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日语：めいじてんのう，1852年11月3日-1912年7月30日），名睦仁（むつひと），日本第一百二十二代天皇，孝明天皇统仁次子，万延元年（1860年）被定为储君，并赐名睦仁。

嘉永五年（1852年）11月3日，明治天皇出生，是孝明天皇的第二位皇子。母亲是英照皇太后。真正的生母是权大纳言（中山庆子）。万延元年（1860年）被定为储君，并赐名睦仁。按照日本历代天皇均有较深文化素养的传统，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精通汉文、日文等儒学经典。但自嘉永七年（1854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迫日本与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叩开了日本的大门以后，在民族危机一天天紧迫的情况下，日本不少有识之士也“获得了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相当知识”，“习知海内外的发展大势”，思想解放比较早。所以处于正在成长时期的睦仁虽身居宫廷，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时代思想潮流的冲击和不同程度西方文明的熏陶，而具有改革社会的远大的政治抱负。

庆应三年（1867年），在倒幕运动期间孝明天皇突然死去，睦仁十六岁继承皇位。庆应三年（1867年）一月九日（2月13日），睦仁举行践祚典礼。在尊王攘夷派的鼓舞之下，同年12月9日实行“王政复古”。

睦仁继位之初，正是德川幕府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之时。由于德川幕府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束手无策，所以从19世纪50年代在日本列岛上勃然兴起的“尊王攘夷”运动已逐渐发展为“尊王倒幕”运动。参加“尊王倒幕”运动的主要是长州、萨摩等西南四强藩内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下级武士们，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为代表。他们大都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对社会的现状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深切的忧虑，企图在社会的自身变革中寻找出路，这就使他们迫切要求推翻德川幕府统治，改革日本现状。早在19世纪50、60年代就参与了各藩的藩政改革，而且比较牢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势力，就把自12世纪以后大权旁落，受尽德川幕府排挤和冷遇，同德川幕府对立甚深的天皇抬出来作为自己的靠山。

经过资产阶级下级武士的周密筹划于庆应三年（1867年）9、10月（阴历），召开了以萨摩、长州两大强藩改革派武士为主的秘密会议，制定了以武力推翻德川幕府的行动计划，并通过“朝廷”内线争取睦仁天皇的支持。睦仁天皇很快就秘密下达了批准他们征讨幕府的手令。在倒幕运动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抢先于10月14日向睦仁天皇提出一份“奉还大政”的报告，表示要辞去“征夷大将军”的职位。

庆应四年（1868年）1月，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的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天皇睦仁。3月发布《五条誓约》，接着倒幕军在京都附近打败幕府军，不久又进占江户。7月，睦仁将江户改名为东京。8月27日举行即位典礼，9月8日改年号为明治（年号取自《周易》，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10月，明治天皇抵达东京执政。12月，返回京都，与一条美子（昭宪皇太后）举行大婚之礼。

明治登基时只有15岁，当时传给长州和萨摩藩的倒幕密诏都没有天皇的印章。是岩仓具视、三条实美这些公卿贵族假借天皇的名义造反。后来，明治是在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这些维新志士和日后的名臣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培养塑造了明治天皇“威严、慈爱、刚毅的优秀的男子汉气质”。明治天皇虽不过问具体政务，但其进取开化的个人形象和道德模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明治时期的时代精神。

为了将明治天皇培养成为一位出色的君主。西乡隆盛在宫中进行了种种尝试：原先在宫中掌握大权的女官及贵族公卿们遭到排斥，众多武士被征调到天皇左右，他们都是活跃于幕府末期至戊辰战争时期的刚直武士， 这不仅对明治天皇的生活，对其性格的养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为天皇讲解学问的侍讲也作了调换。元田永孚成为侍讲，为明治天皇讲解儒学，得到了天皇的极大信赖。明治四年（1871年），成立了御亲兵。翌年改称为近卫兵，西乡隆盛亲任近卫都督，时常陪伴天皇观看演习，他还随天皇进行了西国巡幸。

明治五年（1872年），与天皇共度了相当长的时间。西乡隆盛认为，无论他人如何，自己不应“俯仰有愧于天地”。而且作为武士必须为他人着想。在与西乡隆盛接触期间，西乡所推崇的这种“敬天爱人”的个人精神深深感染了明治天皇。正是由于这种对日本精神的“觉醒”，明治天皇开始忧虑此前矫枉过正的西化倾向，意识到尊崇日本传统根性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些变化正是在西乡隆盛的影响下产生的。

