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所策划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事件。

清朝建立后，以督抚为行省常设的长官，与六部平等出入。由于督抚权大责重，朝廷为了牵掣事权，又设置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布政使掌管官吏考核与财政统筹，按察使控制着司法事务。前者隶属于吏部和户部，后者隶属于刑部，都不是督抚的属官。两者分割了督抚的事权，而且便于户部控制一省财政。雍正帝还授予了两司专折奏事的权力，以便达到“与督抚有相制之势”的效果。而早在康乾之际就颁布了“则例”确定督抚的职责范围。同时清政府在统治中贯彻“以满驭汉”的用人原则，“康、雍两朝，专用满人为西北督抚，累朝膺间外重寄者。咸丰时兼用汉人，勋业遂著。清中叶以前，开疆扩土多靠满人。中叶以后，拨乱反正多就汉人”。咸丰之前，就已形成了“大小相制”、“内外相维”成熟的督抚政治体系，维护了君主集权和满族统治。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廷中央政府对全国的军事、政治、财政等均予以直接控制，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朝廷，并无独立的军权和财权。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起义的爆发，逐渐使清王朝中央权 威日益削弱，传统的中央集权框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八旗不堪征战，绿营弊病种种而屡战屡败。军事失利迫使清廷组建新的军队，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帝谕令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湘军制度代替了绿营制度，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部的世兵制。其归属也由兵部控制变为督抚掌握，拥有调兵权力的兵部名不符实，战时无兵可调。光绪末年，清廷更是一兵一卒全都要依仗督抚。

洋务运动兴起后，户部被迫允许督抚就地筹款。这样，督抚不仅保留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厘金、捐输等权力，而且财政收入途径进一步扩大，包括常例征收的剩余部分、部分关税、田赋附加、官业官股收入、发行纸币、铜元余利、举借外债内债。同时清廷被迫重用汉人，下放部分权力。曾国藩、胡林翼等督抚积极改变旧制，掌握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政令军令得以统一而行。但随着督抚权力的膨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失衡。于是，督抚势力膨胀的局面开始出现。

督抚实力的增强引起了统治集团的不安。为了防止汉人威胁清政府统治，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图通过整顿逐步收权。但旧制度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后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与西方有关的内政外交几乎都由督抚操办，因此清廷不但没有收回在下移的权力，反而使更多的权力落入督抚手中。

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愈演愈烈。由于各国外交官对清廷政情漠不关心，以致造成了外交官的沟通困难。而戊戌政变后，清廷忧虑慈禧太后掌权的合法性及地位。但西方则一味强调镇压义和团，同时公使团又对政变后的新政权及“己亥建储”持蔑视态度，由此误导清廷以为列强有推翻慈禧太后、复辟光绪的企图。实际上，列强的主要动力是大国地缘政治，以及防止别国侵占更多权益，政府更迭不是列强关注重心。

随着公使团与清廷误解加深，及在华外交官的表现，使清廷确信列强有复辟光绪的阴谋，由此造成慈禧太后不愿与公使团合作，并逐步改变对义和团的政策。当义和团蔓延到京津后，公使团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定：在京的外国人并未受到威胁时就将卫队召进北京；组织西摩尔远征军去解救尚未被围的使馆区；自作主张在京城内剿杀义和团；决定夺取大沽炮台去解救远征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列强发动了夺取大沽炮台的战斗。至此，慈禧太后被迫宣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目标直指外国教会势力。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方面迫于列强的压力，对义和团“加意弹压”。另一方面，出于利用义和团泄私愤的目的，又对义和团“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6月间，义和团运动声势日益高涨，已使得帝国主义恐慌不安。

同时，列强对清政府“剿抚不定”的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以保护使馆、帮助平叛为由，组成八国联军。时机紧迫，清政府必须在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上做出抉择。在这个问题上，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却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清廷及地方官吏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各行其是，甚至发展到清廷对于各地方官的“逆旨”行为都置若罔闻，概不追究。而这一时期，清廷政策的含糊与混乱，为盛宣怀联络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组织东南互保提供了条件。

