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1725年1月6日—1806年7月22日），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江苏青浦朱家角（今属上海）人，清代文学家、金石学家。

雍正二年（1724年），王昶生于青浦朱家角薛葭浜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

雍正六年（1728年），父亲以周弼所选《三体诗》教授王昶，他全都能够背诵。王昶又读了杨慎《廿一史弹词》，由此大概对历朝历史有所了解。

乾隆十二年（1747年），王昶往宜兴游玩，大量临摹《国山碑》，这是他一生研究金石学的开始。

王昶早年应试佳绩频传，乾隆十二年（1747年），参加江宁乡试，由国子监祭酒尹曾一甄录为第三，次年岁试取第六名，补增广生。王昶并不急于参加会试，而是决定进一步磨砺自己，以便接触更好的平台。

乾隆十四年（1749年），王昶顺利考入紫阳书院。在紫阳书院学习期间是王昶人生一段重要时期，在此他与王鸣盛、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等以经术古文互相砥砺，更在稍晚时从游于执教于紫阳书院的沈德潜门下。此后王昶在科举上连试连捷，乾隆十七年（1752年），王昶中岁试第六名，诗赋第一。次年中乡试第十一名。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十一岁的王昶进京参加会试和殿试，但王昶却因为相貌被归为第三等，只位列归班。此次入京，王昶的才华使众位在京大僚刮目相看，内阁学士金德瑛就数次邀请其前往他主办的谈宴，因此，王昶又得与钱载、王又曾、蒋士铨等名士结识。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王昶赴时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之邀，在扬州卢宅开馆。而卢见曾爱才好士，四方名流咸集于其家。于是王昶得以程梦星、马曰琯、马曰璐等文士切磋琢磨，极一时文酒之盛。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王昶在行宫进献迎銮诗赋，乾隆帝大为嘉奖，于是王昶参加了南巡召试，这次他荣登榜首，被授内阁中书，正式踏上仕途。

自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758年—1768年）这十年间，王昶一直在朝为官，仕途平稳，且屡有升迁。自内阁中书升任内阁侍读，随后入直军机处，之后历任刑部山东司主事、刑部浙江司员外郎、户部员外郎、刑部江西司郎中等。这一时期的王昶春风得意，生活安闲舒适。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的连续五年间，王昶一直充任科举考试同考官，其中三次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两次担任会试同考官，这也使得他桃李满天下。除了衡文取士，王昶也六次随乾隆御驾出行。其中四次是在木兰围猎，此外，王昶还于乾隆二十九年（1763年）跟随圣驾驻跸泰陵，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又随驾拜谒东陵，备受圣眷。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王昶出任两淮运盐使。次年七月，两淮盐引案爆发，两淮盐政尤拔世敲诈盐商未果，便上奏揭发前任普福、前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勾结盐商。案发时王昶已在军机处当值多年，知悉卢见曾一案详情。而王昶曾在卢见曾署中设馆，与卢见曾相见恨晚。

王昶便在查抄卢见曾家产之前，主动刻意走漏风声，使向卢见曾有机会转移银两。乾隆密令清查此案，王昶便被定泄密罪夺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云贵总督阿桂征讨缅甸，聘请王昶为幕僚。期间王昶帮他起草了招降檄文。随后乾隆帝命经略大学士傅恒督师，又命理藩院尚书温福代替阿桂，这两人依旧任用王昶辅佐幕府。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征讨缅甸战事结束后，四川小金川头目僧格桑作乱，王昶又奉命跟随定边右副将军温福移师四川。随西路军进攻时，温福嘱咐他起草讨伐僧格桑的檄文，军心大振。次年，清军攻克小金川。温福便上疏陈言王昶几年来跟随征战四方的功劳，乾隆帝准授王昶吏部主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六月，小金川降将复叛，突袭木果木温福大营，清军大乱，温福殒命，老友赵文哲也不幸阵亡。王昶强忍悲痛，继续履行职责。木果木败后，清军换帅阿桂，撤至翁古尔垄，重整旗鼓，于同年十一月又收复小金川。次年，清军全军出击，力攻大金川。此时的王昶耗费了大量精力后已是心神交瘁。统帅阿桂便上书称“王昶没有兄弟，家中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而他深明大义，为军中公务殚精竭虑，如今已经从军五年，恳请降旨授官。”于是王昶得以升任吏部员外郎。期间乾隆帝命刑部侍郎袁守侗督察军情，还朝后奏言王昶撰写军中公文有功。