主词条：明治维新

明治二年（1869年），明治天皇再度抵达东京，并定东京为首都，以图安定人心。明治天皇于明治四年（1871年），也就是他十九岁亲政以后，他全力去实行“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誓言，于亲政当年11月就派出了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率领的大型使节团，到美、英、法、德、俄等十二国进行考察，这次考察直到明治六年 （1873年）九月结束，共用了近二年时间，名义上是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修改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学习欧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经验，以用来进行维新，实现日本资产阶级的近代化。

明治五年（1872年） 解除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制定学制，设立教部省。明治天皇于同年11月发布了关于征兵的命令——《征兵诏书》和《谕告》，这样明治政府从明治六年 （1873年）1月，明治天皇发布征兵令。使日本有了炮兵、骑兵、步兵、工兵、轴重五种兵种的陆军和接收幕府及各藩军舰而扩充起来的海军，并在此基础上又加紧扩充。7月，发布地租改正条例，着手土地改革。明治七年（1874年）1月，提出民选议员的建议书。

明治八年（1875年）6月，明治政府制定报纸的诽谤罪。9月，与李氏朝鲜发生了江华岛事件。从明治九年（1876年）到明治十四年（1881年），明治天皇几乎是每年一次，每次巡视的时间长达五十至八十天。明治天皇带领政府的部分要员到各地听取县官、法官、校长们的汇报，视察各地产业和教育现场，并表彰各地的孝子节妇等等，从而密切了地方官吏、户长、豪农等地方领导者同天皇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不知有天皇存在的民众来说”，也“在使其认识天皇的权威上有很大效果”。同时竭力把日本的近代教育纳入以宣传忠君爱国，儒家纲常和神道主义的封建教育轨道。

明治十一年（1878年），日本陆军卿（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必须以“武士道”作为军人精神的根本。

明治十四年（1881年）发布《军人敕谕》。明治十五年（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强调效忠天皇的建军思想。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制宪，贯彻天皇主权、宪法钦定的立宪原则。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制订并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10月发布《教育敕语》。形成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基本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支柱。

早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11月，海军卿川村纯义就提出了一个八年造舰计划，预计从明治十六年（1883年）起8年中投资2600万日元，建造大小舰只及鱼雷艇32艘。由于当时日本陆海军经费已高达国家财政预算的27%，要扩充海军，每年还要增加402万日元，从国家财政中已无法追加军费预算，而要增加税收必然会引起民怨沸腾。为压制舆论，强制推行这一造舰计划，岩仓具视上奏明治天皇，提出“应断然增税，以扩大海军经费”。对此，明治天皇于明治十五年（1882年）11月向各地方长官发布了必须扩充军备的敕谕，12月又向中央各省卿发出了如下谕令：“顾方今宇内形势，整备陆海军实为不得已之事，此际宜酌定时机，竭尽庙议，庶几不误国家之长久之计。”遵照天皇的谕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指示大藏卿采取措施，将酿造业、烟草业等税收增加至2400万日元，以供海军造舰之用。

对于这笔庞大的经费，当时财力不足的日本政府即使发行公债仍难以支付。于是，明治天皇带头从皇室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充作造舰费，并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3月14日发布了如下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然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由于天皇带头捐助，内阁首相伊藤博文随即在鹿鸣馆召集地方官员发表鼓动演说，要求地方有志之士以天皇为“榜样”，捐出海防献金。全国华族和富豪无不为之“感动”，半年之内，捐款达203万日元，掀起了一股扩充海军的热潮。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将内阁大臣、贵众两院议长和枢密院顾问官等人召至宫中，当面向他们发布敕谕，说：“国防之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要求政府和议会“协衷共济”。还表示今后6年之内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命令文武官员在尔后的6年中也要抽出1/10的月薪上缴国库，用以补充造舰经费之不足。在明治天皇的威压下，在野党只得偃旗息鼓，与政府妥协，重新审议了预算案，减少了削减额。这次举动首开天皇压制议会之恶例。就这样，在明治天皇不遗余力的支持下，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大体上完成了海军造舰计划，建成了一支拥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61373吨、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日本海军。

