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中另以专篇论述。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分四个阶段：一、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第二段），二、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第三段），三、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第四段），四、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第五段）。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第六段）。

（一）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1圣谟所析2，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3；舒文载实4，其在兹乎？诗者，持也5，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6；持之为训7，有符焉尔8。

〔译文〕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的含义是扶持，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

（二）人禀七情1，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辞云2，《玄鸟》在曲3；黄帝《云门》4，理不空绮5。至尧有《大唐》之歌6，舜造《南风》之诗7；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8；太康败德9，五子咸怨10：顺美匡恶11，其来久矣。自商暨周12，《雅》、《颂》圆备13；四始彪炳14，六义环深15。子夏监“绚素”之章16，子贡悟“琢磨”之句17；故商、赐二子18，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19，风人辍采20。春秋观志21，讽诵旧章22；酬酢以为宾荣23，吐纳而成身文24。逮楚国讽怨25，则《离骚》为刺26。秦皇灭典27，亦造《仙诗》28。

译文〕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三）汉初四言，韦孟首唱1；匡谏之义2，继轨周人3。孝武爱文，《柏梁》列韵4。严、马之徒5，属辞无方6。至成帝品录7，三百余篇8；朝章国采9，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10，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11，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12，始肇半章13；孺子《沧浪》14，亦有全曲15；《暇豫》优歌16，远见春秋；《邪径》童谣17，近在成世18。阅时取证19，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20，或称枚叔21；其《孤竹》一篇22，则傅毅之词23。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24，直而不野；婉转附物25，怊怅切情26：实五言之冠冕也27。至于张衡《怨篇》28，清典可味；《仙诗缓歌》29，雅有新声30。

〔译文〕汉朝初年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它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柏梁诗》。当时有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时朝野的作品，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班婕妤的《怨诗》，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暇豫歌》，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邪径谣》，都是五言的。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十九首》，写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则是傅毅所作。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朴质而不粗野，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则颇有新的特点。

（四）暨建安之初1，五言腾踊。文帝、陈思2，纵辔以骋节3；王、徐、应、刘4，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5，狎池苑6，述恩荣7，叙酣宴8；慷慨以任气9，磊落以使才10。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11，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12，诗杂仙心13；何晏之徒14，率多浮浅15。唯嵇志清峻16，阮旨遥深17，故能标焉18。若乃应璩《百一》19，独立不惧；辞谲义贞20，亦魏之遗直也21。

〔译文〕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至如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

（五）晋世群才，稍入轻绮1。张、潘、左、陆2，比肩诗衢3。采缛于正始4，力柔于建安5；或析文以为妙6，或流靡以自妍7：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8，溺乎玄风9；嗤笑徇务之志10，崇盛亡机之谈11。袁、孙已下12，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13，莫与争雄14。所以景纯《仙篇》15，挺拔而为俊矣16。宋初文咏，体有因革17；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18。俪采百字之偶19，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20，辞必穷力而追新21。此近世之所，竞也。

〔译文〕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华、潘岳、左思、陆机，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华丽，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诗人们所追求的。

（六）故铺观列代1，而情变之数可监2；撮举同异3，而纲领之要可明矣4。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5，则清丽居宗6。华实异用7，惟才所安8。故平子得其雅9，叔夜含其润10，茂先凝其清11，景阳振其丽12。兼善则子建、仲宣13，偏美则太冲、公干14。然诗有恒裁15，思无定位；随性适分16，鲜能通圆17。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18，则出自篇什19；离合之发20，则明于图谶21；回文所兴22，则道原为始23；联句共韵24，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25，故不繁云。

〔译文〕因此，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主。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

（七）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1。兴发皇世2，风流二《南》3。神理共契4，政序相参5。英华弥缛6，万代永耽7。

〔译文〕总之，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这样，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中另以专篇论述。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分四个阶段：一、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第二段），二、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第三段），三、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第四段），四、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第五段）。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第六段）。

《明诗》是刘勰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雅润”、“清丽”四字，比曹丕讲诗的特点是“丽”（《典论?论文》），陆机讲诗的特点是“绮靡”（《文赋》）有所发展。除了表现形式的特点，刘勰还强调诗歌“持人情性”和“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而不满于晋宋以后诗歌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发展倾向；认识到诗的产生是诗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发情志；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等。这是较为可取的。刘勰对《诗经》是很尊重的，本篇对《诗经》的内容和形式虽然都谈到了，但局限于前人旧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这说明刘勰对《诗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