王昶前后在军营九年，所有奏檄，均由王昶起草，于是乾隆帝命为王昶加军功十三级，记录八次。凯旋之日，乾隆赐宴紫光阁，赏赐丰厚，称其“久在军营，著有劳绩”（王昶一直在军营，功绩很大），并下旨提拔王昶为鸿胪寺卿，赏戴花翎，在军机处司员上行走（即军机章京）。不久，王昶又升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王昶年幼时其父王士毅便已亡故，嫡母陆夫人（妾所生的子女称父亲的正妻，指王士毅正妻陆氏）也已去世，但王昶一直在军中，没有来得及回家安葬双亲。他趁此机会提出回乡归葬，得到恩准。三月，王昶抵家，为双亲举办葬礼。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王昶被授为江西按察使。料理完家事后，王昶回籍奉钱太夫人（王昶生母）启行赴南昌，自此开始了历官地方的岁月。此后，王昶历任直隶按察使、陕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此一时间，王昶调任频繁，除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居家丁母忧（钱太夫人逝世）时日外，其余时间都在外地做官以及赴官途中。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三月，王昶抵京，任刑部右侍郎，奉旨四处办案。足迹遍布山东、江苏、直隶、湖南等地。此时王昶早就有隐退之意，诗作对羁旅之愁多有表露。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春，王昶向乾隆帝提出归乡省墓的请求，五月抵家。返京后，时值年末，王昶即奏以予告归田之事，而乾隆帝看其年力就衰，精神日减，便下令“王昶以原官致仕，等到来年春融即动身回乡，以示体恤。”王昶终于结束仕宦生涯，得以归老林泉。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四月，王昶乘舟出京，载着他数年所积之书籍以及同僚所赠的百轴诗篇南下。还家后，王昶将旧居三泖渔庄稍事修葺，又买花移竹，洒扫庭除，并将乾隆帝所言“春融归里”里的“春融”二字作为堂名，以示怀念君恩。同年，王昶被邀请参加明年举办的千叟宴。

嘉庆元年（1796年）元月，乾隆帝举行禅位归政典礼。初四，嘉庆帝在宁寿宫举办千叟宴，场面宏阔，王昶应邀参与千叟宴，这些事在他留下的诗作中均有记录。同年，王昶被聘主讲娄东书院，次年以老病请辞。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驾崩。王昶遂于二月买舟北上，恭谒乾隆梓宫。嘉庆帝召见他询问历官始末和天下的吏治民情，而此时清朝已于多处显露颓势，吏治腐败，白莲教起义兴起，王昶本着儒臣济世报国之心，如实陈奏数事。同年十一月，王昶又答应阮元的邀请执教于杭州敷文书院。

嘉庆六年（1801年），王昶以目疾严重辞去敷文书院讲师一职。

嘉庆十一年（1806年）六月初七日，王昶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三岁。

王昶《春融堂集》所收诗歌共2700首左右，以山水行旅诗为主。王昶不仅是清代格调派后期代表“吴中七子”中的翘楚，而且是清代格调派的副将，有意识地继承并发展沈德潜的诗歌理论，使之完善和合理。

王昶诗歌取法乎众，其风格也因而随之凡经数变。他年少时作诗即多效陶谢王孟体。因此，王昶少年时期所作的一些诗，风格较单一，多明丽娟秀之作。在他随军出征缅甸、金川之前，王昶就有意识地追求诗歌风格的多样化。王昶早年的诗歌，得于山水之趣者为多，是以清微平远；中岁登入仕途，入值军机，则不免尘滞难动；至于从军滇蜀，则又得江山军事之助，一变而为沉雄劲健；晚岁身登卿贰，致位荣显，所作颇温厚和平，有褒衣大袑之气。综其诗作观之，风格有闲淡清雅，沉雄踔厉，醇雅雍和三种，但一以贯之的风格则是醇雅雍和。