明治二十五年 （1892年）7月，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号、“镇远”号两舰抵达日本横滨访问，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军国主义势力乘机挑起民族对立情绪，促使明治天皇发布诏敕：“国防一事，苟患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因此他命“朕兹省内廷之费，6年期间每年拨下30万日元，并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况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1/10，以资补足造新式军舰之费”。当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春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日本统治集团便一致把它视为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良机，并一步步地引向了开战的轨道。伊藤首相进宫上奏明治天皇。明治天皇随即在宫中召见陆军大臣大山岩、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参谋总长炽仁亲王以及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并当面下达了如下敕令：“今朝鲜内乱蜂起，其势猖獗，为保护侨居该国的我国国民，决定派遣军队。卿等应悉心协商，妥善处理。”

日本鼓动清政府出兵的奸计得逞之后，便立即组建战争体制。6月5日，日本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经明治天皇敕准，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了大本营，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战争体制。同一天，明治天皇亲自批准向朝鲜派出混成旅团，并向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下达了动员令。当天，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便率领海军陆战队420人离日赴朝，在6月9日清军到达朝鲜牙山的同一天，于仁川登陆，掌握了发动战争的主动权。对于陆奥宗光外相关于日清冲突业已不可避免的上奏，明治天皇颇感意外。因为早已主动提出撤军的清国，又重新派遣大军是难以理解的。而且当时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向他提供了陆海军派驻清国情报员的全部资料，天皇处于“得以作出客观判断的地位”。因此，明治天皇曾命令其侍从长德大寺质问陆奥外相：“这是虚张声势，还是确实如此？”对中国增兵之事表示了怀疑态度。尽管如此，6月22日，明治天皇还是在宫中亲自主持召开了有首相伊藤博文以下内阁全体成员、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陆军参谋总长炽仁亲王等人参加的御前会议。会议最终决定：“（1）向中国发出绝交书；（2）增派第二批派遣军，编成足以粉碎牙山清军的混成旅团。”此后，日本又三管齐下：一面向朝鲜提出难以接受的内政改革方案；一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进行战争讹诈；一面利用欧美列强在远东的矛盾，对出面“调解”中日纠纷的俄、英、美等国作出不损害其利益的种种保证，以消除外国干涉的威胁，并于7月16日同英国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取得了英国的支持。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17日，即英日同盟达成的第二天，日本大本营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明治天皇亲自出席。会上，正式作出了对中国开战的决定。同一天，明治天皇还发布特旨，将预备役中将、著名的主战论者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替主张“守势”作战的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军令部长。此举进一步表明了明治天皇不惜对华一战的决心。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23日，驻汉城的日军在大鸟圭介率领下占领了朝鲜王宫，拘禁了国王李熙，威逼国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出任摄政，组织了傀儡政府。25日，大鸟更迫使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所有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同一天，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海面对中国军舰发动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主词条：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三国干涉还辽

当丰岛海战日军偷袭得手、初战告捷之后，明治天皇开战前的谨慎不满情绪便一扫而光，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不义战争，担当起了战争的最高统帅。在战争业已开始的8月1日，明治天皇发布了对华正式宣战的诏书。诏书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通篇是欺世盗名的一派胡言。本来是用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挑起丰岛海战，却倒打一耙，说成是清军“要击我舰于黄海，狂妄已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目的无非是把发动甲午战争的责任强加于中国。诏书最后称：“事既如此，朕虽始终与和平相终始，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战，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期速克和平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荣。”

为摆脱日常政务的纷扰，同时也为了就近获得战地的情报，更好地指挥这场战争，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9月15日，明治天皇又随战时大本营迁居靠近李氏朝鲜、中国的广岛，吃住在出师朝鲜的原广岛第五师团司令部内，经常召见参战将领，听取汇报，不分昼夜地督励军务，以致朝臣们为他的身体健康而担忧。

在筹集战争经费方面，明治天皇也发挥了专制君主的作用。早在战争开始后不久的8月15日，明治天皇以第144号敕令，公布了募集金额为500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条例》，要求日本人民勒紧腰带，支持侵略战争。通过这次发行公债，共从国民手中募集到了7694.9万日元的巨款。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10月18日，明治天皇为再次筹集军费，又在广岛大本营所在地召集了第7次会议。明治天皇亲临会议，并颁布敕语，声称“衅端既开，不达交战目的，则不可停止”，希望贵众两院“协调一致”，为“宣扬国光”，通过内阁提出的“当前急需之陆海军军费议案”。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9月16日，即明治天皇迁至广岛大本营的第二天，又传来了日军攻占平壤的捷报。9月19日，明治天皇收到黄海海战的捷报后，又再次下达敕令嘉奖：“朕闻我联合舰队奋战于黄海，并获大胜，深悉威力业已压制海敌。为体察官兵之勤劳，兹对所获特殊功勋予以嘉奖。”在甲午战争的善后阶段，即中日媾和及三国干涉还辽交涉过程中，明治天皇仍时刻关注着交涉的进展情况，并据情不时颁发敕语，影响和左右着交涉的全过程，充当着日本最高决策的裁决人，且成为战后最大的受益者。

