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房地产大亨哈同一生并无亲生子女，在他死后的16年间，其遗孀、管家、中外养子女以及垂涎其财产的各色人物相继登场，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遗产争夺战，史称“哈同遗产案”。

1931年6月19日，素有“远东第一富翁”之称的上海房地产大鳄哈同撒手人寰。第二日，《申报》即在本埠消息一栏刊登了“哈同于昨日逝世”的消息。

哈同去世后，留下了1.7亿元的巨额财产，其中包括460亩土地、1300幢房屋和价值百万英镑的金银珠宝。哈同一生并无亲生子女，在他死后10余年间，其遗孀、管家、中外养子女以及垂涎其财产的各色人物相继登场，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遗产争夺官司。

哈同的父亲是一名洋行职员，哈同5岁时随父母到印度孟买居住，后来父亲突然病故，哈同一家陷入了窘境。对于这段往事，哈同后来回忆说：“我小时候很苦，经常拾破烂、捡煤核儿、找瓜皮烂菜。”哈同20岁时，母亲也去世了，无牵无挂的哈同便怀着发财的梦想经香港来到了遥远的上海。

当时上海已开埠近30年，有许多外国洋行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经人介绍，哈同到老沙逊洋行当了一名看门人。老沙逊洋行与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英美烟草公司并称英商在沪“四大财团”，其主要业务是经营对华鸦片生意。青年哈同头脑灵活，很快便得到洋行大班的赏识，被提拔为业务管事。

哈同后来之所以进军房地产，源自清朝末期的中法战争。1885年3月，中国军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和谅山取得大捷，一时间法国朝野震动，内阁垮台，上海租界内的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纷纷离去，租界内的房屋十室九空，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精明的哈同瞅准了这个时机，说服老沙逊洋行大班逢低吸纳，趁当前地价狂跌的大好时机，尽可能多地购进地皮。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法国意外地获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和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中越边境地区也向法国开放通商。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终结，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让“迁去者皆归”，“沙逊租屋业转盛”。

哈同在中法战争中的处变不惊让老沙逊洋行赚了个盆满钵满，也让哈同看到了房地产生意的魅力。1886年秋，哈同与中法混血的罗迦陵成亲，在妻子的帮助下，哈同正式投身房地产行业，由于“沪西一带地皮，也被富商巨贾购来建筑轮奂的宅第，由以前计亩论值，从而成尺土寸金，哈同夫妇成了其中大业主，生意益隆，利益益懋，索性设个‘哈同洋行’来集中管理，什么业务都不做，专营地产，浸成巨富”(高拜石《富商哈同———爱俪园50年兴亡记》)。

哈同夫妇发迹后，在南京路上筑起了一座美丽的花园爱俪园作为寓所，即后来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哈同花园”。此外，在今天的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威海路一带，哈同还建造了慈厚南里、慈厚北里、慈惠里、慈惠南里等诸多以“慈”开头的里弄，昔日两手空空的犹太穷小子已成为腰缠万贯的房地产大亨。

罗迦陵继承哈同全部遗产

哈同在留下巨额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份谜团重重的遗嘱。

这份遗嘱是哈同夫妇以英国律师劳敦、葛立芬为证人签署的，一式两份，内容相同，签订的时间是1931年2月10日。遗嘱规定，如果哈同死后7天之内其妻罗迦陵不死，则罗迦陵将继承全部遗产；如果7日之内罗迦陵去世，那么遗产归遗嘱执行人管理，由遗嘱执行人监护继承人成年后，按遗嘱规定将遗产分割给各继承人。这份遗嘱规定，在扣除赠与其他养子女的款项以及包括丧葬费在内的一切开支以后，哈同的两个养子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分别获得遗产的70%和30%。遗嘱的执行人是哈同的大管家姬觉弥和高易律师公馆的律师拉亥脱。

这份遗嘱为什么强调7日之内罗迦陵不死才能继承遗产呢？难道罗氏也重病缠身、行将就木？

原来哈同信奉犹太教，根据犹太教的习俗，丈夫去世后妻子一般在7日内殉节而死，所以哈同在遗嘱中特地注明。当时罗迦陵还不足70岁，身体非常健康，也没有殉节的打算，故顺利继承了哈同的全部财产。

正当罗迦陵为获得哈同全部遗产沾沾自喜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难题，原来根据英国遗产税法的规定，哈同留下的巨额财产需缴纳1700万元的遗产税。罗迦陵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无奈之下只好将地处市中心的16处房地产作抵押，贷款1800万元缴纳税金。这笔贷款年息6.5厘，约定期限为10年，但直到罗迦陵去世也没有还清。1949年后债权人还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扣押罗氏的抵押物以及其他财产。

中东不速来客要求继承遗产

哈同去世后，首先对其遗产继承提出异议的是哈同的伊拉克本家。

1931年9月，哈同的堂兄弟爱士拉·阿道尔·哈同来到上海，向英国驻沪最高法庭提起诉讼，要求继承哈同的遗产；次年3月，又有一名来自伊拉克的哈同远房亲戚向法庭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们狮子大开口要继承全部财产，否认罗迦陵的继承权。法庭认为哈同已加入英国国籍，是受英国保护的公民，按照英国法律哈同遗嘱有效，其中国妻子继承有效。

