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1627年-1703年），字星期，号己畦，世称横山先生，嘉兴（今属浙江）人。沈宜修、叶绍袁幼子。中国清代诗论家、诗人。

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叶燮生于南京国学署，祖居今苏州吴江区北厍镇叶家埭村。叶氏家族的历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叶梦得（1077～1148，号石林）为南、北宋间著名学者、诗人，曾官至翰林学士，极力主张抗金，多陈抗金之计，退职后居乌程（今浙江湖州）。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丰，有《石林诗话》等著作传世。此后，叶氏支派绵延，散居各地，江、浙、沪一带较为集中，宋、元间名人辈出，有“吴中叶氏、天下望族”之誉。明初，叶氏第十六世叶福四由同里迁居分湖（即汾湖），成为分湖始迁祖，其居住的地方，后来被叫作叶家埭（即今午梦堂故里）。定居分湖的叶氏一族，注重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以第二十世叶绅起，代有中举人、中进士的，叶绅在明成化间中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人称尚宝公。其后，第二十二世叶可成、第二十三世叶重弟（叶燮祖父）都是进士出身，叶可成曾参与并指挥抗倭斗争，吴江历史上有名的胜墩战役就是叶可成参与策划及指挥的。

叶燮的父亲叶绍袁是晚明文坛重要作家，母亲沈宜修则是明末最杰出的女诗人，叶绍袁因不满官场黑暗腐败，辞官归隐后，与沈宜修在叶家埭筑午梦堂而居，夫妇二人与膝下的子女陶醉在文艺的氛围里，一门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梦堂集》传世，其文学成就为叶氏家族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时人赞为“吴汾诸叶，叶叶交光”。叶燮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崇尚气节和有着深厚家学渊源的家庭中，为他此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叶燮为叶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谱，叶燮原名世倌、字星期。为叶绍袁第六子。

叶燮的五个兄长、四个姐姐，个个都富于文思才情，在贫淡的生活中，流连诗词歌赋，表达对于生活的热爱。特别是三姐叶小鸾，常常手把手地教叶燮读诗、古文，培养他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小鸾在去世前的几天，还在教叶燮读《楚辞》。 家庭生活的幸福，在父亲叶绍袁归隐后的最初几年达到高潮，聪慧的叶燮，四岁时由叶绍袁亲自教读《楚辞》，过目即能成诵，一时传为美谈。五岁时，与兄长们一起迁入谢斋（叶家读书之所）读书，由叶绍袁亲自教导，叶绍袁常指着家中“清白堂”的匾额对年幼的叶燮他们说：“我家自都谏公以来，五世食禄，所贻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顾不敢忘。我虽贫，不为戚戚，固穷安命，可以自怡。汝辈若能兴起继志，吾愿毕矣！”父亲的这些训诲，叶燮“谨泣而志”，铭刻在心，终生不忘。

然而，不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个贫困的家庭，在兄姐们（二兄世偁、大姐纨纨、三姐小鸾）相继夭折后，母亲沈宜修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那时，叶燮才八岁，就遭遇了人生三大悲痛之一的“少年丧母”，使年幼的叶燮更多地体味着尘世的悲欢离合。 母亲去世后，叶燮跟随父亲读诗作文，家庭的变故，促使他在思想上的早熟，诗歌创作也突飞猛进，三兄世傛夭折时，年仅十四岁的叶燮作《哭兄诗八首》载入《灵护集·附》（《灵护集》为世傛的作品集）。

受父亲叶绍袁的影响，叶燮从小钻研佛学，精通佛理，尤其是《楞严经》《楞伽经》等。叶绍袁也常把叶燮带到佛寺接受熏陶。其中，十岁那年，叶燮随父到浙江径山拜访雪峤上人，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晚年游庐山时，在山上寺里见到雪峤上人画像后题诗：“从来散圣别禅宗，巨擘唯推此一公（雪峤）。我到庐山无别识，原来两世有家风”。可见佛学对叶燮有着深刻的影响，包括他的诗文创作。到了十五、六岁时，叶燮对佛学的理解和阐释，甚至连许多道行高深的老和尚都驳不倒他了。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朝廷派人到民间采选淑女，风波传到浙江，渐近嘉善。叶燮的岳父家嘉善王家紧急派人通知叶燮赶快到嘉善成婚，因叶绍袁当时身在杭州，叶燮由长兄世佺带领赶往嘉善，因赶到稍缓，风波也已过去，没有举行婚礼。恰好那时嘉兴府开设科举考试（考秀才），叶燮就在嘉兴参加应试。三月发榜，叶燮高中第一，其应试文章得到高度评价，学使李于坚（介止）评为：“辞锋郁壮，妙辩纵横，至慧心灵悟，雷霆发声，万国春晓，岂小乘家可望”。阁学钱塞庵击节赞道：“以《南华》之汪洋，阐《楞严》之了义”。

