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1728年2月16日－1804年11月2日），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江苏太仓州嘉定县望仙桥河东宅（今属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人。清代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乾嘉学派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十八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

雍正六年正月七日（1728年2月16日），钱大昕出生在江苏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桥镇。钱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七世祖钱镃入赘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钱王炯和父亲钱桂发都是秀才，以教书为业。他刚满周岁时，祖父便教识字，五岁时，送至本村塾馆读书，十岁以后，又先后随祖、父到所在塾馆就学，父亲为他讲授历史故事和教习作诗。这对于他早年知识的增进，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乾隆五年（1740年），年仅十三岁的钱大昕参加童子试，便考出了第六名的佳绩，使主考的县令惊叹不已。

乾隆七年（1742年），年方十五岁的钱大昕离开家乡到嘉定县城，拜祖父钱王炯的学生曹桂芳为师。当年，他考中了秀才。此时，钱大昕与王鸣盛相识。在考秀才的过程中，他的文才受到了主考官刘藻的赏识。嘉定县宿儒王尔达（王鸣盛之父）也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由于钱大昕家境困顿，因此他只得入赘到王家。此举遭到了王家亲戚及家丁的嘲讽。不久，城东坞城顾氏请他到顾宅给其子侄授课。这样，钱大昕学习更为勤奋。在坞城任教时，他于授徒之暇，通读了顾氏家藏的《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与此同时，他还留意著述，在阅读李延寿《南史》《北史》两部史书时，手编《南北史隽》一册。几年之间的刻苦自学，已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初步的专业基础。

乾隆十四年（1749年），经由王鸣盛和时任紫阳书院院长王峻的推荐，钱大昕被破格录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紫阳书院建于清初，雍正初年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后，即由讲求心性之学改为稽古考文，学风为之一变，从而成为汉学家的一个重要阵地。书院之中浓厚的学术气氛都为他潜心经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兼之有王鸣盛、王昶、曹仁虎等同窗好友相互质难问疑。得益于此，钱大昕的知识较之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乾隆十五年（1750年）五月，钱大昕和王鸣盛、曹仁虎、王昶跟从沈德潜游学。期间，沈德潜选刊王鸣盛、吴泰来、王昶、黄永源、曹仁虎和钱大昕的诗歌编为《七子诗选》，使得七子名声遍江左。

乾隆十六年（1751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钱大昕因献赋符合乾隆帝心意而被召前往江宁（今南京）行在，由乾隆帝亲自出题进行复试。评卷揭晓，钱大昕中一等二名。为此，乾隆帝特赐钱大昕为举人，当即任命为内阁中书。

乾隆十七年（1753年），钱大昕束装入京，到内阁票签房办事，自此开始了仕宦生涯和二十三年的居京生涯。期间，钱大昕得以与同年、同僚以及慕名相访的学人名士交游，论文道古，相与切磋。与钱大昕同应召试特授内阁中书的谢墉、陈鸿宝、王又曾、蒋雍植、褚寅亮相继入京后，经常在宣南（北京宣武门外迤南一带泛称“宣南”）聚会，时常举办小集，相从谈论诗文。

乾隆十九年（1754年），钱大昕中进士，又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钱大昕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钱大昕授翰林院编修。期间，他常与同年褚寅亮、吴朗等研讨《九章算术》和西洋测量三角的方法。礼部尚书何国宗曾经在钦天监任职时间很长，慕名往访钱大昕，对他对天算之学的论述极为赞赏，把钱大昕比作汉代天文家贾逵。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钱大昕在大考（清翰林、詹事的升级考试）中获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赞善，充武英殿纂修官及功臣馆纂修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钱大昕奉命充山东乡试正考官。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钱大昕充会试同考官，寻充《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其秋迁翰林院侍读。冬，奉旨署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钱大昕奉命充湖南乡试正考官。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钱大昕在大考中获得一等第三名，被提拔为侍讲学士，不久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三十年（1765年），钱大昕奉命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同年，充会试同考官。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钱大昕因妻子王顺媖病逝，加之他自己身体不佳，夜不能寐，遂因病请假。大学士刘纶极力挽留他，钱大昕坚持推辞。十月，朝廷颁旨批准钱大昕南归。将南归时，他抄存昔日和王鸣盛、曹仁虎、王昶等人交游与在山东、湖南等地主持乡试所作的诗，并买舟南下，冬至后到达家中，开始撰写《廿二史考异》。告假归乡之后，钱大昕怡然自得于著述、游历和侍亲的生活，并开始悉心规划和布置居所，大有终老家中的意思。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因父亲察觉到钱大昕厌倦仕途的用意，便敦促他尽早入京复职。钱大昕只能返京。年底，钱大昕开始研读《说文解字》。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五月，钱大昕将之前钞存的诗编订成诗集十卷。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钱大昕充《大清一统志》纂修官。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钱大昕补翰林院侍读学士，会试充磨勘官，殿试充执事官，之后充任三通馆纂修官。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钱大昕奉旨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十二子永璂书法。十一月，擢詹事府少詹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钱大昕奉命充河南乡试正考官，随后就任广东学政。

乾隆四十年（1775年）五月，钱大昕因父丧居丧归里，引疾不仕。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因去职后家境窘迫，钱大昕应两江总督高晋之邀，赴钟山书院执教，聊以改善生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廿二史考异》正式完稿。其后的十年间，钱大昕的作品大量涌现，是继《廿二史考异》之后的又一个高潮。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钱大昕自编《钱辛楣先生年谱》一卷，补《金石后录》二卷。

乾隆五十年（1785年），钱大昕应巡抚章攀桂之请，出掌娄东书院。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钱大昕撰《王世贞年谱》一卷及《通鉴注辨正》二卷。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钱大昕应聘修《鄞县志》三十卷，编撰《鄞县志辩证》《天一阁碑目》二卷及《疑年录》四卷。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钱大昕应聘任紫阳书院院长。当时，受业于钱大昕门下者，不下二千人，都是秉实事求是精神精研实学者，如此前典试外省时之门生邵晋涵、李文藻，又如书院学生李锐、夏文焘、朱骏声、孙星衍、钮树玉、潘世恩等。此后十六年，钱大昕往返于嘉定，苏州之间，遍交吴中名士与藏书家，醉心交流学术研究。其与戴震、王念孙、王鸣盛、黄丕烈、顾广圻相互切磋，于经史文义、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历法，无不精研。

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钱大昕校补《风俗通义》，并重订《金石录》，共得两千通。

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钱大昕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各一卷，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亲政，廷臣多次致书劝钱大昕复出，他都婉言相拒。

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1804年11月2曰），钱大昕逝于紫阳书院，终年七十七岁。

钱大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进而将小学、天文、舆地、制度、金石、版本等原本经学的分支学科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钱大昕的这一做法，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的研究手段，提升了史学的研究层次。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廿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无论是研究广度和深度都优于同时期其他考史著作。他还完成了《元史氏族表》《补唐学士年表》《十驾斋养新录》等示范性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即构成了史学考据的狭义“范式”。并且他带动了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等学者同治史学，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重经轻史的风气。

通过自身的考据实践，钱大昕探寻出了诸多史学考据的具体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归纳法以及专题研究法等等。其最重大贡献是运用实证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历代史籍。以前学者，撰史者多而评史者少，评史者又多议论体例、书法或褒贬古人，对已有史书作考证、补遗、纠谬者更少。宋明理学家的流弊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视史部著作为畏途。而钱大昕则开启了近代历史学考证的先河，而钱大昕的著作尤其博洽精当。《廿二史考异》对历代正史作了全面的考证、辨异、校勘、补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尤详于《新唐书》《宋史》《元史》。

钱大昕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据事直书，是非自见”，不必画蛇添足，多加褒贬议论。他说：“良好史官的职责虽然是书写善恶，但是必须服从事实，如果连是非都不能自圆其说，那就轮不到再作褒贬之词了”。他批评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朱熹的《通鉴纲目》两部著作掺杂了主观解释，混淆了历史事实和评价。他指出“《新唐书·宰相表》记载宰相之死时有薨、卒、死的区别，本想要表达善恶的区分，但同样开启了后世争端。朱熹的《通鉴纲目》效仿欧阳修，设例更加繁琐，在记叙有的官员时，为了表达其贬斥态度，要么削去其官职，要么削去其爵位，要么褫夺其谥号。表达方式稍微有些不整齐，后世读史的人判断这些就等同于刑部判决案件一样艰难”。

