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
刘大魁著。刘大魁（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出生于桐城汤沟人（今属安庆市枞阳县）。刘大魁自幼便受到家庭的熏陶，苦读儒学，但累试不中，在第十次乡试中得秀才。后游学京城，拜方苞门下，受到方苞的赏识，称之为“国士”。乾隆时曾应博学鸿词科和经学科的荐举，均落选。后为黟县教谕，数年告归。为人美丰姿、擅文辞，性格豪爽，喜饮酒赋诗，著作颇丰。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等，并纂修了《歙县志》20卷。
刘大魁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魁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其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大的桥梁作用。刘大魁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
论文偶记》。它补充发展了方苞“义法”论并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在艺术体现。又将我国诗歌理论中的韵律学说用到散文领域，形成“音节”、“字句”理论，所谓“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以上理论世称“因声求气”说，被认为是桐城古文的创作秘诀。
刘大魁的文章内容并非如有的文学史所说的那样，“极力提倡封建正统观念”，而是具有早期的启蒙思想，刘师培认为在桐城诸家中，“惟海峰较有思想“（《论文杂记》）。他的启蒙观念，主要表现在继承荀子、柳宗元等人进步思想，在天道观、伦理观、历史观和人才观等方面发表过许多有见解的言论，还吸取老庄敢于愤世嫉俗、大胆怀疑的思想，如在《天道》中强调是统治者的“无道”造成了“衰乱之世”，而“天”是“浑然无知”的；在《汪烈女传》中反对“臣死其君”，认为君臣之间是“共事之义”，而不是“受君之恩”的主从依附关系；在《答周君书》、《乡饮大宾金君传》中则持“世异则事变，时去则道殊”的社会发展变化观，斥责当前仍采取“重农抑商”传统做法的不合时宜；在《方节母传》中批判上智下愚、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答周君书》、《见吾轩诗序》中又谴责科举制度误世害人，扼杀人才。所有这些，都闪烁着理性的光辉。他的传记文有许多是为村野郎中、乞丐立传，表彰他们的品德，反映他们的心声，这是其它桐城作家很少为的。刘大魁散文中还有一些山水游记，它不像方苞纪游散文那样重在阐发从其中领悟的哲理，而是细述游历路线、所见所闻、极尽形容，而且融入个人生活遭遇，借景抒情，颇似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其散文风格是雄奇恣肆，而且叙事、议论之中都喷涌着不可遏止的激情，与方、姚之文相比，其情感表达方式要强烈、直率得多。也很注重散文的章法布局、转折开阖。善于运用声音的高低、节奏的缓促来增加文章的气势。他特别喜用长句来造成文章雄劲之气，如《书荆轲传后》“天下之变”一段，每句长达15字以上，有的达20多字，汩汩滔滔，形成一泻千里之势。他还善于运用大量排比、对偶句式来使文势贯通、节奏强烈，如《答吴殿麟书》就是如此。
刘大魁不仅专于古文，亦擅长诗歌，
袁枚甚至说刘“诗胜于文”（《
随园诗话》）刘大魁的诗歌内容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感叹身世遭遇，如《述旧三十六韵送张闲中之任泇州》、《杂诗》、《感秋》等；第二类是抒写自己的用世之志，多是诗人壮年时代的作品，如《感怀》《秋夜独坐寄沈惟涓》等。这类诗歌格调昂扬、辞气悲壮，在刘集中很另类；第三类是愤世嫉俗的悲歌，如《杂感》、《天马》、《晚行遇雨趁谢六车不及》、《燕台行》等；第四类是田园山水，多为晚年归乡后的作品，像《江乡》、《夏日田间》等描绘沿江、江淮一代田园风光，平和而自然，颇有陶渊明诗意。前三类诗作，多为五、七言古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颇有乐府诗之意味，辞婉而旨深。晚年田园诗作，其特征是“清绝”，诗风恬淡自然、清新超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