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派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仪叟、省心。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今属合肥市）人。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世人多称“李中堂”，又称“李傅相”“李文忠”。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祠堂郢老宅（李鸿章为父亲所撰《葛洲墓志》有其先世旧庐在东乡熊家砖井之说，还有一说称他生于合肥东乡的大兴集老宅）。其先世本姓许，到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时，将次子许慎所过继给同庄李心庄为嗣，遂兼祧李氏。再传至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分从李姓。李家世代以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鸿章是李文安与其妻李氏之子，派名章铜。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李文安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李鸿章遵父命北上，并作《入都》诗十首，以抒发胸怀，其中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愿。入京后，李鸿章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府恩科乡试，考中举人。同年，与周氏完婚。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入京会试，但不幸落榜。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李鸿章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朝廷“引见丁未科散馆人员”，李鸿章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曾国藩誉之为“伟器”。

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迅速向东发展。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诏谕吕贤基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随同吕贤基回籍办团练。五月，李鸿章带兵守卫和州裕溪口，首次与太平军交战。次年（1854年），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因克复安徽含山县之功，李鸿章被赏带知府衔。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十月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七年（1857年），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战场受挫，仕途维艰，他深叹“昨梦封侯今已非”。同年十二月（1859年1月），怀着悲凉心情、自称“书剑飘零旧酒徒”的鸿章，经乃兄李瀚章的牵线搭桥，去江西入已为湘军首脑的曾国藩的幕府中，襄办营务。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败绩，急需人才。因此，曾国藩对其“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在曾国藩的教导、影响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发生转变。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鸿章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鸿章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国藩，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国藩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等到他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1861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此后，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左右手。

主词条：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太平军进军苏、杭，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到上海。为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开始时属意曾国荃及湘军宿将陈士杰组军东援未果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得益于之前庐州团练的基础和他在当地的各种关系，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响应，使淮军的组建、招募较为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曾为李文安的幕僚）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鼎新、刘秉璋自幼同学，又同为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

其中，以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幕僚，转变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三月，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署任为江苏巡抚，十二月改为实授，一度暂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曾国藩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李鸿章还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他还采取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6、7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雇佣军协同作战，李鸿章与英国舰队司令何伯、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李鸿章派出淮军6000人与外军“共维大局”，其中3000人进驻南桥，3000人由英国军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同治二年（1863年）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李鸿章指挥。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李鸿章与新任统领查理·乔治·戈登关系良好，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李鸿章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降将郜永宽等八人（程学启入城后还“搜杀悍党二千馀人”），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尽杀云官等八伪王及其党数百人，此事虽太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在十一月的日记中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苏州城破后，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

与此同时，北路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等攻克无锡、金匮，程学启与道员吴毓芬等攻克浙江嘉兴。处于节节胜利中的淮军一路推进至常州城下，李鸿章亲自督军攻打常州，于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破城，捕杀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佐王黄和锦。此时，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李鸿章骑都尉世职。攻克常州后，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三百人、炮队六百人并入淮军。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出击。第二天，湘军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因“金陵克复”，封李鸿章为一等伯爵（次年定伯爵号为“肃毅”），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这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

主词条：捻军起义

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朝命曾国藩往皖鄂交界，督军防堵从湖北东下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及捻军，命李鸿章前往江宁，暂署两江总督。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统帅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李鸿章再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八月，他奏请置办上海虹口洋人铁厂机器，与丁日昌、韩殿甲旧有的两局归并为江南制造总局，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

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

李鸿章上任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已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对李鸿章“开复历次降革处分”，赏加太子太保衔，授协办大学士。

李鸿章探知清廷对自己是既倚重又压制，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势盛，必将加剧自己同清廷的紧张关系，因而决意仿效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以退为进”的策略，奏请裁撤淮军。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李鸿章遵旨抵京入觐，获赐“紫禁城内骑马”。他在京逗留将近一月，拜谒慈禧太后和同治帝，会见军机大臣奕䜣、瓜尔佳·文祥等，得知清廷决意让曾国藩议定裁军事宜，然后移任直隶总督，并让自己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宗棠）平回”。十月，李鸿章返抵南京，与曾国藩筹商淮军撤留事宜，决定裁遣马步50营，奏留75营。不久，曾国藩北上就任直督，李鸿章先返乡省亲，继而于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二月，兼署湖北巡抚。

在此后一年半时间里，李鸿章曾先居奉命入川查办川督吴棠被参案、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挥师援陕镇压回民义军。他抵达西安仅仅七天，天津教案发生，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就奉密谕率部“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八月，李鸿章在获鹿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此次任命，同天津教案和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有关。清廷让查办天津教案而“谤议丛积”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派李瀚章调补湖广总督，企图借助李鸿章及其淮军安内攘外，防患固本。这是李鸿章处理的第一件涉外事件。经过交涉，他最后同意赔款40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去法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8名肇事者处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

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后，李鸿章在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被调为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他以一人主管直隶一省政务、北洋三口“通商”，同时直接涉及国家外交事务。自此之后，李鸿章在仕途上尽管时有波折，但总的趋势却是扶摇直上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被加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晋封相当于首席军机大臣的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被赏戴汉臣从未获得过的三眼花翎。时人认为，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更有学者说，此时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同月，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李鸿章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北京专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对清政府施压。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发动战争的要挟下，李鸿章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于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使其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李鸿章中年照相册参考资料）

