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日本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经努力学习荷兰语文，当时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即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叫做兰学。兰学和明朝西儒学派一样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

天正遣欧少年使节指的是1582年（天正十年）日本九州地区吉利支丹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向罗马教廷派遣的、以四名少年为中心的使团。

这个使团由耶稣会会员范礼安发起，于1590年（天正18年）回到日本。这个使团的出现让许多欧洲人第一次知道了日本的存在。使团将欧洲的古腾堡印刷机带回了日本，日本使用印刷机，第一次使用活字印刷术刊行了日本语书籍（被称为吉利支丹版）。但成果并没有西儒学派的西书七千部大。

兰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约在18世纪中叶，日本、朝鲜的知识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译员)，在长崎出岛同荷兰商人接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将军德川吉宗出于财政需要，奖励实学，开洋书(特别是汉译的)之禁，派入学习荷语及自然科学。结果，幕府医官野吕元丈(公元1693年—公元1761年)写成《荷兰本草和解》12卷(公元1750年)；日本实验医学先驱者山胁东洋(公元1705年—公元1762年)通过人体解剖，纠正旧说，写出《脏志》一书(公元1754年)。当他发现解剖结果同荷兰解剖学书一致时，指出“履实者万里同符”，论证实践经验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研究荷语，出版了《荷兰文字略考》。公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公元1723年—公元1803年)和杉田玄白(公元1734年—公元1817年)又据解剖尸体的经验，译出荷译德国《解体(解剖)新书》附图谱共5卷，引起日本科学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学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学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后又写《采览异言》，此两书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价值的同时，承认其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影响以后 日本人的西洋观很深。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著《华夷通商考》。公元1812年，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用测量器费时20年测绘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几接近今 日科学水平。药学者兼俗文学家平贺源内(公元1728年—公元1779年)游长崎后，努力钻研科学，实验种植甘蔗、药草、制糖，发现石棉，还研究荷兰的制陶术。平贺以其唯物主义的态度，嘲骂徒事空谈、盲目祟华的“腐儒”。在天文学方面，长崎的译员本木荣之进(本木良永，公元1735年—公元1794年)写了《天地二球用法》(公元1774年)，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公元1811年，幕府据天文学者高桥景保的建议，在江户设立洋书翻译局，使荷语学者仙台藩臣大槻玄泽(公元1757年—公元1827年)等译出法人诺埃尔。肖梅尔著《日用百科辞书》(荷译本)。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译事业。公元1823年，荷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博尔德(P．F．von Soebold，1796—1866)到长崎市外设诊所兼学塾，教授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培养出高野长英(公元1804年—公元1850年)、小关三英等多数洋学者。公元1838年，备中藩士兰医绪方洪庵(公元1810年—公元1863年)游学长崎，回到大坂行医，还开设“适适斋”学塾。诊疗之余，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许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渝吉等都出于他的门下。

