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今属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中国晚清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1849年10月4日），邓世昌出生于广东广州府番禺县龙导尾乡（今广东省广州海珠区龙导尾街）。因其父邓焕庄与妻子郭氏盼望邓氏家业昌盛，就给他们的长子起名“永昌”，后改名为“世昌”，字“正卿”。

邓世昌从小资质聪颖、勤奋好学，在家乡以优异成绩学完小学学业。19世纪60年代初，邓世昌随经商的父亲来到上海，师从西人学习英语、算术。邓世昌接受新知识能力很强，学业上进步极快，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与洋老师对话，并能看阅英美原版书籍。洋老师对他赞赏有加，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学生。当时，邓世昌在上海看到挂着各种旗帜的外国军舰在中国内江上任意进出，畅通无阻，不免警觉道：“中西通商日久，远来之人整日驾驭风涛，熟知我国的险隘关塞，如果我国不以西人之法操练海军，将来一旦强邻挑起争端，将如何抵御？”于是他立志努力学习，将来投身海军，保卫海疆。

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桢出任福州马尾船政大臣，为培养海军人才，他的前任左宗棠在前一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招聘聪颖子弟，入堂学习造船（前学堂）与驾驶（后学堂）技术。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邓世昌考入后学堂，是沈葆桢从广东招收的十名通晓英文的学生之一（其余九人为张成、吕瀚、叶富、李和、李田、黎家本、梁梓芳、林国祥、卓关略）。

在学堂期间，邓世昌学习英语、天文、地舆、算学、驾驶、绘图诸法，各科成绩优异。尤其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随“建威”练船到南洋四个月的实习过程中，先后到达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表现出实际驾驶、管理舰船很高的素质和技能，深得外教的好评。加之年龄在同学中偏大，比较稳重和老练。正因如此，沈葆桢很看重他，称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俐的青年”之一。经五年堂课学习后，邓世昌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三十三名毕业生之一。

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底，沈葆桢就派邓世昌去“建成”号兵轮任职。邓世昌上舰后，“执事惟谨”、以身作则、爱护士兵，很快在部属中树立起威信。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又被任命为刚下水的木质“琛航”号运输船大副。同年十二月，沈葆桢又上奏朝廷，褒奖邓世昌五品军功。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邓世昌调任炮舰“海东云”号管带，调往台湾海防差遣，巡守海口。当日本侵略军窥探台湾，扼澎湖、基隆诸要隘时，邓世昌在五月补官千总。八月，调管装备五尊前后膛炮的“振威”号兵舰。九月，因“捕海盗”功，再度得到沈葆桢举荐，被授为守备，加都司衔。后代理“扬武”巡洋舰大副。

光绪五年（1879年），沈葆桢去世，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执掌筹建海军大权。为兴办北洋水师，李鸿章派马建忠去考察、招收水师人才。五月，李鸿章在听闻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之后，特将其调至北洋水师任职，任自英国购进的炮舰“飞霆”号蚊炮船的管带。以后，从英国购买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炮舰开到中国，北洋水师初具规模，邓世昌又调任“镇南”舰管带。

光绪六年（1880年）七月，新任北洋总教习葛雷森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舰巡弋渤海、黄海。舰队驶至海洋岛时，“镇南”舰途触礁，邓世昌沉着指挥，使“镇南”舰离礁脱险，从而避免了一场军舰毁损的重大事故。然而，清廷却听信谗言，撤去邓世昌的职务，以教习、英国人章斯敦接任。同年十月，邓世昌以副管带随记名提督丁汝昌赴英国接收清政府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舰。此次出洋长达十个月，邓世昌不仅扩大了眼界，而且由于潜心研习，增加了学识，“益详练海战术”。翌年（1881年）九月邓世昌随丁汝昌带“超勇”、“扬威”两舰归国，十月抵天津，因李鸿章举荐，而得“以都司改留广东遇缺前先补用，并戴花翎”。