钱大昕认为“纪传正史凡是官方编纂的都出于不同人之手，而且受时间限制，纰漏较多，尤其是《宋史》《元史》。《宋史》冗杂无章，编次失当，北宋部分因有根据，质量尚且较好，南宋部分最差，宋宁宗以后的四朝又不如高宗、孝宗、光朝三朝详细，大概是因为史官迫于期限而草草结束修史，没来得及讨论和润色”。至于元史仅331天成书，“古往今来修史速度之快没有比得上《元史》的，而文字的浅陋拙劣也没有像《元史》一样的”，主编宋濂皆“词华之士”，不谙史法，“征辟修史的人都来自于民间，刻板而不熟悉典故史实”。钱大昕颇有志重新编撰元史，已有部分成稿，但迄未完竣。

钱大昕虽然博通全史，却也有所侧重，从而形成了舆地、官制、氏族等三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正是钱大昕所谓的：“我好读乙部（史部）书，涉猎三十年，认为史家应当讨论的有三端：舆地、官制、氏族。”从此以后，上述“三端”便成为了史学研究的三把钥匙。如论晋南迁后，侨置州郡，初不加“南”字。至刘宋禅代后，始加“南”字。而唐人不察，修《晋书·地理志》，否加“南”字，使得许多地名都弄混了。钱大昕认为：“史家不通晓地理，随意创作，没有比晋志还过分的。”又如汉代分封同姓与异姓侯王甚多，《汉书》称侯国，但仅能指名。钱大昕作《侯国考》，列举其封邑所在和始封姓氏，又补充《汉书》失载者25人。又《廿二史考异》指出《汉书》中年代、封号、郡望之错误16处，北宋景本《汉书》证明钱大昕的考证都是正确的。又如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弄清他的出身、氏族，否则便会张冠李戴，历代史书中的舛误不一而足，“有的一个人却有两个传记，比如唐朝的杨朝晟，宋朝的程师孟，元朝的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等；有些强行搞混历史人物关系，比如《宋纪》将余晦视作余天锡的儿子（实际上为从子），《元史》将李伯温作为李守贤的亲兄。至于耶律、移剌本为一个部族，史书将其分开；回回、回鹘本为两个部族，史书将其混淆。不讲求氏族，导致读者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却充满障碍”。钱大昕花费了大量精力，以文献和碑刻资料纠正补充了历代史书中关于人物世系的许多舛误和遗漏。

钱大昕在挖掘历史文献方面，也有很多贡献。《蒙古秘史》一书为记载成吉思汗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本为蒙古文，汉译俚俗，人多不识其价值，四库馆臣称其“传闻之词，辗转失真”。钱大昕却独具慧眼，盛赞此书“叙次颇得其实”，“谈论太祖太宗两朝事迹的人必须要参照这本书！”此后《元秘史》便为治元史者所必读的书籍。他又从苏州玄妙观的道藏中，抄录出《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记述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西行至中亚细亚之事，由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撰述。当时的人不识此书，甚至以为是吴承恩所作小说《西游记》。钱大昕加以纠正，认为该书在西域风俗上足以值得考证。

钱大昕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是推崇汉儒的。其推崇汉儒的理由，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汉儒以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辨为自身学术特质，言必有据；二是汉儒去古未远，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典相通；三是汉儒治经，训诂皆有家法师承，不失经典本旨。也正是认识到汉儒治经去古未远、家法师承的情况，钱大昕在遇到后儒与汉儒训释有矛盾时，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汉儒之说的。

钱大昕所言“汉儒”，为东汉诸儒，许慎、郑玄、贾逵、马融、服虔、卢植等人是其代表。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盛，异字异音与经师传授之本各有不同，又《诗经》《礼记》等经籍多名物典制，故以上诸儒解经，极重小学训诂。

钱大昕虽然推崇治古文经的东汉儒者，但对于治今文经的西汉学者也不排斥。对于古文经与今文经，他有开明的看法，他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生、郑玄所传的经书，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钱大昕在评论汉代学术时，没有预设一个所谓今古文门户之见。这与他的治经目的是一致的。钱大昕治经，目的是要求得儒学本真，即剔除后儒附会在经书上的谬说，以得圣人微言大义之真面目。换言之，在钱大昕看来，圣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文字的错讹，音读的遗失以及后儒主观的附会，使经典本义日晦于世。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经典的正确理解，甚至影响到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刊落浮词，独求真解”（删削浮华的词藻、只寻求真正的解释），是钱大昕，同时也是乾嘉时期多数学者的共同的观念。本着这样的观念，凡能求得儒学真解的学术，钱大昕都给以赞扬。不论是今文派的伏生、董仲舒，还是古文派的郑玄等人，他们的学说只要对揭示儒学真谛有意义，钱大昕都是推挹有加的。钱氏之所以屡次提及东汉诸儒，是因为东汉以前之说，传世者罕有，求之汉以前人之说则大不易，故退而求之东汉。东汉诸儒，学有本原，去古未远，和后世无知妄作者大不相同，故钱大昕极为重视。

钱大昕认为汉儒学术醇正，魏晋直到宋明，治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讲训诂注疏，学风空虚。他对魏晋至宋明学术特征的分析，失之笼统，也存在偏颇，尤其是他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未能结合时代背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问题，充分显示出他汉学家的立场。钱大昕在论述学术发展时，也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意旨，那就是反对空谈，崇尚实学，反对师心自用，崇尚立论有本。

1.《大学》

钱大昕作为经史考据中坚力量，主张大学回归《礼记》。他论述《大学》重视絮矩之道，强调自身修养的重要性，通过阐明其与《礼记》内理路的共鸣，完成了《大学》重新回到了《礼记》研究视野的实践。另外，由于《大学》一篇，经二程、朱子移改增补，其本来之面目已经大变。钱大昕洞悉先贤立言之宗旨，深明文章致妙处，针对宋儒篡改经典的做法，钱大昕强调《大学》古本的重要性，认为当尊古书之原貌，而不可以己之意随意改窜，将其视为礼学的一部分。

钱大昕关于《大学》的论述中还包含众多的社会政治思想。第一，治国必先修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以来就是儒家文化关注的重点，钱大昕对于修身是治国之本的概念是绝对认可的。王安石借《大学》之言为其变法“理财为治天下之先务”寻找依据，钱大昕予以批驳之，认为凡言及理财的，都是“聚敛之小人”，小人为君主搜刮财富，蒙蔽君主的双眼，从而败坏国体。这些借对《大学》的研究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反映了钱大昕力图恢复开明政治传统和对变革的保守消极倾向。

2.《孟子》

《孟子注疏》是《孟子》的重要注疏，但这本书的作者身份一直有所争论。对这一问题，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中对此进行了较详细的考辨。首先，钱大昕对《孟子注疏》的成书过程作了考辨。其次，对于“托名孙奭所撰”，钱大昕作了进一步的论证，经过考察、分析，钱大昕认定《孟子注疏》是南宋人，在陆善经所删改的《孟子章指》的基础上所作，托名于孙奭。对钱大昕的这一论断，后世多持肯定态度。自此，《孟子正义》并非孙奭所作这一论断几成定局。梁启超也说：“《孟子》有赵岐注是汉经不可多得的著作。但《孟子注疏》本的孙奭纯属伪撰，钱大昕和《四库提要》已经辨析清楚了。”可见钱大昕对《孟子正义》作者所作的这一番论述嘉惠后学。

钱大昕还考释了《孟子》中一些史料的真伪，并勘正了纪年上的谬误。例如《史记》记载燕王哙让国、齐伐燕之事皆在齐湣王时，而《孟子》与《战国策》则记载齐人伐燕为齐宣王之时。对于这一矛盾，后人大多因循《史记》一说，但并无定论。阎百诗认为以燕哙让国至燕昭自立之事，移在前十数年，以合孟子游齐之岁，是不符合事实的。钱大昕是赞同阎百诗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的，认为为合于《孟子》而移易宣湣之年，终无实据，不如就《孟子》本文而断。对这一问题，钱大昕认为王予中论断最为精确。在王予中、钱大昕看来，齐人伐燕当在齐湣王时，认为在宣王之时，是后人增益，并非原书本义。如此，即可与《史记》相暗合，解决了这一矛盾。

3.《论语》

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对《论语》的微言大义进行详细阐释，如对“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君子周而不比”“性与天道”等等句的明晰，钱大昕多能引经据典的予以很好的阐明这些句子之义。如对“君子周而不比”的解释：孔子“忠信为周”之义，善矣。《论语》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又云“与人忠”，又云“与朋友交，言而用信”，其他言忠信者多矣。“忠信为周”，先民话训，左氏所传，不可易也。