江户幕府作为禁教政策的一环而采取的禁书制度极其严格。所谓禁书，就是只用中文书写印刷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这些书籍禁止传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许贸易。1692 年幕府在长崎奉行之下设书物改役一职，专司调查境外传来的书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内容，没有的方可输入。在整个江户时代，禁书的书名并没有公开，了解此事的仅限于负责检查书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关于禁书的种类，以《御禁书目录》（现藏于长崎县立图书馆）记载最值得信赖，宽永禁书有32 种（一说31 种）， 1685 年继《寰有诠》被视为禁书后，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 种列为禁书，其后种类又有所增加。禁书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大量被视为不含“邪教”的书籍（其中不乏汉译洋书）仍畅通无阻，输入日本。特别是在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书之外的洋书及汉译洋书的输入禁令后，许多与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的洋书和汉译书籍蜂拥而至，随之学术研究群体也不断壮大，从而大大丰富了当时的儒教实学和作为技术学和经验科学的实学的内涵，为近世实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禁后先后传入的书籍有《历算全书》、《新写译本历算全书》、《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圜容较义》、《同文算指》、《职方外记》、《交友论》、《三才发秘》、《坚夸瓜集》、《西湖志》、《天学初函》器物篇的《几何原本》、《勾股义》等。由于希望文库中增加一些载有实利性的荷兰书籍，德川吉宗于1717 年收入的《动物图说》（荷语版）等。由于知道了西方医药书籍的附图非常精密，名儒医青木昆阳、侍臣野吕元丈奉将军之命学习兰学。至德川吉宗时期彻底地结束了对“形而上”学问的穷追，改为提倡以形和物为基础的客观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把注意力转向经世济民上来。实学成为幕府和诸藩殖产兴业、加强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术学和经验科学为特色的实学都孕育着实用的、实证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质，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也渐趋朝向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兰学，17世纪初，继西葡之后，由荷兰人传入，贯穿于日本的整个锁国时代。18世纪后期，杉田玄白翻译了《解体新书》之后，才有兰学之称。据其回忆录《兰学事始》记载，从事这一翻译的人的把它看作是一种新学问的创立，并把他们的研究称之为兰学。兰学开辟了据原典为主的学问。兰学在锁国时期，除了以西方科学为根据，也有日本学者对中国天主教教士所编写的汉籍展开研究。

所谓兰学，除了荷兰系统学术以外，还包括西方天主教学术的西方学术研究的总称。

洋学，西洋学术的简称，前与兰学相同。正式替代开始于幕府开港，包括了英法等系统的学问。

荷兰商馆限于长崎之外的出岛，（国立监狱）监管与荷兰事务的是荷兰通词，通过与荷兰人接触，逐渐学习到西方文化，成为兰学传入日本的媒介。元禄时代，商人阶级力量壮大。日本社会养成一种追求人性享受的奢侈之风，关心教养、关心学问，形成庶民文化风潮此时，日本古学和国学兴起。朱子学首次遇到冲击，古学回到孟子，国学回到《古事记》日本古典，都否定朱子学，极力通过考证，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新井白石（1657-1725），对潜入日本的意大利传教士西的蒂的审讯，了解了西方。初步了解日本之外的西方世界。1713、1715，先后写了《采览异言》《西洋记闻》关于几大洲的风俗、地理等。肯定了开立而下的西方科学技术应加以吸收。应将其与天主教分开，肯定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一般认为，日本西学开始于新井白石。

兰学运动的发展逐渐涉及日本对外开放的政治问题。大部分兰学生鼓吹更进一步吸收西洋新知识和开放对外贸易，从而提开国力及推行现代化。在此时，兰学变得更成熟，并大力宣扬西洋各方面的先进知识。1839年，兰学生受到政府的打压，酿成“蛮社之狱”事件，这是由于兰学生们反对幕府在1825年所颂布的“异国船扫荡令”，向靠岸的外国船〔荷兰除外〕进行炮击。而该事件的起因是由于1837年的莫里森号事件（日文：モリソン号事件），当时一艘非武装的美国商船因靠岸而遭到炮击。其后该令在1842年撤销。

在幕末时代（1853年－1867年），日本开国，兰学步向式微。当时政府派遣许多学生放洋留学，并雇用大量外籍讲师赴日向日本人教授新知识和担任顾问，促使日本成为迅速现代化的国家。

一些人认为兰学使日本不至于完全与18-19世纪西洋科技进步脱节，令日本得以建立初步的科学基础。这种开放态度说明了自1854年日本开国后得以迅速现代化的原因。

兰学的研究对象涉及众多方面，但在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的4个研究领域：

1．荷兰语的学会和语言学的研究

2．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

3．测量术、炮术、制铁等诸技术，

4．西洋史、世界地理、外国情况等人文科学

荷兰语的翻译与普及

日本与西方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足利室町幕府时代，1543年（天文12年）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为日本带来了铁炮，史称“铁炮传来”；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前来日本传播天主教，在传教的同时，还带来了一部分西方先进医术，并讲授天动说时代的天文、地理知识。只不过详细内容已不可考。1590年一批日本少年赴欧洲学习天主教，此时西方印刷术传到日本，日本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天主教书籍，有《教理问答书》、《伊索寓言》、《拉葡日对译词典》、《倭汉朗咏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学、语言学等方面近100种书籍。

