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改新（Taika Era Reforms）又作大化革新，古代日本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发生于645年，因此年为大化元年，故名。

圣德太子的改革，随着他的逝世而销声匿迹，它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依然日渐激化。7世纪前半叶，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广泛兴起。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之）地。”部民制因此衰落。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朝廷地位受到严重影响。臣、连、伴造等向朝廷上缴调赋时“先自收敛，然后分进。”朝廷内部外戚权贵和皇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苏我马子曾向推古天皇要求割让葛城县，被天皇拒绝。626年苏我马子病死，其子虾夷继承大臣。628年推古女皇去世，虾夷独断朝政，排斥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拥立田村皇子即位，是为舒明天皇（629—641在位）。至皇极朝（642—645）时期，虾夷之子入鹿更加专擅朝政，甚至征调人夫修建其父子陵墓，势倾朝野。入鹿为了扼杀改革事业，打击新兴势力，于643年消灭了山背大兄王及其一族。

当时，氏姓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加上征伐新罗的战争和营造宫苑、陵墓、寺院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广大部民苦不堪言。不堪忍受痛苦的部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他们或逃亡，或聚集山泽，同贵族进行武装斗争。部民起义打击了氏姓贵族，动摇了部民制的基础。

正当社会危机严重的时期，推古朝时期派到中国的交流生陆续回国。僧旻于632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640年回到日本。他们在中国交流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吸收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归国后积极进行传布，在部分贵族中发生强烈影响。在归国留学生传授隋唐封建制的影响下，皇室和贵族阶层内出现了主张改新的新兴势力，其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

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之子。中臣镰足出身于世袭祭祀官的家庭，幼年好学，博览群书，曾就学于僧旻，又同中大兄皇子一起受教于南渊请安。中大兄和中臣镰足都憎恶专横的苏我虾夷、入鹿父子，所以两人共谋打倒苏我入鹿，推翻苏我氏，夺取朝廷大权。中大兄接受中臣镰足的建议，首先争取与入鹿素有矛盾、又有声望的大夫苏我石川麻吕，分化苏我氏的势力，然后联合反苏贵族，组成了革新派。

645年（日本皇极天皇四年）6月12日，日本飞鸟板盖宫太极殿。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举行“受贡”仪式。

这时，随着“嘎吱吱”的一阵响声，宫门全部关闭，中大兄皇子突然拔剑，刺杀了大贵族苏我入鹿，在场的许多贵族大惊失色。原来这是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为改革而发动的政变。皇族和多数贵族站在中大兄一边，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便在入鹿被杀的第二天，焚宅自尽。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

消灭虾夷、入鹿父子后，革新派成立新的政权，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两位回国的留学僧灵云和惠云于大化元年（645）跻身佛教界最高权威的“十师”之列。

革新政权建立后，建年号为大化，仿“法式备定”的唐制，有步骤地实行改革。645年8月，分别向东国和倭（大和）六县（高市、葛木、十市、志贵、山边、曾布）派遣国司和使者，造田籍，校田亩。9月，下诏：“从今以后不得卖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这些措施为下一步变革打下基础。12月，首都由飞鸟迁至难波（今大阪市）。

646年元月，新政权以诏书形式，颁布了《改新之诏》，并全力向全国贯彻。

废除贵族世袭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中央设置二官，八省，一台。

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京都周围地带），地方分国、郡、里。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设置关塞、防人（戍边军）及驿站，各置职官；

“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均受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两者虽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在经济方面，废除贵族私有土地制度和部民制，实行公田公民制度。

与此同时，“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 ”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

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班田六年一班，即政府每隔6年，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2/3，私奴婢为公民的1/3，公奴婢同公民数。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班田农民担负租庸调。租，即实物地租，受田每段交纳租稻2束2把。庸，是力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征收的地方特产，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征收。田1町征收绢1丈、絁2丈、布4丈。户调按户征收，其数量为“1户赀布1丈2尺”。付调随各乡土特产征收。

同时，把贵族的土地收归国有，部民转为国家公民；国家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赋税。

大化改新后，大和正式改名日本国，意为“日出之处的国家”。

大化改新解放了部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后来，由于地方杂税和徭役过重，农民不堪重负，有的弃地逃亡，有的依附于豪强地主、贵族和寺院，成为依附农民。

大化改新为日本确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先进的管理体制，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关于大化改新后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主张不一。

日本学者大都认为，改新后的律令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继续。因为在大化改新后，阶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公民的沉重徭役依然存在负担，其性质与部民的负担并无不同。

中国学者除部分人赞成日本学者的观点者外，也有部分认为，大化改新是确立封建制度的改革。

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虽起源于日本本土，但同时吸收唐朝时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税制度。改新后，国家对农民的关系，是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剥削关系。

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并以租庸调的形式向公民征收国税和课以徭役，公民被束缚在口分田上，以臣属关系依附于国家。这种生产者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有别于奴隶制的关键所在。班田农民除了有终身使用权的口分田外，还拥有对山林池沼的使用权，每年除了交纳固定的租税和徭役外，交租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占为己有。由此及见，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化改新后，虽然奴婢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占当时人口的1/10左右，大部分集中在畿内。奴婢在社会生产中已不起主导作用，多数从事非生产性的家庭杂务。当时，社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是班田农民。

大化改新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运动。它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它为日本历史开创了不发动大规模流血事件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先例；它维护了主权，防止了社会的分裂；它使日本于大化改新后，在东亚发展国家，并迅速成为东亚强国。

大化改新，是一场古代日本以学习和模仿古中国唐朝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自上而下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