甲申之变，崇祯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随后，清兵大举入关，铁骑所到之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企图以武力来威胁人民臣服。 在“民社既屋”之际，有民族气节的文人、学士，或树起义旗抗清，或削发为僧，走向空山荒刹。弘光元年（1645年）八月二十七日，叶燮一大早起来，与三个兄弟，随父亲在家庵圆通庵，和家人挥泪泣别，乘一叶扁舟，冒着瓢泼大雨，驶向茫茫分湖，开始居无定所，出没飘摇的流亡生涯，谁都不会想到，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故乡，从此成为遥不可及的梦。

秋风瑟瑟，芦叶飞花，凄凄秋雨裹挟着漫无方向的离人之途。船行过处，遭受兵火之劫的土地满目荒凉，到处是颓墙废垣，路上尽是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直到九月十二日，打听到杭州城外皋亭山华桐坞有个叫安庐的地方，较为安全，叶燮立即动身前往，联系妥当后，将父亲等人接到安庐，暂时歇脚。流亡途中的生活，让叶燮真切地感受了人情冷暖。在皋亭山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既无法让家中知道他们流亡的情况，更无从知道家中会发生什么变故。寄居的庵主主动提出来愿代劳去分湖跑一趟，本以为有些油水可捞的庵主没想到叶家竟相当贫困，回到山中立刻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与庵主相对照的是周围的人家平日对叶家父子就很照顾，听到被赶走的消息，借了船送叶燮父子离开，也亏得他们帮忙，才侥幸躲过清兵的盘查，重新雇船再走。

次年四月，叶燮父子辗转进入太湖，先后在太湖周边的寺庵中避难。一路上，叶燮他们大多寄住在寺庵，使叶燮有机会观摩佛事的礼仪，与僧人讨论佛学，象奉慈庵迎如来佛像的仪式，圣恩寺说戒受戒的仪式等，既让叶燮对佛理及佛事有直观的感性认识，也给叶燮的流亡生活以些许的精神调节和慰藉，暂时忘却流亡的痛苦，同时对叶燮的学术和创作有深刻的影响。 在太湖中相对平静的生活转瞬即逝，清兵疯狂搜捕、屠杀江南抗清义士的消息传到太湖中，叶绍袁也在追捕的名单中，不久，杨廷枢等人被捕杀害，叶燮父子只得离开太湖。 叶燮雇小船陪同父亲由水路前往浙江，一路上困难重重，经过平望时，清兵设了重重关卡，叶燮与父亲化妆成农民，弃船上岸，绕道而行，在莺湖边与船只会合，重新上船，先到嘉善，随后赶往浙江平湖，那已经是永历元年（1647年）的夏天。平湖冯家，是叶绍袁的外婆家，叶燮在平湖陪伴年迈多病的父亲，直到永历二年（1648年）父亲病逝。

叶燮在平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离开平湖，孤身一人来到太湖，隐居横山。 横山，在苏州城西南约十五里（古时计量，据《木渎志》）的地方，因四面皆横而得名。横山又名踞湖山，也叫七子山。据《横山志》，横山方广四十余里，苏州城外的茶磨、吴山、宝华、紫石、民山等山都在横山范围之内，横山是其总称，有横山山脉的说法，其南面临石湖，宋代诗人范成大隐居石湖，有范石湖之称。 叶燮在三年的流亡生活中，曾经一度在太湖周边的山中、寺庵居住，对横山的地理环境有相当的了解。横山树木葱茏，地域广大，人烟稀少、人迹罕至，是个适宜于隐居的处所，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就曾隐居于些，如朱桓、陆云、顾野王等。当时，山中就有一名据说姓陶的隐者隐居于此，此人从不与人交往，叶燮隐居于横山之后，二人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叶燮曾数次去寻访那人也避而不见，因此，选择在横山隐居，可以避开尘世的纷纷扰扰，尤其在清初，存有复明之想的叶燮，自然把横山看作是一个理想的隐居之处。 古人在选择隐居场所时，往往存有忠、孝两全的想法，不少人在先人的坟前结庐而居，同时为先人守坟，尽后辈一点孝道。 叶燮选择横山，也不无这样的考虑。

迁分湖之前，叶家的祖坟葬在吴县西山，迁分湖之后，叶家的祖坟就葬在北厍大珠圩。尚佛的叶绍袁觉得风水不好，多方选择理想的墓穴。崇祯十四年（1641年），叶绍袁入太湖，在踞湖山百福字圩看中了一块地，买了下来，准备安葬先人的坟墓，其后，叶绍袁多次到踞湖山，规划坟地，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叶燮随父亲等人到踞湖山百福字圩，将祖父祖母的坟安葬好，并迁入其它先人的坟。在出家流亡离开太湖往浙江前，叶燮还曾到祖先的坟上扫墓。在横山隐居，既可以为先人守坟尽自己的孝心，又能躲避清廷的追捕，且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读书，此举是一石三鸟，横山，自然成为叶燮隐居的首选之地。 况且，当时叶燮的长兄世佺、四兄世侗、七弟世倕都在横山附近的邓尉、支硎等地避难、就医，也需要叶燮的照料，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叶燮在横山隐居下来。 隐居于横山的叶燮，在横山一住二十多年，除了出门游历坐馆之外，几乎闭门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读书上，博览古今典籍，参悟学理与佛理。

