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1017年6月1日－1073年7月14日），原名敦实，字茂叔，因避宋英宗名讳而改名为敦颐，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与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中国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理学家。

周敦颐，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实，字茂叔，道州营道楼田保（今湖南省道县）人。他的父亲是桂岭县令周辅成。

天圣八年（1030年），周敦颐来到月岩的一间房屋，专心读书思考。

天圣九年（1031年），周敦颐父亲因病去世。周敦颐跟着母亲投靠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周敦颐志向远大，深得郑向喜爱。

景祐三年（1036年），周敦颐二十岁，举行冠礼，他的品性和道义出众，闻名于当时。按照惯例，朝廷准许在朝官员推荐一名子弟出来做小官。郑向便将这个机会给了周敦颐，周敦颐因而当上了朝廷将作监的主簿。同年，周敦颐娶兵部职方郎中陆参之女陆氏为妻。

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颐调任分宁主簿。庆历元年（1041年），有一个诉讼案拖了很久都不能判决，等周敦颐到任后，他审讯了一次就理清了案情，把案子给结了。当地人惊奇地说：“以前这里的官吏都不如他。”士大夫们也纷纷对周敦颐交口称赞。

庆历四年（1044年），刑部使者推荐周敦颐改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庆历五年（1045年），有一个囚犯依法本不该被处死，但转运使王逵想严惩他。这个王逵是一个凶残骄悍的酷吏，众官都不敢与他争执，唯独周敦颐敢与他争辩。王逵不听周敦颐的意见，于是周敦颐打算弃官而归，还说：“如果是这样那还做什么官，既然杀人是用来讨好别人，那我可不干这种事。”王逵听完周敦颐的话之后悔悟了，所以释放了这个囚犯。

周敦颐在担任荆湖南路郴州郴县县令期间，最突出的政绩是兴教办学。一来郴县，周敦颐就在公务之余，利用旧有的县学兴教讲学。大理寺丞程珦当初在南安认识了周敦颐，见他“气貌非常人”，与之交谈，更知其“为学知道”，遂同周敦颐结为朋友，庆历六年（1046年），程珦又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周敦颐处拜其为师。庆历七年（1047年），周敦颐在郴州的鱼山正式创建了一个书堂。

庆历八年（1048年），周敦颐调任郴州桂阳县令，治官政绩十分显著。郡守李初平认为周敦颐很贤能，所以平时也不对他拿上司的架子，还向周敦颐请教：“我现在想读书了，你觉得怎么样？”周敦颐说：“您学习的知识还不够，可以由我为您讲说。”皇祐元年（1049年），李初平在周敦颐的帮助下，果然学有所得。同年，李初平去世，周敦颐主动把他的棺椁护送回乡，并替李家人打理事务，忙碌奔波。

皇祐二年（1050年），周敦颐到郴州桂阳出任县令。皇祐五年（1053年），当时的官员们都认为周敦颐在桂阳颇有政绩，于是纷纷举荐他升官。至和元年（1054年），周敦颐因众位官员的举荐而被调任大理寺丞，去洪州南昌县上任。南昌人都说：“周敦颐是一个擅长审理案件的人，我们可以找他诉讼了。”那些富家豪门、狡猾的官吏、品行恶劣的年轻人皆对此惶恐不安。

嘉祐四年（1059年），太常丞蒲宗孟与周敦颐交谈三日，二人十分投缘，蒲宗孟深感周敦颐的崇高正大，旷达潇洒，感叹道：“没想到世间还有周敦颐这种人。”随后，蒲宗孟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周敦颐为继室。三年后生子周涛。

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周敦颐从合州（今重庆合川）解职回京，正好遇上回京述职的王安石。他们相互间仰慕，周敦颐应邀造访了王安石。王安石对年长自己四岁的周敦颐充满了崇敬，相见恨晚。以至于周敦颐离开了，他还久久地回味着、感慨着，忘记了睡觉和吃饭。这次的聚会和交谈，双方都得到了新的思想的启悟。

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迁国子监博士，虔州通判。周敦颐的好友潘兴嗣，知道他要经过江州，就提前赶到江州等候，在驿馆与周敦颐见了面，邀他一起游庐山。周敦颐在庐山又设立了一个学堂，学堂前有小溪，发源自莲花峰，流经湓浦，周敦颐经常在这条小溪里清洗帽带，于是给自己取了个名号“濂溪”。嘉祐七年（1062年），周敦颐同赵清献同游马祖山。

