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 吉宗（日语：とくがわ よしむね，英语：Tokugawa Yoshimune；1684年10月21日-1751年6月20日），江户幕府第八代征夷大将军（1716-1745年在位），“享保改革”的推行者，被誉为江户幕府的“中兴之祖”。

德川吉宗出自御三家中的纪伊德川家，是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赖宣的孙子。“御三家”是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制定的德川家独特的宗法，指的是德川家族在尾张、纪伊和水户这三个地方的分支。他们的祖先分别是：德川家康第九子德川义直（尾张）、第十子德川赖宣（纪伊）和第十一子德川赖房（水户）。这三支被认为是跟宗家，即德川秀忠这一支最亲近的。地位上尾张德川是三家之首，其次是纪伊和水户。

贞享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684年11月27日），天空中发生了日食。就在这特别的一天，德川吉宗出生于和歌山城（わかやまじょう）若山吹上屋敷，幼名源六。他是纪州藩第二代藩主德川权大纳言德川光贞的第四子，母亲是巨势利清之女浄円院（纹之方）。因为德川光贞的第二子早死，所以也有说德川吉宗是老三的。一些文艺作品和应该是出自野史的说法，德川吉宗是跟私生子差不多的。但是德川光贞在德川吉宗很小的时候就与他相认了。因为母亲的身份低微，德川吉宗自幼和母亲分离。

德川吉宗生活在比较开放的环境之中，时常到野外、乡村游玩，也体验过乡间生活，因而对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比较了解。这样与众不同的身世和经历造就了德川吉宗活泼好动的性格，也造就了他日后独特的作风和眼光。

元禄八年（1695年），德川吉宗十岁时，改名新之助。元禄九年（1696年），12岁的德川吉宗跟随父亲德川光贞和次兄德川赖职前往江户朝见将军。当时的将军是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德川纲吉很喜欢聪明活泼的德川吉宗。同年12月11日，德川吉宗在江户赤坂的纪州公馆中元服，起名松平赖方。因为不是长子，他只能姓松平。德川纲吉封他为从四位下左近卫权少将，次年又赐他越前丹生3万石。虽然德川吉宗母亲出身卑微，但是父亲和将军似乎都没有因此嫌弃德川吉宗。这使得德川吉宗从来没有因为自卑出身而故意讲排场、摆阔气，相反他在日后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从另一方面讲，虽然不排除将军有拉拢纪伊的成分，却也说明少年的新之助已经表现出不凡的气质。德川光贞一行在江户住了一年多。元禄十一年（1698年）回到纪伊藩后，德川光贞隐居，长子德川纲教继任家督和藩主职位。

宝永二年（1705年），德川吉宗的长兄德川纲教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德川纲教并没有子嗣。德川纲教三弟德川赖职便以纲教养嗣子的身分。同年五月，纲教去世，享年四十岁。德川赖职继承藩主之位，成为纪伊藩第四代藩主。德川纲教死后不到三个月，失去爱子的德川光贞也逝世了，享年八十岁。一个月后，年轻的赖职逝世，享年才二十六岁。一年之内，吉宗之父与两个兄长俱逝世。所以十月六日（11月12日），21岁的德川吉宗成为纪伊德川家督，并得到将军德川纲吉赐偏讳，改名德川吉宗。宝永二年十二月（1706年1月），德川吉宗正式成为领有五十五万五千石的和歌山藩第五代藩主。同年，德川吉宗迎娶伏见宫贞致亲王的女儿真宫理子女王。

成年的德川吉宗长得皮肤黝黑，强壮有力，身材高大，六尺有余。相传他曾经亲手降伏一头野猪，还有一次为追逐一只鹤一口气跑出两千米。健康的体魄是他的特征，也是他的资本。他总是勤于政事，却也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好像从不疲倦似的。但他绝非只是空有一身力气，和祖父赖宣、父亲光贞和兄长一样，他也爱好诗歌、围棋和艺术。