叶燮的婚礼于流亡途中的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十八日在嘉善的岳父家举行。在那段流离失所的日子里，为了照顾疾病缠身的父亲和兄弟，在岳父家住了不到二十天，叶燮便不得不与新婚的妻子垂泪泣别。在横山住下来后，叶燮把妻儿接到横山，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自食其力，在住所边上开垦出小块土地，种上稻米、蔬果，还植花种草调节贫困的生活。 为了生计的需要，叶燮有时还得离开横山。旧时的文人谋生的方式以当私塾的老师为主，称为坐馆。叶燮也是如此，叶燮少负才名，在江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请叶燮前去坐馆的人家很多，叶燮前后曾在苏州本地以及浙江的海盐、石门等地做过多年的坐馆先生。

在做坐馆先生那些年中，叶燮在教小孩子读书之余，还有机会同当地一些少年文士相交往，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清初文坛的知名人物或者地方上的大吏要员。他们以文章声气相应求，文人的交往常以酒助兴，所谓诗酒唱和，叶燮与这些少年文士的交往亦常常约为诗文酒会，叶燮的雄辩阔论，精辟独到的见解，下笔千言立就的敏捷才思，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俨然有精神领袖的风采。而这种交往中建立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人生的暮年，几十年过后，名士劳之辨（康熙三年进士）回忆当初与叶燮的交往时说：“予甫事操觚，追随于…诸君末，大率少壮习气，未尽除去”。当初叶燮等人的意气风发由此可见一斑，劳之辨又说，“其议论兼读其古文辞，学海才澜，随手涌出，予信其必以文章名世”。 叶燮坐馆时与文人的交往，以及南来北往的匆匆奔走，开阔了思维的视野，文友交往时思想碰撞的火花，都为叶燮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

而叶燮自己对这一时期的坐馆生活却很不满意，这不是自己愿意选择，而是为了生计的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叶燮把自己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分别结集为《奔鲋集》和《炊饭集》，正是表达了这种思想。鲋是鲫鱼的古称，奔鲋即是为了觅食而奔波的鱼，炊饭的意思也差不多，说明了无奈、艰苦却还要去做的意思。因而，这两部书稿中的大部分作品，叶燮晚年在编《己畦诗文集》时多删弃没有选用，仅存的部分作品也散见在其他人回忆、追悼叶燮的诗文中。

清朝初年，为了巩固和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特别是抗清运动声势浩大的江南地区，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残酷镇压抗清运动，包括进行文化控制，制造了“明史案”等惨案，一方面又使用怀柔手段，笼络江南的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大量录用江南的知识分子，尤其苏州，清初的科举考试中，出了许多状元（当然还有大量进士），状元和进士的数量超过全国其它地方。 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步稳固，复明已经成为不可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胸怀大志的叶燮重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选择，决定走科举出仕的道路，做一番人生的大事业。

早在少年时期，为了应试科举，叶燮就学习过应制的诗文写作，青年以后，社会时局的变迁，生活境遇的变化，使叶燮在诗文创作时喜欢“六朝骈丽指事属辞饾饤藻馈”一类的作品，即诗文中堆砌华丽的词藻，也学习长于表达情感的长短句（即词）的写作，这些写作，是叶燮在特定条件下的游戏之作，晚年时，叶燮把此类作品尽行砍去，一首不留。 科举应试，主要是写策论之类的文章。叶燮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等典章时，把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写成策论式的文章，一则是练习应试的技巧，一则是记录自己读书的所思所得，这些策论文章中的部分精品，后来收入《己畦文集》。收入文集的这些策论，一方面继承了“文以载道”说，一方面又能直抒胸臆，争是非而不争工拙，文章议论风发，语言雄辨，很有气势，构思新颖，立论大胆，层次清晰，步步深入，极富感情色彩，而最突出的特点是能不因袭前人，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却又非故作怪语的翻案文章，如《诸葛孔明论》《李泌论》等。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以实践来检验功过是非，在层层推进的论述中，认为诸葛亮并非历来所论的“智”与“义”，李泌则才是当之无愧的“社稷之臣”，此论力排众议、不同凡响。经过精心的准备，叶燮在科举考试中一路顺风满帆，康熙五年（1666年）在浙江乡试中中举人，康熙九年取进士。

进士归来，叶燮的知名度比以前更高了，趁着尚未被选派官职，叶燮到安徽黄山等地游览，抒发豪兴。黄山的雄奇险绝、变化万端，其气象之阔大，让叶燮感慨不已，他在黄山住了十多天，反反复复地体味揣摸黄山的精神和韵味，但没有写一首诗，在古稀之年追忆当年游黄山时，依然为黄山的博大精深所感怀，觉得难以提笔作诗。

