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陀通词，江户“锁国”时代，由于荷兰是日本唯一直接与之交往的西方国家，因此早在世纪前半叶具体日期不详，首先在平户，然后在长崎，出现了以传译荷兰文和日文为职业的所谓“阿兰陀通词”。

不过,最初的阿兰陀通词主要是为贸易服务的职业,而且,这一称呼开始未必名实相符。因为,他们虽被称作阿兰陀通词意为荷兰语翻译,但很多人实际上并不太懂荷兰语,而是使用葡萄牙语或借助葡萄牙语进行翻译。当时的许多文献,均记载了这一情况。例如,年,英国船雷顿号驶入长崎后发现,日本的阿兰陀通词,“使用的语言与其说是荷兰语,倒毋宁说是葡萄牙语”。1685年,为运送日本遇难水手而驶进长崎的葡萄牙船圣保罗号上的人也发现,在那里,能熟练地读写葡萄牙文的通词相当多。

由于日本已经具有了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基础,通过一些知识精英的努力以及同荷兰人的不断接触,语言学障碍最终得到了克服,他们的作用也逐渐超出了贸易的范围。作为兰学之先声的所谓“红毛流医学”开始出现,以槽林镇山的《红夷外科宗传》年为代表的医学名著开始间世。重要的是,“红毛流医学”所具有的意义,并不限于其本身的领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贝原益轩为《红夷外科宗传》所写的序文中发现“和兰国,又名红夷,其国僻远在极西,然近古以来,每岁来凑于长崎港,寄客络绎不绝。其国俗穷理,往往善外治,治疗病有神效。其术可为师法,我邦人学之者不少矣。其法比并中夏,为端的捷径要约而多效。”这番话,不仅表明了贝原益轩对荷兰医学的敬服,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认识到了西学的优秀在于“穷理”,认识到“兰医”比之“汉医”“要约而多效”。这种认识,对于西方文化的导入、吸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本文以后将谈到的,“穷理”思想是儒学和西学一个关键性的,焊接点。以后,向井元升和天文学家西川如见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乾坤辩说》和《天义论》中指出了东西方学末文化的差异,并且“由于认识到了后者进步的事实而承认了西洋学术的优秀性”。

当时日本荷兰语翻译人员被称为“阿兰陀通词”，荷兰商馆开设的整个期间人数估计超过一万人。幕府规定荷兰可以每年派谴一名“通词”居间翻译，那时阿兰陀通词便成为了唯一的西洋语贮藏所。早期的阿兰陀通词，是从事荷兰语的翻译和贸易业务等重要的工作。从平户的商馆时代起就作为翻译存在了。不过，由于后来与荷兰商馆一起迁移至出岛，翻译人员就作为阿兰陀通词被世人所公认，编入长崎的地役人（地方官员）等组织，那时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认为阿兰陀通词的位阶和人数由上至下基本分为阿兰陀通词目付2名，大通词4名，小通词4名，稽古通词若干名，共分作三等级。此外还设有内通词近百名以及内通词小头12名。前四种位阶属于正规翻译官员，翻译官的下属有内通词小头与内通词，他们在翻译官的指挥下工作。在出岛还设置了通词的会所，当值的1～2名通词通常需要昼夜不停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