主词条：法越战争、中法战争

自19世纪下半叶起，法国开始不断侵略清朝的藩属国越南阮朝。通过两次《西贡条约》，法国迫使越南承认法为越保护国。为深入侵略清朝西南地区，法方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度发动侵越战争，占领战略要地北圻，击败清军，中法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光绪十年（1884年）初，清军败于北宁之战，并丢失太原和兴化两地。在此情况下，慈禧改组军机处（参见词条甲申易枢），主和舆论渐起，清廷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双方停战。同年6月的《第二次顺化条约》使越南不再对清廷朝贡，改受法国控制。此时，清廷虽与法国签订协定，但李鸿章一直未下令让清军退回清朝境内。6月23日，“观音桥事变”发生，局势恶化，而谈判又陷入僵局。因清、法谈判破裂，由孤拔指挥的法军舰队袭击福州，攻击南洋水师，并围困台湾。在越南战线方面，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清军取得镇南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法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茹费理辞职，法新政府随即向清廷提出议和。李鸿章在战争中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清廷亦难以继续战争，因此同意议和，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其僚属赴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政府批准《李福协定》，并将越南境内清军召回。

在英国调停下，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与法国公使巴德诺（Patenotre）在天津会谈，6月9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并使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

主词条：甲午战争

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同治二年（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到兼任北洋大臣后，他开始筹办洋务，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都是该期间的重要成果（参见主要影响“洋务重臣”部分）。因为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了解，他也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他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自光绪五年（1879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开战前，北洋水师逐渐建设成军，号称“亚洲第一舰队”。但清廷的内耗也使得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次年（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依《天津会议专条》通知日本。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因变乱很快消散，日清两国军队抵达时已经大致平定，清廷乃提议双方撤兵，不意日方竟要求两国军队持续驻扎，共理朝鲜国政，清廷拒绝。五月，日军突入皇宫，挟持朝鲜高宗，迫令兴宣大院君出面掌理国政，在遭拒后将其软禁。李鸿章察觉事态严重，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急调陆军自辽东进入朝鲜，和日本相抗衡。

为求速效，李鸿章又租赁英国船舰高升号载运部分官兵由海路进发。但在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高升号，溺毙官兵上千（参见词条高升号事件）。后日舰又不宣而战，在丰岛袭击载运清军进驻牙山返航的济远、广乙两船，使得广乙沉没，济远遁回威海卫。此外，日本陆军在牙山发起攻势。

清廷无法忍耐，决定对日宣战，却因入朝大军尚未会合而屡遭失败。八月十六日（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参见词条平壤之战）。日军乘胜追击，自陆路过平壤向北前进，跨越鸭绿江攻入辽东，连下辽东要地，又由旅顺渡海进击山东荣城、文登。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参见词条黄海海战）。此战清舰沉没4艘，日舰亦遭重创，但北洋水师对黄海的制海权尽失，其余船舰尽数退至威海外围的刘公岛。

延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被日本海军包围的刘公岛成为孤岛，丁汝昌自尽，北洋水师或被击沉，或被俘获，全军覆灭（参见词条威海卫战役）。

主词条：马关条约、三国干涉还辽

中日双方的议和其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就已经展开，在美国斡旋下，清廷首先派出全权使节张荫桓与邵友濂来到广岛，希望能会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然而日方以张、邵二人所携带之全权委任状并不完备而拒绝交涉，持续陆海两方攻势，暗示要恭亲王奕䜣或李鸿章出面。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在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山口县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议和。

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因此，在交涉最初，谈判陷入僵局。在第三次谈判后的3月24日，李鸿章于马关住处的路上遭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眼睑下方，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此事使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唯恐国际局势对己不利，因而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4月10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清政府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本为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岛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据说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李鸿章曾经垂泪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以抵抗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

根据和约规定，朝鲜从原先清的属国成为独立国家；清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同时在新开放的商埠得以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这强化了日本对华的资本输出。双方在协议期间，李鸿章私下将交涉经过向其他列强通报，促使不愿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方放弃辽东半岛。日方屈服，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以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赎辽费”作为补偿。

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去了赖以支撑权威的北洋海军，加上主和辱国，受到群议指责，因而奉旨入阁办事，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成功进行“三国干涉还辽”，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李鸿章及奕䜣、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于是，为应对不断崛起的日本造成的威胁，清政府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东北的矛盾，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扩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较早提倡“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奉命作为“钦差头等大臣”前往祝贺。李鸿章从上海出发，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尼古拉二世举行会谈，俄方提出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并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作为承诺。到尼古拉二世加冕时，李鸿章前往祝贺，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四月，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此后，李鸿章先后访问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行程9万多公里：6月14日，李鸿章觐见德皇威廉二世，6月24日又前往汉堡拜会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均受到高规格的接待；7月4日抵达荷兰，8日前往比利时，13日抵达法国巴黎；8月2日抵达英国，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受到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接见。

在这些国家，李鸿章受到盛情款待，会见了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达官贵人，还参观了工厂、农村、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军队、博览会等。在德国，他专门请医生以“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在马关遇刺时仍留在脸上的子弹。在英国他还参观了英国议会，曾坐在下院特设的席位上听议员发言议政。在美国，李鸿章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书馆；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他抨击了美国的《排华法案》。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

这次出访，使李鸿章眼界大开，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立国政教”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正如他刚回到天津后给亲信吴汝纶的复信所说：“所见过于所闻。”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他得出了欧美“立国政教”的“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李鸿章出访各国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从欧美归来后，踌躇满志的李鸿章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本人也未获重用，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