宝应古称安宜，秦时属东阳郡，唐代天宝年间，尼姑真如于安宜得到八样宝物献给肃宗，朝廷目为祥瑞，即将安宜改为宝应，隶属扬州府，沿习至今。 康熙十四年（1675年），四十九岁的叶燮怀着为国为民干点有益事业的理想，出任宝应知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叶燮到任之时，宝应县境满目疮夷，百废待兴，而民怨沸腾充塞于道，叶燮接任之时，立即着手整顿吏治，兴修水利驱除水患。宝应县境东北有一射阳湖，是当地的大湖泊。前任孙蕙在任时，射阳湖发生一起杀人劫案，迁延日久，未获真盗，孙蕙急于破案，竟轻信其心腹奸吏祥的捏辞，将射阳湖无辜渔民四十六人，指为盗匪团伙，骈斩结案。叶燮到任后，当地渔民纷纷告状诉说怨情，叶燮展开周密的调查，详察灾情，在查清事实真相后，严惩凶犯，为被杀的无辜渔民恢复名誉，加以抚恤，终使怨案云开雾散，并将奸吏祥驱逐出境，赢得当地百姓的拍手叫好。面对当时连年水患，那些高官们只知墨守成规，却不懂因势制宜的治水方法，徒扰百姓而于患无补。康熙十五年，淮（河）黄（河）并溢，山阳钓鱼台，宝应高家堰，高邮清水潭一时并决，河水泛滥，声如雷霆，道路村庄全被冲垮，百姓呼号连天，景状十分惨烈。叶燮征督民夫抢修堤防，对老弱病残的贫户一律免派，而对那些“公然脱籍簿”，依然灯红酒绿的豪绅富户却概不豁免。叶燮审时度势，根据地理状况采用合理的方法加紧抢修，叶燮亲自参加抢修河堤的劳动，与民工同吃同住，经过三个月的奋力抢救，宝应东西六十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缓解了水灾造成的损失，虽然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却也得罪了那些豪门富户、缙绅之家。水灾刚过，洪水尚未退尽，当道监司即令申报涸田，以便恢复征赋。当道派出使者查勘，厉声呵斥：居然目中无官，而不报涸田。叶燮陪同使者同去查看，待看到实情以后，使者也只得同情地叹息而去。兴修水利恢复生产都需要钱，以前，宝应地丁岁入了万余两，驿站额支一万余两，到叶燮时，地丁岁入仅一千七百余两，且须按月提解，无可挪移，驿站额支减为四百余两，不啻杯水车薪，应付往来信使犹嫌不足。而“三藩”军兴以来，军器、粮草等运输使费，皆须地方垫支，虽可报销拔补，也大多是一纸空文，叶燮多次呈文催拔，自然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强拔补，也是大打折扣。叶燮面临财政空虚，而家无余资的情况，只得私人举债，以应驿政急需（后来还有人到横山向叶燮讨债）。其实，叶燮并非没有钱路。当时宝应有“万乡绅之盗案”等三大狱，说情者，仇陷者，络绎不绝。若以此据为奇货，攫取万金可说轻而易举，叶燮却丝毫不为所动，秉公执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洁为当地百姓所拥护。

作为诗人的叶燮，在繁忙的公务政事之隙，不满官场的黑暗腐败，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的社会现状，一腔悲愤之情溢于笔端，写下了反映宝应民生疾苦的《纪事杂诗十二首》，悉系发自肺腑之言，堪为史诗。《御马来》写讨伐“三藩叛乱”时，骑兵过境，先遣一骑冲风而来，“手持大府贴，御马到头行”，索要军需粮草限时刻日，军帖告诫：“毋轻身与名”，连县官吏役都战战兢兢，何况百姓。清廷为恩赏讨叛将士，特自内库关发饷银，由京解送前线，称为“帑金”，《帑金递》纪述，所过州县，要确保其安全，且须备足民夫到站倒换，“夕到朝送发，斯须勿停徂”，而宝应当时“邑小剩残黎”，应募的人虽勉强挨达前州，却“道死十三躯”，尸体运回，家人哭声动野。

反映宝应水患的《荷锸夫》记一位荷锸持畚、挑土筑堤的老翁，“皮骨抛酸楚”，“肠饥转鸣鼓”，相反豪门巨户却“占籍酣歌舞”。《采柳谣》描述水患时的扰民，当时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采东乡，今年采西乡，东西两乡柳，采之尽斧戕”，以致“境内一望空”，而这些“投之沧渊中，飘如马脱僵”。《衙前钟》等抨击上官、令史和大差们，不顾人民疾苦，索要“牺牲酒醴罗，玉帛交横陈”的供应，尤其是频繁的大役，搞得人诚惶诚恐，闻“钟”丧胆，惟恐“抗拂立粉齑”。

