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又名英美租界）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租界，由原英租界与美租界于1863年9月合并而成。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1844年，已经有英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租借了一批土地。1845年，中英会订《上海土地章程》。1846年，英租界的西界也被确定（今河南路）。

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进到今西藏路。同年，上海地方官允许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要求，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从此中国政府失去对租界的控制。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法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正式形成第一个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国中之国。

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自设公董局。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统一由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理。

1899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大规模扩展，面积扩展到33503亩（22平方千米），东面扩展至周家嘴（今平凉路军工路转角处）；北面的边界到达上海、宝山2县的交界处；西面一直扩展到静安寺。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

在五卅运动之后，大规模越界筑路基本停止。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向外扩张的态势趋于稳定下来。在蒋介石主政的南京十年的黄金时代，上海公共租界的繁荣达到顶峰。

1937年8月13日－11月10日的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人称“上海日租界”。北区和东区的日占区遭到中国多个军团的猛烈进攻，70%地区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继续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位于区内的中国机构照常运行。这些地区又挤进了40万中国难民。

1940年，由于欧洲战事爆发，驻沪英军撤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审时度势，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从法理上存在了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

1943年8月，日本占领下的汪伪政权曾象征性地从日本方面“接收”上海租界。

公共租界收回以后，仍是上海最繁盛的中心区。

统一行政后的上海市政府就设在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55年迁往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位于由当年的上海跑马厅改建而成的人民广场。实际上始终没有离开原公共租界的范围。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是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是设于于租界内的政府，拥有警察。但是司法机构还有独立的“会审公廨”，即法院。

工部局主要控制在英国手中。美国也部分参与工部局的管理工作。1920年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担任工部局总董。 从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德国人保留1个席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席位被移交给日本。1928年后，工部局为华董增加3到4个席位。

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体制与上海法租界完全不同，后者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受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的支配，而上海公共租界是当地外国侨民的地方自治体，并不直接受任何外国领事，甚至是英国领事的支配和管理，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自治体。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成立于1854年8月，分区捕房共14个：

中区：

1.中央捕房（1854～1943）：福州路（江西路西面）。

2.老闸捕房（1860～1943）：南京路、六合路。1925年5月30日下午3时37分，守卫老闸捕房的外国巡捕向和平请愿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4人，打伤9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西区：

3.静安寺捕房（1884～1943）愚园路。

4.新闸路捕房（1899～1943）。

5.戈登路捕房（1909～1943）戈登路、康脑脱路转角处。

6.成都路捕房（1933～1943）。

7.普陀路捕房（1929～1943）：戈登路。

北区：

8.虹口捕房（1861～1943）闵行路。

9.汇司捕房（1898～1943）：海宁路。

东区：

10.格兰路捕房（1891～1943）格兰路与平凉路转角处。

11.汇山捕房（1903～1943年），茂海路。

12.嘉兴路捕房（1907～1943），汤恩路，辖区内主要为日本侨民。

13.榆林路捕房（1925～1943）位于华盛路与齐物浦路间的榆林路。

北区越界筑路：

14.狄思威路捕房（1912～1943）：辖区为以下各条马路：北四川路延长线，江湾路（从北四川路至体育会路，包括靶子场、虹口公园和游泳池），狄思威路，窦乐安路（包括松庆里、丰乐里和纪家花园），白保罗路和赫林里，施高塔路（从江湾路到祥德路），及附近地区。

开辟租界之初，实行华洋分居政策，包括为洋行服务的买办（主要来自宁波和广东）都不允许住在租界。租界内只有当地农民大约500人。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当地2万华人逃进租界。1860年，太平天国进攻苏州，又有50－70万难民涌入上海租界。外商乘机建造大片石库门房子出租牟利。从此形成华洋杂居的格局。

战事结束，难民返乡，租界人口有所回落。但随着租界工商业迅速繁荣，和租界的扩展，又有大批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等省居民，乃至海外华侨进入上海公共租界，或创业，或谋生。特别是历次的战乱，都造成租界人口的猛增。至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华籍居民1,040,780人。

抗战时期，上海公共租界的中、西两区成为孤岛，又涌进40万难民。刺激租界内房地产业、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的空前繁荣。但也造成人口密度过大，多数百姓居住问题无法解决，居住状况趋于恶化。

1928年后，工部局为华董增加3到4个席位。

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传教士共26人，他们是最早的一批来沪外侨。 英国侨民中，主要是从事大宗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产业根基的望族。在上海的各国外商中，英国商人占有主导地位。186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1372人，占各国侨民总数的60%。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上海的房地产业降温，英侨人数也下降到1870年的894人。不久又逐渐恢复，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62210人。