光绪八年（1882年）夏，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机派舰出兵，欲扩大事态。面对日本的派舰出兵，朝鲜政府急请中国应援。此时李鸿章因母亲病故，而回合肥奔丧、丁忧，署理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张树声奏调丁汝昌率兵舰三艘和浙江提督吴长庆所部淮军六营赴仁川应变。仁川位于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中部，距汉城30多千米，是汉城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丁汝昌在接到赴朝令后，即命北洋水师的“超勇”“扬威”和“威远”三舰升火起锚，横穿黄海，急赴仁川。时任“扬威”舰管驾的邓世昌，深知此行的紧急和重大。在航行途中，他阅海图、测航道，与全舰官兵全力以赴，使“扬威”舰鼓轮疾驶，迅速异常，迳赴仁川口”，终于“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日兵后至， 争（仁川口）门不得入而罢”，扩大侵略朝鲜的计划破产。

经此次海外航行，邓世昌在同年九月晋升为游击，赏赐“勃勇巴图鲁”勇号，由“扬威”舰的管驾升任为管带。此后，邓世昌长期往来于天津、朝鲜之间，冬寒冰冱时节，则驰骋东海一带，巡视台湾、厦门一带的海防。

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发动中法战争，邓世昌随舰防御。此时邓世昌的祖父及父亲双亡，但他以国事为重，克尽厥职，不得归家居丧，使他终身抱憾。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经李鸿章奏保，升任参将，并加副将衔。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七月，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巡洋舰“致远”“靖远”号和装甲炮舰“经远”“来远”号四艘竣工，李鸿章派英员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前往验收，邓世昌以营务处副将衔参将兼“致远”管带名义，与叶祖珪、林永升和邱宝仁等率水手赴欧接带四舰回国。期间，“凡关系中国文报、银钱等事”，均由邓世昌“一手经理”。当“致远”等舰越过比斯开湾抵达西班牙海岸时，邓世昌一行人离舰登岸。待乘舢板返回在海中等候的军舰时，海上骤然间风浪大作，海水扑入舢板，触板也在狂风巨浪中剧烈摇晃，随时可能船翻人亡。危急关头，邓世昌亲自把舵，斜迎着涛头，排浪前进，终将触板巧妙地靠上了“致远”舰侧。“致远”舰到地中海时，因水手添煤过多，烟焰从烟筒喷出，导致起火，在一片混乱中，邓世昌沉着地命令打开火门，堵塞烟洞，扑灭大火，保证了单舰的安全航行。舰队在穿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进入印度洋时，有一段航程十分危险， 只见南北潮头激撞，海浪陡起高达十几米，如道道水墙向军舰砸来。以往行船经过航海险区，都要依赖外国教习，可这次邓世昌“扶病监视行船”，亲自指挥军舰安全驶过，使出洋接船的北洋水师官兵们都深受鼓舞。

在几个月的归航途中，因屡经风涛，其他舰的升火水手许多病亡，只有致远舰的水手得邓世昌热心关照，只有一名水手病故。此外，邓世昌还多次指挥北洋水师的官兵们沿途操演海战的各项科目，“终日间变阵必数次”，“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使全体出洋将士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时人著文说：“邓军门督率诸艺士，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在邓世昌等人的指挥下，“致远”等四舰官兵一路搏击风浪，行经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节省了数十万的费用，终于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冬顺利驶抵福建厦门，圆满地完成了接舰回国的使命。因当时北洋已封冻，他们遂受命在厦门操练。

光绪十四年（1888年）春，“致远”等四舰在渤海坚冰融化后北上，于三月十三日（1888年4月25日）到达北洋水师驻守的天津大沽口。七月，台湾后山“生番”吕家望等处起义，官军前往镇压失利。李鸿章电檄邓世昌，随同丁汝昌前往台湾助剿。邓世昌逐驾“致远”舰赴台湾埤南一带，配合福建提督孙开华所率陆军，在八月攻克吕家望、大庄等番社根据地，使“生番”被讨平。因此军功，邓世昌于九月奉旨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北洋舰队正式成军之后，分左、右、中、后四军，邓世昌在第二年（1889年）正月被授为中军中营副将，仍充“致远”管带。

