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祖籍浙江慈溪。清朝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美食家。

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二日（1716年3月25日）生，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袁枚7岁，受业于史玉瓒先生， 开始了私塾教育。由于天资聪颖，刻苦好学，12岁时被时任浙江督学王兰生（王交河）录取进入县学，与史玉瓒先生同进秀才。15岁时受到时任浙江督学李清植（李安溪）赏识，18岁时得浙江总督程元章赏识，被送入杭州凤凰山敷文书院，学业日有长进，19岁时，时任浙江督学帅念祖（帅兰皋）发现他才学过人，在廪生指标已满的情况下，破例将他补为廪生。

雍正十三年（1735年），20岁的袁枚参加科试，成绩名列前茅，获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

20岁以前，袁枚一直在杭州读书求学。乾隆元年（1736年），21岁的他决定去省视远在广西做幕僚的叔父袁鸿，于是便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从杭州到广西长途跋涉，沿路可以饱览名胜古迹，领略神奇的自然风光。大自然的灵秀时时触发着生性酷爱作诗的袁枚，此次广西之行，他写下了很多优秀的纪游诗和怀古诗，成为《小仓山房诗集》的起点。达桂林后，他受叔父引见拜谒巡抚金鉷，当场以一篇《铜鼓赋》获得赏识。金赞叹他的才华，专门写奏疏举荐他参加将于乾隆元年九月举行的博学鸿词考试。金巡抚的举荐，使袁枚声名远播，成为他仕途之路的一块垫脚石。

乾隆三年（1738年）秋，袁枚中举，并于次年考取进士，授庶吉士，入庶常馆深造。

乾隆四年（1739年），24岁的袁枚参加朝廷科考，二甲第五名中进士，朝考得大司寇（刑部尚书）尹继善相助，选中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七年（1742年），袁枚27岁因散馆考试不合格被外调做官，曾任沭阳（1743年-1745年）、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推行法制，不避权贵，颇有政绩，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

乾隆八年（1743年），袁枚28岁。这年，袁枚改溧水知县。赴任途中，袁枚感慨万千，忧伤无奈地作了《途中寄金二质夫》一文。

乾隆九年（1744年），袁枚29岁。这年秋季袁枚被聘到江宁任帘官（同考官），协助主考官批阅江南乡试考卷，做江南地区举人考试工作。

乾隆十四年（1749年），父亲去世，袁枚辞官养母，34岁的他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随园乃康熙织造隋公之园，废弃已久，破败零落，袁枚出资购置，易“隋”为“随”，起名“随园”。袁枚辞官后对随园“一造三改”，因地制宜，顺应自然，将它建成一个集山水人文景观于一体、清幽迷人、著名一时的私家园林，吸引四方诗人来此聚集。并以养病为由入住此前所购的小仓山随园，筑室定居，自此始了悠闲的归隐生活，世称随园先生。归隐后，袁枚成为自由身，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再无任何顾忌和羁绊。他如鱼得水，创作了大量表现自我性情的诗篇，并广纳弟子，出资刊刻诗集，成为乾嘉诗坛赫赫有名的诗坛将领，引领一代诗风。

得随园后，袁枚十分喜爱，先后写下《随园记》《随园后记》《随园三记》以及《随园杂兴》等十一首散文和诗歌，表现他生活在随园中闲适轻松的惬意，揭示了归隐后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从34岁至82岁去世近五十年的时间里，除了初隐三年后因经济原因短暂出仕，大部分时间市隐于随园，读书、创作、会友、授业、漫游，在平静清幽的环境中，追求恬淡、适我的生活情趣。一时间，随园成了文人雅士赏花观灯、饮酒赋诗的绝佳场所，名气大振。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诏求遗书，袁枚将所藏书传抄罕见者皆献于清廷，并作有《散书记》以纪。藏书印有“道素之门”、“百石山房”、“华里神仙”、“钱塘苏小是乡亲”、“此间乐”、“子才一阅”、“随园珍藏图书”、“小仓山房藏书之印”等。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69岁的袁枚应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的从弟袁树邀请赴岭南，后经阳朔、桂林、兴安、全州等地北返。

乾隆五十三年（1788），73岁的袁枚，受沭阳人士吕峄亭的邀请，又到沭阳作客，沭阳各界曾趋前30里迎接。袁枚面对如此拥戴他的民众，写下了情意真挚的《重到沭阳图记》。他在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说：“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

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798年1月3日），袁枚去世，享年82岁，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

诗论

在清代诗坛上，袁枚曾以其“性灵说”诗论独树一帜，对流行于当时诗坛的各种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扫荡，一改清诗风貌，影响深远，贡献斐然。

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即从诗歌的创作内容出发，要求诗歌创作主体抒发真情实感，以真情去充盈诗作的内容。这是其诗论的核心部分。在他看来，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体现出诗歌自身的抒情本质，才能表现出自然清新、生动活泼、风趣别致的艺术魅力。他不仅把抒发真情作为采集和鉴赏诗歌的标准，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创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诗文作品。 袁枚除了要求诗歌创作主体要抒发真实情感之外，还对诗人要具备一定的诗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袁枚认识到因为每个人的诗才禀赋各有所异，就会呈现出“笔性灵”和“笔性笨”的情况，于是就生发出禀赋灵性与创作灵感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诗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用夸张、过分的语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个绝对的地位。其实，袁枚在认识到“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学识的重要性。 他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的性情各异，所以诗歌创作要情出于己，体现出“著我”的精神，强调“作诗，不可以无我”，激烈反对一切束缚诗歌抒发真情的制约因素，高呼“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

除此之外，袁枚还认识到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诗歌创作也应随之发生新变，提倡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形式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以新言去写新意。袁枚的这些诗论观点都体现出对诗歌创作要彰显个性和独创性的强烈追求。

