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罗维奇（俄语：НиколайII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68年5月18日—1918年7月17日），史称尼古拉二世（英语：NicholasII），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俄罗斯帝国末代皇帝（1894年11月1日—1917年3月15日在位）。亚历山大三世的长子，也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亚洲的君主。

1868年5月18日，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大德罗维奇生在圣彼得堡附近的沙皇村（沙皇的夏宫），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丹麦公主达格玛）之长子。其父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亚历山大三世按照“对于专制政体之力量与法理的信念”行事，对革命运动实行高压政策，这在尼古拉身上深深地打下烙印。

年轻时代的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罗维奇，因为身体虚弱、优柔寡断，没有博得亚历山大三世的欢心。亚历山大三世没有认真考虑让他来继承自己的皇位。然而，尼古拉毕竟受过严格的教育。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英语和法语，也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亚历山大三世的谋臣、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是尼古拉的私人教师，对尼古拉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1890—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派尼古拉出国旅行。尼古拉经过希腊、埃及、印度、日本和中国，再从西伯利亚返回。其间曾在日本大津被刺伤（大津事件）。他是俄国皇帝中第一个到过亚洲的人。

1894年10月20日，亚历山大三世逝世，尼古拉二世继位。波别多诺斯采夫曾担心，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尼古拉二世会受到有损于专制制度的势力所包围，他选择继续扶持尼古拉二世。11月14日，尼古拉二世的婚礼在冬宫举行的。由于服丧的关系，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皇后是德国黑森一达姆施塔特大公爵路德维希四世的女儿阿里克斯，婚后改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她倔强、任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尼古拉二世的举措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尼古拉二世曾称皇后为“我绝对信任的人。”

即位之初尼古拉二世继续留用大部分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的大臣、官吏。除了波别多诺斯采夫外，还有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曾任内务大臣）、谢尔盖·维特（曾任财政大臣、内阁首相）等，作为他保证继续推行政策所必需的助手。其中波别多诺斯采夫仍当他的圣公会监管人，维特仍当他的财政大臣。尽管波别多诺斯采夫对于亚历山大三世的影响力，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最后数年中已经有些减弱了。但1895年1月，就是他建议尼古拉反驳地方自治会想要扩大其政治作用的企图的。地方自治局沙皇政府的县和州的管理机关的自由派曾希望新的统治者给予一个机会来缓和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沙皇制度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在接见地方自治会代表团及其他前来向新沙皇表示祝贺的人时，尼古拉二世训斥道：“地方自治局代表中竟有些人在胡思乱想，认为地方自治局代表要参加国家行政管理。希望大家都知道，我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专制制度的原则，就如同我那不能令人忘怀的先父一样”。针对地方政府想要扩大参与权的希望说，这是“无意识的梦”。他宣称他正是要像他父亲“那样坚定不移地、不可动摇地坚持独裁专制原则”。但他却不具有他父亲那种铁的意志，面对正在崛起中的反对势力，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1896年5月清晨，一群朝礼品奔跑而去的人纷纷掉进沟渠，被其他人纷纷践踏，死亡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虽然有人向尼古拉二世建议为了表示他对死者的同情而中止加冕礼。但时任莫斯科市长、尼古拉二世的叔叔谢尔盖大公（他负责在传统的加冕礼上分发礼品给贫民以及选择加冕礼举行地点）及其兄弟们却激烈反对中断加冕礼。尼古拉及其夫人亚历山德拉当天夜里照样参加舞会这给许多人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而尼古拉二世也就失去了一个向平民表达其关怀的很重要的机会。

在其统治的头十年中，尼古拉二世在对内政策方面完全遵循亚历山大三世设定的模式：继续贯彻执行“临时条例”，进一步限制地方政府部门的职权，进一步俄罗斯化及迫害种族和宗教少数派，支持维特的工业化纲领。尼古拉二世尽管在私交方面从来都和维特不是特别亲近，但却肯定他的能力，因此保留他的财政大臣职务直到1903年。

1896年，尼古拉二世示意清政府派李鸿章前去庆贺他的沙皇加冕典礼，并与李鸿章密谈。接着，沙皇政府以300万卢布的巨款贿赂李鸿章出卖中国的主权。6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按照密约，俄国以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为借口，企图使清政府接受自己的控制；俄国军舰取得驶进中国任何口岸的权利；俄国取得在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中东铁路）的权利。以后，俄国又在中国修筑南满铁路，强行租借旅顺、大连。这样，整个中国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1900年，俄国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绞杀义和团运动，并乘机占据中国东北。尼古拉二世给俄军指示：“我们不能半途而废，我国的军队应在满洲由北向南通过”。随着侵略活动的进行，尼古拉二世的胃口日益膨胀。

1903年2月16日，俄国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东北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要夺取波斯，不仅要占博斯普鲁斯，还要占达达尼尔。”这充分地暴露了尼古拉二世的狂妄野心。为实现尼古拉二世的掠夺计划，他还同威廉二世一唱一和，别有用心地宣扬”黄祸论”。

1904年，俄国同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了日俄战争。俄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惨败，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但尼古拉二世仍不甘罢休，继续准备更大规模的军事冒险。

1904年7月15日，日俄战争爆发使尼古拉二世不得不为缓和国内不满情绪而向自由主义让步，他任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为内务大臣。并于11月24日批准召开地方自治机构代表大会。由于米尔斯基的自由主义倾向，他向地方自治机构代表暗示，可以私下召开会议。解放同盟对于米尔斯基的主动示好不以为意，并认为这是尼古拉二世示意政府故意修好，于是于年末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旨在召开立宪会议的“宴会运动”。而米尔斯基希望利用自治机关中多数自由主义者对他的信任，实行由政府主导的自由主义改革，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他拟定了一个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吸收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立法活动，由此建立一个协商性的人民代表机关。鉴于革命形势高涨，此时的尼古拉二世在维持反动统治与接受改良之间游移不定。为此尼古拉二世召开国务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大臣委员会主席谢·尤·维特等多数官员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旧政策了，否则将招致灭顶之灾。无奈之下，尼古拉二世授意维特和大臣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诺尔德起草诏令，同意在不危害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扩大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的权力，还同意吸收社会贤能参与国事讨论。

1904年12月12日，尼古拉二世颁布了《完善国家制度的规划诏令》。这个诏令不涉及国家制度的变革，只许诺扩大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的权利、使农民逐步取得与其他等级平等的权利、改善非俄罗斯民族和非东正教徒的地位、对工人实行国家保险等。同时发布政府通告，称解放同盟组织的 “宴会运动”为不法行为，明令禁止在公共集会上提及宪法问题。米尔斯基的政府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遂告失败，自由主义反对派与政府间的矛盾激化。人们认识到诏令是一个骗局，地方自治机关并没能扩大权利。切尔尼哥夫省地方自治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召集人民代表。对此尼古拉二世呵斥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为“粗鲁的，不知分寸的。”并断言“国家管理的问题不是地方自治会议的事情。”尼古拉二世此时坚决捍卫帝国《根本法》，不接受哪怕是自由派主张的最温和的社会改良，不肯向社会做出让步，从根本上抵触变革。

1904年12月，位于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罢工。1905年1月22日（儒略历1月9日），东正教神职人员盖庞神父带领一个工人组织到冬宫外广场和平示威，目的是向尼古拉二世递交请愿书，以表达劳工阶层与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请求尼古拉二世进行社会改革与终止日俄战争，并期望不要有超时的工作与合理的待遇。当时尼古拉二世从1月8日起已移居在皇村，和平示威当天不在冬宫。当时负责守护宫庭的武装士兵，列阵与示威群众对峙，而聚集的民众已渐渐增加到二十万人，士兵空鸣枪示警不久后便向群众射击，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但尼古拉二世本人并没有下令开枪。“一·九”彼得堡流血事件，不仅掀起了强大的革命浪潮，也引发了各省自治会的激烈抗议。

第一次俄国革命（即1905年革命）之始，自由主义立宪运动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为应对革命浪潮，布里根于2月18日提出一份沙皇敕令草案，主要内容为：允许从居民中选举产生的社会代表参与立法。该方案得到大臣们的一致赞同。尼古拉二世对此感到惊讶，却也无可奈何。2月18日敕令虽然是尼古拉二世做出的极大让步，但敕令中规定捍卫君主专制的《根本法》不会动摇。敕令公布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温和派接受敕令，激进派拒绝同政府合作。4月下旬，地方自治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会议决定以向尼古拉二世请愿的方式，争取建立人民代表机关，并且不仅限于只具有磋商性质。尼古拉二世在接见地方自治代表时表示接受该建议，事后出尔反尔。如12月12日诏令一样，尼古拉二世又一次欺骗了自由主义者。