光绪十七年（1891年），俄国皇储尼古拉（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中国。3月24日，邓世昌受命率领“致远”“靖远”二舰提前抵达香港，为迎接护送事宜作准备。4月4日，尼古拉乘坐“亚速号”抵港，第二天一早换乘招商局“江宽”号舰前往广州访问。4月10日，尼古拉再次从香港出发，由邓世昌率领两艘中国军舰护送，12日抵达马祖，14日到花鸟岛。15日，邓世昌率“致远”先行，在吴淞炮台迎接，“靖远”则紧紧跟随着皇储座船。4月18日，尼古拉在上海换乘浅水船上溯武汉，邓世昌顺利完成了“随护”任务。同年五月，李鸿章校阅北洋舰队操练，因邓世昌“训练得力”，请奏准赏换其“噶尔萨巴图鲁”勇号，并赏赐邓氏三代一品封典。

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1893年3月11日），邓世昌率“致远”“超勇”“扬威”三舰访问日本长崎。

邓世昌两次前往欧洲接舰，多次往返日本，自身又勤于学习，善于观察，对世界各国包括日本海军的实力、训练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十分忧心。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春，他短暂回到老家广州，在与新会进士谭国恩叙谈时，“戚然谓无事则已，（如若有事则）海军（北洋水师）罔济。”

主词条：黄海海战（大东沟海战）

邓世昌虽然没有出洋留过学，但他多年治军海上，以学自娱。“治事精勤，恒若夙癖”，因此“西学湛深”，为北洋水师中许多出洋留学之人所敬服。他常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尔。”深为将士所敬重。甲午战争爆发后，力主抗战，经常对官兵说：“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日本侵略军进犯朝鲜，其联合舰队于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袭击中国运兵船和北洋水师，对中国不宣而战。邓世昌“愤欲进兵”，为丁汝昌所阻。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在黄海的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如今之事，有死而已！”决定全力撞向以“吉野”舰为首的第一游击队（也有研究者根据战场态势分析，认为他的撞击目标可能是包含了旗舰“松岛”在内5艘军舰的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分队——本队，其火力凶猛远超以“吉野”等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一时间，“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不幸的是，下午3时30分左右，在剧烈的爆炸声中，“致远”舰向右翻沉倾覆，没入大海。

（“黄海海战中的致远舰”图册来源）

围绕“致远”的战沉，后世出现了“被日本鱼雷击沉”说、“被日军炮火击中本舰鱼雷殉爆”说等，但研究者综合“致远”舰沉没时的细节进行分析，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重伤进水过多而倾覆”。

邓世昌坠海后，其随从刘相忠持救生圈相让，不受。这时，一艘中国鱼雷艇驶来相救，艇上士兵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世昌拒绝，“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施救，被邓世昌斥责；“太阳”又衔住邓世昌的发辫，企图将他拖出水面，邓世昌“望海浩叹”，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年仅四十六岁。“致远”全舰252名官兵，除7人遇救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邓世昌在黄海牺牲，震惊中外。其“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清廷以他在黄海大战中，“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沉后遇救出水，义不独生，奋掷自沉，忠勇性成，死事尤烈”，按照“提督例赐恤”，追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号“壮节”，允许入祀京师昭忠祠。清廷对于邓世昌后人给予“三代一品封典”，他的三个儿子均被授为“一品荫生”。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在广州光孝寺举行了邓世昌的公祭仪式。清廷御赐祭文、碑文各一篇，亲朋、故交以及商号闻讯皆来祭奠。当时《申报》报道：“官吏绅士无论平日识与不识，均具生蒭一束叩奠灵前。寺中房屋虽多，几至无容足之地，挽联祭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英魄有知亦当含笑于九原之下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经御史潘庆澜上奏，清廷下旨称赞邓世昌“遵母训，移孝作忠，力战捐躯，死事最烈”，赐其母郭氏“教忠资训”之匾额。

邓世昌自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先是在南方的几艘军舰担任过管带，于福建、台湾一带“檄循海口”，扼守澎湖、基隆要塞，为保卫东南沿海做出了贡献。光绪八年（1882年）冬，日本派兵入侵朝鲜，清政府应朝鲜王朝请求，派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三艘兵舰抵达仁川，邓世昌随队前往，并驾驶“扬威”舰迅速进入仁川港。清军入仁川一天后，日本兵舰匆忙赶到，不得入仁川，被迫退去。