在清廷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行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太后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向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西班牙帝国、荷兰殖民帝国、比利时王国十一国同时宣战。当时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而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听到消息后立马致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此一电报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督抚。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李鸿章因为北方义和团运动想要广东省独立，想要以您为助手，请立马来广东协同进行。”

随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往后李鸿章北上议和，由德寿署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称东南互保，另外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帝敕令是拳民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李鸿章深知“如果不自量力而轻易尝试一战，恐怕数千年的文物之邦，从此到这里就结束了”，故在东南各行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以为“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不要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是在辖区之内的，都依照条约保护。”

6月26日，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沅邀请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会晤，并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从24日盛宣怀正式提出到26日正式订约，前后仅三天，可见其速度之快，各督抚要求之迫切。当然，东南互保运动是各督抚长期酝酿、谋求自保的结果，也是列强为避免两线作战、保障其在长江流域商业利益的选择。同年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骙签订《福建互保协定》。据盛宣怀的《愚斋存稿》记载，《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如下：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张，允认真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巡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30日，一艘英国炮舰开赴汉口，盛宣怀立即根据《东南保护约款》，询问此行目的。英国领事说明并非是军事目的，并答应电告英国水师提督“以后不再派船入江，如有更调，必先知照”。正因为这一约款的某些内容有碍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所以英国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批准。7月4日，即约款订立的一周以后，英国首相向中驻英公使声明：“英国政府对东南督抚维护商教的措施予以极高的评价。英国乐于执行那些便于执行的条款。但是，英国政府绝不能把它作为对自己有约束力‘约章’来看待，因为它包含有英国不能委弃的条约特权，并且把中国政府理应承担的义务加诸英国政府。”德国、法国、日本、美国政府也先后表示同意实行部分条款，但不肯“明立条约”。7月13日，上海领事团照会上海道余联沅，各国政府不同意在约款上签字。西方列强不愿意因签字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恰恰证明这一约款具有遏制侵略的作用。

经张之洞、刘坤一发出号召，由盛宣怀从中斡旋联络东南各督抚纷纷加入“互保”。条约既定，盛宣怀首先给闽浙总督许应骙去信说：“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三帅均‘已遵旨联络一气，力保东南’，洋人亦允不派兵相扰……闽、浙海疆同在东南，如钧处同此办法，即电商三帅联络，共保大局。”许应骙忙回电答应，并称：“敝处早经会各领事，力任保护，与江、鄂办法不谋而合。”当盛宣怀征询浙江巡抚刘树棠意见时，刘树棠则主动请求盛宣怀替其在章程上画押。南方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已经互保连网后，盛宣怀又电告袁世凯说；“粤、闽、浙、长江各省已与各国商定互相保护，各领事询山东如何，或以各国牵制一国何如? 但须先任保护各国商民，盖与岘、香二帅商之。”袁世凯告诉盛宣怀他不仅同意加入互保，而且已经实施，他除在烟台“仿照南方各省出示派兵妥保护口岸”外，对于内地洋人则“均派兵护送烟暂避；教堂仍饬属保护，并言明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盛宣怀又询问四川总督奎俊：“川中教堂甚多，如允保护，令其归并。”奎俊忙以同意列名回电。这样，“互保”的范围就扩至东南、中南乃至西南了。因而“维持秩序”范围已达半壁河山。

东南互保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建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因为慈禧太后指派的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南下改革削弱了东南督抚的权力、核心人物刘坤一、李鸿章的谢世而瓦解，同光时期建立的满汉一体的政治格局也随之解体。

资产阶级改良派汪康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变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交往面，为寻求变革的道路进行了更广泛的尝试。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汪康年先后向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上书进言，请其北上勤王，剿匪议和。但是东南督抚并没有采纳汪康年的建议，相反对国会（中国议会）大相嫉恶。因为“国会”要求“保全中国疆土与主权；力图更新日进文明；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入会者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通匪矫传之伪命。”而“其中又有以下三点宗旨：尊光绪帝；不承认端王、刚毅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表面上与汪派政治宗旨相似的东南督抚们，一不能容忍激进的变政主张，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和辖区的利益，二不会同意北上勤王，诛杀端王、刚毅，因为他们“权力的合法化基础来自朝廷任命和西太后信任，同时又心存自保善终之意。”对汪康年的一再上书建言，他们不以为然。