《潜研堂文集》中散见《诗经》之论述，主要有：《诗经答问》《虞东学诗序》《诗经韵谱序》《践胡氏诗传附录纂疏》。

历代学者治《诗》十分重视《诗序他强调，解说《诗》义不能“以文害辞”，也不能“以辞害志”，而应该根据传世的《诗序》来加以阐释，不可废《序》不用。在尊《序》的前提下，钱大昕对于《诗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亦推出了自己的观点，而《诗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宋代以前，学者们大多认为《诗序》作于秦汉之前。两宋以后，相当部分学者认定《诗序》为卫宏所作。这可以叶梦得、郑樵等人为代表。入清以后，惠栋还倾向于《诗序》为子夏所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钱大昕又做了进步考定，指出：“宋儒以《诗序》为卫宏作，然司马相如、班固二人都在卫宏之前，则《序》不出于卫宏已经没有问题。我又考证孟子说《北山》之诗云：‘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是《小序》的说法。只有可能是《小序》在孟子之前，所以孟子得以引用它。”在《孟子》中，钱大昕又找到了孟子引《小序》之说的重要材料，这就将《诗序》的创作年代推前到秦汉之前，因而他指出：“汉儒认为作者是子夏的说法不是假的。”这就重新认可了汉儒的子夏作《诗序》之说。这一结论，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探索，特别是由于战国楚竹书《诗论》的发现和研究——“《诗序》在秦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它的作者很可能就是卜子夏”这说明，钱大昕之说的学术价值并未销蚀。

在对待前人的《诗》学成果的问题上，钱大昕处理得也恰到好处。他非常尊崇汉儒的见解，对《毛诗故训传》和郑玄的《毛诗传笺》多有采信，其中又特别重视毛传之说。首先，钱大昕认为，毛亨说解《诗》三百篇中的鸟兽草木之名，皆是依据《尔雅》为说，并肯定这种做法是合理的、正确的。例如《召南鹤巢》篇中的“鸠”，毛亨以为是“梧轴”（即布谷鸟），而欧阳修说“别有拙鸟处鹊空巢，今谓之鸡，与布谷绝异”，钱大昕不同意这种说法，指出：“《诗》中鸟兽草木之名，当以《尔雅》为证。秸鞠为鸬鸠，见于《释鸟》，不闻别有拙鸟名鸠者。”这就肯定了毛传的解释。由此出发，他十分重视《尔雅》在《诗》之字词训诂方面的重要价值，并批评“宋儒不信《尔雅》，故于经义多所窒碍”。例如，《周颂我将》“仪式刑文王之典”，朱熹《诗集传》云：“仪、式、刑，皆法也。”钱大昕认为，《尔雅释诂》训仪”为“善”，正可用来解释该句诗，朱熹的解释反倒会带来重沓之弊。在钱大昕看来，“因为《尔雅》的说法太直白而想要去去改变，也是像朱熹一样懂得多的人的毛病”。

同时，钱大昕将后世的相关《诗》学文献归纳为两大类，即“引《诗》”与“说《诗》”，这结论在《诗》学界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钱大昕指出：“引用《诗》的主在明事，不主张在解释《诗经》，所谓‘赋《诗》章节’，不一定完全符合《诗经》的本来意思。解说《诗经》是根据他的词，根据当时的事情，而知道他的为人，则是通儒所不能的。”钱大昕赞成《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两条原则，以为《孟子》说《诗》“其言曲而中，于当日诗人情事，无不曲肖”，属于善于说《诗》者类。他进而强调，后世一些说《诗》者，“或是古而非今，或袭新而遗故，己之偏，未能悉化，以致以辞害志者固已多矣”，该种现象也是应该注意的。这两类文献之间的性质有所不同，因而在《诗》学研究史上的价值也就存在差异。钱大昕对这两大类的具体情况和基本内涵进行了较为准确的界定，为后人研究《诗经》提供更为全面的思路。

对于《诗经》的研究方法，钱大昕提出两条：首先，他强调，治《诗》当遵循孟子“以意逆志”之方法。何为“以意逆志”之法，钱大昕举孟子说《诗》之例予以说明：对于那种“肯定古代的而否定当代的，仅仅只是一己的偏爱，不能够全部吸收”的治《诗》方式，钱大昕认为“自称在千年之后得到古人意志，而以言辞违背古人的人已经很多”，故当摒弃之。其次，重视《诗经》在解古音中的重要作用。时代久远，文字些许变化不大，但声音之变化极大，更因各地所操土音方言，致使“六书谐声之旨渐离其宗”，三代以前无音韵之书可参，故唯三百五篇之音为最善，可依《诗》三百篇，借以经传子骚，分类而列之，并加以引申，以此古音方可分。或曰：“执隋唐之韵以读之，有所组错，屡变其音以相从，谓之叶韵”钱大昕认为此法不可取，不但，与当今之音不和，亦使古音失之其味。故，欲解古音，当以《诗经》三百五篇为根本。

《潜研堂文集》关于《礼》学的论述散见于：《晃衣裳说》《只尝说》《三礼答问》《仪礼管见序》《跋仪礼集说》《跋礼记纂言》《跋大戴礼记》。

钱大昕对《礼》学的研究突出体现其以考据学治经的范式，集中在对三《礼》字词的考释上。他深于小学尤其是《说文解字》，强调义理出自训诂，因此他研读经典极为注重对字词的考证。对于三《礼》，钱大昕常以小学研究之心得，以解字说经。如：“问：《春秋》其中有些人一个人却有有两个字，叔向之所以被写作叔誉，也是这一类吧？说：《说文》：‘响’和‘向’通。所以有的是‘向’。写作作‘誉’的人应该本来想写‘响’，转写容易混淆，不是有两个字。”这样以小学解经之字义的个例，比比皆是，或以声音转借之理，以求得其本字，或以它书之引用，以求得其本字确义，钱大昕明确地提出，只有明确经书之字义，才能更好的去释经。这不仅是他研究《礼记》的指导思想，也贯穿他治经的始终。

关于三礼之间的源流与继承，涉及复杂的史学知识，而钱大昕认为十分有必要厘清。礼学界则曾长期流传《小戴礼记》是由《大戴礼记》删减而来的说法，这无疑是沿袭陈邵《周礼论》的说法。对此，钱大昕是存在异议的。他还指出，大小戴礼记各有所长，无法完全视作由一辙所出。实际上，钱大昕认为大小戴礼记都是从《汉书·艺文志》所录的礼学之《记》中选编而成，有相同的篇目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后世学者多不重视大戴礼，钱大昕认为主要是因为《小戴记》经郑玄表章，而大戴之书没有传授的人，导致散佚超过半数，宋元之后，能读懂《大戴礼记》的更是少之又少，才导致《大戴礼记》的学术价值一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此论相当于是为大戴礼记正名，纠正了学界长期忽视大戴礼并把二者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如陈寿祺、张舜徽都认为后世学者应“取两戴《礼记》合治之，不应妄分轩轾也。”

钱大昕提倡抑宋扬汉，他通过探究宋明理学范畴，重新阐释了儒学意蕴。对于宋、明学术，钱大昕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驳难：在工具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进行了抨击，他说：“自从宋、元以经义取士，士子便只遵守朱熹一个人的说法，敷衍附会，并为一谈，而空虚不学习的人，都能自己称自己为经师。其中有的人读到汉唐时期经书的注疏，不是认为粗俗，就是认为不同，其弊端到明末已经特别大了。”又说：“宋儒喜欢发表新的议论，践视古注如同抛弃糟粕般。”在钱大昕看来，宋人治经，不通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喜与前人立异，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流于空谈，没有根柢。他的这种认识与当时的汉学家超出前人的议论不多。

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驳难。如他论“性即理”云：由“性即理”出发，钱大昕反对李之才、邵雍所谓“义理之学”之外有“物理之学”，“物理之学”之外有“性命之学”的说法，指出：夫性命之学有出于义理之外者乎？天下之理一而已。自天言之，谓之命；自人言之，谓之性；而性即理也。穷理斯可以观物，区物理与义理而二之，而谓物理之学转高出于义理之上，有是理乎？《中庸》，言性之书也，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故曰“道不远人”。凡离乎人而言物，离乎理而言性命者，非吾所谓道也。钱大昕批评那种把“理”玄学化，“离理而言性命”的所谓“道”，反对那种玄远空虚的所谓“性命之道”。他说：“圣人之道，至切近而可循，后人舍其易知易从者，而求诸幽深玄远之间，故其说支离而难信。”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钱大昕批判宋明理学末流的空谈，与顾炎武有所不同。其对宋明理学一套哲理化的理论是不满，他所极力倾向的，是把理学家大力鼓吹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可以说，他对理学“性”、“道”等范畴的驳难，贯穿的都是这样的思想。从积极意义上讲，钱大昕是为了进一步扭转学风偏向，改玄远为浅近，变空虚为敦实，号召人们真正去接触儒家原典，体会圣人思想的真实涵义；从消极方面看，钱大昕对理学的哲理性思辨不甚了解，他以日常伦理批驳理学的思辨，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理学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

