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德语：Deutsches Kaiserreich；1871年—1918年），位于欧洲中部的二元君主制联邦制国家，又称德意志第二帝国，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最后一个国家。其正式国号为“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这也成为了后来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正式国号。

1870年12月10日，北德意志联邦议院将联邦重命名为“德意志帝国”（德语：Deutsches Kaiserreich）。德意志帝国，亦称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国（德语：Kaiserreich），或直接称德国，其正式国号为德意志国（德语：Deutsches Reich），这也成为了后来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正式国号。

141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敕封霍亨索伦-法兰克尼亚系的腓特烈六世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史称选帝侯腓特烈一世。1510年，霍亨索伦-安斯巴赫藩侯支系的阿尔布雷希特当选为条顿骑士团第37任大团长。1525年，他向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齐格蒙特一世宣誓效忠，并宣布条顿骑士团国世俗化，更名为普鲁士公国。1594年，其孙女嫁给霍亨索伦家族-勃兰登堡选帝侯主系之子约翰·西吉斯蒙德。约翰·西吉斯蒙德于1598年任勃兰登堡选帝侯。1618年普鲁士公爵去世，因无男嗣，遂将领地给予女婿，两国合并改称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170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换取勃兰登堡-普鲁士公爵腓特烈三世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支持，将普鲁士公国升格为普鲁士王国，后者遂史称勃兰登堡-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国也简称为普鲁士王国。

1806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勒令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解散神罗帝国，神罗帝国就此灭亡，后者遂成为奥地利帝国皇帝。1815年，拿破仑于滑铁卢战役战败，法兰西第一帝国终结，拿破仑战争就此结束。同年，由于维也纳会议其它参与国的反对，奥地利未能恢复神圣罗马帝国，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以奥地利为主席国的德意志邦联。然而，新生的德意志邦联组织松散，各邦保持完全的主权，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地位和实力得到大幅提升的普鲁士开始与奥地利争夺德意志地区的主导权。

1834年，以普鲁士为首的38个德意志邦联成员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与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邦联分庭抗礼。1864年，普鲁士在普丹战争中战胜丹麦，丹麦被迫割让石勒苏益格地区给普鲁士。1866年，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战胜奥地利，奥地利被迫放弃德意志地区的主导权，并解散了德意志邦联。1867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邦联建立。

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与普鲁士王国爆发普法战争。次年1月18日，普鲁士在战争中大获全胜，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帝国诞生，并顺势兼并了北德意志邦联和南德诸邦。

德意志帝国此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普鲁士王国在新帝国中占据主导地位。它的领土占了整个帝国的五分之三，人口则占了三分之二。霍亨索伦王朝世袭传下的皇冠继续成为帝国的皇冠。

德意志帝国短暂的历史当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宰相俾斯麦时期（1871-1890）。第一任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生于1815年4月1日，卒于1898年7月30日，人称“铁血宰相”。1862年普鲁士宪法危机时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并于任职期间领导并发起了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因此帝国成立后他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越皇帝威廉一世，直至他于1890年被威廉二世解职。他成为首任帝国宰相后的主要政策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文化斗争。是指俾斯麦在1870年代打压天主教教徒的行动。早在1870年，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颁布《教宗无误论》，由于帝国天主教徒当中存有不同意见，使国家首次卷入教会事务。天主教徒于1870年12月创立中央党，宗旨是保护天主教徒利益，可是俾斯麦认为它是保护帝国的敌人，党对教宗的支持使人们认为该党效忠于教宗而非国家。中央党在1871年大选获得63个席位，仅次于民族自由党。此外，俾斯麦认为中央党会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奥地利形成一股反帝国势力，加上天主教徒在1849年法兰克福议支持大德意志方案，且在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因此，俾斯麦发动一场“文化斗争”，以大大削弱天主教徒在德国的影响力。

文化斗争主要在1871年至1876年间进行，俾斯麦透过一系列法律削弱天主教会的影响力。首先在1871年7月，俾斯麦废除了普鲁士的文化部天主教处。1872年3月颁布“学校监督法”，规定国家代替教会对学校的监督。1873年又通过一系列法案，统称为“五月法案”。主要措施控制神职人员的培训、任命和教会教育，禁止耶稣会在帝国展开活动，拒绝服从这些法案的神职人员会被罢黜或拘捕。1874年规定教会不能控制婚礼，婚姻事务由国家处理，人民须向相关部门登记才具有法律效力。1875年推出“粮仓法”，凡拒签声明支持政府立法行动的教士将不会得到政府的宗教津贴。最后是1875年6月的“修道院法”，除了疾病服务社团外，禁止任何形式的天主教仕团活动，并关闭所有修道院。许多抵制文化斗争的神职人员遭监禁或驱逐出境。然而文化斗争不但未能达致预期目的，反而使中央党势力越来越大，天主教徒充满凝聚力，得到选民的支持。1874年大选中，中央党在帝国议会席位上升一倍。由于这样的反效果，加上俾斯麦害怕社会民主党与中央党结盟，以及教宗庇护九世在1878年逝世，新教宗利奥十三世表示愿意和解，迫使俾斯麦放弃与天主教徒的敌视，渐渐废除相关法令，并改为与中央党合作，文化斗争终告失败。

其次，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势力日渐增强，虽然它的人数尚少，可是俾斯麦越来越视它为心腹大患，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帝国的敌人。社会民主党人批评帝国的内外政策，为广大的工人们争取较好的生活，因此渐渐成为帝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党之一。1878年5月，德皇威廉一世遭到刺杀攻击，事件中无人受伤，俾斯麦以此为借口向帝国议会提出一项《社会党人法》。不久威廉一世再次遭到暗杀，伤势严重。10月国会通过社会党人法。社会党人法又称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内容是禁止社会主义者的一切集会、组织、结社以及各种报刊，也不得接受任何募款捐助，不过国会拒绝立法禁止社会民主党参选国会议员，使社会主义者在国会仍有一定影响力。社会党人法每三年重新通过一次，直至1890年俾斯麦下台。

俾斯麦这政策的结果与文化斗争一样，法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助长社会民主党的势力。1870年代的经济萧条，使帝国贫富悬殊恶化，不仅引起社会主义者的关注，同样唤起许多帝国社会不同成员的关注，社会民主党势力越来越大，俾斯麦为了压制这些劳工阶级的政治活动，便透过各种福利措施收买他们。因此在反社会主义的同时，俾斯麦实际上推行一些保障市民权益的社会主义法，包括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意外灾难保险法》和1889年的《老年和残废保险法》。纵使这些法案使帝国成为世界首个具备完善社会保障的国家，但成效甚低，无法弥补俾斯麦与工人之间的裂痕。1890年，帝国国会拒绝通过社会党人法，皇帝威廉二世解除俾斯麦的首相职务，俾斯麦下台，反社会主义结束。

俾斯麦知道帝国刚刚建国，位于欧洲中央，四面均是强敌，加上帝国的建立改变了欧洲势力均衡的状况，使列强感到不安。因此，他任内采用大陆政策，宣称德国是“满足的帝国”，以安抚列强。他煽动英、俄两国互相对抗、与奥结盟、阻止俄国扩张和孤立法国，目的是巩固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1873年，德、俄、奥结成三皇同盟，是一个很模糊的军事盟约，三国之间存在利益矛盾，所以三皇同盟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同盟。俾斯麦原以为法国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才能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中恢复元气，可是1873年提前付清了50亿法郎赔款，迫使德军撤出法国。俾斯麦不愿意法国重新强大起来，在1874年借口法国图谋报复，在边境集结军队，引发战争危机。俾斯麦相信三皇同盟刚刚建立，俄国不会反对德国对法国的行动，但俄国不希望德国过分强大，而法国又是一个能有效牵制德国的国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评俾斯麦的行动，表示俄国不会视而不见，俾斯麦只好放弃行动。