德川吉宗虽然在父兄相继离世后继承了纪州藩藩主之位，然而先辈们交给德川吉宗的却是一块烂摊子。先不用说纪伊藩早在德川赖宣时就向国库借的债仍没还清，历代招待将军和京都的公卿们所花费的公款，加上一场严重火灾后的重建费用，纪藩已经是负债累累了。不巧在宝永四年（1707年）南部海岸又连续发生海啸（史称“宝永大地震”），淹没了农庄。这些天灾人祸都考验着年轻的德川吉宗，但是他却处理得很好，在以民风强悍著称的纪州，灾害没有并引发大的动荡。首先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民众的关心，他时常下到町间村头探访百姓，有时甚至故意甩开家臣，自己去和百姓打交道。无论是带着家臣还是自己一个人下去视察，他都穿得和平民无异。

为了节省开销，德川吉宗带头过着俭朴的生活。平日里他只穿普通的棉布衣服；每天只有两顿饭，以糙米和青菜为主，并坚持每餐三菜一汤。这个用餐习惯一直到他当将军了还是如此。除了缩减开支，他还积极修水利改善农田。德川吉宗当藩主时纪伊有两项有名的水利工程，一个是在宝永四年（1707年）大畑才藏修筑小井田堰，另一个是宝永七年（1710年）井泽弥惣兵卫建造水库“龟池”。这些水利设施直到现在都还在使用。德川吉宗和前代的藩主们一样，都很注重在领地内鼓励研究学问。

正德三年（1713年），和歌山城下的凑寄合桥设置了讲释所，知名的儒者们被邀请来讲学。德川吉宗自己也积极地学习农业和天候方面的知识，以针对各类气候变化来调整政策。就这样，德川吉宗渐渐地赢得了纪伊百姓们的信任，财政状况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他因此扬名日本各藩。

宝永六年（1709年），德川吉宗掌管纪伊后四年，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德川纲吉在位期间好享乐，挥霍无度，又把钱大把大把地捐给寺院，还靠滥发钱币、改变币值来“解决”物价问题，结果国库被他搞得赤字满帐。晚年，他还颁布了“生类怜悯令”，严令禁止杀生，尤其是对狗；无论大名或草民，违者最高被判处死刑。结果国内产业不平衡，据说江户街头还恶狗当道。临死前，他还叮嘱继任的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一定要把“生类怜悯令”坚持到底。

德川家宣一上台就听取他的顾问，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的建议，把“生类怜悯令”废除了，还开始革除其他的弊政。次年，德川吉宗正室真宫理子不幸流产而死。正德二年（1712年），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也一命呜呼了，由四岁的独子德川家继接任，是为第七代将军。但是这个德川家继也是身体很弱。八岁那年四月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发病，将不久于人世。至此，德川宗家的血脉就要断绝，征夷大将军的位子只能由御三家的人来承传了。

在德川家继奄奄一息的时候，德川家族的重要成员和幕府重臣们赶紧召开会议讨论将军的继承问题。会议上，德川家分成了两派。以德川家继的生母月光院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按照宗法，由御三家笔头、尾张德川家的藩主德川继友担任将军；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为首的一派则推举他们认为是最有才干的德川吉宗出任将军。

正德六年（1716年）4月，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去世，年仅8岁。德川氏本家（本支）从此血缘断绝，新继承御三家之一和歌山（纪伊 纪州）藩55万5千石第5代藩主，时任権中纳言的32岁德川吉宗，在众谱代大名的支持下，登上了第八代将军的宝座。

德川吉宗上任伊始便表现出不同于先代的风范。正式入主江户城那天，在幕臣们的迎接仪式上，他穿得很朴素，因为是以旁支身份继任的将军，而幕府的旗本们大多为前朝遗臣，搞不好德川吉宗就要大权旁落。他首先做的，便是清除前朝势力。他罢免了侧用人间部诠房并不再设侧用人，任命水野忠之担任老中；同时罢免新井白石的顾问职务，代之以另一位大儒，此外他还启用了大冈忠相。

德川吉宗改革的第一步是精简机构。为了削减旗本的数量，他废除了旗本的官位和俸禄的世袭制，同时他也裁减了不少御家人。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他也是在趁机加强自己的权威。为此他提拔了一批在纪伊时就跟随他的家臣，但是他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特殊照顾，公务上的事他尽量自己来做，却又很放得开手让家臣们去办。对于当年饱受侧用人压制的谱代幕臣们而言，德川吉宗的办事作风很受他们欢迎。此外，他还增加了日本沿海地区的守备以强化锁国政策。德川吉宗并非不信奉儒教，他结交和重用的儒者也不少，只是他试图从过去几代由侧用人（往往是有一群儒者作智囊）掌权的统治方式恢复到江户时代初期将军本人独揽大权的体制。 在民政方面，德川吉宗对当年江户的大火灾仍然记忆犹新，于是享保五年（1720年）他建立了47人的江户町火消组，由江户町奉行大冈忠相指挥，这是日本最早的直属于政府的专业消防队。

