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1830年1月21日－1902年10月6日），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清朝后期军政重臣，后期湘军的统帅。

刘坤一是湖南新宁人，生于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年），为廪生出身。他八岁启蒙，跟随年长于自己的族侄刘长佑“习举子业”。经过苦读，他考中秀才，并成了廪生。然而刘坤一在此后的乡试中屡屡受挫。无奈之下到江忠源的家塾中当教师。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席卷清朝南方。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西上湖北，攻克武汉，南下江西，围困南昌，使曾国藩指挥的湘军疲于奔命。这时，刘坤一加入刘长佑统率的楚勇，出境攻打太平军，随军攻克茶陵、郴州、桂阳、宜章等地。刘坤一以勇猛顽强、奋不畏死获得嘉奖，叙功升为教谕。

刘坤一虽为刘长佑族叔，却年纪更小，从军后颇受其提挈，故师事刘长佑。咸丰六年（1856年）初，太平军再次向江西发展，席卷临江、袁州，抚州，建昌等府州县，湘军被围困，湖南巡抚骆秉章派刘长佑率师援救江西，刘坤一自领一营随他出征。刘长佑克复萍乡后，令刘坤一进取芦溪、宣风镇，接连获胜，直逼袁州（今江西宜春），招降太平军将领李能通等。经内应何益发开门相应，刘坤一得以顺利收复袁州。战后被保以知县，经累次擢升，官拜直隶州知州，获赐花翎。

咸丰七年（1857年），刘坤一率军攻克临江，被擢升为临江知府，赏加道员衔。咸丰八年（1858年），刘长佑因病暂时引退，将所部交刘坤一统领。刘坤一同道员萧启江渡赣江，规划收复抚州之策，先克崇仁。萧启江在上顿渡被太平军围困，刘坤一领兵救援，大败太平军，乘势收取抚州，连克建昌，以道员“归部即选”。

咸丰九年（1859年），此前由江西转战闽、浙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回攻湖南。刘坤一自江西跟踪太平军作战，解除永州、新宁之围，再加盐运使衔。当太平军往广西方向转移时，刘坤一跟随刘长佑追击，收复柳州。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十二日，刘长佑被升为广西巡抚，令刘坤一驻柳州，继续围剿太平军及天地会起义群众。事后加布政使衔。

随后，刘坤一和蒋益澧进攻浔州府（今广西桂平），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破城，扑灭“大成国”，“以按察使记名”。当石达开挺进川、楚一带时，刘坤一率军扼守融县，伏击太平军，使其逃入贵州。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十八日，刘坤一以功授广东按察使。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二十四日，赴广州就职。闰八月二十三日，被调为广西布政使。此时，刘长佑赴两广总督任，命刘坤一接掌其部，赴浔州进剿“盗匪”。当时“大成国”的余众继续活动，黄鼎凤、范亚音、姚新昌、吴亚忠等农民武装占据贵县、横州、永淳等山寨，其中以黄鼎凤的实力为最大，清廷屡次商议剿抚之计，都不能将其降服。同治二年（1863年），刘坤一在登龙桥击败黄鼎凤，于是进驻此地。黄鼎凤的老巢平天寨，背靠山险，四周环绕重栅，又以巨炮防卫，另有一处覃墟，与平天寨相距十余里，彼此间互为犄角。刘坤一探知敌情后，假装招抚，撤军回贵县，暗中派兵夜袭覃墟，得手后包围平天寨，成功收复横州。黄鼎凤至此军势日衰，至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被俘杀。浔州之乱平定后，刘坤一被清廷赐号为“硕勇巴图鲁（“巴图鲁”为满语中“英雄”“勇士”一词音译）”。

