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又名《诗评》）是南朝文学批评家锺嵘创作的诗歌评论著作，大约成书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

《诗品》全书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共三卷。卷首有《诗品序》，中、下二品前又各有《序》（此据元刊《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明清通行本列《诗品序》为《上品序》，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又并三品《序》为一，置于全书卷首）。序言对诗歌起源、五言诗演进历程、诗歌创作手法、诗歌审美标准、永明声律说等问题都发表了意见。正文共品评了从汉代至南朝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其中上品十一人（不包括无名氏古诗），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三品之列表示被评诗人在诗歌成就方面有高、中，低三等之别。各品之中，诗人的排列顺序则“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中品序》）。其形式，或一人一则，或数家合一则。一人一则者多为大家名家或诗风特异之人，数家合一者则多为诗风相近之流。每则均以时代、官阶、诗人姓名标题，如“宋参军鲍照”“齐吏部谢脁”之类。一则中品评之语，又常是起首举诗人诗风渊源所自，继点其特长不足，而归结于与相近诸家的优劣相较。其间偶引佳句、轶事，间发感慨、驳难，形式自由，语辞简炼。而全部品评的作品基础，则统一是各家的五言诗。在具体评论过程中，锺嵘还对列入上品和中品的三十六位诗人的创作特色加以考察推溯，并最终归结至《国风》《小雅》和《楚辞》这三大源头，由此构建起历代五言诗风格递嬗承传的谱系。

汉魏六朝是儒学衰微、文学勃兴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东汉末年，政治上大动乱，农民大起义，不但动摇和摧毁了东汉王朝政治统治的基础，而且在汉代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思想，也受到巨大的冲击而衰落下来。两汉时“户习七经”，文人学士家家都在啃儒家经典；入魏以后，却几乎是“家弃章句”。文学摆脱了儒学附庸的地位，开始独立地向前发展，文学体裁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西汉时曾经称霸文坛的大赋，到了东汉末年，就逐渐向抒情小赋转化。流行在民间的五言乐府，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自然朴实，开始受到文人们的重视、摹拟与习作。而“文繁意少”的四言诗，虽然还有人偶然为之，但毕竟为数不多。到了建安时代，五言诗已独霸诗坛，此后一直风行了数百年之久。依据诗体的变化，五言诗的鼎盛时期又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魏晋是五言古诗兴盛之时，南朝是向新体诗发展和转化之时。到锺嵘写《诗品》的时候，五言诗正方兴未艾。他在《诗品序》中说：“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由此可见当时五言诗创作的盛况。中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锺嵘出身于颍川锺氏，在他的祖先中包括了汉魏之际的书法家锺繇、官拜侍中而显赫一时的锺毓、率军灭蜀且精研《易》理的锺会、永嘉南渡后官至侍中的锺雅，以及擅长创作而名列《诗品》之中的锺宪等。悠久深厚的家族文化传统，为锺嵘撰写《诗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齐永明初，锺嵘入学为国子生，历仕三朝的文士江淹当时兼领国子博士，算是他的老师。由于好学深思，精通《周易》，锺嵘受到了国子监祭酒王俭的赏识。当时诗坛的后起之秀谢朓正在王俭幕中担任东阁祭酒，另一位年少闻名的文士王融则是王俭的从子。他们和锺嵘年龄相近，兴趣相投，有过密切的交往，并一起谈论过诗文。国子监的同学中也不乏能文善诗之辈，其中有一位虞羲，曾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在萧子良门下汇聚了一大批文人，其中就有一代文宗沈约，锺嵘或曾向他请益讨教过。年轻的锺嵘身处良好的文化氛围之中，对其提高诗歌品鉴能力助益良多。后来他撰写《诗品》时，还将这些昔日的师友悉数列入，逐一予以论列品评。