钱大昕抨击宋明理学，还因为宋儒引佛入儒。理学本来就是儒、释、道三者结合的产物，学者既修儒籍又归心释道也是平常之事。钱大昕由于从小受到祖父钱王炯影响，对佛道没有好感，在日常生活中，他反对信从释道，为仙为幻，劝说人们“佛仙都虚幻，休寻不死方”。在理论上，他认为佛教六道轮回说败坏人伦，佛教徒抛弃父母兄弟而出家，更是有违人伦。

1.理论

钱大昕在《春星草堂诗集序》中提出诗有四长：“昔人言史有三长，愚谓诗亦有四长，曰才、曰学、曰识、曰情。”钱大昕在“才”上强调诗人的天赋，即用笔构思的天分，作诗天赋高的人往往文思泉涌，思想之野马驰骤纵横，下笔难以自休，而诗笔涉及之处，意气奋发，随意自然；他从两个方面理解诗歌“学”的内涵，一是学的范围，二是学的方法。钱大昕则认为经史子集特别是经、史知识都应成为诗歌“学”的内容，正如《说诗晬语》中云：“以诗入诗，最是凡境。经史诸子经过征引都进入诗歌，方才有别于像地上流淌的雨水一样没有源头的学问。”身为经学大家，在学的方法上，也理所当然地讲究考据，强调字字有来历。“学”确实重要，“学问理解，并非对诗歌不妨碍，作诗的人如果没有学问理解，终究是俗人之谈，还不足以供士大夫之一笑。”但纯粹的学人之诗，还需识以济之。

关于“识”钱大昕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认为“转益多师，涤淫哇而远鄙俗，诗之识也”，。由此可见，识从学来。叶燮论诗强调才、识、胆、力，沈德潜主张以“胸襟”与“学识”为本，钱大昕之说兼二者之说，才、学、识皆重视。身为学者，钱大昕有很强的责任感，作诗亦有强烈的“载道”观，自然尚“雅”远“俗”涤“淫哇”。因而，钱大昕对“绮丽纤巧”的温庭筠代表的晚唐诗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钱大昕诗论的独到之处是对“情”的强调。唐代刘知己强调：“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钱大昕在刘知己三长的基础上补充并突出了“情”，提出了诗歌的“四长”，可见他的创新和对“情”的关注。在他看来，诗“情”是一种思深意远、言近旨远、笔短意长、含蓄悠远、咀之味永、栩栩如生的创作境界。钱论诗强调“真性情”。诗歌的关键本于吟咏情性，这种情性在他眼中不是感情宣泄，而是情动韵流的感觉，是句中有余意，篇中有余味。钱大昕还认为，不论是才、学、识还是情，都不能孤立地存在，诗此四长，缺一不可。

2.内容

钱大昕一生所作诗歌颇多，《潜研堂诗集》《潜研堂诗续集》所收钱大昕诗歌有1600余首。综观其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指其早年的诗歌创作。钱大昕十四岁左右即从父学诗，当时，准备科举的人都不习诗，生徒或私作诗词，都会被老师和父亲诟病，认为妨碍了学习作八股文。而钱大昕的父亲特别喜欢教他作诗，以唐人安章宅句的法则（ 《文心雕龙》中关于字词章句修辞的总原则）展示给他。又以诗文不是空疏无学之人所作来勉励他创作”，二十岁以后，从事经史的学问，不并打算专门成为诗人，但是当时在吴门客居，与王鸣盛、王昶、曹仁虎等人每日唱和，诗作日渐增多，随后便以遂以诗赋被引荐入仕。钱大昕少年、青年之时的诗歌侧重于续用他人原韵或题意唱和，因诗赋而出仕后，他还写下了大量的御制诗歌，并善用排律。第二阶段，指钱大昕中年的诗歌创作。钱大昕尝奉命典试山东、湖南、浙江、河南，所到之处，都乐意作诗记录天时，描述风俗，尽情描述山水的明亮秀丽，民物的繁华富庶。第三阶段，指钱大昕老年之诗歌创作。钱大昕晚年登临赠答友人的作品比以前的要少，而悠闲游乐居多，无论是性情的萧旷，还是议论的确核，都胜于少壮时的作品。就体裁而言，钱大昕最善古体诗和律诗，创作数量最多，古体诗中尤擅长五言和七言，律诗中最喜五言、七言律诗和排律。

钱大昕的诗歌创作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题材多样，上至三代，下涉乾嘉，人物、职官、掌故、天文、地理、礼制、科举、山川、风俗、农事、植物、佛寺、道观、典籍、版本、金石、文字等等，都是他创作诗文的题材，而且写来得心应手，这正是他所持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的实践。他的诗歌还以其内容质实，议论独到；抒情从容，构境清雅；严于用韵，勤于用典；善用对比与夸张等特色开辟了学者诗歌新天地，为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1.内容

钱大昕散文将纯文学与杂文学合一，既包括文学性文章，还包括大量的学术性文章，后者常常将经学诠释与文学叙述融为一炉。其学术论文多阐述作者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这类散文往往广征博引，以考证精详、逻辑谨严而见称，为乾嘉考证文字树立了典范。如《答袁简斋（袁枚）书》论唐、宋官制中检校、守、判、试知等称号的源流演变；《答问》九论汉代赘婿实是典身为奴，解释了史学家的积疑；《答问》十的《经史子集之名何昉》考订了“四部”的区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秦四十郡辨》和《汉百三郡考》等篇，阐明了秦、汉政区的划分等等。钱大昕以辨伪存真为己任，常常感叹世之儒者真伪不分、文字含糊。因此在文章中引用了大量史料，在其搜集的翔实的史料面前，前人的谬误昭然若揭。钱大昕学术性文章篇数较多，蕴涵着其渊博的知识底蕴，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说服力，在其散文中占有突出位置。

其政论文不多，但针对性强，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具体说来，其政论文涉及文字狱、君王纳谏、君王暴力、赋税、法治、妇女守节等不同方面，见解独到，颇有思想深度。如《帝王大度》篇列举了唐宣宗先误以文字罪裴恽，然后能因户部韦澳奏言而“自悟其错”，以及唐文宗不讳己名的例子，对当时实行文字狱的统治者的自私专横进行了有力的批评。而《洛蜀党论》一文，钱大昕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夫摭语言文字之失，陷人于罪，纵使幸而得逞……犹为士论所薄。”表达了钱大昕对文字狱的不满。至于国家加赋一事，钱大昕观察更细致，其《记加徵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反映了乾隆后期横征暴敛、肆意加赋的现象。而其《大学论下》一文更是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想方设法变相加重人民负担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巧取豪夺的黑暗现实。钱大昕这类文章在写法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政论文的优秀传统，论点鲜明突出，论据充分，结构谨严，气势磅礴。

钱大昕的杂记文或叙事，或写人，或就事论理，或兼而有之。毕沅承御赐为其母筑祠，钱大昕承命而作《封一品张太夫人祠堂记》。记叙了毕沅母张氏教子有成及毕沅功成不忘母的事氏迹。因毕沅被喻为当世之欧阳修，钱大昕有意将毕母与欧母比较，通过对比得出张氏其才其遇胜过欧母，赞扬了其崇高的母德及毕沅的不忘恩泽。《弈喻》以简洁之语叙写观弈与对弈，以旁观和对局的巨大差别为喻说明察他人过失易、见自己过失难的道理，并对文人相轻、彼此相嗤的通病痛下针砭。在记文中，钱大昕不喜欢过多的描绘，却专情于具体问题的考证议论，没有纯粹描写山川景观的记文，即使是在叙事明显的记文中，亦总是留有学术考证的烙印。《游茅山记》《西溪别墅记》《放生池古泉记》等从篇名上看应着重写景，但实则还是倾向于议论和考证。《海盐县瑞麦记》看题应重在叙事描写，而钱大昕却就麦的“一束二缝”之义详加审证，其考证的爱好与精神于其记文亦可见一斑。除了注重考证、访碑等一类学术色彩浓的记文，钱大昕还有一些记文倾向于功德的歌颂，如《崇实书院记》《虎丘创建白公祠记》《饶阳县新建文昌阁记》《张氏墓庐记》等；有些记侧重于言行的议论，《半砚斋记》以岑渚的“因半砚得全砚”就“适然心态”发表感慨，《可庐记》论说应随遇自足，视宫室之美犹庐舍，“感浮生之如寄，将好修以为常”；有些记如《芥舟山房记》则纯粹叙写了一段作者感兴趣的辩论等等。

