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51年－1931年6月19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上海的一位犹太裔房地产大亨。他曾建造哈同公园。

1851年，哈同出生于巴格达。

1856年，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并加入英国籍。

1872年，只身东来香港，第二年转到上海，在沙逊洋行供职。

1886年，与一名中法混血，笃信佛教的烟花女子罗迦陵结婚。

1887年，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

1898年，又改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

1901年，脱离沙逊洋行独立创办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业。特别在开发经营南京路时获得巨大成功(他占有南京路地产的44%)。

1904年，开始在静安寺路购地300亩花费70万两银元兴建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爱俪园（哈同花园），占地数百亩，布置曲折、建筑闳丽，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为当时沪上私人花园之冠，更是上海著名的胜迹。哈同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还在园内创办了仓圣明智大学。

哈同与其妻罗氏还在杭州西湖的孤山平湖秋月附近通过巧取豪夺，占据了大片土地，并建造了园林建筑，称为“罗苑”。后因杭州市民民愤极大，导致该处产业被收回。现为平湖秋月景点的一部分。

1851年，哈同出生于巴格达。他幼年生活很苦，靠拾破烂、拣煤块为生。

1872年，哈同只身从印度东来香港，其过程非常艰难并经历了生死考验，第二年转到上海，在沙逊洋行供职。到上海的时候，哈同不满24岁，怀揣着6块银元，但这个年轻的犹太人天生具有好奇、冒险和奋斗精神。他在沙逊洋行的第一份工作是门卫兼清洁工。此时，哈同以同样是犹太人的老板沙逊为自己的人生榜样，并立志自己的人生目标是超过沙逊。

哈同夫人名俪蕤（Liza），号迦陵。罗迦陵自称是中法混血。父亲是法国侨民路易·罗诗。母亲沈氏，原籍福州闽县。1864年罗迦陵出生在上海县城内九亩地。不久父亲回法国，六七岁时母亲也去世，由他人抚养。虽然识字不多，但聪明伶俐，机智多谋。为生活所迫，曾经做过外侨女佣，卖花女，阅历也很丰富，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学会说英语和法语。

在哈同未发迹时，见到了罗迦陵，认定这个小姑娘有助男运（旺夫运只可旺一只潜力股，而助男运可以帮助较多其有好感的男士），哈同对同乡说：此生立志要娶这个中国姑娘，并因此赚钱动力剧增。在哈同获得第一桶金的第一时刻，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烟花巷中找到罗迦陵，娶其为妻。罗迦陵在哈同的人生中也确实给于极大的帮助。

真正给哈同的事业带来巨大转机的是中法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接连挫败法国侵略军的攻势。这些胜利让中国人民欢欣鼓舞，上海的洋人却坐不住了，他们认为，中国打败法国后自然就会清理他们，于是纷纷逃离上海，上海的房价因此暴跌。哈同也想去香港躲避一下，而他的新婚妻子罗迦陵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并把自己的首饰卖掉，劝说丈夫倾其所有用于购买房屋土地。

这是一场可能倾家荡产的赌博，但是哈同赌赢了。清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不败而败”，“洋大人”们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行”恢复了繁荣。哈同则名利双收，他购买的房产，也就是南京东路一带，后来逐渐发展为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在数年间地价上涨千倍以上。哈同从此成为犹太“炒房团”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并被人称为“远东首富”，声望果然超过了老东家沙逊。

1901年，罗迦陵聘请金山寺“乌目山僧”黄宗仰，策划兴建私家园林。于是，在一片近乎废墟的土地上，平坟地、掘湖池、堆假山、修桥铺路、营造房屋，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一座中西结合的“海上大观园”拔地而起。

1909年，爱俪园花园扩建，由最初占地50余亩扩至300亩（20万平方米），主要分为“大好河山”、“渭川百亩”、“水心草庐”三大景区，辟有“冬桂轩”、“挹翠亭”等83景。

爱俪园的园名起因是由哈同夫妇名中各取一字组成(哈同名欧司.爱，她的中国妻子罗迦陵，字俪蕤)，不过老百姓却习惯称之为哈同花园。

爱俪园是哈同夫妇长期居住的地方，也是当时上海社会名流和政界要人经常聚会的地方。近代的历史名人孙中山、蔡元培等人都曾来过园中，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从海外返国曾在爱俪园小住，之后到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章太炎与汤国黎女士的婚礼，也就在园中著名的天演界举行；而护国运动的功臣蔡锷将军，在东渡日本就医之前曾在园中养病。抗日名将何应钦，以及后来不少青年才俊、名媛淑女也受过园内资助。