据《中品序》称，锺嵘选品诗人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而书中所评各家，据考最晚谢世的是沈约，卒于南朝梁天监十二年（513），故可以判定《诗品》成书于该年之后。天监十七年（518）锺嵘亦去世，故又可知《诗品》是其晚年撰写的一部论著。锺嵘晚年之所以要撰写此书，主要原因是不满于当时诗坛的某些风尚。据卷首《诗品序》，当时诗坛五言诗的写作甚为风行，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格调不高。而一些“轻薄之徒”在看待前代诗人时，嘲笑曹植、刘桢为“古拙”，推崇鲍照为“羲皇上人”，谢朓是“古今独步”，至学鲍、谢诗，又仅得其皮毛。另一方面，据中、下二品《序》，南朝宋大明、泰始以来好用典故、“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在当时也愈演愈烈。“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声律论，又由于当世名流沈约等的提倡而盛行一时。这些在锺嵘看来均不利于诗歌创作，尤其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五言诗的健康成长，而纠正这些偏向的办法，便是写一部与时俗相对的诗论。恰好其时彭城文士刘绘曾向锺嵘谈及作诗品以纠时风的打算，而刘绘终未成文。锺嵘受其启发，便采用品第诗人的形式，撰成了这部诗论专著。

首先，锺嵘认为诗歌的产生缘于“摇荡性情”，必须具有“感荡心灵”的效果。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原本是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早就存在的现象，他的主张正顺应着这样的抒情传统。人的日常情感原本是丰富多样的，在诸多情感基调中，他尤其重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怨沉痛之情。以悲为美的审美现象虽然早已出现，可到了《诗品》之中才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主张被彰显出来。在对诗人的具体评述中，屡屡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例如《上品》说古诗“意悲而远”“多哀怨”，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绮”，曹植“情兼雅怨”，王粲“发愀怆之词”，左思“文典以怨”，阮籍“颇多感慨之词”；《中品》论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刘琨、卢谌“善为凄戾之词”，郭泰机“孤怨宜恨”，沈约“长于清怨”；《下品》评曹操“甚有悲凉之句”，毛伯成“亦多惆怅”。这些诗人所抒发的哀怨之情均与其坎坷颠沛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绝不是为文造情而生硬造作的无病呻吟，这就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真挚，也更为深沉。

其次，锺嵘强调以“风力”为主干而以“丹采”为润饰，两者相互结合方能形成完美的风格。所谓“风力”指的是作品爽朗鲜明、生动感人的特征。《诗品》中有时还用到“骨气”或“气”等术语，其内涵大体相近。如《上品》论曹植“骨气奇高”，刘桢“仗气爱奇”“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中品》评刘琨“自有清拔之气”（《上品序》云：“刘越石仗清刚之气。”意思相同），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标举的都是“风力”之美。所谓“丹采”则指作品文词的华美，这方面受到了汉魏以来诗歌语言日趋精致工巧的影响，也成为他衡量诗人的重要标准。如《上品》称古诗“文温以丽”，曹植“词采华茂”，陆机“举体华美”；《中品》评张华“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谢惠连“工为绮丽歌谣”；《下品》中说宋孝武帝刘骏“雕文织彩”等等。某些诗人缺少华美的词采，便会受到批评，比如受到后世推崇的曹操、陶渊明，就由于语言质朴省净而被置于中、下品之列。明清时期的批评家往往指责锺嵘识见低下而品第未公，其实这原本是南朝时期整体的审美倾向，锺嵘并未超脱于时代之外，不能因此对他求全责备。