1878年，俾斯麦主持召开柏林会议，它对德国而言不仅是一个修订圣斯特法诺条约的会议，而是一个显示德国实力的会议。会议中，德国极力讨好英国和奥国，而俄国原有的利益在会议几乎完全失去，使德俄关系恶化，三皇同盟已名存实亡。

1879年10月，德奥结成同盟，条约规定缔约国一方受到俄国攻击，另一方应加入战争；意大利因为与法国争夺突尼斯而在1882年加入该盟约，组成三国同盟。1879年德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俄国粮食入口，到了八十年代，德俄关系基本上无法维持，这时法国主动出击，1887年提出法俄结盟，1888年提供5亿法朗帮助俄国解决财政困难，1889年又提供19亿给俄国。俾斯麦为了维持德俄关系，在1887年签定再保险条约，规约缔约国一方受攻击时，另一方须保持中立。然而在1890年，威廉二世拒绝与俄国续约，俄国转为加入英法阵营。

俾斯麦宣称德国是一个“满足的帝国”，因此早年并没有向外建立殖民地，以免与其它列强发生摩擦，所以德国的殖民事业起步较晚。1882年12月6日才在法兰克福成立“德意志殖民事业协会”（Deutscher Kolonialverein），1884年在柏林成立“德意志移民团体”（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Kolonisation），这两个组织在1887年合并。1884年德国还在纳米比亚、多哥和喀麦隆建立了殖民地，1890年又在坦噶尼喀建立了殖民地。

德意志帝国的第二个时期是德皇威廉二世（1890-1918）时期。德皇威廉二世生于1859年1月27日，卒于1941年6月4日。1888年3月，德皇威廉一世去世，由儿子腓特烈三世继位，可是他因咽喉癌于同年6月去世，只担任99日皇帝后便由29岁的儿子威廉二世继位，因此1888年又被称为“三皇年”（Dreikaiserjahr）。

威廉二世此时年纪轻轻，个性傲慢且专横。他无法接受被宰相俾斯麦控制，希望能亲自参与政事。因此虽然威廉二世在未当皇帝前，曾很仰慕俾斯麦，但在登基之后，他却与宰相俾斯麦常常意见相左。

1889年5月，鲁尔工业区的罢工事件发生后，威廉二世要求帝国议会制定完善的劳动保障法案，与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背道而驰。1890年，由于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势力急升，俾斯麦要求改更宪法，却与德皇威廉二世意见不合。最终，在1890年3月18日，俾斯麦向威廉二世请辞，俾斯麦时代就此结束。

第二任宰相列奥·冯·卡普里维伯爵此后继任（1890年3月20日-1894年10月26日）。他采用温和手段，推展德国与欧洲各国签订贸易条约，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降低德国进口关税。他的做法使工人生活水平得以改善，面包价格下降，但引起利益受损的大地主的强烈抗议。1892年，因教育法案未获得通过，卡普里维伯爵的地位受到严重损害，失去支持的他在1894年10月20日被迫辞职。

第三任宰相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此后继任（1894年10月29日-1900年10月17日）。在职期间，他竭力防止或弥补德皇威廉二世狂热的宗教情绪造成不必要的损失。1900年，81岁的他因年事已高宣告退休。

第四任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伯爵此后继任（1900年10月17日-1909年7月14日）。比洛伯爵竭力与帝国会议内各党派的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以便使他们批准自己所提交的议案，但他所取得的成效却很有限。他重现实施的农业保护政策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但是外交政策所产生的高额费用，特别是因殖民扩张迫使他提高国内的税率，他的税收议案遭到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虽然如此，比洛伯爵因与德皇威廉二世的亲密关系，仍然稳坐宰相之位。

但在1908年出访英国期间，德皇在接受《每日电讯》一位英国记者采访时，自认是英国朋友的威廉二世声称，他对英国的虔诚与大多数德国人民是不相一致的。由于工作疏忽，比洛伯爵未能阻止该文的发表。此文一经见报，新闻界和国会顿时哗然，群情激奋。甚至连保守派都强烈要求皇帝退位。比洛伯爵于是引咎自责，但他在国会中关于这件事的发言，触怒了德皇，此后德皇对他就不如以前那么友好了。对于此事件的漠然也使他失去了公众的支持。不得不于1909年辞职。

第五任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此后继任（1909年7月14日-1917年7月13日）。他富有和平理想，对外主张和平方法解决问题。对内则力争维持社会现状。他反对就德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做任何形式的改变，但这些都失败而回。1917年7月，因在与协约国进行和平谈判上与国会发生分歧而被迫下台。

第六任宰相乔治·米夏埃利斯此后继任（1917年7月14日-1917年11月1日）。在任期间庸碌无为，最后失去议会的支持，并为军方唾弃，被迫辞职。

第七任宰相乔治·冯·赫特林此后继任（1917年11月1日-1918年9月30日）。尽管他是巴伐利亚议会最大的政党领袖，然而他并不具备影响导，同第六任宰相米夏埃利斯一样只不过是一位傀儡。1918年末，德国已经濒临崩溃，他无法处理危机，于是被迫辞职。

第八任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此后继任（1918年10月3日-1918年11月9日）。由于德国战败在即，德皇与容克贵族们希望利用巴登亲王温和派的名望，特别是反对无限制潜艇战一事通过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协约国进行停战协商。

他很快意识到对现行政治体制已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文章式的小修小补，必须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并随即着手进行改革工作。10月下旬，他撤销了总参谋部重量级人物鲁登道夫的职务，削弱了总参谋部的实力。但这些改革既没有满足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又遭到皇帝为首的右派抵制，使巴登亲王对改革的前景产生了怀疑，他变得优柔寡断，对两边支支吾吾，不能应对。最后巴登亲王决定请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浦·谢德曼参与内阁，然而此时已经为时已晚。11月，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11月9日，帝国灭亡。

威廉二世宣称，德国要寻找“太阳下的位置”。就如第五任宰相霍尔维格所说的那样，“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威廉二世希望建立一个殖民帝国。由于俾斯麦时期并没有积极向外扩张其殖民地，因此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已大大落后于其它列强，威廉二世掌政时便加快殖民步伐，为了能够介入外国殖民地事务，于19世纪末积极扩军，尤其是海军。这一主张与其它列强发生冲突是无可避免的，尤其是与传统海军强国英国的关系得到急剧恶化。

1890年7月，英德签定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德国承认桑给巴尔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则把黑尔戈兰岛让给德国，解决了英德殖民地之争的问题，暂时改善了两国关系。这一条约俄国靠向了法国，因为英俄两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竞争非常激烈，两国在1892年订立了法俄同盟，使俾斯麦早前孤立法国的努力毁于一旦。

1895年，英国进攻德兰士瓦，威廉二世作出抗议，最后英国行动失败，威廉二世祝贺德兰士瓦，结果英国派舰艇到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示威。

1897年，德国占领中国山东半岛。

1898年英德签定秘密协定，瓜分葡属非洲，以防德国干预即将进行的第二次波耳战争，而德国亦答应不再支持波耳人。

1899年，德国乘美西战争的机会，出资购买关岛、加罗林群岛和帕劳。然而当时德国的殖民地面积远远不及英法两国，而且多是资源贫乏的土地，威廉二世不甘这些收获，便与英法两国直接竞争。德国决定建造一支仅次于英国的舰队，这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因为这威胁了英国的海上霸权。

1902年6月，德、奥、意延长了三国同盟，然而数个月后意大利私自与法国达成秘密协议，意大利承认在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三国同盟变得不可靠。

1903年，德国得到巴格达铁路建筑权后，推出一项横跨欧亚的铁路计划，连接柏林和巴格达，中途经君士坦丁堡，以把德国势力渗入奥斯曼帝国。英国提出要德国把连接波斯湾沿岸铁路最后一段建筑权让给英国，但德国拒绝。于是英印总督在英军舰队护航下，在波斯湾进行一次示威性航行，使英德关系越来越紧张。

