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英文：Bushidou），原是指日本传统社会中武士阶层在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法则。现今传统的武士阶层虽然已消亡，但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中，都留下了武士道精神的印痕，并演变为一种职业精神。

“武士道”一词在江户时代才出现，武士道的思想在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中融合重塑而成。

它是日本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武士道是基于一些美德如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的精神信仰。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自杀。

新渡户稻造认为，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死亡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事务，简直比死还可怕。认为切腹是武士唯一谢罪的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畏惧死亡的人。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

“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诚”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忠义”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克己”要求武士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被欲望左右信念，这样才能侍奉君主，保护领国领民。

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大化革新以后实行的征兵制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也日趋松弛。9世纪初改行“健儿制”，而导致服兵役成为贵族的专制，以至军队素质一落千丈。

正于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了“僧兵”。但庄园武装的建立，对地方构成威胁，于是地方势力也组织了武装力量。一般由当地的富豪组成，称为“郎党、郎众”。

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惣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实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

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社会开始占据优势的时代。所谓武士的兴起，决不仅仅是贵族与武士之间争夺权利的过程，而且包含了武士从地方富农中产生的新兴力量。那时，作为地方地主的武士，把根扎在土地之中。他们被任命为捕头、押司等，并且拥戴出身名门的武将为靠山。

武士道一词真正成为日语单词是在日俄战争前后，明治32年新渡户稻造在美国用英文“BUSHIDO”代表“武士道”当时仅为美国知识份子所知。直至明治41年此书从美国返销日本才被正式翻译成“武士道”。

武士道的目的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规章很相近：为战士设定生存的理念，将他们由受雇的杀手的地位加以升华。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质朴、俭约、胆识、礼节、大义、廉耻、武勇、忠诚、情爱、激越、豪爽、尚武、意地、一分、羞耻、大名、重然诺、恩义、忠孝、名分、人情义理、诚实、信约、百纳协作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被敌人团团围住，仍然英勇厮杀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标准看，并非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乃是武士由衷忠诚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点，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不免有些奇怪，甚至是自杀的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且类似于欧洲的骑士精神。

受到武士道深深影响的武士，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时，根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对一切来说，还在其次，让自己行动发挥效果才是正道。奋力一试，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尝试来得好，因为武士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得失，而勇往直前。不过这种精神仍然无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阵中逃走，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武士道并非要人不管胜算多寡、将自己陷入困境的一味死战，武士必须智勇双全，无谓的牺牲性命是错误而愚不可及的行为。像是经常出现的城内守军开城迎击敌人的自杀行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审视一番。出城迎击围攻城堡的敌军，不啻是自杀行为，但要是能牵制敌军，让领主有时间击退敌军，就是忠义和英勇的表现，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冲动。

当然，这种精神也能用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太平洋小岛上的日本守军高呼万岁的自杀式攻击。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 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仁、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

中世纪的平安时代末期，源氏家族亲兄弟（源赖朝、源义经），骨肉相残。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

这样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用樱花比喻武士

因为他们认为樱花的几个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

首先，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很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更加漂亮。这和日本武士的集团精神是很相似的。

武士道是注重共性，而非如欧洲武士那样注重个性的。但他的这种共性实际上比欧洲武士的游侠精神还要狭隘，这个集团精神和团结精神是不同的，也绝非是爱国精神，他们爱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团。历史上日本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治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日本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评判的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忠于自己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了武士道精神。

二是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是盛开的时候，而是凋谢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但凋谢的特点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无留恋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因屈辱而自杀，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结，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了，此时此刻就应该像樱花一样毫无留恋的凋谢。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Tashiro Tsuramoto）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的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定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武士道，发端于日本中世纪纷乱的内战中，消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义的烈焰下。武士道精神越千年，生命力极端顽强，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士道，有说法称其归根到底是一种封建时代的特殊而又特别的君臣思想，但由于发展的过程中加入了太多军事以外的东西，竟成为日本文化的代名词。其实，武士道本身并没有正邪之分，但日本武士道在日本走向法西斯的过程中，的确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真正给亚洲国家带来苦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国思想和皇国史观教育。

武士道并不代表日本，至少不能代表当今的日本。有人说因为古代的武士道不融商人。日本社会的主流是商业文化，尽管还有一些日本人喜爱武士道，但日本主流文化已经改变，严苛的武士道为精神体系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武士道作为一种独立伦理的训条也许会消失，但是它的精神大概不会从人间消亡。

1：在武士的教育方面，首先应遵守的一点在于品质的建立，并不重视思维、知识、辩论等的智力才能。美学的修养在武士的教育上占有重要位置。

2：武士道教育的课程主要由：击剑、箭术、柔术、马术、矛术、兵法、书法、伦理、文学、美学、哲学等科目组成。

3：武士道是非经济性的。它以贫困而自豪。它同文提狄斯一样，“武士的道德是名誉心，与其获得利益而蒙受污名，宁可选择损失。”由于这样极力鄙视金钱和金钱欲，武士道便得以长期摆脱了来自金钱的千百种弊端。

在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切腹”这种行为不能不提，被武士认为是舍身取义。切腹虽然是很痛苦的，事实上这种痛苦也是刻意造成的。切腹者要用一刀以上，切开自己的腹部。由于自己除去内脏过于可怕，所以切腹的方式最后做了修改，变成由切腹者自己划上一刀。第一刀切开腹部之后，由朋友或可信赖的家臣立即补上慈悲的一刀，砍下切腹者的头。这种来担当补刀的行为的人称之为介错。但切腹并非唯 一的正式自杀方式。

永祚元年（公元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据说这是剖腹的最早来源。

剖腹开始盛行，是在镰仓幕府以后，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剖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剖腹，占了绝大多数，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江户开幕以后，社会统治相对平稳，因殉死而剖腹，和作为刑罚的“诘腹”，逐渐占了主流。虽然幕府严令禁止殉死，但是根本无法阻止这一历史性的趋势。

至于为什么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世界上普遍认为，古代许多的国家和民族，均主张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采取剖腹以示众人的方法和仪式。

剖腹的原因，主要包括——

1：各种各样的权限和权 威都摆开阵势来对抗武士道。正如维布伦所说：“已经出现的‘原来的产业阶级之间的仪式性的礼法的衰微，换句话说，即生活的通俗化，在一切具有敏锐感受力的人们眼里，已被看作是浇季文明的主要祸害之一。’光是那耀武扬威的、民主主义难以抗拒的潮流，就足以来吞没武士道的残余”。

2：当今状态已经变化到不仅是反对武士道，而且甚至变成敌对性的，已到应为其光荣的殡葬作准备的时候了。

3：封建的日本道德体系会同其城邦一样崩溃下去，变为尘土，而新的道德将像不死鸟那样为引导新日本前进而建立起来，这个预言已由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实得到证实。

4：武士道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的训条也许会消失，但是它的积极的一面则不会从人间消亡，而是将超越时空的废墟而永世长存。但其非人性的一面，亦必定将成为历史的尘埃。

5：武士和武士制度虽然消亡，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武士道精神仍然对现代日本人有深深的影响。有观点认为武士道就是理性主义，正义的做法会因为处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