作为总理衙门的一员，李鸿章参与了诸如政治性贷款、租借土地等重大问题的外交谈判，并会同有关大员先后与德、俄、英三国签订了胶澳（《胶澳租界条约》）、旅大（《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九龙（《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租借条约。据说在谈判《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时，他曾经接受过俄国贿赂50万卢布。

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间的维新运动中，李鸿章明里观望持重，暗中多有同情。他主动资助“强学会”，支持“整军经武”、振兴农工商业、废除八股、兴办学堂，并回护了一些“新党”人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李鸿章被慈禧太后逐出总署，“未预机要”，“杜门却扫”。九月，奉懿旨任勘河大臣，会同东河总督任道镕、山东巡抚张汝梅履勘黄河工程。次年（1899年）二月，李鸿章陛见复命，随即“养闲京师”，郁郁寡欢。

主词条：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东南互保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李鸿章奉命任商部大臣，前往通商埠考察商务。至十一月，尚未成行，他就被清廷改任署理两广总督，“奉懿旨捕康、梁”，镇压保皇党。李鸿章抵穗视事后，一面“奉职而行”，逮捕保皇党人罗赞新等三人家属；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推迟平毁康、梁二人的祖坟，并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夏之交，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年5月，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干涉义和团运动。6月，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对各国宣战，北方局势一片混乱。

此时在广东的李鸿章对慈禧太后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当他接到宣战诏书以后，当即以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随后打电报给在上海的邮政大臣盛宣怀，并让他将此意密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采取权宜之计，来维持各省现有的秩序，使各国放心。在盛宣怀等人的策划、联络下，刘坤一、张之洞等于6月26日同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保护条款》。李鸿章对此完全赞同。

主词条：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6月15日），清廷让李鸿章奉旨“迅速来京”。但他认为时机不合适，便借口拖延。六月十二日（7月8日），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不得已，才缓慢出发，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一边打探北方消息，一边探听在上海的各国公使的意向，并与刘坤一联名上书，建议朝廷保护各国洋商、教士。他的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直至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北京沦陷，两宫逃亡，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准其便宜行事”。各疆吏也都对李鸿章北上之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李鸿章要求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军机大臣瓜尔佳·荣禄参与此事，得到允许。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5日，由百名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11日到达北京贤良寺西跨三院。贤良寺由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抵京当日，李鸿章和奕劻开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代表进行艰难的谈判。李鸿章与列国以国际法为依据，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故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经过多次讨论，列强在十一月三日（12月24日）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款条约。荣禄深知李鸿章等的艰难处境：“可怜奕、李，名为全权，与各国开议，其实彼族均自行商定”，然后“交给条款照会而已，无所谓互议也”。参与交涉的直隶布政使周馥也感叹所谓的“全权大臣”，不过是“画诺大臣”而已。李鸿章按照清廷旨意与各国“磋磨”，力争“稍资补救”，然而列强态度强硬，寸步不让。拖延至十一月六日（12月27日），清廷批准《议和大纲》。

由于早年马关遇刺失血过多，李鸿章一累就有眩晕的顽疾。劳累过度的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旧病复发。之后，他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之后病情加剧，更不能视事。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与列强正式签订《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极为沉重的枷锁，李鸿章作为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是签订这一丧权辱国条约的决策者之一和主要执行人，对于中国的沉沦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并因此而博得列强和清廷的青睐。八月十日（9月22日），李鸿章在总结议和订约的《和议会同画押折》中说：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辛丑议和期间，李鸿章以衰朽残年而担负重任，忧郁积劳，时病时愈。七月二十三日（9月5日），又伤风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二十五日（9月7日），他不遵医嘱，力疾前往西班牙公使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返回寓所后，“寒热间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清廷闻讯，允许其休假二十日。经过两旬静养，李鸿章病情有所好转，便立即与俄国恢复关于东三省交接的谈判。但对俄方希望清政府在“私方”协定中将东三省路矿及其他利益全部让归华俄道胜银行，先订银行协定、再订撤军条约的要求，他坚持不允。九月十九日（10月30日），在死前八天，李鸿章到俄国使馆议事，俄使还对他竭尽恫吓胁迫之能事。归来后，李鸿章“呕血碗许”，被西医诊断为胃出血。同月二十七日（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在遗折中，李鸿章回忆了自己的一生，感叹道：

伏念臣受知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痛；唯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勰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

李鸿章病危和逝世时，慈禧正在回銮道经河南的途中。据随慈禧回銮的吴永记述说，慈禧在得到李鸿章病危的奏报后，甚为顾念，为之流涕，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次日，李鸿章逝世的消息传来，慈禧“震悼失次”，随护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同“梁倾栋折，骤失依恃者”一般。

两宫回銮后，对李鸿章降诏奖谕，命恭亲王溥伟前往奠醊（后又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赠官太傅，晋封一等侯爵（由其子李经述承袭），谥号“文忠”，并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同时，清廷允许李鸿章入祀贤良祠，在其原籍及立功省均建立祠堂（详见“后世纪念-祠堂”部分）。据《异辞录》所述，清廷当时甚至有以李鸿章配享太庙的提议，只是考虑到配享咸丰帝、同治帝、光绪帝均不适合，方才作罢。

主词条：洋务运动

在坚持“中体西用”的基础上，李鸿章认为，只有变法，才能应付时局，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对于当时全国的因循守旧风气，他反复抨击，并深为叹息。

李鸿章的“变法”从“自强”开始。同治四年（1865年）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李鸿章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正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

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因此，他在继续筹办“船坚炮利”的军事工业的同时，把学习西方的重心转移到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上来了。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19世纪70、80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但李鸿章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之后，由官银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清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由此实现了李鸿章“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栢百年根本之谋”的目的。