第三，锺嵘要求诗人在创作中必须“直寻”，崇尚作品中所体现的“自然英旨”。所谓“直寻”是指诗人对外界的美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感受，并能通过自然鲜活的语言将这种即目所见的美展现出来。这方面的意见原本是针对当时某些诗人喜好堆垛典故、卖弄才学而发的。在锺嵘看来，诗歌和其它文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本诸性情，因而不能让事典学问窒塞了情感的自由抒发。他批评颜延之“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感叹任昉“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均见《中品》），就是因为两人的作品堆砌典故，过于雕琢。而在《上品》中评价谢灵运“兴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则是因为谢诗能够充分体现“直寻”的特点，符合“自然英旨”的标准。与此相关，锺嵘对南齐永明年间逐渐兴起的声律说也持批评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诗歌确实需要声调流美，但四声八病之类都是人工制定的规则，有悖于自然天成的要求。从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永明体诗人对声律问题的探讨和实践直接影响到后世近体诗格律的形成，锺嵘的意见无疑显得过于保守。可是声律说本身确实存在不少琐碎严苛的不合理成分，此后四声逐渐出现二元化的倾向，最终归并为平仄两种声调，而八病也逐步被简化和扬弃，慢慢演化出黏对等规则。由此可见，锺嵘的批评也是事出有因，不能简单地视作固执守旧。

在对诗人进行品评的基础上，锺嵘也在三篇《序》中，就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诗歌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观点有：一是在诗体方面推崇五言诗。他说：“夫四言文约义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这一看法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说的“四言正体”“五言流调”已颇有不同，提高了五言诗的地位。二是为传统的赋、比、兴三体作了新的诠解。其词谓：“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并将这种新的诠解与书中所定诗歌鉴赏标准相结合，提出了“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的见解，从而为文学批评提示了不仅关注作品本身而且关注鉴赏者感受的新途径。

品诗方法

在具体品评一百二十二位自汉迄齐梁的诗人诗作时，《诗品》采用了历史批评与艺术鉴赏相结合的方法，并由此凸显了锺嵘个人的诗学理想。书中采用某人“其源出于某人（或某书）”的形式，建构起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历代诗人系谱图。而所有诗人诗作之源，最终又都上溯到了《诗经》的《国风》《小雅》与《楚辞》三类代表性的先秦诗作。以卷一《上品》为例，该卷依次品评了古诗（即《古诗十九首》）以及汉代的李陵、班婕妤，魏时的曹植、刘桢、王粲，晋代的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刘宋的谢灵运等十一家诗。从溯源的角度看，被归入《国风》一系的，首先是古诗和曹植；刘桢渊源于古诗，左思又源出于刘桢；曹植下传陆机，陆机又下传谢灵运。《小雅》一系，唯阮籍一人。《楚辞》一系，前承者为李陵；李陵之下，有班婕妤、王粲二家相继；而潘岳、张协又源出于王粲。这样一个“上品”诗人的系谱，由于传世汉魏两晋南朝诗人作品大都已不得窥其全璧，故颇难核检其准确程度。但换一个角度看，它却为今人考察南朝文人的诗史观，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诗品》这种强调文学渊源关系的历史批评形式，与推崇“骨气奇高，词彩华茂”的艺术鉴赏原则两相汇合，最终造就了全书的两大倾向。即从时代上论，推崇汉魏古诗，贬斥齐梁诸家；从风格上看，以《国风》一系诗风为正宗，而对以幽怨为特征的《楚辞》一系诗风不予过高的评价。《诗品》三品之中，被列入上品的，以汉魏诗人居多，时代最晚的是刘宋诗人，仅一位，即谢灵运，而无一齐梁诗人。被列入下品的，虽也有汉代的班固、三国的曹操等，但主体是宋、齐、梁三朝诗人。另一方面，比较《诗品》中有关《国风》《楚辞》两系诗人的评价，不仅《诗品序》中已称“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曹植、陆机、谢灵运三人均属《国风》一系，居于“辅”者也有小半属于同系（刘桢、颜延之）。而且三品的上、中二品，《国风》一系诗人与《楚辞》一系诗人所占的比例，也适相映照：《上品》以《国风》一系者居多，而《中品》以《楚辞》一系者为众。由此可见锺嵘对于两系诗风是颇有轩轾的。