1905年，德国在摩洛哥与法国发生争执，引发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威廉二世出访摩洛哥并表示会保护摩洛哥的独立及其领土的完整。

1906年，德法两国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摩洛哥问题，最后双方同意摩洛哥港口警察由法国和西班牙警察担任，德国在会议中被孤立。

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德国派出舰艇开进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德国的存心挑衅引致英国介入，最后德法两国签署《摩洛哥－刚果条约》，德国获得部分刚果领土，与德属喀麦隆东南土地连接，并承认法国为摩洛哥的保护国。纵使危机解决，使德法关系恶化是无可挽回的事实。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德国向奥国表示无条件支持，结果俄国向奥国宣战，德国向俄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随之爆发。

1890年代，德国出现了沙文主义团体，其中势力中最大的是泛德意志协会，宣扬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提出夺取英、法等国殖民地，再吞并欧美小国，以建立世界性的大日耳曼帝国。1887年，国会通过了军事法案，同意增加军费。

1898年德国海军联盟成立，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被任命为国家海军部秘书长，他倡议建造大型舰队，并通过了第一个海军扩建法案，在1904年前建造19艘战舰、8艘装甲舰和42艘巡洋舰。1900年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建造更多的船舰，并使德国海军实力仅次于英国。德国扩建海军引起了英国关注，两国展开了军备竞赛。1906年英国第一艘无畏舰下水后，使德国大为紧张，因为当时基尔运河和威廉港的设备并不足以建造和容纳此庞然大物。

1891年，德军总参谋长施里芬开始调整对俄法的作战计划，以速战速决为原则，先在六星期内击败法国，然后目标转向动员速度较慢的俄国，并在4个月内将其击败。此计划最终在1905年完成，即“施里芬计划”。为了准备战争，德国军费开支不断增加，1879年只有4.28亿马克，到1913年已超过20亿马克，军队人数从1874年的40万增加至战前的75万，390艘船舰，海员达8万人。

1914年，德国作为同盟国成员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经济自此陷入萧条，战事的拖延以及不断攀高的死伤人数使得德国民众的厌战情绪不断高涨。1915年起，德国国内开始出现粮食暴动，1917年还出现大规模罢工行动，第五任宰相霍尔维格政府随后被第六任宰相米夏埃利斯政府取代，然而此时的帝国宰相职位已被以军事首长兴登堡及埃里希·鲁登道夫领导的德国容克贵族架空。同年，德意志帝国党成立，一心一意支持军方领导政府。

然而，随着保加利亚、奥匈帝国等同盟国成员的先后投降，容克贵族决定组建第八任宰相巴登亲王的文人政府。此举做法目的是为了利用巴登亲王温和派的名望，特别是反对无限制潜艇战一事通过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协约国进行停战协商。同时，为了防止国内动荡不安扩大。新政府开始进行宪政改革，包括各部门向国会负责、文人控制军队、废制普鲁士三级选举等。可是，此时德国统治集团仍想孤注一掷的进行战争。

1918年，10月25日，德国海军司令部下令基尔港的德国远洋舰队出海同英军作战，若失败就“光荣地沉没”。基尔港水兵拒绝执行这项自杀性指令。结果，水兵的抵制虽然迫使德国海军当局收回命令，但水兵们却遭到迫害，被逮捕了几百人。

11月3日，水兵走上基尔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海军当局，要求释放被捕者。游行示威随后发展为武装起义，水兵们解除了军官的武装，迅速占领了战略要地，控制了全城。工人也举行武装起义响应，并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至4日晚，基尔及附近郊区均为起义者占领。5日，基尔全城总罢工支持水兵起义。基尔港水兵起义成为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的信号，革命在全国迅速蔓延。到11月8日止，几乎所有的德国大城市中都发生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

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意志帝国灭亡。11月10日，人民代表委员会接管政府事务。11月11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

在德国统一之前，德意志地区分成39个独立的州国。这些邦国包括王国、大公国、公国、亲王国、自由汉萨城市和帝国直辖领。普鲁士是众多构成帝国的州国中面积最大的，领土占整个帝国的六成。新的德意志帝国包括25个国家（含三个汉萨城市）和一个直辖领地。它实现了“小德意志方案”（不包括奥地利），而非“大德意志方案”（将包括奥地利）。德意志帝国虽然时常有君主联盟支撑，但它严格来说是一个国家的联盟。

表格参考资料：

依据1871年4月16日所颁布的由普鲁士王国宪法为基础所修改的帝国宪法，帝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22个州、3个自由市和1个直辖区组成。各州把军事、外交、海关、刑事等权力交给帝国政府，只保留教育、卫生和地方行政等权力，同时保留自己的君主政府和议会。

但同时，帝国也是一个二元君主制国家。宪法规定普鲁士王国的国王就是帝国的皇帝，普鲁士王国的首相就是帝国的宰相。帝国皇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能任免帝国各级官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帝国宰相则由帝国皇帝任免，且仅向帝国皇帝负责。

帝国的立法机构是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联邦议会由各州君主任命代表而组成，主席由宰相担任，设58席，普鲁士占17席、巴伐利亚占6席、萨克森占4席、符腾堡占4席，只需14票便可否决宪法修正议案，因此普鲁士在联邦议会有很大影响力。

帝国议会的议员则通过秘密选举产生，选民为帝国居民中年满25岁的成年男性公民，设382名国会议员，1873年起增至397名。帝国议会所通过的一切决议须得联邦议会同意后来能生效，以限制帝国议会的权力，因此实际功能并不大。

在国内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压力下，威廉二世于1888年放弃了俾斯麦关于德国只需保持少量海军的明智而稳妥的政策，将海军视为其世界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决定建造一支仅次于英国的舰队。1897年，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被任命为国家海军部秘书长，1898年起开始担任帝国海军部长，同年德国海军联盟成立。蒂尔皮茨倡议建造大型舰队，1898年3月28日以《第9号海军备忘录》为指导思想的第一个海军建设法案通过了国会的批准。该法案规定德国将在1904年4月之前建造19艘战列舰、8艘装甲舰、12艘重型巡洋舰、30艘轻型巡洋舰和63艘驱逐舰。1900年1月，蒂尔皮茨向德国国会提出了第二个海军建设法案。德国海军的规模到1917年应翻一番，达到38艘战列舰、20艘重型巡洋舰和38艘轻型巡洋舰、以及100艘鱼雷艇，实力仅次于英国。

德国扩建海军引起了英国关注，两国展开了军备竞赛。1906年英国第一艘无畏舰下水后，使德国大为紧张。于是1906年和1908年德国通过了第三和第四个海军法案。1912年4月，为确保舰队始终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德国再次颁布海军法案，预计增加到41艘战列舰、20艘装甲巡洋舰、40艘轻巡洋舰、140艘驱逐舰和72艘潜艇。这只舰队构成了一战中德国海军主力。

在蒂尔皮茨的主持下，德国建设了一支强大的公海舰队，包括16艘无敌战列舰，6艘准无敌战列舰。5艘战斗巡洋舰，11艘轻巡洋舰和61艘驱逐舰，总吨位660000英吨，仅次于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海军强国，这对于保卫德国海外殖民地和海上交通线起过一定作用。

为了准备战争，德国军费开支不断增加，1879年只有4.28亿马克，到1913年已超过20亿马克，军队人数从1874年的40万增加至战前的75万，390艘船舰，海员达8万人。1914年春，德国的常备军已有87万，陆军配备了大量新式重炮一一七十七毫米速射野炮，并有稠密的铁路网供军队运输，而且德国还增设了飞艇部队，有飞艇50只。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军事体制基本沿用普鲁士时期的军事体制。到了一战后期，战争的延长使最高统帅部成为德国实际的军事决裁者。1916年8月从东线调来的兴登堡—鲁登道夫班子迫使皇帝解除法金汉的总参谋长职务，由兴登堡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第一军需总监。他们不但掌握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掌握了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权。皇帝完全退居幕后。