在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邓世昌任中军中营副将、“致远”舰管带。以治军严格、忠勇刚正闻名。在黄海海战中，指挥“致远”舰勇敢战斗，在战舰受创侧倾的情况下，全速撞向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一说撞向日本联合舰队“本队”中的“松岛”等舰），决心与其同归于尽。但在行驶途中，“致远”舰爆炸沉没，邓世昌同全舰绝大部分官兵一同壮烈殉国。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说：大东沟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于“阵云缭绕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致远既受重伤，志欲与敌舰同归于尽，于是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已垂垂到矣，不料日炮毕萃于其舰，独中沈渊之祸”。

邓世昌牺牲之后，时任上海南市水利局帮办高邕撰挽联道：“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李鸿章对邓世昌很是赏识，曾给予其“不图近世尚有此人”的评价。大东沟海战后，李鸿章于上呈的《大东沟战状折》中说：“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船队，必可大获全胜。独幸‘致远’‘经远’冲锋于先，‘定远’‘镇远’苦战于后，故能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此则方伯谦之罪固不容诛，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邓世昌、林永升、陈金揆）争先猛进，死事最烈，……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殊功奇烈，尤与寻常死事不同，且官阶较崇，可否特旨予谥，以示优异而劝将来……。”在《海军惩劝章程片》中，李鸿章感叹道：“大东沟之战，‘致远’管带邓世昌首先冲锋攻毁敌船，旋因‘致远’船沈同没，业已被人救起，自以船亡不能独存，不肯出水，仍复溺毙，闻者无不叹伤。在该管带忠勇性成，死事固其本分，……迹其至诚激发，本无纤毫徼功畏罪之心，完节纯忠，无可訾议。但使遇救果能不死，亦为众所共谅，则为海军留一忠勇可恃之将，所全更多。”

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的上谕中对邓世昌予以高度评价：“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义不独生，奋掷自沉，忠勇性成，死事尤烈，并著加恩予谥。”

由编修刘若曾拟撰，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树立于成山角邓公祠的“御赐邓壮节碑”写道：“尔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素娴韬略，洊握戎符，统战舰而著勤实。海军之肇造，重瀛涉险，叶丈人地水之师；绝徼策勋，媲壮士天山之箭。膺懋裳而荣彯孔翠，锡勇名则队肃虎貔。属敌骑之披猖，值句丽之告警。取兵辽海，瞻星斗而识哥舒；纵火长江，摧艨艟而推公瑾。奋击而寡能敌众，冲锋则义不顾身。军可撼山，期斩蚩尤而献馘；心愿盟水，甘从海若而捐躯。迨遇救而获生，终自沉而效死。虫沙何处，沧波招烈士之魂；鲸筑未伸，赍志宜贞珉之勒。谥之壮节，表厥名称。”

邓世昌的亲家陈猷撰挽联道：“历溟渤二十年，胸罗武库气挽狂澜，当其鼓飙轮催敌舰，谋定于授命成仁，疆场有斯人，足顿长海军之声价；垂勋功千百载，毋识王陵嗣贤陆抗，即今光史册耀门楣，叨忝在乡闾婚媾，江东无卿比，忍细听蒿里之悲歌。”

邓世昌的女婿叶说周撰挽联道：“仰懿德于高山，备至提携恩义独深如半子；吊忠魂于海岳，出奇勋世芳名应有颂千秋。”

邓世昌牺牲后，粤籍朝臣许应骙、张荫桓、李文田、杨颐、戴鸿慈等同撰祭文道：“皇天厄运，沧海飞波。神灵震荡，风云失和。呜呼将军，挥日折戈。其戈伊何，大沟之东。海兮茫茫，天乎穹穹。呜呼将军，是为鬼雄。马革裹尸，归元有地。烟尘搏天，出火入水。呜呼将军，是为真死。死以卫国，比于国殇。天子震悼，诸侯皇皇。呜呼将军，国之岩疆。得十将军，以靖边陲。尊攘之功，守在四夷。得数将军，驰驱中野。旗常之绩，清我函夏。哀哀振威，孤军重围。悠悠列将，犄角先摧。以一敌百，矢竭弦断。艅艎失水，只轮不返。田横五百，江东八千。歼我良人，忽焉没焉。昔者中兴，厥惟忠武。死难最烈，将军与伍。煌煌之节，辉映南疆。精贯白日，猛烈秋霜。在险弥厉，之死靡忘。天之多难，如何永伤。四 夷交侵，王略中否。伺间投隙，鹰瞵鹗视。海禁既开，玉关曷闭，不有键者，惊涛万里。海上行师，将军习之。报国已矣，来者其谁。三军凄怆，苍生涟泣。知系桑梓，重哭其私。贲公陨节，汧督效贞。光依前典，以昭宠灵。”