在全俄总政治罢工高潮中，1905年10月9日，面对革命形势和反对派运动，尼古拉二世向维特寻求摆脱危机的建议。维特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由沙皇赐予公民自由权利，实行君主立宪制；二是实行军事专政。由于兵力不足无法实行军事独裁，尼古拉二世接受了第一种方案。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发表由维特起草的《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即《十月十七日宣言》，放弃了绝对君主专制，答应“赐给”公民人身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召开立法性的国家杜马（类似议会），不经国家杜马同意，任何法律无效。但是，尼古拉二世随后派遣讨伐队，到处枪杀革命者，鼓励黑帮蹂躏犹太人。

11月1日，尼古拉结识来自托博尔斯克省的拉斯普京。

1905年12月，尼古拉二世把大量军队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镇压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2月武装起义失败后，由于革命尚未消失，尼古拉二世被迫召开国家杜马。当感到杜马并不驯服时，他解散了第一届杜马。

1906年4月27日（俄历），第一届国家杜马在东宫格奥尔吉厅召开。尼古拉二世致开幕词，表示将保证赐予人民的法令不可动摇。然而他却避开了诸如政治自由和土地问题等迫切问题。强调现有法律是国家秩序的基础，这表明杜马活动将受到严格限制。与之针锋相对，当选为杜马主席的立宪民主党人穆罗姆采夫在第一次演说中就宣布：杜马的工作应建立在完全实现杜马权力的基础上。这些权力来自于人民，而非钦定宪法。这实际上是要求俄国由二元君主立宪制向议会制转变。5月4日，杜马代表全体通过对“立宪君主”致辞的答辞，这个答辞相当于杜马的行动纲领。而这些纲领十分激进，与尼古拉二世的设想是格格不入的。 在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的各项法案中，土地问题是争论最为激烈的议题。在总共召开的42次会议上，有20次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也正是围绕土地问题，尼古拉二世与第一届国家杜马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最终导致杜马被解散。

1906年7月9日，国家杜马的116位代表联名向大臣会议提出质询。民主改革党成员库兹明—卡拉瓦耶夫提议，发表告人民书，公开土地准备过程的真实情况。6月19日，杜马通过告人民书。6月22日，尼古拉二世做出反应，在报刊上发表斥责杜马的诏书和敕令，称：“人民选出的代表没有进行建设性的立法工作，而是涉足非其所属的领域，调查经朕决定之地方当局行动，向朕指出唯朕之君主意志方可修改的《国家根本法》的不完善之处，并从事诸如杜马告人民书之类明显非法行为。”这一告人民书被尼古拉二世当局视为“革命宣言”。于是尼古拉二世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并解除戈列梅金职务，任命斯托雷平为内务大臣。并诏其主持选举召开新国家杜马。

1907年6月3日（“六三政变”），尼古拉二世又解散第二届杜马，并颁布进一步剥夺工农群众政治权利、保证地主、资本家和黑帮政党（反动保皇的组织）及其党羽在杜马中居稳定多数的选举法。这样，尼古拉二世背弃了1906年10月17日宣言中所宣布的未经杜马同意、不颁布法律的一切诺言。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尼古拉任命斯托雷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勉强使沙俄渡过了生存危机。

二十世纪初，由于英德矛盾尖锐化，德国曾企图拉拢俄国。1904年，德皇威廉二世向尼古拉二世提议建立反英同盟，并把法国拉进来。尼古拉二世复电威廉，表示同意，但认为必须先得到法国的赞同。威廉对此大为不满，埋怨尼古拉“被法国佬吓得出一身冷汗”，“欠了法国佬的债，所以也就变得太没有骨气了。”

1905年7月，威廉二世利用沙皇政府因国内革命高涨和对日战争失利所处的困境，再次提议德俄结盟。两国皇帝在芬兰的比约克岛上签订了反英同盟条约。对尼古拉二世来说，这是轻率的决定。他的大臣们为之手足失措，因为这就意味着俄国将摆脱对法国的依赖，并加剧同英国的冲突，不能从巴黎和伦敦得到俄国所急需的借款。尼古拉二世只好写信告诉德皇：在同法国谈判以前，条约不应生效。从此，俄国加紧同法英国勾结。

1907年，尼古拉二世同英国签订协定，形成了英、法、俄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同德奥同盟国帝国主义集团对峙。

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尼古拉二世企图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黑海海峡、君士坦丁堡和土属亚美尼亚，从奥匈帝国手里夺取加里西亚。尼古拉二世签署了战争的动员令，8月2日，在尼古拉二世出现于俯瞰广场的冬宫观礼台上并宜誓只要敌人军队一天不退出俄罗斯国土，和平就不会成功以后，人群高唱着《上帝保佑沙皇》和《主啊，拯教你的人民保佑你的子民》等赞美歌。俄国军队一开战就直奔东普鲁士，这一紧急行动为的是把德军的压力留给法国。但这一战役后来被证明对于俄国军队是一场灾难，它在台南堡（8月26-30日）和曼苏里湖（9月6-15日）之战中被粉碎。

1915年，尼古拉二世解除了颇有才干的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职务，亲自担任俄军最高总司令，把俄国推进帝国主义战争之中。由于战况不利、粮食困难等原因，激起人民的不满。

参考词条：二月革命

从1915年开始，俄国革命运动因战争而重新发展起来。在统治阶级内部，内斗愈演愈烈。朝廷内外，丑闻百出。亚历山德拉甚至被怀疑是德国的间谍。朝廷内部也有人在酝酿废黜尼古拉二世，另立沙皇。

1916年，拉斯普京成为尼古拉二世的替罪羊被暗杀。尼古拉二世及其宠臣于是策划同德国单独媾和，以便腾出手来，扑灭革命，稳定国内局势。

1917年初，俄国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在圣彼得堡，罢工运动迅猛展开。2月25日，罢工开始发展为武装起义。尼古拉二世慌了手脚，连忙诏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着令于次日将京都骚乱悉行制止”。于是，在屋顶和角楼架起了机关枪，向示威的群众射击。但是，尼古拉二世的血腥镇压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军队受到革命的感召，先后转到起义人民方面。2月27日，圣彼得堡武装起义胜利。沙皇失去了军部、官僚和资本家的支持。3月2日，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想传位给弟弟米哈伊尔大公，但是遭到他的拒绝，于是罗曼诺夫王朝灭亡。

从1917年3月9日到8月14日，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软禁在沙皇村的亚历山大皇宫。当时的政府或许曾经尝试为皇室建立符合皇家地位的生活环境，然而由于政府缺乏实权，理想无法落实。

此时在圣彼得堡革命活动如火如荼，临时议会担心皇室的安危，决定将他们迁往俄国内地。经过多时的辩论，确定他们的居住城市是托博尔斯克，罗曼诺夫一家便迁往该地。他们被允许从皇宫带走必须的家具、私人物品，以及自愿随行并伺候他们的侍从。出发前夕，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携同前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来访，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交谈，从此以后再也无缘重逢。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被发送到彼尔姆，1918年6月12～13日夜里被地方当局杀死。

1917年3月8日，在圣彼得堡工人和士兵的要求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得不将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属逮捕，禁于皇村。临时政府曾准备把他们送到英国，投奔沙皇的表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英国议会也已经批准，但乔治五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害怕引发政治危机甚至革命（当时英国工会同情布尔什维克），从而拒绝，没有成功。以后，尼古拉二世全家被转移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十月革命后又被转移到叶卡捷琳堡，关押在商人伊帕季耶夫的寓所。

1918年7月16日深夜或7月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家族包括和他们在一起的仆人近10人被看管他们的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使用机关枪扫射集体处决。他们的尸体被浇上硫酸和汽油销毁，残余骨渣被埋藏在叶卡捷琳堡地区的一个废弃洞穴中，尼古拉二世年仅50岁。

除此之外，沙皇家族的其他人也纷纷被逮捕和转移。但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回到了自己的故国丹麦。罗曼诺夫家族有个别的血脉到了国外，但尼古拉二世一脉没有幸存下的人。

从19世纪末起，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俄罗斯工业体系得到完善，尼古拉二世的资本主义改革造成了俄国国内不小的社会矛盾。而俄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大量农民破产，社会矛盾激化。面对这些情况，他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继续对内改革，对外扩张。

