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日语：えどじだい；1603年-1868年），是日本历史上武家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统治者为三河德川氏。从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创幕府开始，历时265年。从庆长二十年（1615年）大坂夏之阵灭丰臣氏、统一全国计，历时253年。

庆长五年（1600年）的关原合战奠定了江户幕府的天下。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幕府。庆长十年（1605年），德川家康为了确立将军世袭制，决心让位于第三子德川秀忠。在挫败了丰臣氏和朝廷的反对之后，德川秀忠接替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自称“大御所”，迁居到骏府城遥控幕政，与江户城的德川秀忠形成两个政治体系。

庆长十九年（1614年）至庆长二十年（1615年），通过“大坂冬之阵”与“大坂夏之阵”两场战争，消灭了德川氏最大的政敌丰臣氏。大坂夏之阵结束的当年（庆长二十年，1615年）七月十三日，朝廷在幕府的授意下宣布改元“元和”，从此日本再无大战事，史称“元和偃武”。同时德川家康时期又采取了大名改易政策，并颁布了《武家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等措施，这些都为江户幕府两百多年的霸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江户幕府建立后，天皇虽然享有崇高威望，名义上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并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将军也是最大的封建主，直接管理着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许多重要城市，全国其他地区分成大大小小两百多个“藩”，藩的首领大名享有藩的世袭统治权，但必须听命于将军。将军与大名都养着自己的家臣即武士，武士从将军或大名那里得到封地和禄米，但必须效忠将军或大名，这些武士一般是职业军人，拥有佩刀的特权，他们构成了幕府统治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由幕府和藩构成的封建统治制度即幕藩体制。江户幕府为了从思想意识上培养武士这个支柱，大力宣扬武士应具有忠、义、勇的“武士道”精神，使武士为其效力和卖命。

元和二年（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正式掌握天下大权。为了有力统御大名，改易了福岛正则等外样大名，并建立“御三家”；同时严格对待朝廷，将五女德川和子嫁给后水尾天皇。为政风格上，起用了酒井忠世、土井利胜等人担任幕府中枢的老中，发挥自己的领导风格。另一方面，德川秀忠对家臣、亲属，甚至朝廷管制都相当严格，对外贸易仅限于平户、长崎两地。

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秀忠把将军让给长子德川家光，自己效法父亲德川家康成为“大御所”，退后掌握实权，在江户城进行二元政治。最初是考虑隐居小田原城遥控政务，但最后是居住在江户城的西之丸（皇居所在）。宽永三年（1626年），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率领伊达政宗等多位大名上洛，在二条城拜见后水尾天皇和中宫和子，并升为左大臣。

宽永八年（1632年），德川秀忠去世，解除了二元政治，开始由将军德川家光亲自执政的政治。德川家光确立了老中、若年寄、奉行、大目付的制度，并将幕府的现职将军定为最高权力者。宽永十二年（1635年），修订《武家诸法度》，对诸侯施加参觐交代为义务的规定。垄断长崎贸易的利益，强化天主教压制，宽永十四年（1637年）的岛原之乱，四年后完成了锁国政策。在庆安年间，德川家光颁布了“庆安御触书”。“庆安御触书”的内容是对农民的规定。例如不准抽烟，喝茶、衣服要用木棉制作、生活俭朴、要交规定的年贡等等的规定，确保了江户幕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对农民的控制。因为这些政策，江户幕府的一连串的强权政策被认为是“武断政治”。

至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幕府机构大体完备。幕府设巡见使及被称为目付的监察官监督各藩，并采取大名参觐交代和大名改易等办法控制大名，但各藩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形成在德川将军控制下的各藩分割统治的政治体制。

庆安四年（1651年），德川家光去世，年仅十岁的德川家纲在江户城中接受了将军宣下。德川家光去世后，发生浪人暴乱未遂事件（庆安事件），社会动荡不安。不过，由于保科正之和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松平信纲、阿部忠秋的辅佐，才化解了这个事件。德川家纲任职29年之间，将江户幕府机构整备的更加完善，并下令禁止殉死，并将父亲德川家光的“武断政治”改为文治政治。德川家纲晚年幕府财政恶化，由于德川家纲天生身体虚弱，时常卧病在床，造成大老酒井忠清专擅幕政，幕府威势逐渐减弱。

延宝八年（1680年），德川家纲因病去世，享年40岁。由于没有子嗣，由弟弟德川纲吉继承征夷大将军的位置。天和二年（1682年），德川纲吉为整肃财政，设立勘定头差添役，任命佐野正因及与国领重次担任。德川纲吉设置“侧用人”一职，重用牧野成贞和柳泽吉保，疏远老中，实施独裁政治。德川纲吉禁止以前战国那种杀伐的风气，且推崇重视德行的文治政治，德川纲吉治世的前半部分被称为“天和之治”。

贞享四年（1687年）二月，德川纲吉颁布“生类怜悯令”，这个法令的背景是防范战国时代滥杀狗的陋习，最初是很正经的法令。不过法令逐渐稳定后，甚至是连杀死蚊子都必须被判刑，这也使得人民怨声载道。而且，德川纲吉允许大奥的奢华，使得在家纲时期就有些不良的幕府财政再度恶化。元禄十一年（1698年）发生敕额大火。烧毁三百余町，死者三千人以上；宝永四年（1707年），富士山火山爆发。宝永六年（1709年）德川纲吉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德川纲吉无后嗣，由甲州德川家宣继任征夷大将军。

德川家宣将德川纲吉时期的大臣柳泽吉保免职后，起用甲府时代的家臣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且推行文治政治。命令荻原重秀进行财政改革。不过德川家宣仅仅在任三年，就在正德二年（1712年）逝世，享年五十一岁。继承他的四子德川家继却只是个四岁的孩子。而家宣和家继的治世被称为“正德之治”。德川家继即位后颁布正德长崎新例限制长崎质易。继续上代的政治。但是即位三年就早夭，将军家绝嗣，由御三家中纪州藩主德川吉宗继任为第八代征夷大将军。