主词条：日俄战争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也抱有野心，因而伙同德意志帝国、法国进行干预，明治天皇只好下诏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这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卧薪尝胆”式的报仇意识迅速蔓延。明治政府未及宣战就给与对方俄国以“劈头的一击”，先发制人，重创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掌握了初期制海权；在战争后期，双方陆军力竭之际，日本联合舰队在日本海大海战中几乎全歼俄国前来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取得“前古未有的大胜利”，完全控制了日本海、黄海的制海权，很快迫使沙俄战败求和。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则使日本“完全跻身于世界八大强国之列”。“战后日本之发达，无论文化，无论经济，亦渐惹起世界之注意。” 而《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也使“远东势力范围重新划分变得对日本有利。”日本利用战胜俄国、国际地位上升的有利时机，大力推行对西方列强外交。首先改善与沙俄的关系，签订一系列密约，划分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使之“缓和其复仇之心，至少可维护今后十数年之和平”。

明治四十年（1907 年），日本与法国签订《日法协定》，相互承认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利益；明治四十二年（1909 年）11月，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罗脱在华盛顿签订了有关太平洋问题的换文，史称“罗脱—高平协定”，此文件实际相互承认各自在太平洋的既得利益；为加强与英国的关系，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日本与英国签订了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日本积极展开外交攻势，有其策略上的考虑，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的国际地位日益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可。“在亚洲大陆上，日本成了帝国主义角逐中的正式成员。”通过上述外交活动，日本的势力范围得到了西方列强承认，于是在日本主权线之外的漫长海上利益线，再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抗衡。这样，日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洋霸主。同时，明治天皇成了“东亚霸主”。随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明治天皇越发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明治天皇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就患上了糖尿病。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秋天，明治天皇前往福冈县视察日军大演习时，尿蛋白突然大量增加，病情加剧。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春季后，又并发尿毒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三浦谨之助和青山胤通两位医学博士作为御医，日夜精心地为天皇进行治疗。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7月20日，负责天皇事务的宫内省发布公报：“自7月19日下午以后，圣上精神略呈恍惚状态。”对一向把天皇奉若神灵的日本国民来说，这一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从这一天起，来自四面八方的市民便纷纷聚集在皇宫的广场上为天皇恢复健康而祈祷。同时在日本各地，更多的人拥向当地的神社祈求天神保佑天皇。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7月30日凌晨零时四十三分，明治天皇去世，享年60岁。明治天皇去世后，嘉仁继位，在皇宫偏殿举行了登基典礼，并接受了象征“皇位”的三种神器——八咫镜、草雉剑、八坂琼钩玉。按照传统，根据中国《周易》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定新年号为“大正”，嘉仁成为日本第123代天皇——大正天皇。

从9月13日开始，日本政府为明治天皇举行了为期6周的隆重国葬。明治天皇的陵墓为京都的伏见桃山陵，大正三年（1914年），昭宪皇太后去世，日本政府建立明治神宫，把明治天皇神化。

明治天皇采取“奉还版籍”政策，废藩设县，将全国划为3个府72个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还废除旧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所谓公卿诸侯之类的贵族改称“华族”，将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废除了封建俸禄。

明治天皇还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实施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在全国改革军警制度，建立新式军队，创办军工产业；学习西方文明，引进西方科技与管理；发展现代教育，培养现代人才，整体提高国民素质，称为“明治维新”。

明治政府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这部东亚首部的现代成文宪法是摹仿普鲁士宪法的钦定宪法。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明治宪法系基于天皇主权的原理，由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之统治权。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陆海军的统帅、宣战的公布、条约的缔结等，都属于天皇的大权。从此，天皇摇身一变，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人”。在明治宪法下，皇室典范异于一般法律，与宪法同为最高法规。

明治政府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这部东亚首部的现代成文宪法是摹仿普鲁士宪法的钦定宪法。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明治宪法系基于天皇主权的原理，由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之统治权。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陆海军的统帅、宣战的公布、条约的缔结等，都属于天皇的大权。从此，天皇摇身一变，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人”。