尼古拉二世在刚登基的时候就曾斥责地方自治的代表、市民等提出的参与内政的想法是痴人说梦，他强调他将如他父亲一般坚定地维护专制的原则。在对专制制度的坚持上，关乎尼古拉二世对民族特性的考量。沙皇希望通过政府的作用将君权神授的思想向拥有1.29亿人口的帝国传播。尽管尼古拉二世了解他不可能控制人民的所有活动，但是他希望在他所关心的问题上，无论多么的琐碎，他的话都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他的权力不应该被公共机构所抵消，创造一个主动型的国家，而这些机构的职能要小于西方国家的那种模式，绝大部分机构还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在1905年革命前后，尼古拉二世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需要进行改革来维持沙皇专制的统治，所以尼古拉二世从一开始坚决不同意选出人民代表机构，到后来同意成立国家杜马，其转变正是他意识到让人们帮他分担责任。但不管做出什么让步，尼古拉二世始终坚持专制制度不可动摇。

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波及俄国，经济状况的波动推动了国内不满情绪的增长，社会与政权的对立日益严峻，引发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在1904年间，动乱纷纷兴起。尼古拉二世于12月12日以上谕的形式公布了改革的方案，但改革方案中只提到了行政改革和从某种程度上扩大居民权利和出版的自由，但措辞十分含糊。对建立一是正式的禁止在公共集会上提及宪法问题。尼古拉二世坚持自己的立场，导致社会冲突愈演愈烈。在建立代表机构的时候，自由派主张走改革立宪道路。尼古拉二世表示自己对代表活动不是很懂，如果非要建立，那也要在最高权力的授权下进行。在1905年2月18日颁布宣言的那天，尼古拉二世说：“俄国的专制制度坚如磐石，任何企图破坏这种基础的人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虽然尼古拉二世希望保持专制制度的不动摇，但是科科夫佐夫、索尔斯基、维特、布里根等大臣都强烈反对，尼古拉二世无奈签署了2月18日诏书。他说：“朕受神之庇佑，拟从现在起吸收由民众选举的道德高尚、人民信任的人参与预先讨论和制定立法议案”，但“一定要保持帝国根本法不可动摇”。

2月18日诏书颁布之后，尼古拉二世并不想着手实施建立代表机构，而是采取了拖延的政策。但当时的形势十分紧迫。当5月24日—25日，地方自治局召开的联合代表大会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觐见尼古拉二世敦促他改变政策时，自由主义者特鲁别兹科伊便成了首选。在稍作犹豫之后，尼古拉二世决定于6月6日接见特鲁别兹科伊。特鲁别兹科伊面见尼古拉二世之后，刻意回避了在未来立法工作中的具体建议，只谈了对代表来源的建议。他说：“俄国的沙皇是全俄罗斯人民的沙皇，所以从全体人民中选出的代表，应该帮助您处理国家事务，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个人利益服务。”尼古拉二世仍需要思索这项建议。在尼古拉二世的官方回复中，他重申了要进行重大改革的意图：“打消你的疑虑吧！我，沙皇将会坚定不移地从人民中选出代表。将会把他们吸引过来有条不紊的开展国家治理的工作，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进行这项工作。”

尼古拉二世同意国家实行宪政，但在实行宪政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上有自己的看法。尼古拉二世认为人民的公民意识还不够健全，1905年革命中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都只是为了生存层面的需求做出反抗，而公民意识显然还不够。尼古拉二世同萨佐诺夫谈话时，嘲笑了他对俄罗斯半自由主义的幼稚认识。尼古拉二世对自己的这位外交大臣说：“请相信我说的，如果你，以及类似你这样的人，有时间和俄罗斯民众直接接触，过不了两周，你们的看法就会全改变。”

布里根杜马的建立并没有平息革命，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做出让步，并于1905年10月17日签署了《十月十七日宣言》。在其颁布的前一天，尼古拉二世表示要给俄国赐予一部宪法。我宁愿现在主动地去做，总好过以后被迫做出让步甚至到达退无可退的境地。尼古拉二世说道：“面临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把叛乱镇压下去，这意味着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另一条是给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所有的法律都是由国家杜马批准——当然，这本身就等于制定宪法。他起草了一个帝国宣言，经过三天讨论，借上帝一臂之力，我在上面签了字，我的慰藉是：这个重大的决策会使俄国结束混乱。”之后尼古拉二世在回复于2月18日向沙皇表示忠诚的城市专制君主主义党的电报中说到，他将会秉持《十月十七日宣言》中的精神，发誓不经立法机关批准不颁布任何法律。但是他也在其他场合表示“沙皇专制统治依旧如初，感谢你们对我的付出。”俄罗斯帝国在接触自由主义思想两个多世纪，经历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开明专制”，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的自由主义改革，十二月党人运动，讨论了诸如斯佩兰斯基、莫尔德维诺夫、米柳京、瓦鲁耶夫等贵族改革者的种种方案后，尼古拉二世终于带领俄罗斯尝试着走上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

1905年10月19日，尼古拉二世任命维特出任大臣会议主席，主持政府工作。1905年10月28日，国务会议主席索尔斯基伯爵主持特别会议，会上就增补《国家根本法》、修订《国家杜马章程》和改组国务会议等议题展开了全面工作，成立了专司制定各项法案的委员会。遵照尼古拉二世的指示，伊克斯库尔男爵组织人员拟定了三份《根本法》修正案。成为《根本法》基础性文件的是由国家办公厅负责拟定的第三份方案。

第三份方案开头就明确规定了国家构成、领土、语言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旧帝国《根本法》（1892年版）中明确规定：“全俄罗斯皇帝是专制的和无限的君主。服从他的最高统治不仅是出于敬畏，也是出于良知，这是上帝的旨意。”国家办公厅拟定的修正案方案中则删掉了“无限的”和“专制的”二词，其表述为：“俄罗斯帝国的最高权力属于皇帝陛下”。修正案中还规定了沙皇与国家杜马分享立法权，而立法动议权、批准及执行法律命令权、法律补充权也被赋予了沙皇。此外沙皇被授予多项最高权力等等。2月20日，维特将这份由国家办公厅草拟的《根本法》修正案提交大臣会议，3月间，大臣会议共召开五次会议讨论该草案。19日，在基础上产生了大臣会议方案及备忘录，一并提交尼古拉二世。阅读该文件后，尼古拉二世又在1906年4月间先后四次主持召开帝国高级负责人会议，对《根本法》草案进行最后讨论。提交帝国高级负责人会议审议的总共有三个方案：原国家办公厅方案，大臣会议方案（实际上是维特方案），还有埃赫里曼教授方案（按维特授意拟定）。

4月7日在第一次会议上，尼古拉二世致开幕词说到：“事情很严重，生命攸关。讨论几次比马上做决定、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遭受可怕的危险更好。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围绕《根本法》草案内容，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沙皇权力和特权问题。二、司法人员终身制问题。三、财产权、土地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问题。四、公民权利的问题。五、关于征集新兵条款等问题。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尼古拉二世和众臣就是否保留专制君主称号展开激烈争论。他不愿意删除“专制的、无限的”两个修饰词。他说：“从《根本法》修正案第一次摆在我面前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关于我是否有权改变我从前辈那里得到的权力的范围，我内心一直进行着斗争…坦白地说，如果我确信俄罗斯愿意我放弃专制权力，那么我将很愿意为了它的利益这么做。十月十七日法令完全是我有意识赐予的。我坚决要把它贯彻到底。但我不信此时有必要放弃专制权力。”经过多位大臣的劝阻，尼古拉二世最终同意了删去“无限的”。在劝服沙皇删除这词时，斯基申斯基提出：“要删掉的只是个词，而权力保住了。”新版国家根本法的编纂者虽然一直强调是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的，“但实际上还是带有浓厚的俄国特色的，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者对沙皇的依赖。”

另外，就沙皇是否拥有修改《国家根本法》的特权问题，与会大臣展开激烈争论。维特倾向于使沙皇保留相当的修改《根本法》的权力，国务会议成员弗里施反对维特观点，他认为倘若沙皇可以随意修改《根本法》，就违背了10月17日宣言的精神。皇帝只能有立法动议权，而且法案的审议也要经过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他还补充说，应当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弗里施的建议已经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原则了。尼古拉二世对这一提议没有明显异议，只是要求《根本法》中涉及皇室的部分不列入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审议之列，君主应保留该方面特权。围绕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是否有权修订《国家根本法》的问题上，议会成员同样分成两派，以杜尔诺沃、斯季申斯基为代表的保守分子不仅主张不予杜马动议权，甚至主张剥夺其讨论权。杜尔诺沃表示：“《根本法》不需经杜马和国务会议的任何参与就可修改。”他甚至指责10月17日宣言招致混乱，主张恢复旧秩序。而萨布罗夫、戈卢别夫等人则坚持保留杜马对法律的修改权，尼古拉二世则最终批准杜尔诺沃的部分意见。此外，在司法人员终身制的问题上，司法大臣阿基莫夫和总理维特不赞成终身制，而曾任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的帕连伯爵和戈列梅金反对非终身制。最后沙皇批准了终身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关于征集新兵的条款，禁卫军总司令、尼古拉二世的表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主张每年新兵征集的数量由最高指挥部决定，无需通过立法会议。而皇帝的亲叔叔弗拉基米尔大公则认为征兵之事必须经过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尼古拉二世最终采纳后者意见。可见尼古拉二世最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和承认了作为分权机关的杜马和国务会议的作用。