袁枚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强调诗歌创作要自由自适、畅快淋漓地抒发真情实感。这一诗论主张在理论上是符合诗歌抒情本质的。袁枚能够在当时复古主义风靡诗坛的背景下，独树一帜，标举性灵，大胆地肯定自我、尊重人的情感。而且，袁枚能够以情论诗，不以时划人，不以人废诗，这不仅肯定了通俗文学的价值，而且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袁枚还从诗歌创作主体出发，对于诗人应具备一定的诗才禀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除此之外，袁枚基于对个体意识和个人情感的肯定，要求诗歌创作要情出于我，摆脱前人窠臼，当变则变，勇于推陈出新，力求彰显自我个性，表现出独创性。这些合情合理的诗论观点，对今人从事诗歌创作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咏史诗

咏史题材在袁枚的诗学世界中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他一生中写下二百余首咏史诗，对咏史诗的创作方法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管窥其咏史诗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袁枚对咏史诗创作提出了两条具体要求：一是“新义”，即思想内容上的高超识见，需要借助学识与想象两套方法来获得；二是“隽永”，即在艺术风貌上形成感情深沉悠远、意味绵长不绝的效果，获得的途径有幽默、形象和用典这三种。袁枚自己在创作中基本遵循这两条标准，但也有不合之处。

袁枚的整体诗学观念中就包含着对“新义”的追求。他曾在《随园诗话》中引述姜夔的话：“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便不俗。”也说过：“余自幼，诗文不喜平熟。”具体而言，他最推崇“翻案”式的写作，因为既能突出作者的过人天才，又能避免读者的审美疲劳。

袁枚不仅在诗学批评中强调咏史诗要具有议论上的新义，而且他自己在创作中也做出了很好的实践。例如《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就最能体现其创新能力。这组诗是诗人晚年携子游览西湖时所作。诗人围绕岳飞这单一的历史人物写了15首诗，却没有一首诗的立意是重复的，而是充分发挥才情与智慧，从不同角度下笔。除此之外，袁枚咏史诗中这类具有新义的作品也是数不胜数。

山水诗

袁枚的山水诗不仅完全摆脱了清初遗民山水诗一那种对政治功利的依附性，亦突破了清初六人家山水诗一般的借景抒情把山水作为感情载体的模式与浙派厉鹗山水诗以清幽之境排遣精神苦闷的慰藉式亦不相同，袁枚的山水诗的开创性在于高扬主体意识，在处理人与自然山水关系时，万物为我所役，人始终占有据主导的或主动的位置。

袁枚山水诗的高扬主体意识，主要表现在把自然山水性灵化，即拟人化、个性化，人与自然主客体相隔离、相对立的界限被打破，自然山水自身被赋予人的个性情感，构成人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山水可以对话”、心灵相通；同时以山水的精神来体现诗人的性灵。自然山水已不再仅仅是供人观照、寄托的审美对象，它自身就是活的宇宙生命。这类山水诗多为古体、律诗，构思新颖，想象大胆，语言雄俊，生气盎然；所写对象基本上是名山胜水。袁枚咏山诗的主体意识颇强，亦表现为很少对山景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偏重表露内心的主观感受，突出人与自然的呼应、交流关系，这在清初以来的山水诗中并不多见，亦是袁枚求新思想的反映。袁枚追求的不是人对自然的主宰，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由此产生的自然之趣、闲适之情。他多用拟人手法，赋予自然景物以生命的灵性，寻觅自然中的生气与生趣。这是袁枚为推动清代山水诗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袁枚诗中山水多具有性灵，其散文中山水亦常常不是单纯的青山绿水，而是具有生命力的人化之自然。山水在他笔下往往被赋予感情、个性，是有灵性之物。一人徜徉于自然中，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享受到远离尘嚣的惬意与审美的情趣，于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中，见出天人合一”的境界。

袁枚的山水诗古体近体兼备，其中古体诗作尤为令人瞩目。袁枚不惯依声填词，其中原由从他钟爱古体诗便可获知。他认为作诗是为抒发性情，如过分注重形式格律必然会限制性情的自由挥洒，也便失去了作诗的乐趣。袁枚的山水诗中往往融合难得的诙谐幽默，从而使他的山水诗呈现出浓郁的主观色彩与个性特色。如《晚宿寺中同霞裳步铁城障，认一线天》：“诸洞空中悬，道是猿猴宅。颇有高人风，呼之不肯出。”将待在山洞中不肯轻易露面的猿猴比作隐居的世外高人，既有画面感又充满喜感。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情，将心情和心境化为一首首具有谐趣的诗篇，带有浓厚的个性色彩，洋溢着一种特有的乐生精神，由山水之美，寻获山水之乐。

此外，袁枚性灵山水诗在题材内容与艺术表现上亦有所开拓：描写对象既有名山胜水，亦有山水小景；体裁既有古体律体 ，境界壮阔，波澜开合奇正变幻，亦有绝句小诗，意象空灵，活泼有趣；语言既化用典故传说，典雅华美，亦多白描，通俗晓畅。诗之活灵风趣得宋人杨万里诗之真髓，白描手法承查慎行之精神，但又有所发展丰富，如增添了精警之致，减少了议论。

论诗诗

袁枚的诗歌作品中论诗诗约有100首，是他的批评文体中最多的一种形式，多存于《小仓山房诗集》中。他的论诗诗形式多样，有论诗组诗也有论诗单篇，有对前人论诗作品的模仿，也有自己的全新创作。

《续诗品》就是袁枚以四言诗的形式写成的一部诗论，主要是对唐朝司空图《诗品》的一种模仿与创新，意在阐明创作的经营过程以及创作态度、方法等种种内容。《续诗品》体式虽模仿《诗品》，但形式本身也富有特色，它在继承了此种论诗诗的文体之余，用更为宏阔的笔势补充《诗品》了中没有提及的部分，因此篇幅更为庞大。《续诗品》善于运用比兴手法，用几个喻体从不同角度反复设喻去说明一个论点，其语言形象鲜明，其韵律铿锵顿挫。