叶燮的这些诗稿在宝应的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一批正直的文人为知县的人品、文品所感动，不约而同地汇集起来，用诗人的敏感和率真，写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且追随在叶燮身边，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和叶燮结成了真挚的友谊，并这种友谊保持、发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终老。这些人中有称为宝应二杰的王筑夫、陶 （及其子文虎），宝应状元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当时还是青年），翰林侍读乔莱及其子崇烈等。乔莱，号石林，康熙六年进士，后举博学鸿词，升至翰林侍读，至今宝应仍存其私家园林纵棹园。乔莱与王式丹在叶燮晚年曾多次到横山探望叶燮，留下不少诗作。乔莱归隐后在故居（后改名亏园）筑乐志堂，请叶燮作《乐志堂记》，那时叶燮已六十四岁。 后来，宝应的诗人还邀叶燮重至宝应，并由叶燮撰《宝应重修六事亭碑记》。宝应又有别称白田，后来，宝应的诗人将叶燮在宝应时所作的《记事杂诗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和后来重至宝应所作的诗与当地诗人的作品，分别编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风雅》等集子。这一时期是清初宝应诗人最活跃的时期，极一时风雅之盛，史称白田风雅。

尽管叶燮在宝应清廉自守、政绩斐然，得到人民的爱戴，却也不免要得罪一些人。先是叶燮的前任知县孙蕙（字树百，山东淄川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八年至十四年宝应知县），孙蕙因礼聘同乡蒲松龄为幕宾得风雅之名，蒲松龄因不满其工于权术、贪婪无厌，不到一年即辞他而去。叶燮晋京谒选时，已升任户部给事中的孙蕙将心腹祥（见上二篇）相托。叶燮平反射阳湖冤案并作成《湖天霜》一诗记述，还将祥驱逐，孙蕙知道后对叶燮种下刻骨仇恨，务求置之于死地，以杜草菅人命之纠弹。

接着叶燮同榜进士江西李振裕（其父在明末任光禄寺少卿，降清后任兵部侍郎）在吴三桂举兵攻略江西时，以其父曾流寓宝应与邑中李姓相契，遂举家东迁，抵宝应之日，向叶燮索马夫一百名，叶燮以额例为辞，李振裕却迳命驿站夫头，如数派往其家。是日，适总河都御史巡河至宝应，需差役却无人承应，叶燮询问驿差，回答说往李翰林家供役了。叶燮责备夫头，引起李振裕恼怒，派健仆二三十人，持刀挟矢，震噪公堂，锁去衙役五人至其家，鞭打几死，叶燮前去理论，李非但不认错，反而恶语相向，并忌恨在心。后来，李升至户部尚书。

还有江都张问达，听信捕风捉影之辞，昂然向叶燮勒馈千金，遭到拒绝，竟鼓动淮扬间的邑绅大户共同寻找叶燮的毛病，一时流言四起。加上过往宝应的各级官吏都未能从叶燮那里索要到财物，对叶燮也多有指责。于是，缙绅大户讧于下，藩司河道责于上，往来官员怨于朝，叶燮以一区区县令，自然挡不住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况其中又有两位声势煊赫的京官，终不免以“该官庸懦成性，河漕绎站，百事废弛”的空洞罪名罢官而去。罢官之后去向何处，叶燮在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无论梦断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复不作。”即分湖是不回去了，那么，能去的，看来也只有曾经隐居过二十多年的横山了。

叶燮离开时，两袖清风穷得连赶路的盘缠也没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宝应的父老乡亲获悉之后，凑钱为叶燮置备行装，买船送叶燮离开，送了一程又一程、让叶燮非常的感动，挥笔写下《赠行碑》一诗。多年后重至宝应时仍有“赢得长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马频嘶”的欣慰。罢官之后的叶燮，深知以自己的个性无法在当时的官场立足，因而绝意仕进，在离开宝应回横山前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既已在世外，宦游永断”，萌发出放浪山川之志，在同一封信中说“瓢笠之念已居六七”。 叶燮回到横山安顿好家眷之后，带上简易的行李，开始了名山大川之行。叶燮的此番游历，不同于一般的游山玩水，既为了消遣胸中的郁闷，领略山川风情，也由于生活的贫困，可以通过知交的朋友，略略得到一些经济的资助，同时增加生活历练，丰富人生体悟。