4月18日，穆罗姆采夫将自己提出的修改意见转呈沙皇，而后，以司法大臣、二等文官米哈伊尔·阿基莫夫为首的一批高级文官综合各种方案及穆罗姆采夫修改意见，制定出了《国家根本法》的最终文本，1906年4月23日（俄历），由尼古拉二世批准生效，新版《国家根本法》出台。

1905年革命使尼古拉二世和其近臣们惶惶不可终日。1905年1月，尼古拉二世就国内局势询问国有财产大臣阿·叶尔莫洛夫。叶尔莫洛夫认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只有应社会要求建立人民代表机构，大臣会议的大臣大多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尼古拉二世授命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建立人民代表机构的敕令。2月18日，尼古拉二世签署诏书，并表示“从现在起，在保持帝国《根本法》不可动摇的情况下，吸收从居民中选出的、得到了人民信任、值得尊敬的人参与制定和讨论立法议案。”布里根按照尼古拉二世指示，成立特别会议讨论此事。最后由维特推荐出席大臣会议的克雷扎诺夫斯基拟定出布里根杜马方案提交大臣会议讨论。大臣们对杜马权限，杜马产生的选举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激烈地争论。7月19日到26日，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哥夫宫主持召开秘密会议，审议大臣会议通过的国家杜马方案。原内务副大臣、国务会议成员、沙皇机要顾问亚历山大·斯季申斯基为首的顽固守旧分子企图阻止任何改革，他们坚持要在杜马法案和杜马成员。誓词中提到制度的专制性。他们认为杜马选举的本质从历史上看不是俄罗斯的，而是与俄罗斯格格不入的西欧的模式。“按照西欧议会的模式设计的杜马选举将招致更大的动乱，‘最终将使专制制度原则本身遭到动摇’”另一派以国务会议成员尼古拉·塔甘采夫和历史学家瓦·克柳切夫斯基为代表，主张扩大杜马权力。他们认为，国家杜马无论按什么组织原则建立，都将损害专制制度，然而这正是有利于立法的，是历史的进步。会上，沙皇曾建议不将杜马称为国家杜马，而称作“皇帝的杜马”，这一提议遭到反对，遂作罢。

1905年8月6日，尼古拉二世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国家杜马章程》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三个法令，并保证国家杜马的选举在12月10日前进行，杜马会议召开不迟于1906年1月。布里根杜马的咨议性和无权性无法满足社会要求。方案出台后，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改革不得不进一步深化。1905年12月11日，尼古拉二世发布《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1906年2月20日，颁布《国家杜马章程》。相应的，新设立的国家杜马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立法机关，和国务会议构成了君主立宪政体中的下院和上院。

然而国家杜马召开后，尼古拉二世不禁大失所望。第一届国家杜马非但不帮政府“出主意”，反而频频诘难政府，表示对政府的不信任。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不久，大臣会议就出现了要求解散杜马的声音。原因是杜马的答辞过于激进，政府没法与之协同工作。事实上，就是否解散国家杜马，大臣会议分成两派，展开争论。尼古拉二世犹豫不决，之所以未敢轻易解散杜马，主要考虑到民众情绪。随着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激进性和反政府的特点逐渐凸显，沙皇及其部分臣属开始感到恐慌。时任内务大臣戈列梅金在1906年6月就表示，除了解散国家杜马没有什么其他办法。终于，政府借机将杜马解散。对于第二届国家杜马，尼古拉二世同样是抵制态度。甚至在选举还未结束之时，沙皇就考虑如何解散它了。在给母亲的信中，尼古拉二世表示，最好在他们没有做出什么愚蠢的决定时就将其解散。

20世纪初的俄国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1905年革命，俄国对宪政体制作出了初步的尝试，新的宪政体制对沙皇和大臣会议主席的关系作出了一定的要求。尼古拉二世急需寻求一位强有力的大臣会议主席来有效地进行改革，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革命给斯托雷平的上台提供了机会，他在萨拉托夫省镇压革命的手段和关于改革国家土地制度的想法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赏识，于1906年7月9日接任大臣会议主席。尼古拉二世面对国家体制的改变，有着自己的妥协和坚持，斯托雷平对国家的改革有着全面的理解。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面对三届杜马，斯托雷平和尼古拉二世在当时的形势下，两人在处理杜马问题上殊途同归。在法律的规定下，改革的实施中，尼古拉二世和斯托雷平的地位得到了确立。

尼古拉二世和斯托雷平都认可在传统东正教和君主制下的立法机关的设立以及改善社会的生存状况，但在改革的表达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对待杜马问题上，尼古拉二世认为俄国社会意识发展不健全，建立咨议式的杜马比较符合当下俄国的情况，而斯托雷平则认为杜马是国家实行宪政的重要途径，有了杜马这样一个平台，才更利于俄国法治国家的建立。而他们在与杜马的互动中，能体现出他们对待国家法治问题上不同程度的改革思想。

实际上，国家杜马开幕之后，尼古拉二世对国家杜马的活动可以说得上是冷淡甚至是抵制的。这是因为，尼古拉二世对现在这种形式下的国家杜马是否能起到作用还存在保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对杜马抱有十分的冷淡的态度。从沙皇的话“我设立国家杜马不是要让它管理我，而是要让它给我出主意”可以看出，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杜马还不够成熟到能行使立宪的职责，杜马的性质最好还是咨议式的。所以在国家杜马开幕之后，他对国家杜马的活动也表现得十分冷淡。在尼古拉二世的影响下，总理大臣戈列梅金连国家杜马会议都拒绝列席。

1905年之后解决农民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19世纪末期的俄国农业落后，政府没有任何政策可以有效的帮助农民改善其落后的情况，加在农民身上的税收更重了。斯托雷平之前在内务部和农业部工作的经历使他对俄国的农业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对农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4年，作为萨拉托夫省省长的斯托雷平向尼古拉二世提交了关于萨拉托夫省的报告。斯托雷平的中心就是要告知尼古拉二世基础改革的重要性。虽然现在改革面临着很多的苦难，但是至少要在政策上减轻对农民的影响。他试图让尼古拉二世了解必须寻找一条途径使农民脱离农村公社，成为独立的劳动致富的居民。而这些土地的稳定拥有者代表者将会成为稳定国家秩序的中流砥柱。面对农民的骚乱，政府要采取治标又治本的措施。一方面要采取严厉的惩治手段，调动军队镇压，另一方面也是根本的是为农民开辟出一条自由地尽其所能利用土地的道路。而这些观点都十分符合尼古拉二世的心意。

而早在斯托雷平提出这些解决措施之前，尼古拉二世也曾为解决俄国农业问题作出了一定的尝试和努力。右翼君主政党了解到商品经济的流通会破坏原有的宗法制度，农业上出现的分化会导致专制统治失去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尼古拉二世采纳了右翼分子的建议，于1893年12月14日签署了关于禁止转让农民土地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只有根据村社大会决议并取得权力机关同意之后才能出售村社土地，而农村的份地也只能出售给本村社的成员。俄国土地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困难。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农民应有权拥有土地。政府之前避重就轻的法令没能让农民就此罢休，相反更加刺激了农民起来采取暴力行为。1902年春天发生在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的较大规模的动乱使政府开始正视起土地问题。

1901年在维特的提议下，于1901年11月16日成立了“农业中心区贫弱原因研究委员会”（简称“中心委员会”）。委员会由国务秘书科科夫佐夫担任主席，主要是为了研究1901年农业歉收和欧俄农业中心区农民经济衰退的问题。在维特的提议下，尼古拉二世同意设立委员会来研究农民问题，并且希望维特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以亚历山大二世所制定的并且实行的具体措施作为行动准则，并希望维特能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并于1902年1月22日正式成立“农业工业需要问题专门会议”（简称“专门会议”），主要研究关于农业工业需求的一切事务，希望能让农民安居乐业。