同治四年（1865年）刘坤一进剿思恩、南宁土匪，克复永淳。八月十八日，他在南昌就任江西巡抚。这时，天京已经失陷，大批太平军散处各省继续斗争，其中康王汪海洋领导的一支，辗转到达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清廷把这数万人仍视为心腹之患，调动闽，粤、赣三省清军，在闽浙总督左宗棠节制下，进一步加以围攻。刘坤一刚到南昌，即奉命奔赴前线督师。先是，湘军记名提督娄云庆、记名臬司席宝田已统军自赣入粤，并分军在江西定南厅布防。汪海洋等由平远转战兴宁，长宁（今江西寻乌）部分太平军进逼江西龙南、定南一线，欲乘隙重返江西。九月八日，刘坤一离南昌，二十一日到赣州坐镇，以确保南安、赣州、吉安、临江，袁州、瑞州等府州县。太平军对江西的袭击不得手，又折回广东，转战于和平、连平一带，将连平攻下，“筑垒聚粮，似为负固之计”。而两军争夺的焦点仍集中于江西龙南、广东和平。后汪海洋由龙川、兴宁迂回经平远、镇平，进扰福建邵武，拟打开北进的通道。由于清军防守严密，复折回嘉应州，于十月二十一日占领州城。刘坤一凭着多年对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判断此时太平军在战略上困守一城、已经陷入被动，于是提出“宜急速之于嘉应城中，使之坐围，庶可制其死命，则合围未可稍缓也”。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嘉应州太平军开始突围，遭清军围攻，最终被歼灭。刘坤一以功加头品顶戴。

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刘坤—派席宝田率部镇压牵涉闽赣的“斋军”起事，并派兵搜山、遍立保甲，以平息反抗。九月十八日，又发生铅山县茅排地方造纸和挖煤手工业工人的暴动。十月，又有会党号召群众袭扰义宁州城。同治六年（1867年），奉新县群众“抢劫书院、店铺”。同治七年（1868年），东乡县爆发了农民抗粮起义。同治九年（1870年）三月，新昌县手工造纸厂工人因业户扣发工资，举行罢工。这些反抗活动，最终都被刘坤一平息。

江西境内安定后，刘坤一“修养生息，澄清更道，一时禽然称颂”，处理教案、抚慰民心、管理财政都得心应手。他不再劳役军民，转而进行整顿丁漕的工作，但却因此得罪了绅户。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都御史、南昌新建人胡家玉上疏弹劾刘坤一，刘坤一也奏称胡家玉积欠漕粮，并多次干预地方政务。同治帝下诏同时斥责二人，其中刘坤一因未事先上奏实情，被“降三级调用”。朝廷加恩后，改为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不久后又被恢复官衔，并奉命署任两江总督。

在江西任内，刘坤一作风保守，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抄袭西方技术不如“自力更生”，对于当时正兴起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则表现出低调的态度。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建议清政府修建铁路和电线时，他持反对意见，并在之后长期对铁路、电线问题避而不谈，态度冷淡。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被恢复官衔的刘坤一奉命署理两江总督。十二月十二日，兼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通商大臣）。次年二月六日，抵南京任。八月二日，又奉命调补两广总督。十二月二十一日（1876年1月28日），赴两广总督之任。

在署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任内期间整顿治安，刘坤一主力清剿哥老会及海盗；又在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不良而禁赌；在任两江总督时沿袭他在任江西巡抚的整顿财政政策，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地方乡勇数裁减四分之一，又减免捐助陕西的军饷、并查办招商局贪污。

从这时期开始，由于因为官职调升的关系，刘坤一开始接触及认识西方事务，并对洋务作有限度支持。他十分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支持江南制造局造舰及提议各兵工厂生产专门化，但又反对采煤及发展铁路，其中反对发展铁路的原因是担心铁路会令挑夫和大运河的船家失业。实际上，他对洋务新政未具信心，往往言不由衷，对朝廷切责推行的洋务新政举措大都流于塞责，正如他自己所坦言：“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而已。”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边务问题，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刘坤一拥护左宗棠出关收复新疆的主张，他给左宗棠写信说：若放弃新疆，“我弃人取，中国十八省将悉为大、小科斯，不独关陇无安枕之日”，“天下正气，系公（左宗棠）一人，伏望为国为民，节劳自爱”，“凡老成亦莫不以缓西北而急东南为非策，此其最大者耳”。

两广曾是刘坤一的旧治，随着法国侵略越南的加紧，两广边防亦日益吃重。但广东的吏治、营伍、盐政等都十分败坏，亟待整顿。于是他采取措施：添雇轮船，严缉私盐，官收余盐，发商领运；严禁赌风，统一鸦片厘金。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曾兼管粤海关监督。