2.体裁

就文体而言，其散文可分为十四类，其中书传、序跋、铭状等尤为精粹。

钱大昕的书、传数量不少。书凡四卷，是钱大昕与友人之间的论学书札，或告知、或答问、或质疑、或论难，或议论、或抒情、或叙述，言之有物，实事求是，知识面宽，涉及推步之学、声韵学、舆地、官制、郡县考证、史记中的知识考证等。这些书信不仅体现了钱大昕的交友情况，而且从不同层面展示了钱大昕追求知识的执着及其问学的谦虚和实事求是精神。钱大昕作传亦有四，作传的对象既包括立下赫赫战功的忠勇之士，也涉及到志仁至孝的孝子和忠贞有节的烈女节妇，而涉及内容最多的是学者、名儒传，如《严衍传》《胡渭传》《惠栋传》《戴震传》等，是研究清代学术的宝贵资料，《清史稿》中的若干人物列传即源出于此。

钱大昕的序跋文凡十卷，多讨论学术问题。其中序文四卷，或为事序，交待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如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乡试主考官时，即分别写下《山东乡试录序》《湖南乡试录序》《浙江乡试录后序》《河南乡试录序》等；或为送别序，如《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送俞楠园教授苏州序》等；或为赠序，如《赠邵冶南序》《赠谈阶平序》等；或为寿序，如《述庵先生七十寿序》；或为书序，如《味经窝类稿序》等等。跋文六卷，主要有为文人文集、诗集作跋，如《跋陶渊明诗集》等三十余篇；为史书作跋，如《跋汉书》《跋三国志》《跋资治通鉴》等；为志书作跋，如《跋三山志》《跋吴郡志》等；为各种碑帖、墓志作跋，如《跋西岳华山碑》等。这些跋成就较高，李慈铭曾加以评论：“予每阅《鲒埼亭》《潜研堂》两家题跋，深叹其学之无所不赅，令人茫然莫测其涯涘……其读书精细，为前人之所未有。”

钱大昕的铭状文不少，一方面，由于文名卓著，钱大昕应邀写了很多墓碑文，如《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文恭公墓志铭》《工部左侍郎汪公墓志铭》《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湖广总督世袭二等轻车都尉毕公墓志铭》等；另一方面，由于为人和善，钱大昕广交众友，与亲戚朋友有着深厚的情谊，很主动地为逝世的亲朋好友写下铭状文，如《祭亡妻王恭人文》《西沚先生墓志铭》《李南涧墓志铭》等。这些铭状文大都能简明扼要地介绍逝者的生平事迹，概括墓主的功勋业绩，而有些墓主很少有勋业政绩可以称述，钱大昕则采取从虚处落笔的手法，或以朋友的交游聚散感叹著文，或以亲人的存亡离合感叹成篇，充满了缠绵呜咽的情韵，同时，钱大昕喜欢选择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的精神性格与品德，并将自身纳入其中，从而将这些实用性的墓志、祭文写成情辞并茂、声泪俱下的绝妙文字，为墓志铭的写作别辟一途。

3.特色

钱大昕散文条理清楚，说理透彻，语言结构无回环曲折之感。其论说文中心突出，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且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观点。《春秋论》开篇即力辨以文字为褒贬之说，而强调其要点为如实纪事。《轮回论》开头即摆出自己的态度，批评始为轮回之说者的欺天诬神。《梁武帝论》开言即论说拒谏自矜者，国虽安必亡，后摆事实逐条分析，梁亡不因昏、怠、淫、侈和权幸，最后反复论证作结，梁亡于拒谏自满。其记文一般先交待作“记”缘由或介绍作记对象，然后结合历史，发表议论作结，思路清晰明了，如《石鼓亭记》《可庐记》《抱经楼记》《五砚楼记》等。其考证性的书文，也喜欢在文首即交待论述的对象，如《与徐仲圃书》《答谈阶平书》《与孙凤阳书》等。钱大昕有些散文也喜欢开头叙述或分析，末尾作结，点明议论中心。钱大昕的序跋文短则几十字，长则几千字，旨在表述清楚，使得阐释的疑难变得明了。

钱大昕的散文创作还具有语言简朴，中和含蓄的特色。钱大昕反对为文言词华丽，主张文风质朴，辞约而理精，文章底蕴深厚，颇具语虽简意颇丰的艺术效果。吴孟复于《清文举要》序中称：“若钱晓征、王怀祖、段若膺文亦简洁，非皆‘繁碎缴绕’如惜抱所讥者也。”段玉裁所言“其气和，故貌不矜张”，“其书味深，故条鬯而无好尽之失……辩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如欧阳修虽果敢而不叫嚣跋扈，虽畏祸而不颓丧绝望，其人生哲学表现为崇尚中和之性，沉稳平静，时刻保持心理的平衡。

4.理论

钱大昕提倡明体致用，文以贯道，这是他关于文学功能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夫文之体，奇正、浓淡，本无定法，要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此四者归结到一点，就是于世有用。钱大昕认为“德可以润身，文足以经世”，“儒者立言，当为万世生民虑”，“文章须有裨名教，经史自可致治平。”他还以此为标准来评价经典与“儒者”的价值。在《世纬序》中，钱大昕称赞《世纬》一书，原因是其“凿凿乎乃经世之论”。

钱大昕的“文以贯道”体现了“尚实斥虚”的思想取向。因此，他对韩愈《原道》篇颇为赞赏，认为“退之《原道》一篇，与孟子言仁义同功。‘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二语胜于宋儒”。他指出“是道不外乎五伦”，并且申述：“将虚无作为道，足以使国家灭亡；以日用为道，则是尧、舜、三代的功勋伟业。”主张以“道不远人”，“日用为道”来达到经世致用、匡救时弊的目的。

钱大昕提倡致用之文，自然就主张为文当直奔主题，务求实用，不可枝蔓，更不能卖弄技巧，追求华丽，以文害义。他所赏识的是“学者之文”、“不枝之文”，对“雕虫绣帨”之文则发出了“奚多何为”的感叹，认为言之立者，一以贯之，“非徒组织其词以为丽，诘屈其句以为功者也”。钱大昕赞誉《世纬》“指陈利病，洞达古今，其言要而不烦，其道简而易行”，认为《世纬》的著作者袁袠是“真有体有用之儒”。钱大昕认为必须“求道于经，以经为文”是为文的基本原则。在他眼里，作为载道之书的《六经》是不枝之文的典范。他说“夫《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并由此赞美秦蕙田“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当世推之曰通儒，曰实学，不敢仅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传于后世，此之谓能立言者”。

钱大昕书法以隶书见长，作品多以楹联为主，而联语多为自撰，其书其文，无不充满文人气息：书法古朴苍厚，辞句典雅不俗。在钱大昕的故乡嘉定博物馆藏联“名酒过于求赵壁，异书浑似藉荆州。”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有“天下朋友皆胶漆，万古云霄一羽毛”。早在青年时期，钱大昕就已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作诗受到沈德潜的好评，故他所撰联语文辞清新脱俗，温婉雅致，透出文人气息。他的对联多以隶书出之，古朴厚重，俊逸沉着。

钱大昕的隶书作品风貌，与其审美之崇尚“古雅”是一致的。古朴典雅、遵循汉隶笔法，用笔源自金石，以中锋为主、笔画沉着稳健，不事雕琢。结体以乙瑛碑为基准，墨色浓黑凝重。其作为一为学者，在隶书上，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特征。

钱大昕篆书讲究笔画匀称：“古文中丰而首尾锐，小篆则丰锐亭匀。叔重采录古文，而小篆笔法书之。”其指出大篆的线条特征是中段丰腴，首尾锐利。小篆则线条均匀，粗细变化不大。其次，他认为，学习篆书要从识篆字开始，从《说文解字》入手，许慎的文字学功力是时人难以企及的。其书法的一个特点是擅长在字形上下功夫，用一些不常用、不常见的字形。钱大昕的篆书婉转流畅，端庄秀丽，以二李风格为主。主要代表有三通碑刻：《重修苏州府学碑记》《嘉定县折漕报功祠复祀碑记》《许云鹏及夫人墓志盖》。