1905年11月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了两部诏书。第一个诏书是从1906年的1月1日起，减少农民50%的赎金，直至1907年1月1日完全取消赎金。第二个诏书规定对农民银行的还贷期限予以放宽。其实就是变相的用取消赎金的方式让农民从村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1906年1月到2月期间流行的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法主要是三种观念。一是原有土地关系的保留，“从今以后彻底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二是改变土地关系，鼓励农民离开村社。三是征收私有土地缓解农民土地短缺问题。而库特列尔是第三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但沙皇尼古拉二世明确表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打算采取农业大臣古尔科路线。成立分别古尔科委员会即“内部编纂委员会”，专门研究法令问题，也起草一些破坏传统农村的条款。它强调政府以农民份地为基础严格地整理土地，并逐渐地脱离村社。而克瑞弗辛委员会即“土地和解委员会”主要关注的土地问题，帮助农民将他们的条状的变成单一的土地，以优质的土地来取代贫瘠的土地。而在提交给沙皇审阅的报告中，沙皇在报告中批注：“列举在报告中的措施我完全批准，鉴于事情的紧迫性，内务部将会立刻进行讨论。”大臣会议对土地规划工作的设想得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1906年3月4日，尼古拉二世签署了关于成立了土地规划事务委员会及其地方委员会的方案，是为1906年3月4日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了改革组织的中央机构是“土地整理事务委员会”，由农业部大臣领导。还设立了“省土地整理委员会”和“县土地整理委员会”以便更好地帮助农民银行购买土地以此来卖给农民。尼古拉二世赋予了土地规划很大的意义，在这点上，他和斯托雷平都认为土地规划是土地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尼古拉二世积极推行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政策。疯狂地对外侵略扩张。还在远东之行时，中国和朝鲜的领土与财富已为皇太子尼古拉所垂涎。19世纪90年代，尼古拉二世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奠基，并当了修筑这条铁道的名义监督。这表明他企图通过铁路加强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在远东争夺霸权的迫切心情。登上皇位后，他已经是“全俄皇帝和专制君主，兼波兰国王、芬兰大公等等”，却还梦想通过发动战争给自己再加上“中国皇帝”、“日本天皇”等等称号。20世纪初，面对俄国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尼古拉二世决定发动对外战争，开发国外市场来转嫁国内矛盾。于是，1904年2月8日，日俄双方进行了日俄战争。

俄国国内的三个权力集团通过对俄国在远东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充满自信。这种情绪充斥俄国上下。尼古拉二世甚至认为，俄国人“扔帽子都可以把日本压倒”。但是，战争的形势远远不如尼古拉二世预想的那样顺利。而由于尼古拉二世将文官充斥进指挥层并不按才能考察，导致俄国高级指挥官的素质低下。海军中将阿列克塞耶夫原来是一名普通的海军军官，仅因为得到亚历山大罗维奇器重，任远东大总督并担任俄军总司令。他对陆军一窍不通，在任期间，军事训练、射击技术以及战术等各方面都荒废了。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尼古拉二世改派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为全军总指挥，但是没有撤消阿列克塞耶夫的职务。两人意见常不统一，矛盾日益突出，互不信任。这样俄国军队由两个人来指挥造成指挥上混乱不堪。种种因素致使俄国在战争中遭受失利，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彻底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日俄战争从1904年2月开始进行了一年多后，日俄双方都无意再进行战争。国内矛盾不断激化让尼古拉二世焦头烂额。1905年爆发的革命和在军队发生的“塔夫利达公爵彼将金号”水兵起义，动摇着尼古拉专制统治。于是在美国支持下，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但这也充分暴露了俄国军事实力的不足，但尼古拉二世仍没有具体认识到俄国种种制度所体现的缺陷导致了俄国的失败。

日俄战争失败促使许多有识之士思考军队的发展之策。高级军事领导机构的改革是此次军事改革的起点。成立一个高于所有部门之上的常设委员会性质的机构问题早在1898年就被提出。1904年博布林斯基则建议成立国防委员会，作为最高谘议机构。尼古拉二世并不急于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日俄战争的失败迫使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信把建立国防委员会的问题提上日程。6月8日，尼古拉二世下达设置国防委员会的诏令。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名义上是尼古拉二世，实际上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他有权亲自向尼古拉二世报告工作。国防委员会在其存在期间，制定了军事建设计划，在日俄战争后恢复武装力量的战斗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5年5月21日，在皇村由尼古拉二世主持召开会议，还决定立即设立总参谋长一职，专门从事战略计划的制定。6月21日，颁布了总参谋长条例，总参谋长直属尼古拉二世，有权面见沙皇报告。并担任国防委员会成员。参谋本部一劈两半，一部分转给总参谋长，另一部分留在参谋本部。4天后，总参总局成立，这对于加强中央指挥机构的总参职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对总参谋长的定位却造成了多头领导的局面。1909年后第二阶段军事改革，尼古拉二世领导致力于消除这种局面，撤销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职务，国防委员会实际停止了存在，尼古拉二世加强了陆军大臣的权力，并直属于自己。

在军事改革第一阶段，由于经费的限制，俄军只能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些恢复军事实力的措施。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是历经曲折制定出了武装力量下一步的发展构想。1906年2月，尼古拉二世不允许向杜马提出拨款满足陆军部的需求的问题。出路只有一个，就是裁减军队，用省出的钱对军队进行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沙皇俄国必须放弃大国对外政策，而尼古拉二世不同意这一点。就在陆军部想方设法找钱，高层领导频繁换马的同时，国防委员会继续制定各种军队改革方案。1908年1-2月，大臣会议对军队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制定改革的专门构想。2月1日，尼古拉二世在大臣会议日志上作了如下批示：“内防的总计划应当简短而明确着眼于10年或20年——一旦计划确定下来，就应坚定不移地予以执行。”根据沙皇的批示，斯托雷平交待帕利岑制定这一计划。总参谋长很快就拿出了一个《国防总计划》，这是“把武装力量的各种需求结合成一个整体的首次尝试”。5月7日，计划呈送斯托雷平，同时分发给陆军部各部门，要求它们准备出与实行规定的措施相关的计算标准。《国防总计划》规定了武装力量全面改革的目的与内容。改革的目的是：重建俄国的军事实力，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并保持它的政治和国际地位。重建俄军实力的首批措施是:根据日俄战争前规定的计算标准向军队提供所有必要的东西，根据战争的经验加强对军队的供给，在远东建立储备，采取措施改进军队的组织结构和动员等。1909年12月，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根据帕利岑报告的精神向沙皇呈送了一份《国防措施报告》。这份报告是陆军改革的具体计划。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份计划很快得到执行，军队的建设有条不紊地展开。

和一切帝国主义者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和发动战争的准备一样，尼古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但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维护者，而且把自己打扮成世界和平的倡议者。他曾先后两次（1899、1907）主持了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但是，尼古拉二世一面高唱和平、裁军，鼓吹“寻求防止威胁整个世界的灾难的途径”；一面加紧制定侵略战争计划，扩充军备，终于成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之一。

189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到了外贝加尔，按原方案，将从赤塔沿石勒喀河南下，绕过黑龙江北岸，经乌苏里江到达海参崴。但勘测显示，在石勒喀河北岸修路有很大困难。财政大臣维特因此认为，该铁路若能穿过中国东北地区，不仅能节约成本，更重要的是“俄国将永远把满洲保持在手中”。在上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维特从战略角度阐述了自己主张，他指出，一旦铁路建成，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大大增强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尼古拉二世对维特的计划大加赞赏，并要求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就铁路穿过满洲问题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但中国迟迟未应允，交涉进展缓慢。无计可施的维特决定采取贿买手段，收买中国权臣，以实现“借地筑路”的目的。恰逢1896年，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举行加冕礼，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参加加冕礼，同时对英、德等国进行访问。尼古拉二世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施展外交计谋的好机会。

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以及称霸远东，尼古拉二世一直图谋在中国北方攫取一个不冻港。经过勘察，沙俄最终选定了旅大。此时，德国正意图占领胶州湾，这为俄国创造了机会。早在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就曾致函尼古拉二世，表示要在中国取得一个港口，希望取得沙俄支持，尼古拉二世表示对此“绝无异议”。德国后来选定了胶州湾，可该地早已是俄国的囊中之物（俄国在1895年就已迫使清政府同意俄舰在胶州湾停靠）。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彼得堡，就胶州湾问题询问沙皇的意见，尼古拉二世表示，在获得稍北的海港前俄国暂时还不能完全放弃胶州湾。双方最终达成“胶州湾归德，北方的海港归俄”的协议。其后不久，德国以“山东教案”为借口，于1897年11月10日占领胶州湾。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随即向沙皇奏称：“由于山东的已成事件，看来我们应不失时机，即由我国舰队占领大连湾，或者依照我国海军部所指示的另一港口。”12月14日，俄国打着“保护中国不受德国人侵犯”的幌子，派舰队进驻旅顺口。