作为浙西词派继朱彝尊、厉鹗后的一位主力干将，王昶当然不忘浙派“醇雅”的风格，他将这种风格吸收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进而为其“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服务，身兼“格调说”、“浙西词派”两个流派后嗣的双重使命，却能融会贯通，各取所长，为两派分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是“格调说”的倡导者，而且是“‘浙派’全盛时期的一个总结性人物”。

王昶诗歌内容十分丰富，大者有关国家攻战，赈济灾民，抡才取士；小者有关朋友契阔，亲旧离逝，一己悲欢，甚或一时之兴会，久思之偶得，从中可见其人之性情心绪。

王昶天生喜好游赏山水，他所作的山水诗中不仅有江南地区的美妙景色，还有北方和边疆地区各具风格的景象，细致描绘了祖国山水，并且倾注了真情实感。随着季节的变化，这些景色又呈现出不同的蕴意和趣味；同时也对大自然的风雪日月进行了形象的刻画，展现了一幅幅形象生动的自然图画。

不仅如此，他在从军征西南时的诗歌更是别有风味，然西南诸诗于乾嘉诗坛别开生面，新人耳目，以题材内容之新奇见长。当时诗坛致力抒写异域风光者极少，仅仅是流放边塞者才涉及到边地风光。而《劳歌集》拓宽了清代边塞诗的题材范围，不同凡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昶在此期多作中记战事者，如《闻师定于七月二十日有作》《出铜壁关》《野牛坝》《克喇穆》《克色淜普》《喜官军收复美诺》等，以实笔记之，铺排笔墨，使人如亲临战地，有诗史之风概。

王昶深受业师沈德潜诗学主张的影响，再加上他馆阁重臣的特殊身份，所以一直在极力提倡诗歌的社会教化功用，在肯定唐诗的同时，又发展了宋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王昶在诗歌创作中不断地渗透着其学识才力，也是重要的体现，更是明确提出了“学以经史为主，才以运之，气以行之，声以宣之”的主张，使自己的诗歌学人之诗的特色尤为突出。其咏史诗、论诗诗等就是明证，既体现了他学识丰富；又承继杜甫、韩愈而来，发扬了“杜、韩以学力胜”的风气。

其中登临怀古的咏史诗用典甚多更能体现其以学问入诗的特点。王昶腹笥甚广，诗中典故常常信手拈来，使诗歌在精炼含蓄地表达感情的同时具有文化含量。《春融堂集》中更是频繁使用典故，俯拾即是。如《东方朔祠》，此诗句句用典。“悬珠编贝”比喻明眸皓齿，典出《汉书·东方朔传》，形容东方朔仪表堂堂。“上林苑囿竟谁停”指的是东方朔曾谏止武帝建上林苑。“夏侯像赞山阴笔”指的是夏侯湛写有《东方朔画赞》。此诗反驳前人视东方朔为俳优的浅薄之见，赞其能心存社稷，所引典故恰当了表达了赞美，又含蓄文雅，令诗作显得庄重醇厚。《毕修撰秋帆沅新纳姬人诸桐屿重光赵云松以诗戏之次韵》中“举案妻”为化用汉代“举案齐眉”，“闻道刘桢”借用魏晋时期刘桢“平视”态度之意。《渐台行》回顾了汉末王莽逃至渐台被杀之历史。王昶在诗歌创作中经常使用一些典故和其他零碎史事，以达到“醇雅”的效果。

王昶最注重的则是学问和性情的相融相合，这与清诗主流合拍，以学问补性情之浅薄，以性情润学问之质实，这样诗歌才会更有魅力。如《落叶》，其中有“波起洞庭”、“歌残汉殿”等典故，哀叹深秋景物凋残的凄凉之境，又以浓阴翠微结尾，以春意融化秋之惨冷，学问、性情兼有，且符合其“醇雅”的风格，又有益于彰显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也是王昶处理学问和性情能力的体现。