《续诗品》共三十二章，其中包括了诗歌创作与诗人自身修养、自身学识的关系，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尤其是对创作技巧和创作态度的论述更是不乏真知灼见。袁枚论诗讲究学识，主张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如在《博习》一篇中，他在赞同吸取前人知识的同时，又反对盲目的推崇前人知识，并且不分优劣的一概而收。袁枚主张在创作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前人的经验，汲取前人的精华，但同时又要有去其糟粕的能力，以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在创作态度上，首先，袁枚认为作诗需严谨，在创作中首先要以认真的态度认识到创作的艰巨性，而不能够将其当做随意之事。这是司空图《诗品》中忽略的部分，也是袁枚诗论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他从诗作者本身出发，表达了诗与诗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创作技巧上，袁枚也提出了一系列精当的见解。关于意蕴和辞藻的关系，袁枚认为应该不能本末倒置，颠倒了意蕴和辞藻之间的轻重缓急。关于《选材》方面，他认为任何时代的题材都有可写之处，并无好坏之分。此外《择韵》等篇目说明了关于诗歌格律方面的问题。《续诗品》中也通过部分篇目论述了诗歌风格，《布格》一篇说明诗的风格应与诗歌题材、主题相一致，《安雅》《空行》《振采》《固存》等几个篇目，阐明了诗歌应具备华美、典雅、空灵和持重等风格。另外关于他的诗歌主张“性灵说”，也贯穿在这部《续诗品》的著作中。不同于《诗品》，以诗歌“品格”为首的创作角度和大量的比喻象征手法，袁枚以较为直接质朴的诗歌语言表明了创作诗歌中被前人所忽略的一系列问题，清人杨复吉对他的这种创新方式也有过高度的评价，由此可见袁枚的《续诗品》对于司空图《诗品》的沿革和发扬，以及他独立的文学价值。

袁枚的论诗诗，还有其他很多作品散落在《小仓山房诗集》里，虽然都是分散的体系，但同样是他诗论著作中重要的成就。其中题材上有题序，有应答酬和之作，也有一些闲暇时期写就的小诗。其形式上也丰富多样，古近体皆有，七言五言兼备。其中专门论诗的有《改诗》《编得》等诗，袁枚通过独立的篇目表明了他创作诗歌独立的主张，如《答曾南村论诗》一首，是诗人与其友人关于诗论的答和之作，作者认为作诗主要是要重视性情，只要注重性情，就不必去分辨宋诗元诗亦或是明诗，因为每个朝代都会产生优秀的诗作。这点反映了他的“性灵说”这一主张。

另外还有如《题陈古渔诗卷》《题<碎琴上人集>》《题蒋申吉<苏州竹枝词>》等题序类的诗作，是对别人诗作的响应和评价，其体裁有五言、有七言，兼而有古体，可见袁枚在诗歌创作上的不拘一格。

哀悼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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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反对使用生僻的典故“用僻典如，请生客入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主张用典“无填砌痕”，并力求达到“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的效果。如《哭蒋静存编修》中 “死解玄言王辅嗣，生能经世贾长沙。”《同年沈文悫公挽词》中“遭际诗人有，如公古未曾。钟期逢圣主，尧舜作吟朋。”“诗律长城在，群儿莫诋呵。”“王辅嗣”即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王弼，“贾长沙”即西汉初年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钟期”即春秋时的钟子期，“尧舜”乃上古明君， “长城”指抗敌御边的南北朝名将檀道济。以上诗句中皆选取比较著名的历史名人及文化名人，既具有典型意义又免去了生僻用典而导致的艰深难懂的尴尬，亦能形象地再现出蒋静存与沈文悫的才华与生平遭际，也更加突出了袁枚对故友的赞赏、惋惜与哀痛之情。典故与诗歌融会贯通，能让读者感受到用典带来的诗意之妙，又能不着痕迹，没有填砌、生涩之感。

袁枚在哀悼诗的创作中十分擅长使用对偶句，且逻辑严密、情感表达细腻。诗人以对偶句的形式，将心痛、哀伤、凄冷、孤寂与无奈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创作手法成熟老练，既工整严密又不着痕迹，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提高了诗歌表情达意的张力，使诗歌的审美意境更为开阔，尽显诗坛盟主之风范。

袁枚的哀悼诗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手法——— 序的使用。“序”能起到交代创作背景，积淀情绪的作用。能够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说明，印证诗中所述事实，于是片段得到连贯，所抒发的情感有了明确的指向。因而一方面扩大诗歌的表现容量，同时又让诗更单纯，保持它本身短小的形式、抒情的性质和意在言外的美学特质。

诸多艺术手法的有效运用，形成了袁枚哀悼诗语言精炼、笔墨平实、形象鲜活、情感真挚、哀思绵长这一独特的艺术风格。且丰富了袁枚的诗歌创作理论，是袁枚诗歌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袁枚不仅是名诗人，亦是出名的古文家，古文中文学性较强的有人物传记散文、自然山水散文、抒怀散文与尺牍。传记散文写人性袼鲜明，记事选材得当；山水散文多将山水性灵化，且重刻画山水各自的特征；抒情散文表现真情至性，抒情多与叙事相结合一尺牍短小精悍，表现个生灵活自由，袁枚散文的创作成就不可低估。

舒位称“袁枚以诗、古文主东南坛坫，海内争颂其集”，意谓袁枚不仅以其诗与诗论闻名于东南，其古文创作亦具有广泛的影响。程晋芳甚至有袁枚“古文第一，骈体第二，诗第三”之评，对其古文创作更予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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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的古文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这些观点。袁枚的古文涉及到碑文、墓志铭、行状、传、序、记、祭文、书、论、说、表、名、尺牍等等。其内容则囊括论理、记事、写人、写景、抒情等多方面。