江户时代初期，荷兰语学会被限定为只能是阿兰陀通词。不过，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了除宗教关系以外的西洋书籍进口的禁令，允许通过阿兰陀通词来学习荷兰语。从那以后，荷兰语的学习变得逐渐繁盛起来。兰学是一种翻译的学问，幕府儒官青木昆阳（1698—1769）和医师野吕元丈（1693—1761）奉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之命学习荷兰语，分别撰写和翻译了《和兰文译》、《和兰文字略考》和日本洋说本草学书《阿兰陀本草和解》等著作，为此后兰学的发展奠定了语言知识的基础。[7]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荷兰语，1783年大槻玄泽所著的《兰学阶梯》，深受读者欢迎。著者大槻玄泽，名茂质，字子焕，号盘水。曾进入杉田玄白的门下学习荷兰医学，以及前原野泽门下学习荷兰语。后出仕仙台伊达家，创办芝兰堂并且培育出了桥本宗吉、稻村三伯、山村才助等众多的门徒。

在文化年间(1804—1818)接受幕命从事天文方面的工作与Chomel的百科词典的翻译工作、这就是著名的《厚生新篇》。本书由乾坤2册共25章组成，乾卷简单说明兰学的理论和兴隆的情形；坤卷分为：文字、数量、配韵、比音、修学、训诂、转释、译辞、译章、释义、类语、成语、助语、点例、书籍、学训等分别进行略述。本书是针对入门者而编集的，尽管并不完备，但是由于将荷兰语法体系化，从而广泛地普及并大大地提高了世人对荷兰语的关注。[8]

1785年前野良泽作《荷兰语辞典》与《解体新书》，1796年稻村三伯与石井恒右卫门、宇田川玄随、冈田甫说等合作《波留麻和解（ハルマわげ）》，为荷兰语书籍的翻译提供了更多语言学上的帮助和条件。

自然科学

医学

自1720年起，医学典籍纷纷从荷兰传入，并翻译成日文。在当时的医学界，传统汉医学者与兰学生之间发生激烈争议，引发一连串实验和解剖。西洋医术的精确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有许多新医书出版。譬如，1759年的《藏志》（藏，即脏，内脏）及1774年的《解体新书》，成为当中的参考典籍，后者更是由一些日本学者出版，包括杉田玄白。该书大概根据1734年荷文版的Ontleedkundige Tafelen写成，而荷文版亦由1732年德人Johann Adam Kulmus的Anatomische Tabellen翻译而来。

1793年（宽政5年）宇田川玄随的著作《西说内科撰要》出版。此书是日本最初的一部关于内科的荷兰医书，促进了内科研究领域的发展。另外医药学、植物学方面的译著也相继问世，这些译作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日本近代医学的成立和发展。由于早期的兰学最主要侧重的学科是以医学为主，所以最初的译作也多是医学方面的书籍。

1804年，华冈青洲实行在世界上首次应用在乳癌手术（割除乳房）的全身麻醉。这项手术结合了中药和西洋手术的技术，比西洋学者Crawford Long，Horace Wells和William T.G. Morton发现并应用乙醚（1846年）和哥罗芳（1847年）作为全身麻醉早了四十年。

1838年，绪方洪庵医生成立了一所兰学学校，名为“适塾”。有名的毕业生有福泽谕吉和大鸟圭介，他们后来成为推动日本现代化的关键人物。绪方在1849年著有《病学通论》，这是在日本首次出版探讨病理学的典籍。