德川吉宗改革中的最大课题，就是重建幕府的财政。幕府出现财政危机的原因即在于：新田开发几乎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矿山枯竭、金银产出量逐渐减少，元禄期物价上涨、米谷价下跌等因素。德川吉宗采取的基本方针概括为八个字——“增入减出，开源节流”。此后其颁行的几项措施，目的均在于増加收入和减少支出。

德川吉宗并不满足于仅仅由德川幕府自身进行改革。享保六年（1721年）至享保七年（1722年）间，连年灾害导致歉收，不但国库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了。为此德川幕府发布“上米制”，规定各藩上交的年贡为每一万石中交给幕府一百石；同时大名们“参勤交代”的时间缩短一半，这样就减少了大名们在江户的开销。此外，财务上德川吉宗废除了老中轮值制度，改由设立勘定方专门负责财政，由水野忠之领导。这一来幕府一年总共收到175万石米，首先解决了旗本和御家人的俸禄问题。但是这个制度大大加重了赋税，在财政状况好转后，于享保十六年（1730年）被废止。同时幕府发布的还有要求幕臣们节省各类开支的“俭约令”。后来，俭约令的对象扩大到各大名，甚至对个人的生活消费，如婚礼上用几顶轿子这种事都进行了要求。不过，要指出的是，其实俭约令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德川吉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重申这个约令。

延享二年（1745年），德川吉宗辞去征夷大将军职，由长子德川家重继任。德川家重和强壮机智的父亲完全不同，绰号尿床将军，没有人能明白年老的吉宗究竟是怎么想的。

宽延四年六月二十日（1751年7月12日），德川吉宗因脑疾去世，享寿68岁。安葬于上野宽永寺第二灵庙，法名“有德院赠正一位大相国尊仪”，并被朝廷追封为正一位太政大臣。

德川吉宗就任将军后，重视老中、若年寄和三个奉行这样一种历来幕府领导体制上的行政机关，而没有靠左右心腹执政。然而这也绝非重演德川纲吉以前的那种与谱代大名联合政权式的幕府政治。德川吉宗以老中们这些官僚为辅佐，一切由自己独裁。历来的领导机制都是由老中会议决定政策后实行，日常政务由按月值班的老中承担，但德川吉宗却将老中之一定为“财政官”，授予财政大权。至于“勘定奉行”则将其分为司法官与财政官，重点置于财政官上，并由他指挥全国“代官”。而起对代官还进行大批调换，各“代官”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也进行了更新。这是沿着德川纲吉的改革又前进了一步。

另外，对主要负责民政关系的勘定奉行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与代官等，江户幕府则按其职位决定俸禄多少，称为“足高制”。不问家族关系擢拔人才，并实行按职位所应得规定家禄的制度。如勘定奉行按规定须由家禄3000石者担任， 1000石的旗本担任勘定奉行时，可得差额补贴2000石。

江户时代中期以来，从江户到各藩，武备松懈，机构臃肿膨胀，官绅勾结。针对这种状况，德川吉宗恢复了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这当中当然有其个人喜好），并加强了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在关东平原和富士山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狩猎。

享保三年（1718年）正月，在上野参诣的德川吉宗于归途中接到町人的直接上诉。目付（监视家臣行动的官职）当即把他捆了起来，但是德川吉宗责备了目付，并受理了他的上诉。

德川吉宗对直接上诉的态度就是如此宽容大度，但是他不仅认为接受直接上诉是一种美德，更应该形成一种制度。于是在评定所设置“目安箱”听取百姓的心声。有不平者以书信形式，写上住所 氏名，提出诉讼。“目安箱”被坚固的封存，只有将军有资格打开。据说一开始旗本、御家人也可以投书上诉，后来“目安箱”竟后来演变成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讦排斥的场所。德川吉宗一怒之下，取消了他们的直诉资格。由于目安箱而产生的政策，有“小石川养生所”的设立、“江户町火消”的创设等等。