嘉祐八年正月初七（1063年2月7日），周敦颐至雩都，邀请余杭人钱建、侯拓，四明人沈幾、圣希颜同游罗崖。他们一起在善山修建濂溪阁，善山的山顶上有高山仰止亭。同年四月一日（1063年5月1日），太子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周敦颐迁虞部员外郎，他父亲周辅成被追赠郎中。同年五月，周敦颐应邀与一群文朋诗友游玩聚会。兴之所致，大家便相约写诗作文。周敦颐一气呵成挥笔而就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就是名传后世的《爱莲说》。

治平元年（1064年）冬天，周敦颐移任永州通判，吴地人程师孟为周敦颐送行。

熙宁三年（1071年），转为虞部郎中，提升广南东路提点刑狱。熙宁四年正月初九（1072年1月31日），周敦颐出任提点刑狱事。周敦颐在广东提点刑狱的职位上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勤政的周敦颐四处巡按，足迹几乎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写下了《题大颠堂》、《题罗浮山》。

同年，周敦颐不幸感染了瘴疠，辞官归隐定居在庐山莲花峰下，他将母亲的坟墓也从润州迁来葬在离他居所很近的地方，定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书堂。熙宁六年六月七日（1073年7月14日），周敦颐病死于庐山濂溪书堂，终年五十七岁。

周敦颐在治学中，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作出新的论断，把儒学推进了一步。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理宗时，诏从祀孔子庙堂，其理学奠基者地位为官方所承认。

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在当时儒、佛、道合流的形势下，从对于《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并为宋以后的道学家提供“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来说，周敦颐确有“发端之功”。二程的“扩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义说，都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使道学理论更加完善化、系统化而已。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现存者只有一幅《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

周敦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诚”是他关于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诚”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在周敦颐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即天道本体论。在《太极图说》中，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过程，这样，周敦颐便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周敦颐如此推崇“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他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思想，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

周敦颐的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二是“六经为主，以诚为本”的教育内容。他十分重视儒学经典，始终将“诚”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反复阐述，在《通书》中“诚”字的出现就高达20次之多。三是“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采用学生自学为主，特别注重启发原则。

周敦颐的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一是德治。体现在修圣德、重师道、推礼乐三个方面。修圣德，周敦颐称之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修而万民感化。重师道。周敦颐认为，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礼乐。周敦颐认为：“礼，理也；乐，和也。”礼的实质在于理，“理”的本意在于治。二是刑治。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主要是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张“慎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

《太极图说》的起点是“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其终点则是“主静立人极”的封建伦理观。

首先，“无极而太极”自我运动的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的“人”（ 《太极图说》）；而“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通书》）。这个众人之秀的“一人”，由于掌握了所谓“仁义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这个“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圣人”，就是代表“妙万物”的“太极”来统治社会的。因此，被周敦颐神圣化、绝对化了的无形无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极”，归根到底是为宋代有权有势而又至尊至贵的封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

其次，太极的“一动一静”掌握了“化生万物”的枢几，使“二气”、“五行”、“四时”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动下“妙合而凝”、“变化无穷”。与这种“妙合”相应，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是“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 （《通书》）这种“合理性”， 周敦颐叫作“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通书》）。在自然界，万物（“万”）与太极（“一”）各有其应处（“正”）的地位；在社会上，统治者（“大”）与被统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级。周敦颐所欲论证的封建等级就是被以后道学家哲学化的所谓“不和乃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

最后，正因为人是“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也总是有强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通书》）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诀。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 （《通书》）。这就是所谓“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静”，因为“欲动情胜”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静”、“慎动” （《通书》），才能深入考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苗头）。这就是所谓“灭人欲”。一曰“立”，就是“立诚”，因为“诚”既是“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也是所谓“纯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书》）。只要掌握了“诚”，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书》）。这样“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通书》）人们都照着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规范行动，诚心一立，人极也就立起来了。

鉴于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周敦颐提倡要认识天下之势。天下形势极严重，则不可挽回。认识形势严重，要靠力量挽回。认识不早，力量不积，则无力与人竞争，是天意。不早认识，不积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势，则是人事问题，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倾向改革，称赞新政。根据长期的仕宦和讲学的实践，强调尊师重道。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