缪钟渭《纪大东沟战事吊邓总兵世昌》：“阴云黤惨海气黑，王濬楼船誓杀贼。两军鏖战洪涛中，雷霆铿鍧天异色。高密后裔真英雄，气贯白日怀精忠。炮石攻击乱如雨，血肉激射波涛红。敌舰纷纷多击毁，我舟力尽亦沉水。不分猿鹤与沙虫，全军尽葬鱼腹里。将军历险得生出，当留此生待异日。志存灭虏图再举，畴谓将军节遽失？将军大呼曰不然，宁为玉碎毋瓦全。誓与士卒共生死，人死我生何腼颜？呜呼人生孰不死，死亦要贵得其所。重如泰山轻鸿羽，流芳遗臭俱千古。将军视死甘如饴，凛凛大节青史垂。嗟彼军前身伏法，畏敌如虎亦奚为？”

赵尔巽等《清史稿》：

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称赞邓世昌“素忠勇”。

池仲祜《海军实纪·邓壮节公事略》：“性沈毅，有大志，状貌魁岸。”

徐珂《清稗类钞》：“邓在军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零涕……及是，果以身死国，大节凛然，实与左宝贵相辉映也。”

蔡东藩《清史演义》：“当时勇毅如左宝贵，忠愤如邓世昌、林永升，俱足为于城选，仅令其率偏师，充管带，受制于一二庸夫之下，徒令其战死疆场，饮恨以殁，以视曾文正之知人善任，合肥（李鸿章）多惭色矣。”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冯玉祥凭吊设有邓世昌、丁汝昌牌位的威海环翠楼时，写下一副楹联：“劲节励冰雪，对万顷碧涛，凭此丹心垂世教；登临余感慨，望中原戎马，擎将热血拜乡贤。”

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法军在光绪十年（1884年）秋大败福建水师，攻陷台湾北部的基隆要塞，福建、台湾战事吃紧，清廷命令北洋水师派舰增援。其时，邓世昌担任北洋海军“扬威”舰的管带，接到命令后即率舰前往闽台海域，准备御敌。恰在这时，邓世昌接到了父亲去世的丧报。自从戎以后，他便极少回家探望。在收到父亲去世的讣讯后，他本可以按礼制，请假离军丁忧。可此时的邓世昌感到军人要以国事为重，家事为轻，于是强忍悲痛，坚持驾舰巡御海上。

光绪十三年（1887年），邓世昌以营务处副将衔参将兼“致远”管带的身份去英国，接带清朝水师在那里订购的“致远”舰和“靖远”舰。回国途中，军舰在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直布罗陀军港停靠，有八名在此地做苦工的广东籍华工前来拜见，并向邓世昌等人倾诉自己不幸的遭遇。原来，这些华工都是二十多年前被西方殖民者当作“猪仔”贩掳到这里来的，这些年来在海外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想回家不得，于是请求邓世昌等人能把他们从殖民者手中救出，带回祖国。邓世昌和海军官兵们询问了这几位华工的情况，对他们悲惨的生活极表同情，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邓世昌的搭救下，这些华工终于踏上了回归祖国之路。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此时，邓世昌家居上海。随着中日战事日趋紧张，他将要离家出征。这次出征，邓世昌深知北洋水师将与日本海军发生激战，遂于临行前，将一枚镌刻有“正卿（邓世昌的字）书章”的印章交与了家人。邓世昌平日以学自娱，喜爱北宋黄庭坚的字，自己亦爱作书。书成，常以此印留名书上。由于喜书，此印也成了他的一件心爱之物。多年巡海，不管到哪，都把它带在身边，不肯轻易丢下。这次出征，邓世昌却把它留在了家中，以此来表示自己不灭“倭寇”不图生还的决心。最后，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英勇奋战、为国捐躯。

叶富，邓世昌在船政学堂的同学。邓世昌不善于仕途交际，但却和叶富志同道合。叶富英年早逝之后，邓世昌对叶家进行接济并帮助过叶富的长子叶说周，后将次女邓秀蝉嫁给叶说周。