主词条：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整个19世纪中，德国的人口一直在迅速增长。19世纪初的人口爆炸，导致的是“赤贫”现象的产生；而威廉帝国时期的人口爆炸则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大量移民美洲的现象也趋于减退。19世纪最后30年，德意志帝国人口增加了900多万，从1871年的4100万增加到世纪末的5000余万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13年，更是猛增到6700万人。

从1683年起，就有德国人移民北美大陆的记载。19世纪是德国人移民美洲的高峰期，仅从1821年至1903年的80多年间就有500多万德国人移民北美，其中1871年至1890年间，有近200万德国人移民到国外，移民潮最汹涌的1881年和1882年，有约20万德国人出走他乡。移民的主要来源是南德，如施瓦本、普法尔茨等地。德国人移民北美的数量之大，使德国后裔成为美国社会中最大的少数民族。但是自1893年起，德国人移民北美的数量开始锐减，1895年，移民人数骤然降至37498人，从此德国人移民北美的数量再也没有越过这个数目。

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为经济起飞打下深厚的基础，德国工业化的过程是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保护农业的发展，并在工业化中起相互促进的作用。“保护农业利益”虽然是为了照顾政权在握的容克阶级的利益，但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发展却是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与大农业联系在一起的普鲁士领导层现在也基本上作为东部、南部和西部之间、农业区和工业区之间的“团结”民族主义的代表，执行一种新的重商主义。农业的现代化促进了土地高度集中，使农业耕作技术、农业合理管理以及农业机械化得以广泛实施，直接推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业经营中工业化的进程。

1870年至1880年这十年是德国农田耕作史上的一个新开端：1878年农业有效使用面积达到最大限度，同时废除了休闲，过渡到特别集约的耕作；1867年至1881年间德国养羊业结束；棉花代替亚麻；煤油、瓦斯、电气代替植物灯油；制成人造黄油。德国农业生产的项目日益集中到谷物和蔬菜方面。1879年俾斯麦承认对农业实行了保护关税以抵抗大量谷物从东欧和美国涌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关税。由于集约化、日益增长的关税保护和国家援助，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农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地租和土地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更主要表现在整体农业生产增加到3至3.5倍，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增加到2至2.5倍，而人口增长到2.3倍。农业经济的这种发展，给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注入强烈的兴奋剂，为发展工业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原料、资金和充足的劳力。但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德国从一个粮食输出国变成一个粮食输入国，德国的农业失去了在整个经济中的优先地位。1893年成立的“农场主同盟”是容克农场主的组织，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国家不断给予“救济”和“补贴”。

在德国经济中，最重要的发展当数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1875年石煤产量为3744万吨，褐煤产量为1039万吨，到1890年石煤增至7024万吨，褐煤增至1905万吨，几乎成直线上升，远超法国，稳居欧洲第二位。煤和铁的结合产生了欧洲最强大的钢铁工业。兼并阿尔萨斯、洛林带给德国采矿业的变化是巨大的。洛林褐铁矿蕴藏量估计为7亿吨，而帝国其他地方的总蕴藏量不过3亿吨。法国人没有太重视洛林褐铁矿石的价值，德国人却早有认识。当1879年德国人使用英国人发明的可从褐铁矿中将磷脱去的托马斯冻炼法后，德国的制铁炼钢业有一个新的飞跃。1875年生铁产量为203万吨，到1900年已达850万吨，而到1914年德国生铁产量为1400万吨，超过英国的最高生产水平l020万吨，德国生铁和冶煤业已跃居欧洲第一位。1875年德国钢产量约为35万吨，80年代采用托马斯—吉尔克莱斯碱性转炉炼钢法后，产量倍增，1890年已达320万吨。十年以后1900年的产量又翻了一番多，为740万吨，居欧洲之冠，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产钢国。一个巨大的冶金工业体系开始形成。

新兴工业像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光学工业等，得到最早的开发和扶持。电气工业的奠基人应数维尔纳·西门子和拉特瑙。西门子1866年制成世界上第一架大功率直流电机，完成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发明，开始了19世纪晚期“强电”技术时代；1879年又发明了电动机，即把电能再转换为机械能；两年后在柏林建造了第一条有轨电车。拉特瑙从旅美回国时带回了爱迪生的电灯制造专利权，并于1883年创办了德国爱迪生公司。这个公司后来改称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它因1891年成功架设远距离送电网而名声远扬。由于西门子在政府人士中有强烈的影响，统一后的二十年中基本取得控制地位。电气工业的发展是造成90年代后德国经济繁荣的基本因素。德国在广泛利用电力方面居世界之首。

化学工业包含了既广泛又多样的工业活动内容，而且与科学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化学肥料、合成染料、合成纤维、摄影器材等的发展在19世纪后期最为显著。被誉为“有机化学之父”的李比希奠定了德国化肥工业的基础。他的学生威廉·霍尔曼1864年自伦敦返回德国，创立了德国的染料工业。第一家染料厂弗里德里希—拜耳公司染料厂在19世纪90年代已是举世闻名的企业。随着焦油染料工业的繁荣兴旺，酸、碱和其他无机副产品的生产也得到推动。1877年德国占了世界合成染料产量的一半。在20世纪初以后，德国化学工业迎来巨大的发展，且大部分转向于战争。在这方面，科学、工业和国家政策配合得丝丝入扣，不仅使有机化学成为庞大的独立工业，而且影响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

俾斯麦主政德意志帝国阶段，铁路、水路和邮电通讯迅速发展，使原料和制成品得以迅速运输。铁路建造是带动五、六十年代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德国统一后进入了第二个铁路时代，再次出现兴建高潮。1870年德国有铁路18560公里，1890年增至41818公里，为西欧和中欧之冠。1879—1880年，俾斯麦实行普鲁士铁路国有化，至1900年前后国有铁路已占很大优势。在国家力量推动下的铁路建造，猛烈刺激了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冶炼业的高速发展，并全面推进19世纪晚期德国新生产技术的采用和工业化的高潮。

在威廉二世时代，德国的交通得到迅速发展。1895年，北海一波罗的海运河投入运营，把波罗的海这个内陆海变成开放性的，给德国东部增添了一个出海口。与此同时，一条横贯德国中部的运河动工修建。20世纪初，汉堡港的吞吐量跃居世界第三位，超过了伦敦、利物浦和马赛，仅次于纽约和安特卫普。1890年，德国铁路的货运运量从225亿吨松里上升到677亿吨松里；德国的商船队的排水量从160万吨上升到460万吨，仅次于英国的1990万吨之后，领先于美国的280万吨。而且德国船队的技术装备较美国的更为先进，美国的商船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船只是帆船，而德国商船队的帆船数量不到总数的十三分之一。

戈特利布·戴姆勒于1885年研制成功一辆使用燃油发动机的两轮机动车辆，这便是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卡尔·本茨于1886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车上装备有一个气缸，配备了3个车轮，时速达到每小时16公里，于是这个与火车相比小巧灵活得多、个性化得多、也便宜得多的机动行驶器很快传播到整个世界。在其后的几年间，齐伯林伯爵开始制造飞艇，1900年7月2日，他研制的第一艘齐柏林飞艇LZ一1在德国南部博登湖畔的弗里德里希港附近作了首次飞行，利利恩塔尔则研制了人类第一架飞行器械。

德意志第二帝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非常突出。俾斯麦把确保帝国的统一和巩固欧陆之所得作为内外政策的根本出发展点，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把国家经济发展重点放在扩充军备方面，特别是修筑堡垒和发展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部门。俾斯麦政府利用国家统一的有利条件，利用来自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意识，因势利导，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1875年帝国成立了中央德国国家银行。紧接着，国家颁布了银行法，宣布实施金本位制。在政府的默许下，德国形成了独特的“全能银行”金融体制。德国银行最大的特点是“生产信贷”业务超过“货市信贷”业务。“每家银行都是一批公司的金融中心。而且为了分担风险，几家银行联合向同一家公司贷款。”它们可以参加到各种工业商业活动中。它们可以给德国的出口业提供资金，还可以国外工业提供大规模的资金。德国的银行为工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德国信贷银行与工业本身的积极力量相结合，促成了德国的工业化。”