语言特色

《诗品》在遣辞造语方面也颇具个人特色，堪称精巧别致的美文。锺嵘善于运用形象鲜明的比喻和诗意盎然的词句，来描摹不同诗人的风格特征。这种印象式的鉴赏或许不够精准，却能迅速引发读者的联想和共鸣。例如《上品》评谢灵运云：“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再如《中品》评范云、丘迟两位云：“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他并没有漫不经心地随意着笔，而是全身心地沉浸其中，反复涵泳，再三体悟，最后才将自己的审美体验锤炼为清新隽永的评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不限于对诗艺的评判，本身就堪称诗艺的创造了。

六朝时期原本是骈俪文学最为兴盛的时代，受此影响，《诗品》中不少评语都以骈句写成。诸多评语虽然行文联属整饬，却并不艰涩生硬，毫无纤巧板滞之感，显得典雅精炼，清丽工巧。不过《诗品》中的评语并非全是如此，有时也不拘一格，呈现出骈散结合、纯任自然的面貌。比如《中品》评陶渊明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前半部分句式虽然较为整齐，却并非严格的对句；中间穿插几句陶诗作为例证，文势颇具逸宕之趣；最后又用散句设为问答，显得顿挫有致。

内容安排

《诗品》在评述诗人之际，有时还会穿插一些轶事佳话，很多地方都堪与《世说新语》等六朝小说媲美。比如《中品》谢惠连条记载：“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遇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就事实而言，这则创作本事并不可信，却准确地揭示出“池塘生春草”这样的佳句本出天然，无假雕琢。又如《中品》江淹条记载了一则轶事：“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虽然并不能真正揭示江淹创作才能衰退的原因，可寥寥数笔，却让人读来兴味顿生。

《诗品》的出现，是东汉魏晋南朝时期人物品第之风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直接反映。锺嵘在《诗品序》中，即坦言其撰著受到“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影响。但《诗品》迥异时流而对近世诗坛所作的大胆批评，又使它超越了同时期一大批形式相似的艺术品题论著，成为南朝文化史上一部充满挑战气息的作品。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论，《诗品》品评历代诗人时所采用的特殊形式，又为后人所效仿，成为“百代诗话之祖”。书中追溯诗人风格渊源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具体实施中不无穿凿附会处，但其立意颇具启发性，因而深受赞许。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著作，《诗品》自隋唐以后传播渐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刊刻钞校的版本众多。据学者研究，目前可见最早的《诗品》刊本为元代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宋人章如愚所编《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另有宋人陈应行辑《吟窗杂录》本，成书时间可能更在《群书考索》本之前，但目前所见已是明嘉靖年间的覆刻本。在明、清两代又相继出现了数十种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源流各异，形态多变，体式不一，文句互歧，虽然给今人梳理版本源流、确定全书体式，校勘各则文字等带来诸多困难，但也证明《诗品》在历代都受到很大的关注，传播、接受的范围非常广泛。

其次是蹈袭模仿的情况明显。唐宋以后出现的众多诗歌总集、诗评论著都无法挣脱《诗品》的影响，从措辞、体例、结构、方法等不同方面对其予以仿效。如唐人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和《丹阳集》、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等，在评语的撰作方面就有很多明显效法《诗品》的痕迹。明人顾起纶《国雅品》云：“采音吴札，郐得无讥；藻品梁嵘，没者斯撰。例当窃比于是，名之曰《国雅品》。”表明此书“没者斯撰”的体例沿袭自《诗品》的“今所欲言，不录存者”。近人宋育仁所撰《三唐诗品》分三卷来评述唐代诗人，各卷前均列有一序，则在整体结构上承袭了锺嵘《诗品》。如此多样化的模拟承袭，反映出《诗品》在后世评论家心目中的地位尊崇。

最后是研究批评的内容丰富。由于锺嵘对汉魏至齐梁时期的诗歌史以及众多诗人做了较为系统而细致的评价，使得后世评论家在考察这一时段的诗学发展时势必无法回避对《诗品》的评价。其中固有称赏不已者，也不乏肆意攻击者。涉及到具体诗人的评价和品第，相关的争议就更为激烈。最突出的是置陶渊明于《中品》，且谓其诗“源出于应璩”；其次是列曹操等人于《下品》。自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至清代王士禛《渔洋诗话》，对所谓“三品不公”问题屡有诘难。但也有为《诗品》作辩护者，前如《四库提要》，指出了“公”与“不公”的历史相对性；近者如当代学者王运熙撰有《锺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从诗歌体貌相似的角度，为锺嵘的品第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各种纷歧的意见构成众声喧哗的态势，使得围绕《诗品》的研究更趋深入细致。

