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代大名（假名：ふだいだいみょう，罗马字：fudaidaimyo），又称世袭大名，是指1600年的关原之战以前一直追随德川家康的大名。江户时代俸禄高达一万石以上的武士称为大名，意思是“拥有大片土地的人”，德川家康根据战后群雄对自己的忠诚度，把全日本的大名分成三类，即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外样大名。谱代大名地位仅次于亲藩大名。大多数谱代大名位居幕府要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有权力，但俸禄却很少，如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邻等。德川家康设计幕府统治必须完全由亲藩和谱代大名操控，外样大名不得参与。

德川氏的前身松平氏起源于三河国，从德川家康上溯八代，其初代松平亲氏初为三河国松平乡的地方豪族。从亲氏起至三代松平信光，松平氏从地方豪族发展成为“占有三河国西部三分之一领地的强有力的在地领主，将居城迁往安城”。松平乡以及安城阶段，“松平氏分封了被称为‘十八松平’（其中明确的有十四家，剩余四家尙存有争议）的一族庶流”，并将“酒井、本多、大久保、内藤、鸟居、平岩、石川、青山、阿部、成濑、渡边、植村等诸氏编入其直属家臣团”。通过分封一族庶流和吸收弱小领主使其臣服并强化与其主从关系的手段，构成了德川氏最初的谱代家臣即松平乡谱代与安城谱代。此二者成为支撑德川氏权力的主要基础。

大永四年（1524年），“以一族庶流松平信贞的叛乱为契机，德川氏将其居城从安城移往冈崎城”。永禄七年（1564年），德川家康成功统一三河国，并向东扩展势力，同时开始着手家臣团的整编，以期摆脱以一族庶流家为主，谱代家臣为辅的家臣团组织形式，代之以谱代家臣为主的新的家臣团的组织形式。随着德川氏的向东扩张，德川氏通过保证今川氏旧臣的固有领地的手段，将众多远江国的今川氏的旧臣编入德川氏的家臣团，这其中，值得注目的是这一时期成为德川氏的家臣的井伊直政，和大多数的今川氏旧臣所不同的是，井伊直政并没有被配属给德川氏的原有谱代家臣，而是成为了德川氏的直属家臣团的一员，成为了德川氏的谱代家臣，作为与“酒井氏，本多氏等三河国德川氏旧谱代家臣不同的今川系谱代家臣代表”。井伊氏作为远江国滨名郡井伊谷城主，原为今川氏的家臣，井伊直政的祖父井伊直盛与今川义元一同战死于桶狭间，其父井伊直亲则被今川氏怀疑内通德川家康而被杀。“天正三年（1575年），井伊直政十五岁时成为德川氏家臣，德川家康归还其旧领井伊谷城，使其成为谱代家臣中的一员”。

天正十年（1582年），德川氏领有三河、远江、骏河三国。同年六月，德川氏同时向甲斐和信浓两国扩展势力，成功的将甲斐国和信浓南部纳入其势力范围，成为了领有三河、远江、骏河、信浓、甲斐五个领国的战国大名。随着领国的扩大，德川氏的家臣团也随之扩大，德川氏统治家臣团的方式亦随之改变。一方面，德川氏对新编入的武田氏旧臣的旧有领地予以承认及保障；另一方面，打破其旧有编制方式，将新编入的大部分家臣作为“同心”“与力”配属于德川家旧有的谱代家臣之下，强化旧有谱代家臣的力量。以井伊氏为例，井伊直政在天正三年（1575年）成为德川氏的家臣后，首先“将其旧有家臣的今川氏旧臣以及三河国的高桥氏配属于其下，并且将德川氏的直属家臣木俣氏、西乡氏、椋原式作为辅佐配属于井伊直政。其次，伴随着武田氏旧臣的大量编入家臣团，将原土屋众七十四名，关东、处士四十三名合计一百一十七名配属于井伊直政”，形成了井伊氏家臣团的雏形。德川氏正是以今川氏、武田氏旧臣编入家臣团为契机，通过对直属谱代家臣的强化这一方式，实现了德川氏整体军事力量的强化。