光绪三年（1877年），广东全省大水成灾，晚稻歉收，饥民流离失所，暴动时有所闻。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二十日夜，群众二百多人在欧就起的领导下，一举攻占佛冈厅城，引起极大震动。刘坤一派总兵郑绍忠、副将邓安邦督带兵勇分途围剿。十二月，海南岛儋州、临高县客民暴动，总兵郑绍忠、雷琼道王澍率军围剿，于次年四月将暴动镇压。同年十一月十五日（12月27日），刘坤一继沈葆桢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不久，中俄两国因伊犁问题日趋紧张。俄国政府在两国边境和海域部署军队，对清政府拒绝批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和惩办擅自签约的完颜崇厚施以恫吓，一时战争之说甚嚣尘上，清廷一再督促作为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的刘坤一、李鸿章加强辖区防务。刘坤一在海防筹议中，他认为：东三省缺乏久经战阵的宿将与劲旅，应该未雨绸缪，紧急安排。西北既已戒严，东南不能再生波折。应该早日了结日本、琉球之事（参见词条琉球主权），防止俄日联合。同时，刘坤一建议联结与俄国“猜忌日深”的英、德等国，以作为对抗俄国的后盾。同时主张“暂缓崇（厚）狱，而令英居问，以舒目前”，以避免英法干涉、俄国入侵。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清廷宣布对崇厚暂免斩监候，仍行监禁。刘坤一的上述主张，遭到了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派的抨击。最后，清廷终以妥协政策赦免崇厚，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使俄重开谈判，争回部分利权。

光绪七年（1881年）六月初十日，张之洞在《慎重疆案片》中揭发刘坤一“嗜好素深，又耽逸乐，比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认为他不能胜任现职。七月二十八日，清廷召刘坤一晋京述职，九月六日免去其两江总督职务，由左宗棠继任。从此，刘坤一赋闲家居十年之久。为此，刘坤一大为不满，说清流派是“鸾枭同群，兰艾并植”。

光绪九年（1883年），法越战争再起，有波及西南诸省的危险。刘坤一上疏建言，其建议多被朝廷采纳。

在刘坤一赋闲家居的时期，清朝危机四伏、内外交困，不得不起用湘，淮两系重要首领以支撑危局。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二十一日再次任命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并帮办海军事务，发展南洋海军。

重任两江总督以后，刘坤一代表着湘系势力，声望日渐煊赫，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势力遥遥相抗。在为政上，他表现出了开明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整顿军务、吏治，奖励士风；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洋务新政。任期内积极经办修铁路、开矿、发展农工商等洋务项目，并提倡西学，改革教育，这一切使之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

当时长江流域屡次爆发群众性反教会斗争，刘坤一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动辄对出事地方官吏摘顶记过；对教会一些凭藉特权、横行不法的行为，反而美化为“好行其善”，以赔款道歉换得暂时的苟安。

主词条：中日甲午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万寿”，赐刘坤一双眼花翎。同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开战。8月7日，刘坤一兼署江宁将军。26日，他在《续办江海防务折》中报告了镇江、江宁一带昼夜戒备的筹防情形，为防日军“窜入南洋，以图分忧”，特“将一应战守事宜妥为布置”。10月之后，日军在辽东、辽南攻陷许多城池，经主战派翁同龢等力荐，清廷召刘坤一进京，于年底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并派湖南巡抚吴大瀓、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

年迈的刘坤一接受命令，一度表示“惟有殚竭血诚，于一切防剿机宜，仰秉睿谟，悉心筹划……亟图补救，迅扫狂氛”。但朝廷并未能够如传闻所言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缺少直督和北洋大权，无法调动地方。他认识到前线军队系统庞杂，矛盾重重，再加上此次出征的湘军多系临时杂凑而成，缺乏武器，训练不足，各头目也未必完全听从刘坤一调遣。故而刘坤一牢骚满腹，不愿出战。直到十二月十九日，吴大瀓统带所部及魏光焘等湘楚各军拔队出关之后，朝廷再次催促他担负关内外防守和作战的责任。在清廷三令五申之下，刘坤一只得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十三日从天津动身，乘火车到山海关。在赴山海关前，对帝后矛盾有一定认识的刘坤一曾对帝师翁同龢说：“您居中调和的责任，比我所任的军事更为重要。”