汪康年亲自参加了东南互保的发起工作，他在参与发起并且在推动“东南互保”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据汪诒年记载，汪康年“闻诸国将谴兵轮入长江保护侨民，以为此时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非先与各国切实订约，使中外相安不可。遂赞助上海各官绅，商请两江、两湖总督委派江海关道与驻沪各国领事订约护保东南。”但由于汪派的宗旨与督抚的利益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在请求各督抚率兵北上同时，汪康年等人企图联络民间会匪武装武力变政，先后派人到扬州、湖北等地联络民间武装。井上雅二指出：“中国国会与张、刘很难两立，若不破除东南互保，难于发动国民大运动，同时不能与各国共同协商。”

同时出于对东南督抚在国会中予以支持的希望，汪康年对“东南互保”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主办的《中外日报》中对东南互保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端逆，刚毅等盗窃兵柄、窥伺神器、征外兵、发伪诏、务使通国皆从其为贼而后逞志。幸而东南督抚，半皆老成，洞烛奸伪，相约共不遵奉，复与各国互订保护条约，于是东南十数行省，得以暂获安全，则一、二疆臣之力也。”

官僚买办看到北方的混乱局面后，担心义和团的南下和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会严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也迫切需要社会安定，保住自己的经济利益。盛宣怀是这一阶级的代表及东南互保的推动者与活跃分子。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实业家盛宣怀就受命督办铁路总公司，负责向外国借款。他在长江流域和京津地区都有着巨额投资以及庞大的洋务企业，而义和团所到之处无不破坏铁路电线，这些都是他发家致富的根本，直接触犯了盛宣怀的实业利益，同时他又是清廷的臣子。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实力、保持与列强友好的关系和清廷勉强和平的局面，他主动充当东南互保的总导演，内外主导了东南互保。

盛宣怀利用丰富的政治资源、灵活的外交手段做着穿针引线和出谋划策的工作。义和团如日中天时，盛宣怀立即电告李鸿章、刘坤一等，邀其尽保宗社义务，联合安定西方各国的野心。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东南各督抚的响应。可时任长江巡阅使的李秉衡与江苏巡抚鹿传霖反对，最终盛宣怀将二人排挤出长江流域。

在联合的同时，盛宣怀将使西方列强暂时放下野心工作重点。而他与驻美公使伍廷芳、驻英公使罗丰禄、驻德公使吕海寰等洋务派人士大多私交甚好，因此他联合各驻外公使的力量，为对外交涉提供方便。盛宣怀还尽力促使列强坐下商讨并订立合约。他极力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示和谈诚意。随即，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表示无意介入，并对刘、张全力保护在东南地区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表达谢意，各大公使也表示支持，盛宣怀对清廷驻外公使的催促对列强支持东南互保起到了一定作用。

盛宣怀的一系列措施，博得了东南各督抚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最终东南互保一事得以实现。盛宣怀导演的这一场东南互保，使自身利益以及洋务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17日，列强海军攻取大沽炮台，继而天津清军联合义和团围攻租界。6月22日，时任职轮船招商局的郑观应致函盛宣怀，清军和义和团对天津外国租界的进攻和北方战局的进展必将对南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列强鉴于这种形势极有可能进行类似于瓜分中国的行动，特别是由于英国在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随着形势的演变，英国军队极有可能在上海登陆，进而占据吴淞炮台，复派兵进入长江流域进行惊扰。果如此，东南大局不堪设想。他建议盛宣怀，经与有关方面协商，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各公司宜早筹备，将资产安全转移至外国名下，这样或许有利于保护。郑观应的建议当天已与商人徐润商量过，徐润所属各公司“亦拟换旗”，并告知各位董事商量妥善，各位董事意见不一，所以他在请盛宣怀予以定夺并示知。

刘坤一

早在宣战前夕，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曾拜访过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在事后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孙德雅声称：他所看到的这位两江总督，对主战势力的扩大感到非常沮丧。刘坤一私下里告诉孙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