德川吉宗上任伊始便表现出不同于先代的风范。以后，借鉴先前在大小两藩的藩政经验，开始实行享保改革。享保六年（1721年）至次年，连年灾害导致作物严重歉收，国库收入降到了最低点，甚至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为此，幕府发布了“上贡稻米制（上げ米の制）”。德川吉宗在任期间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处理米的生产和售价的问题，因而得了个“米将军”的绰号。德川吉宗还废除赏赐虚礼，压缩行政开支。享保改革时限制修建寺院，简化佛事，并不再新建将军陵庙。幕府发布节俭令，不仅对大名、旗本、武士，而且涉及一般市民、农民，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加以限制。匡正不良风气。

延享二年（1745年），德川吉宗辞去征夷大将军职，由长子德川家重继任。德川家重时代因为有德川吉宗推进的享保改革，初期十分安定，而德川家重也进行了几个独立的经济政策。宝历五年（1755年）因为农作物歉收，郡上藩农民反对藩主金森赖锦的增税、检地，要求免除劳役而掀起了被称为宝历郡上一揆（暴动）。同时，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的德川家重言语表答方式也越来越不清晰，德川家重的亲信大冈忠光被重用，侧用人制度再度启用。一般认为不良政治家的田沼意次成为大名也是在德川家重时代。

宝历十年（1760年），德川家重让出将军之位后自称大御所，德川家治因此继承第十代将军。翌年，德川家重去世。德川家治因为父亲德川家重的遗言，开始重用侧用人田沼意次。家治致力与老中松平武元一起打理政治，意次实施印幡沼和手贺沼的排水开垦，并计划开发虾夷地和对俄罗斯贸易等。天明六年（1786年），家治逝世，享年五十岁。在德川家治去世后，田沼意次立刻就失势，且马上被罢免老中的职位。

天明七年（1787年），德川家齐成为第11代将军，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就任老中。为了平息动乱，挽救幕藩体制，实现封建中兴，幕府一反田沼意次的重商主义政策，实行以重农抑商政策为中心的幕政改革。幕府奖励种植粮食作物，限制种植经济作物，宽政二年（1790年）到宽政六年（1794年）一再发布《旧里归农奖励令》，劝导城市游民归乡务农，禁止农民离乡入城，以确保农村劳动力。天明八年（1788年）发布《节俭令》，要求士农工商严格遵守等级身份制，禁止奢侈享乐。削减幕府经费二分之一、将军家内用度三分之一，连同江户城削减下来的经费中提取七成，作为救济贫民的费用和低贷资金，称为《七分金积存法》。享保、宽政年间的幕政改革，均未能从根本上缓和严重的社会矛盾，至天保年间，社会矛盾更趋尖锐。

天保三年（1832年）到天保八年（1837年），天灾频仍，导致农业歉收和全国性大饥馑，农民起义频繁发生。为维护封建统治，幕府在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下再次实行改革。改革始于天保十二年（1841年），要点是：巩固幕藩领主制经济基础，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强迫外流的农民返乡，严格限定农民外出做工期限，严禁农民从事副业生产；抑制物价上涨，实行公定价格，禁止奢侈，矫正风俗；严格限制城乡人民生活，并且解散“株仲间”（同业公会），以废除其对商品的垄断权，实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户商品进货量。

为增强幕府经济实力，稳定财政收入，天保十四年（1843年）9月发布《上知令》（封地调换令），宣布将江户城周围10（日）里、大阪城周围 4（日）里范围内的大名、旗本领地收作幕府直辖领地。

为避免重蹈中国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覆辙，缓和同西欧列强的紧张关系，幕府撤销文政八年（1825年）的《异国船驱逐令》，发布《燃料淡水供给令》。实行富国强兵策，加强对江户湾等战略要地的警备，以巩固海防。幕府的对内改革措施实质在于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和加强封建领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导致经济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天保十四年（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败。

德川家庆在位后期，向土井利位、阿部正弘、筒井政宪等委托政治，把水户德川家的德川齐昭之子的一桥庆喜（德川庆喜）作为一桥家的继子，将军继任候选。嘉永六年（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培里率领舰队强行驶入江户湾的浦贺及神奈川（今横滨）。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嘉永七年（1854年）3月31日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被迫同意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口，美国船可以在这两个港口加煤上水，并得到粮食等物品的供应。条约还允许美国在上述两港派驻领事，并享有最惠国待遇。不久，英、俄、荷等国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西方势力的到来，江户时代被迫结束锁国政策，幕藩体制也随之瓦解。

安政三年（1856年）七月，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美国驻日总领事，带着要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的使命到下田上任，随后上江户要求幕府收下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写给将军的书简。幕府害怕再三拒绝这项要求会使美日之间发生纠纷，所以做了让步。安政四年（1857年），德川家定在江户城接见哈里斯。幕政由老中阿部正弘来主导，安政四年（1857年）正弘去世，这之后由老中堀田正睦主导幕政。

安政四年（1857年），德川家定的身体情况更加恶化，此前家定的正室天亲院有君和澄心院寿明君都没有生育，即便家定迎娶了岛津齐彬的养女笃姬（天璋院），也依然没有后嗣。幕府此刻分为两派，企图抑制幕阁专政的改革派拥立有着英明之誉的一桥庆喜，称“一桥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川齐昭、松平庆永和岛津齐彬等人；欲维持幕阁专政的保守派则主张拥立与将军血统最近的纪州藩德川庆福，称“纪州派”，主要代表人物是井伊直弼。在堀田正睦上京落实《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时候，留守江户的老中格松平忠优（忠固）与南纪派勾结，向唯恐齐昭介入幕政和干预将军内府的家定进言，并在4月23日，突然让井伊直弼出任大老。6月25日，幕府却公布了立家茂（即德川庆福）为嗣子的决定，7月6日，将军家定病逝，享年35岁。

