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思想是我国继儒家思想以后又一思想领域的成就。宋代朱熹及其门人创立的朱子学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其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而且还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线，传播到海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并对其思想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朱熹（1130年～1200年），行五十二，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字符晦，又曰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沧州病叟、云谷老人，南宋理学家。他被认为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尊称为“朱子”。在中国，许多人认为他确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家境穷困，自小聪颖，弱冠及第，中绍兴十八年进士，历高、孝、光、宁四朝，一生清白，贫困时多，虽餐食常有不继，然非分一文不取。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世称“考亭学派”。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儒家的思想经其整理注释才普遍为人所了解。世称朱子，又称朱文公。 朱熹系茶院府君九世孙。原籍江西婺源县，宋建炎四年庚戌（1130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诞生于福建尤溪郑氏草堂。十八岁举建州乡贡，十九岁登王佑榜进士，二十二岁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以后四十八年中，先后任地方官九年，到朝廷任侍讲官四十天，官至直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兼秘阁修撰等职。庆元六年庚申（1200年）三月初九午时病逝于建阳考亭之沧州精舍，寿七十一岁。嘉定二年诏赐谥曰“文”（称文公），累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子庙。明朝通称先儒朱子，崇祯十五年因诏位居七十二子之下，汉唐诸儒之前，特称大贤朱子，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大成殿配享位列十哲之次。生三子：塾、野、在；女五人。 他为官仅有10余年，从事教学约40年。一生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训诂考证、注释整理上都有较大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建立唯心论的唯理论体系。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晚年受到韩胄排斥，学说被视为“伪学”，遭到禁止。但后来朱熹理学一直成为官方哲学，元代恢复科举后，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序；在明清两代被列为儒学正宗。在中国儒学史上，朱熹理学的作用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朱理学传到了朝鲜，再传入日本，在日本一度形成朱子学热，影响颇大。

主要著作:《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 《诗集传》 《通鉴纲目》 《朱子语类》 《宋名臣言行录》 《楚辞集注》 后人集有《晦庵先生朱文公集》。

朱子学于13世纪20年代就开始传入与中国邻近的日本、朝鲜及越南等国，由于这几个国家当时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基本相似，因此朱子学在传入后不久便融入了当地文化。14世纪至16世纪，日本朱子学摆脱了禅学的束缚，并与原有的神道相结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后来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更是把朱子学奉为“官学”。从此，朱子学在日本进入了鼎盛时期，朱子学不仅作为修身齐家的理论，而且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武器。明治维新之后，许多日本思想家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继续潜心研究朱子学，以寻找实现“道德之教”的良药。1890年，日本天皇公布了《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家道德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道德教育方针，这标志着朱子学在日本已逐渐融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朱子学在朝鲜的主要渠道是靠两国官方学者和学术机构的相互往来，15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是朝鲜李朝时代的鼎盛时期，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朱子学在朝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各种独立的朱子学派的相继出现，朝鲜产生了自己的朱子学集大成体系（退溪学），朱子学已成为朝鲜民族自己的文化，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正统地位。朱子学在朝鲜半岛所产生的影响，并不逊于其在中国本土的影响。不仅如此，朱子学还通过退溪学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朝鲜人民仍尊朱子家礼，崇尚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及人生价值观。

朱子学一传入越南就受官方重视，当时的陈朝还直接效仿中国以朱子《四书集注》取士的科举制度。而在后来的黎、阮两个朝代中，统治阶级更是大力褒扬朱子学。他们把朱子学立为正统的国家哲学，作为其建国治民的指导思想。朱子学也对越南社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现今保存的越南国史——《大越史记全书》，就明显地受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史学思想的影响，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更是渗透到越南人的思想中，成为他们行为的指南。一位英国学者说：“儒学（主要指朱子学）在越南取得非凡胜利。它把‘五伦’尤其是家庭关系的伦理在社会中扩展到最大限度。”（节延凌译《中世纪的越南和柬埔寨》）

近代，随着朱子学的不断传播，朱子学开始影响到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及马来西亚等国。华人为了把儒家思想传播给下一代，他们在所属国创办华文学校，把《四书》、《五经》列入当地华文学校的主要课程。东南亚的华人还把朱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他们个人发展模式；作为他们“安身立命、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具体化，赋予现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内容，把其当作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纲。20世纪中叶以后，东南亚更是兴起了一股朱子学研究热，他们把朱子学作为解决西方物质文明给社会带来弊病的方法，认为朱子学是治心之学，加以推崇。