1898年，鉴于英德贷款已接近尾声，尼古拉二世决定放弃对华贷款，转而向清政府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并建筑南满铁路，并积极谋求与英、日妥协，先是向英国许诺把大连作为通商口岸，后又向日本承诺放弃俄国在朝鲜的优势。3月3日，沙俄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旅大和修筑南满铁路的要求，同时贿赂李鸿章和张荫桓。1898年3月27日，《旅大租地条约》正式签署。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借地内的行政权归属俄国，旅顺口为俄方所有；租借地以北地区作为中立区（包括整个辽东半岛），其行政权属于中国，但须经俄方同意中国军队才能进入；准许俄国修建中东铁路至旅大的支线。1899年，沙皇俄国擅自将旅大租借地改称“关东省”，以旅顺为首府设总督。这使得尼古拉二世独霸东北的阴谋扎实走好了第一步。

日英同盟的建立，对远东国际关系格局造成重大影响，1902年4月8日，俄中两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承诺从中国东北撤军，对此它是十分不愿的。俄国政府对东三省的政策本质是继续维持这种占领，并“把这种统治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维特的别佐布拉佐夫集团乘机对其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政策予以抨击，并提出俄国远东政策的“新方针”，其主要内容是：（1）留驻满洲，加强驻军；（2）以维护满洲利益为由染指朝鲜，使日本北进满洲的企图难以实现；（3）禁止其他外国人进入满洲；（4）设立专门处理远东问题的大臣特别会议，以加强对远东政策的指导。这些主张得到尼古拉二世的支持。

1903年5月20日，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政策在政府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10月13日，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该集团成员阿巴扎任办公厅主任。8月29日，维特被解除财政大臣职务。俄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势力的此消彼长，导致俄国在东北问题上重新对清政府施压，俄、日两国在“满鲜问题”上的冲突与对立也在不断升级，日俄两国的战争一触即发。

俄国蓄意撕毁《交收东三省条约》，于1903年4月18日，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作为继续撤军的条件，主要内容包括：俄国交还中国的领土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其他国家；未经俄国同意，中国不在满洲任何地方设立新的通商口岸等。清政府拒绝了俄国的要求。10月28日，最后撤军期限已过，俄国不但不撤军，反而派兵重新占领奉天省城，将撤军条约亲手撕毁，尼古拉二世长期霸占东三省的目的完全暴露，这使使其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在日英同盟条约缔结后，日本政府就决定不惜通过战争手段解决与俄国的矛盾冲突。在1903年6月23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决定就朝鲜和中国东北问题与俄国进行最终“解决”，日俄战争的危险至此已迫在眉睫。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12月18日，尼古拉二世主持召开远东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就对日答复与战争问题进行讨论。1904年1月6日，俄国向日本发出照会，表示若日本同意俄国提出的要求，则日本目前在东北境内“享有的特权”将得到沙皇政府的承认。从表面上看俄国对日本做了重大让步，然而就在该照会发出两天后，尼古拉二世即诏令远东总督宣布“满洲进入战时状态”。日本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于1月13日向俄国外交部递交了实为最后通牒的照会，声言若在合理的时间内得不到俄国的满意答复，它就要采取有效的手段。2月4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新的决议案，表明政府已对继续谈判失去信心，必须终止谈判。俄国对与日谈判的进展也一直未抱大的期望，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认为，与日本继续谈判，不仅无法调和双方的利益，相反会更加激化两国的矛盾。尼古拉二世对此非常赞成。他于2月8日电令总督：“最好让日本人先展开军事行动”，“但他们的战舰如果越过北纬38°线以北，不必等他们先开第一枪，你就可以发动进攻”。当天夜里，日军偷袭驻扎在仁川和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正式拉开战争的帷幕。2月10日，双方相互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俄国民众大规模酗酒现象始于16世纪中叶；19世纪末期，由于民众酗酒程度进一步加重，再加上沙俄帝国晚期普遍激化的社会矛盾，俄国兴起了一场反酗酒运动。

到了19世纪末，许多保守派人士提出酒垄断既能增加税收又能控制酗酒蔓延。1893年，在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的推动下，政府正式通过酒销售垄断政策。尼古拉二世于1894年批准了新的售酒令，规定在若干地区销售酒和酒制品国家具有特权；酒类生产和加工可以在官营和私营工厂进行，装瓶应在官营厂内完成；财政大臣根据国家订货决定从事酒类蒸馏加工的条件以及价格；官营酒铺和私营酒铺均销售国家指定产品等，此外，还规定了酒精度数、标准容量、个人单次携带量等内容。但事实证明酒垄断增加了税收但并没有减少酒消费，反而使矛盾激化。于是随着一战的爆发，走向禁酒的政策趋势开始体现在军队当中，包括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在内的统治阶层都开始进一步响应反酗酒呼声，地方自治局、国家和城市杜马也开始提起各类反酗酒草案。前财政部长维特也抨击自己的作品。1914年1月，维特讲到，“改革（垄断）的目的不是要增加收入，而是要减少人民酗酒的现象”，但日俄战争使得局势发生了变化，谋取收入成为主要目的。他建议国家酒税应当设置上限（每年7亿卢布），剩余部分则用于资助禁酒协会。非法私酿和公共场所酗酒应当严惩不贷。

并不嗜酒的尼古拉二世注意到这些言论。1913年，他去了一些莫斯科和一些省份做了视察，1914年初他任命彼得·巴尔克为新任财政部长，并向巴尔克做了一项指示：“去年，在上帝的保佑下，我完成了穿越大俄罗斯好几个省份的旅程，这给了我一个机会能够直接体察我的人民最需要什么。令人深感悲切的是，我看到了人们无助的不幸画面：家庭困苦，支离破碎，以及酗酒带来的一切必要后果。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财政繁荣建立在众多国民的精神堕落和经济毁灭上，因此，有必要调控我们的政策，从我国人民和勤劳和创新中，从来自土地的不竭财富中寻求政府收入。”

1914年，出于多种原因，尼古拉二世已下决心要改变伏特加垄断制度。他的法令得到了较好的响应，内务部长Н.А.马克拉科夫（Н.А.Маклаков）指示各省长，“为了落实表达沙皇陛下意愿的法令，警察必须采取措施限制滥饮酒精饮料，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所有抵制酗酒的个人和团体。”国家杜马也于1914年初通过法案，允许村社投票关闭酒类专卖店。到8月22日，尼古拉二世正式颁布了战时酒精销售禁令。“立即关闭帝国范围内所有伏特加、葡萄酒和啤酒商店，只有一等饭店才允许有例外”。1914年禁酒令的颁布是沙俄首次公开大范围抵制饮酒的政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酗酒运动最为成功的一笔，其在舆论导向和社会潮流方面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19世纪末，沙皇政府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波兰路线“见效甚微”。1898年，华沙总督伊梅列金斯基在给尼古拉二世的奏章中特别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依旧把波兰看作是一个满怀革命意图的边区，认为这样的意图能被各种不同的现行限制法令的外部力量所镇压，那么，波兰人对俄国政府的不信任、不友好的态度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增强。”于是，尼古拉二世决定在某些问题上作出让步。1897年，根据尼古拉二世的提倡，政府废除了1863年实行的向西部地区波兰人征收一定比例的地产税和不动产税，以此作为对波兰起义的惩罚和专制政府对其镇压所用支出的补偿来源，在对参政院的最高指令中沙皇声称，这样做是希望“在人民的记忆中逐渐淡化吸引波兰人民违背忠君义务的那种罪恶的错误认识。”1898年，伊梅列金斯基建议中止在学校中仅使用俄语的行为。“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保持这种方式是值得怀疑的。”尼古拉二世命令“要认真考虑和讨论华沙总督的建议。然而，特殊会议却制定出波兰语使用范围的规定，希望保证俄语的稳固地位。1906年初，波兰总督斯卡隆向尼古拉二世汇报说：“政府力求在教学上俄罗斯化的行为，不仅没有获得所预想的结果，而且还引起完全相反的后果。”

尼古拉二世也没有指示政府废除禁止波兰人在波兰担任国家公职的限制。正如华沙总督马克西莫维奇和他的前任者们所声明的那样，专制政府“还没有找到对波兰人像对俄罗斯人那样抱有无限信任的理由”，结果，1905年6月，尼古拉二世批准了大臣委员会关于重新审查波兰人权利限制的报告，报告中包含了“不能录用波兰人”填补空缺职位的秘密条款。刚从内部省份武装起义的运动中喘过气来，尼古拉二世又开始主导政府加强对边区的压制。