日本高僧空海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渡海前来，在遍求佛法的同时，还搜集了众多诗文评资料，最终编纂成《文镜秘府论》一书。其中的《天卷·四声论》部分收录了隋代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其中就有对锺嵘的评价，还引录了一些《诗品》的原文。空海返回日本时携带了大量典籍，《诗品》或许就由此传入日本。在日本宽平三年（891）由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的“小学家类”和“杂家类”中，分别著录了“《诗品》三卷”和“注《诗品》三卷”，说明《诗品》已经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日本的诗话类著作中，就可以看到一些针对锺嵘《诗品》的评价。江户时代的诗论家冢田虎在《作诗质的》中曾指出：“论作诗体裁者，非不多也。然后则南宋严沧浪《诗话》、元陈绎曾《诗谱》、明王敬美《艺圃撷馀》，前则梁锺嵘《诗品》，是其最精密者也，作者不可以不览也。”同时代的另一位诗论家古贺煜在《侗庵非诗话》中曾对历代诗话著作痛加批驳，可唯独对锺嵘《诗品》等另眼相看：“历代诗话，汗牛不啻。其铁中铮铮者，独《诗品》《沧浪》《怀麓堂》《谈艺录》而已。”可见《诗品》在日本文学评论史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诗品》传入韩国的具体时间虽无法考知，但在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渡海入唐的新罗文人崔致远的作品中，已经可以隐约发现《诗品》的身影。如《谢加太尉表》云：“于儒则笔惭五色，在武则剑敌一夫。”《壁州郑凝绩尚书》其二云：“蹑八花砖之影，缀五色笔之词。”“笔惭五色”“五色笔”等都源出于《诗品·中品》“梁光禄江淹”条所载归还五色笔的故事。高丽时期的诗人李奎报在《次韵吴东阁世文呈诰院诸学士三百韵诗》中有云：“久欲成剿体，唯忧被设嗤。”句下有自注云：“锺记室《诗评》曰：‘文体剿静。’”明确指出自己的诗语来源于锺嵘。朝鲜晚期的学者洪奭周在《洪氏读书录·子部说家类》中曾评论道：“《诗品》三卷，锺嵘之所作也。诗之于文章，末也；评诗之于诗，又赘也。后世之文士，既以诗学为大务，而论诗之书自此始，亦不能不存其梗概云尔。”站在学者的立场，他认为诗歌的价值远低于文章，因而《诗品》只是聊备一格而已，并不值得过多称赏。虽然对评诗之作怀有偏见，但他还是肯定了《诗品》在同类著作中具有首创之功，并将此列为自己“所尝读而有得”（《自序》）的作品，推荐给读者。由此可见，《诗品》也得到了韩国历代文士的接受和称许。

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梁锺嵘作《诗品》，皆云某人诗出于某人，亦以此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竟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

北宋黄彻《巩溪诗话》：靖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此处畎亩而乐尧舜者也。尧舜之道，即田夫野人所共乐者，惟贤者知之尔。锺嵘但称其“风华清美，岂真为田家语！”其乐而知之，异乎众人共由者，嵘不识也。

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锺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论诚然。

明代谢榛《四溟诗话》：锺嵘《诗品》，专论源流，若陶潜出应璩，应璩出于魏文，魏文出于李陵，李陵出于屈原，何其一脉不同邪？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吾览锺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尽然。迈、凯、昉、约，滥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居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吾独爱其评子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嗣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灵运“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越石“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明远“得景阳之诡諔，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并美，跨两代而孤立。”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此数评者，赞许既实，措撰尤工。