张之洞

徐梵澄在“蓬屋说诗”第十六则中记载：“有云：‘臣罪侍东南，不敢奉诏。’南皮（张之洞）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慈禧太后）要骇她一下! 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张之洞致电刘坤一、盛宣怀“力请主剿，沥陈外兵必来代剿，大局将危”。张之洞十分担心各国出兵干涉。16日，为了劝说朝臣，他还致电慈禧宠臣荣禄：“从无一国与各强国开衅之理。且拳匪乃乱民妖术，无械无纪，断不能御洋兵”。认为中国万不可与各强国开战，并强调义和团无法抵抗洋兵。

除了致电同僚，张之洞也在密切关注各国对华的政策，竭力阻止各国派兵。18日，他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已添兵弹压”。这表明一他为防止义和团南扩，已经增兵保境安民，无需各国插手；二伺机“与英联络妥商办理”。同时，直接上书反对开衅。20日，张之洞发表联合声明劝阻战争：“无国内乱民横行而可以治国者，无与六七强国开衅可以自全者”。清廷宣战上谕发出后，张之洞拒绝执行，认为端王载漪“矫诏”，并“秘而不发”。

由于倡导东南互保无异于“公开抗命”“欺君罔上”，张之洞积极在“向清”与“背清”之间寻求链接点。他抓住上谕中“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等文字，认为“东南互保”即为“联络一气”。这就把督抚擅自缔结和约变为政府授权下的合法行为，也为以后和谈提供了条件。其次，张之洞联络中国驻外使节，22日，致电各驻外公使称“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27日，驻德公使吕海寰致电“长江一带如果力任保护商教确有把握，决不派兵”，这表明列强的侵略重在商业利益。此时张之洞俨然代表政府，并实际上主导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张希望的东南互保也转达给各国政府，并得到列强的支持。

而议和本就是清廷的真实意图，等到“两宫西狩”后，慈禧任命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办理议和，并着张之洞奉旨“随时函电会商”。西方各国有“惩办祸首”和“两宫回銮”两项条件。张之洞对此表示同意，并上奏惩办主战派。为了满足列强要求，张之洞要求河南巡抚于荫霖惩处董福祥、毓贤，以获取支持。在处理“两宫回銮”上，张之洞主张洋兵撤后回銮。10月3日，他致电刘坤一：“暂未回銮者，因洋兵未撤，不免忧虑。幸陕非迁都，事定必回”。张之洞更是为慈禧辩解，认为联军侵华是因为“无端为群昏所误，遂致两京沦陷，二圣蒙尘”，把慈禧发动战争开脱为“为群昏所误”。最终，在张之洞的坚持下，列强放弃两宫立即回銮的要求。

甲午战争后，各国进行资本输出，在东南地区拥有巨大侵略利益。然而，在义和团高潮的影响下，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2月开始，南方的反洋教情绪逐渐高涨。因而，列强担心如果义和团向南方蔓延，势必会造成商民逃散、贸易终止。所以，列强迫切需要与东南督抚达成协议从而保证长江流域的安定，以维护在这一地区的侵略权益。

英国

英国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长江流域已经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正当西摩尔率领的联军为义和团和清军所阻的时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霍必澜急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伯爵，认为“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英国汇丰银行在给本国外交部的函件中，也强调上海的重要性。指出“英国在上海的货物和财产的价值估计有数百万英镑”而且“在英国国内退休的人们中，有很大一批人依靠从上海的财产中所得到的收入生活”，因此，“如果上海遭到破坏，将造成最严重的灾难”。所以，出于维护长江流域的利益考虑，英国不希望此地区发生任何骚乱。此外，英国还想阻止其它列强插手长江流域，达到其独占此地区的目的。当时英外臣向俄国建议说列强除组织联军在华北“统一行动”之外，还应“个别地及独立地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行动”。而一旦义和团运动向南发展，“英国可能没有办法叫别的国家不加干涉。”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电令金陵海关税务司韩森要其速与刘坤一商议维护东南各省秩序。而此行即是为了“清除干预的借口”，如果“任何国家进行干预时，英国就有理由叫他们干预”。英国为了达到既能够镇压义和团，而又能实现其独占长江流域的野心，便积极地利用东南督抚充当其政治工具，着手策划“东南互保”。