在西部边区，沙皇政府仍然保留着对波兰天主教徒的限制，只允许他们从波兰人那里购买土地，即使是用于工业目的也只能获得不大的一块土地。恢复选举首席贵族和在初等学校中允许使用波兰语和立陶宛语是尼古拉二世和斯托雷平最大的让步。在反对波兰化的斗争中，尼古拉二世授意政府暂时支持和维护“西部边区非波兰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因为这种自觉意识不会危害到帝国的完整统一，与此同时，它还能促进几个世纪以来，在西部边区同波兰化斗争问题的解决”，科夫诺省省长他写到，“为了更有效的使立陶宛人俄罗斯化，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波兰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立陶宛人认识到自己就是立陶宛人”，他的论断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赞同。

对于俄罗斯帝国的南部和东部地区，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倾向表现较弱。在政策上，一方面，尼古拉二世延续历代皇帝的政策，希望通过移民及其他措施，将距离庞大区域牢固的纳入帝国整体中来，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俄国政府继续发挥实用主义政策的传统，达到同化异己的目的。

在不断发生革命运动的条件下，尼古拉二世决定在高加索恢复总督职位并委任过去的宫廷事务大臣伯爵伊·伊·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为总督，总督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因此沃隆佐夫—达什科夫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权。他主张实行温和的民族政策。在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沃隆佐夫—达什科夫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依靠“思想上可靠的臣民”，镇压最极端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政策，使“安静的民族主义者同革命的恐怖主义者”隔离开。对于“稳定”高加索的计划，沃隆佐夫—达什科夫还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了信仰自由、保护宗教等级制度和亲近所有高加索民族的原则。总督办公厅主任恩·勒·彼得松在认为必须利用革命纲领中可以接受的内容，以此才能削弱革命，这获得了尼古拉二世的同意。

1918年在依卡特琳堡关押尼古拉二世的看守：尼古拉跟我们一样都是一类人。但是他的目光、举止、步态等与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他在阳光下晒太阳，两眼下垂，人们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固有的力量。我经常想，他在内心里是瞧不起这些农民的，这些粗野的嘲笑他的人现在变成了看守人员。然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过去是我的主人。他对谁态度都和蔼可亲，知道心平气和地用恰当的字眼讲话。他讲话声音柔和清楚，举止恰如其分。当我们这些笨头笨脑的人，由于饮酒过度而干蠢事或说粗话，他总是彬彬有礼和酎心地回答。

谢尔盖·维特（沙俄末期保守改革政治家）：尼古拉二世继承了巴维尔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个人品性中最坏的部分：毫无个性、摇摆不定、睚眦必报，总是处在那些邪恶、鼠目寸光的人的影响之下，他向许多人征求意见，却经常向那些提出意见使他屈服的人进行报复。甫一登上皇位，尼古拉二世就不喜欢，甚至厌恶那些拥有鲜明个性的人，也就是那些对自己的想法、言语和行动都十分坚定的人。

列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一次革命以及接着到来的反革命时期（1907—1914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的全部实质，使它达到了“极限”……揭露了以穷凶极恶的拉斯普廷为首的沙皇尼古拉匪帮的极端厚颜无耻，揭露了罗曼诺夫家族的全部兽行，正是这些大暴行制造者使犹太人、工人和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俄国，正是这占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头号”地主（指尼古拉二世曾在全俄人口调查的职业上写下全俄土地的主人）为了保全自己和本阶级的“神圣的私有制”而无恶不作，无罪不犯。

高尔基（俄国文学家）：最后一个罗曼诺夫当政期间给俄国人民造成的祸害，比十九世纪历次战争造成的祸害还要大。他超过了他以前的臭名远扬的阿卜杜尔·哈米德（阿卜杜尔一哈米德，1876至1909年为土耳其苏丹、以残酷屠杀亚美尼亚人而著称。列宁曾称他为土耳其的尼古拉二世），并以血腥的荣誉使他黯然失.....他除自已本身和自己的生命之外，对一切都残酷无情。让他的生命永远悲惨，充满死亡的恐惧和良心的折磨吧！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文学家）：人们认为沙皇是圣人，但只有成为一个笨蛋，或者成为一个恶棍，或者是一个疯子，才能做出尼古拉二世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尼古拉不改变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他迟早会不得好死，在他身后，在人民中和历史上遗臭万年。这个血腥罗曼诺夫王朝的君主们是名副其实的杀人凶手，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尤其是它的末代皇帝。除屠杀和折磨人外，他和他的王朝祖先从来没有别的统治手段。对待（末代）沙皇应该象对待凶手那样，无须特别的怜惜。当然，他不得不逃跑，连路易十六世没有犯下如此的罪行也被处死了。

卡斯维诺夫（苏联史学家）：无需掩饰，尼古拉二世和罗曼诺夫皇室的下场是可怕的。但是他们惨死的恐怖较之他们活着时的恐怖，逊色多了。他一意孤行，所以得到应有的报应。人民在大声疾呼地要求进行革命的公正审判，首先是要求血腥的尼古拉二世、沙皇制度赎罪。乌拉尔判决不是对专制制度的思辨的、抽象的定罪。这是对罗曼诺夫王朝所犯下的全部罪行作出的判决，而尼古拉二世把它和祖宗的全部荣耀都推向了历史的审判台。罗曼诺夫王朝从科斯特罗马附近的伊帕季耶夫修道院开始到叶卡捷琳堡山坡上的伊帕季耶夫寓所，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最后一个沙皇、血腥的尼古拉走向他命中注定的终点的道路，却是笔直的。在二十三个拾级而下的台阶上，尼古拉二世已经走到了这个腐朽王朝的最后一步，除了他自己的无能加快了向下下滑的深渊外，这个家族已经没有理由不覆灭了。

B.阿尔希片科（苏联史学家）

科洛尼茨基（俄罗斯历史学者）：尼古拉二世不是一个好的政客。他不允许进行改革一这符合他的信念，他是君主制的虔诚拥护者。因此，俄罗斯的复杂局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一步升级”了。我不敢说一位好的政客就一定能带领俄罗斯这艘大船安然驶过暗礁。当时的挑战非常峻。老百姓常常说这位末代沙皇有点蠢，其实他并不笨。他是一一个异常保守的人，把家庭视为最重要的事情，但同时也有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尼古拉二世相当固执，但不是一个手腕强硬的人，对他任命的人有时会看走眼。他想当一个独裁者，但他不具备独裁者的性格。

莫斯（美国东密歇根大学教授）：成人后的尼古拉二世是一个守本分的儿子，很少表现出反抗性或独立性。正如他晚年生活所表明的那样，他常常表现为宿命论者，消极被动地接受他以为是不可避免的苦难。在他成为沙皇后，观察家们屡屡指出他彬彬有礼，具有魅力…他平常总是谨慎小心而又多疑，有时甚至很固执。但他却憎恨与人作对。同样，他痛恨复杂性，虽然他并不缺乏智力，但却缺乏理性的毅力，以便彻底解决一些复杂问题。然而他和大多数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一样，具有高度责任感，并对专制独裁有着坚定的信仰。虽然他在位时能够尽其所能，但也许当他说他从来就不曾想过要当一个沙皇时，这话的确也是肺腑之言。但是，就连许多“乐观主义者们”也都承认，尼古拉二世对于俄国的失败和战争中士气的低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确，他继承了太多的难题，诸如过时的专制体制、一个经济上比其他欧洲强国落后很多的国家，但他自己在战时的错误也是难辞其咎的。虽然在后苏联的俄国对这位悲剧性沙皇、一个爱妻怜子的丈夫和父亲的同情在逐渐增加一尼古拉二世依然是一个低能的统治者。

亨利·特罗亚（法国传记作家）：尼古拉二世成为赎罪的牺牲品，他为几世纪的专制压迫和社会不平等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个人的无能与可怖的下场之间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从他登基开始，发生的种种事件都是他力所不能及的。平庯的人却碰到了翻天覆地的大灾难。如果没有1914年的战争，如果没有革命，革命是因战争而爆发的，且不说是由军事失败起决定因素，那么，尼古拉二世的统治可能向制宪的和平的王朝发展，充分发展的俄罗斯可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富强的国家。因此，这个命运悲惨的苍白的君主，尽管他犯了许多错误，还配得上他最后的信徒们授予的称号：“殉难的沙皇”。