作为清代中叶的骈文大家，袁枚经由《小仓山房外集》所收8卷骈文作品，已经展示出了独树一帜的风格特色。袁枚才华横溢、学识渊博，驱使丽辞古典从容自如，加之个性纵逸洒脱、且好论议，因此所为骈文既有如其所作性灵诗那样清新流丽、潇洒奇纵的特点，又有如西汉论辩文那样气势沉浑、辩博畅达的特点。这两种特点融贯在一起，就形成了袁氏骈文独有流丽浑脱的艺术风格。流丽系指袁枚之文命意新奇而表述流畅、音声谐协而辞采清丽，即石韫玉所谓“鲸铿春丽，怪怪奇奇”，李英所谓“古藻缤纷”，刘麟生所谓“笔致流利”；浑脱则指袁文蕴厚而气浑、识卓而笔纵，即石韫玉所谓“树骨训典”、“取材宏富”，李英所谓“大气旋转”，陈宝琛所谓“俶诡雄奇”、“磅礴凌厉”。

袁枚骈文并非仅仅取法唐宋，汉魏以降直至宋代的骈文，甚至经史百家、汉魏及唐宋的古文，袁氏都能博宗兼取、一炉冶之。袁枚骈文流丽浑脱之艺术风格的形成，乃是他在规抚以唐宋骈文家为代表的历代前贤、综取经史百家各种精粹的基础上，发挥才情、熔裁学识、涵纳个性而刻意创辟的结果。

袁枚骈文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总体成就可以两个词语来概括，即寓奇于偶、神王气充。乃指袁枚骈文往往以散行之气运骈俪之文，命意亦奇亦正、句式灵活多变，其或议论、或叙事、或抒情，都能义理、典实、辞采三者兼备，从而达到挥洒自如、神气并盛的境界。其中句式灵活多变、俪体散趣及议论自铸伟词、奇纵融通两方面，最能体现袁氏骈文的特色与优长。那些俪形散趣、或长或短的宋式联句，使得袁枚骈文在充分保持骈体文格式特征的前提下，更具备了散体文意脉贯通、抑扬跌宕的特质，颇值关注。此外，这些对句大多拙中见巧，其貌似平平道来，实则经过精心锤炼以至于自然平易，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袁枚天才之卓越于此可见一斑。

袁枚的骈文固然不止以句式灵活多变、议论奇纵融通擅长，其在典故运用、音声锤炼、辞采敷配，在叙事、抒情、写景等众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艺术成就，但灵活多变的句式是袁式骈文最具个性也最为关键的结构要素，奇纵融通的议论则是袁氏骈文最鲜明也最成功的表达方式。它们普遍地渗入在《小仓山房文集》的绝大部分篇章中，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一体发力。由此，便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袁枚骈文以意统文、以气驭文、整散并用、流丽浑脱之特点的形成；而具有这样特点的骈文，抑扬跌宕、精力贯注，其神王、其气充，无疑是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佳作。

袁枚骈文总体成就卓越，文学史地位崇高，如吴鼒即将袁氏推为清前期骈文八大家之一，就连桐城派巨擘姚鼐在论及袁氏骈文时，也说其“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而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则将袁枚视为清代骈文“博丽派”的一位代表作家，台湾学者张仁青又将袁枚视为“宋四六派” 的代表作家之一，并赞其骈文“鹤翥龙惊，奇想天外，飞辩骋辞，溢气坌涌，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以才运情，使笔如舌，诚词人中之孑然者”。就文学史影响而言，从清中叶以至民初的近两百年间，推崇、讽诵、效仿袁文者难以计数，单是《小仓山房外集》的笺释、校注就有石韫玉、黎光地、魏大缙、王广业、魏茂林、周绂堂等多家，可见其文学影响力之巨大、深远。要之，袁枚称得上是清代骈文史上无可争议的一位大家，《小仓山房外集》也称得上是一部独标高格的经典之作。

袁枚有中国古代“食圣”之誉。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上，全面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中国烹饪的技术理论问题，应该是从袁枚开始的。《随园食单》在中国古代食书著述史上，集经验、理论大成而又影响卓著，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饮食圣经之誉，代表了中国传统食学发展的最高水准。《随园食单》从烹饪技术理论出发，从采办加工到烹调装盘以及菜品用器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并对当时国内很多地区的美食进行点评鉴赏，这本书是一本划时代的烹饪典籍。因此，袁枚不仅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食鉴赏家。

林语堂先生曾用英文向西方世界评介袁枚：“伟大的诗人和学者袁枚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来讨论烹饪方法。”袁枚认为：“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袁枚有立食为学的明确目的，并为之孜孜努力，正如他自己所标榜的：“平生品味似评诗，别有酸咸世不知。”

袁枚身为清代文坛性灵派主将，强调诗味真实自然、自我适意却又不乏超然韵致与生趣的文学思想与审美意识。袁枚写诗作文为人均是推崇性灵，标扬自我，重味中之旨，在袁枚这里，论诗与论味、治味与治诗，在哲学美学精神上也是相通的。袁枚十分留心各种饮食的特点和烹饪技术，为了追求美味，他在每家吃饱了饭，都会派遣家厨去学习菜方，并作集保存，“四十年来，颇集众美。”《随园食单》也因此成为饮食烹饪文化史上一部体大虑周的重要著作。

《随园食单》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理论，包括“须知单”和 “戒单”，这部分内容重点体现了作者的食馔审美思想；第二部分是菜谱，包括海鲜单、江鲜单、特牲单、杂牲单等十二个方面，但没有一般菜谱的枯燥与流水线化，此部分也也得滋味盎然。第一部分，精要独到、生动深刻、系统完备地阐述了饮食理论和厨事法则，是中国古代食学理论和饮食思想的历史性总结。其他诸“单”所记载的三百几十种精致肴馔、名茶美酒等，均确记原料、制法、品质、由来，时间跨度从元末至清中叶，地域范围以下江地区为主，至今仍极具参考意义。

袁枚自认其学术生涯和成就相当一部分是食学，甚至说自己的食学成就不在诗学成就之下。袁枚认为人生与国家大事莫过于饮食，他视高层次的饮食生活为一种艺术化境界，肴馔的制作也能够并且应当追求极致化结果，需要他这样的美食行家与“良厨”的共同努力。袁枚认为“作厨如作医”，达到艺术化操作境界的肴品制作，不是一般意义的厨师烧菜，而是如治国、治军一样的“治菜”。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知己难，知味尤难”。