安政大狱发生以后，愈发激起反对派（尊王攘夷派）的愤怒，使以前酝酿中的除奸计划迅速具体化，最后促成行刺大老井伊直弼的壮举。万延元年（1860年）3月3日，井伊直弼在樱田门外被倒幕志士暗杀。

早在天保八年（1837年），下级武士出身的大盐平八郎，在大阪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幕府的暴政，有几百人参加。尽管在一天之内被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成为打倒幕府统治的一个信号。

文久三年（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法军舰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庆应元年（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庆应二年（1866年）7月发动第2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庆应二年（1866年）萨摩、长州两藩的倒幕派武士结成同盟。

从19世纪60年代中开始，日本人民掀起了斗争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西南部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藩中的下级武士，迅速扩大实力，成为日本资产阶级和倒幕的主要力量。同年五月，日本全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暴动和大起义。暴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物价特别是米价的暴涨和幕府为了增加军费而征收巨额的临时税。暴动从兵库县开始，扩展到将军的驻地大阪。江户发生的暴动，比大阪暴动的规模更大，从庆应二年（1866年）五月，一直延续到明治九年（1876年）六月。群众的反幕情绪十分激昂。

主词条：鸟羽伏见之战、大政奉还、戊辰战争

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幕府权威一落千丈。庆应三年（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倒幕派加紧在宫廷活动，联络一些权贵，争取到年幼的明治天皇的支持，获得讨幕密诏。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诏。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大政奉还”，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妄图以此来分化瓦解倒幕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企图反叛。明治元年（1868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明治元年（1868年）初，德川庆喜潜出京都，逃往大阪，集结兵力，待机反扑，于是一场公开的内战爆发了。8日及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在京都附近的伏见、鸟羽一带，倒幕军与政府军展开了决战。这场战役，幕府军队全线溃败，倒幕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倒幕军乘胜追击，直逼江户，德川庆喜被迫投降，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投降，明治元年（1868年）4月21日新政府军“无血”进入江户城。德川庆喜让田安龟之助（德川家达）继承德川家，仍给静冈土地70万石。至此，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名实俱亡，江户时代结束。

明治元年（1868年）7月末，北越地方的诸藩向新政府军投降；9月下旬，陆奥地方投降。明治二年（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5月攻下德川幕府残余势力盘据的最后据点五棱郭（函馆），榎本武扬投降，戊辰战争结束。明治二年（1869年）3月，明治政府从京都迁往江户（东京），并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即明治维新。

江户时代的日本统治着除虾夷地（今北海道岛）以外的日本群岛。18世纪初以来早期资本的进入及18世纪后期虾夷地已经成为长崎对外贸易中出口海产品的重要产地 ，虾夷地实质上已经被纳入了幕府的对外贸易体系 。

征夷大将军直接管理着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许多重要城市。封地在一万石以上的大名，其领地及行政机构就称为“藩”。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虾夷松前福山的松前家没有石高（土地及收入），下野喜连川的喜连川家石高只有五千石，但它们被幕府确定有一万石的格，因此也有被称为藩的资格。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大大名的家臣，领地超过一万石的大有人在，但因为不是大名，所以其领地不能被称为藩。绵延二百六十年的江户幕府，前前后后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诸藩计有五百多个，平均下来的话，各个时代所存在的藩大概有二百七十个，号称“江户幕府三百藩”。

主词条：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外样大名

在江户时代，知行10000石达以上者便称为大名。江户时代共有200多家大名。江户时代的政治体制为“幕藩体制”，由江户幕府和各藩共同管理国家。在幕藩体制下，幕府将军是江户时代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幕府是国家的最高的政权机关。江户幕府统治全国各地的藩国。各藩的统治者是大名，效忠于幕府。将军实质上是各藩诸侯盟主，大名处于半独立状态，仍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在自己的领地就是绝对的主宰，但受到幕府将军的控制，对幕府负担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义务。各个藩国的大名实际上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类。

亲藩大名是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的藩领，在这之中有着御三家之称的尾张、纪伊、水户藩最为重要。

谱代大名又称世袭大名，是指在关原之战以前一直追随德川家康的。地位仅次于亲藩大名，大多位居幕府要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有权力，俸禄却很少，如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邻等。德川家康设计幕府统治必须完全由亲藩和谱代大名操控，外样大名不得参与。

外样大名则是在关原之战被迫臣服的大名，他们有的拥有雄厚实力，不过，却没有亲藩或谱代大名的权力，又常被幕府监控，即使有心要反抗德川家，也无法成事。因为外样大名的领土多在偏僻的外边，在锁国时期反而最容易跟外国势力结合，成为倒幕的主要动力。

江户时代针对大名进行严格的法律约束，《武家诸法度》因此频频出台。庆长二十年（1615年）闰六月，大阪夏之阵结束后不久，江户幕府针对全国各地大名用于防御而城堡林立的情况，发布“一国一城令”。紧接着，在德川家康的幕后策划下，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在京都伏见城召集全国大名，发布“元和令”（1615年7月从“庆长”改元“元和”），是为江户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之始。《元和令》共有十三条，基本内容为：

（一）、专心修练文武弓马之道，文左武右，古之法也，需兼备之。（二）、不可聚饮游佚。（三）、各国不可隐匿违背法度之人。（四）、诸国大名小名及诸侍从、士卒，发现叛逆或杀人者，应速追捕法办。（五）、自今以后，本国之外，不得与他国之人交往。（六）、诸国居城，即使修缮，亦当呈报，新城之建严令停止。（七）、邻国若有生事或结徒党者应速呈报。（八）、不可擅自缔结婚姻。（九）、有关诸大名江户参觐的规定。（十）、衣裳品级，不可混杂，君臣上下，各有其别。（十一）、杂役者不可坐轿。（十二）、诸国诸侍应节俭。（十三）、国主当选政务之良才任之。