钱大昕的行书，包括他的行书立轴、行书尺牍、题跋家书等。行书立轴以行楷为主，端庄大方，沉着厚重。钱大昕的手札，工稳秀气，充满文人的书卷气，楷书细致精巧、行书间带有草书，流畅自如。其行草书手札，则面貌不一，或端庄雅致，或精省干练，则又折射出了一代大家的平易潇散、不拘一格的一面。

钱大昕自幼便受多位恩师指点，更得到王峻、沈德潜等人的荐举提拔，前辈之教育影响了他一生，他便将这种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传承下去。钱大昕投身到教育事业中，有很大程度是受老师王峻的影响。钱大昕归田后，历任三大书院院长，执教二十多年，教育活动在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包括，书院讲学、主持科考、提拔后学、记载热衷于从事教育事业之人及事迹、阐述教育思想。

钱大昕在讲学过程中，始终贯彻其“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提倡实学，反对虚华之学。在与学生谈论治学之方法是，强调不可浮慕虚名，士子深受其教，学风渐变。以此为基准，他在执教的几十年中，培养了大批的学子，他们中多数都学有所成。钱大昕主持钟山书院四载，“及门经指授成名者甚众，而韩明府廷秀、董方伯教增、谈广文泰、孙州牧源潮、鲍文学链，尤所奖赏”。主娄东书院三年间，“所赏者如陆君元吉、杨君云激、陆君学钦、汪君学铭、胡君金浩，暨萧君揆抡、沈君端靖，皆一时之彦也”。后移主紫阳书院，在这里钱大昕渡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十六年，培养人才可谓名流辈出，“如陈工部鹤（陈鹤）、潘户部世环（潘世璜）、少司农世恩（潘世恩）、陈户部钟麟（陈钟麟）、叶太史绍本（叶绍本）、吴殿撰廷琛（吴廷琛）、顾庶常药，皆赏识于末第之先，而自谓赖府君造就玉成者也。”

主持科举考试是钱大昕教育活动中又一项重要内容，他奉命共参与典试山东、湖南、浙江、河南四省的科考。在这四次科考中，钱大昕都是尽责尽力，诚惶诚恐，唯恐不公，为国家选拔出大量优秀人才。在山东乡试中，钱大昕“批阅二十昼夜，得士六十九人，贡太学者十三人。”在湖南乡试中，应试之人多达四千余人，试卷不下五万六千篇，钱大昕夙兴夜寐，尽其所能做到公允，称“所去取者必皆允当而无一遗才，臣诚未敢自信也，然臣之心力，不敢不尽矣”。

在多次主持科举考试的实践中，钱大昕对科举考试制度有很深刻的认识，在选拨人才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尽力剔除抄袭之风。钱大昕对抄袭深恶痛绝，抄袭带来严重社会问题，抄袭导致士子对科考心存侥幸心态，不致力于文章，专攻于摹拟沿袭。“夫摹拟沿袭之文，古之能文者羞称之，而今或以为戈取科名之捷径，宿儒之不遇，浅学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气抄袭之风盛行，不仅会导致古学尽废，同时也会带来社会的不公。故钱大昕在选取科考文章时，尽力做到，“要之学有根柢，则词必己出”，“要皆能自出机行者”，对于支离穿凿之言，雷同票袭之语，必剔除之，尽力做到“雷同抄袭之作，汰之务尽”。钱大昕希望通过科考来引导士风，使“三湘七泽之滨，操觚而来者，咸知读书好古之足贵，而剿说雷同之无益，相与研覃经史，有本有原，于是文体益进于浑醇，士习皆矮于端谨”这便是钱大昕所期望的。

钱大昕对于热衷于创办教育的善举之事多有记载，这亦反映了钱大昕对教育事业的推崇。《潜研堂文集》有《崇实书院记》，崇实书院为江南河道总督李宏（钱大昕称他为“湛亭”是因为清晏园池心的湛亭是他修建的）所创，钱大昕很是称赞他创办此书院的宗旨，即“有本之学，务骂其实，勿逐于名”。后李宏去世后，书院一度败落，幸而有其子李奉翰受乾隆帝的嘱咐，得以扩建此书院，书院规模扩增，焕然一新，培养之人才与昔日相比，有增无减，钱大昕应其邀，为此书院撰写记文，并赞李奉翰的义举：“今芗林公恪承先志，引伸而扩充之，上以比圣明械朴作人之治，下以示多士居德善俗之方，风声所树，如影从形，当有华实兼茂之儒出为世用者，岂徒江、淮人士歌诵弗援而已哉？”望后人继续发扬书院崇实之宗旨。钱大昕不仅自己投身于教育事业，对于周诏热衷于教育事业之人、事迹，亦留心观察记载，大力弘扬重教风气。

钱大昕小学功底扎实，这也为他的古籍训诂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十驾斋养新录》中，钱大昕训诂研究的主要成就是因声求义、考释俗语词以及对古代姓氏、避讳等文化现象的研究。

在训诂实践中，钱大昕与段玉裁、王念孙的观点相一致，他曾在《潜研堂文集·小学考序》中提出：“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此一贯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因此，钱大昕也往往能摆脱字形的束缚，从语音出发，利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进行训诂。其在训诂方面的主要成就就是“明声音，破假借”。在《十驾斋养新录》中，钱大昕注释假借字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时他能明确指出某字与某字为假借关系，例如在阅读《说文解字》时发现，许慎记“炳”为“虨”，而“虨”在《说文》中的解释是“虎文彪也”，也就是虎皮上的斑纹，与《周易·革》原文含义相应。“虨”属帮母文部，“炳”属帮母阳部，声母相同，读音相近。钱大昕认为今本《易经·革》“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一句中的“炳”为假借字，“虨”才是本字。钱大昕有意识地借助同音、音相近、一声之转、声相近、双声叠韵、并言等，更好地破除了古书中的假借字，探求了事物的得命之由，贯通了异形词，并且纠正了流俗之误。

《恒言录》是钱大昕专门对清代俗语词整理、研究的一部著作，将各种俗语词与传世典籍语料相结合，列举书证以示义，称引注疏以显义，借助今语以释义，出示案语以辨义，求本溯源，探幽发微，启迪人们对词语进行断代分析和深刻思考，已初具俗语辞典之规模，代表了当时俗语研究的高水平。在《十驾斋养新录》中，钱大昕也对俗语词词义发展变化的种种原因和途径进行了归纳。例如在“妇人称奴”一条中，钱大昕说明在上古时，“奴”兼指男女，如《周礼注》：“奴，从坐而没入县官者，男女同名。”并且，“奴”多用来指男性仆人，女仆一般称作“婢”。而自宋时起，钱大昕发现“奴”还可以用来作妇女的自称。钱大昕还利用方言俗语词考证词义，在训释“紞”之义时，便以“吴中方言以被识为当头”来验证自己的观点：“予谓被之有紞，若今时当头矣。”

在《十驾斋养新录》中，钱大昕对姓氏的分合演变、系姓于名前、古人姓名分割等现象，以及一些具体的姓氏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分析。在秦之前，姓氏具有明贵贱、别婚姻的作用。天子只有姓；贵族有姓，也有氏；平民百姓既无姓无氏，只有名。两个人只要姓不相同，就可以通婚。到了战国时期，姓与氏合而为一，人们往往以氏为姓。对于姓氏由分到合的演变原因，钱大昕认为主要在于“战国分争，氏族之学久废不讲”。

钱大昕所提出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理论，已经为学者所公认，影响最为深远。其“古无轻唇音”理论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轻唇音“非敷奉微”这组音，在上古时与重唇音“帮滂并明”的读音是相同的，他认为在六朝以后，“非敷奉微”这组音才从“帮滂并明”中分化出来。钱大昕主要依据先秦两汉古籍中的异文、音注等材料，总结、归纳中古的某些声母在上古是否存在，进而判断上古声母的种类，得出“古无轻唇音”。对于这结论的可靠性，钱大昕还通过《广韵》反切用字、方言俗语等不同角度进行补充论证。从《广韵》的反切上字来看，钱大昕发现《广韵》中轻唇音较少，并且都能读作重唇音，这也能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唇音本来应只有一组，无轻重唇音之别。

除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等观点，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他还谈到了“古人多舌音”、“古音影喻晓匣不甚区别”、“三十六字母渊源”等问题。钱大昕对于音韵的研究不仅以精深著称，而且所涉及的领域也极为广泛。特别是对于古代的韵书、唐宋韵的差异、平水韵的作者、《诗经》中的用韵以及双声叠韵等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见解。