在帝国早期，德国实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和贸易政策。但是在187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奉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很多国家纷纷改变了政策。看到这一形势，俾斯麦果断舍弃了自由经济政策，釆用了李斯特理论，转投贸易保护的怀抱。1879年7月，德国出台了《保护关税法》，建立起工业和农业行业保护联盟，对本国的轻重工业以及农业都实行保护贸易制度。所有产品的税收都是国家收入的来源，都有对应的征税标准。比如殖民地的商品，尤其是咖啡、茶叶、石油、烟草、葡萄酒、烈性酒等都有相应的征税标准。而工业的原材料，棉花、羊毛、矿石等则免税。每种科学仪器都是免税的，装载他们国家仪器的机器、家具的轮船也是免税的。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德国还通过了其它的经济法令，以便完善对本国工商农业的全面保护。对于本国尚幼稚的手工业和工业，政府给予了特殊的关税照顾政策。在国内自由的竞争环境中，为了中小工商业者能有一席立足之地，国家将“全德手工业协会”、“农业主协会”等协会都列入了关税保护的范围。

德意志帝国前期，康德的古典哲学仍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尼采。他反对建构一个德国哲人所钟爱的庞大体系，而是采用断片式的写作。尼采的哲学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他创作了《悲剧的诞生》，随笔集《不合时宜的考察》等著作。尤其是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表现出了明显的非理性倾向。尼采的《人性的，过于人性的》《快乐的科学》等作品着重对当代文化进行深刻的道德批判，猛烈抨击社会偏见。他对欧洲社会流传近两千年的“永恒价值”进行重新评价，剖析诸如沙文主义、反犹主义等思潮的根源。尼采的后期作品如《在善恶的彼岸》《道德谱系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笼罩在精神病的阴影下。

德意志帝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代表人物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李卜克内西是《前进报》的主编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如《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1872年），《论土地问题》（1876年），《法国革命史》(1890年)，《罗伯特·欧文》（1892年）和《回忆卡尔·马克思》（1896年）。倍倍尔除了撰写《德国帝国议会和地方议会的议会活动301和社会民主党》（1876—1893年），《基督教和社会主义》（1892年），《沙尔·傅立叶》（1888年），《社会民主党和普选权》（1895年）和《我的一生》（1910—1914年）等著作以外，倍倍尔还写了一本在工人运动中流传极广的书《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年）。倍倍尔根据大量文献资料，指出了社会主义者对待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及妇女在社会上受压迫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原因，第一次提出了彻底消除妇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的要求。卢森堡的突出贡献是批判修正主义思潮，梅林则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第二国际的领袖卡尔·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也是巨大的。

在德意志帝国刚建立的“建国时期”，德国各大城市建立了许多艺术科学院，其中杜塞尔多夫的艺术科学院的影响尤大，其影响一直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时的绘画也转向历史，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主义旨趣，古典主义、历史主义、比德迈耶尔都受到欢迎。瓦格纳的歌剧迎合了这种社会心态，也给社会打上了他的烙印。理查德·瓦格纳的所有音乐戏剧都出自他本人之手，代表作有《尼伯龙根的指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罗恩格林》。在题材选择上，瓦格纳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中世纪的德国历史。它们冲破理性的藩篱，不受逻辑和因果关系的制约，留有广泛的想象空间。而瓦格纳戏剧着力发掘本国历史和民族传说则迎合了与普法战争后高涨的民族情绪。

19世纪80年代，德国文学界兴起了“自然主义”的运动，标志着德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自然主义提出的诉求，是如实反映社会现实的“实情”。基于这个基本思路，自然主义文学家要求用客观性来衡量文学作品。他们主张作品贴近生活，不加任何粉饰地揭示社会的真面目，要求深刻地刻画当代社会的总体状况。自然主义的成就在于戏剧。这一时期对戏剧影响最深的是德国自然主义理论家霍尔茨。自然主义戏剧尤其看重“气氛”的作用，极力在舞台上再现现实，借助各种舞台效果形成的作用，使观众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就是现实。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是格哈德·豪普特曼。他的戏剧处女作《日出之前》于1889年首演，剧中描写了一个乡村暴发户家庭的生理的和道德的没落，以最少的情节达到最大的戏剧强度，人物具有个性，人物的语言表现出人物的社会地位，情节的发展极具内在张力。

德意志第二帝国帝国注重教育、科技的发展，注重系统学习英美法等国的先进工业化经验，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帝国政府为了让教育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于1872年颁布了新的教育法，即《普鲁士国民学校和中间学校的一般规定》。此法案实施，大大推动了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据统计，普鲁士国民学校从1886年34016所发展到了1911年的39684所，学生从4838237名增加到了6572140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帝国政府又继续修正和完善了教育法。在颁布和实施教育法的过程中，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支持国民教育的发展。1880年，德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6%。1914年，德国的教育经费是仅次于军费开支的第二大项目。德意志帝国还实行强制义务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在这个基础上，调整了中等学校的体制，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德国成了世界教育界的中心。

德意志帝国的普及教育程度非常高。在第二帝国的德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到大富商大企业家们的尊敬。这个时候的教育内容已同威廉·冯·洪堡的教育思想以及同古典人文主义时代的思想相去甚远，更倾向于对自然和社会的实际知识的掌握，而不是精神的、品格的培养。德国的大学和技术学院不仅是学习中心，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成了大企业集团的积极促进者。虽然大学仍由国家给予财政支持，但大学仍保持着高度的自治特色，保护“学术自由”原则。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且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作用，除了培养人才的任务之外，还承担着平衡社会心态的职能。在军队和政治仍旧由贵族把持，市民阶层唯有接受教育才有可能进入社会的上层。于是，市民阶层纷纷把子弟送去受教育，以求下一代的处境得到根本改变。

在俾斯麦的主张下，德意志帝国前期大力打压天主教。早在1870年，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颁布《教宗无误论》，由于帝国天主教徒当中存有不同意见，使国家首次卷入教会事务。天主教徒于1870年12月创立中央党，宗旨是保护天主教徒利益，可是俾斯麦认为它是保护帝国的敌人，党对教宗的支持使人们认为该党效忠于教宗而非国家。中央党在1871年大选获得63个席位，仅次于民族自由党。此外，俾斯麦认为中央党会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奥地利形成一股反帝国势力，加上天主教徒在1849年法兰克福议支持大德意志方案，且在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因此，俾斯麦发动一场“文化斗争”，以大大削弱天主教徒在德国的影响力。

文化斗争主要在1871年至1876年间进行，俾斯麦透过一系列法律削弱天主教会的影响力。1871年7月，俾斯麦废除了普鲁士的文化部天主教处。1872年3月颁布“学校监督法”，规定国家代替教会对学校的监督。1873年又通过一系列法案，统称为“五月法案”。主要措施控制神职人员的培训、任命和教会教育，禁止耶稣会在帝国展开活动，拒绝服从这些法案的神职人员会被罢黜或拘捕。1874年规定教会不能控制婚礼，婚姻事务由国家处理，人民须向相关部门登记才具有法律效力。1875年推出“粮仓法”，凡拒签声明支持政府立法行动的教士将不会得到政府的宗教津贴。最后是1875年6月的“修道院法”，除了疾病服务社团外，禁止任何形式的天主教仕团活动，并关闭所有修道院。许多抵制文化斗争的神职人员遭监禁或驱逐出境。然而文化斗争不但未能达致预期目的，反而使中央党势力越来越大，天主教徒充满凝聚力，得到选民的支持。1874年大选中，中央党在帝国议会席位上升一倍。由于这样的反效果，加上俾斯麦害怕社会民主党与中央党结盟，以及教宗庇护九世在1878年逝世，新教宗利奥十三世表示愿意和解，迫使俾斯麦放弃与天主教徒的敌视，渐渐废除相关法令，并改为与中央党合作，文化斗争终告失败。