不过，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面对列强自海上而来的威胁，李鸿章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次年（1875年），因海防“关要紧急”，李鸿章奉诏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光绪五年（1879年），北洋水师开始建军，其后不断添购战舰，逐渐建设成军。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北洋水师得到发展的机会。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开战前，北洋水师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其主要舰艇包括：

在建设水师的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清廷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使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早在曾国藩幕下时，李鸿章就提出“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他在上海等地与西方人频繁接触，由此萌生了学习西方军事的思想，并着手招幕外国工匠，开办军火工厂，自制枪炮。

在与列强的频繁交往中，他的视野不断开阔。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此，李鸿章曾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进而主张在积弱的情况下“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后来，李鸿章把自己的内政、外交思想集中地概括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

其中“和戎”的含义有二层，一是维持现有局面，承认并遵守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已获取的非分权益。二是在中外冲突中着重求和，如“马嘉理案”、中法战争及甲午战争期间中，李鸿章均认为中国“兵单饷匮”，“断不可轻言于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真可谓“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

李鸿章并不认为“和戎”是一味妥协，为“和”而“和”。他说“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在具体的条约谈判中，李鸿章总是能争就争，能少让就少让。如《马关条约》，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他“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谈判精神。

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他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李鸿章一生，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各国（主要为欧美列强）签定的条约（大部分为不平等条约）有：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李鸿章认为传统的旧式教育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因此他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积极倡导对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知识的教育传播，重视留学生教育，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帷幕。

改革科举教育

李鸿章对科举取士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因此出现“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不能重视学习西方“利器”的情况。同时，他赞同西方教育“求实际”的精神，他进一步提出，中国要自强，需要从学西方“利器”到引进“制器之器”，重点是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而尤以人才为亟要”。同时，他主张兴西学，改革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并付诸实践。

创办新式学堂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堂：上海广方言馆（原名“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同治九年（1870年）初，上海广方言馆迁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与工艺学堂合并。上海广方言馆设有英、法、算、天文四馆，并将学生分成上下两班。在教学内容上，上海广方言馆除了传统的经史古文时艺外，还增添了西语西文和自然科学。其中算学知识是每科学生必学课程。贾步纬为《广方言馆算学课艺》作序曰：“西人所谓化学、光学、电学、格致学、制造学非算无以明其理，即无以致其用，算学之于今日不綦重乎？”由此可见上海广方言馆很重视数学教育。

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李鸿章相继提议和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主要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光绪六年（1880年）的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七年（1881年）的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天津西医学堂等。这些学堂在教学内容上，除儒家经典外，还将自然科学、实用科学和军事科学作为教学重点。新式学堂兴起，对封建传统教育模式造成了很大冲击，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变革。

派遣留学生

主词条：留美幼童

李鸿章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留学生教育。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经克服守旧派阻挠及生源选拔、筹集经费等困难，促成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8月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派遣。至光绪元年（1875年），共有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

此外，李鸿章还积极筹划派人留欧事宜，主要有：光绪二年（1876年）奏请派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光绪三年（1877年），会同沈葆桢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光绪七年（1881年）又续派10名；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同曾国荃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24名、北洋水师学堂学生10名赴英、法留学等。

留美幼童和赴英、法留学的学生结业回国后，基本上都成为专业科技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近代科技进步、实业发展、国防强固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李鸿章认识到派遣留学生对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无论在政策、经费上，还是在留学生前途安排上他都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这些努力，不仅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更为近代留学生教育开了先河。

李鸿章在四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世界形势的变化，积极主张采用西方先进技术，改革兵制，发展海军，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继承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这些思想被运用于其创建发展淮军、北洋海军以及指挥这些军队作战的具体实践中，又直接影响着清末袁世凯北洋新军的后勤改革，为中国军队后勤的全面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但其军事思想旨在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军事领域所引起的变革仅是局部的，甚至掺杂了许多陈旧腐朽的东西。这也是其不足之处。

李鸿章认为，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技术，不能不改革旧的军事制度。鉴于清军“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建议清廷“及时变易绿营旧制”，指出：“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并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制造火器、兵船。他奉命筹办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后，购置了“定远”“镇远”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巡洋舰，同时参照西方海军有关规章，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使北洋海军最早迈向近代化。

李鸿章对军事教育非常关注，认为当时文武两途仍由章句、弓马进身的制度，“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难以造就精通西法的军事人才。为此，向清廷提出建议：改革考试制度，“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设立洋学局”，选收有志于西学之人入局，所学如有成效，“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与正途出身无异”。

李鸿章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中，敌人皆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但列强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舰进口时尚可拒守”。同时又认为，若仅有陆军而无水师，“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而叹”，故“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因此主张沿海设防必须水、陆相依，以新式枪炮安定陆地，用铁甲舰、水炮台保护水面，只有兼顾陆、海两方面防务，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

其海防构想，主要是：

为此，他反对用“海防衙门”名称统筹海军，认为海防二字，“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蓍敌情”，因而力请“设海部”，授予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他按照西方近代国防建设理论，视清政府的财力，从拱卫京师着眼，在渤海湾沿岸修台筑垒，选择旅顺、威海卫为海军基地，南北遥遥相对，控扼渤海湾咽喉，内卫京师，外御侵略，防御体系颇为谨严。针对旅顺、威海卫中隔辽阔洋面，敌船处处可以闯入的情况，他强调筹防“但当以战为防，不能以守为防”。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保船制敌”的方针终至惨败。