明治天皇是日本天皇中最特殊的一个天皇。在他之前，女天皇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帝位，古代的日本，就曾出现过六个女帝。日本的年号是摹仿中国的制度而制定的。只要有祥瑞的征兆等因素，一个天皇可以容许变更多个年号。但是从明治天皇以后，一个天皇只限一个年号。因此也可以年号来代替天皇的称呼，例如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等。从前的天皇，权力不是落在地方豪族或外戚贵族的手上，就是落在武家政权的手中。天皇可以说是只是一个傀儡，到了明治天皇，他总揽大权于一身。皇室典范是皇室制度的基本法律，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于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制定。在明治宪法下，皇室典范异于一般法律，与宪法同为最高法规。

现行皇室典范，系于日本国宪法制定时同时修改，并以一般法律施行。与旧典范之最大相异处，首先在于皇室继承只限于嫡出（正妻所生），不承认庶出（正妻以外所生）。明治天皇及大正天皇全系庶出。此改变乃为尊重婚姻制度而来。其次，现行典范承认平民之皇太子妃。战前，皇太子妃必从皇族或三大贵族家庭中挑选。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允许女天皇的存在。但明治以后的皇室典范规定，只有男系的男子才能继承皇位。

明治天皇在位期间，亲任日军最高指挥官。明治八年（1875年）9月，日本与朝鲜发生“江华岛事件”（日本称“江华岛事件”，朝鲜称“云扬号事件”），日本派出军舰云扬号航行到朝鲜西海岸测量海图，遭到朝鲜江华岛炮台守军炮击，双方发生交火，最后日本方攻陷炮台。1875年9月24日，云扬号等3艘军舰满载战利品撤离江华湾，于28日返回日本长崎，向东京政府发电“报功”。日朝双方签订《江华条约》又称《江华岛条约》，是朝鲜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测朝鲜半岛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权利，成为日本日后侵略朝鲜的开始。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日本与清朝发生甲午战争，清朝败给日本，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而李氏朝鲜不再是清朝的藩属国。甲午战争次年（1895年），日本派遣桦山资纪接收台湾成为殖民地。历经八国联军（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日俄战争（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朝鲜半岛因此成为日本殖民地，库页岛南部则纳入大日本帝国版图。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完成日本帝国主义。

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扩军备战，推行军国主义道路。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断进行扩军备战。在天皇的支持下，到1893年，陆军总兵力达到23万人。海军已有大小舰艇55艘，总吨位达7万多吨。随着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多，日本议会不断有人反对。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的第四届议会再次削减海军军费，明治天皇便自己拿出30万元，又要文武官员在6年内交纳其俸禄的十分之一，以弥补建造军舰的不足费用。此后日本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战胜了中国，确立了自己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十年后，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又通过日俄战争打败俄国，使自己正式跨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

明治年间， 日本政府雇用大批外籍专家从事各个领域的工作。从安政七年（1860年）至大正三年（1914年）间， 日本聘请的外籍专家中， 单有姓名可考的就在1100人以上。其中最多的是工部省， 从明治元年（1868年）到明治八年（1875年）， 工部省聘请外籍专家达588人之多。

同时， 明治政府给予西方技术专家和技师非常优厚的待遇， 以期留住人才。例如， 当时日本唯一的高等学府——东京大学给予外籍专家的薪俸占该校全年预算的1/3。一般的外籍教师的薪俸也都比日本高级官员高， 政府所聘外籍教师月薪最低为800日元、最高为2000日元， 而当时明治政府中最高薪金的大臣月薪只有800日元。在后来发布的有关小学教育员名称及待遇的 “敕令”中准予小学教员享受等同判任文官的待遇。由此可知， 明治政府在财政上对教育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这成为教育迅速发展的基石。

明治五年（1872年）8月颁布的 《学制》令是明治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开始， 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大的教育改革的开端。

《学制》明确宣布从小学抓起。为在全国普及小学， 政府把全国分成8个大学区， 每个大学区划分为32个中学区， 每个中学区划分为310个小学区， 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教育网， 使每一个适龄人都能在学校学习。为了真正普及初等教育， 明治政府实行初等义务教育， 并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政府强调， 凡 6 岁以上儿童均需读完小学， 女子与男子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凡拒绝送子女入学的父母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由于中央政府督促地方政府提高儿童入学率， 而地方又普遍采取鼓励、劝诱、强压等措施来促使民众送子女上学， 使得小学入学率迅速上升。在教学内容方面， 日本仿效法、美等国， 以近代新知识取代 “四书五经”， 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为了满足学生数量迅速增长的需要， 政府还兴办了大量的师范学校由其培养教师。