明代胡应麟《诗薮》：萧统之选，鉴别昭融。刘勰之评，议论精凿。锺氏体裁虽具，不出二书范围。至品或上中倒置，词则雅俚错陈，非萧、刘比也。

明代毛晋《津逮秘书》：采辑汉、魏以来诗家一百有二十人，厘为上中下三品，实诗话伐山也。大略以“曹、刘为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又云：“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或轩或轾，宋人诗话数十家，罕见其严毅如此。但六朝作者，各自专工一体，后来争相祖述，故云某出于某也。至若靖节先生诗，自写其胸中之妙，不屑屑于比拟，乃谓其出于应璩，不知何据。岂以靖节《述酒》诸篇，悼国伤时，仿佛《百一诗》托刺在位遗意耶？

明代闵文振《兰庄诗话》：锺嵘品陶潜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谓知言矣，而置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辈，顾右于潜耶？论者称嵘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标扬极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独惑于处陶焉。

清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锺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嵘以三品铨叙作者，自譬诸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以为“文章之圣”。夫桢之视植，岂但斥鷃之与鲲鹏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干、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建安诸子，伟长实胜公干，而嵘讥其“以莛扣钟”，乖反弥甚。至以陶潜出于应璩，郭璞出于潘岳，鲍照出于二张，尤陋矣，又不足深辩也。

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陶公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锺记室谓其源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

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品古今五言诗，自汉魏以来一百有三人，论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近时王士禛极论其品第之间，多所违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惟其论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史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列约中品。案约诗列之中品，未为排抑，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谓“蜂腰、鹤膝，仆病未能；双声、叠韵，里俗已具”，是则攻击约说，显然可见，言亦不尽无因也。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称王元长，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台新咏》亦惟融书字，盖齐梁之间，避齐和帝之讳，故以字行，实无他故。

清代王谟《汉魏丛书》：《南史》云：“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宏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今考约诗列在中品，似未为劣。且既评品，自有轩轾，如于丘迟诗，亦以为浅于江淹，秀于任明，岂亦为有宿憾耶？但其评论诸家源流，亦有未协，如以陶诗为源出应璩，前人固有议之者。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

清代陆以湉《冷庐杂识》：盖五言之学，六朝始盛，抑略于远而详于近，理则然也。惟同时昭明太子《文选》诗六十二家。《诗品》所述者五十一人，韦孟、束皙、应贞四言，张衡七言，既不列于品，若汉之苏武、应玚，晋之卢谌、司马彪、王康琚，宋之徐悱、刘铄，皆以五言著称，乃亦见遗，然则所取殆犹未备欤？又如以刘桢列上品，陶潜列中品，徐斡、阮瑀列下品，品第违失，昔人多议及之。然其铺观列代、撮举同异，实能推究渊源，阐明旨趣。且百余人之诗，今不尽存，尚赖此以流传，俾得考见得失，诚于诗教有功，可为后学之津梁也。

清代刘熙载《艺概》：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锺嵘《诗品》所由竟以寓言写物为赋也。赋兼比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际，不必有言也，以赋相示而已。不然，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

近代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刘氏《文心雕龙》集论文之大成，锺氏《诗品》集论诗之大成。此二书所论，凡涉及文章得失及个人诗文得失者，均宜分类摘录。

近代陈衍《锺嵘诗品平议》：锺君诗篇，自徐陵《新咏》、李昉《英华》，以逮张溥之《百三家》，未闻传其只字，存其片羽。可知充肠菜苋，本不齿于琼筵；遍体菅蒯，难厕身于金屋。风雅一道，尚何足论说短长，是非丹素，议易牙之未精于味、夜来之未神于针哉！下品所列，舍徐幹、阮瑀、谢庄、范晔、惠休、道猷诸人外，大概没世无称，有同齐景，末由更下雌黄。乃至以魏武等诸若辈，岂非病狂！其自谓“平、上、去、入，仆病未能”，则上、去可以不分，平、仄岂能弗讲？宜乎梁、陈古诗，率多律句也。