在工部局董事会成员中，英籍董事一直占有多数席位，居于主导地位。

在上海，美国侨民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地位又有所上升。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侨民超过20000人，另有16000人住在法租界。

在美国侨民中，传教士占有一定数量，他们在租界内外设立教堂、医院和学校，其中包括几所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学院。

在工部局董事会中，美国的势力仅次于英国。1920年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担任工部局总董。

美国侨民在外侨中的生活水平最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人在上海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美两国，尤其在制药、印染行业占有优势。从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德国人保留1个席位。至1915年，公共租界内有德侨约1155人。

战后，公共租界德国侨民一度锐减到1920年的280人，法租界只有9人。后来又逐渐回升。

1871年中日建交以后，日本人陆续进入上海。早期来沪的日本人多数聚集在虹口吴淞路、武昌路一带经营照相馆等小本生意，或经营妓院谋生。1915年，公共租界内的日侨已达到71690人，人数居各国侨民之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纺织业大规模投资上海。1923年上海——长崎定期航线开设，公共租界内的日本侨民继续增加，1935年突破2万人，超过外国侨民的半数。他们仍然主要聚居在在虹口吴淞路一带，以及北区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北段）、狄思威路等处。

1915年以后，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日籍董事留一到两个席位。

公共租界的东区、北区在历次战乱中曾多次划为日军的防区。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战事中，日军将该区域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人称“上海日租界”。

19世纪，有少量世居巴格达的犹太富商在印度立足后，又前来上海发展，他们一般都取得了英国国籍。其中包括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当然也有像哈同那样来上海后才致富的暴发户。这部分犹太人经营大宗贸易，在房地产业也举足轻重，是上海的豪门望族。

俄国革命以后，开始有大批俄国犹太人取道哈尔滨移居上海。他们约有1000多人，控制了毛皮买卖，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在医务、建筑、法律、音乐等行业工作。主要居住在虹口提篮桥华德路摩西会堂附近一带。

1938年开始，从德国、奥地利、波兰有2万犹太人逃避纳粹迫害，来到世界上唯一不需要护照就可进入的上海。他们也集中居住在提篮桥一带。

1943年2月18日，日军将14245名犹太人迁入虹口隔离区内。他们艰苦创业，在隔离区内开设了307家店铺，人称“小维也纳”。

上海公共租界的葡萄牙人多数来自澳门，属于欧亚混血种人，在英美机构中担任低级职位。在1920和1930年代，他们的人数稳定在1000多人。

1884年，工部局警务处成立印捕股，从印度旁遮普邦招募来锡克族巡捕。1935年印籍侨民人口总数达到23410人。(参看：红头阿三)

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的特点是，以中国地方和外国人物命名。在中区，南北向马路通常以中国各个省份的名称命名，例如浙江路、江西路和四川路，东西向马路通常以各个通商口岸城市的名字命名，例如九江路、汉口路和福州路，南京路和北京路则分别纪念两个开放中国的条约。在西区，有一些道路以东南亚的殖民地命名，例如槟榔路、澳门路、星加坡路；东区道路多数曾以印度城市命名，但在1915年更换为以中国城市命名，如麦特拉司路、巴特维亚路（后均改为平凉路）、山达刚路（今定海路）、孟买路（今河间路）、勒克诺路（今宁武路）、倍耐尔司路（今海州路）等。公共租界内也有一部分路名是以外国人名命名，例如爱多亚路纪念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麦特赫斯脱路（Medhurst Road）纪念英国领事麦华陀，邓脱路（Dent Road）纪念鸦片商人颠地，此外还有戈登路（Gordon Road）、文监师路（Boone Road）、赫德路（Hart Road）、哈同路和西摩路等等，其中许多都与上海公共租界有关，并且以取得实际成就者居多。

1936年10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第一次以一位华人为道路命名：将中区与西区的分界线、南北向干道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并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租界，又恢复原名西藏路）。

英商怡和洋行

英商太古洋行

英商宝顺洋行

美商旗昌洋行

英资汇丰银行

英资麦加利银行

英资有利银行

美资花旗银行

美资大通银行

德资德华银行

俄资华俄道胜银行

日资横滨正金银行

日资台湾银行

法资东方汇理银行

荷资荷兰银行

荷资安达银行

比资华比银行

中央银行

新华储蓄银行

19世纪后期，公共租界内的华人商业以距离旧城厢较近的广东路及福州路最为繁盛。

20世纪初，随着上海公共租界的扩展，中区的南京路迅速兴起，并形成为全中国最繁荣的商业街。英资惠罗公司（Whiteaway laidlaw）、福利公司（Messrs.Hall and Holtz）、汇司洋行（Weeks and Company）和泰兴洋行（Lane Crawford）都汇集在东段四川路口附近，称为早期四大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人资本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陆续在西段浙江路到西藏路之间开设，规模超过早期四大公司，也称为四大公司。别发洋行（图书）。