本草学

在日本，一般认为在奈良朝代以前虽从中国传入医方的同时也传入了本草书，但在奈良时代通过遣唐使而将本草学传入日本，则曾是盛行一时的，遂于公元701年开始设置本草教习和药园，中国已经失传的唐代《新修本草》，日本至 今，还保存着圣武时代天平3年（731年）的手抄本。延喜年间（10世纪初）深江辅仁编集《本草和名》18卷，列举了1025种药物，对中国药物给以日本名的鉴定。在本草图方面，有文永4年西阿的《马医图卷》和延庆3年（1310）的河东直麿的《国手十图》。贝原益轩的《大和本草》 16卷（1709）收药物1366种，其中有其自己的观察认识，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另外小野兰山的《本草纲目启蒙》48卷（1741）是当时集植物知识之大成。

在德川吉宗时代，野吕元丈开始记述西洋本草，以后C．P．Thun－berg和P．F．von Siebold来日本，为日本自然志的近代化奠下了基础。伊膝圭介、宇田川榕庵等将本草学和洋本草学逐渐融合起来，从而产生了岩崎灌园的《本草图说》96卷92册、（1856）和饭诏欲的《草木图说》30卷（1856），特别是后者已经成为了植物学。1884年（明治17年）随着汉医学的禁止，本草学急剧衰落，而博物学则兴盛起来。

物理学

一些早期兰学家已开始涉猎西方在17世纪发展的物理学理论，譬如志筑家第八代的长崎荷语翻译家志筑忠雄，在完成首次系统性地分析荷语文法后，在1798年翻译了拉丁文版的物理学典籍Introductio ad Veram Physicam而成为《历象新书》。该书由英人John Keil写成，内容关于牛顿力学。志筑更创造了一些新的科学词汇，有些更沿用至现代日本，例如“重力”、“引力”、“远心力”（中文即离心力）及“集点”（即质心）等。另一位兰学家帆足万里，通过一本日荷字典学成荷语，在1810年出版了一本物理学手册，名为《穷理通》，主要集合十三本荷文书籍写成。

1825年8月，青地林宗著成《气海观澜》。

电子学

约自1770年起，电子实验在日本普及起来。1745年，莱顿瓶在欧洲发明了以后，平贺源内在1770年从荷兰人首次得到类似的静电产生装置。1776年，他更将它改良。该装置中静电的产生是由于当中的玻璃管与镀金棒摩擦而来的，并制造出许多电力的效果。这些发电装置被复制并获日本人采用，并称之为“エレキテル”（即摩擦起电器，荷文原为elektriciteit）。就像欧洲，该装置是用作好奇玩意，如在某物体上方产生闪光，或认为该装置在医疗上有帮助。在《红毛杂话》中，“エレキテル”被描写成能从人体中抽走闪光，用作治病的装置。在一些售卖西方珍奇玩意的商店，这款装置获大众青 睐。这一类型装置后来被其他学者改良，如佐久间象山。

日本首部电力学著作《阿兰陀始制エレキテル究理原》由桥本宗吉写成，并于1811年出版。书中记载了许多电力学的知识，如发电装置、人体的导电性，及1750年富兰克林有关闪电的实验。

化学

化学有宇田川榕庵著《舍密开宗》（1837年8月）。

植物学

植物学有宇田川榕庵著《植学启原》（1835年6月）。

军事科学

到1840年后，由于世界形势发生变化，兰学的性质也随之改变。鸦片战争(1839—1842)以清朝战败告终，使得日本的当政者们开始感到军备改革的必要性，从那时起兰学的研究中心便从医学转移到了军事科学。

