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1836年11月18日-1895年2月12日），原名先达，字禹廷、雨亭。安徽庐江人，后迁巢县（今安徽巢湖）。中国晚清北洋海军统帅，官至北洋水师提督。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十八日，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石头镇。丁汝昌原籍安徽凤阳县。明朝初年，祖先从凤阳迁居庐江，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

咸丰年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在丁汝昌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

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征入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部下。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太平军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

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

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的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

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同治七年（1868年），东捻军被清廷剿灭，丁汝昌因功被授为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我们家有数亩薄田，足够吃饱肚子，大丈夫建功立业，自然会有机会是，暂且等待。”

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刘铭传与你有过节，如果我用你，就会与刘铭传发生不愉快。你应该和他分道扬镳！如今我打算创建海军，缺乏人才统率，你如果能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归来，将把此任交付给你。”

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军舰来华，北洋军舰日渐增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王朝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

七月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余人往朝鲜登陆。七月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

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国在德国订造的定远号战列舰、镇远号战列舰、济远号战列舰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中朝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

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民间的艳羡、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开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中日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分别保奏，以备任用。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规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

九月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不久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清廷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

丁汝昌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并且对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为李家军。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丁汝昌获尚书衔。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高宗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

六月二十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爆发后，光绪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

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八月十八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犄角鱼贯小队阵（或称夹缝鱼贯小队阵）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或称夹缝雁行小队阵）。

这个阵型也就是丁汝昌在报告中所说的“夹缝鱼贯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时间紧迫，北洋舰队迎战时的队形未能形成犄角雁行小队阵，实际接战时的队形类似于“燕翦阵”，至于后人所说的人字阵、后翼梯阵、突梯阵、楔形阵、V形阵都不过是一种近似的形象说法。

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

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

黄海海战开始，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为总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

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

17时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都是12艘，中方军舰整体老旧，吨位和火炮数量均不如日方，而且缺少速射炮。

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有一定失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日本海军在整场海战中指挥也同样是一团糟，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负有一定的责任。

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

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被戴宗骞误会并举报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

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三十日，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的制高点摩天岭，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为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将领）。

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凌晨，丁汝昌组织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较多的一路负责佯攻，另一路则负责将280毫米口径的克虏伯炮炸毁，完成任务后，敢死队全部牺牲。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剩下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二月五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二月七日，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之后，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月九日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二月十二日，丁汝昌毅然回绝日军劝降，只想以慷慨一死尽忠。当晚，服鸦片自杀，以谢国人。丁汝昌临死前，将北洋海军提督印截角作废，年仅59岁。

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昞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威海港里，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党、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萨镇冰、谭学衡倡议水师全体将士官佐捐出三日饷银，作为工程费用，建造丁公祠于刘公岛上前海军练兵营内。由于众人支持，祠堂很快落成，共三进十余间房子，巍峨宏丽，双门扉上画有门神像，皆披金甲持战斧。祠堂内供有丁汝昌牌位与画像。

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有所建树。

光绪十七年（1891年），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的丰岛海战后，命令加强各舰防护，以备再战。九月中旬，奉命率北洋舰队主力护送运兵船队赴大东沟，十七日准备返航时发现日本舰队，即令舰队起锚迎敌。由于舰队所取接敌队形严重失当，加之负伤后中断指挥，北洋舰队遭受重创，被革职留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十一日，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株守港内消极待援，终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

《清史稿》：甲午之役，海陆军尽覆，辱莫大焉。汝昌虽有罪，而能以一死报国，尚知畏法。汝贵、志超丧师失地，遗臭邻邦，靦然求活，终不免於国典，何其不知耻哉？

《纽约时报》：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一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

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的确，他们被日本人打败了，但他们在战败时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给上司留下信件后自杀殉国。那些信件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很难指望它们能公之于众。

不管这些军官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的那样，但至少他们在展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胜海舟：忆昨访我屋，一剑表心里，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心血溅渤海，双美（武士道对武人的最高嘉许）照青史。

刘体仁：丁汝昌夙将骑兵，以统海师，朝廷用人，自为失当。汝昌屡受督责，欲战，自知不敌，惟求一死塞责。大东沟之役，仓卒应敌，不知学理，立定远望台之上，致被震仆；反谓日炮击毁，倾覆受伤。朝臣不知机械之学，无从指驳。外人见之，无不匿笑。然汝昌见危授命，较之临阵脱逃之方伯谦、服毒呼救之刘步蟾，高之奚止一等，于以知旧道德，犹胜于新知识。

濮兰德：伊东佑亨十分欣赏这位勇敢者，因此对这位不幸的对手予以高度的赞扬，并且让其尸体在合适的情况下被运回烟台。

小笠原长生：人们常提到丁汝昌，据我所知，他和其他中国将帅略有不同，我觉得他是一位具有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但丁汝昌的事迹好像不大为人所知，因此，我想摘其大概谈一谈他的为人。

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日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

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对此，日本则以义而攻之，以义而受其降。这样，于敌于我皆表现出日本固有的武士精神，我想这是绝无仅有的。

丁一平：丁汝昌这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忍辱负重，最后时刻尽节以终的崇高品格和爱国精神难能可贵。这一切不应否定，也不容否定。历史应当还丁汝昌这个甲午战争最大的悲剧人物以公正。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

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

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

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

他有许多机会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

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光绪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

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1959年被毁。丁汝昌的五世孙丁昌明从1980年代初起为被掘墓焚尸的祖先奔走，没有结果。

2001年，当地出资十几万元重修丁汝昌墓。第二年，李鸿章墓也由合肥市政府投资重修，迅速成为旅游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