德川幕藩体制，其基础正是建立在农业的封建制度之上。农民每日流血流汗，勤苦艰辛地在田地工作，并向领主（大名、幕府等）交纳税；领主只要体恤农民，就能维系这系统的稳定运转，进而维护社会的泰平。对于力求该系统的持续性的领主来说，那些现实中参与剩余产品的市场流通并从中获利的商人，实在值得警惕。原因在于，不定向的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卷进其中而大量破产，间或有少数农民因之获得巨额利润而疏忽辛勤劳动的必要。并且，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也似乎对权力和财富两极分化感到无法容忍。

因此，领主的政策必然从重视农业压抑商业的“贵谷贱金”向“贵谷贱商”方向转化。德川吉宗政策虽然同样是以“贵谷贱金”为基调，不过也表现出与以前的幕政不同的姿态。即只供给已加入官方认可的同业者团体“仲间”的商人22种被限定的商品。江户幕府打算通过政府许可的办法，把商业流通活动置于幕府的统辖之下。

为了抵制本百姓破产事件的大量发生，宽永二十年（1643年），江户幕府颁发了“田畑永代买卖禁令（禁止令）”。而实际上，田畑（土地）仍然以“质流”的形式秘密交易流通。农民因为贫困，不得不将土地典当给豪农富商，但是过期无力赎回（即所谓“质流”），于是土地归对方所有。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买卖。土地集中于少数豪农之手，以“本百姓维持”为基调的幕藩体制受到了很大的动摇。

为了对应这样的情况，享保六年（1721年），德川吉宗颁发了“田畑质流禁止令”，禁止今后一切土地的质流；同时，已经被典当抵押的土地，以无利息，毎年偿还原本15%的形式还清。但事实上，因为典当而失去土地的贫穷农民只会变的越发贫苦，这样，对这些农民来说每年交纳反济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该法令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在越后頚城郡出羽村山郡，获知“质流禁止令”发布的农民开展了要求质地返还的强诉和暴动。由于这个缘故，在命令发布仅仅两年后，幕府不得不再次承认质流。 并且，在德川吉宗离开将军职位的前一年即1744年（宽保四年），“田畑永代卖买禁”得以缓和，处罚条例也被减轻放宽了。

伴随着全国的大规模经济活动商品流通的发展，私人间的金钱纠纷案件也与日俱增。江户幕府于宽文元年（1661年）发布了第一个“相对济令”。这条法令摒弃了金钱纠纷案件投诉公堂的权利，而是转为在当事者间谋求解决。这个律令虽不否认债权，但也陷町人于政治无权地位。这为武士赖债开辟了方便之门。

享保四年（1719年），江户幕府发布了第二个“相对济令”。里面提到“旗本、御家人理当救济，今命札差（金融业者）放弃贷金”。不过，这么做的理由除了关联金钱的诉讼公事激增以外，还有裁判的迟滞拖延，解决不及时等原因。江户町奉行所前一年即享保三年（1718年）受理的诉讼约有36000件，其中9成以上就是关于金公事的。

德川吉宗采取非常措施，命令大名献米，每一万石献米百石，称为“上米制”；作为补偿，缩短大名住在江户的时间，由一年改为半年。根据这项法令，享保七年（1722年）起到享保十五年（1730年），江户幕府每年增加收入18万7000石。（1730年贡米制度停止，参勤交代制度恢复）另外，与参勤交代时间减半同时，划定承担江户火灾灭火的义务的“诸侯消火”令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町消火”（消防机构）。德川吉宗在命令中甚至说，他是“不顾羞耻”地下这个命令的。因为从来都是幕府赏赐大名，现在反过来幕府要求助于大名了；而且以缩短参觐交代的在府时间作为代价，而参觐交代是维护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幕府从来都是严格实行的，现在也不得不进行修改，可见财政问题之严重。“上米制”延续了10年，到享保十五年（1730年）取消，参觐在府时间仍恢复一年，说明经过十年后幕府的财政已经好转。

历来粮食征收实行“检见法”，有特定官员评估当年收成丰欠情况来指定税率的高下。但这就出现这些官员随意增加地方的税率这样不公平的事。比如，特派官员来村庄评审时受到较好接待的话，年贡负担就会得到减轻，这在当时几成惯例。所以决定指定统一固定的税率，杜绝上述腐败事件发生，这也保证了幕府稳定的年贡收入。

