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古文，是韩文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文中观点鲜明，有破有立，引证今古，从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层层剖析，驳斥佛老之非，论述儒学之是，归结到恢复古道、尊崇儒学的宗旨，是唐代古文的杰作。“原道”,即探求道之本。韩愈认定道的本原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他以继承道统、恢复儒道为己任，排斥“佛老”，抨击藩镇割据，要求加强君主集权，以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

原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1，由是而之焉之谓道2，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3，孑孑为义4，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5，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6；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7。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8，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9。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10，今之为民者六11。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12。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13。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14，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15。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16。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17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18，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19，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20。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21。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22：“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23：“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24，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25，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6。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27。”《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28”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29？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30，庙焉而人鬼飨31。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32，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33，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34。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35。其亦庶乎其可也36！”

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现“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路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和义是意义确定的名词，道和德是意义不确定的名词，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而德有吉德和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诋毁仁义，而是由于他的观念狭小。好比坐在井里看天的人，说天很小，其实天并不小。老子把小恩小惠认为仁，把谨小慎微认为义，他轻视仁义就是很自然的了。老子所说的道，是把他观念里的道当作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观念里的德当作德，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都是结合仁和义说的，是天下的公论。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抛开了仁和义说的，只是他一个人的说法。

自从周道衰落，孔子去世以后，秦始皇焚烧诗书，黄老学说盛行于汉代，佛教盛行于晋、魏、梁、隋之间。那时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入杨朱学派，就归入墨翟学派；不归入道学，就归入佛学。归入了那一家，必然轻视另外一家。尊崇所归入的学派，就贬低所反对的学派；依附归入的学派，就污蔑反对的学派。唉！后世的人想知道仁义道德的学说，到底听从谁的呢？道家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学生。”佛家也说：“孔子是我们老师的学生。”研究孔学的人，听惯了他们的话，乐于接受他们的荒诞言论而轻视自己，也说“我们的老师曾向他们学习”这一类话。不仅在口头说，而且又把它写在书上。唉！后世的人即使要想知道关于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该向谁去请教呢？

人们喜欢听怪诞的言论真是太过份了！他们不探求事情的起源，不考察事情的结果，只喜欢听怪诞的言论。古代的人民只有四类，今天的人民有了六类。古代负有教育人民的任务的，只占四类中的一类，今天却有三类。务农的一家，要供应六家的粮食；务工的一家，要供应六家的器用；经商的一家，依靠他服务的有六家。又怎么能使人民不因穷困而去偷盗呢？

古时候，人民的灾害很多。有圣人出来，才教给人民以相生相养的生活方法，做他们的君王或老师。驱走那些蛇虫禽兽，把人们安顿在中原。天冷就教他们做衣裳，饿了就教他们种庄稼。栖息在树木上容易掉下来，住在洞穴里容易生病，于是就教导他们建造房屋。又教导他们做工匠，供应人民的生活用具；教导他们经营商业，调剂货物有无；发明医药，以拯救那些短命而死的人；制定葬埋祭祀的制度，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恩爱感情；制定礼节，以分别尊卑秩序；制作音乐，以宣泄人们心中的郁闷；制定政令，以督促那些怠惰懒散的人；制定刑罚，以铲除那些强暴之徒。因为有人弄虚作假，于是又制作符节、印玺、斗斛、秤尺，作为凭信。因为有争夺抢劫的事，于是设置了城池、盔甲、兵器来守卫家国。总之，灾害来了就设法防备；祸患将要发生，就及早预防。如今道家却说：“如果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只要砸烂斗斛、折断秤尺，人民就不会争夺了。”唉！这都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话罢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没有羽毛鳞甲以适应严寒酷暑，也没有强硬的爪牙来夺取食物。

因此说，君王，是发布命令的；臣子，是执行君王的命令并且实施到百姓身上的；百姓，是生产粮食、丝麻，制作器物，交流商品，来供奉在上统治的人的。君王不发布命令，就丧失了作为君王的权力；臣子不执行君王的命令并且实施到百姓身上，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职责；百姓不生产粮食、丝麻、制作器物、交流商品来供应在上统治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如今佛家却说，一定要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消除你们的父子关系，禁止你们相生相养的办法，以便追求那些所谓清净寂灭的境界。唉呀！他们也幸而出生在三代之后，没有被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所贬斥。他们又不幸而没有出生在三代以前，没有受到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的教导。