袁枚的食学成就为他所创造的十个“第一”：公开声明饮食是大学问；把饮食作为安身立命、益人济世学术毕生研究并取得了无与伦比成就；把人生食事提高到享乐艺术的高度；为厨师立传；得到社会承认“味许淄渑辨”的专业美味鉴评家身份；系统提出“戒耳餐”“戒目食” “戒暴殄”“戒纵酒”“戒强让”“戒落套”等一系列文明进食戒律；提出了厨师规范；倡导科学饮食；公开宣称自己“好味”，与道统强化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圣训直接违抗；将“鲜味”认定为基本味型 “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所有这些，袁枚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倡者。

袁枚的《随园诗话》可以感受到他对于批评文体所承载的承上启下之功效，作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和广泛的一部著作，《随园诗话》有着其鲜明的时代特色。《随园诗话》以袁枚的“性灵说” 诗学主张为根本，其中夹杂时事议论，一方面直接发表议论，宣扬“性灵说”，一方面并大量采录当代有名或无名诗人的性灵诗作印证他“性灵说”理论，使诗话兼具诗选的因素。此外袁枚事无巨细的写作方式，让原本只是阐述诗学观点的诗话体增添了记事的成分，其在诗论的过程中更多的加入了对当时文人诗坛奇闻异事的描述，增添了更多的文学性，这在历朝历代的诗话体创作中堪称阔斧横刀式的创举。

袁枚几乎无一遗漏的继承了前人所有的文学批评样式，并融入了自己的别出心裁之举，其传承体裁之全面，创新之深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堪称第一人。

袁枚所处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后期是一个集大成的终结阶段。前代许多优秀的造园理论通过各种园林实体和园林专著得以流传下来，袁枚博览山水佳园，其个人园林思想必然受到以往各种园林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随园建造中，他又能根据实际情况对园林设计作因地制宜的调整，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袁枚在设计随园时，力求实现“壶中天地”、“须弥芥子”的最高境界。随园是文人园林中规模较大者，其所纳之景比一般园林更丰富。单《随园二十四咏》中就涉及24处景观，兼具自然与人文，两者相得益彰。不仅如此，袁枚还依照四时、天气的变化，设计了各具特色的景致，宜四季、宜晴雨，是袁枚为“壶中天地”赋予的新内涵。

除了容纳天地四时之景外，袁枚还对自己的园林寄托了首丘之思。袁枚在修整园林时有意仿西湖诸景，使 “居家如居湖，居他乡如故乡”。不仅成为人工仿造自然景观的成功案例，也为随园增添了更深刻的情感内涵，即袁枚对故乡的思念之情，通过园林思想以园林景观的形式得以表现，是袁枚对“壶中天地”思想的又一发展。

此外，在园林中营造坟茔生圹，也是袁枚园林思想的一大创新。据《随园六记》载，袁枚于乾隆三十四年在园西建造坟茔安葬其父，同时又在父亲的茔旁建造了自己、妻子、妾、仆婢的生圹，目的是使妻随夫、妾随妻、仆随主，各人死生皆有所随。至此，袁枚“壶中天地”又兼及了宇宙生死这一永恒的命题。袁枚将前代的园林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开发，使园林的意义与天地、四时、人情、生死都发生了外在与内在的联系，升华了“壶中天地” 的思想和情感内涵。

袁枚的园林艺术思想以顺随自然与君子比德思想相统一为总体指导方针，既有对前代园林理论的辩证继承，又能结合其园林实践和治学经验发展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园林艺术思想，表现出与清中叶园林艺术相一致的集大成的时代特征。作为园林设计与鉴赏大家的袁枚，不仅为园林建设提出了许多较为先进的造园理论，而且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将其保存下来。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袁枚的随园一直是可供后代园林建造者学习与借鉴的范本。童隽教授就根据袁枚族孙袁起摹绘的《随园图》作出了随园的复原平面图。随园及袁枚的园林文学作品在园林建设方面的价值之大和影响之深也许是连袁枚本人也始料未及的。

姚鼐：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袁随园君墓志铭》，录自《惜抱轩文集》卷一三）

王昶：①三十年中，扫门纳履，为向来名人所未有。才华既盛，信手拈来，矜新斗捷，不必尽遵轨范。且清灵隽妙，笔舌互用，能解人意中蕴结。然谢世未久，颇有违言。②盖子才游履所至，偶闻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为志传，以惊爆时人耳目，初不计信今传后也。（《蒲褐山房诗话》，录自《湖海诗传》卷七）

洪亮吉：通天老狐，醉辄露尾。（《北江诗话》）

孙星衍：先生有吏才，通达政体，而议论务出于宏厚，虽不竟其用，亦一代循吏也。退而惜以文自见，然其成就有足观焉。（《故江宁县知县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传》，摘自《碑传集》卷一○七）

尚铬：苕生有生吞活剥之弊，而子才点化胜之。云松有夸多斗靡之弊，而才子简括胜之。子才专尚性灵，而太不讲格调，所以喜诚斋之镂刻，而近于词曲。”“子才律诗往往不对，盖欲上追唐人高唱也，然失之率易矣。子才古文自是侯朝宗以后作者，近人因其诗之纤巧，并诋其文，恽子居至以猖狂无理斥之，皆非乎心之论。（《三家诗话·三家分论》）

朱庭珍：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白居易）、诚斋（杨万里）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豪雄，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一盲作俑，万瞽从风，纷纷逐臭之夫，如云继起。因其诗不讲格律，不贵学问，空疏易于效颦。其诗话又强词夺理，小有语趣，无稽臆说，便于借口。眼前琐事，口角戏言，拈来即是诗句。稍有聪慧之人，挟彼一编，奉为导师，旬月之间，便成诗人；钝根人多用两月工夫，亦无不可。于彼教自雄，诚为捷径矣。不比正宗专门，须有根柢学力，又须讲求理法才气，屡年难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是以谬种蔓延不已、流毒天下。（《筱园诗话》卷二）