大沽口开战后，霍必澜奉命向刘坤一、张之洞提出派遣英舰开赴长江各口岸，并保证“在维持秩序时将得到女王陛下的支持”，同时，海军部训令上海舰队派出“仙女”、“红雀”舰分赴南京、汉口。因被张之洞视同“外人窥伺”之野心暴露，而遭到两总督婉拒。面对中方抵制，霍必澜坚持表示“赴汉口之脱乃黎（红雀号）、又赴南京之恩密赫（仙女号）两舰，均于廿一上驶，未便追回”，而英国政府则在原政策路线上有所回收，训令在长江海军高级军官“避免任何示威”。针对长江流域的军事干预未继续扩大，但已开赴口岸的军舰获得了继续驻留的理由，“英舰入江”被解释为一般性的“例行访问”。领事当局不甘心，后来又企图抢先控制炮台、兵工厂等战略要地。大沽开战后，英国当局又渲染列强攻占吴淞炮台的风险，继续向中方试探“归英代筹”的可能。

德国

德国密切关注英国的举动，如果英国“真欲利用现 在的混乱，把拥有两亿两千万居民的长江流域拉入英国势力范围之内”，那么英国“将冒孤立的危险”，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以扩充与保证贸易关系为其首要任务的国家将赞成英国之独占该庞大地区”。德国一向反对英国独占长江流域，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国外臣就曾宣布“绝不承认长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有伟大的利益阻止我们把长江放弃给英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下旬，英国外相表示希望把长江流域的一切军事行动单独保留给英国。德国政府获悉后，立即表示反对，要求共同保护上海租界，接着又主张由联军各国共同监视停泊在长江的清朝军舰。英德两国关系一度紧张起来。8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在接见到访的英王储时强调“长江流域在平等条件下对各国开放，不论对英国或德国，都是政治上所必需的原则。”

法国

法国外长德加赛站在与英国完全对立的立场，他对英国顾虑很深，尤其在长江方面，很能牵制英国，几乎时时刻刻影响着英国的行动，这种形势，于维持东南的平静增加了不少间接力量。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在上海相当活跃，也很有政治手腕。在长江地方的英国官商，最初原没有互保意思，疑虑很重，所以一再建议增派军舰，并且想占领江阴炮台，甚至希望南方各省自动请求英国保护，进而独占整个长江流域。白藻泰极为注重英国的行动，随时报告给本国政府，此外他也曾暗地里让中国士绅了解霍必澜的阴谋，而且暗中由福开森劝告中国不要受其愚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25日，驻上海各国领事于中外会谈前一天举行的领事团会议中，白氏长江中立的提议，正是对英国的一种防御，当时就获得通过，奠定了各国尊重南省自保的基础，使各国对长江的态度获得第一个共同的协议。以后的发展，在各国共同行动上，差不多都是本着这个原则。白藻泰的意思，是利用各国来防止英国的扩张。

日本

甲午战后，日本急遽扩充势力，政府、民间双重势力通过长期经营，拓展对华人脉，赢得清朝官绅普遍好感，而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尤为重要。其人勇于任事、擅长交际，为扩张权利不遗余力。义和团初期，以西德二郎为首的驻京使馆对局势有所误判。而小田切的报告，内容翔实且覆盖面广，西交民巷被围困后，沪领馆更成为外务省的情报来源。况且张之洞等倾心于日本调停，小田切在战时交涉中的作用越加显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以后，小田切一直关切英舰动态。当时日舰只有“赤城”舰在沪，小田切判断，一旦变乱波及，现有力量将不足以应付局面；“应向上海及长江方面派出帝国军舰数艘，向清国官民示我军力之绰有余裕，此为扩张我势力利益之最佳手段”。除组织本地日侨建立义勇队外，6月16、18、23日连续建议政府向上海增派军舰。与“赤城”舰协力保护“长江一线在华利益及臣民生命财产”。