天禧五年（1021年），重阳节，周辅成同几位兄弟一起聊天，共度重阳。当时秋高气爽，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田野里的禾根豆一片金黄。特别是村前的五个土墩子，引起大家的兴趣。大家商量着要为这五个土墩子起个名，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名最为合适。这时，正在旁边玩耍的小敦颐，看到大人们沉思的样子，就脱口而出，说这五个土墩就像五颗星星。那东边的叫木星，南边的叫火星，西边的叫金星，北边的叫水星，中间的叫土星，合在一起，干脆就叫作“五星堆”。大人们听了，都觉得小敦颐讲得有道理，于是就将这五个土墩正式命名为“五星堆”，并作为楼田保的一景。

周敦颐从小聪明好学，勤于思考。遇到什么问题，喜欢寻根究底，不搞明白绝不罢休。他会经常向衡州（今衡阳）舅舅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什么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太阳为什么东起西落，月亮为什么有盈亏圆缺，为什么会刮风下雨，地上的万事万物是怎么形成的，等等。对于周敦颐提出的这些问题，周辅成总是不厌其烦，尽自己所知给予解答。当然，这其中的很多问题，周辅成是没有办法回答清楚的。一方面，受周辅成的知识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水平所限。而周辅成也非常喜欢周敦颐的这一性格。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敦颐的知识也不断地增长，学业大有进步。到十二三岁时，周敦颐已经读完了《四子书》（即《四书》）和《书经》《诗经》《礼经》《春秋》等儒家典籍，有的还能背诵得滚瓜烂熟。同时，周敦颐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不仅立意新颖，而且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八岁时，其父亲已过世。

月岩位于都庞岭东麓，距周敦颐故居约七公里。岩洞内周围削壁千仞，白石璀莹。这个巨大的岩洞，还有东西两座洞门。最为奇特神秘的是，在这个岩洞内的不同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物变化。如果你从东洞门进，朝西洞门行走，往头上的洞口看去，开始只能见到一弯“残月”，形似蛾眉，如下弦月。再往前走，那“月亮”像镰刀、像小船，由缺而圆。到了岩洞中央，当顶便是一轮“皓月”，成为“望月”。继续往前走，这轮“皓月”又逐渐由圆而缺，最后又是蛾眉一弯，成为“上弦月”。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方位引起的景物变化，使月岩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神秘感，月岩的名气也不胫而走。相传周敦颐十四岁时，曾筑室于月岩，在那里读书并在那里悟得“无极而太极”的道理，为其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宁宗赐周敦颐谥号为“元”，因此周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宋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表格参考资料）

《太极图说》是中国宋代周敦颐为其《太极图》写的一篇说明 。全文249字。《太极图说》鉴取了《无极图》和释门禅僧的《阿黎耶识图》。《太极图说》中的宇宙生成论、万物化生论，与宗密《华严原人论》的理论构造模式极为相似。毛奇龄曾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全是宗密之语。该文认为，“无极”是宇宙的本原，人和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作用构成的。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文中突出人的价值和作用，该文主张：“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在人群中，又特别突出圣人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该文对后世影响很大，版本很多，朱熹《近思录》、黄宗羲等所编《宋元学案》等尽皆收入。

《通书》是周敦颐读易经的心得。学易经，搞预测的也多，搞风水、看相算命的还不少，但究竟研究得怎么样？这些预测大师的境界、文化、气质就未必能高明起来。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以他的境界，出入于儒释道三教，在通过学习易经的过程中，将其心得写了短短四十章。这四十章里，融通了儒释道的根本精神，把儒释道的智慧通过易经的读书心得凝练在一起。

莲花在佛教中象征着“不染”、清净，宋代理学家以儒解禅，对莲花的“不染”进行本体思考，莲花成为士大夫人格象征。

周敦颐认为菊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而莲则是花中的君子。这就是作者所做的一个区分，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也就认同了作者的这个区分。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他要追求的是什么。现在看，像陶渊明那样爱菊花的人太少了、越来越少了。而像作者这样爱莲的人，那大概也就更少了，那么在现实社会当中，更多的人们去爱的是牡丹这样的东西。他的话里就是说更多的人追求的是一种荣华富贵的生活。所以三种花分别暗喻了三种人生的价值追求。作者周敦颐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他的价值追求，他想要做君子。我们可以这样说，君子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人正直，具有独立人格，令人敬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君子和隐士相比，他不避世，敢于担当，“知其不可而为之”，和追求富贵的人相比，他不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由此可以推想，作者周敦颐也应该是一位儒者。