昭裢：随园先生，天姿超迈，笔法精粹，古文尤为卓作，予深佩之。惟考订实非所长，其诗话、随笔中，错误不一而足。（《啸亭续录》卷四《随园先生》）

严迪昌：袁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诗人。关于袁枚的个性，总之一言为“不耐”。他不耐学书，字写得很糟；不耐作词，嫌必依谱而填；不耐学满语，乾隆七年（1742年）庶吉士散馆，以习满文不合格放任知县；不耐仕宦，乞养时年仅33岁，后再铨选知县，未及一年复归。（《清诗史》）

李圣华：袁枚欲做专业的诗人，理想近于明诗第一大家高启，含毫伸牍，“但好觅诗句”，“与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争骛于形势之途”者绝异。做专业诗人是一种很高的人生理想，蕴含着不同流俗的价值追求。求仁得仁，袁枚成为清诗史上独具个性的一代大家。

石韫玉：觉其鲸铿春丽，怪怪奇奇，真天地间别是一种文字。刘舍人所谓树骨训典之区，取材宏富之域，殆庶几焉！（《袁文笺正序》）

李英： （袁氏骈文）古藻缤纷，大气旋转（袁文辞采古雅浓丽，气势沉厚流转），足冠一朝。（《小仓山房外集》序）

陈宝琛：（袁文）有俶诡雄奇之态，多磅礴凌厉之观。（许贞干《八家四六文注》序）

刘麟生：①袁枚之笔，流丽生动，喜杂以议论。②子才之文，世人多以放纵目之。要其笔致流利，亦如其诗也。（《中国骈文史》）

杨岘：自随园派出，不学之徒争以诗名，诚如足下之言，不独足下丑之，不佞亦丑之。然仅以一二不可识之字，不可解之句，矜为奇创，则亦非也。古人奇字奇句，皆读破古书，自然流露，非勉强为之也。勉强为之，与之戴假面趋利机者，有以异乎？无以异也。夫泰山出云，不崇朝而雨天下。有登泰山者，囊云而归，键户塞窦，解囊放云，云逢逢满室，囊罄云亦灭矣。此无他，非其本有也。不佞十余岁即喜为诗，随作随辍，求似随园而不可得，而况上于随园者乎！继自今非周秦两汉之书不读，读之既久，或汩汩乎其来。少陵所谓下笔如有神，窃所欣愿。足下傥有以益不佞，质告无隐。（《与友论诗书》）

冬子津：随园先生是乾隆年间享誉最高的诗人。对于诗，有人讲格调，有人讲神韵，袁枚则讲性灵。说禅理均障，皆远性情。讥诗不摇荡性灵，则“蛤蟆繁声，无礼取闹”，“生客阑入，举座寡欢”。性灵是在泥沼中仰望星光，俗人信仰基督，就是希望能在泥胎中被浇灌他的灵。性灵需要天才，皓首穷经不是本钱。然而有性灵，不见得同时有气魄，比起东坡，袁枚还属于“和记小菜”。

陈长吟：袁枚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及时的抉择，如果在官场上继续混下去，把知县当到老，又能怎样？走仕途，混不到个省部级，都是芝麻官儿。说不定遇个变局，还有牢狱之灾。袁枚的长寿，就在于他的自由和随意，做人不必阳奉阴违，不必违背良心迎上欺下。不必用尽心机搞阴谋，一天到晚心里紧张。告别了官场上的袁县令，才有了文坛上的袁才子。这是个人的选择，是智慧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西安晚报》）

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因曾做过上元、江宁县令且十分喜爱金陵山川秀色和人文氛围，遂以“三百金”价格，购得江宁府内隋赫德遗下的“隋园”，更名为“随园”（随园被曹雪芹父亲曹頫购得和改建，成为《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

袁枚接手小仓山北麓的隋园后，“茨墙剪园，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就势取景”，他先后恢复和新建了金石藏、环香处、小眠斋、峻山红雪、香雪海、群玉山头、绿晓阁等20余处迷人景致，成为当时众多金陵文人骚客与袁枚一起文宴雅集的聚集地；此称为“随园”在《杂兴诗》描写随园景致：“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65岁以后，袁枚开始喜欢上了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游过黄山，江西庐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喜爱品茶的他自然也会尝遍各地名茶，并且一一记载下来。他描写常州阳羡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说：“色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银针、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评述。

此外他还写下许多茶诗，如《试茶》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湖上杂事诗》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的茶海中采茶。他旅游时，除了欣赏群山万壑、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亦不忘留意当地的“茶叶文化”。

乾隆五十一年（1786）袁枚游武夷山，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从所用的茶壶、茶具到饮茶的步骤、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随园食单·茶酒单》载：“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

袁枚认为，除了有好茶必须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长久，对此他写道：“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尝尽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

他提到收藏茶叶的方法：收法必须用小纸包，每包四两放石灰坛中，过十日则换古灰，上用纸盖扎住。”至于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独到的妙法：“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

袁枚虽然自身不愿涉及官场，但是却有着独到的政治眼光。他曾经在和珅、和琳兄弟年幼的时候，写过这样一句话，“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后面事实证明，和珅成为乾隆身边第一红人，和琳则成为著名将领，官至一等公爵。

袁枚在 《随园诗话》《子不语》《续子不语》 中，一再谈及龙阳之美，心向往焉。因为他翰林文人、风流俊雅的身世姿容，投怀送抱者颇多。 《随园轶事》 中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年过花甲，他还收了年轻的刘霞裳为弟子，每次出游登山，必与同行。对于他人的质疑、腹诽，袁枚不以为意。