日政府对军事干预的态度仍趋向谨慎，外相青木周藏发出训令，要求各地领事馆在时局危急时安排全体人员撤退，避免再蹈北京覆辙，相当保守，“此时日本政府对南方暂采守势，只企求与各国一致行动”。而英舰开赴长江，为是同样在长江流域有重大利益的日本所不乐见。小田切建议增兵，当他意识到政府策略与本人理想仍有差距，面对英人咄咄逼人又不甘轻易就范，于是转而试图利用订约互保来维持均势。这就是“东南互保”缘起之一。

辜鸿铭曾提议“江南独立”。据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记载，辜鸿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曾向张之洞提出江南独立计划。辜鸿铭说：我提出江南独立计划，暂作缓冲，……我们好乘机尽快整军备战，并唤起举国人民同仇敌忾，和敌人作长期战斗，保家卫国，北上勤王，争取获得最后胜利。

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甫经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荣禄态度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在京使馆各国使节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荣禄正企图同汉族总督合作，并反对端王。”

东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汉族人物首次公然反抗朝廷的典型事件。互保运动达成后，东南督抚利用它，作为对付外人的良好武器，阻止了列强的登陆，维护了山东、直隶以外地区的稳定。

东南互保的达成对保全国力进而维护清廷统治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财赋全国第一的东南地区得以保全，就保住了清廷的半壁江山，“西狩”以后的一切供应，也主要依靠东南地区。互保运动虽然为大清帝国维持了半壁江山，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也正因为东南督抚的避战互保才使得清廷威信扫地，其虚弱表露无遗，加速了清廷的“西狩”。清廷“西狩”之后，中央权 威丧失殆尽，致以后地方权力愈加膨胀，终成尾大不掉的半独立局面。

而除袁世凯外的清廷武卫诸军也在义和团运动与抗击八国联军中消耗殆尽，而山东巡抚袁世凯率领的最精锐的武卫右军，因参加互保运动，故而保存完整。此后，清廷为了缓和统治危机，进行了改革，反而壮大了袁世凯的势力，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拉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李鸿章等参与东南互保的重臣去世后，清廷内部失去了一批可以平衡各种政治势力并在缓冲满汉矛盾的中心人物，导致了袁世凯势力的急剧扩充和企图重建权威的满族亲贵与袁世凯的斗争激化，最终造成北洋集团的一家独大。

东南互保的达成，对东南而言，地方上获得了完整无缺，避免了兵祸，保全了民命。由于实行互保，东南各省的社会经济非但未受破坏，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东南保护约款》的订立，稳定了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地区的局势，客观上有利于南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由于北方战乱，东南地区稳定，所以不少绅商携资南下，一批纺织缫丝、面粉工厂又得以兴办，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苏常等地新办工厂企业有62家之多。张謇的大生纱厂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工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就盈利近20万元。义和团运动后，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固然与清政府推行“新政”、奖励工商业及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息息相关，但若没有互保期间的物质基础也是不可能的。

同时，因东南地区的稳定，大批文化人士也纷纷迁居上海，以此作为避难的场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就是在战乱中从天津南下上海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的师生也因战乱，成群地拥入上海，教员王宠惠、陈锦涛等率学生进入南洋续学，南洋公学因之特设了铁路班。据上海租界人口统计，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总数由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29万多人增加到44万多人。《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第三条写道：“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且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闲民有事，可致消患无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上海市政建设的发展。

东南互保的达成，意味着北方的清廷和义和团再也得不到东南的支持。它使列强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倾全力对付清廷中枢，加速了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的失败。作为反帝爱国斗争对立面的互保运动，它虽然阻止了列强的南下蹂踊，但也使列强在东南地区的经济实力未遭损失，而且有所增长。以洋纱的销售情况为例，长江下游的芜湖、九江、岳州、长沙、宜昌等七口棉纱市场在1894年至1898年洋纱的输入量平均每年为21万担，而1900年至1902年，年平均输入量达到了23万担以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年间，各国在长江流域投资兴办的厂矿企业约有40多个，资本额为6000多万元。

对于“东南互保”的性质，传统观点认为，张之洞一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洋人勾结，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是一种卖国行径；而现代则有其它观点认为，在当时之条件下，张之洞等人的行为起到了保境安民，为国家保存实力之作用。