据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大鹿岛当地民众的说法：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人雇用中国潜水员王绪年拆卸沉没的“致远”舰。最终，王绪年在指挥台中打捞出邓世昌遗骨，被当地岛民安葬在附近的哑巴营。关于坟冢中是否为邓世昌的遗骨，学界素有争议。1988年，邓世昌遗骨被当地政府移葬到东山上，墓地耗时一个多月建成，并为他修碑立传。该墓所在处也被称为“甲午英烈陵园”。自墓地修成后，每年逢春节、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都有不少民众来到邓世昌墓地祭拜。

1996年，大鹿岛的中日甲午黄海大海战古战场，连同岛上的甲午英烈陵园、邓世昌雕塑广场被确定为“国家级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5月被命名为“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7年4月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命名为“辽宁省国防教育基地”。

邓世昌衣冠冢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公园内。光绪二十年（1894年）邓世昌殉国后，遗体无法找回，其家属于同年冬在沙河天平架石鼓岭邓氏家族墓地为其建衣冠冢。碑刻“光绪廿年仲冬吉日 皇清诰封中军副将邓壮节公之墓 邓荫德堂四房子孙立石”。“文革”期间，墓冢被破坏。1984年，邓世昌的后人加以重修。1994年9月，墓冢由政府出资迁到天河公园（时称东郊公园）。新墓冢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前临湖水，后依山丘。墓碑新立，碑文内容基本如旧墓。邓世昌全身塑像屹立在墓前平台上，基座前刻“民族英雄邓世昌”，后刻邓生平事迹。墓左立有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天河区人民政府迁建建邓世昌墓碑记，墓右立有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御赐碑文。

邓世昌纪念馆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龙珠直街龙涎里2号，属广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前身为邓世昌出生地附近的“邓氏宗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邓氏家人用朝廷给予的抚恤银扩建宗祠。1994年9月17日，纪念馆成立并对外开放。

邓世昌纪念馆占地面积为47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500平方米，展览陈列面积约500平方米，馆内设有固定展览“民族英雄邓世昌”，以邓世昌的出生、求学、战斗、殉国及纪念为主线分成5个部分。还开展了多项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

（图册参考资料）

邓公祠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头（属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成山镇）始皇庙中，距离北洋海军基地刘公岛大约60公里。这座祠是在甲午战后不久由当地百姓建成，祠中有邓世昌木主像一尊。这是唯一民间祭祀的邓公祠。

主词条：邓世昌雕像

印章

邓世昌生前使用的发晶书章，由邓世昌之孙邓小鹏捐献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2015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对致远舰（即辽宁丹东港沉船“丹东一号”）进行水下调查时，发现了一枚印章，上刻“云中白鹤”四字。有专家认为这枚印章可能是邓世昌的私人物品。

缠枝番莲纹青花碗

邓世昌生前所用缠枝番莲纹青花碗，口径15.5厘米，底径6厘米，高8.2厘米，胎质细腻洁白，釉色莹润，青花发色纯正，口微敛，圈足，碗身绘有缠枝番莲纹，底有大清雍正年制款识。1995年，邓世昌第四代侄孙邓敏扬将该碗捐赠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

世昌号国防动员舰是以邓世昌的名字命名的一艘多功能直升机训练医疗舰，于1996年12月28日下水服役。按照设计要求，该舰设有直升机库、停机坪和一套医疗模块，平时可担负航海训练、直升机训练、医疗救护训练、国防动员演练、武器装备试验、战备物资运送等任务。战时加装集装箱医疗模块后，可作为医院船使用，其规模相当于一个市级中心医院。

邓世昌纪念小学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二龙街，毗邻邓世昌纪念馆。

1994年9月10日，广东省广州市“纪念甲午海战暨邓世昌殉国100周年座谈会”于广州民主大楼举行。

2014年9月17日，“祭甲午英魂，弘世昌精神——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120周年”系列活动在广州市海珠区的邓世昌纪念馆隆重举行。

2024年9月13日，邓世昌纪念馆举办“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130周年”活动。

清官修《清实录》光绪朝部分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列传二百四十七》

池仲祜《海军实纪·邓壮节公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