李鸿章的业师曾国藩曾致函李瀚章说：“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郭嵩焘）、帅逸斋（帅远燡）、陈作梅（陈鼐）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他还说过：“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光绪五年（1879年），张佩纶在张之洞宅第与其清谈时指出：“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未知将来孰作嗣音也。”

恭亲王奕䜣曾在《赠李少荃相国集句十二韵》中称赞：“多才兼将相，旌节屡西东。玉勒浮云骑，金鞍明月弓。钧衡持国柄，豪杰自牢笼。坐见威棱洽，夷情草偃同。”

孙中山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书李鸿章时，曾说：“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马关条约》签订后，诗人丘逢甲曾以“宰相（指李鸿章）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一诗表示悲愤。

辛丑议和期间，庆亲王奕劻曾致函大学士荣禄，指出：“合肥更事之久，谋国之忠，弟夙所钦佩，独中俄定约一事，不免过有成见。”

李鸿章去世后，清廷以慈禧太后的名义连降两诏，对李鸿章平生功绩进行总结：

梁启超在给李鸿章的挽联中评价：“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并具体评价道：

袁世凯在给李鸿章的挽联中说：“受知蚤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翊临淮壁垒；事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一说该联为其亲信阮忠枢代笔。）

清朝国史李鸿章本传的评价是：“自中原罢兵，移督直隶，坐镇天津，办理内治外交，以一身系天下安危者，垂三十年。”又说：“鸿章与曾国藩谋国忠诚，决策英断，不摇浮议，不顾毁誉，略相伦等。其任事勇锐，赴机捷速，不为小廉曲让，则鸿章有独至孤诣。自壮至老，历常变夷险，未尝一日言退，婴疾病不轻乞假，尝言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

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评价道：

李鸿章的旧部周馥在晚年作《感怀平生师友三十五律》，追忆李鸿章道：“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著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陆嘉谷等在《天津李鸿章祠堂联》中称赞道：“纵四千年史家未有之奇，手挽狂澜，一木巍然支大厦；是三十载相节久临之地，神依故土，九霄恍若降灵旗。”

孙雄在给李鸿章的挽联中说：

辜鸿铭：

淮军大将刘秉璋之子刘体智《异辞录》中对李鸿章多有评论：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认为李鸿章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及“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毛泽东评价道：“水浅而舟大也。”

唐德刚认为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周恩来，半个是顾维钧）。

唐振常：“从一种意义上说，奕䜣、李鸿章以至于驻外使臣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等，是我国的第一代外交家，然而，他们都不是职业外交家。”

苑书义在所著《李鸿章传》中认为：“李鸿章是一位非常复杂而又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扮演角色与时俱新，所言所行斑驳陆离，犹如一座层峦叠嶂的高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随后，他以“过渡时代过渡性人物”“用农民鲜血染红红顶子”“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促进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腐朽王朝的忠臣”“独特的性格风范”来概括李鸿章其人其事。

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其教务长康德黎发表演说称“李鸿章者，中国之俾斯麦也”。

李鸿章访俄时，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提起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最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观察局势变化。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据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日人对李鸿章给予较多的关注，其中一种评价称赞他“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总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称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插图报》在李鸿章去世时的报道中写道：“可以说，他取代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与‘蛮夷’间的政治、商贸关系，在最棘手的对外交涉中敏锐洞察、灵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说他狡黠，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一个优雅的绰号―‘中国忠仆’。在远东，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频繁地与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协议书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签名。”

日本历史学家市古宙三在他196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认为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清朝衰亡时期是致力于保护“绅士地方利益”的保守势力。但市古宙三还是相信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关心公职的，虽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更重要的政治实体仍然是天朝，而不是民族-国家。

美国学者斯佩克脱在《李鸿章和淮军》一书中说：“当李鸿章谈论自强时，他所讨论的是一般原则；当他投身于自强运动时，他是在加强他本人的势力。”

美国学者K.E.福尔索姆在其著作《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中认为：“曾国藩在权力面前退缩，李鸿章则是伸手要权力；曾国藩力求保卫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力图保全中国。”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专门有“李鸿章与海防”一节，其中多有对其人的评论：

李鸿章的身高大约有1.83米。在出访欧美时，他的高大身躯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曾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兼《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濮兰德在《李鸿章》里记载了七十四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国政治家乔治·寇松曾来华旅行。在两年后出版的《远东问题：日本、朝鲜和中国》一书中，寇松记述了会见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他“毕生最美好的回忆”。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6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

美国传教士、驻华外交官何天爵在《中国人本色》中他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李鸿章七十六岁时给他画了张素描，认为“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

通过李鸿章的照片，可以看出：李鸿章青壮年时带有一些“武气”，中年后微显劳累状，晚年有些发福。此外，他晚年为多颗右牙掉落所困，面颊呈左满右陷状。而且他老年喜戴老花眼镜，或与青壮年时用眼过度有关。马关议和时，又添日本遇刺所留枪击的疤痕。疤痕略出，因为子弹尚遗留在皮下。遇枪击后，李鸿章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晚年需靠轮椅行动。

李鸿章的谱名是章铜，字为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到晚年时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间称“李二先生”。同时，因他位至内阁大学士，被视为宰辅，故世人多称其为“李中堂”或“李傅相”。李鸿章死后谥号“文忠”，故后世又称为“李文忠”。

此外，从现存《辛丑条约》的原件中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肃”的字，这是李鸿章签名（花押）的习惯，在几个条约中均有体现。之所以如此写，是要表示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肃毅伯”爵位。