五帝与三王，他们的名号虽然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是相同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这些事情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同样是人类的智慧。如今道家却说：“为什么不实行远古的无为而治呢？”这就好象怪人们在冬天穿皮衣：“为什么你不穿简便的葛衣呢”或者怪人们饿了要吃饭：“为什么不光喝水，岂不简单得多！”《礼记》说：“在古代，想要发扬他的光辉道德于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他的国家，一定要先整顿好他的家庭；要整顿好他的家庭，必须先进行自身的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必须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必须先使自己具有诚意。”可见古人所谓正心和诚意，都是为了要有所作为。如今那些修心养性的人，却想抛开天下国家，灭绝天性，做儿子的不把他的父亲当作父亲，做臣子的不把他的君上当作君上，做百姓的不做他们该做的事。孔子作《春秋》，对于采用夷狄礼俗的诸侯，就把他们列入夷狄；对于采用中原礼俗的诸侯，就承认他们是中国人。《论语》说：“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国的没有君主。”《诗经》说：“夷狄应当攻击，荆舒应当惩罚。”如今，却尊崇夷礼之法，把它抬高到先王的政教之上，那么我们不是全都要沦为夷狄了？

我所谓先王的政教，是什么呢？就是博爱即称之为仁，合乎仁的行为即称为义。从仁义再向前进就是道。自身具有而不依赖外界的叫做德。讲仁义道德的书有《诗经》、《尚书》、《易经》和《春秋》。体现仁义道德的法式就是礼仪、音乐、刑法、政令。它们教育的人民是士、农、工、商，它们的伦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们的衣服是麻布丝绸，它们的居处是房屋，它们的食物是粮食、瓜果、蔬菜、鱼肉。它们作为理论是很容易明白的，它们作为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所以，用它们来教育自己，就能和顺吉祥；用它们来对待别人，就能做到博爱公正；用它们来修养内心，就能平和而宁静；用它们来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不适当的地方。因此，人活着就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死了就是结束了自然的常态。祭天则天神降临，祭祖则祖先的灵魂来享用。有人问：“你这个道，是什么道呀？”我说：“这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刚才所说的道家和佛家的道。这个道是从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没有继承的人。只有荀卿和扬雄，从中选取过一些但选得不精，论述过一些但并不全面。从周公以上，继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所以儒道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继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们的学说能够流传。那么，怎么办才能使儒道获得实行呢？我以为：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传；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须把和尚、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佛经道书，把佛寺、道观变成平民的住宅。发扬先王之道作为治理天下的标准，使鳏寡孤独、残疾以及长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这样做大约也就可以了！

隋唐时佛教盛行，儒学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日渐衰微。韩愈在政治上排斥佛教的同时，又作此文，以维护儒学的基本观念，扫除佛教的思想影响。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程颐：“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二程语录》卷一）“韩退之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此言却好。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只如《原道》一篇极好。退之每有一两处搏得亲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搏也。”（《二程语录》卷十二）

范温：“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原道》以仁义布意，而道德从之，故老子舍仁义，则非所谓道德；继承异端之汨正，继叙古之圣人不得不用仁义也如此，继叙佛、老之舍仁义，则不足以治下天也如彼；反复皆数叠，而复结之以‘先王之教’，终之以‘人其人，火其书’，必以是禁止而后可以行仁义，于是乎成篇。”（《潜溪诗眼》）

方孝孺：“退之之文言圣人之道者，舍《原道》无称焉。”（《答王秀才书》）

茅坤：“辟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远流洪，最难鉴定；兼之其笔下变化诡谲，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时论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退之一生辟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说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盖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学，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说。”（《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卷九）

