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十三世（ LeoⅫ，1810-1903），第一个资产阶级教皇（1878-1903）。耶稣会士，原名阿基诺佩契（Gi-acchino Vinconzo Pecci）生于罗马南部山区的一个中上等家庭，1831年取得神学博士学位，1837年任神父。1843年，作为教皇格列高列十六世的全权代表，总领主教衔派驻布鲁塞尔，他曾访问过科隆、伦敦和巴黎，对欧洲的工业化和议会制度有所了解。1846年在佩鲁贾教区任主教。1853年任枢机主教，继续在佩鲁贾教区任职，1877年前往教廷，任事务长，开放梵蒂冈珍藏，鼓励研究圣经。1878年2月任教皇，是梵蒂冈丧失教皇国以后当选的第一位教皇。

与意大利的斗争

他在担任教皇的25 年里，竭尽全力企图恢复教皇国，他曾向俾士麦、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甚至法国的第三共和国寻求帮助一起反对意大利。利奥十三世曾60 次正式抗议意大利对教会的掠夺，直到20 世纪他还坚持要求意大利天主教信徒执行“不参政”的政策。与利奥十三世反对意大利的行动相对应，1889 年罗马树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迫害致死的乔尔达诺·布鲁诺的纪念塑像。同年意大利还颁布了限制神职人员活动的新的法律条款。10 年以后，意大利政府还成功地阻止了利奥十三世出席“海牙和会”。尽管利奥十三世利用其他国家企图恢复教皇国的努力完全失败了，但是他的确为罗马教廷赢得了新的道德影响力。1903年利奥十三世去世时，意大利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罗马问题”已不再是人们热情关注的问题。

充实经济力量

利奥十三世在位正值教会史上的艰难时期，他足智多谋又富于热情，做了许多工作。他十分重视教廷的经济收益，上台不久就收购了大量奥地利、巴伐利亚、法兰西和比利时的股票和有价证劵。他接手法国投机商邦特的建议，决定将梵蒂冈的财产化为资本，成立各种企业，如电气汽车公司、面粉公司及罗马银行等。庇护九世死时，梵蒂冈财产据估计约为8000万里拉，此时上升到1.4亿里拉。全年预算600万里拉。

利奥十三世把重现确立教会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对教皇世俗权利和经济问题紧抓不放，犹其在晚年尤甚。沙皇政府驻梵蒂冈的代表古巴斯托夫在1903年7月向国内汇报时写道：世界各国天主教徒献给梵蒂冈的捐款平均每年达600-700万法郎，而在圣年多达1000万-1200万法郎。利奥十三世死去前私人积蓄估计已经达到3000万---4000万里拉。

利奥十三世一方面继承了其前任庇护九世的政策，继续攻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攻击共济会；干涉各国的天主教会，强化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了教皇宗座代表的地位和对各个修会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首先倡导教会与社会的对话，提倡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在梵蒂冈请科学家研究天文学和其它自然科学，请天主教历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向所有的学者开放梵蒂冈档案馆，并且提出了圣经研究的指导方针。尽管他提倡教会要研究当代思想，但后来他又发表通谕谴责教会内部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在保守和开明之间摇摆不定的矛盾的作法，贯穿于他的整个任期之内，体现在他的许多政策之中。

灵活的政治手段

在政治思想上，利奥十三世继承了他的前任庇护九世的观点，主张罗马天主教会要坚决反对政治自由和民主，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公民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实际政策上，他又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继任教皇不久，为了联合法国反对意大利，他针对法国天主教流行的反对共和国的观点提出，罗马天主教并不只追求一种政体形式，而是可以接受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或民主政体三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希望法国的天主教徒为了教会的最高利益——夺回教皇国，接受撒旦的共和国为“既成事实”，与之妥协。

在对待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问题上，他提出“只要是公义的事业”，《人权法案》中的自由是“可以宽容的”，因为教会不必谴责那些“为了获取某些大的善，阻止某些大的恶”的异端派别的统治者。但是当美国天主教自由派领袖大主教吉本斯和艾兰德明确表示从根本上赞成民主制度时，他立刻予以谴责。因为他认为罗马天主教徒只可以接受政治民主的外在形式，而不可以接受其思想。