王昶生活于乾嘉时期，浙西词派经过浙西六子、厉鹗等人的发展，影响日益广泛。王昶继承并发展了浙西词派的词学观，他的词学思想总体上与朱彝尊、汪森等浙派创始人保持一致，以南宋为宗，提倡“清虚骚雅”。在王昶的词学论著中，提到较多的是南宋姜夔、张炎、王沂孙、史达祖、吴文英，宋末元初的张霭，清代则朱彝尊、厉鹗等，而这些词人的风格多“清峭”“皎然”“幽洁妍靓”“娟妙”，可见他评论词以南宋词为标准。

王昶的词学观念主要体现在“尊体”思想上，强调寄兴托意，继续扫除明代俚俗的词风，并提倡用力作词，以新意自现。王昶认为明代《花间》《草堂》诸集盛行，词作大多不可取，理应继续扫除明风遗习。认为而扫除明代裹狎之风，应改变清初词人观念，提高词的地位。王昶沿着早期浙派中朱彝尊、汪森等人的观念，继续提倡“醇雅”，追源溯流，使“倚声者知所宗矣“。

王昶虽主张学习南宋词家，但并不是一味去模仿，去“倚门仿户”，而是要求词中“酝酿载藉”，“以新意自见”，才能成为词中之一家。由于推尊词体、显示词学创作的重要，追求词作的创新当尤需尽力为之。王昶虽不避讳历来称词为“小技”的说法，但他十分重视词的创作与创新，主张作词需用尽生平之才力。

王昶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在紫阳书院学习期间，耳濡目染，为他以后致力执教书院打下一定的思想基础。从理论到实践，王昶有不少见地，他编撰的《天下书院总志》，为清国史馆收藏。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书院总志，以省府州县为单位著录各书院的历史沿革，与之有关的诗文与相关章程、学规。他在其中总结了各书院的办学经验，对各书院的取舍也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重视道德的教化和育人的实践，同时还提倡将经世致用的治世之道融入教学实践，因此他弘扬真实之风，反对弄虚作假和用规矩框死学生。

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春返回故里青浦，至嘉庆十一年（1820年），是王昶一生从事教育实践的重要时期。他先后主持过太仓的娄东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其教育方法主要是重视经学即汉学的教学与研究。王昶以“经”为教育内容，其考据的对象以经书为主，用此培养自己的学生，一时贤士受业门下者众多，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其学子大致有官僚型人才、学者型人才、官僚学者型人才、教育人才四大类。他们大多为官清正，著作宏富，刻苦从事教育工作。当时浙江较为著名的书院，如崇文、紫阳、敲山、诸暨等书院，主讲者都出自王昶门下，一时传为浙中人文佳话。

为教育族中子弟，王昶还创办了王氏祠塾，并亲手制订祠塾条规，对师资条件、教学内容及学习进度等均有具体规定。他要子弟通过读书“择其好者从之，丑者戒之”和“知文章之乐，知名节之美，知良善之益，知淡泊之安”，读书不是专门学时文、求科举，而是先要学会做人。他把自己十岁时开始学习并得益匪浅的启蒙读物，父亲王士毅自编的《百世师录》制版刊行，有裨于世教。

王昶富于藏书，家有藏书楼“熟南书库”，阮元记其收藏“金石文字数千通，书5万卷”。从军每到一地，访求金石、古籍。好金石考古之学，曾收罗商周铜器及宋、辽、金石刻拓本1500余种，以50年之力，编为《金石萃编》160卷。将草堂（原经训堂）题名为“春融堂”。编印有《熟南书库目录》6卷。藏书印有“经训堂王氏之印”、“一字述庵别号兰泉”、“述庵”、“大理寺卿”、“近文章砥砺廉隅”；有一长印曰：“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肆。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坠。如不才，敢卖借。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

王昶研治金石学用功颇深，其积五十年精力搜求历代石刻拓本近两千通，对此释读考证，撰成《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自宋代金石学兴起至清代乾嘉时期，从体例到内容都从未有过卷帙如此篇幅繁浩的金石著作，是古代金石学的集大成之作。