德意志帝国的民族主体是日耳曼民族。由于民族战争的建国路径影响，德意志帝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虽然民族主义的持续发展导致了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的统一。然而，此后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便渐渐脱离了它应有的发展方向，历任帝国政府都放任民族主义向极端民族主义演化。在1890年代，德国出现了沙文主义团体，其中势力中最大的是泛德意志协会，宣扬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提出夺取英、法等国殖民地，再吞并欧美小国，以建立世界性的大日耳曼帝国。1887年，国会通过了军事法案，同意增加军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德国的统一和自身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德国国内对民族主义的鼓吹甚嚣尘上。在德国工业界的支持下，“德意志殖民协会”（1887年成立，其前身是“德意志殖民联合会”），“泛德意志协会”（1891年成立）、“海军协会”（1898年成立）等一大批民族主义宣传团体纷纷建立。这些协会的成员大多是大学教授、教师、教士，同时还包括知识分子、军官等。这些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着德国国内大多数媒体的话语权，利用报纸、书籍等媒介对德国各阶层民众施加影响。他们借用生物学的标准，按照人的身体特征把人分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等，并把特定的智力、情绪和品格特征与相应的种族相对应。他们鼓吹道：“人类的本质及其更高的使命要求文明民族统治世界”，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让最优秀的民族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是不公平的”。种族主义的狂热分子张伯伦更是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对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进行鼓吹。他在《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中强调，“血统纯粹”的条顿人继承了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罗马的法律和基督教的人格。而在条顿人中间，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希腊人和印度—雅利安人最优秀的品质。因此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

与种族不平等理论紧密相连，极端民族主义者借鉴地理学的理论，提出了“生存空间”说。1897年，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并于1901年在《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存空间”学说。他利用生物学知识和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把国家比作具有生命的有机体，认为国家有机体的生存和运行依赖于它所在环境，如同生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因而，国家作为健全的空间有机体通过领土扩张而增强力量是必然的。拉策尔的地理学理论受到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推崇，他们提出造成德国民众贫困的根源在于德国领土的过于狭小，德国要想发展，必须和生物有机体一样，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种族不平等理论和“生存空间”学说构成了极端民族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为德国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提供了理由和借口。德意志帝国的极端民主主义者认为，日耳曼民族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但德国人民却因为自身领土的狭小处于贫困之中，这种对“优秀民族”的禁锢是有悖于“天命”的，德国需要向外扩张自己的领土，为自己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鼓吹对外侵略是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途径，战争被得到了他们扭曲的美化和赞扬。

外来移民是德意志帝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外来移民又迸一步促进了德意志帝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量外来移民迁入满足了急速扩张的德国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保证了德国工业化的继续深入开展，为德国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德意志帝国却并未把这些外来移民当做其社会的一分子采用民族融合政策，而是把他们当做异类实行严厉的防御控制政策。

1885年，俾斯麦政府下令禁止来自奥匈和俄国的波兰移民迁入德国，并驱逐了3万多名在帝国工作的波兰移民。从90年代开始，德国东部各省劳动力缺乏，急需外来廉价劳力。于是1890年，卡普里维政府开始放松移民政策，允许波兰移民进入德国，但仅允许他们在普鲁士东部四省工业、农业领域工作，且是季节性的，在圣诞期间他们必须离开；另外，不允许家庭移民。与波兰移民相比，其他外来移民在德国虽也受同样控制但没有波兰人严厉。他们可以在德国西部工作，甚至大多都可申请到许可在圣诞驱逐中留下。在1906年，有90％的波兰移民在圣诞前必须离开德国，而53％的非波兰移民可待在德国一整年。1908年，普鲁士政府针对外来劳工推行强制合法身份制，规定只有那些得到其代理机构给予“合法身份证”的外国工人才能进入普鲁士。这就控制了外来移民的自由流动，使他们局限于一个地方工作。

在帝国政府严厉的移民防御控制政策下的外来移民生存状况恶劣，不能融入德国社会，他们的居住区在德国成了一块块“飞地”。日常生活中，外来移民被隔离在企业提供的住房中。企业的廉价公寓和临时工房成了少数民族聚集区，外来移民在这里说自己的语言、继续自己民族的传统习俗。他们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恶劣，他们的工资水平与印度、苏格兰持平甚至更低。在1905年350名俄国人和克罗地亚人居住于约50间单元房中，平均每40平方米住25人。这种住房状况使非法同居、私生子、杀婴和婴儿死亡率、犯罪率增加或上升。外来移民中同族通婚十分普遍，直到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异族通婚率才开始上升。外来移民的生活、工作状况也影响了其后代的成长和受教育，在学校里外来移民的子女经常被本地学生孤立。这些情况使移民第二代融入德国的过程减缓，也减轻了他们所受的同化压力。移民很难超出劳工这一社会地位，甚至其第二代、第三代也很少能得到一份技能工作或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即使其第二代放弃了父母的文化传统，也很难被德国社会完全接受。

德意志第二帝国瞄准那些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重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科技领域，组织和设立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如国立物理研究所，国立化工研究所，国立机械研究所。德意志帝国前期的实际统治者俾斯麦鼓励德国学子去学习和掌握德国尚未掌握的世界高新科技。德意志民族精神中的那种“系统学习”和“彻底精神”在新的工业革命层面上得到了新的激励和发扬。德国人在系统学习先进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转变：把科学转向引用于生产。他们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同生产过程联系起来，互相渗透，相互促进。

德意志帝国时期，先进的工业科技文化在德国站稳脚跟并蓬勃发展起来。一批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自然科学家涌现，如发现无线电波的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鲁道夫·魏尔肖是著名的病理学家和卫生学的开拓者，创立了细胞病理学和未来的细菌学。实用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维尔纳·冯·西门子，他集工程师、发明家、大企业家于一身，创立西门子公司。1886年还创办国立物理技术研究院。

帝国时期，德意志民族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很快赶上并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据统计，1901至1914年间42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中有14个，也就是三分之一是颁发给德国人的。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发现X射线的伦琴、发现晶体的X射线衍射现象的马克斯·冯·劳厄、著名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科赫、化学疗法的奠基者埃尔利希、有机化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费歇尔与阿道夫·冯·贝耶尔以及哈伯法合成氨的发明者哈伯等人就是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获得他们惊人的成就的。爱因斯坦在来到柏林之后两三年内就做出了广义相对论的重大发现。

德意志帝国前期的外交政策基本是由宰相俾斯麦主导的。他的对外政策是一种带有强烈争霸欧洲的所谓“大陆政策”。19世纪70年代初期，俾斯麦试图进一步削弱乃至摧毁法国。1875年，俾斯麦政府制造了“战争在望”危机，准备发动侵法战争。但由于俄国和英国的强硬干涉，俾斯麦不得不暂时放弃进攻法国的计划。俾斯麦特别担心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他开始采取一种“联盟体系”来防止欧洲其他大国特别是俄法之间的结盟。为此他力图“拉拢”俄国，阻止俄法接近；拉拢奥匈帝国，阻止俄国向欧洲西部和南部扩张；加剧英俄两大国在世界各地的对抗，把自己打扮成“仲裁人”，从中渔利。这就是俾斯麦的“均势外交”。1873年，俾斯麦促成缔结俄、奥匈、德三皇协定；1879年同奥匈缔结军事同盟，1882年意大利加入，形成三国同盟；80年代同俄国还签订再保险条约。在欧洲大陆，已出现两个对立的军事同盟：三国同盟和俄法协约。