1934年年初，哈同的侄孙(也有侄子说)爱士拉·散利·哈同代表他的12名(也有10名说)兄弟来到沪上，再次向英国驻沪法庭递上了诉状，声称根据伊拉克法律，哈同遗产应由他们12人平均继承，但鉴于罗迦陵年老孤寡，又与哈同结婚多年，所以同意分给她四分之一作为照顾，但法庭同样驳回了这些伊拉克人的要求。

巨额财产的诱惑鼓舞着伊拉克军团的斗志，罗迦陵去世后，爱士拉·散利·哈同又分别向汪伪政权法院及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但均未成功。对于此事，长期在哈同花园编撰书目的李恩绩在其《爱俪园梦影录》中作了详尽的描述：“一方面是老东家(指哈同)的嫡亲胞侄。据说照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的伊拉克国家法律，老东家的全部遗产，应该归他们血统最近的胞侄承继。老太太(指罗迦陵)就算与老东家是配偶，因为没有血亲关系，所以半点儿份也没有。大概伊拉克国还停留在宗法社会的时代，所以法律如此，原也不足怪的。”

罗迦陵遗嘱陷真伪之争

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但他们收养了几十名中外养子女，最后正式承认的有22位，中外各占一半，其中中国籍的大都随罗迦陵姓罗，外籍养子女则随了哈同姓氏。

1937年9月30日，罗迦陵又签了一份遗嘱，为了与以前的哈同遗嘱相区别，这份遗嘱被称为“第二遗嘱”。遗嘱内容拟定得极为详尽，除向社会、宗教界及政府捐赠外，中外养子女、洋行职员和花园老职工、罗迦陵亲信的仆人、随从都分到了相应的款项，她宠爱的管家姬觉弥一人独得了400万元的庞大产业。

哈同遗嘱与罗迦陵遗嘱最大的区别是对待中外养子女的态度不同，罗氏遗嘱中各位养子女分配的遗产数额基本一样，而哈同遗嘱中格外照料的外籍长子大卫·乔治·哈同由于劣迹斑斑受到罗迦陵的严厉惩戒，不仅被剥夺了养子的资格，就连分给他的14万元遗产也必须在其恶行改善后才能拨付，否则不享有继承权。6名中国养子中除去早逝的长子罗友良，剩下的罗友兰、罗友山、罗友启、罗友仁和罗友翔均担任了新成立的罗氏慈善事业基金委员会理事，而外籍养子女则无可置喙。

由于“第二遗嘱”是罗迦陵死后由其中国养子罗友启发现的，所以外籍子女认为是假冒的赝品，不予承认；中方养子女则认为遗嘱有罗迦陵的亲笔签名，是真实有效的。李恩绩的《爱俪园梦影录》对此事也有记述：“中国养子女们所根据的是老太太的遗嘱，后来称为第二遗嘱。这遗嘱也是个英文本，一共有9页，真所谓洋洋万言……当时在旁人看来，这第二遗嘱似乎更合法，也更合理，应该有效。但据外国养子女们说，这遗嘱是假的，所以非但根本不生效力，而且做这假遗嘱的人，还该负刑事责任。”

围绕着“第二遗嘱”的真伪，中外养子女之间又展开了诉讼，但经过两次庭审以后，法庭并未作出裁决。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公共租界，并控制了法租界，哈同花园随即被日军接管，这场官司最终不了了之。

中外养子女遗产争夺战

在这场遗产争夺战中，外籍子女以长子大卫·乔治·哈同为首，中方则以罗友兰担当领军人物。

1944年10月，在高易律师公馆的策划下，大卫·乔治·哈同与大部分中国养子女达成了一份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中国籍养子女承认1931年2月20日的哈同遗嘱为唯一合法有效遗嘱，其他遗嘱均无法律效力；作为回报，大卫·乔治·哈同分给他们部分财产。此协议由高易律师公馆担保，大卫·乔治·哈同还当场支付了部分款项，这份协议后来由于抗战胜利并未完全执行。

抗战结束后，与大卫·乔治·哈同签订协议的中国籍养子女纷纷发表声明，称协议是在遭逼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属无效，重新要求按照罗迦陵的遗嘱执行财产分配。与此同时，姬觉弥、英国驻沪最高法庭指定的遗产管理人也都拿出所谓的合法材料，要求执管罗迦陵的全部遗产。

在上海名人杜月笙、国民党要员吴国桢、潘公展的调解和斡旋下，哈同家族终于在1946年达成了协议，承认哈同遗嘱合法有效，承认第二遗嘱中捐赠政府的部分有效，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分给中国养子女们比上一次更多的财产作为补偿。

具体分配方案是：将遗产中尚存的金银珠宝估价后，88%分给大卫·乔治·哈同和罗弼·维多·哈同，12%分给罗氏兄弟；大卫·乔治·哈同分得土地260多市亩，占总数的58.3%，房屋15万多平方米，占总数的48.2%(包括除罗弼·维多·哈同以外的其他外籍养子女分配数在内)；罗弼·维多·哈同分得土地60余市亩，占总数的13.3%，房屋5万多平方米，占总数的13.7%；罗友兰等分得土地70余市亩，占总数的17%，房屋6万平方米，占总数的19%；姬觉弥等其他人分得余下的土地50余市亩，房屋4.7万平方米。

1947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宣布此案结案，长达16年的哈同遗产继承案至此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