本能寺之变后，在丰臣氏统一政权的形成过程中，德川氏曾与丰臣秀吉发生对立，在经历了小牧·长久手之战后，德川氏在确保局部优势的情况下，臣服于丰臣氏。当丰臣氏消灭关东地区的后北条氏后，“以论功行赏的名义，将德川氏移封北条氏的旧领关东地区”。关东移封初期，德川家康就确立了关于新领地分配的基本方针。一，德川氏的直辖领地应集中于江户城附近；二，关于家臣团的领地配置，中下级直属家臣的小领地应在江户附近一昼夜就可到达的区域内，上级直属家臣的大领地应配属在远方边境区域。德川氏在移封关东地区时期，通过对以三河出身者为中心附加以德川氏旧领五国出身者组成的上级谱代家臣四十二名的分封，使其成为附庸大名。通过将其配属于德川氏领国的各地或边境地区作为防御第一线的方式，使上级谱代家臣成为了德川氏权力的保障。通过对这些附庸大名“配属一部分‘与力’，同时将关东地区原有的土豪阶层附属于其下”，构成其各自的家臣团，以强化其各自军事实力，增强作为整体的德川氏的军事能力。从而实现了“附庸大名对各自的权力的强化，最终在其上创建了更加强固的统一的封建权力”。

另一方面，作为丰臣政权下的一领主的德川氏，以移封关东为契机，分封了诸多附庸大名，强化其自身权力的同时，这种附庸大名与德川氏之间的关系也成了江户时期各藩与幕府之间关系的一种借鉴。可以说德川氏移封关东时期，正是德川氏最终霸权确立的准备期，而对于附庸大名的分封则是江户时代幕藩体制的雏形。这一时期，即是谱代附庸大名开始成为德川氏权力柱石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自身逐渐向幕藩体制下的大名这一新身份转变的过程。

丰臣秀吉死后，丰臣领国体制下的诸大名间爆发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关原合战后德川氏取得了事实上的霸权。“庆长八年（1603年）二月十二日，德川家康受封为征夷大将军，于江户开创幕府。两年后的庆长十年（1605年），退隐于骏府城称“大御所”掌握政治实权，其子德川秀忠继承将军职。”德川秀忠同样在元和九年（1623年）七月，退隐称“大御所”，其子德川家光继承将军职。在近世前期的幕政史研究中，德川氏前三代即家康、秀忠、家光三代政权可以看作是“江户幕府的支配体制的基础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其中，“德川家康的政权转让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江户幕府政权的世袭性，而德川秀忠的政权转让是为了实行其大名统治政策，进一步稳固德川氏政权”。这一时期谱代大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作为德川氏政权的军事基础及作为幕府政权的担当者这两方面。关原之战后，实际上已经掌握了霸权的德川家康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以对关原之战论功行赏的名义，对全国领地进行了一次重新分配。其中对于敌对大名“除封八十七家，总石高数四百十四万六千二百石；减封三家，总石高数二百零七万五千四百九十石”。

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大量无主空白地，一方面用于论功行赏，对关原之战时从属于德川氏的东军的诸大名进行加封，另一方面则用于扩大德川氏的直辖领地以及谱代大名的加封与新设。这一时期的谱代大名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战前依附于德川氏的附庸大名，此时获得独立大名的资格，另一部分则是上述第一类谱代上层的同族作为分家取得大名的地位，其与第一类谱代大名形成了门阀谱代阶层，如：“酒井（忠世、忠利）、本多（康俊）、大久保（忠佐）、奥平（忠明）、久松（定胜）、大给（一生）各氏”或关东时代领地在五千石以上，一万石以下的中上级谱代家臣如：“户田（尊次、一西）、青山（忠成）、阿部（正次）、土井（利胜）、西尾（吉次）、天野（康景）、山口（重政）、成濑（正成）、稻垣（长茂）、土屋（忠直）、秋元（长朝）各氏。”

获得加封而形成的新的谱代大名，被大量配置于关东地区以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对重臣井伊氏的封赏。井伊直政被封于近江国佐和山城，领地共十八万石。近江国作为联接近畿地区与东日本地区要冲，商业发达，生产力较高，而佐和山城则是关原之战时与德川家康敌对的石田三成的封地所在地。井伊直政被封于此，不但负有镇守京畿地区的职责，更担负着监视朝廷动向的任务。彦根藩井伊家经过历代加封，最终成为拥有三十五万石的庞大封地及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大藩，在整个江户时期都被称为谱代第一藩，同时其藩主直澄，直兴，直幸，直亮，直弼六次就任幕府“大老”的职务执掌幕政；此外，在近畿地区的伊势国，则因为是过去丰臣系大名受封较多的领国，于是将另一谱代重臣本多忠胜封于伊势桑名十万石；在“陆奥磐城平分封了谱代大名鸟居忠政（鸟居元忠次子，因父战死，兄早亡而继承了家督）与上野馆林的榊原康政及下野宇都宫的奥平家昌一同负责守备监视东北诸大名”。这一时期的谱代大名配置，更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通过将谱代大名分封于各地要冲的方式，德川幕藩领国体制初步形成。

