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英文：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景星学社社员，中国问题观察家，国际汉学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有“中国学研究的奠基人”之称。

1907年5月24日，费正清出生于美国西部南达科他州胡休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

1911年，费正清举家迁往南达科他州的苏费尔斯。1920年他进入苏福尔斯中学就读，三年的学习让他感到该校的课程“没有太多的挑战性”，于是决心转学到东部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1923年，费正清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力普斯·埃克塞特学校。这是一所高水平的大学预备学校。费正清在此求学期间表现优异，多次获奖。

1925年毕业典礼上，费正清被推选为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更重要的是，1925年毕业前夕，他因为论文比赛获奖，得到了假期前往英国和法国游历的机会。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国门，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他的照片还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对于一个刚刚18岁的青年来说是很大的荣誉。此后费正清进入威斯康星大学。

1927年，费正清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但是此时，他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大学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东亚的课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在哈佛期间，他就接受从英国来哈佛执教的查尔斯·韦勃斯特的建议，利用故宫所收藏的清季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历史。

1929年秋，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作为罗得斯奖学金的获得者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9年秋，费正清在贝利奥尔学院注册时，牛津大学仍然没有正规的汉语课程，而且对于博士学位也没有语言必修的规定。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在伦敦期间，他结识了曾经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马士的影响之下，他选择了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1931年春，费正清说服英国汉学家苏慧廉为他进行了一次汉语能力测验，并请老师就他的成绩和他的真诚努力出具一份书面证明。利用这一证明费正清向罗得斯奖学金委员会申请前往北京进修。他的申请很快获得了批准。1932年2月费正清抵达上海，稍后到了北京。1932年2月，费正清为其博士论文做研究，到中国，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

1933年至1935年，费正清担任清华大学讲师。在蒋廷黻的帮助下，费正清渡过了1933年的经济危机，1934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资助，不必再为生计奔波，可以安心地撰写论文了。1935年底，费正清完成论文写作后离开北京前往牛津大学答辩，1936年4月他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结束了早年的求学之路。

1936年1月，费正清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费正清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美国任教哈佛大学。

1938年，费正清开始招收博士生。第一位师从其门下的博士生，正是他在中国北京留学期间结识的老朋友，燕京大学硕士毕业的邓嗣禹。

1939年起，费正清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

1941年8月，费正清进入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1942年，费正清被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改名为战略情报局）派往重庆，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此之前，这位三十五岁的外交官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了。

1943年8月，费正清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情绪：“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力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益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它之所以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只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它”。1943年年底，费正清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1945年9月，费正清到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6年6月，费正清与妻子前往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政治中心张家口访问。事后，他著文《一九四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全面地探讨了战时的美国对华关系，阐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的基本看法。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48年，《美国与中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9年夏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尽管蒋介石政权危在旦夕，人们对蒋介石统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国共两方的军事对比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很多人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清。费正清则公开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美国东亚政策学术讨论会上强调“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并且对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告诫他们，“如果拒绝正视现实，我们就可能再次掉进我们面临的估计过低的陷井”。1949年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最早开设“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课程时，邀请邓嗣禹回母校哈佛大学讲授该课程。在任教期间，两人再次合作，共同编写了著名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以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两本书。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费正清被指责为“丢失中国”的四个约翰之一，但他并没有因这种冲击而改变初衷，相反，他认为，“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丢失中国’的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1952年3月10—11日，费正清遭控告，到麦卡伦委员会（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进行陈述。

1952年至1953年，费正清以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的身份在日本访问。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1953年，《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5年，费正清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58年，费正清当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1959年，他担任了亚洲问题研究会主席。

1960年，费正清第一次赴苏联，参加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20世纪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1964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再次合作，发表了《中国的外交传统》论文，刊载于美国汉学家Joel Larus所编的《世界比较政治》一书中。邓嗣禹因此成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中，与费正清合作时间最长、发表论文最多的留美学者。

1966年，在美国参院举办的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费正清用提供证词的方式将自己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思考公布于世。他说：“10多年来，我们一直避而不谈中国问题，希望它会自行消失。可是它仍然存在，等待人们正视它。但要了解中国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对我们自己以及中美关系做历史的考察。”费正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主张美国政府应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为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打开方便之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费正清的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这一点，他遭到了台湾当局和台湾右翼文人的攻击和谩骂。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1968年，费正清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鉴于麦卡锡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分裂，费正清做了很多工作促使对立的双方进行合作。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随之台湾问题显得越发突出。费正清在是年8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台北能与北京和平共处》一文，论证“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可行性，并且对于“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怀疑”。这样，又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反费舆论再起。

1972年2月，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之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对立格局。5月份，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费正清一行共六人，作为中美两国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1973年5月，费正清辞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任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委员会主席。

1977年3月，费正清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而后退休，他从教职退休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同年，中美关系进一步恢复，费正清在台湾所遭到的激烈攻击几乎达到了顶点。在费正清访台期间，台北方面由立法委员胡秋原等出面组织了批判费正清的所谓“反对费正清出卖自由中国座谈会”。

1979年感恩节，费正清几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1991年9月12日，费正清完成《中国：一个新的历史》书稿交哈佛大学出版社；两天之后于9月14日在美国剑桥去世，享年84岁。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论著大致可分四类：

（一）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这一类著作的代表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这一两卷本的重要专著，是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

（二）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书目介绍；《清代文献》是有关中国历史文献注释与译文的教学参考资料，是特别有助于研究生的参考书；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也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

（三）教育公众的中国及中美关系著作：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

（四）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有人戏称，费正清不愧为是“学术企业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东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同时研究日本、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与地区，中心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注重搜集中国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资料。搜集的资料中包括重大史实、人物传记和思想制度。这些资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档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