利奥十三世指示为了天主教的利益，要非常机智灵活的处理问题。他本人外交手段灵活。尽量避免采用强硬手段和激烈措辞和世俗国家打交道。19世纪70年代，德国俾斯麦力图消除国内割据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文化斗争的措施，打击了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某些邦国的分离倾向，利奥十三宁愿同新教的德国和解，同威廉二世会见时，说往事已忘。

他鉴于科学日益发展，被迫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把神学和科学结合起来。他因此获得了中世纪经院哲学最后一个老托马斯主义者，又是新托马斯主义者的创始人。1891年发表著名的《劳工问题通谕》，攻击社会主义的“谬误”，鼓吹工人与资本家合作，谋求共同幸福。坚持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穷富之间的阶级差异是不可改变的，宣称政府应当实行仁慈的独裁专制。《新事》通谕提出，工业行会应当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作必要的限制和规定。它也维护工人和师傅的结社权利，称这是他们的“天然”的权利。在西欧和美国，许多人对梵蒂冈竟然能论述工人结社的权利和政府规范工业企业的权利感到惊奇。利奥的这一通谕在欧洲大陆对罗马天主教徒中的各类社会行动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也提倡社会“公义”，因而在教会内享有“工人教皇”的称号。

公教民主

1901 年利奥十三世发表通谕提出了他的“公教民主”的思想。他说“如果真有完美的民主形式这种东西的话，毫无疑问只有在教会里才能找到它”。他坚持，罗马天主教的所有政治事业必须由神职人员控制，这种由神职人员控制的“仁慈的专制政治”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公教民主”。它不可能是政治民主，也不排除服从合法的君主的精神。

按照罗马天主教君权神授的传统，政治权威只能来自上帝直接指定的人们，而不能由有责任感和政治首创性的个人选举产生。所谓自由民主是通过自由讨论和公民的选择决定的，是以宗教自由、良知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为前提的，它们都是罗马天主教以教权至上主义、宗教裁判和检查制度以及以教阶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的天然之敌。因此罗马天主教会不可能接受政治民主思想。

劳工问题通谕

1.社会党主张铲私产制，而行公产制，就是财产集为公共均分。

“为教这社会秩序 扰乱，社会党极为主张当将私产制根本推翻。所以就鼓动挑唆穷人对富人发生一种嫉恶仇视的心，而设法把一总的私有产变成一个公有的财产，由国家或市政厅主持，均分这公有的财产，他们妄想以为因着这由私产而改为公产的制度，无论利益或工作， 人民都会能得平均的分配，就能完全补救这现有的困难了。

2.这种解决方法实是扰乱社会的秩序，尤其为工人有大害处，因为他实是把工人使用一已工资的主权完全抢夺了去。“但他们这种方法，实无解释争斗的可能，且是为工人自己也有害处，尤其是相反公道，因为既把个人合理之私有产的主权夺去，又颠倒国家之任务，这实是完全扰乱社会的秩序呀。但是有一件很容易明瞭的事，就是几时一个工人用他的手艺去作工，他的最近目的是要以劳力换来的东西，变作自己本有的东西。因为他尽上自己的力气，用上自己的手艺，无能为力为做那有益于别人的工作，无非为挣那为度日糊口紧要的东西。为此他就从这工作得了一个真确完全的权利，因而不但能要求当得的工资，尤其能随自己愿欲去费用这个工资。但若这工人在经济上俭省自己的费用，因而能得到积蓄余剩，他又为妥当保存这积蓄，置买了一块田地，这块田地不是别的乃是他的工资变买的东西。为此块置买的田地，当归于工人的权下，一如以劳力得来的工价一般。但这个实为人人所明认公知的。这就所谓私产制的来源无，论动产或不动产都是这样，但社会党既主张把私产制推翻改公产制，这实是把工人使用自己工资的主权完全夺了去，而把工人起家立业改良一已地位的主权和希望抢了去，使工人陷到可怜困难的地步了。”