刘坤一抵达山海关后，”抽调各营，分派帮办，并陈事宜八条”，提出关内以守为主，关外以攻为上，先将日军逐出东北，再助朝鲜驱逐日军的作战方针。当时清军在海城、营口、牛庄、田庄台一带集结7、8万人，而日军在海城、盖平不过2万人。但关内外清军派系复杂，各将领素不相习，刘坤一无力控制辽东前线战事。2月底以前清军曾四攻海城，均遭败北，并于3月间先后失去鞍山、牛庄（今辽宁海城西北）、营口、田庄台（今辽宁营口西北）等地。清军的节节败退，使刘坤一重整军队，以图反攻的设想化为乌有。不到10天时间，清军6、7万人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宋庆、吴大瀓溃而西走，从双台子退至石山站。辽东战场全线瓦解。此时新招募的陆军难堪一战，日本方面趁胜胁迫清廷议和。朝廷向刘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询问和战之策。

4月，刘坤一得知和议将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他说：“既经赔款，又须割地，且割完富未扰之地，无此办法。辽、台并失，南北皆危，并恐各国从此生心，后患不堪设想。如畏倭攻京城，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则关、津、畿辅均宿重兵，讵不可一战？”30日，刘坤一再寄督办军务处，认为“宜战不宜和”。他分析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的形势，指出“在我止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寇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之计。……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他表示“坤一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5月2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5日刘坤一再奏，说明日本“若得辽、台，如附两翼，中国必有噬脐之祸。辽、台与倭该国联成一气，日益强盛，将来即求援西洋各大国，亦无能制其死命。是此和议一成，惟任倭为所欲为，贻患无穷，何堪设想”。刘坤一对清廷将台湾拱手相让，很不甘心。29日致函台湾巡抚唐景崧，鼓励他设法保住台湾，并表示“愿振臂一呼，远为同声之应……但属力所能至，无不尽力勉为”；又派幕僚易顺鼎“持函渡台”，转达支持之意。他还同张之洞就援台饷械一事进行磋商，表示愿从物质上援助刘永福在台抗战，只是由于清廷从中作梗，无法兑现。

主词条：己亥建储、东南互保

马关和约达成后，刘坤一回任两江，接练海军。

刘坤一素来多病，号称“卧治江南”，于军政事务以持大体为主。言官进言朝廷，提到刘坤一治理两江，深受身边亲随的影响，光绪帝于是下诏告诫他不可偏信，要“振刷精神，以任艰钜”。刘坤一则多次称病请退，均未获朝廷允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刘坤一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亲历行间的刘坤一，无论是思想、情感都受到了重大创伤，也猛然惊悟。经过一番痛定思痛和对时局的省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唯有改玄易辙，变法自图。在此时期，他对洋务的态度比之前更为积极，向清廷先后上了《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尊议廷臣条陈时务折》等条陈，并推动江南制造局自行练钢、提议在湖南开采煤矿及自行兴办铁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倡议包括军队、经济及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又予主张变法的强学会以支持，捐助五千两白银。在他看来，今日中国要想起“贫弱而致富强”，便须“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而“急宜见诸施行者，以铁路、矿务为最紧要”。至此，“学习西法，富国强兵”在其思想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他的洋务思想也趋于成熟。更由于其政治地位的日益尊荣，他的洋务思想对晚清政府的影响也日见扩大。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公车上书”后，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兴起，维新派企图拉拢手握一方军政大权、政治上又倾向帝党的刘坤一，但刘坤一对帝后的忠心并无二致。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他去山海关前觐见慈禧太后时，慈禧谈及谏官安维峻的奏稿，说安维峻离间她母子。刘坤一好言劝慰，并提醒慈禧注意内庭的宦官。慈禧格外宠待刘坤一，赏赐御书的福、寿字、松寿字各一幅，谈话时间接近一个半时辰，并在銮仪殿赏饭，对刘坤一嘘寒问暖，大加赞许。刘坤一为之感激涕零。不过，在帝后党争中，他更加亲近帝党领袖翁同龢，并对后党的一意求和妥协以及帝党未握实权的境况甚为担优。待他回到江南主政后，与翁同龢书信往来频繁，翁同龢的门生故旧以及倾向于帝党的江南绅商大都与刘坤一关系甚密，使江南各省成为帝党最为活跃的地区。但在百日维新的过程中，刘坤一对维新派的“平等”“民权”等主张不感兴趣，于光绪帝接二连三的变法诏令，也只是“可行行之”，“可办办之”的消极态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重新掌权，光绪帝被囚。此时，刘坤一却连呈了多道后党不愿闻而帝党又不敢言的奏折，一面汇报江南变法的情形，一面请求继续变法。而慈禧太后等认为光绪帝威胁过大，图谋将其废黜，改立大阿哥溥儁，还出现后党将以治病为由毒害光绪帝的说法。帝党和维新派朝不保夕，朝廷上下噤不敢声。当此事机危迫之际，刘坤一愤怒不已，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入京面见慈禧陈奏的临行前，发出《奏国事乞退疏》之急电，再次警告慈禧“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并指出现今谣言四起，“人情危惧”，应该防止列强借机干涉。次年（1900年）二月，刘坤一抵京，针对建储事面奏慈禧，希望“两宫（帝后）慈孝相孚”。退出之后，他又告诫慈禧倚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荣禄擅行废立“将启各国干预之渐，万不可行文”，荣禄听从，也密谏慈禧。加之这时社会上形成了相当声势的营救光绪帝的运动，英、法等国也派人进宫“问疾”，并在报纸上大造奥论，干涉慈禧废立之谋。最终后党废黜和暗害光绪帝的计划终未能实现。事后刘坤一还被加授为太子少保。