《元和令》颁布后，德川前期各代将军多次进行了修改。宽永十二年（1635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任将军后，由儒官林罗山主持对《元和令》进行修改，并颁布《宽永令》。《宽永令》的内容由原来的13条增加到19条，成为后世“武家诸法度”的蓝本。在这一法令下，江户幕府以完善法度为名，对大名实施高压政策。宽文三年（1663年），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发布《宽文令》（21条），又增加了禁止基督教和对不孝之子科以处罚的条文，同时禁止殉死习俗，废除令大名与重臣的人质居住江户的制度。天和三年（1683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颁布了以和汉文混合体撰写的《天和令》（15条），其中不再有《元和令》、《宽永令》、《宽文令》中都强调的“专心修练文武弓马之道”这样的条文，增加了“厉行忠孝，重视礼仪”条文。这表明随着幕藩体制的稳定，幕府放弃了“武断政治”，开始向重视以儒学为指导的“文治政治”转变。宝永七年（1710年），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颁布了由儒学者新井白石用和文撰写的《正德令》（17条），增加了严禁官员收受贿赂的条文。享保二年（1717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颁布《享保令》（15条），宣布恢复天和三年（1683年）《天和令》的内容，此令后来一直使用到幕末。

参觐交代是指各藩的大名在一定时间内前往江户觐见将军，并在幕府执行政务一段时间，然后返回自己领地。简言之，即大名交替履行江户幕府与本藩政务。参觐交代是幕府控制大名、强化将军权威的最有力的实际措施。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取胜后，加贺藩藩主前田利长在德川家康官拜幕府将军前就于庆长七年（1602年）初捷足先登，到江户向德川家康示好，冈山藩主池田辉政也紧随其后，是为外样大名参觐将军之嚆矢。后来，长州藩主毛利辉元、广岛藩主福岛正则、仙台藩主伊达政宗等东西诸侯皆仿效参觐，不过此时尚未形成制度。

庆长二十年（1615年），幕府发布《元和令》，其中第9条为“有关诸大名江户参觐的规定”，首次提到大名参觐，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实施办法。直到宽永十二年（1635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发布《宽文令》时，才对参觐事务做出明确规定。《宽文令》把参觐交代的规定置于第二条：“大名小名在江户交替勤务，每年四月参觐。最近随从人数甚多，增国郡之费、领民之劳，今后应适当减少人数。但上京之节，应随教令，公役者当按分限行事。”原来单纯的“参觐”将军变成了大名定期到江户执行公务；规定了“交代”的时间为每年4月，将“参觐”制度化。参觐交代制度本身是为了抑制大名势力，提高幕府的权威。在整个江户时代，这种制度被发挥到极致，对于大名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

军队是武家政权的统治基础，将军唯有掌握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镇压大名的反抗，对全国各阶级形成威慑。将军为了维持和巩固其军事霸主的地位，都要将掌控军权和扩充军备视为首要政务，通过牢牢控制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股肱之臣——直属家臣（禁卫军），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具有绝对统治权的权力性君主。江户幕府的缔造者德川家康也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君临天下的。

将军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幕府是指挥德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司令部。有日本学者就认为德川家康之所以最后能够取得天下，其三河时代的谱代家成团功不可没。德川家康通过谱代家成团的强固组织，拥有一大批甘愿为之浴血奋战的家臣。在战国时代，德川旗下的武士只知有德川而不知其他，为家为主，眼看必败必死也要勇往直前。所以又有“三河武士甲天下”的说法。

江户时代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为农民，基本的生产关系为各藩领主直接控制广大农民。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块世袭土地，并交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和贡米，这种被称为“本百姓”的自耕农，是江户时代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

17世纪，商品经济在农村出现，农村的生产力程度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开始有了年贡之外的剩余产品。这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富农、地主雇佣贫雇农进行土地的耕种，同时在农村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商品的经营，牟取更大的利益。乡村商人统包农民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销往外地。同时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农村，他们向农村收购产品，牟取利润。封建领主出于生活与财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励农民进行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产生了农业特产区，如棉花生产集中在畿内和东海地区，养蚕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地区。这样的地区性特色农业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机。米、棉、油等农产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为商品出售，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冲击。

农村经济作物的生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17世纪末开始，农村手工业成为手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村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上交给幕藩的租贡和农民的剩余品都向货币趋势发展。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为解决复杂的财政生活需要，各幕藩开始实行初期专卖制，并开始经营地方性特色手工业。一部分农民在商业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兴的阶层。经过商人的活动与幕藩的经营，各地手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业的主要产地有：京都西阵、九州博多的丝织业，大阪附近的棉织业，越前、美浓的造纸业，滩、池田、伊丹的酿酒业等等。

由于各产业的发达与“参观交代”制度的影响，交通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呈反射状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东海道、经信浓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县）的甲州街道、去往奥州（今东北地区）的奥州街道与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称为当时的“五街道”。由于运送大米与货物的商船的增加，航运事业也逐渐发达起来。

随着各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发展进一步繁荣。18世纪晚期，日本有15%到2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了；有6%乃至10%到13%的人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里。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一国一城令”颁布之后。幕藩的领主将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围，并召集手工业者、商人也聚集到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础上慢慢发展了城市的规模，到17世纪末，全国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户、大阪、京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江户为例，不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据元禄六年（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有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大阪为当时商业的中心，江户时代的这里形成了全国市场的中心，活跃在城市的町人与进出大阪的商人使大阪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仅次于江户。另一个繁华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纪初城内外人口达到36万左右。

城市的兴盛使商业更加繁荣。为保证商业的利益，批发商门组成同业公会，不断地积蓄起财富，出现了大阪鸿池、江户三井等大商人。

江户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江户是最大的全国消费市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满载大米、酒类、盐、手工制品在江户港停泊。这些产品一半以上为进入江户流通市场的商品。以大米为例，送到江户的商品大米由米批发商卖给销售商，经“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场销售，在嘉永（1848-1853）年间，仅江户城就有这样的“舂米屋”2700余间。