袁枚作官后，以薪俸易书，积至40万卷，筑藏书楼“小仓山房”、“所好轩”。自注何谓“所好”，味、色、花、竹、金石、字画，皆有时有限，只有藏书，不分少壮、饥寒，读之无限；还专门写有一篇《所好轩记》。

袁枚年轻时就喜欢追求山林之乐，但由于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一直到他67岁服丧完毕后，才开始了尽情游历山水的旅行。这一年，他游历了天台山、雁荡山、黄龙山等名山。68岁时，袁枚游历了黄山。69岁，他跑得更远，正月出发，腊月底才回家，从江西庐山一路游玩到了广东罗浮山、丹霞山，又到了广西桂林，之后经永州回返，顺路游衡山。71岁去武夷山，73岁游江苏沭阳，77岁二游天台山，79岁三游天台山，80岁又出游吴越之间，即是81岁还出游吴江，当时有人称赞他“八十精神胜少年，登山足健踏云烟”。

袁枚可谓是清代商业炒作第一高手，他对生意的策划步步为营，首先，花费许多钱重修随园，修好了故意拆掉围墙，让游客在园里随意游玩，目的是使人知道江宁城里有这样一个山美水秀境幽的地方。园子初具声名、有了一定数量的游客，他立马写了一本《随园食单》，极力渲染自家私园食物的精妙和家厨烹调的高水准，激发那些热衷口腹之欲的人的兴趣。袁枚对饮食氛围也极有研究，每有客来，他都要叫人将餐桌摆到一些景致极美的亭榭，还安排自养的美女为之唱歌跳舞，随园的饮食生意非常火爆。当随园炒热，个人知名度激剧上升，袁枚开始扩大经营范围，在园子里售卖《随园全集》、《随园食单》等著作，他的书果然供不应求，属国琉球都有人专程来购买。仅卖书一项，袁枚一年即可收入三四千两白银。中年以后，各方人士争相请袁枚写应酬文章，袁枚来者不拒，墓志碑记、寿序谀文，只要给足银子，绝对服务三包，又大赚了一笔。

祖母柴氏抚育照顾袁枚到二十来岁才去世。自袁枚幼年直至成长出游之前皆与之同眠。

袁枚父袁滨，以游幕四方为生计，涉足远至湖北、福建、广东、云南等地，袁滨于先秦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颇有研究，偶尔亦向幼年袁枚进行法律的启蒙教育。乾隆十七年（1752年），卒于南京。

袁枚叔父袁鸿，字健砉，亦长年飘游在外任幕府。在广西客居三十余年。乾隆五年（1740年）病死于桂林。乾隆元年（1736年）袁枚赴桂林曾得到他的照顾，故其灵柩由袁枚于乾隆九年（1744年）归葬于故乡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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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是家中唯一男孩，同胞手足上有大姐、姐，下有三妹、四妹。

大姐名不详，嫁杭州人王裕琨；约年长袁枚十四五年，生年约80岁。有子健庵、媳张瑶英，皆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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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袁机，字素文，别号青琳居士。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她品貌端丽，“幼好读书”，聪颖工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一月卒，后葬随园。袁枚于姐妹中与三妹感情最深，曾撰《女弟素文传》《祭妹文》《哭三妹五十韵》等多篇诗文悼念之，并为之刊刻《素文女子遗稿》。

四妹袁杼，字静宜，号绮文，嫁松江人韩思永。袁杼亦善诗。早寡，依袁枚居随园。卒年约50岁，有《楼居小草》，由袁枚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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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之妾至少有五人：陶姬，袁枚28岁所纳。方聪娘，袁枚33岁时访苏州于方家所纳。乾隆三十七年卒于随园，年四十。陆姬，袁枚42岁时纳娶。金姬，袁枚45岁所纳。乾隆五十四年卒于随园。钟姬，袁枚62岁时所纳娶，袁枚死时仍健在。

据宗谱记载袁枚有正室一名 (王氏 )，侧室六名。考袁枚《八十自寿》其六“白发妆成三女粲”之句有夹注云 :“陆、金、钟三姬俱老矣。”可知在袁枚八十岁时，身边只陆、金、钟三姬。

长子袁通，乃嗣子，字兰村，堂弟袁树。

次子袁迟，一名文澜，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七月二十三日为钟姬生，时袁枚已63岁。袁迟备受袁枚宠爱。乾隆六十年（1795年）娶浙江湖州沈全宝为妻。

长女成姑，为陶姬所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秋，嫁蒋氏长子惟梅，成姑卒年当不满20岁。

次女鹏姑，为方聪娘所生。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嫁江苏溧阳史抑堂少司马之子培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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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琴姑，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生，与阿良乃同母。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嫁江苏浦口汪履青。乃袁枚同年、江苏六合人汪芷林之子。

袁枚孙子袁祖志、袁祖惠，皆为袁通子。袁祖志著有笔记《随园琐记》。而诸孙女皆耽风雅，有乃祖之风。如袁绶，字紫卿，袁通女，嫁上元吴国俊，工诗词，著有《闽南杂咏》《瑶华阁词》；袁嘉，字柔嘉，袁迟女，嫁上元崇颖，著有《湘痕阁诗稿》《湘痕阁词》；袁淑，字疏筠，嫁知县史璜为妻，著有《灵箫阁诗选》。

孙子：袁祖德

从袁枚的著作中可考出与袁枚有交游记录的有616人之多，与袁枚交游的交游者身份复杂，包括王室家族、达官显贵、平民布衣、隐者、僧人等，在与袁枚交游的女弟子中，绝大多数都是官吏之妻女。