近代古直《锺记室诗品笺》：昔者刘《略》班《志》辨章诸子学术，必云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仲伟品诗，盖亦仿此。然诸子学术如绛生于蒨，其源一而易知；诗人篇什如众华酿蜜，每源杂而难判。夫十五国风，贞淫不同，美刺亦异，自非季札，谁能鉴微？则曰某诗之体源出某某者，亦其大较而已。

近代许文雨《评古直〈锺记室诗品笺〉》：锺嵘《诗品》裁量八代高下，观澜索源，独抒孤怀，信笼圈条贯之书，足以苞举艺苑者矣。后世诗话家流，徒以琐屑之辞阿所私好，求其能嗣响此书者，乃旷世而未见也。夫艺文鼎盛之世，不施以密察之论，则无所准的，讹滥焉辨？郁郁八代，诗囿大启。后学为之目炫，矩矱赖有锺氏，得非论文之幸事欤！

关于《诗品》的本来面貌，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考证。首先是书名就存在争议。根据《梁书·锺嵘传》记载：“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南史·锺嵘传》也说：“嵘品古今诗为评。”似乎原来的名称应该是“诗评”。但其后《隋书·经籍志》又著录说：“《诗评》三卷，锺嵘撰。或曰《诗品》。”说明到了唐初“诗评”和“诗品”这两个名称已经同时并存。虽然在此之后“诗品”一名逐渐被人接受，而且流传日渐广泛，可是根据现有文献资料，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论定孰是孰非。

其次是序言安排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相当复杂，分歧更多。在现存最早的元刊《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中，序言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被置于卷首作为总序（唐初姚思廉所撰《梁书·锺嵘传》也曾经引录过这段文字，可知这部分确实相对完整独立），其余两部分则分别被置于中、下品之前作为该品的序言。到了明代，不少版本虽然也将序言分为三部分，却分别冠于三品之前，作为每一品相应的序言。清人张锡瑜在为《诗品》作注时，又将第一部分作为总序，而把其余两部分分别视为上品和中品的后序。另一位清人何文焕在其所编的《历代诗话》中则径直将这三部分内容合并在一起，作为一整篇文字弁于全书之首。现代学者甚至还提出将最后一部分中论列历代“五言之警策”的内容单独抽出，作为全书的论赞或总跋。即便排除了某些臆测妄断的做法，仍有不少疑惑难以彻底消除。看似简单的分合、位置问题，其实关系到对《诗品》结构安排和锺嵘诗学观念的准确理解。

还有一个问题则更牵涉对全书性质的判定。日本近代汉学家青木正儿根据《中品序》所云“嵘今所录，止乎五言”以及《中品》“梁左光禄沈约”条中所述“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率先提出：“从这口吻来看，则锺嵘原来别有所编之总集，《诗品》一定是那书的附录。”（《中国文学概说》第六章《评论学》）之后中沢希男、兴膳宏等日本学者对此也续有讨论。近年来中国学者梁临川陆续发表了不少论文，从《诗品》内部找寻到更多证据，对此有深入细致的考察，推测《诗品》原本应该是一部附有评论的诗歌总集，现存的评论部分只是其中的次要内容。尽管也有学者质疑此说，但似乎还不能用坚实的证据来予以驳斥。

《诗品》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代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宋代章如愚编《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卷二十二“文章门·评诗类”所收本。单行本现存最早者，为明代正德元年（1506）退翁书院抄本。其书明清两代甚为流行，较常见的版本，还有《吟窗杂录》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历代诗话》本等多种。整理本主要有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王叔岷《锺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曹旭《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等。

锺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出身世族，与兄锺屹、弟锺屿并好学。齐永明中，入国子学。建武初，为南康王侍郎。永元末，改司徒行参军。入梁，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后被出任会稽太守的衡阳王萧元简引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又迁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记室，卒于官。以撰著《诗品》，而成为与刘勰齐名的南朝文学批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