在俾斯麦下台后，面临外交困境和国内的扩张诉求，为了“突破”外交瓶颈、扩大德国的权力，威廉二世及其跟随者们确定了新的国家对外战略——“世界政策”。一般认为1897年是德国“世界政策”正式开启的时间。在德国把国家战略的重点放在军事和殖民地扩张上面后，德国的外交就成为了为前者服务的工具，并且在遇到国际危机时变得越来越具有冒进、威胁性。这种外交首先就体现在1896年的“克鲁格电报”上。

1895年，英国进攻德兰士瓦，威廉二世作出抗议，最后英国行动失败，威廉二世祝贺德兰士瓦，结果英国派舰艇到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示威。1898—1901年，英德两国进行三次结盟谈判。然而两国的利益难以协调，最终结盟失败。随后英国立马转向与日本缔结了英日同盟，英德两国的矛盾也不断升级，不久1904年英法又缔结《英法协约》。一连串的外交失败导致德国不断地通过更加具有冒险性和威胁性的外交，企图逼迫英国与德国合作、离间英法关系、瓦解俄法同盟。1903年，德国得到巴格达铁路建筑权后，推出一项横跨欧亚的铁路计划，连接柏林和巴格达，中途经君士坦丁堡，以把德国势力渗入奥斯曼帝国。英国提出要德国把连接波斯湾沿岸铁路最后一段建筑权让给英国，但德国拒绝。于是英印总督在英军舰队护航下，在波斯湾进行一次示威性航行，使英德关系越来越紧张。

1902年6月，德、奥、意延长了三国同盟，然而数个月后意大利私自与法国达成秘密协议，意大利承认在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三国同盟变得不可靠。1905年初法国计划对摩洛哥实施“改革”。德国表示强烈反对，并且威廉二世发表了演说，公开支持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德国就此挑起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德国主张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该问题，为此向法国施压。最终，德法两国于1906年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摩洛哥问题，最后双方同意摩洛哥港口警察由法国和西班牙警察担任，德国在会议中被孤立。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德国派出舰艇开进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德国的存心挑衅引致英国介入，最后德法两国签署《摩洛哥－刚果条约》，德国获得部分刚果领土，与德属喀麦隆东南土地连接，并承认法国为摩洛哥的保护国。这表明德国的威胁性战略又失败了。由此，德国外交陷入了“外交失败死循环”之中，1907年《英俄条约》签订，德国彻底被三大国“包围”，最终外交失灵。

德意志帝国殖民扩张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中期。

这段时期的殖民扩张是以民间行动作为先锋，而政府在背后支持民间的殖民扩张活动。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德意志帝国社会就出现了许多拥护殖民扩张的民间组织，如“1878年成立的商业地理及促进德国海外利益中央协会、1881年夏天在工业家比克等人支持下成立的西德意志殖民及出口协会、1882年的德意志殖民联合会会和1884年成立的德意志殖民开拓协会等。”在这些组织的鼓吹下，民间开启了一波殖民扩张运动。

为了巩固在欧洲大陆上的势力，俾斯麦在殖民地问题上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他特别不愿意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同英国再发生冲突。但是经济力量膨胀起来的德国资产阶级，不甘坐视其他国家纷纷霸占世界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汉堡和不来梅的大商业公司反应特别强烈。1882年11月，不来梅商人A·吕德里茨在南非盛产金刚石矿的安格拉佩昆纳港向当地土著首领买下一块土地，并申请德国政府予以保护。1884年7月探险家纳赫蒂加尔先后宣布将多哥喀麦隆置于德国保护之下。随后德国又将矛头指向东非，1884年9—11月，萨克森牧师之子卡尔·彼得斯以烈性酒等诱使当地土著首领接受保护。而德意志帝国则承认民间殖民扩张的成果，俾斯麦在得知吕德里茨在西南非购买土地之后，电告德国驻南非领事，令其转告英国开普殖民政府，帝国政府将保护吕德里茨购置的土地。1885年，帝国政府向彼得斯颁发特许证，承认其在东非的殖民扩张活动及其获得的权利。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扩张。1885年5月英德签订协议，获得新几内亚北部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部分岛屿以及俾斯麦群岛等的宗主权。1890年7月，英德签定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德国承认桑给巴尔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则把黑尔戈兰岛让给德国，解决了英德殖民地之争的问题，暂时改善了两国关系。

第二阶段则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威廉二世宣称德国要寻找“太阳下的位置”。就如第五任宰相霍尔维格所说的那样，“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威廉二世希望建立一个殖民帝国。由于俾斯麦时期并没有积极向外扩张其殖民地，因此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已大大落后于其它列强，威廉二世掌政时便加快殖民步伐，为了能够介入外国殖民地事务，于19世纪末积极扩军。这段时期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扩张开始把触角伸至远东和中近东。

在非洲，德意志帝国“企图在俾斯麦创立的殖民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西起西南非和西非，东至坦噶尼喀的斜断非洲殖民大帝国。”因此除了自己在第一阶段所占的殖民地外，开始渗透非洲其他地区，如德意志帝国的资本大规模渗透南非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之一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威廉·克纳佩在1891—1894年担任南非中央银行首脑，实际上已经操纵了德兰士瓦国家银行。而当英国要吞并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时，德意志帝国立刻表示绝不允许改变德兰士瓦的现状。当英国行动失败后，威廉二世立刻给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留格尔发去贺电。虽然德意志帝国顾忌英国海军的实力强盛于自己的海军，不得不放弃夺取南非，然而英国为了防止德国通过支持布尔人暗中掣肘英国，于1898年，双方签订瓜分葡属非洲的秘密协定，德国将莫桑比克北部和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太平洋地区，1899年德意志帝国利用英国陷入布尔战争，与英国就萨摩亚群岛归属问题签订协议。“德国取得萨摩亚群岛中两个最大的岛屿乌波卢和萨韦，英国放弃对萨摩亚群岛的一切要求，取得了汤加群岛以及德属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并且德意志帝国利用西班牙在美西战争战败之际，“以1725万马克从其手中购得了加罗林群岛、帕劳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

在中近东和远东地区，德意志帝国主导“巴格达铁路”建设，铁路将从柏林出发，经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伊斯坦布尔、摩苏尔、巴格达，直到波斯湾的巴士拉，以此渗透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其邻国使其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更有利于通往印度。“1898年，威廉二世在大马士革发表演讲，声称自己是土耳其苏丹和3亿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1899年12月23日，德意志银行力排英法俄等国的竞争，与土耳其政府签订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铁路租借权的‘初步协议’。”

在远东地区，德意志帝国打破之前的中立不干涉的态度，借“义和团事件”保护德国侨民，于1897年11月份命令东亚舰队驶进胶州湾，德军登陆夺取了青岛。“1898年3月6日，在德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清政府被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把胶州湾周围半径50公里内的领土及青岛港租让给德国，租期99年。德国还获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并在两旁采矿的权利。”这段时期德意志帝国政府开始积极介入殖民扩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主导殖民扩张运动的方向和形式。

综上所述，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扩张运动进程特点是第一阶段德意志帝国殖民扩张活动整体较为保守消极，体现在政府在殖民扩张中更多扮演的是支持者而不是参与者，殖民扩张形式仅仅是对土地的占领，以及殖民扩张地区更多是还未完全被瓜分干净的非洲和太平洋地区。而在第二阶段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扩张更加积极，体现在政府已经开始积极参与殖民扩张运动，殖民扩张开始转向多种形式，或军事占领，或大规模经济资本渗透，或利用冲突战争支持某一方和迫使一方与其签订殖民地瓜分协定，并且殖民扩张的方向除了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继续巩固扩大其殖民扩张的结果，同时也把触角伸向了被多国列强瓜分的中近东和远东。