叶燮先后东到泰山，登临泰山绝顶，西至嵩山、华山，南游闽粤历雁荡山、罗浮山直到南海之滨。祖国的壮丽河山，既给他以美的享受，又使他开阔视野，拓展心胸，跳出一己之荣辱得矢的考虑，提高了思想情趣，愈加热爱生活。游历中，有机会更多地接触下层人民，增加了生活阅历，极大地丰富了诗文创作的题材。这一时期，是叶燮诗歌创作的多产期，除了和友朋之间的唱酬外，更多的是感悟山水的心得以及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甘苦的纪实之作，这些诗作很快流传开来，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游历中，叶燮有机会广泛接触全国各地文化学术界的一些名流。年轻时代的旧交不少已成为当时名士，如曹溶（秋岳，浙派词开创者）、吴之振（孟举，宋诗派先导）等，还结识了一些新朋，象写戏剧《桃花扇》的孔尚任、张玉书（翰林学士、尚书）、朱彝尊（竹坨，浙派诗人饮袖）、梁佩兰（药亭，岭南三大家之一），以及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渔洋）等人，朋友间的讨论切磋，批评辨驳，使叶燮对当时诗坛现状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诗坛流弊觉得有必要加以矫正，这一切，初步触动了叶燮《原诗》创作的想法。

王士禛对叶燮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诗古文镕铸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卓尔孤立，不随时势为转移，然后可语斯言之立”。这一次的诗意游历，对叶燮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叶燮十分重视行万里路的游历，每有机会，必欣欣然出行。在《将远游奉别诸同人》一诗的序中，叶燮写道：“余生平好名山水如同饥渴，岱宗嵩少匡庐黄山，曾陟焉而得其胜，独未登太华、峨眉为憾。今年已七十，倘复迁延不往，其不为终生疚乎？决于今春奋然出门，以毕此愿。……余此行原决不望生还，……倘获长逝于削成万仞雪岭天半、丹崖翠壁、古刹（佛塔）名蓝（即寺院）之间，便当埋此，题一碣曰：‘有吴横山人叶子之墓。’斯愿长毕矣”。

七十六岁那年，叶燮还为没有到过近在百里的绍兴五泄而遗憾，决计前往，游玩回来后隔年秋天，就在横山病逝。

叶燮在游学过程中，对当时诗坛盛行的刻板的摹拟和复古之风十分不满，为了宣扬自己的诗歌理想，回到横山后，叶燮在住所辟出房屋，招收学生，设馆授徒，系统教授自己的诗学观点，讲解诗歌理论，指导诗歌创作。在教学中，叶燮以杜甫、韩愈和苏轼三家的诗作为教材，叶燮认为这三家都体现了创新和求变，是影响其后诗风的代表人物。三家中，叶燮最推崇杜甫，除了感怀其身世遭际和史诗般的纪实风格，更重要的是杜诗中的创新，叶燮认为杜甫的诗包源流、综正变，前人诗歌的优秀品质，“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为前人之诗也”。

叶燮以杜甫为楷模，学习大师们创作的“自命处”，根据具体实事，自抒胸臆，因情而文。叶燮对自己的诗歌创作颇自负，对学生们训诲说：“我诗于酬答往还或小小赋物，了无异人。若登临凭吊，包纳古今，遭谗遇变，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与众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虽前贤在侧，未敢多让。” 当时从叶燮学诗的人很多，其中沈德潜、叶长扬、张锡祚、薛雪等后来都成为一时名士。

张锡祚（1672-1724，又名永夫），木渎人，生活贫苦，为人高洁，气节高尚，诗才横溢，后来穷饿而死，其墓葬灵岩山下（即再来人墓）。

薛雪（1861-1770），字生白，号“一瓢”，清通医学，与当时名医叶天士齐名，有《一瓢诗话》等作品传世，论诗继承叶燮的主张。

叶燮的学生中，成就与影响最大的要数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

沈德潜少有才学，大器晚成，六十七岁才中进士，翰林院编修，授尚书衔，得到乾隆皇帝赏识，称为“江南老名士”，特许沈建立生祠，亲书“诗坛耆硕”之匾，死时，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沈德潜著作等身，其诗学著作《说诗晬语》，大多引叶燮的观点，就是不曾明言是叶燮的言论，亦多暗袭叶燮的说教。《说诗晬语》不成系统，但其地位使其影响比叶燮要大，也使叶燮的思想得到广为传播。

沈德潜后被尊为“乾嘉诗坛托塔天王”，连叶燮的对手汪琬也不得不感叹“横山门下，尚有诗人”。

叶燮的学生中还有侄子叶舒崇（四兄四侗之子），舒崇九岁丧父，由叶燮抚养长大，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官中书舍人，但舒崇也不幸早夭，死时仅三十多岁。舒崇得叶燮亲授，才名享誉文坛，与叶燮并称，有“大阮小阮”之目，其流虹桥（位于松陵镇）轶事在文坛传为佳话，王士禛、朱彝尊等人均有诗词以记。

《原诗》原附刊《己畦集》中，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后收入《昭代丛书》和《清诗话》中，合为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新校注本（与《一瓢诗话》《说诗晬语》合刊），以《清诗话》本为底本，校以《己畦集》本，仍分4卷；内篇上下分卷，据文意略有调整。内篇为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论源流正变，即诗的发展；下卷论法度能事，即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己畦集》中尚有《与友人论文书》等文学论文，宗旨与《原诗》略同，内容亦不出以上三个方面。