王昶在《金石萃编》中的关注视野极为广泛，起自夏殷，止于金，其中还列有南诏、大理等国，历史跨度长达数千年，透过这些金石资料的研究考析，人们对于殷商周秦汉至辽宋金的社会发展、文化涵盖、官私习俗、科技变迁等情况能够有初步的了解，并得知当时唐宋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和高丽诸国之间在政治、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友好交往史实。至于体例则涵盖庙碑、诗刻、祭告文、田庄记、答书、官牒、诏、咏文、帖、颂、题刻、祠记、神道碑、墓志铭、表、行状、符告、手札等多种文体与形式，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政府实行各项举措的法令、法规、政策和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生平履历、家庭状况，对历史人物与历史社会结构变化研究十分有用。值得注意的是，《金石萃编》著录的大量寺庙碑铭，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佛教自东汉至宋金期间的历史发展轨迹，为研究中国宗教史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佐证，这些资料对研究寺院经济、寺院历史、寺院大师履历、佛像构造、千佛形态等等都有一定意义。

王昶注重用金石文献与历史文献互校互证，以碑证史、以史校碑，得其异同而明辨发凡，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在清代，人们对于金石之学往往忽视，而王昶则认为古器物碑喝铭文等考古材料可同纸上文献相印证。因此，他从考史的角度出发，十分重视金石之学，用金石文字订正史籍中的讹误。如《金石萃编》中收集了大量唐宋时代人物的墓志铭、神道碑，人们在整理点校正史时，即可持此纠正其中传主的记载错误。因此《金石萃编》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既以金石文字“证以正史”纠正了史籍中的错误，以金石文字考释历史。

王昶非常重视金石材料的作用。他生前收藏编辑的金石碑刻资料多达三四千通，充分利用金石材料来为文献材料服务，这是王昶考史的一个特色，它超出了当时一般考据学家的狭隘范围，与钱大昕一样，开创了后人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的先声，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这也是王昶《金石萃编》的历史文献价值的一个方面。促使学者对文献资料和金石文资料并重，相互补充，取长补短。

王昶在文献学方面也有成就，他编纂的《青浦诗传》《湖海诗传》《湖海文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等书，在文学史上较有影响，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文献资料价值。

这几本文献均广搜博采，内容丰富，保存了明、清两代许多文学家的作品、传记资料及其创作情况，其中许多人的事迹，今已难以查考，也有许多作品，为他书已失载，都在王昶选编诸书中得以保存，《青浦诗传》和《湖海诗传》著录近千名诗人，《明词综》和《国朝词综》选入了明、清词人一千一百余家，王昶为这些人各写了小传，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作严谨而周密的考证，详细记载了传主的生平事迹，如生卒年、字号、籍贯、中第时间及官职、著作等，提供了可靠的传记资料。

另外王昶的这几本书还记录了不少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及不少史书失载的材料，也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青浦诗传》卷一青浦知县褚启宗的小传下，就详记载了乾隆年间疏浚吴淞江水利的详细情形，诸如挖掘河段和长宽、土方，用工用银多少，挖废民田赔钱几何等施工的细节，皆记录无遗。又如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的情况，分别在《湖海诗传》的十六卷、十七卷、二十四卷，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将编纂《四库全书》的缘由、过程、负责人员及结果等情况清晰地展现出来，令人读过即知其始末。

《清史稿》：昶工诗古文辞，通经。读朱子书，兼及薛瑄、王守仁诸家之学。搜采金石，平选诗文词，著述传于世。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①公在京师时，与朱笥河（朱筠）互主骚坛，有“南王北朱”之称。所至朋旧文宴，提倡风雅；后进才学之士，执业请益，舟车错互，屦满户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显者甚众。归田后，宾从益盛，与王西沚（王鸣盛）、钱竹汀（钱大昕）舣舟白公堤下，诗酒飞腾，望之者若神仙。②公天资过人，于学无所不窥，尤邃于《易》。诗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参以韩、柳。古文则以韩、柳之笔，发服、郑之蕴。③公自弱冠时，即嗜金石之学，及宦游所至，无不访求。自三代至辽金，积千五百通，而甄录之。著《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凡其文漫漶见于他书者，则为旁注以记其全。篆隶及见古文别体者，摹其点画，加以训诂。金石之书，至此可谓集大成矣！