此后，刘坤一在督抚中的地位颇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他和张之洞都是长江流域的实力派，清廷和在这一带有利害关系的各国都另眼看待他们。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值光绪帝“万寿”，加恩授刘坤一为太子太保。同年，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五月十九日，刘坤一即电总理衙门奏请“定计主剿，先剿后抚”。随后，又致电张之洞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屡电奏请速剿匪，闻仍主抚，并禁洋兵进京”，“一国且不敌，况各国乎？”等到八国联军出兵攻天津时，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华仑即受命就保护长江流域英国的利益同刘坤一、张之洞二督进行接触。五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开始攻击大沽炮台，刘坤一把上海道余联沅和英国领事秘密接触通报张之洞。二十五日，清廷发布对外宣战上谕，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南方督抚均视为“矫诏”，拒不遵行，并加派军队保护教堂等。刘坤一、张之洞通过盛宣怀从中牵线，经余联沅代表刘坤一，道员沈瑜庆、陶森甲代表张之洞，于三十日与上海各国领事订立《中外互保章程》。章程内容主要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租界以外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护各地教堂及商民，教士等。这一被称为“东南互保”的事件，客观上使东南各省免受祸乱。

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两宫西逃陕西时，有人提议迁都西安，遭到以刘坤一为首的各省督抚的反对，他们力请两宫及早回銮。待到慈禧回銮前，上谕特别表彰刘坤一等“共保东南疆土”的功绩。

主词条：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初十，清廷颁布新政上谕，着枢臣督抚各奏己见。上谕刚一颁布，刘坤一就致电张之洞，希望张先拟一份大纲，提出大体一致的改革建议，以便各省参考。张之洞回电刘坤一并致电东南、西南督抚，主张联衔。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初三日，清廷宣布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的执行机构。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将一切因革事宜，悉心评议，次第奏闻”，承担起督办新政的重任。此后数年间，清政府在“新政”的名义下，陆续实行了一些目的在于稳定和加强清朝统治的改革。

当时王公大臣、地方督抚等均有条陈上奏。而袁世凯探得消息，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朝廷不愿督抚联衔会奏，似以单衔入奏为好。刘坤一致电张之洞，认为他省可以单衔入奏，但江、鄂必须联衔会奏。这一提议得到了张之洞的同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又与张之洞联名会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由《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与《请筹巨款举行要政片》“三折一片”组成），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此后数年内，清政府的“新政”，大抵以二人的奏折为蓝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两宫回銮后，重新加授刘坤一为太子太保。同年九月初六（1902年）辰刻，刘坤一在两江总督任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清廷优诏赐恤，追封他为一等男爵，赠官太傅，赏银三千两治丧，赐祭一坛，并派江宁将军额勒春前往致祭；又赐谥号“忠诚”，允许他入祀贤良祠，在江宁省城、湖南原籍及立功的相关省份另建专祠祭祀；他的生平事迹，则交由史馆存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四日，经江西巡抚瑞良奏请，清廷以刘坤一、曾国荃“保卫江西，功绩昭著”为由，为二人在江西省城建立专祠，列入祀典。