李侃：东南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官员与西方列强合作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并在推行过程中保全了西方侵略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维护了这些地区督抚的势力。他们之间的互相勾结，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帝国主义集中兵力镇压义和团。

陈旭麓：东南互保对当时的中国产生过两重影响。一方面，它压抑了南方地区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它又阻止了八国联军的南下蹂躏；一方面，它免除了列强在扑杀北方义和团时的南顾之忧，另一方面，它又使战胜之后的列强在处置中国时不能不正视驻守东南的几十万军队。

吕思勉：朝廷权利之丧失既多，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是时东南诸督抚，和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不奉北京的伪令。虽得将战祸范围缩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

章开沅：东南互保体现东南各省的洋务派督抚与慈禧和顽固派控制的朝廷之间，在对外政策上公开表现出自己的分歧，而且是清朝开国两百多年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分歧。这些督抚的买办化程度较深，而且又处在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之中，同时还自恃手头有一支可以镇压群众的武装力量，因此极端反对后党和顽固派这种危险的政治闹剧，并且对于本地区的反侵略斗争始终采取严厉镇压的强硬措施。

王尔敏：庚子五月，拳乱起于近畿，仇洋杀教，围攻使馆，以致酿成巨衅，东北尤罹浩劫。而南方各省，得免于兵祸，保全半壁河山，实由于各督抚应付得力，其重要关键，则在南省立约互保的成功。

戴玄之：东南互保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幸免瓜分之祸。糜烂仅限于大河以北，东南半壁未睹烽烟。

吴文星：东南互保订约运动的倡行，是当时上海中外官绅盛宣怀、沈瑜庆、汤寿潜、蔡钧、沈曾植、余联沅、何嗣焜、福开森（J.C.Ferguson）、汪康年、赵凤昌等在盛宣怀的领导下，欲使张（之洞）、刘（坤一）等以实力镇压叛乱，维持地方秩序，向洋人承诺保护教堂，拒阻洋兵入侵东南各省之作为合理合法化的活动。

戴海斌：“东南互保”是一个包含了复杂原因和曲折过程的、动态的历史事件，而并非仅牵涉两个“章程”是否签字的问题。为今人所乐道的章程文本有其阶段性的意义，却很难用它来代表整个事件的面貌。以换文告终的“互保”交涉，对中外双方都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但利益损害相对更大的，仍然是中方。对列强而言，拒签约款意味着在享受保护的同时，保留了将来自有行动的余地，而不必担负条约义务。尤其视长江利益为禁脔的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军事干预的计划，最后英军登陆上海，以及法、德、日军接踵而至的事实，令本来抱有期待的中国人大失所望。稍后，日本强行出兵厦门，也是一次效仿英国而功败垂成的冒险。这一系列来自外部的冲击，尽管没有整体动摇“互保”格局，但清楚印证了列强国家对待中国的野心和傲慢，也提示了在中外权势失衡的前提下“互保”的脆弱性质。

王树增：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这个意外至少可以说明：在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同时裹挟着工业制品、科技成果、贸易观念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中华帝国的同时，也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政治风格。这种风格随着商品贸易和经济生活的日益活跃而悄悄地改变着帝国某些官员的思维方式，从而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无法逆转地影响了这个帝国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费正清：在正式宣战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着一条灾难性的路线行动。……各省当局虽然不能左右朝廷政策，却急于要保护他们的辖境不受拳民的破坏和外国人的惩罚。朝廷在6月21日宣战时，主要的省级官员——如广州的李鸿章、南京的刘坤一、武昌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都一致拒绝承认这个行动，坚决认为它是未经皇帝正当授权的“乱命”。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另外伙同闽浙总督同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非正式地约定，他们愿在管辖区内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镇压拳民，而列强则要制止其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人的入侵。这些督抚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动派已控制朝廷，所发纯系乱命；与几个外国列强同时开仗是件蠢事；各使馆中的外国人生命必须予以救护。他们敦促朝廷指派纪律严明的军队护卫各国使馆，并要继续承认和如期支付外国债款。这种种理由已经足以暴露出地方离心的倾向，但实权派荣禄与他们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