测量术

主要成就有樋口权右卫门著《规矩元法》（1648年），此书是日本最早的欧洲式测量技术的著作。村井昌弘的《量地指南》（1733年），《量地指南后编》（1754年）。

炮术

身为长崎“町年寄”（江户时代的高级市政官吏）之子的高岛秋帆，长大后通过荷兰人学习了最新的西洋炮术，后来还自己出钱收集枪炮以推进对炮术的研究。鸦片战争爆发的翌年（1840年），高岛秋帆向幕府呈上了“天保上书”，呼吁幕府实现火炮的近代化以防备欧美的侵犯，这一上书获得了幕府方面的认可。天保十二年（1841年）5月，幕府将高岛秋帆等人招至江户，令他们在德丸原（今东京都板桥区高岛平一带）进行日本首次西洋炮术演习。

冶炼技术

1844年，法国东方舰队来到琉球那霸港，要求琉球宗主萨摩允许萨摩和法国通商，不然法军将攻占那霸，见法军实力强劲，萨摩不得不同意法国的要求，允许法国和萨摩藩在那霸通商。　对岛津齐兴触动最大的是西边的老大帝国清国在“鸦片战争”中不敌英夷兵威，战败而开国。齐兴为了避免清国的命运，决心学习西夷的军事防备西夷的入侵。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岛津齐兴设立〔炮术馆〕和〔中村制药所〕，研究西洋大炮和西洋火药。　后来岛津齐兴之子岛津齐彬1851年即大名位之后，建造了〔集成馆〕进一步强化萨摩的近代化。　集成馆中包括以下产业：冶铁反射炉，熔矿炉，钻孔盘（给大炮开穴用的器械），玻璃工厂，锻造厂，蒸汽机关制造所，金属细加工所，造币所，造船所，纺织工厂等等。　有了近代工业的底子，萨摩藩开始用仿制的洋枪洋炮来武装自己的军队，就连海军也搞出了三艘蒸汽风帆动力军舰。

人文科学

西洋史

世界地理

外国情况介绍

江户：大槻玄泽的芝兰堂

大坂：绪方洪庵的适塾

长崎：菲利普·弗朗兹·凡·西博尔德的鸣龙塾

佐仓：佐藤泰然的顺天堂

此外还有坪井塾，江川塾（绳武馆）等。

1822年，德国医生西博尔德被荷兰国王任命为东印度公司军医。1823年来日，在日本5年把自己研究课题与教授日本学生合二为一，来日一年后就在长崎近郊开设了“鸣龙塾”。在治病同时传授一般知识，还进行临床指导，57人受教。其在日本广交大名阶层，扩大兰学影响，鸣龙塾乃是知好西学者之集结。

之前，日本研究西方先进文化，只能用汉籍或兰书等等。受教于西博尔德的日本人则直接受教于西方人。更能体会西洋学术的内涵，其来日前，兰学已发展了50多年，改变了埋头研学的方法，而去实践、观察，并将其研究课题分给日本学生，并要求提交荷语报告。

1826年，西博尔德结识了幕府地理学家高桥景保，向其赠送了《世界周航记》、《地理书》、《拿破仑战记》。高桥则回赠了《日本舆地图》（伊藤忠静编）。高桥根据《世界周航记》著成了《奉使日本记》，西博尔德著有《日本海图图谱》。

土生玄硕为了得到开瞳论处方，甘冒幕府不将葵纹服赠与外人的禁令，将它送给了西博尔德。1828年，在检查中从西博尔德的行李中发现了高桥和土生赠送的东西，幕府震怒，将西博尔德驱逐出境，土生改易，高桥则死于狱中。这是日本学术镇压史上第一悲惨事件。是兰学家要求摆脱束缚、无限的求职和幕府对文化垄断之间的矛盾。

兰学是日本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接触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学术体系，它不仅奠定了医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在日本的发展基础，还是对日本传统的“华夷”观念和锁国制度的第一次具有意义的冲击。兰学学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跳出中世纪的思想藩篱，开始打破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把目光转向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他们开始逐渐重视西方的科技与军事文明，这与明治维新初期提出的口号是相吻合的。而这种思想也为后来在明治维新中正式提出“Learn from the West”奠定了思想基础。