吴楚材、吴调侯：“孔孟没，大道废，异端炽，千有余年，而后得《原道》之书辞而辟之。理则布帛菽粟，气则山走海飞，发先儒所示发，为后学之阶梯，是大有功名教之文。”（《古文观止》卷七）

何焯：“安溪云：‘韩子言道，其论仁义之意甚美，其角氐佛老，所谓争四代之惑，比于距杨、墨之功者也。或谓终篇无及释氏者，意退之未读其书，不知其瑕衅之所在。’此可谓轻指古人，不自知其肤略者欤？夫道之裂也，必有一人始为邪诞，然后尤者得以继焉。杨、墨非老氏比也，而皆窃乎老氏之意。及佛之人，自谓超然尚矣，识者审其根实，究其崇长增高之伪，又以为与老源流表里而大注意以夸虚，是故孟子专攻杨墨，障其流也；退之则源之务塞，而为道德仁义之说自老氏杂也，然后杨、墨肆行，佛乃晚出而承其敝。且谓不及释氏者，彼谓清静寂灭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书有之欤？三代之下，为夷狄之人，老氏当之欤？吾则曰：其所谓蔑礼乐弄政者，老氏也；弃君臣父子者，佛氏也。又申其说以为蔑礼乐弄政者，为太古之无者也；弃群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者也。韩之时，佛之祸烈，故悲其不遇列圣而生于夷狄之邦，哀后王之不能黜之正之，而反使加于先王之教之上。老子言皮淫之始，而释氏邪遁之穷，其言之盖有序矣。”（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一《昌黎集》）

沈德潜：“本布帛菽粟之理，发日星河岳之文。振笔直书，忽擒忽纵，熏之醇粹，运以贾之雄奇，为《孟子》七篇后第一篇大文字。”（《评注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卷一）

蔡世远：“其文词则如贾长沙《治安策》，而出之以变化；其论学术治术，则如董江都《贤良策》，而更写之以明畅。三代以下，能有几篇文字？……公自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空’，熟读此篇自见。”（《古文雅正》评论卷八）

过珙：“浑浩流转，傲岸不群，可与子舆氏若干卷书并勒不配。”（《古文评注》评语卷六）

余诚：“予则极爱其文之细针密线，重裹叠包，全以大气盘旋，能使辟佛老以原道之意曲折条畅，后学洵不可不读，而尤不可浪读。”（《古文释义新编》卷七）

蔡铸：“《昌黎集》此为开宗第一篇文字也。《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许氏笺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诸篇，史氏谓其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诚哉是言。黄山谷曰：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以此概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赠韦见素》诗，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屋，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大约此篇前段推究本原仁义道德之说，以求其端；后六段指斥其诞妄（攵）弃为生民之害，以讯其末，却暗藏枢轴于中间。”（《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卷六）

林纾：“读昌黎《五原》篇，语至平易。然而能必传者，有见道之能，复能以文述其所能者也。昌黎于《原道》一篇，疏（氵睿）如导壅，发明如烛暗，理足于中。造语复衷之法律，俾学者循其图轨而进，即可因文以见道。黄山谷曰：‘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昌黎平生好弄神通，独于《五原》篇，沉实朴老，使学者有途轨可寻。故《原道》一篇，反复伸明，必大畅其所蓄而后止。”（《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吴闿生：“凡为文之道，庄言正论，难于出色争胜，独退之此文为例外，由其盛气驱迈磅礴，而不可御也。”（《古文范》评语卷三）

钱基博：“韩愈《原道》，理瘠而文则豪。王阳明言：‘《原道》一篇，中间以数个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错综震荡，翻出许多议论波澜。其议论笔力，足以陵厉千古。’其实只从《孟子》之排调，而运《论语》之偶句，奥舒宏深，气之鼓汤皿。而刘海峰谓：‘老苏称：韩文如长江大河，浑灏流传，鱼元黾蛟龙，万怪惶惑。惟此文足以当之。’其实转换无迹，只是以提折作推勘，看似横转突接，其实文从字顺。亦正无他谬巧，只是文入妙来无过熟，自然意到笔随，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韩愈志》）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八年（792年）进士。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其诗力求新奇，有时流于险怪，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