3.这个解决方法是不公道的。

(一)因为侵夺人本性的主权。

（1）论到人是有灵动物，故有自由主权。

“然若是人所用的那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明明与公道相抵触，那未这种方法是更为劣恶的。因为享有一已的私产，乃是人本性的利权。其实人类与禽兽的区别，就完全在这一点，因为禽兽不 能管束自己，却单受两种本能的支配，一是保守他们动作的能力，并使其精力得有相当的发展，二是照本来的预定性，发动每一个个的性能。前者为保存生命的本能，后者为保存种类的本能。为达到这两个目的，仅用那在他们监近眼前的东西就够了，实在他们并不有什么高远的进步，因为他们的动作是单由于觉官，和能力动觉官的每种东西蠲动而成的。但人的本性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凡畜类所有的一总能力，所享的一总动物质的美善，人完全也都享有，而且一点并不缺少。为此畜类无论享受何种美善，只因它缺乏人性，就远远在人类以下，而当听人的命令，供人的使用。但在我们人类中所最高贵的，而使人成为人的，并使人和畜类有区别的，乃是明悟，就是理性。为此只因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原故，除了享用一总畜类所有的美善以外，还有一个永久不移的主权。因着主权人不单仅亭用一切的事物，尤其能把所用的积蓄存留着呢。”

（2）论到人能预顾将来，所以当有自主权。

“若在人性上仔细深思一下，这理却愈觉显明。因为人因着理性的智力，能知晓无数的事物，不单明白现在的事物，且也联想到将来的事物。尤其人既然是自己一切行为的主人翁，所以除当在永远的法律之下，并随天主照顾亭毒之外，还能自己以相当的策谋方法照顾并管束自己。为这个缘故，对于一切自己度生活适用的东西，不但为现在而且为将来，都有定断和选择的主权。从此可以推想，人不但为从地中所生产的利息，人可以照顾预备为自己将来生活紧的东西，因为为生生怕需要的东西，常是循环不住的，今天才心满意足，明天即有新的需要发生。为此本性该当给一个永不变的事务，从这事物可能常常得着需要的帮助。但是除了那生产不穷的土地以外，却没有别的东西能供给人这长久的助力的。”

（3）答复反对者的疑难。

“委托国家主持一切私产的理论，实无存在的可能，因为是先有人类，后有国家。但人既在国家以先，那未就物性说，人即当在国家成立前就有照顾保养自己的权能。不错，天主把大地给了一总的人享用，但这个并没有一点同私产制相抵触的地方。因为把大地给一总的人享用。并不是说愿意一总的人对这大地，真有一个公共混杂的主权，到底因为既然没明明指定那一分当归于那一个人有，这正是私产的主权，留给人民随意自行定断。况且这在地虽分作了许多私产，到底仍不断的养活一总的人，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靠着这大地度生活的。大凡没有私产土地的，即用工作来交换，这样就可以确实的定断说，人人度日生活的公共方式，就是劳力工作，或是耕种自己田地，或是运用自己的手艺，这手艺的代价不是别的，这是交换地里所产出的果谷呀。”

（4）论到人耕种田地，所以当有自由权。

“另有一个证理，就是私产制度完全与本性相合。因为养活与成全世界生命的一切东西，都是从地里生长的，但若没有人去料理耕种这田地，他就不能给你生长。那未既然为办理或预备本性的食用东西，必须要费人的脑筋合力气，这样那本性物质的东西，因人的料理而成熟的那一分，自然是当归于人的自己的了。因在这种东西上好似那料理的人留下了一个特殊的记号，为此这个人完全理当拿这种东西如同自己本有的一样，不论谁都不能侵夺这人在这种东西上有的主权。但既在这么显明的证理，实在使人看着奇怪的。就是一般提倡宣传陈腐谬说的人的自相矛盾。因为他们既承认私人能享用地里所产出的各种果实，同时他们却又完全否认私人对于所耕种的田地 ，或建造的地皮，有私有主权。但他们并没理会到他们这种否认，正是劫骗那劳动者的工作的效果呀。因为人亲手去开辟耕种的男子汉，完全变换了他先前的性质，就如荒野变成了肥地，瘠土变成了良田。然这些改良了的良好性，却完全变化成 这块田地固有的了。那未这些良好性也总不能与这田地再相分离的。但假使有别的一个人来，占据或享用这块他人劳动出汗所耕种的田地，岂不是大大相反公道吗。因为从劳动所得的利益，该当归于劳力工作的人，这就如同效果当归于原因一样。”