改革盐政

刘坤一总督两江之初，枭私、邻私日炽，派捐、加价严重，淮盐衰落。面对错综的局面，他从可行的方案出发，咨商川督、鄂督，实行减川配淮，力图实现淮盐入楚；疏销裁捐，反对盲目增引、加价，休养盐商，提高淮盐品质；缉捕枭私、邻私，剿抚并用，查禁私盐。刘坤一的一系列盐政改革措施，虽然不能解决淮盐疲敝的根本问题，但仍为淮盐的行销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东南互保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瓜尔佳·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与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

三折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坤一与张之洞联衔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请求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江鄂会奏变法三折”纵论古今，参比东西，分析时政弊端，指明改革方向，设计变法蓝图，规划施行次第，可以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预备立宪之前的改革事项，都不出其范围。朝廷对江鄂会奏十分看重，视为新政纲领，这是因为庚子之后，刘坤一、张之洞已是朝廷倚靠的重臣，权重言威，中外仰赖，一如参与起草奏稿的沈曾植所言：“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南针。江鄂之言不必尽行，而江鄂奏入之后，大局未必不从兹而定。”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占朝鲜后又进犯中国东北。由于前期中国参战部队多为淮军班底而屡遭失败，清政府决定派遣湘军出关对日作战，并命刘坤一任钦差大臣，指挥六万湘军出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17日，清军四次企图收复海城，皆失利，2月28日，日军发起反攻，从海城多路追击，3月4日，日军在牛庄重创湘军主力，7日占领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湘军就此在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此前，北洋舰队已在威海卫之战全军覆没。海陆两线的全面失败，使清政府趋向和谈。此时，刘坤一提出了对日应采取战略上持久的方针。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上，他指出：

应当说，刘坤一提出的持久战方针是有一定可行性的，日军兵力不足，劳师远征，战线拉长，只要中国采取战略上持久的方针，坚定抗日决心，发动民众抗战，不断在战斗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那么局势或许会发生变化。况且当时日本当局也清醒地认识到以现有的武力是无法达到消灭中国的目的。总的来说，刘坤一的持久战思想虽无法实践，但在近代历史上有较大的影响力。

刘坤一在江西巡抚、署两江总督任内，与当时的大部分官吏一样，顽固地排斥新事物，坚决反对与西方国家往来。但在任两广总督，特别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复出后，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其外交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刘坤一认为中外通商己有多年，中国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较多，但其他方面则明显薄弱。刘坤一提出：“我于各国约章律令必须详加考究，不独遇事因应得有依据，日后编纂商律尤资考证 。”所以他致电外部，建议由外部组织各驻外使臣编译各国约章律令，详加考究。其次，刘坤一要求翻译各国历史，可知其世系沿革，强弱治乱之源，“不特周知外交，并可斟酌邦交”。

通过阅读新闻及与驻外使节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刘坤一时刻关注世界大势，了解各国情况。除了自己做到这一 点外，他还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提出由朝廷派王公大臣、宗室子弟、翰院各部各级京官到各国游历，或自备资斧出洋，并鼓励自筹经费出国留学。归国时统一考察，量才使用，并逐渐形成制度，明定章程：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以三年为限，“凡官阶资序才品可以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者必须曾经出洋游历一次，在三年或十年均可”，此类官职不得由未经出洋者担任。

刘坤一的外交主张主要有：

（一）坚持开放，反对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刘坤一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蜕变中，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已经不可能了，故而极力主张中西通好。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他也主张中外友好往来，希望待之以诚，以此归化洋人。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他对晚清洋务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的。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辞；可行即行，不宜迟误”，“有格碍者，无妨直告以所难，词尚和平，意须斩截。洋人性虽狡执，往往肯听吾言；纵使未必遽从，亦当持之坚忍，彼无非以兵事恐我，以总署压我，不为所动，彼亦其奈我何？待之以诚，哲之以理，有时机权之用则在操纵合宜；最忌躲闪游移，含糊了事，一以诿之朝延。”

（二）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注重维护国家主权。“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是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件的根本原则，他自己曾总结说：“承乏豫章、羊城，办理洋务，无非恪守旧章，绝无表现之处”。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宜，在“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基础上，特别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