李鸿章受曾国藩影响很大。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日后太平军起，二人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国藩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到咸丰年间初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深知李鸿章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李鸿章爱抽烟，但关于他抽的是水烟还是旱烟，素有不同说法。从李鸿章中年在天津的照片来看，他茶几上放的是旱烟。而李鸿章喜欢抽烟，便容易多痰。据说在日本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春帆楼谈判时，日本的伊藤博文就专门为李鸿章放置了一只花磁痰盂。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称：“（李鸿章）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即使在访问欧美时，李鸿章也毫不避讳，仍是吞云吐雾。

李鸿章虽然抽烟，但是他对鸦片十分不感冒，曾训斥在北洋水师学堂教书时经常吸食鸦片的翻译家严复。在公开场合，李鸿章也反对鸦片，并在英国人面前陈述鸦片的危害。

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出使欧美各国归来，途经日本横滨。据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记，当时需要换乘轮船，用小船摆渡，一看小船是日本船，李鸿章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架上一块跳板，扶他走过去。后来，李鸿章换乘招商局轮船“广利”号回国。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先是因甲午战争战败而受到“褫去黄马褂”的处分，后又签约而受国人指责。一时间，李鸿章成了人们讽嘲的对象。此时，扬州苏昆名丑杨鸣玉（排行第三，习称“杨三”）正在演《白蛇传》。他在演“水斗”一场时，故意改调，对穿着黄马褂上台的鳖精打诨道：“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尔黄马褂剥去！”观众听了，满堂哄笑。有人专为听这句话来看戏，使演出盛况空前。杨鸣玉去世后，有人为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行二，所以这里称李二。这是一副字字对仗、颇为工稳的对联，“先生”对“已死”更是工巧。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颇为成功。一部分外国人甚至把李鸿章看成是一个中国符号。他的“不学无术”、少学究气和说话办事的直来直去，比较符合外国人的审美口味。欧美对李鸿章大加称赞，以至于有人认为“清国和日本的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和日本的战争”。当时也有称李鸿章与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为“当世三杰”（亦称“当今天下三大老”）。格莱斯顿在与李鸿章会谈后，曾对记者称赞其风采：“不啻铭肝镂鬲，使人不能去诸怀。”据说日本的伊藤博文在谈判时，曾当面对李鸿章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13日，进行环球考察的李鸿章乘火车自俄国前往德国，在李鸿章的德国行程中，最引起当时的记者和后人兴趣的，就是他拜访前首相俾斯麦。在场的各国记者进行了详细记录。在曾经轰动英美的《李鸿章回忆录》中，记载了俾斯麦告诉“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说，法国人可并不将“俾斯麦”一词视为任何恭维语，而且自己也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这段对话，十分传神，但《李鸿章回忆录》已确证系由美国记者曼尼克思伪造，因此对话内容很有可能是曼尼克思的个人创作。

俾斯麦这句真假难考的谦语，却真正道出了其与李鸿章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人。梁启超认为“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时的联邦军总司令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访问中国，在天津受到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的接待。二人一见如故，彼此间的感情颇深。李鸿章当时颇为自负地对格兰特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人，我们镇压了历史上有名的两支叛军。”他在酒席宴上请求格兰特帮忙调解中日琉球纠纷（参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格兰特一口答应，遂成为清政府的外交特使。格兰特访华时，曾携带镶有钻石的手杖，李鸿章看到名贵手杖后爱不释手，格兰特对他说，手杖乃全美工商界所送，回国征得工商界领袖同意后再转赠给他。但格兰特返美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逝，未来得及将手杖亲自赠与李鸿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8月30日，访问美国的李鸿章特地前往格兰特的墓地前拜祭，并与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格兰特一同出席晚宴。而在李鸿章抵美时，格兰特的儿子专程前往迎接，朱莉娅·格兰特还代表亡夫把手杖赠予李鸿章。李鸿章回国一年后，委托清朝驻美公使杨儒在格兰特墓前栽种“志景慕”银杏两株，并立铜牌以纪念。此后关于李鸿章的照片中，发现他经常携带格兰特的手杖。

李鸿章访问欧美时，清朝并没有国歌，在外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颇为尴尬。于是在圣彼得堡时，李鸿章便指示使团成员用一首古曲填词，词最后定为唐朝诗人王建的绝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配以古曲，作为国歌，西方人称之为《李中堂乐》。

清代的勋章（时称宝星）制度起于李鸿章同治二年（1863年）的奏疏。在这封奏疏中，李鸿章建议参照外国功牌仿照用于奖励西方人的金银牌，但未获清廷允准。同年再经直隶总督完颜崇厚的提议，清廷开始制造最早一批的金宝星、银牌。李鸿章本人也在年底为“常胜军”统领查理·乔治·戈登申请到了一面头等功牌。

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使欧美各国，是清末少有的获得多枚外国勋章的中国人，故而在下表中列出其所获荣誉：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回国之后，李鸿章回到总理衙门供职，亲自主稿，奏请清廷在形式上对光绪七年（1881年）版的双龙宝星进行大量修改。经清廷批准后，正式诞生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版双龙宝星。适逢19世纪末以后清政府外交活动剧增，故此版双龙宝星实际制作、颁发和存世的数量极大，也是现代收藏中最常见的一版双龙宝星。

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局糜烂时，有说法指出，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曾提议，一旦北京不保，慈禧太后与光绪死于非命，就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在此期间，港督卜力和港绅何启也有意拉拢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谋求“两广独立”，建立联合政府。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且李鸿章在不久后奉诏北上而作罢。