《光绪青浦县志》：①昶于学无所不究，名满天下而不立门户。性乐宏奖，士多依其成名。②风概不愧为几社后人。

江藩：先生功业文章炳着，当代求之，古人中亦岂易得者哉！藩从先生游垂三十年，论学谈艺，多蒙鉴许。后先生因袁枚以诗鸣江浙，闲从游者若骛若蚁，乃隐然树敌，比之轻清魔，提唱风雅，以三唐为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负贩之人，能用韵不失黏者，皆在门下。明时湛甘泉，富商大贾多从之讲学识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诗争立门户，而门下士皆不通经史粗知文义者，一经盼饰，自命通儒，何补于人心学术哉！藩谓今日殆有甚焉！

王豫：自文悫（沈德潜）后，以大臣在籍持海内文章之柄，为群伦表率者，司寇（王昶）一人而已。

许宗彦：士既以公为泰山乔岳，争向往之，而公勤勤汲引，总览靡遗，如春风之被物，时雨之润泽，人人自以为得当弟子。（《王少司寇八十寿序》）

乾隆帝：王昶久在军营，著有劳绩。

邱炜萲：公邃于经，健于文，富于诗词，精于考证，达于政治韬略，研穷于性理，又北至兴、桓，西南出滇、蜀外，所过名山大川，皆足开拓胸心，增长识力，淳泓迤演，不名一家，可谓通儒也已。（《五百石洞天挥麈》）

吴泰来：诗之为道，偏至者多，兼工者少。分茆设蕝，各据所获以自矜。学陶、韦者斥盘空硬语、妥贴排奡为粗。学杜、韩者又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弱。入主出奴，二者恒相笑，亦互相绌也。其五言诗期于抒写性情，清真微妙；而七言长句颇欲拟于大海回澜，纵横变化，世之偏至者或可以无讥欤。

鲁嗣光：青浦王述庵先生，自少以通经史，工诗文，名海内一时，天下才士望风景和，如恐不及。而于其学问之邃，用心之密，则或未知尽之也。先生壮年成进士，服官中外，历数十年，由中书舍人至司寇，所处皆繁剧。当其出塞从军，入掌内制，孳孳矻矻，手一编不置其后。在籍年逾七十，独复怀铅握椠，无少休日，益其勤于学。如此先生治经博通注疏，精研义理，兼采众家之说，而以汉唐为宗焉，为古文自周秦至百家，无不博取。要以史汉韩欧诸家为宗。至于作诗，自魏晋六朝以迄元明，无不偏览，要以杜韩苏陆为宗。盖才力源于天授，而博观约取其宗法，一出于醇正不袭古。人之形貌而神理气味，无不与之宜和乎。海内才艺之士，倾心爱慕，争师事之。世之才艺名者，或长于诗，或能作文，能其一亦足以为名家也。至于诗文兼长，而又能合经史辞章而一者，则自韩欧苏曾虞集诸君子而外，殆不多观焉。若先生岂非天所笃，生以为一时学者之宗焉！（《春融堂集总序》）

阮元：①公之为学，无所不通。早年以诗列“吴中七子”，名传海外，初学六朝、宗唐，后学韩陆杜。②（公）恂于儒者，不达政事，习尉律者，迷误文字，惟公兼之。经术为治，茬弱于文无能，即戎折冲千里，于径鲜通，为公兼之。乃多战功尊汉学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妄斥许郑，公兼通之。（《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录自《碑传集》卷三十七）

朱珔：先生学问木赅瞻著，为文章鲸鲣春丽。声誉夙腾，元勋硕辅。折节倾慕，交游尤广。复提倡风雅，后进仰为山斗。故随地见闻，逐时甄录，罔弗精当，以之宣播来叶，蔚称大观。（《湖海文传序》）

钱大昕：（公）志希古人，不求闻誉于世，每言孔门四科言语，政事文学，皆在德行之次，颜子居陋巷终日不违，如愚孔子独赞其贤，谓群弟子莫能及。汉黄叔度、徐孺子、管幼安，皆终身隐约，而行谊在三公之上，盖行之修者，于人世文章功业，有弗借焉！而富贵利禄，更无足言矣！公以外岂有二者焉？（《封资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级王公神道碑》，录自 《潜研堂文集》 卷四十一）