（三）借夷制夷，合众夷之力以制夷。刘坤一借夷制夷、合众夷以制夷的外交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外交观念，也源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充分认识。在他看来，晚清中国国贫民穷，无力与西方各国对抗；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既有合作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而最现实的外交策略就是，运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操纵合宜，借夷制夷，才能使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所以他主张“不但邻国宜结，即使敌国可结亦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初，俄国借义和团运动兴盛、各国联军入侵之机，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名，派十多万军队兵分数路大举入侵东三省，至闰八月占领东北全境。清廷召刘坤一、李鸿章等商议此事。当时俄军占据东北已是既成事实，议和面临两项内容，一是与联军谈判，交涉赔款撤兵之事，一是与俄国谈判，交涉东北撤兵之事。刘坤一认为，俄国撤兵与联军撤兵本是一事，不能与俄国单独谈判交收东北事宜，更不能承认俄国占据东北后提出的各项要求。九月，盛京将军伊拉里·增祺擅自派代表与俄方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简称“增阿暂章”）。刘坤一闻讯后，致电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李鸿章，请废“增阿暂章”。十二月，俄外务大臣拉姆斯独夫向驻俄公使杨儒提出“东三省交地约稿”，引起各国强烈不满。刘坤一与张之洞巧妙利用英、日、德、美对俄国侵占东北的不满，把俄约条款明告各国，激化英、日等国与俄国的矛盾，迫使俄国让步，否认向中国提出草约。

郭嵩焘：“去腊入都，敬闻荣督两江之命，以手加额，颂朝廷之明，贤者得位乘时，名业之流传方盛也。江南吏民相谓，以稳实精炼，度越前型。”

翁同龢评价刘坤一“朴纳有道气，迥非时流所能及”，还说“岘庄（刘坤一）谈时事，至于挥涕，吾侪独不能出亦言乎？此人具有深识远见”。

慈禧太后对刘坤一颇为赏识礼遇，曾称其操守为天下督抚第一。到刘坤一去世后，慈禧太后下懿旨称赞其“秉性公忠，才猷宏远。由诸生起家军旅，屡建功勋。荐历封圻，克勤厥职。嗣简授两江总督，兼充南洋大臣。十馀年来镇抚地方，军民爱戴。办理交涉，悉协机宜。前年近畿之乱，该督保障东南，匡扶大局，厥功尤著。老成硕望，实为国家柱石之臣”。

张之洞：“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

《申报》在对刘坤一之死的报道中说：“岘帅保障东南，积劳成疾，方冀请假调治，弗药可占，初不料木坏山颓，一旦骑箕遽去。嗟我氓庶，有不罢舂罢切，痛失此万里长城者耶！”

盛宣怀：“文忠之逝，甫易星霜，元老又骑箕，木坏山颓天下痛；庚子以还，同筹艰钜，手书犹在箧，苦心孤诣我公知。”

张謇：“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诸葛一生惟谨慎，咸同两朝，众贤而后，新宁有光。”

孙雄：“君臣遇合如尹文端（尹继善），干济优长如陶文毅（陶澍），智勇深沈如曾文正（曾国藩），规模阔大如左文襄（左宗棠），江南遗爱寿河山，保教绥民，歌诵合华夷若一，三十年树屏作翰，垂老尚瞻云入觐，长承北阙恩光，平生化雨亲沾，望见宫墙、丝竹壁中闻祖韵；守旧党则半流顽固，维新党则好事纷更，联英党则意在媚洋，联俄党则竞同卖国，朝政多门分水火，沈几观变，士民钦识量无双，七八国议约寻盟，临终尚飞电力争，永作南天保障，倏忽大星遽陨，惊摧梁栋，帆樯海上吊忠魂。”

蔡钧：“戊戌庚子后，内外各军国大政，盘错不动，惟公主之，时局赖贤才，痛南天风雨凄凉，忽失九重倚畀；潇湘衡岳间，中兴诸将相老臣，硕果仅存，而今已矣，门墙感遗泽，听东海波涛呜咽，如闻百万悲歌。”

爱新觉罗·绍昌：“应保半壁地，乃舀九原灵，功无愧乎。君子欤，君子也；可托六尺孤，合寄百里命，利其溥矣。如其仁，如其仁。”