另据《异辞录》记载，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曾派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向李鸿章劝进，李鸿章反问道：“我今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将要死了。你看我的这些儿子，有像皇帝的人吗？”然后“笑而遣之”。

遗奏及遗言

有记载说，李鸿章临终前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又命幕僚于式枚起草遗折，推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李鸿章临终嘴里还在痛骂“毓贤（山西巡抚、坚持仇教排外）误国”。

遗诗

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曾口述七律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但《李鸿章全集》未收录此诗，有学者考证认为此诗可能是伪作。

不能瞑目

据跟随李鸿章数十年的旧部、时任直隶藩司周馥（在李鸿章临终时守在其身旁）描述，李鸿章死前一日，“已着殓衣，呼之犹应”，只是“不能语”，待到次日午时，“目犹瞠视不瞑”。周馥抚着李鸿章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此时，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用手帮他擦拭眼泪，“且抹且呼”，李鸿章这才瞑目，“须臾气绝”。

另一个版本是，李鸿章临终前，周馥及直隶提督马玉昆守在身边。二人目睹了李鸿章逝世前的一个多小时，俄国公使还拿着文件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迫李鸿章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签字，甚至想强迫李鸿章的助手拿出李鸿章的官印。李鸿章听了，闭上眼睛不答话。周馥大哭，哭声惊醒了李鸿章，他突然又睁开眼睛，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周馥只好安慰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这才瞑目。俄使气死李鸿章的传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也有记载，题目是《李的逝世是和外交官的争论》。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末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因同庄姻戚李心庄无子，遂将次子许慎所给其为嗣，后遂改姓李。

业师：曾国藩

座师：福济

同治、光绪之交，“清流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张佩纶等与李鸿章多有互动，李鸿章出于笼络“清流”的目的，对此也颇为上心。此外，李鸿章还与深受慈禧太后恩宠的荣禄有“兰谱之谊”。

自受命招募淮军伊始，李鸿章便开始建立自己的幕府。伴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他的幕府班子也越来越庞大。以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为界，前期李鸿章幕府以履行军事职能为主，主要由其同乡、同学、亲属、朋友、原曾国藩幕僚和上海官绅组成，仍以传统的旧式人才为主；后期幕府的职能转向以行政事务为中心，为此而延揽一大批具有办理工矿企业、海防、教育、外交等方面专长的近代人才，旧幕府成员也有一部分受西学影响而发生转化。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以前，李鸿章幕府可以说是中国当时独一无二的近代人才库。”其主要人员见下表。

李鸿章一生写了大量奏折和公私函电 。这些资料，主要收录于桐城吴汝纶主持编纂的《李文忠公全书》（亦称《李文忠公全集》）。吴汝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抱着“止谤”（为李鸿章正名）的目的编辑此书，其时间跨度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书一百六十五卷，六百余万字，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同治金陵书局刻本。

《李文忠公全书》所收并非李鸿章的全部作品，尚有大量未刊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续有刊印。如年子敏编《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江世荣编《李鸿章信稿补遗》（收入《捻军史料丛刊》第3集）等。2008年出版、由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收录李鸿章的奏折、电报、公函、私人信件、诗文等，其中近三分之二为首次发表，内容较此前各书更为丰富。还有学者整理了李鸿章的信函，如2018年出版、由姜鸣整理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入都》是李鸿章的组诗作品，共十首，是他奉父命入京应试时所作的借以立志抒怀的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胸魄气略。其中一首是：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此外，通过李鸿章存世的大量墨迹，可以看出其书法造诣甚深。

李鸿章沉浮于晚清政坛上近四十年，深度参与了清廷内政、外交、军事，长达二十余年。在他的身前身后，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关于其具体评价参见下文。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整个政治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学界评价不一，但已经由单纯的“ 卖国说”发展为“误国说”。也有研究者注意从李鸿章的外交与内政的关系、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争论的问题有李鸿章的“羁縻”之策和“和戎”外交、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李鸿章与外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等。

对于李鸿章与中俄外交，主要集中在中俄伊犁交涉问题、海防与塞防之争、《中俄密约》等。后世多诟病李鸿章过于重视海防而放弃塞防。学者邓克榜对李鸿章推崇的“以夷制夷”策略作了评述，认为就当时之国势，纵有比李鸿章更强的外交家，并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关于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作用，学者连文希指出：无论是战是和，无论是胜是败，他都一概要求与法国转国，就交涉权术的运用而言，他称不上是个一流的外交家，他常自弃谈判要价之资，甘居劣势，但求早日收束；就主持国事而言，他也称不上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所应有的真知灼见，所作预言每每与结果相反，所从事的革新自强又是舍本逐末，效果有限。

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为解决朝鲜甲申政变所引发的中日冲突的遗留问题，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给予日本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时人及后人多有批评者，如王芸生认为：“迨甲午东学党作乱，中国派兵赴韩，行文知照日本，日本遂亦派兵，巨祸随之爆发，其种因实基于此，此为李鸿章对日外交之一重大错误。”

关于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的问题，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李鸿章对甲午战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对于所负责任之大小，则是有异义的。学者关捷等人认为李鸿章应对战争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董守义则认为李鸿章不应负主要责任。如有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提醒慈禧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未批。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对庚子议和中的李鸿章，史家评论较为一致，即称赞他明知危局，亦能挺身而出，为朝廷、国家分忧解难，具有勇于任事的勇气。