哈同夫妇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还在园内开办了仓圣明智大学，这是一所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日制学校，学生的膳食、住宿和学杂费全部由园内提供。课程则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字、古董和典章制度，聘请的学者包括王国维、章一山、费恕皆、邹景叔等。他们还曾出巨资收集河南安阳出土的大批甲骨，并请著名学者罗振玉等在爱俪园进行整理，所以中国的不少甲骨文专家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国画大师徐悲鸿也是其学生。

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由哈同领养了11名外国孤儿为养子女。罗迦陵领养了9名中国孤儿为子女。中国儿女一律姓罗，外国儿女统姓哈同。

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有一个全国举国皆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庄则栋，其父娶的第一任太太就是罗迦陵的养女。罗迦陵嫁女的重要理由是认定庄父这个当时还是乡巴佬的男人是一个有福之人，其子将有状元命。果不其然，庄则栋在乱世中多次获得世界冠军。

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爱俪园病故，享年80岁。可谓前20年苦难，再20年奋斗，又20年享受，后20年慈善。

一个有质量的真正人生！

世纪初上海的市面，南京路河南路以东是中心，河南路往西靠近西藏路就偏僻了，可是哈同坚持认为中心会扩张，也难怪他有犹太基因，他大片吃进洋场向西的地皮，南京路西边的地皮大片大片的划入他的名下。

哈同做了小富翁，入了英国籍（事实上非英国正式公民，托关系拿到类似一张英国暂住证），改名欧斯·爱·哈同。后来哈同就认准战时，发鸦片和地皮财。上海租界也果然如他所料，一步步向西发展（法租界两次大规模扩张），哈同的地皮也赶驴打滚一天一个价。

哈同不仅眼光独到，而且也很会做秀。某年，他拿出六十万两银子，用铁藜木从外滩到西藏路把南京路全部铺成平展的的马路。铁藜木结实，先截成二寸见方的块子，浸了沥青，然后细细码成马路，再喷上一层柏油。这段路用了几百万块的铁藜木，一块估价六七角，可买白米三四斗，可以吃上一顿像样的大餐。哈同秀大，说铁藜木结实，还有弹性，踩上去忒舒服，下了雨水一下子就吸干了。消息传到外地，不由添油加醋，铁藜木变成了红木，从此南京路的价格飞也似的往上涨。

西湖美景名满天下，“平湖秋月”更是西湖新老十景中的佼佼者。可是在今天，无论你是本城民众还是外地游客，在“平湖秋月”景点中品茗赏月的时候，你可曾会想到，若是时光倒流80多年，此处包括“西冷书画院”那古色古香的小楼在内的一大片靠湖的土地，竟是一所高筑围墙私家宅院－罗苑。

从当时的房产契约上来看，这所宅院的主人是一个名叫罗友良的人。可是一深究，就发现其人大有来头，这个罗友良的的姑妈正是曾被光绪帝的皇后即隆裕太后收作干女儿，后被宣统帝特封为“大清国正一品夫人的罗迦棱。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罗氏就是被上海人称作“地皮大王”的洋人哈同的夫人。

“罗苑”在当年的杭州人口里就被俗称为“哈同花园”。想当初，不名一文的犹太小子哈同来到上海仅是一个洋行小职员，其在1885年中法战争中法方战败后法租界内外侨恐慌之际，力劝其老板大肆以低价收购房产，待到风潮过后，房产果然回升使其老板大赚一笔。哈同本人因此名声大噪，被选为公共租界董事。之后他又从事鸦片贩运，赚得资本实力，从此走上了地皮炒卖、地产经营的青云路，成为20世纪前20年中，被中外人事奉为十里洋场“一只鼎”似的人物。

就像普通人那样，一旦有了名又有了钱之后，就要为自己找一个安乐窝去好好享受，哈同更是不会例外。其在北京、上海都有自己的豪华别墅。尤其是在上海今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原名静安寺路）和铜仁路（原名哈同路）的交口的“大本营”，有着“大观园”的称号，据称占地超过200亩，一时名流云集。在北京的宅院则是复辟帝制失败的军阀张勋的府邸。

而较鲜为人知的便是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这所“罗苑”，大约是因为其存在时间不到8年，期间又有着扯不清的官司，哈同夫妇并不来常住的缘故吧。“

罗苑在孤山路，现并入平湖秋月景点，其名不存。”《西湖新志》卷八曰：其在平湖秋月右，重楼叠阁，玲珑水次，消夏最宜。惜苑址与湖堤相接，狭长如带，不能广栽花木耳。又名‘环瀛小筑’。

民国六年（1917）年春，哈同夫妇游杭，就亲自勘址，想在杭州修建别墅。他们先后看了岳坟附近和金沙港两处，因为不临西湖，没有相中。次年，哈同用数百两银子贿赂了北洋政府当地官产清理处的官员，要购买平湖秋月旁的公共地块，不想杭州民众抓住当时“外国人不许在中国境内有不动产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向政府提出抗议，于是，老奸巨滑的哈同立即变换手法，接着，就出现了我们上文所看到的：地契名字变成了中国人罗友良，土地还是到了哈同手里。