李永昌（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古拉二世是俄国历史上最复杂最具矛盾性、最具神秘色彩的传奇性人物，他所有的只是一种超凡的，冷酷的政治化了的人格。他疼爱子女信任妻子，但对其他人的死活，甚至是最得力的大臣斯托雷平遇刺身亡，都无动于衷。他虽不具备专制君主所需的才能气质，但唯一的信念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专制的原则。他在位23年，这期间，国内惨案频繁发生，对外战争迭起，生灵涂炭，怨声载道。正是由于他的黑暗、血腥统治，最后葬送了罗曼诺夫王朝。他不是保皇党人所说的无辜殉难者，而是一个疯狂的司机，即使当埋葬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迫在眉睫之时，仍驾驶着罗曼诺夫王朝这架破车在毁灭的道路上疾驰。

赵文亮（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身为专制主义国家的元首，却有着软弱怯懦的性格；对军事最感兴趣，有发动战争的权力却没有指挥战争的能力；作为一家之主，热爱并维护家人，而作为一国之君，却对人民冷漠无情，国家风雨飘摇，却仍坚持对外扩张。身为君主，责任放大了他的缺点，战争与革命又难以逃避，这一切都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尼古拉二世在位23年，对内没有太大政绩，面对叛乱采用暴力镇压，在民间一直有着“血腥沙皇”的称号；对外坚持扩张，日俄战争和一战彻底搅乱了勉强维持的表象，改革是大势所趋，他只是没有能力去领导。面对变革时代的各种动荡，他只会坚持专制主义的方法。他的悲剧就在于命运赋予他历史上空前的大任，而他却无法胜任。就像即位时他所畏惧的那样，他没有准备好去做沙皇，即使已经成为沙皇，也没有学会如何管理国家。而其本人又没有令人真心臣服的气概和能力，前朝积弊已久，终归需要一位终结者，而他只是不幸地被历史所选中。

白建才（陕西师大欧美研究所所长）：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既没有其先祖彼得大帝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其父亚历山大三世的充沛精力、坚强意志，而是一个软弱无能、愚昧固执之辈。这就使他既无能力阻止革命的发生，又无能力在革命发生后迅速镇压革命，使曾经显赫一时的罗曼诺夫王朝、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帝国最终断送在他的手里。但是，这种偶然性又是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是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愚昧无能的他在老沙皇父亲死后继承了皇位，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帝国的覆灭。

尼古拉二世是一个平庸的君主。他认为他的君权是“天赐”的，而他个人只须对上帝负责。他不喜欢同臣民有密切的接触，更妒忌那些出色的、有能力的、有主见的大臣，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智慧居于自己之上，总是担心有朝一日大臣们要夺走他的君权。所以，尼古拉二世逐步抛弃了当初为他效劳的大臣。一些敷衍塞责的、但又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却得到他的信任。这种人向他反映某些虚假的情况，往往比官方的报告，更容易得到他的称赞。于是，各色各样的骗子、冒险家，利用尼古拉二世的昏庸、无知，都混迹沙皇朝廷。最大的骗子是拉斯普廷。拉斯普廷本是西伯利亚一个农民，经过几年流浪生活后，以曾经受过秘密传授医道训练的僧侣出现，并冒充“预言家”，到处招摇撞骗。

1905年，他被引进沙皇朝廷，得到亚历山德拉和尼古拉二世的宠信。亚历山德拉把他看成是上帝派来拯救皇位和扶持俄国的圣人，看成是保持对专制制度虔诚的庶民的化身。对拉斯普廷的丑事，亚历山德拉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时在沙皇朝廷，如果有人敢直率地讲出拉斯普廷的坏话，一定会惹起亚历山德拉的不快。于是，拉斯普廷日渐得势。

在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末年，特别是1915年他主持前线指挥后，以拉斯普廷为首的沙皇朝庭内的狐群狗党在手中掌握了皇室的极大权力，直到任免内阁首相、大臣、给投机商人发放许可证。在拉斯普廷及其党羽的操纵下，整个国家机构瘫痪无力。作为皇帝本该保持公正的尼古拉二世却没有对爱妻进行干预，甚至在皇储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身患血友病时，皇帝听信了皇后的话，请了拉斯普廷为皇储“治疗”。事实上，拉斯普廷没有什么本事，但他幸运的“运功”治好了皇储的病痛。

至1907年，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的头衔全称为：上帝保佑，全俄罗斯的皇帝；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沙皇和独裁者；喀山沙皇，阿斯特拉罕沙皇，波兰沙皇，西伯利亚沙皇，克里米亚（Tauric）和南克里米亚（Chersonesos）沙皇，格鲁吉亚沙皇；普斯科夫领主；斯摩棱斯克大公，立陶宛大公，沃里尼亚（西乌克兰）大公，波多利亚（中乌克兰）大公，芬兰大公；爱沙尼亚亲王，立窝尼亚亲王，库尔兰和塞米加利亚（拉脱维亚）亲王，萨莫吉提亚（东立陶宛）亲王，比亚韦斯托克亲王，卡累利阿亲王，特维尔亲王，尤格拉亲王，彼尔姆亲王，弗拉特卡亲王，保加利亚以及其他领地的亲王；下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梁赞、波罗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别洛热尔斯克、乌多尔、奥勃多尔、康迪亚、维捷布斯克、姆斯季斯拉夫和所有北方地区的领主和大公；伊弗里亚（南乔治亚）、卡提里亚（东乔治亚）、卡巴尔达和亚美尼亚所有省份的领主和君主；切尔克斯人和山地高加索人的领主；土耳其斯坦领主；挪威王位继承人，什勒斯维希-霍尔斯坦、斯托尔曼因、迪特马申和奥尔登堡公爵，等等。

外公：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

表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英国国王乔治五世

父亲：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III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45年3月10日—1894年11月1日），1881年3月13日—1894年11月1日在位，俄罗斯帝国第十三位皇帝。

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MariaFeodorovna，1847年-1928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之女。育有四子二女。尼古拉二世是其长子。

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ИмператрицаАлександраФёдоровна，1872年－1918年），德国黑森—达姆斯塔特公主。1894年11月26日与尼古拉二世成婚。她是血友病带源人，这是她母亲经由维多利亚女王所遗传的。亚历山德拉将血友病传染给了最小的儿子阿列克谢。

子女：

奥尔加·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GrandDuchessOlga，1895年—1918年）

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GrandDuchessTatiana，1897年—1918年）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GrandDuchessMaria，1899年—1918年）

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GrandDuchessAnastasia，1901年—1918年）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TsarevichAlexei，1904年—1918年）。

关于杀害沙皇一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是叶卡捷林堡的地方政权自作主张，政权最高当局坚持这一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对沙皇一家执行死刑是奉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的，坚持这一说法的是参与这一行动的“契卡”人员。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沙皇一家被处决后，苏维埃中央机构确认了这次行动。1918年7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此事，随后作出的决议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一决定是无条件正确的”。7月23日，《乌拉尔工人报》发表了如下消息：“7月16-17日夜间，根据乌拉尔州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苏维埃的决议，枪决了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带着皇冠的刽子手利用革命的仁慈，活得太久了。”

苏联解体后，沙皇一家的遗体被重新找到，并经DNA检测得到确认。只有皇储阿列克谢和玛丽亚的遗体未被发现。2007年夏天，研究者在叶卡捷琳堡附近的乌拉尔山脉的森林中发现了一些遗骸，并送往俄罗斯、奥地利和美国的实验室进行DNA检测。2008年6月，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下属调查委员会发言人弗拉基米尔·马尔金在一份声明中说，检测证明这些最新找到的遗骸正是沙皇子女的遗骸。声明列出了迄今为止收集的详尽资料，包括弹道、牙齿、化学元素分析等检测结果。

在尸检之前，人们一直怀疑皇帝的小女儿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否真的死于那场谋杀，因此才会有了后来著名的电影《真假公主》和97年动画音乐剧《阿娜斯塔西娅》。

1998年，根据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命令，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中。2000年，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俄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殉教圣徒。2007年，挖掘出阿列克谢王储和玛丽亚女大公的遗骸，他们的遗体被保存在俄罗斯档案馆。

2008年10月1日，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为尼古拉二世平反，宣布他的家族是苏联镇压下的受害者。俄罗斯当局正式推翻有关罗曼诺夫家族罪有应得的观念，而此一皇族所遭指控的罪名正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将沙皇一家处死的重要正当性依据。最高法院发言人奥金佐夫说：“本院主席团宣布，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镇压毫无理由，并恢复他们的名誉。”

2015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申请将王储、玛丽亚女大公遗体与尼古拉二世夫妇、姐妹合葬。在得到允许后，调查委员会重新开棺，检验王室成员的遗骸DNA来确认身份，以保证合葬的合理性。

2018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纪念沙皇尼古拉二世逝世100周年，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纪念活动。

表格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