此外，北区的北四川路及西区的静安寺路的商业也有所发展。

公共租界中区集中了上海大部分的主要旅馆，外资旅馆包括华懋饭店、汇中饭店、都城饭店，华资旅馆包括扬子饭店 (上海)、东方饭店 (上海)、大东饭店 (上海)、东亚饭店(上海)、惠中旅舍 (上海)、大中华饭店 (上海)、大陆饭店 (上海)、爵禄饭店、中央饭店 (上海)、大江南饭店、中国饭店 (上海)、铁路饭店 (上海)、吴宫饭店、远东饭店(上海)。

也有少数例外，例如外资礼查饭店位于外白渡桥北侧，华资旅馆国际饭店、金门饭店位于静安寺路，但是也都毗邻中区。

从左向右:沙逊大厦、上海中国银行大楼（外滩）和横滨正金银行大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上海经济的繁荣，上海公共租界的房地产业经历了一次大发展。犹太富商经营的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成为上海最著名的大地产商，英资业广地产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mpany）在1924年到1928年间的净利润上涨了145%。

英国公和洋行（Palmer and Turner）、德和洋行（Lester，Johnson&Morriss）、通和洋行（Atkinson&Dallas）、赉安公司（Leonard和Veysseyre）和邬达克等这些建筑师事务所也进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公和洋行设计了上海外滩建筑群中将近一半的作品，其中堪称代表作的有汇丰银行大楼（1923年）、江海关大楼（1927年）、沙逊大厦（1929年）和中国银行大楼（1937年）。20年代的革命和动乱不但没有影响上海租界的繁荣，反而进一步抬高了地价。

公共租界中区集中了全上海绝大部分的报馆。在英文报纸中，位于外滩17号的老资格的《字林西报》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其竞争对手包括《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等。中文报纸中，影响最大的则无疑是《申报》。

公共租界拥有数所公立医院，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公济医院和位于静安寺以西的宏恩医院主要服务于外国侨民，前者委托给天主教修女管理；位于中区山东路的仁济医院则面向华人。美国圣公会在公共租界开设2所医院：同仁医院和广仁医院（后改名宏仁医院）。

公共租界在未开发以前，已经存在一些中国人的佛教寺庙和道观，例如静安寺路西端的静安寺和南京路上的虹庙。租界繁荣之后，又新建或迁入了一些庙宇，例如西区槟榔路（安远路）与戈登路（江宁路）口的玉佛寺。此外，还有日本人兴建的佛教东本愿寺和西本愿寺，都位于虹口。

在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新教各个教派的教堂林立。其中一部分专供侨民使用，例如中区江西路九江路口的英国圣公会上海圣三一堂，南苏州路圆明园路口的新天安堂（供圣公会以外的外籍侨民礼拜），以及地丰路（乌鲁木齐北路）25号供内地会传教士使用的公共礼拜堂（现名新恩堂）。当然数目更多的教堂是面向华人的。监理会的2座大教堂——西藏路慕尔堂和虹口昆山路景林堂都位于公共租界。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的主教座堂设在越界筑路区域的极司非尔路，即圣约翰大学内；它的第一座教堂救主堂在淞沪会战之前一直位于虹口；在租界内还设有爱文义路（北京西路）351号的圣彼得堂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东区的宁国路建立了中华总会 ，又在武进路183号设立了沪北会堂。浸信会不仅拥有可容纳千人的上海怀恩堂（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75号），还有使用粤语的广东浸信会堂（新乡路66号）。同样，长老会在窦乐安路（多伦路）设有鸿德堂，中华基督教会则在北四川路1802弄设有富吉堂（粤语）。其他的著名教堂还有北四川路1578号的宣道会守真堂、山东路伦敦会天安堂等。上海教会（地方教会）曾经长期租用哈同路（铜仁路）240弄文德里聚会，租界交还以后，在附近的南阳路123－145号建成可容纳数千人的南阳路145号聚会所。

天主教在公共租界设立的第一座教堂是北区南浔路的虹口耶稣圣心堂，后来又在西区建立了大通路小德肋撒堂（今大田路370号），在东区倍开尔路（惠民路）694号建立了和平之后堂。

犹太人在公共租界建有数座犹太会堂，位于中区的博物院路20号（虎丘路42号）的犹太教阿哈龙会堂 现已拆除，改建为文汇报大厦，位于西区西摩路500号的犹太教拉结会堂（OHELRACHEL）（市教委）和东区华德路（长阳路）62号的犹太教摩西会堂都保留至今。

公共租界的锡克教堂位于虹口东宝兴路，供印度巡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