研究中心还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图书140种。1970和1971两年就出版了43种，差不多每月出版两种，数量很可观，主要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

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曾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费正清的主张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在费正清的研究中，大多立足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甚至是中国文化的主题角度展开，和后期展开研究的孔飞力、史景迁不同的是，费正清试图从历史变革与文化角度对中国进行更深层次的全新概括，提升了国外汉学对中国总体上的把握和认知，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和拓展了综合局面的变化。

费正清一般以年代为线索，通过对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经济等元素的考察，展现出中国的发展轨迹，而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原因，费正清也给予了一定的探究和解释。虽然解释和描述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费正清总体审视中国的意象观念还是颇具大局特色的，这也是费正清超越当时利用简单的立场和偏见对于中国文化做出注解的美国学者的地方。

费正清对于历史的感念和当时的美国汉学家相比较更加的细致，而且更加注重历史节点和历史文化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改造和影响。他对于儒家和孔子的认识就恰好展现出作为美国人的费正清在理解中国文化上的科学史实观念的变化。

费正清和当时的汉学研究者对于儒家文化和孔子的认识存在差异，在当时的汉学研究中孔子和儒家文化被认为是彻底落后的腐朽和保守的文化，也是导致中国衰落的主要思想原因之一。费正清则认为儒家文化的出现首先和社会发展有关，在承认世袭制这样的历时前提之后，儒家的“道德”观念，以仁德主政的观念才是中国封建帝制长期延续的历史原因。这一理解性的选择和差异也体现了费正清的历史观念，即站在相对平和的参与者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注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所特有的表现，以科学研究和资料分析代替当时美国汉学界的立场预判。

费正清在论证中注重对于史实的运用，俯拾皆是大段的针对于传统中国的材料的考证，从夏商周国家如何攫取财富建立帝国的考证，再到近现代的战争和事变的冲突研究等等，费正清在结论上总结反而相比较同时期的美国汉学家研究较少，而更多旨在与从历史事实推演，以史料作为基底，对于中国在总体发展趋势上有相对的概括和拓展。

在资料收集上也可以看出其论证的详尽，在论证的资料上多以史料为具体佐证，相比那些以殖民主义观点论证其中国性的特点的学者来说其研究的深入和细节更进一步，相对其利用的方式也更为科学。在论述材料的选择上，费正清更加注重清朝以前的史料进行研究和论证，费正清在撷取材料的同时也考虑到材料在论证的真实上的效果以及在论证的角度上的因素变化探究。

在对于中国的论述中，费正清利用史料的分析归纳作为结论的根本材料来进行深层次的综合影响研究。与同时代的美国汉学家相比较而言，费正清在立场上表现得相对不明显，往往更多依据史料来为历史上或者是中国文化上存在的问题做注解，这一研究角度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思路，和同时代的汉学家研究比较而言提供了更多实证主义论证观点。

虽然如此，费正清在近代史部分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局限形成原因既可以视为费正清本人和近代史的历史相隔时间较短，在正确审视历史上存在时空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其当时所处的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对于近代中国的看法也和他所受的各种思想影响有潜在联系。

20世纪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陈君静：费正清与邓嗣禹合作出版的《清代行政管理》一书，不仅证实了《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材料的价值，而且还扫除了美国学者考察中外关系问题的一些障碍，使他们懂得如何通过中文材料来窥探清朝各种社会制度的动作模式。

李云泉教授在2011年发表的《再论清代朝贡体制》开篇指出：“自1941年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与美籍华裔学者邓嗣禹合作发表《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一文以来，其学术观点长期左右欧美、日、韩学界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付译婷：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的学术经历是现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一个缩影。首先，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美国中国学。其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借助哈佛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哈佛的学术品牌，把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作为中国学研究的重点课题，创立了中国研究的新模式。在他辛勤开垦的这片园地中，他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中国学家和西方汉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1991年，费正清逝世，欧美媒体认为是西方中国学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郑良旭：费正清的一生都在做关于中国的研究，是他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从欧洲汉学中牵引出来，并将其发展为以历史学为主要架构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他一生中也孜孜不倦地教诲后学，培养了大批的美国中国学学者，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的持续发展。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各种机构和途径积极推进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理解，为美国利益最大化而为中美关系出谋划策，将学术研究照入现实，发挥影响。费正清在美国，被誉为“中国学之父”。

杜茂玉：费正清作为一位极不寻常的历史学家以较为客观的态度正视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史以及前景，他的观点主张以及学术作品不仅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且还教育公众，推动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

陶文钊：他相信，中美这两个国家及其代表的文化是能够共存的，关键在于相互了解。他毕生的事业，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他的一个始终不渝的信念是，如果美国人需要一个更安全的未来，那么就要使他们了解中国，并且用这种知识来认识中美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费正清的这种观点具有越来越现实的意义。

1932年费正清来到中国，执教清华大学，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 King 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 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如果模仿美国电影明星范朋友（道格拉斯·费尔班克），也叫范朋克，听起来像中国话“番邦客”了。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也是梁思成所取。

父亲：亚瑟·波·费。

母亲：罗莱娜。

1932年7月，在北平费正清与未婚妻威尔玛·迪尼奥·卡侬（Wilma Denio 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女儿：霍莉·费尔班克（Holly Fairbank）

摩尔斯、拉铁摩尔、蒋廷黻。梁思成、林徽因。

2007年费正清诞辰一百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重新整理推出《费正清文集》，文集集中了费正清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其中包括了《中国的思想与制度》《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观察中国》4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