂，同时鞭挞了畏敌怯战的将帅。林昌彝说这些诗“表扬忠节，感泣鬼神”（《射鹰楼诗话》卷一）。如《关将军挽歌》，是悼念鸦片战争中英勇殉国的民族英雄关天培的挽诗，反映虎门之役中关天培如何“徒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最终却也是“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血染沙场。全诗表达了人民对侵略者的仇视，对投降派的怨恨，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另一首诗生动记叙了在宁波三镇战役中，金华副将朱贵领兵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斗事迹，塑造了朱贵的民族英雄形象，“愿缚降王笞鲛奴，临阵独骑生马驹”，“敢有渡者腥吾刀”！此诗也抨击了“传闻宁波新失利，大帅仓皇欲走避”的可耻行径。《吴淞老将歌》则歌颂了陈化成将军与阵地共存亡的爱国情操。《老兵叹》用老兵的话记录了英军攻陷厦门的情况，通过白描手法，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金门已逼厦门失，老兵叹息为我说。借问老兵汝何来，道路飞书连两月……老兵患苦何足陈，我家主帅孤大恩。厦门屯戍兵有万，况又锁钥连金门。当时烽堠眼亲见，主帅逃归竟不战。独有把总人姓林，广额大颡又多髯……可惜众寡太不敌，一矢洞胸肠穿出。转战转厉刀尽折，寸磔至死骂不绝。嗟哉漳州好男子，尔名曰志告国史。安得防边将帅尽，如此与尔同生复同死。”

朱琦曾与龙启瑞、彭昱尧、汪运、商书浚、杨继荣、曾克敬、李宗瀛、赵德湘、黄锡祖在杉湖补杉楼酬唱吟咏，为“杉湖十子”之一。曾协助梁章钜编校、刻印《三管英灵集》，另著有《怡志堂文集》、《台垣奏议》、《倚云楼诗》等。?

《关将军挽歌》

飓风昼卷阴方昏，巨舶如山驱火轮。

番儿船头擂大鼓，碧眼鬼奴出杀人。

粤关守卒走相告，防海夜迂关将军。

将军料敌有胆略，楼橹万艘屯虎门。

虎门粤咽喉，险要无比伦。

峭壁东西峡，下临不测渊。

涛泷阴绝八万里，彼虏深入孤无援。

鹿角相倚断归路，漏网欲脱愁鲸鲲。

惜哉！大府畏懦坐失策，犬羊自古终难驯。

海波沸涌黯落日，群鬼叫嚣气益振。

我军虽众无斗志，荷弋却立不敢前。

赣兵昔时号骁勇，今胡望风同潢奔。

将军徒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

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

臣有老母年九十，眼下一孙未成立。

诏书哀痛如雨注，吾闻：父子死贼更有陈连升。

炳炳大节同崚嶒，猿鹤幻化那忍论，我为剪纸招忠魂。

《名实说》

孰难辨？曰：名难辨。名者，士之所趋而易惑。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乡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与否，其实也。

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乡曲之行，非所谓大人者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识，为天下长计；合则留，不合以义去。身之便安[5]，不暇计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

今也不然，曰：吾为天下长计，则天下之衅必集于我；吾为人主畏惮，则不能久于其位。不如谨厚、廉静、退让，此三者，可以安坐无患，而其名又至美。夫无其患而可久于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而不争趋于此？

故近世所号为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当其峨冠襜裙，从容步趋于庙廊之间，上之人不疑，而非议不加，其深沉不可测也。一旦遇大利害，抢攘无措，钳口挢舌而莫敢言，而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至此举无可用。于是始思向之为人主畏惮而谋远识者，不可得矣。

且谨厚、廉静、退让，三者非果无用也，亦各以时耳。古有负盖世之功，而思持其后，挟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终，未尝不斤斤于此。有非常之功与名，而斤斤于此，故可以蒙荣誉，镇薄俗，保晚节。后世无其才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假于名之至美，憪然自以为足，是藏身之固，莫便于此三者，孔子之所谓鄙夫也。其究乡原也，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也。甚矣，其耻也。

且吾闻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弃，骏马有奔踶之患而可驭。世之贪者、矫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为不贪、不矫、不肆而讫无用，其名是，其实非也，故曰难辨也。

乡曲无讥矣，然岂无草茅坐诵而忧天下其人者乎？而士之在高位者，伈伈伣伣，曾乡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慎其名，乡曲而有大人之行者荣，大人而为乡曲之行者辱。

朱琦，字伯韩，广西临桂人。父凤森，嘉庆六年进士，官河南濬县知县，有政声。滑县教匪起，率团练御之，屡破贼，城守卒完。迁河南府通判。殁，祀名宦。

琦，举乡试第一。道光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慕同里陈宏谋之为人，以气节自励。迁御史，值海疆事定，祸机四伏，而上下复习委靡，言路多容默，深以为忧。著《名实说》，略曰：“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乡曲、大人，其名也，考之其行，而察其有用与否，其实也。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日退让，三者名之至美也，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非所谓大人者也。大人之职，在於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之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虑，为天下长计。合则留，不合以义去。身之便安，不暇计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为天下长计，则天下之衅必集於我；吾为人主畏惮，则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谨厚、廉静、退让，此三者可以安坐而无患，而名又至美也。夫无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而不争趋於此？故近世所称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矣。当其峨冠襜裾，从容正步，趋於廊庙之间，上之人不疑，而非议不加，其沉深不可测也。一旦遇大利害，抢攘无措，钳口挢舌而莫敢言，而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至此举无可用，於是始思向之为人主畏惮而有深谋远虑者，不可得矣。且谨厚、廉静、退让三者，非果无用也。古有负盖世之功而思持其后，挟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终，未尝不斤斤於此，故又於镇薄俗、保晚节。后世无其才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僴然自以为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谓鄙夫也，其究乡愿也。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也，甚矣其耻也！”於是数上疏切论时务，皆留中不报。时咸推其抗直，称为名御史。

琦以言既不见用，二十六年，告归。越数年，广西群贼蜂起，其言皆验。家居治团练，助守御。贼中枭杰张家祥者，悔罪投诚，当事犹疑之。琦知其忠勇可用，以全家保之，乃受降，改名国梁，卒为名将。琦以守城劳议叙，以道员候选。

咸丰六年，再至京师。居两岁，从钦差大臣桂良至江苏，无所遇，王有龄独重之，有龄抚浙，辟赞军事。十一年，粤匪犯杭州，总理团练局。守清波门，城陷，死之。赠太常寺卿，予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

琦学宗程、朱，诗古文皆有法，著有《怡志堂集》、《台垣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