在大阪，于元禄十年（1697年），开设了堂岛大米市场，享保十五年（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 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100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称为“藏屋敷”的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运往大阪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场也在形成。幕府为稳定米价，曾于宝历四年（1754年）下令解除对造酒业的限制，兵库县滩地方、摄津的伊丹、池田都成为著名的酒产地，兴盛的酒制造业还吸引周边百姓参加劳动。另外，盐的产地主要是濑户内海沿岸诸国。17世纪，这里出产的盐占全国盐市场的九成以上。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商品生产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强。例如秋田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就来自藩外的大阪。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藩与藩的界限，使商品生产的市场日益扩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把农民卷入了商品生产的环流。农村不仅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时也成为简单加工业的工厂。商人会向农民统购一定的手工产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费；地主富农开设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等等，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这样，全国各地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逐渐出现。

德川家康时，积极与越南、吕宋等地进行贸易，与中国和葡萄牙商人等等竞争，他确立持有朱印状者才能准予贸易的朱印船制度，据说丰臣秀吉时代就有朱印状，德川时代加以延续，状上会附上详细的航行目的地，以及幕府批准的准确日期，右上角则盖有将军的红色官印。日本西南的外样大名与有势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锁国之前，航行著朱印船往来东南亚、台湾、马尼拉之间。江户幕府锁国政策确立以后，限制朱印船海外贸易，宽永十二年（1635年）在寻求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停止朱印船航行，并废止朱印状制度。

宋学在16世纪开始形成学派并逐渐影响到幕府政治。朱熹的理论侧重于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当推藤原惺窝与林罗山。藤原惺窝由禅僧转向儒学，为朱子学在日本思想领域的地位作了开创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林罗山也脱胎于禅僧，同样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学。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推广到民间。幕府资助林罗山在各地开设专门讲授朱子学的学堂，各地也出现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幕府建立了直属幕府的昌平黉，大学头的职位由林家世袭。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海南派，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倾向；另一派是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关西派，强调朱子的“穷理”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阳明学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与王阳明曾有过接触。但他的思想上并未体现阳明学的系统理论。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始于中江藤树。中江随着学问的深入，他逐渐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倾倒于阳明学。

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熊泽蕃三通过与藩主、大名的接触，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熊泽蕃三之后，日本阳明学一度沉寂。直到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中斋（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阳明学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

古学派的创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学与阳明学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复真正的儒学，必先追踪孔孟经典，钻研先秦儒学。山鹿素行于宽文五年（1665年）撰写了《圣教要录》，批判朱子学和阳明学对儒学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另一名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斋，他也站在反对朱子学的立场上，高喊复古口号，编撰《论语古义》7卷，主张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来树立道德。伊藤创建的这一学派被称为“古义学派”。荻生徂徕也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学方面提倡“古文辞”，主张在本国文的基础上，吸收和摹拟先秦隋唐诗文，反对宋代文风。同时，他将这一文学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观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对朱子学。

18世纪以后，在儒家学问的重重包围中，出现了一支主张回归日本古典，从本国文化中寻觅“大和精神”的“国学”潮流。它经过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的努力，到本居宣长集大成，确立了国学派的地位。契冲通过对《万叶集》与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讨，总结出了国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应着眼于古典中的自然情感。国学在本居宣长时期集大成。统治论方面，强调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孙，只要遵守神道，日本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统无穷。关于政治改革，他主张恢复“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机。本居宣长之后的平田笃胤更是大力提倡复古神道和纯粹国学，在幕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大多有着尊皇、复古的国粹主义倾向，这也为幕末培养了一批尊王攘夷运动的活动家。

町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是以工商业者的经济成长为背景的。在四个等级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在经济上的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出别具一格的町人思想。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务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否定身份等级制度。他们首先从全人类的角度，提出人皆为天地子孙，本没有贵贱上下之分，主张“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其次，对于商人的社会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征。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就认为商人的行业有助于天下，它不为私利私欲，具有公益的性质，因而不应对商人的行业产生偏见，商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学家井原西鹤在他的作品中就多处表示对武士阶层的轻视与讽刺。

俳谐来源于前代连歌之发句，在江户时代经松永贞德的努力使之脱离连歌，成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诗歌形式。俳谐的风格幽默滑稽，带有讽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后来西山宗因将俳谐从和歌、连歌等古典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取材、语言都追求自由的风格，表现城市新兴阶层町人的真实生活情感。元禄时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对俳谐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由17个音节组成的短句，并改革俳句的内容与风格，将俳谐从纯粹的通俗消遣文学中升华，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诗歌艺术形式。

芭蕉的俳句，经过正冈子规的努力推广，形式被加以固定，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诗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广大人民所喜爱。它成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江户时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础上出现了描写当世人俗风情的新形式小说 “浮世草子”。“浮世”，指现实社会。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与情感为描写对象。17世纪中后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鹤是江户时期浮世草子作家的杰出代表。

井原西鹤一直以町人的身份与立场关注着人世间的冷暖饥渴，创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学。《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谐的手法，通过对町人社会男女恋爱故事的描写，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同时刻画出等级社会中商人的心理与生活遭遇，被誉为日本社会现实主义的顶峰作家。井原西鹤的代表作品还有《世间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鹤诸国话》等。在井原西鹤之后，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跃于文坛。著名的作家与作品还有西泽一风的《风流御前义经记》、江岛奇碛的《倾世色三味线》《倾城禁短气》；上田秋成的《诸道听耳世间猿》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鹤世情小说的影响。

草双子是以图为主的小说体裁，类似于中国的连环画。它用连续性的绘画来描述一定的故事情节，配以假名解说。江户时代，这种通俗易懂的小说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百姓的欢迎。

净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种木偶说唱艺术。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一边演奏净瑠璃一边操纵木偶的表演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民间艺人竹本义太夫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人形净瑠璃曲调，人称“义太夫小调”。加上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作品如描写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网岛》等，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兴趣。