叶燮认为：“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变之中有不变者在：本于六经之道，合乎温柔敦厚之旨，雅而不可涉于俗，这些是不能变的。”所以体现这些原则的最高典范《诗经》与杜甫诗也是“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的。因此，叶燮既主张文学的进化，说“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又反对文学的质变，斥骂“叛于道、戾于经”者为“反古之愚贱”。出于这种观点，他要求作诗者这样处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先学习古人，“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久之，“又能去古人之面目”，而“卓然自命”。

叶燮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则自然之法立，诗之能事毕矣”。因而对于格律、声调、起伏、照应之类，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要求神明变化，使合乎反映理、事、情的需要。“理、事、情”三者，叶燮强调“理”，认为“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所以“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才、胆、识、力”四者，叶燮强调“识”，认为“识为体，而才为用”，“识明则胆张”，无“识”而有“才、胆、力”便会背理叛道，成为风雅之罪人。他还声称：“理、事、情”虽为“在物之三”，但“备物者莫大于天地，而天地备于六经；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故反映“理、事、情”均需“适于道”。这套以“才、胆、识、力”反映“理、事、情”的理论，是叶燮在文学理论上的主要创造，他曾数次以此为《原诗》和自己文学理论的宗旨。

叶燮提出：“当争是非，不当争工拙”，“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则工拙定。”但他之所谓“是”，又以“适于道”为最高标准。由此出发，他重质轻文，说体格、声调等等仅是诗的“文”，必有“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以为其质”，故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而以识充其才，则质具而骨立”；重自然而轻人工，认为“自然之理不论工拙，随在而有，不斧不凿”，起、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反对片面追求陈熟或者生新，认为二者均属无本，指出陈熟、生新以及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等等“对待之两端”，均“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若能“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不可也”。

叶燮的诗论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以及辩证法思想，他实际上试图把文学创作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并试图解决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但他未能把一般哲学原则融入诗的特殊规律中去，所以有的观点不够贴切，如以“在我”的才、胆、识、力反映“在物”的理、事、情之论。同时他又坚持正统儒家立场，所以仍以合于六经之道为文学的最高原则，且最终倒向了以理摄物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否定破旧立新的折衷主义。他的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清代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叶燮的诗论原为纠正明代前、后七子和公安派这两种对立倾向而发。因此在破除正统封建观念、促进文学质的革新方面虽嫌不足，但在总结历史经验、帮助正统文学继续延展方面却颇多可取见解，尤以对前、后七子拘泥体格、声调的批判最为精彩。他的《原诗》也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

叶燮的诗论对沈德潜、薛雪有一定影响，但沈、薛均未能进一步发挥叶燮的进步观点，沈德潜则反而发展了叶燮的落后观点，实际上已另立宗旨，别为一派。

清朝叶燮以诗论著称于时，其《原诗》以见识拔群、持论系统而赢得生前身后名。他于康熙九年高中进士，康熙十四年，“委任”为江苏宝应县“县长”，为政清廉，民本观念甚强。袖清而心向民者，向来都是为政界“显规则”之大颂，却是官场“潜规则”之大忌，在官场潜规则中，清廉，意味着无银襾奉上；民本，也意味着没心思奉上；有此两端，无以立政界，所以叶燮当“县长”不足两年，“一届”都没干完，即被罢官了。

罢官后，叶燮定居江南吴县之横山，绝意仕进，专意教授生徒，时人呼其为横山先生，他修了一座茅房，起陋室名为“二弃”，源自南宋诗人鲍照之诗“寂寞身世两相弃”，叶燮父亲早死，被父所弃；又被机构开除，为君所弃，所以叫做“二弃”。做了“弃儿”，生活堪怜，晚年常常是缸中无米，柜中无菜，只得以野菜充饥，多以学问换饭酒，若有人家请他去开坛设讲，他乐意前往，条件是“桌子上冒热气”，得管一餐饭，还得有酒；但叶燮讲学，多“看人下碟”，富贵而冒充风雅者，给的出场费再高，讲课费再厚，他也不愿意上这样的“百家讲坛”：“吾忍饥诵经，岂不知屠沽儿有酒食尔？”屠沽儿不仅有酒食，而且请叶燮这样的名人来讲课，一堂课就可以有好几万“小意思”的啊，叶燮却不去，不要，宁可“忍饥诵经”。屠沽儿詈之为酸腐，叶燮自谓为知识分子的清操。