欧洲人知道朱熹是从16世纪开始的，其影响主要在知识界。17—18世纪，朱子学在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等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曾研究过朱子学，并从中吸取营养。而朱子学对18世纪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则更为突出，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在朱子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论”学说，并发表了关于“道”的《单子论》，从而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同时为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康德、叔本华也同样深受朱熹思想的熏陶，尤其是康德，他在《宇宙发展概论》中提出的天体起源假说，与朱熹的宇宙哲学中的“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论”的观点十分相似。因此他被称为“歌尼斯堡的伟大的中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在1634—1742年间，欧洲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从而使欧洲学者对朱子学进行更深入地研究，这为朱子学西传提供了大好机会。

美国到18世纪才由来华传教士传入朱子学，但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对朱子学的研究却出现了热潮，其不仅而且大力投入研究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学的资金，（仅1958—1970年，投入经费就达7000万美元）。还出现了不少研究朱子学的专家及其著作，美国大多数学者对朱子学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也间接地受到朱子学的影响，今后还要继续加以研究。

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过程中，对它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产生过一些负面消极的影响。如受朱子学影响较大的朝鲜、日本、越南，曾经在一些人看来“罪恶无过不孝，无论是犯下什么过节，只要是为了尽孝的话，都可以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谅解”。又如越南“交趾支那”（即越南南部）人民中存在着儒教徒的行为（主要指特别的贞节，独特的居丧行为等）。特别是朱子学成为它国官方思想之后，被封建统治者用作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桎梏人们的思想，使得思想愈来愈僵化等。这些都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总之，朱子学能在海外流传，并与它国文化相交融，成为一些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有其生存的价值。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的历史过程，有力地证明了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社会张力。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说，许多国家的学者通过对朱子学的研究，从中找出东方文化中适合西方社会的部分，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努力。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日本接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科技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的重要方面。

5世纪：儒学传入，加速日本文明进程

公元5世纪，中国儒学东传日本。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15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进入7世纪，儒学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并开始浸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这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形势密切相关。自6世纪后半期起，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制行将崩溃，即将诞生的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理论指导。摄政的圣德太子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用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来表示官吏等级的高低；次年，颁布作为各级官吏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以儒教伦理作为指导思想。如“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一条)、“群卿百僚，以礼为本”(第四条)、“信是本义，每事有信”(第九条)等，都是受到中国儒家君臣秩序与五伦观念的显著影响。尽管《十七条宪法》不是法律，但却构造了未来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原则，为日后的大化改新所继承。

不仅如此，日本天皇年号也与中国儒家文化同出一辙。根据我国学者统计，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约出自中国106部典籍。在这106部典籍中，儒家典籍就有《尚书》、《诗经》、《周易》、《礼记》、《孝经》、《周礼》、《孟子》、《论语》、《春秋左氏传》等。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长期是落后于‘中华’之国——中国的后进国，接着是落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后进国，所以它在能够创造出达到先进国水平的意识形态以前，必然要从先进国进行移植。”此语不虚。

7世纪：日本成为儒教徒的国度

7世纪中期，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儒学得到广泛发展，封建统治者试图从中找到可资统治的理论根据。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人”是其主要特征。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孟子进一步强调“以德行仁者王”。这一思想直接为孝德天皇 (597年～654年)所接受。他在即位不久的诏书中说：“当遵上古圣王之迹而治天下，复当有信可治天下。”“遵上古圣王之迹”，就是像尧、舜那样以德治天下，达到天下归心。日本在吸收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成分时，兼收了儒学思想中的“ 天命”观念，由这一思想衍生出天皇乃“神明”、日本乃“神州”、“大地之元首”的思想，直到19世纪仍有很大的市场。

中国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加速了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儒学正是因社会的需要而被引进、传播与发展的。被视为儒家五种传统美德的仁慈、正义、礼仪、学识、信义，自然成为治国治民的利器。文武天皇时期，颁布《大宝律令》，将《周易》、《尚书》、《仪礼》、《礼记》、《毛诗》、《左传》、《孝经》、《论语》等，作为大学或国学的必修课程，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广儒学，使其传播整个社会。从五世纪初开始，日本就从中国大陆输入儒学，在隋唐时代又从中国引进文物典章制度，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奈良时代，出现了三教合流，佛教与儒教一样具有安慰人心、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但与佛教相比，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儒教，因为它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难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国度。

江户时代：儒学被异化为御用工具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儒学受到异常推崇，达到儒学的极盛时代。一方面，它已显示出独特的社会功效；另一方面，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将儒家伦理作为巩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思想武器。日本学者指出：“随着封建秩序的巩固，对学术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开始意识到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从伦理上维护封建社会的学问的有效性。因此，日本朱子学尤其本土化的特色，直到江户时代，一直是重要的统治工具。

《宋元学案》、钱穆的《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田亮的《朱熹的思维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