进入18世纪，歌舞伎的兴盛给人形净瑠璃带来了挑战，脚本的缺乏与对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净瑠璃走向衰败。歌舞伎一经推出，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经过幕府压制的歌舞伎逐渐改变了其过于媚俗的特点，慢慢走向洗练、正规，并出现了例如市川团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员。18世纪中叶，歌舞伎大胆改革，借用人形净瑠璃的剧本上演，再次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江户时代，美术创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绘”。17世纪后期，随着町人思想与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务于宫廷贵族的狩野、土佐派绘画作品逐渐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风格华丽、取材生动的“浮世绘”。“浮世绘”就是描写歌舞伎、相扑、花街柳巷等今世浮华景象的绘画。18世纪，铃木春信发明“锦绘”，使浮世绘的色彩如织锦般华美丰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画、东洲斋写乐的歌舞伎演员画都是当时人们喜爱的浮世绘画。江户时代末期，浮世绘的描绘对象由原来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转而变为风景画，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杰作。

香道这门艺术在江户时代被正式确立，香道使用的组香大多是江户时代所制的。美丽的小道具以及精巧的盘物使的香道更为女性所喜好。

德川时代日本史学有显著的进步，尽管当时学问受官学（朱子学）统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会被神话、帝王家谱或故事充塞的史书相比，则后期封建社会的“近世史学”已多少具有合理主义和实证的精神。林罗山及春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鉴》，站在儒学大义名分立场，拥护武家政权。林罗山以继承中国史学传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的态度自居，虽标榜以六经为本立论，却努力菟集诸侯、神社、旧家族的遗文日记等作为依据，表现尊重事实；在有关国际的史事上，参照中、朝两国史籍；神道观上，力辟神佛混合的“本地垂迹”说，使它理性化，对神代的叙述，只罗列系谱，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学总的是在封建理学和武家史观的指导下，重视史实，讲求考证，排斥宗教（佛耶）迷信，关心政治制度和沿革地理，倾向实践，具有一定的客观精神。

德川时代另一修史事业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和一部分朱子学派儒者主持编纂《大日本史》。光圀于明历三年（1657）设史局“彰考馆”，继续20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巨著。《大日本史》着重史实考证，对史料典据注释谨严。全书标榜朱子学的正统论，强调“大义名分”观点。这种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后成为“水户学”的学风，由此影响了幕末的维新运动。

元禄时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1657-1725），首先在敢于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中发现其演变的阶段性。他在《读史余论》中，按照日本封建时代政治变革的性质，提出了“王朝九变而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变而至德川氏”的历史理论，将今天史学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于历史时期的划分，这和单纯编年体或记事本末体的旧历史编纂学大不相同；其次，对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参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还利用中国、朝鲜史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甚至从西方国家采择资料；第三，他解释史料，突破过去用汉文解释的旧习，阐明日本古今语言的变化，以至某些东西方国家语言成为国语的过程；第四，白石的《古史通》等书，表现了他史学思想的合理性——逻辑性。他批判了从来儒家道家的历中观，说，“申者，据实记事，以为世之鉴戒者也。”

江户时代的人们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态的国家中出奇地高的，当时的男性大部分皆识字，女子识字率也较高，一是因为私塾和寺子屋没有特定收费，富人可缴交银两作学费，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农家也可交以少量农作土产作学费，学费的相较便宜令多数人皆有机会受教，其二随著商业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艺的提高也迫使人们必须识字以维持生计，故当日之日本社会的教育水平是颇高的。

江户时代的学校大致分作下列五种：

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书之外的洋书及汉译洋书的输入禁令后，许多与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的洋书和汉译书籍蜂拥而至，随之学术研究群体也不断壮大，从而大大丰富了当时的儒教实学和作为技术学和经验科学的实学的内涵，为近世实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户时代作为禁教政策的一环而采取的禁书制度极其严格。用中文书写印刷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禁止传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许贸易。元禄五年（1692年）幕府在长崎奉行之下设书物改役一职，专司调查境外传来的书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内容，没有的方可输入。在整个江户时代，禁书的书名并没有公开，了解此事的仅限于负责检查书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关于禁书的种类，以《御禁书目录》（现藏于长崎县立图书馆）记载最值得信赖，宽永禁书有32种（一说31种），贞享二年（1685年）继《寰有诠》被视为禁书后，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种列为禁书，其后种类又有所增加。禁书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大量被视为不含“邪教”的书籍（其中不乏汉译洋书）仍畅通无阻，输入日本。

解禁后先后传入的书籍有《历算全书》、《新写译本历算全书》、《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圜容较义》、《同文算指》、《职方外记》、《交友论》、《三才发秘》、《坚夸瓜集》、《西湖志》、《天学初函》器物篇的《几何原本》、《勾股义》等。由于希望文库中增加一些载有实利性的荷兰书籍，德川吉宗于享保二年（1717年）收入的《动物图说》（荷语版）等。由于知道了西方医药书籍的附图非常精密，名儒医青木昆阳、侍臣野吕元丈奉将军之命学习兰学。至德川吉宗时期彻底地结束了对“形而上”学问的穷追，改为提倡以形和物为基础的客观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把注意力转向经世济民上来。实学成为幕府和诸藩殖产兴业、加强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术学和经验科学为特色的实学都孕育着实用的、实证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质，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也渐趋朝向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天元术是宋元时期最大的数学成就之一，后来不幸失传。江户幕府初年，关孝和（1642？-1708年）精心研究了先前传入的天元术知识，并加以补充发展，独立发现了行列式、数字系数方程解法、不定方程解法等。他被人称道的点窜术，实即笔算形式的直行天元术。关孝和由此成为日本古典数学（和算）最主要奠基人。江户中后期，日本天算之学的水平远越前代。

圆周率方面，到享保七年（1722年）数学家建部贤弘已推算出真值四十二位数字来（《不休缀术》），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数学家松永良弼更推算出真值五十二位的数字（《方圆杂算》），成为日本古代最精密的圆周率数值（法国人已推算到小数点后第一百万位）。