钱大昕在声调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主要集中在对四声起源和具体字词平仄的分析上。对于反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切的起源、反切注音的古今变化和古注反切的利用三个方面。钱大昕在坚持中国本土创制反切的观点时，已经注意到反切产生与汉语词中的双声叠韵现象有关。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双声叠韵”条中指出：古人喜欢以双声叠韵的方式来给自己以及自然界的名物取名。不仅如此，来源于民间歌谣的《诗经》也是以双声叠韵为文。据此，双声叠韵成为钱大昕转音说的基础，他认为双声叠韵是丰富语言词汇的基础语音手段。钱大昕自然而然地把双声的理念也带了古韵文的押韵之中，开始把双声叠韵相结合用于经籍训诂，并用之解释出韵现象。

钱大昕在金石学领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他的金石学著作主要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天一阁碑目》二卷等。据统计，在《跋尾》中，有钱大昕跋语的金石碑刻，共计824通。其中三代7通，秦汉3通、两汉42通，曹魏5通，孙吴3通，两晋5通，十六国38通，隋18通，唐261通，宋243通，辽7通，金22通，元123通。从中可以看出，隋至唐这一部分的跋语所占最大，约有82%之多，足可见钱大昕对这一时期金石碑刻的充分重视。《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中共收录金石碑刻2213通，可见钱大昕收藏金石碑刻之富。钱大昕潜心研究元史，元代的碑刻为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在《潜研堂文集》中也有关于金石学方面的记叙、题跋等，钱大昕的学术札记《十驾斋养新录》涉及诸多领域，其中也有涉及金石碑刻的论述。

钱大昕通过数十年的积累，其金石收藏达到两千余通之多，这一数量，在清代270年间的金石收藏领域也是非常突出的。钱大昕主张，“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在其金石跋尾中，钱大昕他本人就是贯彻这一金石佐史的观念的。一方面，以金石文字证订史实，考证历史典籍，辨别真伪；另一方面，通过其淹博的史学、地理、官制、音韵、文字等多方面的知识来考释碑文，补全缺泐内容，证正碑文偶误之处。

在历代碑刻中，除了石经之外，许多碑文都出自民间，包括墓志、寺庙题铭、山川名胜刻石等。因此，其中文字与官方使用的正体字是有出入的，最明显的就是俗体字多，书写不规范的情况很普遍。钱大昕通过考辩，对文字的形体进行了辨正。在辨正俗体字的同时，钱大昕还能依据字书，考定文字流变的轨迹。如《潜研堂金石文字践尾》卷一《校官碑》：有“亲阪宝智”、“师作朋”句，钱大昕引《说文》云：“坚也，古文以为贤字。”《公羊传》：“郑伯坚卒。”最后认为“盖、贤本一字，古今异文。其碑‘透豆’作匮’，为籀文之变。”卷二《严山纪功碑》碑文有“柰月己酉朔”句，钱大昕据此考证数字“柒”的来源。钱大昕对俗体字的研究是其系统研究之发端，后来清代赵之谦有《六朝别字记》，近代罗振玉有《碑别字》，都受钱大昕的影响。

钱大昕继承了欧阳修以来以金石文字与传世典籍互证的优良传统。既能用金石考校典籍，又能用传世文献和其它材料鉴定石刻的真伪。他用金石材料补充了正史的疏漏，用开成石经校勘传世十二经。同时，他也能通过考证，发现碑刻拓本的真伪。他通过唐李华的《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和严郢的《不空和尚碑》来鉴定《三藏无畏不空法师塔记》有四处值得怀疑，故而认定其为后人妄托无疑。他又从书法的角度分析《淮源桐柏庙碑文》，认为该碑“分隶颇有法度”，但“少汉人淳古之气”，因而只能是元代吴炳摹刻而非汉代原刻又如他从碑文句意不通，“隋——随”书写之异，认为《左屯卫大将军姚辩墓志》是“后人据搨本钩摹入石。”

钱大昕还能从实践中总结金石括例。不同朝代、不同类型的碑刻文献，无论是书写风格、行文内容，还是碑体的制作款式，都有所区别。早在宋代，《隶续》就以文字描述和摹图的方式对石刻的款式，文例、图例进行了总结。之后，元代潘昂霄的《金石例》将历代碑志文分为二十类。在此基础上，钱大昕非常注意向宋儒学习，在自己的践文中，往往以随文条记的方式，总结了一些碑刻的体例特征，如《泽州开元寺神钟记》条云：“此铭携于钟上，字画亦秀整，不失唐人规矩。宋以后钟款，多隐起作阳文，非古制也。”《尊胜陀罗尼经》践文云：“唐石幢多不列书人姓名，此幢亦然。”钱大昕研读金石注重括例，对后代金石括例之学也有一定的影响。道光十二年（1832年），李瑶在卢见曾《金石三例》基础上纂成《金石四例》。光绪十一年（1885年），朱记荣编成《金石全例》，收入著作十种，专论金石之例。

钱大昕（自评）：官登四品不为不达，歳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隠，天之幸民。

阮元：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善者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江藩：①此先生说经之大略也。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②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即钱大昕）为第二人”，盖东原（即戴震）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笈，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即郑康成）以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

钱泳：掌教苏州紫阳书院者十余年。其学无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考异》《金石文跋尾》《十架斋养新录》《潜研堂诗文全集》《三统历述》诸书，精深纯粹，贯综百家，是合惠、戴两家之学而集为大成者也。余尝谒先生于书院，听其言论，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学者，莫不推尊先生为第一人。

凌廷堪：学问体大思精，识高学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绍两汉者，惟阁下（钱大昕）一人而已。

袁翼：先生钟光岳气完之运，立尧舜赓歌之廷，年甫及艾，养疴里门。虽位止九卿，功业未显，而道德文章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著述之富网罗百家，沾溉艺苑。高丽使臣在都购其诗文集，鬻诸国中，与香山之日本新罗钞写其本者亦复相似，故翼谓先生即我朝之白傅也。

段玉裁：①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②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稗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瞭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贤奸，行事之是非疑似难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其当否者，皆确有定见。③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其学固一轨于正，不参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为古文以自雄坛坫者比也，中有所见，随意抒写，而皆经史之精华。其理明，故语无鹘突；其气和，故貌不矜张；其书味深，故条鬯而无好尽之失，法古而无摹仿之痕，辨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

钱大昭：观生平所作，溯源汉魏，出入唐宋，腹贮万卷，而不㞕以挦扯涂抹为事。胸有智珠，而不肯以纤缛佻巧为能。舂容渊雅，蔚为大宗，诗集之刻，其亦奚可缓乎？

王昶：①君聪颖非常，髫丱时，即有神童之誉。以召试人内阁，再人词垣。覃研经史，根柢精深。诗赋之外，究心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能通中西之学。②君弱冠，与东南名士吴企晋、赵损之、曹来殷辈，精研风雅，兼有唐宋。③官翰林十余年，所进应奉文字及御试诗赋，恒邀睿赏。故诗格在白太傅（白居易）、刘宾客（刘禹锡）之间，文法欧阳文忠、曾文定（曾巩）、归太仆（归有光），从容渊懿，质有其文，读其全集，如见为端人正士也。

赵尔巽：大昕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经、史，於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

王国维：有清一代开创学术者三人，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

陈寅恪：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

陈垣：《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

王俊义：钱大昕是人们熟悉的乾嘉学者，以其所著《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赵翼齐名。长期来，一些著述论及钱大昕在学术上的功过得失时，总是列举其如何勘正旧史之疏漏，校订史书传写刊刻之衍脱，及考证历来史注之舛谬，如此等等。似乎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考史学家，是乾嘉学派中“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代表。但钱大昕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著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周清澍：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

杜维运：历史考据学于是遂富有科学之精神，而与现代史学家之考订史料方法，大半吻合，仅以考据盛，而于考据用力最大，成就最多，方法最谨严，使人罕有可乘之隙者，则不能不推钱大昕，十八世纪中国之史学，虽谓之钱大昕时代，亦无不可。

汪荣祖：钱大昕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书，因其学识宏富，每能订正史籍的讹误，推理论史，亦常能发千古之覆，他尤其能辅助学科，如天文、地理、制度、杂史、金石、版本、蒙文来治史。他于史学的成就以官制为最，对历代官制的演变，考证精详；其次氏族，对各时代氏族的流派，了如指掌。这些都应是陈寅恪推重钱大昕的原因。