但是，长不足200尺，宽仅20尺的地块上如何造的起偌大的庄园呢？自然，我们是不必为这位犹太商人担心的。随后，他故伎重演，继续贿赂地方政府，先后侵占左边的莲花庵、右边的西湖春茶馆，扩大苑址，又借助当时浙江督军杨善德的势力，填湖打桩三千根，临湖的水榭伸出湖面三米多，占了近一亩湖面，在建园造屋同时，还不忘沿马路树二丈余高墙。

经过一年多设计施工，建成别墅，哈同以妻罗迦陵之名，取名罗苑。所附的老照片展现给我们的是：“罗苑”远看青山、近观绿水，雕栏玉砌、水榭歌台，周围碧波荡漾、浮光掠影，可谓美轮美奂。即便是放在今天，都可以感受的到“罗苑”那豪华和秀美的身姿。

正当一切都以为安排停当的时候，这座美丽的庄园的麻烦也接踵而来了。首先就是它高大的围墙挡住了徐锡麟烈士坟墓（在孤山上）到西湖边的原有道路，同时又在距离“罗苑”几公尺外的湖面上打下暗桩数十条，禁止游船靠近。而当时杭州风景区的传统习惯，就是不论是公共场所还是私人花园、别墅，游人都可以游览，但唯有 “罗苑”高挂“敬辞游览”的牌子。如此行径，激起杭州市各阶层人民的更大愤慨。

学界的著名人士为此写诗作文斥责哈同，有些学生在围墙上写标语，徐锡麟烈士的儿子提出质问，几十名社会人士也联名向官府提出抗议，但更大的反抗队伍是市民和游客，他们要求政府收回“罗苑”。当时的《浙江日报》、《全浙公报》、上海的《时报》等都曾登载此消息，可是政府却拖延不理，被激怒了的群众就坚决斗争到底。

民国十六年（1927），杭州地方乡绅以当时政府有明文规定“外国人不得在西湖置产”为由，屡经交涉，迫使国民党浙江省省务委员会作出“接受民意，收回罗苑”决议（此前已有英国人梅滕更勾结官商，占据宝石山用作肺病疗养院建设，实为经营地产牟利，后受杭州民众讨伐而被迫出让的先例），由杭州市政府收回，移作西湖艺术专科学校（美院前身）教职员工宿舍，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拨给浙江大学，作浙大校舍和教职员工宿舍。

1956年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拆除哈同花园围墙，并扩建和改造了八角亭、“湖天一碧”楼和四面厅，这些一同组成了平湖秋月景点，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财产。人民的力量洗涤了当年西湖边上的污点，使平湖秋月恢复了“万顷波平长似镜，四时月好最宜秋”的美丽面貌。

孙中山和陈其美、黄兴等在爱俪园得到哈同夫妇的盛情款待。午宴后，就由国民交涉总长伍廷芳邀去互商要政；下午又到法租界宝昌路寓所接见《民立报去保护女侠以飞速利落的动作处理结束。孙中山也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仍坦然地与宋教仁争论体制问题。宴毕，乌目山僧等觉得爱俪园不很安全，就请孙中山去宝昌路408号安宿，住宅内外都由西捕、安南捕站岗、巡逻。

三天之后，传来各省代表在南京一致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全上海高悬起象征民族大团结的五色国旗，庆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欢送孙中山离开上海到南京去荣任临时大总统。上海人民夹道欢呼，哈同夫妇恭敬地直送到爱俪园门口。

哈同的遗嘱规定遗产由中国籍妻子（中法混血）罗迦陵继承，罗迦陵死后养子女、内侄子女每人10万元，剩余部分乔治得70%，罗弼得30%。仅罗迦陵缴纳的遗产税就达1800万元。有2名自称哈同近亲的伊拉克人要求分遗产，被法院驳回。

1941年10月3日，罗迦陵也去世，但其留下的遗嘱与哈同遗嘱有很大出入：总管家姬觉弥得到400万元，捐给中国政府950万元，余款分给养子女和内侄子女。于是引发旷日持久的哈同遗产案。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霸占爱俪园，劫走财物3400万元。后来，乔治和罗弼达成和解契约，承认第一遗嘱合法，第二遗嘱仅捐献政府部分有效，并另给罗友三等若干遗产。1947年，上海地方法院根据这一和解契约审理结案，平息了长达16年的遗产纠纷。上海市政府又多次提出征借爱俪园。1949年，乔治逃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在原址上建造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