在医学、药学方面，日本已经开始摒弃宋代以来医学中以阴阳五行来说明生病原因的唯心主义偏向，提倡“亲验实试”。如贝原益轩（1630-1714）不仅是对德川封建统治思想提出大胆怀疑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个注重调查研究的本草植物学家。他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蓝本，细心采集调查了日本300多种动、植物和矿物，并于1708年总结整理完稿，1709年出版了《大和本草》16卷。其中记载了千余种本草（中药）的性能、特征和效用，开拓了日本的本草学。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本草学者稻生若水（1655-1715）也对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作了广泛的调查，并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篡总数达360卷的《庶物类篡》，从而奠定了日本本草学的基础。后来他的门人丹羽正伯等人，又将这部巨著增补为1054卷，使日本的本草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农业科学方面，更能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17世纪中叶出现了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作者不详），是用向领主讲述农业经营的形式写成的。但到了元禄年间，宫崎安贞（1623-1697），在畿内、伊势、志摩等地进行调查和自己农事体验的基础上，编著了《农业全书》（1697），成为当时日本农学的代表作。全书共10卷，分为总论、五谷、菜蔬等类，并由贝原益轩校订，加上附录1卷，为日本后世农书的典范。

除上述两部普遍性的农书外，还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农书：①《百姓传记》，就东海地方的水稻栽培概述了气象、土质、农具、肥料等。②《会津农书》，记述了寒冷、后进地区会津地方的水稻栽培。③《才藏记》，记述了纪州地方棉花栽培的知识。④《耕稼春秋》，根据加贺石川郡平原地区的水稻耕作，企图引进较高的技术。

明清时期中国天文历算科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延宝三年（1675年）夏日食。与宣明历甚不合，而检之授时历则可以验证。于是，天算名流保井春海发愤进行实测。次年，他的同道安藤有益著成《东鉴历算改补》。1677年发生月食，与政府根据宣明历所颁行的当年历书之记相差竟有一日；又有日食，而颁历不记之。这些情况引起了日本更多的天算学家的严重注意。延宝八年（1680年），春海著《日本长历》，关孝和著《授时发明》。次年，春海再次上表请求改历，指出：“历数一差，寒暑过候，耕种失时，农桑无利者，是以唐尧正历象，周公测日景（影），前圣之所重焉”。于是朝廷乃召春海入京，大议改历之事，保守派抵敌不过，到贞享元年（1684年）三月终于改行大统历。这样就结束了使用宣明历823年的漫长厉史。次年又颁行春海的贞享历（实际上是大统历的翻版），至少从名义上结束了日本人直接搬用中国历书的历史。

虾夷地（阿伊努人居住地区。16世纪以后，泛指北海道及其以北地区 ）在宽政十一年（1799年）幕府宣布东虾夷地“上知”（江户时代，幕府把藩及其他领地收归为幕府直辖领地的做法 ）之前，因为18世纪初以来早期资本的进入及18世纪后期虾夷地已经成为长崎对外贸易中出口海产品的重要产地 ，虾夷地实质上已经被纳入了幕府的对外贸易体系 ，并且与幕藩制国家日本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和人们的意识中 ，虾夷地还是处于由宽永锁国令确立的对外体制规定下的一块异地，幕府只是通过“委任”大名政权松前藩的管理—— 幕府对幕藩体制外地域的一种统治形式—— 来实现它对虾夷地的权力渗透和延伸的。

天明五、六年（1785、1786年）幕府派遣官员前往虾夷地探查 ，天明六年（1786年），幕府据此探查结果制定了大规模开发虾夷地计划。天明七年（1787年）继任老中的松平定信任职伊始，就十分关注虾夷地问题。他在虾夷地问题上持有与田沼执政时期不同的主张 ，即保持松前藩的委任制和提出虾夷地非开拓论。是要把虾夷地当做防备俄国南下的一种天然屏障。

从17到18世纪中叶，亚洲最重要的地区和经济体，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如果将中国和日本作为一个整个进行考察，那么庆长五年（1600年）到元禄十三年（1700年）这个区域的人口增长了45%，庆长五年（1600年）到宽延三年（1750年）则增长了90%。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和推算，享保六年（1721年）时日本全国人口达到3128万，西方学者的测算数值则为2600万。

宽永十三年（1636年）到天和二年（1682年），中国清朝正忙于统一战争，无暇顾及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江户幕府也囿于华夷成见，倾向于明朝残余势力，曾一度想假道出兵中国。这一时期中日关系仍以民间为主，而且仅限于经济贸易。天和三年（1683年）到享保元年（1716年），清朝已经完成对台湾的收复，极为关注对日关系。康熙派官员赴日查探，试图打破对日僵局，进而建立外交关系。此时的江户幕府虽没有与清朝建交的意愿，但对清朝的态度已由原来的敌视、排斥转变为默认，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清朝的尊重。双方关系转暖，但仍未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双方往来仍旧以民间经济往来为主。

江户幕府在初期的对华贸易中，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并随着两国贸易走向的变动做出调整。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受到中日贸易形势变动频繁，江户幕府管理贸一易经验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本的对华贸易政策更迭频繁。在短短的年里，幕府四次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前后使用了包括丝割符制度、相对商卖法、市法、贞享令、长崎贸易改正令在内的五种贸易制度，平均每十几二十几年便有新政策出台，其政策更迭频率之高可见一斑。在此法规的刺激和鼓励下中日贸易走向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日本白银的大量外流。而且中日贸易的规模越大，日本白银的流失越严重。