关于李鸿章与其所倡导的洋务运动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多是全面否定的。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渐用理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大多肯定了这一运动对当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但有一些学者，如孙志芳、王承仁、刘铁君认为其作用主要作用是消极的；董蔡时则认为，李鸿章创办军事工业的开创阶段完全是为了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后来又把发展洋务运动作为扩张其军阀势力的手段，他所主持兴办的民用企业，“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和垄断性，是中国出现官僚主义雏型的开端”。

晚清有幅脍炙人口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前一句形容的是李鸿章的财产之巨，这种说法自然有夸张和讽刺的意味，但李鸿章家族所聚敛的财富的确非同一般。近代社会活动家、曾与李鸿章有过不少接触的容闳曾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这种说法当时很流行；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认为李鸿章的财产“数百万金，概意中事也”。关于李鸿章的财产问题，众说纷纭，但似乎没有准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兄弟六人都曾在安徽老家大规模购置田产，建造庞大的庄园式宅第。后来，合肥李氏的家族势力又逐渐扩展到合肥、庐江、芜湖、安庆、上海、北京、天津、大连等地，成为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此外，早在绞杀太平军期间，李家兄弟数人就兼并土地约60万亩。

据说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谈判《中俄密约》时，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卢布 ，李鸿章对此耿耿于怀。

李鸿章对待维新运动的态度颇为复杂。在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命总理衙门传问维新派主要人物康有为时，李鸿章参与其中。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如“百日维新”开始后，李鸿章曾两次将反对变法的荣禄、刚毅等人弹劾康有为的讯息密告康有为。在私下，他对变法的多项措施也表示赞同，并对康有为多有保护之举。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戊戌政变后，李鸿章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因参加维新被革职的张元济，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其人的工作；对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多有期许。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

总的来说，李鸿章虽从思想上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出于为躲避变法中出现的“帝党”和“后党”之争，与支持维新的重臣翁同龢多年的积怨，甲午战后自身遭受冷落的境况等原因，李鸿章仅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

李鸿章死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归葬安徽合肥东乡夏小郢（今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大兴镇）。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建设钢铁厂，墓被捣毁。

主词条：李鸿章故居

李鸿章故居位于安徽省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建于19世纪末，为李鸿章的家宅，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五进，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十年动乱时，故居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在原地修复重建，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但仍保留主要部分。1998年，李鸿章故居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鸿章去世后，获准入祀京师（今北京市）贤良祠，在其原籍及立功省，如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等地，相继建祠祭祀；京师则特建专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得以在京师建祠的，仅李鸿章一人。专祠建成后，光绪帝赐匾，亲书“功昭翌赞”四字。春秋两季，朝廷派员专门祭祀。

李鸿章祠堂原位于北京西总布胡同27号院。该祠即其生前寓所，李鸿章故去时，即在此办理丧事。后清廷在此建立专祠，名“表忠祠”。是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的二进四合院。大门、碑亭、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等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建筑，前有月台三出陛。院墙砖砌，外抹红垩土，顶部覆灰色筒瓦。现址已为国家大剧院艺术创作中心所属的二层白色办公楼。

主词条：李鸿章享堂

李鸿章享堂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合裕路南侧，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坐北朝南，有御制碑、照壁、大门、前堂、寝室、厢房；享堂东侧是仓房，西侧是李鸿章夫妻合葬墓、墓前神道和石象生。总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1998年被公布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李鸿章在上海时，与丁香内眷寓居华山路“丁香别墅”，故在他去世后，其祠堂也建在华山路（今复旦中学内），称李公祠。祠堂坐北朝南，四周红墙环绕。院中亭榭相间，回廊曲折，古林苍苍，偏东有一荷花池，池畔怪石如山，曲径通幽。祠堂东侧竖有李鸿章铜像一尊。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光复后，南洋公学的学生奔入李公祠，将像铜扳倒，以泄众愤。今大殿尚存。

建祠的同时，丁香花园近处还有一座李鸿章衣冠冢。衣冠冢为圆顶型水泥建筑，冢内安放铜棺三具，一大二小，衣冠冢二建六角亭一座，前有一条长60米的甬道，两旁树木参天。北侧为一片园林，松柏繁茂，四季常青。1954年，因建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将李鸿章衣冠冢乎毁。

江苏省南京市的李鸿章祠堂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坐北朝南，整座建筑分东、西两组：东组为祠宇建筑，前后共五进，有两厢；西组为住宅用房，共三进，主房、厢房各24间，大小照壁各一座，御碑一通后为花园、鱼池，前后由西廊相连，现存大小照壁、门厅、享堂。二厅、三厅被拆。

李公祠即李鸿章祠堂，原名李文忠公家祠，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西箭道4号，曾为天津市五十七中学校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持修建。李公祠正门设在子牙河畔，庭院中央安放李鸿章铜像，主体建筑为连九间的大殿堂。祠堂原建筑已不复存在，但当地还有李公祠大街等老街名。

李鸿章祠，在江苏省苏州市山塘街（今山塘街845号），又称“李文忠公祠”“李公祠”“靖园”。其址原为清乾隆时的蒋氏塔影园，后改建为白公祠，祀白居易。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江苏巡抚恩寿奉敕为李鸿章建祠。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安徽人在此办私立淮上中学，后改为虎丘中学，再为苏州幼儿师范学校。“文革”时，门前石狮、八字墙团龙浮雕及东侧院廊俱毁。祠内“谕旨”碑在20世纪50年代被埋入地下，后重新发现，置于院中。1983年整修祠宇三进，现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10月，在安徽合肥举行了以“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着重讨论了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开始从近代化这一全新角度来重审视洋务运动。

《清实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朝部分

《清史列传》卷57《李鸿章传》

《清史稿》卷411《李鸿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