周子之学以主静为宗。平生精粹，尽於《太极图说》《通书》之中。词章非所留意，故当时未有文集，《周元公集》为编修朱筠家藏本。

据明代万历《重修石鼓书院志》、清代《清泉县志·营建志·祠祀》载，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衡州知府史中重建书舍六间以待游学者，有礼殿祀孔子，韩张祠祀韩愈、张栻二夫子。成化十八年（1482年），知府何珣修复旧祠时，增祀朱熹，遂创三贤祠。万历十七年（1589年），朝廷允礼部尚书曾朝节之奏请，增祀周敦颐，后又进李宽、李士真、黄干三人，遂改号七贤祠。

汝城濂溪书院始建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为纪念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而建。公元1050—1054年，周敦颐任桂阳县令。期间“风节慈爱，吏治彰彰”，并在此写下《爱莲说》《拙赋》等千古名篇。周敦颐创立了理学理论基础，被称为“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先贤。千百年来，汝城“士率其教，吏思其威，民怀其德”，兴建书院永作纪念。虽经近千年的沧桑变迁，然薪火相传，保存至今。书院为宋式四合院砖木回廊结构建筑，建筑面积1618平方米。

周敦颐墓，又称濂溪墓，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莲花镇周家湾之栗树岭，墓区总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十年动乱期间，周敦颐墓地面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但地下墓穴仍保存完好。1999年，在香港周氏宗亲总会的资助下，完成周敦颐墓第一期修复工程，使珍贵历史遗迹得以保存。香港周氏宗亲总会再出100余万元巨资复修该墓。1959年，周敦颐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复，建成有牌楼、门楼、濂溪祠、爱莲池等景点。

周敦颐在衡阳写下的119字的《爱莲说》因其借物言志，用莲花自喻，洁身自爱，被世代传颂。现有濂溪书院、濂溪祠、爱莲亭、濂溪别墅、周子祠等濂溪文化载体。爱莲堂坐落在衡阳市华新区柘里村。祠堂中堂门上高悬“爱莲堂”横匾，祖堂神位上供奉着周敦颐、鲁迅（周树人）、周恩来的照片。2007年6月，周恩来总理的堂侄、原扬州市老干局局长周华瑞来衡阳“爱莲堂”祭祖时，随携周总理手书“爱莲堂”郑重制匾悬挂。2009年11月24日，道县濂溪故里为建周子衣冠冢，特派专人专车来衡阳“爱莲堂”奉取“灵土”。2014年道县周敦颐故里晋升国家AAA景区。

周敦颐在衡阳生活的遗迹原有五处：

一是紧伴石鼓书院即今司前街古称濂溪街（现衡阳市中山南路司前街口）是他外祖父左侍禁郑灿居住的祖宅；

二是今蒸水桥北原郑家庄户房即北岸濂溪周氏祖屋，由长子周寿次子虞仲后裔继承，今居衡阳市衡南县车江铁市、衡阳县金兰寺、重庆、洪江等周姓即源于此支。

三是衡阳市高新区柘里村爱莲堂，是周寿五子季仲次子兴继来此继承祖业，爱莲堂原是郑家祖传庄户房（距离—千二百余年），郑氏谱载“衡州西关有巨浸曰西湖”，“向公世居衡阳郡城外西湖”。郑向祖孙五人五进士，世代衣锦诗书传家，家产颇丰。宋时周围山林田土多是郑家祖产，后按规制濂溪公祭祀田四百亩（政义乡三百亩、长平乡一百亩）田租收入和年拨官银二十八两用于濂溪周氏宗祠春秋二祭。

宋末衡阳对周子纪念性建筑还有一院四祠，即西湖书院，西湖北岸濂溪祠，凤凰山濂溪祠、潇湘门内濂溪祠、石鼓濂溪祠，以上并非家祠，是属国家官设祭祀周子和教学合一的纪念地（年拨祭祀银四十两）。

2017年6月23日，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活动暨第八届理学文化节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开幕。纪念演出后举行了濂溪书院揭牌、敬献花篮等仪式，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周敦颐哲学思想、理学人物与流派学术研讨会、濂溪后裔座谈会等主题活动。

2024年11月6日，中国20个周敦颐遗迹遗址地政协和湖南科技学院发起成立周敦颐理学文化城市联盟。

关于周敦颐的平生，主要参见《周敦颐年谱》，宋代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亦对其事迹多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