在袁枚的诗文和诗话中，经常出现以下各个交游者的名字，或说明行踪，或记叙交游经历。

姚成烈，与袁枚同年生、同肄业于万松书院、同举戊午年乡试。与袁枚交五十余年。

李棠，与袁枚为戊午乡试同年。任上元知县期间，袁、李二人亲如一家，交往甚密。

钱琦，是袁枚在县学生时代的同学。女儿钱林，是袁枚的女弟子，嫁杭州汪瑚，汪瑚之妹嫁袁枚嗣子袁通，袁通之子袁祖恩又与汪瑚钱林的第三女结婚。

尹继善，满洲镶黄旗人。长期任两江总督，既是袁枚的恩师，亦是在袁枚从政期间多次提拔袁枚的上级官员。两人的交游非常密切，而尹继善对袁枚亦是相当欣赏的。奇丰额，满洲正白旗人。任江苏巡抚。是继尹继善之后成为袁枚的第二位满族后援者。《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五《丽川中丞五十寿诗》中详细记述了二人的交游经过。

姚鼐，著名文学家。与袁枚初次见面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袁枚时已68岁。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任钟山书院山长至袁枚去世为止的八年间，二人成为挚友，袁枚的墓志铭由姚鼐起草。

卢文弨，主讲钟山书院时，经常向袁枚借书，袁枚在《<检书图>为卢抱经学士题》诗中写道：“他人借书借而已，君来借书我辄喜。一书借去十日归，缺者补全乱者理。”

杨绳武，曾任杭州万松书院山长，袁枚以《高帝论》和《郭巨论》两篇习作见赏于杨绳武，于是锐意述作。后袁枚官江宁时，杨绳武又恰好掌教钟山书院，袁枚常向杨绳武请益。

文集：《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随园食单》、散文 、尺牍等30余种；

笔记小说：《子不语》（又名《新齐谐》）24卷及《续子不语》10卷；

散文：《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黄生借书说》《所好轩记》等；

骈文：《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

手札：《致尤荫手札》；书法灵动清雅，不事雕琢，自然闲适，正合于袁枚“性灵”之主张。虽法度稍欠，然才情横溢，亦为佳构。

据方浚师《随园先生年谱》,袁枚于乾隆十年至十三年任江宁知县，期间于乾隆十二年“题升高邮州知州，格于部议，不果”，遂于次年冬乞病辞官。

对于袁枚壮年辞官之举，后世研究者认为是其由仕宦生涯回归文人生活的重要转折点。至于辞官之原因，袁枚曾在答覆陶士僙的两通书信中加以解释。民国杨鸿烈在《袁枚评传》第二章“年谱”中即据此二札将袁枚辞官归结为 “不愿为上司大吏做高等听差”及“以文学为终身事业”；英国汉学家亚瑟·魏礼据《随园老人遗嘱》中“蒙总督尹文端公保荐高邮州知州，部驳不准，我心不乐”的记载，认为辞官之举还与乾隆十二年两江总督尹继善保荐袁枚为高邮知州但未果一事有关。傅毓衡在《袁枚年谱》“中详列“养亲”“保身” “受馋”“乘胜收场，贵在知机”“为膏肓泉石”“受往哲高蹈的影响”等7条原因；王英志作《袁枚辞官考述》以“升擢高邮牧不果”为辞官之导火线，又据上引二札及袁枚的其他诗文将原因归纳为“不能为大官作奴”“以文章报国”以及“激流勇退，全身远祸”三条。

。王英志认为“袁枚风流放诞之言行已传入京城，很可能为小人进馋中伤。吏部一定是认为袁枚言行不符合封建伦理纲常的规范，自不具备升迁的资格”。而清宫档案记载了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其江宁知县任内经征漕项未完、照例停升罚俸催征一事。此类后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消磨着袁枚为“良吏”的积极性。不仅沉重打击了他对仕途的热情，也使他一贯坚持的清明原则在现实中遭受挫折。袁枚少年成名，因此心气极傲，当年以翰林身份改官知县已颇感不平，如今又晋升不利，失落之余，难免心生退意。

袁枚做知县期间，政绩不俗，深得百姓爱戴。然而，他生性通脱，向往自由，虽说甘愿为天下苍生所计，但对官场琐碎忙碌、应酬逢迎之事实在厌恶，加之仕途之路并不顺畅，于是他干脆辞官。袁枚为官期间，于繁忙的公务之余抽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与友人吟咏唱和，写下了大量的诗篇。由于对诗歌的热爱越来越深，而抽身官场正随心愿，于是便辞官归隐随园，与青山诗歌为伴，尽情吟咏，不问官场。

袁枚死后即葬于随园。其墓位于小仓山南岭随家仓的百步坡上，原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墓原有石牌坊，上刻“清故袁随园先生墓道”九字，并树“皇清诰授奉政大夫显考袁简斋之墓”石碑一块，碑文为古文家姚鼐所撰。十年动乱中均被全部毁坏。

1974年3月，因建五台山体育馆，经批准，由南京市文件保管委员会对该墓进行了清理。3月18日开始，历时3天，共清理墓葬三座。皆为砖室，长2.5米左右，其宽度仅容木棺一具，除葬袁枚本人以外，其余两座均为女墓，当属袁枚妻、妾。

随园，现位于南京清凉山东部方向，小仓山麓，袁枚故居。

袁枚治沭，距今已200多年。袁枚当时在沭阳县衙（老县政府，现为紫藤花园小区）手植的一株紫藤，仍生机勃勃，其叶蓁蓁，袁枚手植藤已列入宿迁市古树名木目录，沭阳县重点保护文物。清诗人王诩诗曰：“花种河阳簿领余，上清曾此待銮舆。齿芬麦倘徵其秀，手植藤疑学草书”。

关于他在县衙院内栽植紫藤，有一段传说：一次，袁枚处理完公务，与随员到沭阳西乡的新挑河畔游玩。这里有翰林院编修胡简敬家的祖传花园和松林。花园内花草繁多，袁枚亲临胡家拜谒赏花，对植花插木也产生了兴趣，便亲自将紫藤与槐苗带回，栽在县衙院内，经过精心培护，逐渐长大，他看着很高兴，也留下诗句：谁言作令少公余，沭地真堪奉板舆。四季种花官荷锸，六房如水吏钞书。乾隆十年，他离任时，沭阳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而他手植的那株紫藤，人们怀着深厚的感情悉心保护，并亲切地称呼“袁公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