王记录：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着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的学术传统，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与其说钱大昕是吴派，毋宁说他为学另有渊源。钱大昕吸收众长，加以自己的主张见解，独辟蹊径，其为学精神与学术气概，既非惠学，也非戴学所能概括。钱大昕为学，巍巍然可自成一系。

余英时：钱氏虽不持“六经皆史”之说，但“经史不二”或“经史无别”的论点则将“史”提升至与“经”完全相等的地位。钱、章两氏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殊途同归的，所以此序可以看作清代史学家的“独立宣言”，它和章学诚论六经皆史诸篇都是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

张淑艳：乾嘉时代最负盛名的史家，考据学的巨擘钱大昕因所著《廿二史考异》成为考据史学的不刊之作，所以一直被后世史家目为清代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细检其文字，其学术成就绝非仅限于考据，他的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却一直为考据成就所掩。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史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将学术研究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种治学精神，颇足称道，对今日学者治学亦会有所启迪。

戴逸：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卓有贡献的学者，是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

施丁：①钱大昕的考与论，几乎不引据经义礼法，只是考而后言，强调实事求是。故我以为，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不只是方法问题，而是重要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②钱氏大多是考史所及，即兴发论，也有的是为发论而特意考究的。他往往有感于世情，而又不敢大胆地讥刺时政。因此，其论不免吞吞吐吐，其言大多支离琐碎，显然不是纵情发论，没有系统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钱氏是个有良知的正派学者，其师古之是，言简意赅，还是颇有意味的。

虞万里：清初以迄乾嘉，学者一反元末明初空疏之学，提倡实事求是，但一些学者也就此自视甚高，如戴东原等。唯钱大昕，其功力、学识堪称一流，造诣、成就与惠栋、戴震相伴，而自自一派，治学范围之广，又实过之，但其平心静气、谨慎谦雅之风范，却戛戛独标一帜，与众不同。这位学术巨子在其勤奋著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博而屏守，默而湛思”的风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精神，平允谦和、薄责于人的学德，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许苏民：钱大昕的“难得模棱”与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一样，都反映了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专制暴政下既要抗争又要谋求生存的悲凉心态。然而，即使在这种充满恐怖的社会政治氛围内，乾嘉时期那些最杰出的学者们依然在学术领域潜心开拓，探寻着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之路，并且通过经史考据来表达其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近代人文主义的诉求。钱大昕就是这一时期以豪杰精神治学而成为一代史学大师的杰出学者之一。

钱大昕去世后，他的子侄、女婿、弟子们都曾对其著作进行过整理。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钱大昕次子钱东塾将他已刻及未刻著作合编为《潜研堂全书》凡十七种，计有：《廿二史考异》一百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正》二卷，《洪文惠公年谱》一卷，《洪文敏公年谱》一卷，《陆放翁年谱》一卷，《王伯厚年谱》一卷，《食州山人年谱》一卷，《元史艺文志》四卷，《元史氏族表》三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余录》三卷，《三统术衍》三卷、《钤》一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潜研堂诗集》十卷、《续集》十卷。道光二十年（1840年），钱东塾之子钱师光将此本重印。

光绪十年（1884年），长沙龙氏家塾刻《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在《潜研堂全书》基础上增加了《声类》四卷、《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二卷、《恒言录》六卷、《疑年录》四卷、《风俗通义逸文》一卷。胡元常将《潜研堂金石文践尾》二十五卷整理为二十卷。

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嘉定钱大昕全集》十册，在光绪龙氏家塾本基础上新增书目如下：钱大昕自撰《竹汀居士年谱》，钱庆曾撰《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唐石经考异》，《经典文字考异》三卷，《地名考异》一卷，《修唐书史臣表》，《新唐书纠谬校补》、《新唐书纠谬补遗》，《天一阁碑目》，《元进士考》不分卷，《凤墅残帖释文》两卷，《困学纪闻校》，《颜氏家训注补正》，《竹汀先生日记钞》三卷，《竹汀日记》一卷，《潜研堂文集补编》。

另外，还单列有《传记资料》、《辑录》两目，辑录了钱大昕的传记资料和散逸的部分家书、文稿。

除自身著作外，钱大昕还参与了一些书籍的编纂与修订，其年谱记载的有：《五礼通考》《热河志》《地球图说》《续文献通考》《续通志》《音韵述微》《大清一统志》《南巡盛典》《天球图》《鄞县志》《嘉庆长兴县志》等。

一次，钱大昕在朋友家里看下围棋。一位客人几次输棋，他讥笑客人失算，总是想替他改放棋子，认为他赶不上自己。过一会儿，客人请求和钱大昕下棋。刚刚下了几个棋子，客人已经取得主动的形势。棋局快到中盘，钱大昕已不支。终局计算双方棋子，客人赢了十三子。以后有人邀请他观看下棋，钱大昕只是整天默默地坐着看罢了。后来，钱大昕在文中总结：人不可能没有过失，心平气和换位思考一下，自己真的没有一点失误吗？他以此告诫后人，“观人之失易，见己之失难”，要懂得宽容仁厚。

钱大昕家富藏书，举家经史子集，考证文字得失。藏书处有“十驾斋”、“潜研堂”、“孱守斋”，宋刻元版手抄之本，达数十种。藏书钤有“万经”、“平生一片心”、“纶阁舍人”、“臣大昕”、“瀛州学士”、“东宫亚相”、“游于盛世”、“宫詹学士之章”、“年开七秩”、“南海衡文”、“钱大昕印”、“竹汀居士曾观”、“文学侍从”等印章。藏书印有：“竹汀”（朱文方印）、“孱守斋”（朱文方印）、“钱印大昕”（白文方印）、“大昕私印”（白文方印）。钱大昕的自铭砚：钱大昕有洮河老坑自铭砚一台，上铭：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落款乾隆三十七年盛夏。并有阴刻“及之”印鉴。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工部营缮司窑工在琉璃窑厂取土发现一座古墓，墓主骨骸犹存，墓有石碑埋地下，书墓主墓志。钱大昕闻讯立即赶去，拟拓下碑文。不料此时距发现时已十天，墓主骨骸已移葬，碑亦掩埋。钱大昕极为怅憾：“世竟无拓本，惜哉！”所幸工部郞中孟君㵆已将碑文抄录，钱大昕得以借回审读。此碑辽保宁十年（978年）所作，所记墓主为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钱大昕特为撰写《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并以碑考史，证明碑文所述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祖尊号，皆与史合。又据之补《辽史》所缺。特别是碑文记墓主“…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八十，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都燕下乡海王村”。钱大昕据此指出“辽南京城因藩镇之旧，唐时闵忠寺在城内东南隅，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可见其对历史文化遗存之珍爱和对金石考证的热爱。

表格参考资料：

钱大昕一生交友十分广泛，与钱大昕交往之人，据不完全统计，或长辈，或师友，或弟子。这些人中有大昕之启蒙老师钱王炯、曹桂芳、曾佳等人，引其走上从事史学之路的王峻，执经问难的惠栋；有学术挚友王鸣盛、王诞、杨履基等人；有受他提拔之学生李文藻、邵晋涵等人。钱大昕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有其自身的勤奋好学，亦与这些良师益密不可分，他们切碟冢磨，教学相长，多有所得。

表格参考资料：

钱大昕墓位于嘉定外冈镇徐秦村东约500米处，练祁河西岸。墓道两旁，各有一对石兽与石马，石兽的下方，刻有“嘉庆二十有五年十月”。墓志铭由其子钱东壁请钱大昕生前挚友、刑部右侍郎王昶撰写基志铭，另请清代书法家、江南扬州知府伊秉绶书丹，又请清代书法家、乾州直隶州州判钱坫篆盖，随葬于墓中。原墓1966年遭受破坏，墓志铭完好保存于嘉定县博物馆。1984年11月，嘉定县文化局与上海语文学会联合召开纪念钱大昕逝世18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重建。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重书墓碑。

1960年1月公布为嘉定县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公布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4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定并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2020年11月28日，“一代儒宗——钱大昕纪念展”在嘉定博物馆开幕。该展也是嘉定博物馆原创年度大展，展出102件钱大昕生平相关珍品，囊括手札、书画、碑帖、古籍著作等，除了嘉定博物馆本馆重要馆藏，展览亦汇聚了上海图书馆重要藏品、部分过云楼旧藏等。开幕式当天，李经国编著的《钱大昕年谱长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发布，主办方同时举办了“钱大昕学术研讨会”，多位文史学者围绕《钱大昕年谱长编》的体例、内容以及钱大昕与清代学术、文化等问题展开研讨。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