为了贯彻执行“殖产兴业”的方针，扶植资本主义成长，明治政府决定大力创办国营企业，由国家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为此，明治政府首先接收了封建时期幕府和各藩经营的军工企业和矿山，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加以改造、充实和扩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大陆军工厂（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兵工厂），分别隶属于陆军省和海军省，成为明治初年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基础。明治初年创办国营军事工业的直接目的，是为“富国强兵”生产武器设备。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却成了日本建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主导力量，为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化生产了一大批生产设备。如横须贺海军工厂于明治二年（1869年）为生野矿山制造了几十种采矿机械，明治十三年（1880年）以后又制造了供两千锭纺纱厂使用的水车动力涡轮机。大阪炮兵工厂也为纺织厂制造了许多机床、齿轮及其他机械用具，这对日本后来出现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治三年（1870年）12月12日工部省成立，成为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心。它接管了大部分从前属于各省的官营工矿企业，并创办了一些新企业。明治四年（1871年），已由长崎府接管的幕府“长崎制铁所”转归工部省管辖，被改建为长崎造船所。在法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这家造船所到明治十二年（1879年）已建成船坞、锻造、铜工和锅炉等车间。明治四年（1871年），工部省还接管了原佐贺藩创办的加州制铁所，后改名为兵库造船所，除修造船舶外还生产各种机器。同年底，工部省又利用佐贺藩交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一家制造机器的企业。该厂以蒸汽为动力，由铸造、模型、锻造、锅炉等车间组成，共拥有各种机器设备139种，其产品包括锅炉、汽褪、起重机、抽水机等工作机械，以及精米、制丝、制茶、纺纱、制糖器械等农产品加工机械用具，共百余种。尽管产品大部分是仿制品，也比较落后，但对其他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广兴公议，万机决于公众；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的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理正气。（广兴公议、万机决しては公众；公卿と武家同心くらい庶民を各とその志、人心倦まず；ボロボロの悪习に基づいて、立ち天地の公理の正しい気风。）

●我们要让北海道的山里的最穷的佃农的小女儿读完小学！（もの学ぶ道にたつ子よおこたりにまされる仇はなしとしらなん！）

●四海之内莫非同胞，茫茫人间相争何为？（四方の海みなはらからと思う世になど波风のたちさわぐらん？）

明治初期，天皇的起居生活迅速西洋化。改革伊始，明治天皇就废除了日本剃眉染齿的旧俗。据说，明治天皇还终生嗜好法国葡萄酒。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天皇率先喝牛奶，次年 ，更带头正式吃牛肉。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政府规定，今后礼服一律采用西装。明治夫妇的模范行为在引导日本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工业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治天皇的矛盾在于，在力推各种文明开化措施的同时，他却将日本的皇权专制推至顶峰。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明治天皇亲手向首相黑田清隆递交了“钦定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的第一章第一条就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十一条为：“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三条则是：“天皇行使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权。”这部宪法在日本国内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但是一些相对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其中的独断专权问题，明治时期的政治理论家中江兆民就感慨：“送到我们手中的这部宪法究竟为何物？是良玉？还是土瓦？大家还未看到其实质，就沉醉于其名称。国民之愚，竟至于此！”

也正是从这部宪法开始，天皇将各种权力集于一身，成为了人间的“神”。1893年3月，在紧锣密鼓完成了军舰建造费预算的同时，明治天皇把歌曲《君之代》推广到学校节庆祭祀仪式中去，歌词里有“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更渲染明治天皇“神”一样地位的是，虽然所有重大决策都由他亲自作出，但是从形式来看，在大臣们请示各种政务之时，天皇只是静听，绝不会当面回答，这就是宪法中规定的天皇“无答责制”。二战结束时，裕仁天皇也是依据这一条，逃避了对自己的战犯审判。

明治天皇逝世后埋葬于伏见桃山陵，陵墓位于日本京都市伏见区，是明治天皇的陵寝。大正元年（1912年）9月14日，明治天皇安葬于此。在其东侧为昭宪皇太后的陵寝，称为伏见桃山东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