17世纪初期，德川家康建立新政权后，在对外关系中积极与朝鲜讲和。庆长十二年（1607年）终于迎来江户时代第一次朝鲜通信使，标志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庆长十二年（1607年）至文化八年（1811年）两百年间，朝鲜通信使共访日十二次，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17、18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史中实属罕见。江户时代的文人通过与朝鲜通信使诗歌唱和、笔谈、书信等形式，朝鲜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向日本传播着中华文化。在闭关锁国的日本江户时期，中日文化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不多，朝鲜通信使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在德川“锁国”时代，对马藩与朝鲜的贸易以三种运营方式进行，即封进（向朝鲜国王进献）、公贸易（政府之间的贸易）、私人贸易（商人之间的贸易），私人贸易在17世纪后期兴盛起来。日朝贸易以“药材、丝、绸衣料”为主，同时也包括银、铜等金属。但是，生丝贸易也将中国纳入其中，日本、朝鲜、中国之间贸易的往返路线于是由“丝绸之路”和“银之路”构成。

庆长十四年（1609年）萨琉之役对于琉球和日本的关系、中琉关系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宽永十一年（1634年），被萨摩藩入侵的琉球在岛津氏的主导下开始向江户幕府派遣使节。这种从宽永十一年（1634年）至嘉永三年（1850年）持续两百多年的朝贡行为也简称为“上江户”。

天文十一年（1542年）至天文十二年（1543年），葡萄牙人漂流至种子岛（位于日本九州南侧），拉开了日欧接触的序幕。伊达家的家臣支仓常长在1613年到1620年间率领使节团先到墨西哥后又转往欧洲，出使过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之后回到日本。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派往欧洲的日本人。

自宽永十八年（1641年）至嘉永六年（1853年），荷兰成为日本唯一直接接触的欧洲国家。继葡萄牙和西班牙，16世纪中后期荷兰在利益的驱动下，开始了向海外扩张，寻求经济利益的活动。荷兰慈善号，由英国人领航，最终于庆长五年（1600年）4月19日抵达日本的丰后（日本九州的东海岸）。这是日本与荷兰的首次接触。庆长七年（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特许状和公共集资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荷兰议会的名义建造防御工事、任命长官、为士兵安排住处以及同在亚洲的列强签署协议。

嘉永十八年（1641年），长崎荷兰商馆建立并开始成为锁国时期日欧交流的唯一组织机构，随着日兰贸易的交往，欧洲的文化、技术、学问被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日本，在日本经过漫长时间的传播与融合后形成兰学。在长达218年的锁国时期，长崎荷兰商馆成为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并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自17世纪末扩张至远东太平洋西岸的勘察加半岛之后，就在一直在寻找一条可以和日本进行贸易的海上航线。而在不断南下的过程中，对北方诸岛进行贸易以及殖民统治，并在其上建立据点就成为俄罗斯打开对日航路的基础。俄国人在日本北方的活动引起了日本的注意。在日本人的眼中，千岛群岛早属于其管辖。因为早在17世纪，日本的松前藩就同南千岛群岛的阿伊努人有交易。俄罗斯在千岛群岛的扩张和对千岛群岛的占领，日本的松前藩是早已有所了解，并记载了沙俄前来进行商谈贸易的情况。但是松前藩没有把这些情况报知幕府。这时的幕府已得到了有关沙俄势力南下千岛群岛的情报。起初反应迟钝，但随着俄国人的频繁出现，直至俄国派出正使拉克斯曼前来日本，幕府才警觉，并决定开发千岛群岛。

并且自元文四年（1739年）以来，俄船在日本水域出没也就使得日本对俄罗斯有所警惕。江户中后期，由于幕府对兰学的弛禁以及财政危机，开发北方经营北方，就成为了18世纪后半期日本国内自幕府高层至中下级武士中的一种共识。并且自明和八年（1771年），俄罗斯向日本长崎荷兰商馆递交警告性书信。1785年幕府派出一批考察团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等地考察。通过考察，幕府了解到俄国人己完全控制了得抚捣以北的千岛群岛。由此幕府开始加强边界管理和对阿伊努人的统治，安定择捉岛以南的地区。1792年沙俄再派拉克斯曼为正式使节出使日本。装有毛皮、棉织品、镜等商品的船，经择捉岛和国后岛，抵达日本的根室， 并递交了公文，表示希望通商。但日本以闭关锁国为“国法”，并以此为由，拒绝与沙俄通商。

1798年幕府在择捉岛上竖起写有“大日本惠登吕府”牌柱。随后幕府采取了驱逐得抚岛上的俄国殖民者的政策。同时，禁止择捉岛上的阿伊努人前往得抚岛谋生。至1805年，北方日俄边界的实际控制线，便基本上以得抚岛为界固定下来。'此后，俄船经常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进行骚扰和袭击。从1805年到1813年在日本北方发生的日俄冲突，日本历史上称“北寇八年”。以后的四十年间，俄日关系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嘉永六年（1853年）俄罗斯海军中将普提雅廷率舰队至长崎叩关，并且沙皇尼古拉一世同时也向库页岛日方控制之地派出考察队并占领了日方据点。之后双方通过谈判签订了《下田条约》并划定了双方的北方边界。

武士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6%，属于统治阶层。根据其门第高低与政治权力的大小，武士群体又划分出二十多个等级，他们拥有很多特权，可以担任官职、受领俸禄，绝对服从权威。包括：

将军：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下设老中，决定政策，统辖政务，负责控制朝廷、大名与外交。

三百位左右的大名及旗下家臣：大名是各藩的统治者，下设家老、年寄等，直接统治人民，拥有领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贡征收权等。

公家贵族、神职和僧侣的地位亦等同于武士，人口大致上有六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

人数共有二千五百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江户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农民的年贡。因此为保证大米等粮食的供应充足，幕府千方百计提高对土地产量的剥削，不断地变换租税收取制度，提高农民上税的份额，对农民的搜刮几乎到了使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为防止农民从土地上流失，严禁土地的永世买卖。同时为了防止农村生产、生活的商业化，庆安三年（1650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庆安告谕》，禁种经济作物，提倡节约。并通过改革币制、强制捐献、垄断专卖等形式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很难把手工业者和商人明确的分开，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活动经常重叠。工匠及商人人数共有一百八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

地位等同奴隶的阶级，为数三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位列于士农工商四民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