享保七年（1722年），江户幕府树立起布告牌，呼吁富商与幕府合作，开发新田。虽说新田开发已逼近极限，但本次通过对下总的饭沼新田，越后的紫云潟新田，武藏野新田等的开发，仍然使幕领（天领）的领知高从400万石增加到450万石。

享保二十一年（1736年）德川吉宗下令铸造“元文小判”，把金的含有率下降，意图是以增加社会上的货币量来促进通货，抬高米价。这个政策很有效，市场也逐渐变的景气起来，“元文小判”此后流通80年。自古以来，就有政府将货币金含有率降低，以期获取货币价值和实际价值间的差额作为自己的收益的行为。“元文小判”的铸造与之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在当时幕府实行严格的锁国体制之下，日本只保留长崎一口与外界联系，这无疑缩小了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渠道。直到享保五年（1720年）德川吉宗颁布“洋书解禁令”，兰学勃兴一时，这种局面才有根本的改观。在那时，日本进口由中国（清）翻译的欧洲的科技文化书籍（汉译洋书）是被严厉禁止的，仅有部分与基督教无关的书籍，因禁令放缓，被限定准许进口。元文五年（1740年），德川吉宗指令幕臣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以便更加深人学习西方文化。青木昆阳编写了《和兰话译》《和兰文译》《和兰货币考》《和兰文字略考》等著作，野吕元丈也著写了《阿兰陀本草和解》《阿兰陀禽兽虫鱼图和解》等，此外他还命建部贤弘于享保四年（1719年）至享保八年（1723年）绘制了《日本总绘图》，对正保、元禄时期的地图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日本实学的进一步发展。

据说德川吉宗在位时期，荷兰商馆长来到江户拜见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打破以前的惯例没有在自己与荷兰人之间悬挂竹帘。据说同时，他还对欧洲的医学、天文、地理、船舶、钟表、动物等都表现了强烈的兴趣。

德川吉宗继任将军后，采取振兴文教，奖励朱子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政策。德川吉宗时再开圣堂（孔庙）讲解朱子学，并翻译出版《六谕衍义》，作为民间的教养读本，以劝善惩恶。

德川吉宗上台后废除赏赐虚礼，压缩行政开支。享保改革时限制修建寺院，简化佛事，历代将军陵庙也减少费用，并不再新建将军陵庙；发布节俭令，不仅对大名、旗本、武士，而且涉及一般市民、农民，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加以限制；发布“初物”禁止令，规定36种奢侈品、高价品或新商品不许制造；匡正不良风气，严禁情死，情死而未死者罚为罪人；禁止私娼、艺妓、混浴；禁止赌博、破戒僧；禁止色情书刊和色情戏剧。改革同时规定了可进入武士家内查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町人的财富日益增长，而武士阶级则越来越贫困。武士不得不向町人借债，由此经常发生债务纠纷，而这有损于领主的体面。因此，救济武士，打击町人，成为德川幕府中后期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德川吉宗发布新令，停止“金银出入之公事”，规定凡是有关金银债务的诉讼，幕府一律不过问，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这虽不否定债权，但町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当事人协商显然不利于町人。这个法令为武士赖债开辟了方便之门。享保九年（1724年），幕府批准扎差（金融业者）建立株仲间，统一规定利率，最高不得超过15%。

德川吉宗主导的享保改革在德川幕府的三大改革中，从安定幕府财政这一点来说，效果是最良好的。但与现实社会的变化趋势（商业发达）完全不能对应。年贡増征政策也导致了百姓一揆问题的激化。同时，德川吉宗抬高米价政策，也对都市商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德川吉宗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又来了。有人很怀念他，特别是在他的老家纪伊，人们把他视为纪州的骄傲。有人对他很失望，把他当成了讽刺的材料。之后的江户幕府，就再也没有出现能够超越他的将军了，这就是所谓的中兴之后就是末路。然而因为他生前努力改革制度和再建财政，德川幕府后来还比较平稳地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

德川吉宗死后葬于宽永寺有德院。宽永寺属于谷中灵园，原所葬将军：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八代德川吉宗等。宽永寺墓所分为东西两处，西侧是纲吉、吉宗、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