（5）再论诸众人的公意，并国家的法律暨天主禁命。

“少数反对者所主张的意见，固不是介意，但如今却当以众人的公意来作证。若在本性上仔细审量一下，在这性律上却寻得一个分享利益及私产制的基础。这种私产制完全与人性相合，且这种事实已经民历代所沿成了的。国家的法律因为是从性律推演出来的，所以才公道合法而有效力，但国家的法律却认为定并以实力来拥护保存我们所论的那私产的主权。天主的诚命也有同样的谕定，或严格的禁止贪取别人的东西，“你不要恋爱别人的妻子，或贪图别人的房屋，土地，仆婢，牛驴，置一总别人所有的东西。”

（二）因为侵夺家主养育子女的主权。

“若将个人的主权，与在家庭中个人义务的秘切关系，观察一下，就更显出这个主权的强大来了。人能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地位；这既是没有半点疑惑的。所以人人都以随各人所愿意的。或是随耶酥基利斯督的教训守贞，或是结行婚配。这婚姻权是本性的。原初的，没有一个立法权会能限制或取消他的。因为婚姻的特殊原因，系天主在起初谕定的：“你们繁殖传生罢。”为此家庭虽是小社会，到底可是个真的社会，而且他成立在一总的国家以前，所以为他也必定要先有一种主权与职务的。这种主权和职务却不受任何国家的支配。为此我们所已经证明的私产主权，乃是每一个个人本性所当有的。因而那家庭的主人翁同样也当有这个主权。尤其是家庭的人数越众多，而家主的权利也越强大，因神圣不可侵犯的性律特予家主养育儿女的职务。如是家主因这本性之感动而欲自己的子女继承已业，救济而保存护之。但若要办到这一步，除非是有能产生利息的东西，以作儿女们的继承产业，别的法子是办不到的。再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家庭如同国家，实堪称为真的社会。这社会是由父权统治的。为这个原故，家庭在他得的目的范围以内，对于抉择或运用一切为保存自己的生命，或为保全自己合理的自由所需要的东西，至少同国家当有一样的权利。我们何以说家庭至少当同国家有一样的权利呢。因为家庭或按理论；或照历史，是完全在国家以先的。那未，对于一切本性的职务和主权，也更必是在国爱以前即享有的呀。这样如果一个国民或是他的家庭按公产制而变成国家之小分子，将见不但得不着助力，而反寻着了损害，不但得不到保护，而返遇见了侵灭自己的主权者。哎这国家公产的生活不但不令人希望，而实着人厌恶而逃避呀。为此那主张国家能自由主持家庭内的事务的学或事物上，遇着了特殊的 困难，以至于无论如何自己不能解脱这种困难，此时国家却理当出来授助救济他，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是国家的肢体。同样若在某家庭的儿女间，彼此起了关于利权限厉害争端，这时候国家当会能来干涉，以保护每人本有之主权。但国家这种办法并不是侵夺国民的主权，却是单为巩固保障民当得之权务呀。但国家的干涉仅当达到这个界限为止，若再往外施行，那却为本性所不能容许的了。为此国家实不能攘夺，或取消家庭父权，因为这父权和人的生命是从一个据源来的。“儿子乃是父亲的遗物，”这就如同常说，儿子是父亲的传后继统者。或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儿子生来不是为他们自己，却是为他家庭的公益，因而能得成为国家的一分子”，就成为这个原故，儿子既是父亲本性能遗物，在开明悟以前，完全当生活在父母的照顾之下，为此社会党主张将父母的职权推倒，而以国家代之，实是相反本性的公理，而拆散家庭的社会呀。”

4.这个方法实是颠倒社会的秩序，而大开了嫉怨与懒惰的门径。

“这个方法除了不公道以外，还有更显明的缺点，就是颠倒并扰乱社会的一总的秩序，而为国民将有一种严厉可憎恶的奴隶负荷。这实为人民开了一条彼此嫉妒，彼此不和睦，以及毁谤怨的路径。并且消除人的脑力，阻止工艺的竞进，杜绝财富的泉源。这种梦想的公产制度，没有别的好处，不过着一总的人为卑陋愚蠢，而同落到一个苦患的境地罢了。”

5.上篇的结论

“综以上述的种种理论，可以总结说，社会党主张，变私产制为公产的谬说，实当痛绝抛弃，因为他有害于那求帮助的工人与每一个人的本性主权相联系抵触，颠倒国家的职务，并扰乱社会的秩序和治安。为此现在为我们所当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能把工人从可怜的境地救出来。为办这个最先进的基础，就是拥护私产制，使他稳固不 动。那未我们随着就要讲述那该当趋向的步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