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Jesuits),
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Jesuits)亦称“耶稣连队”成员的统称。罗马
天主教国际性
修会。源自西班牙语Campania de Jesu,意为“耶稣军旅”。1534年,由西班牙人
依纳爵·罗耀拉创于巴黎蒙塞拉特隐修院。该会的宗旨是:教士灵性的增长和拯救世人。1540年,获教宗
保罗三世正式批准。1541年,罗耀拉当选为首任会长。总部设于
意大利罗马。
罗耀拉提倡耶稣会士成为“在行动中冥想”的人,应当在工作中、在整个世界中“找到”天主,因此神职是他们宗教生活的基本因素,耶稣会士应时刻准备投身于传教团。于此相应,耶稣会士的祈祷时间比较灵活,也抛开斋戒等苦行活动,以使他们的神职工作更具弹性。受戒者要发神圣誓愿效忠教皇。这使他们的传教任务受教宗裁定,使修会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和教皇紧密联系。
耶稣会士采取连队化组织结构,教阶分明,有总会长(general)实行集权控制,禁止成员担任教廷的高级职务。耶稣会士一向因其博学而受人尊敬,这与他们所受的严格训练分不开。成为一名耶稣会士首先要申请并通过基本素质考核而成为见习修士。两年见习修行期后进入待受神职者阶段,花3—5年研修文学和哲学,同时不断进行简单的宣誓,此后还要在特定的教廷职务上帮忙2—3年,通常是在中学任教。接着进入为期四年的神学研究阶段,结束时正式发“三绝”誓愿﹐最后才成为耶稣会最正式的成员,绝对效忠教会和服从总会长。
耶稣会其最高权力机构是耶稣会公会,隶属于
教宗,下分省会、协作区、独立的副省会等。耶稣会士须立“三绝”誓愿,绝对效忠教宗和服从总会长。1773年,教宗克雷芒十四曾解散该会。1814年,教宗庇护七世又予恢复。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
耶稣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
嘉靖年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
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于
嘉靖三十年(1551)抵广东海面上川岛,次年卒于该岛。三十九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万历四年(1576)澳门教区成立。崇祯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国的欧洲诸国耶稣会士,均由
里斯本出发,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是意大利人
利玛窦。(利玛窦墓碑北京阜成门外车公庄)他于万历十一年入居
肇庆。在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领导下,为耶稣会在华传教需要,他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主要内容包括: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科学;遵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一策略为后来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执行。他们结交的士大夫,如
沈一贯、
叶向高、徐光启、
邹元标、焦竑、沈德符、
李贽、
李之藻、
章潢、
方以智、
何乔远、
袁宏道、袁中道、
杨廷筠等均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要人物与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启、
李之藻、
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
万历三十二年,中国内地耶稣会从澳门教区独立出来。四十三年经总会长阿瓜维瓦批准,成为独立的副省会。至明末,历任中国耶稣会首领和副会长的有卡布拉尔、孟三德、
利玛窦、
龙华民、罗如望、
阳玛诺、傅泛济、
艾儒略。自1552年至1800年,在华外国耶稣会士约七百八十多名,中国耶稣会士约一百三十多名。来华耶稣会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
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瑞士籍的。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有教徒四万人,
康熙三十九年(1700)达三十万。
康熙六年有教堂一百五十九座,遍布于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河北等省及北京。
南明时的耶稣会士中,
毕方济与
弘光、
隆武、
永历三帝结交;瞿安德在永历朝掌管钦天事;卜弥格曾作为王太后使节出使罗马。在中国学者与文人帮助之下,耶稣会士翻译、撰写了许多种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以及语言学的著作,把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传播到中国。其影响显著者,数学有
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的《几何原本》;天文学有徐光启督领、耶稣会士邓玉函、
龙华民、罗雅各和
汤若望参加修撰的《
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地理学有利玛窦编著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和
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物理学有邓玉函口授、
王徵绘译的《奇器图说》;语言学有利玛窦《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和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对耶稣会士传播的基督教,明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徐光启等认为它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南京
礼部尚书沈漼等人则认为它“诳诱愚民”,“志将移国”。因而导致明末思想界护教与反教的论争。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成就、影响和作用等,相继发表过一些著述和评介。一般认为,明清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
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活动中,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对丰富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中西学者的眼界,对明末清初思想、学风的变革,都有一定贡献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向中国引入了近代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