德意志帝国成立后，新宪法确认人们有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占德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大量涌人急速发展的大，中，小城市，使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890年，德国的人口已有一半是城市人口；到了1895年，只有不到19％的人口还在以务农为生。城市化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柏林和鲁尔区。1861年，柏林市的人口还只有50多万，1877年已经激增到100多万，其中一半以上是移入的“外地人”。贫富的差距、阶级的分化体现在住房上就是上等住宅区与下等住宅区的出现。严重的房荒造成房价和房租的上涨，作为救急的办法，人们建造起了所谓“后院住宅”。而临街漂亮的房屋后面，即“后院”，则是廉价的住宅，供贫困阶层居住。柏林市的城市规模一再扩大，19世纪70年代成为帝国首都后，一跃变成著名大都会。市内，银行、商店、办公大楼鳞次栉比。市郊，工厂和工人居住区不断增加，铁路网和运河把柏林和德国及欧洲各地联结起来，使这个城市不断地向四周扩张。在鲁尔工业区，政府和资方在解决工人住房问题时采用了英国式排屋的模式。建房规划舍弃了独门独产的房子，而是建造一排排的住房，以降低房屋的造价。

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德国城市化的繁荣和实现时期。这期间德意志各邦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人口迅猛增加，有相当多的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10万，成为真正的大城市。由于城市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市政部门为了方便对城市的管理加强对外来农村人口的管理，很多城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划分为工厂区、住宅区、商业区等。商业区大多位于市内区，或者工业部门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些城市逐渐发展成综合性的大都市。工业城市从农村获得大批劳动力，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基本条件。与此同时，一些以工商业、服务性行业为主的城市，市内人口也在不断增长。不仅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推进，人口流动也为城市的发展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德意志的城市化以工业基础好的莱因省和萨克森尤为突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德意志人口增加了大约58%，从1815年的4110万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6490万。不仅城市人口明显增长，城市人口结构也呈现明显的变化，1871—1910年间德意志十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人口增长幅度最大，增长达4倍以上，在1万居民以上的城市里居住的人口比例从1871年的12.5%增加到1910年的34.7%。两千人以上不足一万人的小城市或称为城镇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了29.7个百分点。

就整个德意志范围来看，它的经济发展、人口分布及城市布局也有集中化的趋势，比如西部的鲁尔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工业区，东北部则主要是农业区，人口分布比北部少些，比南部人口密度大些。但是德意志各个的经济发展比较均衡，工业化兴起后，虽然工业区和农业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旧以近区流动为主，流向分散，这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不用跨度过大的迁徙，有利于社会稳定。与欧洲各国相比，德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中小城市、小城镇星罗棋布于全德各地，城市化过程中，各类城市相对协调发展，布局较为合理。大城市人口发展固然很快，中小城市却也不滞后。到20世纪初，各种类型的城市在德国土地上纷纷崛起，奠定了德国今日城市布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大框架。

德意志帝国时期，失业人数的增加、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工伤事故的频繁出现，使得广大劳工阶层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1877年初，在多特蒙特矿区大约有6800名矿工被解雇。1876年在柏林就业的人数大约为57000人，到1878年减少为29000人。广大劳工阶层在劳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仅在1874一1879年间就降低了17.5％。”劳工阶层的生活状况也由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伤事故的频繁出现而更加恶化。工业化新机械完全缺乏足够的安全装置，使得技术失误造成的工伤事故变成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以采掘业为例，在普鲁士，1851—1860年问，采掘工人中因不幸事故而丧生的占1.77‰；1861—1870年间，上升为2.22‰；1870一1883年间，因不幸事故丧命者高达2—63‰。

严峻的劳工问题，引发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德意志帝国时期，工人争取摆脱困境的斗争规模不断扩大。1871年7、8月间，柏林泥瓦匠罢工有4000人参加，1872年夏，鲁尔河谷矿工举行的罢工有16000名矿工参加，1885年6月，柏林12000名工人参加罢工，1890年5、6月问德国煤矿工人罢工，参加者15万。…104。柚’1缸工人罢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罢工涉及到的地区越来越广泛。1857年春季掀起的第一次全德罢工风潮，各行业的工人和手工帮工从4月份开始，举行了大约60次罢工，罢工涉及到巴门、科堡等24个地区。1890年的矿工罢工斗争涉及到全德煤矿行业。工人罢工的斗争目标越来越明确。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中，工人阶级政党成长起来，并领导工人积极展开政治斗争。1863年，以工人运动领袖费迪南德·拉萨尔为首的德国第一个工人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社会民主党一直生存至今，是当今德国最大的政党之一。工人们在工会或工人政党等组织的领导下，举行集会、示威游行、罢工、出版散发工运的宣传品，声势越来越浩大，力量越来越强大，直接危及德意志帝国的统治。1878年5月，铁匠赫德尔行刺德国皇帝未果；几个星期之后，又有人对德皇开枪行刺。

1878年10月28日，俾斯麦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危害社会秩序法》，宣布取缔社会民主党，这项禁令一直持续到1890年。此外，帝国政府实行戒严，封闭工会，查禁报刊，拘捕、监禁、流放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对工人运动展开大规模镇压。“非常法”实施了12年。

从1883年到1889年，帝国政府相继颁布了3项关于社会保障的法律，并设立了帝国保险局作为裁决监督机构。1883年6月15日，帝国颁布了《劳工疾病保险法》，开始实行强制性疾病保险，保险的对象是工业生产的工人和年收入低于2000马克的职员。保险的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一般雇主承担30%，雇员承担70%。工人缴纳的保险费一般占每天工资的1.5%。帝国政府还设立了工业企业的公共疾病保险基金会和地方疾病保险协会，负责向被保险者提供免费的诊治和药物、医疗护理、死亡丧葬费、病中养病费、病假津贴以及平均日薪50%的疾病保险金。

1884年7月6日，帝国政府颁布了《劳工意外灾难保险法》，规定执行强制性工伤事故保险，保险的对象是特别危险企业内所有工人和部分职员，即在企业出事故的人员或者其家属，可以从事故保险中领取保险金或抚恤金。后来保险的对象扩大到所有年薪在5000马克以下的工人。工伤事故的保险费用全部由雇主承担，向工伤事故的不幸者提供的保险金分为死亡安葬费和家属抚恤金、丧失劳动能力的工资损失和医药费、终身残废的养老抚恤金。

1889年6月22日，帝国政府又颁布了《劳工伤残及老年保险法》，规定凡年龄在16岁以上的工资劳动者都必须加入，以防工作中的伤残和衰老。加入这一保险的劳工凡年满70岁以上的，国家给予老年赡养费;因伤残而丧失了劳动能力达2/3以上的劳工，国家提供伤残赡养费。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半，国家对每笔保险金提供50马克的津贴。

威廉二世在位期间，也颁布了一系列劳工保险立法。例如《关于工商业管理条例修正案的立法草案》规定：实行星期日和节日休息制，实行每周6天工作日、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制，禁止妇女从事夜工和矿区地下作业，禁止妇女分娩前后工作，缩短女工的劳动时间，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等。1891年，帝国政府颁布实行了《女工法》。1911年7月，帝国将以上3种劳工社会保险立法合并为一，并将1906年颁布的《军官养老法》《士兵抚恤法》和1907年颁布的《遗属保险法》增入其中，编纂成《社会保险法典》。这部《社会保险法典》共有1805条款，对被保险人的范围、主管保险的政府部门以及诉讼手续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成为历届德国.政府执行社会保险的基本法律规范。后来收入《社会保险法典》的还有1911年12月20日颁布的《雇员保险法》。它的实施将被保险人的范围扩展到所有仅靠工资为生的工业劳动者。上述立法及措施与社会保险立法一道，构成了德国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使近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德国初步建立起来。

1883年，有300万工业工人参加了劳工疾病保险，占所有工人总数的40%，有1/4的其它行业劳动者参加了保险;1886年，700万农业工人也加入《劳工工伤事故保险》;到1911年，长工和临时工也加入了保险，参加保险的公民人数总共已达到了1360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已有1450万人加入各类社会保险;到1914年，几乎所有的工人和大部分的职员都参加了社会保险。

威廉一世（1871年-1888年）；

腓特烈三世（1888年）；

威廉二世（1888年-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