叶燮在横山开办了一所自支自收的“民办学校”，虽然没有政府扶持，学校开办得倒也生气勃勃，一时，后生俊彦，奔趋门下，不乏卓然大家者，如沈德潜，如张玉书，纳天下英才而育之，其成就感应该不输当官吧。但在横山不远之处的尧峰山下，另有一人也开办了一所“民办高校”，此人名汪琬，也是清朝一大家，其名气其时在叶燮之上，汪琬也是从政府里退下来的，这个汪琬，写起诗来温文尔雅，性格却比较卞急，喜欢骂人，与其持论不一致者，他就跳起来相骂，一骂，就不留情面，非得争个耳红脖子粗不可，“议论大声，颊发赤，目光炯炯，诗文小得失，必面批折人。”他与当时的于成龙几乎要打起来了，于成龙曾经讽刺汪琬，说他有次登泰山，想拉屎，忍住不拉，要等下山四十里，才“遂于碉畔溺矣，而泰山，不加秽也。”拉屎要拉到汪琬所在之地，气得性格暴躁的汪琬“跳跃谩骂，几至攘臂。”另有名宋琬者，本与汪琬相好，但因观点不同，汪琬就不再与之相往来，并以与名而同字为耻：“吾乃与此人同名。”

碰上了这一主儿，自然有好看。叶燮与汪琬，也就远交而近攻。他两冤家，当年关系挺好的，有年，朝廷要开科举了，叶燮对汪琬说，我们两个去考，非高中不可的，我们是去还是不去呢？“我二人在所必举，将应举乎，抑不应举乎？”汪琬说，咱们都不去吧。叶燮信以为真，没想到这个汪琬，用这法子除掉了一个“竞争对手”，他一人去考了，一考就中了，把叶燮给出卖了。曾有这样的过节，现在又一山二虎，两人有“生源之争”，还不闹得个不亦乐乎？汪琬招收了数百学生，学校里书声琅琅，叶燮哪里也是“远近从学者亦负笈踵来，馆为之满”。其实此时，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倒不是特别计较了，其分歧主要是政见不同，持论不一，于是两人就互相攻讦，并且发动学生各自组织阵营，大打笔仗，横山与尧峰，双峰对峙，各自拉了队伍扔板砖，那景致自然格外壮观。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汪琬与叶燮，各有所长，论搞文学创作；叶不如汪，论搞文艺理论，汪不如叶。两人“骂架”，当然属于搞理论的事情了，所以，这种论争，叶燮占了上风，叶燮把汪琬的集子全部拿来，逐字逐句“捉虫子”，一行一段“找岔子”，从错别字到病句，从知识引用到逻辑推理，从文章做法到立论根据，一一给批驳，全方位给挑刺，又从整体上做了一个“文学批评概论”，专门形成了一本书，叫做《汪文指谬》，把汪琬端上台面抛到桌面来“斗垮斗臭”，出其大丑。

汪叶这两个文坛学界重量级人物的论争，在大清一代，热闹有余，瘴气也有余，除了各自指陈知识性硬伤之外，其它方面更多的是为了争论而争论，甚而在某些方面，两人的观点本来一致，但为了不屑与对方为伍，也就你做正方，我偏做反方，其情形类同于“电视辩论”。当然，两人在论争中也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也多有自己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叶燮，为此专门出了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一种治学成果。

但是，叶燮把这成果给自毁了。汪琬死后，叶燮把那本《汪文指谬》收拢来，一把火给点着了，其弟子甚是不解，叶燮说：“吾向不满汪氏文，亦为其名太高，意气太盛，故麻列其失，非为汪氏学竟谬戾于圣人也。今汪殁，吾少一诤友矣。”叶燮怨怪汪氏多意气，其实也是自责的，他并不把汪琬当诋毁自己人格的对手，而是把他当砥砺自己思想的推手。

文人相轻，是个老毛病了，许多文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冲突，也不是其“学谬戾于圣人”，只是见不得“其名太高”，所以也就常常意气太盛，互相谩骂，到死都不相往来，一见其死，或者遭难，就欢欣雀跃，幸灾乐祸。汪叶之争，不能说他俩没染文人相轻的习气，但是，他俩还没至于文人相敌。叶燮焚书，谈不上文人的道德高标，却也没触及文人的人格底线，不是文人的好榜样，却也是文人中好样的。

当是时，海内以诗名者推士祯，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兴叶燮，字星期，其论文亦与琬不合，往复论难，互讥嘲焉。及琬殁，慨然曰：“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燮父绍袁，明进士，官工部主事，国亡后为僧。燮生四岁，授以楚辞，即成诵。康熙九年进士，选授宝应令。值三藩乱，又岁饥，民不堪苦。累以伉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职。时嘉定知县陆陇其亦被劾，燮以与陇其同罢为幸。性喜山水，纵游宇内名胜几遍。年七十六，犹以会稽、五泄近在数百里独未游为憾。复裹粮往，归遂疾。逾年卒。寓吴时，以吴中论诗多猎范、陆皮毛，而遗其实，著原诗内外篇，力破其非。吴士始而訾謷，久乃更从其说。著已畦诗文集。士祯谓其镕铸往昔，独立起衰。

【迎春】

律转鸿钧佳气同，肩摩毂击乐融融。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