兰学之所以能在锁国政策下的日本国内成为一种新思潮，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兰学百花齐放繁荣局面的形成，不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且是日本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一些兰学者如司马江汉所提出人类平等的观念以及幕末藩士渡边华山提出重商主义的主张，都反映了日本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求生存求发展的要求。不少兰学学者在研究的道路上逐渐从传统上以道德实践为主的儒学者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可是，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日本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他们不允许兰学露出从纯粹意义上的学术发展为对封建统治批判的苗头，所谓“宽政改革”的主持者松平定信就曾说：“（兰学）为好奇之媒，或生恶果”（《日本思想史基础知识》）。18世纪末起，幕府开始大力镇压兰学，先后制造“宽政异学之禁”、“西博尔德事件”和“蛮社之狱”，致使“蛮学者流一时大为畏缩，蛮学顿时衰退”（《日本思想大系》）。加之随着十九世纪中叶江户幕府的改革，重新实行门户开放后，来日外国人日渐增多，荷兰语以外的外国语也开始传到日本；外交情势日益复杂，幕府再也已无法只透过兰学满足与外国交往，必须改为和各国进行个别直接的交涉，兰学的影响力因而逐渐薄弱。日本的国际语转变过程为「葡萄牙语」⇒「荷兰语」⇒「英语」。

19世纪后世界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荷兰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后来居上，着手扩大各自的势力。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后，英国要求中国开放5个通商港作为国际贸易港，并且割让香港。当时在被追放到日本的过着研究生活的オランダ·シーボルト急忙向荷兰国王ウィレム二世进言，进谏其应该立刻告知幕府将军鸦片战争的结果，顺应潮流取消闭关自守。ウィレム二世听从シーボルト的进言于1844年起草了对日本的国书，经过正式的仪式后荷兰人依然得到了幕府授予的长崎奉行之职。然而，幕府虽然对于荷兰国王的关怀表示感谢，但却拒绝了荷兰国王的建议。后来荷兰方面作为出岛荷兰商馆的商馆长ドンケル・クルチウス，再次上书劝幕府将军实行开国，取消闭关；结果依然遭到否决。孤立自处的日本从等级观念出发，把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是中国、荷兰两个“通商”国家；二是朝鲜、琉球两个允许派遣使节的“通信”国家；三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不相往来的国家。19世纪上半期，围绕日本开国还是锁国的问题，日美展开了一场攻防战，孕育着这一双边关系的不平等化。美国为此对日奉行炮舰政策。1846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璧珥率舰2艘闯入江户湾，以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为样本，压日本与美国缔结不平等条约，受拒后返航，那时美国还是奉行低压政策。1853年7月和1854年2—3月，美国海军准将培理两度率舰闯入江户湾，日本方面称为黑船来航，这时的美国已经转为对日奉行高压政策了。

尽管在鸦片战争后，幕府的对美政策发生转变，以退让求和平，导致美国不战而胜，终于酿成日本的殖民地危机。但不可否认，在整个江户幕府时代阿兰陀通词作为担负起西洋和日本之间重要交流作用的媒介人，即使是在日本开国时期阿兰陀通词依然作为日美之间的交流中介。

自《解体新书》问世以来，兰学兴盛几十年。与南蛮文化不同，南蛮文化主要为传播福音，夹带科技；兰学时期，新教徒带来的实学——属于近代理性文化，是欧洲科技革命和人文科学的新成果。兰学兴盛时期，1774-1852，日本人翻译外文书者147人，译著500多种，由于兰学发展，使日本没有像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大大落后，培养了批判封建意识的萌芽。（欧洲对抗天主教的就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兰学家开始否定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通过批判从中国导入的华夷观念和日本中心说的神学观念。主张废除锁国政策，与外国平等交往，从平等为日本寻找出路，这是近百年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打破了文化锁国，发展了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职责。兰学家们主要从书本上获得知识，从而没有根本上认识近代西学的实质。

兰学家为锁国体制下的日本孕育出了近代新风，兰学发展史是日本近代化前史的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