德川秀忠与德川家光时期，德川家康强化门阀谱代阶层和扩大谱代大名数量的政策得以延续。这一时期的谱代大名的产生方式依然和德川家康时代大致相同，一部分是谱代上层的同族作为分家取得大名的地位，另一部分是封地不足万石的直属幕臣即谱代家臣通过加封获得万石以上的领地，取得大名的地位。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德川秀忠所新封的谱代大名“青山忠俊、井上正就、永井尚政、内藤忠重、稻叶正胜、酒井忠胜、森川重俊、青山幸成等皆为幕政的实际担当者”，即幕府的上层官僚阶层。其中酒井、内藤、青山等是门阀谱代层的同族，井上、永井、森川等是新加封成为谱代大名的。

这一时期的谱代大名的形成特征之一是，因行政职务而受封的大名相对于德川家康时代因军事职务而受封的大名在数量上开始占据优势地位，一部分的谱代大名开始专业官僚化。这可以看成是德川氏对急速获得的权力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德川幕府通过将一部分谱代大名的官僚化即强化了幕府自身的组织机构又实现了对大名的统制，使幕府统治体系成为了名实相符的封建统一权力体系。德川秀忠死后，“宽永十年（1645 年），家光命令侧近的谱代大名松平（长泽）信纲、阿部忠秋、堀田正盛、三浦正次及小姓组番头太田资宗、阿部重次六人，凡遇小事可协议裁决，当时称为‘六人众’，这就是若年寄的起源”。随后明确了若年寄和年寄（老中）的职务范围与权限，这之后，更是设立了大老、大目付等职，将各职务间的职责权限明确化，将各谱代大名根据家格安置于其中，确立了作为统一政权的幕府政权的组织形式，这一方面强化了幕政的中枢机构，另一方面将谱代大名的任职和老中合议制制度化，一直延续到了德川幕府灭亡为止。在德川家光一代，谱代大名配置上亦与前代有所不同，如“大老酒井忠胜的领地在其远离幕政中枢之后，从江户附近的武藏国川越移封往若狭国小滨”，松平信纲在成为谱代大名时并没有特定的城池，而是封地分散于各地，在期就任老中时，移封武藏国忍，随后又移封同国的川越；阿部忠秋在就任老中后移封下也过壬生城”。这说明处于幕政中枢的谱代大名的领地逐渐被被集中在江户城周围，而远离幕政中枢的谱代大名则被移封远离江户的地域。以谱代大名为基础的封建官僚体制拱卫将军统治是这一时代幕藩政治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谱代大名这一群体的核心主要由德川氏早期五领国出身者构成，其中，又以德川氏最初的领国三河国出身者为主。由于较早与德川氏结成了主从关系，因而使得他们实际上处于与德川氏荣辱与共、共同发展的地位。这就使得这一群体一方面得到德川氏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其本身也不会轻易背叛德川氏，而是自觉与德川氏荣辱与共、共同进退。由于这样的关系，谱代大名这一群体根据德川氏在不同时期的需要，以不同的形式成为支持德川氏政权的基础力量。在德川氏取得霸权的过程中，谱代大名在军事上作为德川氏的军事基础力量而活跃；在政治上，作为德川氏的附庸与幕臣，协助德川氏完成日本政体体系的建立，从而使自身在德川氏的内部统治架构中获得一定的地位，而这也令德川氏找到了有效统制大名的手段。在德川氏取得霸权之后，这一群体一部分随着德川氏成长壮大至分布于日本各地，守备要冲，监视朝廷与外样大名；另一部分则充任政治上的官僚，构成幕府政权的中枢。在幕藩体制中，无论是作为守卫幕府政权的“藩”，还是作为幕府运营者的官僚，谱代大名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有了谱代大名这样一个群体，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才会更多地显示出其作为统一政权的统一性，纵观整个江户时代二百余年，并无出现过一起由封建领主阶层发起的叛乱。这较之日本以往的分封体制如镰仓幕府时期的承久之乱及后期的北条氏专权与室町幕府时期将军权威的式微，最终导致了各地军阀混战的战国时代；或世界其他地方如西欧的封建制那样由于主从关系的复杂与混乱，长时期因为领地继承权和主从关系的归属问题而处于一种割据混战的状态，所展现出来的分离性是有较明显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