严长明：诏策筹边第一功，恩光稠叠动昭融。翔鸾音湛三槐露，雀翎翻九棘风。邦典坐愁心郑重，王纶手捧地尊崇（公入都后，晋秩大理寺卿，仍直枢庭）。临风莫道台光迥，仰首卿云即见公。

王鸣盛：盖其宗法之高，鑪钩之妙，皆胜予数十倍。……而述庵别后诗益奇，合前后所作都为一集，发而读之，奄有众妙，不名一体，挹《风》《骚》之趣，规开宝之格，而摆脱凌轹，演迤涵哜于苏陆之间，中有天焉，不可以人力与也。洵乎其为今代一大宗无疑矣！（《春融堂集诗序》）

姚椿：青浦王侍郎述庵先生，高文博学，负海内重望者数十年。大率自康熙至嘉庆年间，此有功于学问者，非独为世儒博闻广者助也。当是之钜公，皆乐之为助，共襄先生之为宗盟。（《湖海文传序》）

孙原湘：吴中诗教五十年来凡三变，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沈德潜，号归愚）宗伯主盟坛坫，其时专尚格律，取清丽温雅，近大历十子者为多。自小仓山房（袁枚）出，而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理为胜，而风格一变矣。至兰泉司寇，以冠冕堂皇之作倡率后进而风格又一变矣。近则或宗袁，或宗王，或且以奇字僻典拦入风雅而性灵、格律又变，而为考古博识之学矣。（《籁鸣诗草序》）

王绍基：青浦王司寇述庵先生，经书文章，照耀江左，生平著作甚富。（《湖海文传跋》）

易宗夔：王兰泉贯通诸学，不名一家。诗宗社、韩、苏、陆，侍宴赓歌皆称旨。词拟姜夔、张炎，古文力宗昌黎、眉山，碑版之文照四裔。治经与惠氏栋同深汉儒之学，《诗》、《礼》宗毛郑，《易》学荀虞，言性道宗朱子，旁及河津余姚诸家，不区门户。又积金石文字数千通，书五万卷。所至宾朋文宴，提倡风雅，后进执经请业，舟军错互，户外屦恒满。士藉品藻以成名者，不可胜数。（《今世说》）

高岑：侍郎诗体兼风雅，美擅诸家。而性情醇厚，其天独全，洵足雄长艺林，为一时宗匠。至于滇南从军诸作，雄深雅健，正如东坡海外文字，尤为奇绝。（《国朝诗萃二集》）

李斗：王昶经学以郑康成为宗，自名其斋曰郑学斋。奖励后学，好扬人善。（《扬州画舫录》）

钱泳：（王兰泉）自儤值内廷，参与戎幕，以至秉臬开藩，跻秩卿贰，适历中外者三十余年，并著懋绩。谦恭下士，著作等身。自古怜才爱士之诚，未有如先生者也。（《履园丛话》）

李元度：自来文学与武功，文章与政事，判然两途，至于汉宋互异，朱陆殊科，治朴学者以词赋为虚华，论性天者，讥训故为繁碎，分茆设蕝，莫能相通，而得其一，皆足以名世。惟公通二者且精深，是大儒也矣。（《国朝先正事略》）

李慈铭：偶阅王述庵诗，略加评点。五古渊源选体，非不清婉，而意平语滞，故鲜出色。律诗殊有佳者。七绝尤多绮丽之作。晚年才情衰谢，又劳于官事，往往率意。惟论诗绝句四十六首，议论平允，诗亦蕴藉可传。（《越缦堂诗话》）

（参考资料来源）

王昶著述甚富，除《金石萃编》外，有《春融堂诗文集》《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续修西湖志》《青浦志》《太仓志》《陕西旧案成编》《云南铜政全书》皆刊行于世。未刊行的有《滇行目录》《征缅纪闻》《蜀徼纪闻》《属车杂志》《豫章行程记》《商雒行程记》《重游滇诏纪程》《雪鸿再录》《使楚丛谈》《台怀随笔》《青浦诗传》《天下书院志》十卷。其未成书者，则《群经揭橥》《五代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