欧阳辅之在《刘忠诚公遗集》后评价其为“东南半壁，擎天一柱”。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刘坤一起家军旅，谋国独见其大，晚年勋望，几轶同侪，房、杜谋断之功，不与褒、鄂并论矣。”

辜鸿铭：“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自由党的淮系集团群龙无首、一哄而散。但保守党的湘系却还有领袖，他就是已故两江总督刘坤一。实际上，此时初兴的康有为雅各宾党尚未形成气候，刘坤一不仅是保守党的湘系首领，名义上也成为整个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领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坤一在中国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他跟威灵顿公爵一样，并非学者，甚至不算文人，只是一个军人而已。……我说过，刘坤一不是学者，而是一位军人，———位粗犷的苏格兰高地老将，他终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风，说起话来调门极高，操着湖南方言。他缺乏知识修养，甚至还不如李鸿章斯文，但像威灵顿公爵一样，他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因功显达。久经沙场的磨练，使他对人对事富有实际的见识，有成熟的判断力。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一点，也与威灵顿公爵相同。说实话，刘坤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有气节或道德勇气（moral hardiness）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

薛学共：

范福潮：“就在北方陷入战乱之时，东南各省却保持了安定局面，南北形势，俨然判若两国。议和期间，朝廷在各国领事的一致要求下，惩治了一批祸首，同时也表彰了一批在保护东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官员，刘坤一居功臣之首。议和期间，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抵抗俄国侵占东北，反对与俄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夏，他又与张之洞联手起草变法奏折，五、六两月，连上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后，他又在赔款问题上与外国交涉，竭力减少损失，在督导中英商约谈判时，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直至病逝职所。”

刘坤一字岘庄，又位至督抚，故时人称之为“岘帅”。或称之为越石、新宁。死后谥号“忠诚”，后人称“刘忠诚公”。

刘坤一仕宦近五十年，其官显位高，一生经其手出入款项数千万计，然其并无田产积蓄，死时也不过是中产人家。较之曾氏兄弟“老饕”丑名闻天下，李鸿章、盛宣怀谋私图利声名狼藉，实有天渊之别。他把居官廉洁清静、重义轻利奉为教条：在粤督任内，掏私囊而济国急，卸海关篆时所余二十万金，未尝以分毫归己，又奏明捐赀十五万以作储养洋务人才之用，余下五万全部用以住赈、修堤及各项善养使用，有人斥责刘坤一是“骄廉”，他却一笑置之。刘坤一平日所余的俸禄，亦多用于善举，即使对兄弟子侄，也未曾为他们输钱捐官。

父亲：刘孔浚，字罕如，号云樵。新宁县学生，“乡举入都”，与曾国藩为友，在乡间以孝顺闻名。

儿子：刘纪能，被封为四品京堂。

左宗棠。刘、左二人同为塞防的代表，始终关系密切，刘坤一不但帮左宗棠筹集了巨额军费，还多次上书支持左宗棠的塞防主张。刘坤一的外交思想也深受左宗棠的影响。

郭嵩焘。刘坤一与郭嵩焘书信往来频繁 ，两人纵谈洋务事宜 ，刘坤一很赞同郭氏的洋务理论。郭嵩焘被保守派打击回乡后，刘坤一还上书力荐郭氏到总理衙门任职。

翁同龢。光绪初年刘坤一第二次任江督时二人结交，后在北京期间多次深谈，关系和睦。甲午战争时，翁同龢极力举荐刘坤一接替李鸿章主持军事。翁同龢被黜落后，刘坤一深为其感到不平。

瓜尔佳·荣禄。刘坤一与荣禄在光绪朝为盟友关系。

刘坤一的作品主要见《刘坤一遗集》，原名《刘忠诚公遗集》，又名《刘坤一集》。《遗集》分为奏疏37卷、电奏2卷，书犊17卷，电信3卷、公牍2卷、文集4卷，诗集附联语1卷。叙事起自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内容包括有关太平天国革命和天地会起义、对外交涉，练兵和海防、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东南互保”条约以及财政制度等。于日本吞并琉球、法国侵略越南、戊戌变法等亦有记叙。有中华书局1959版、2018年岳麓书社版。

此外，还有其余参与编撰（或领衔）的作品数种，现列出如下：

刘坤一擅写行书。其字结体端正，墨色润泽，行笔稳健，疏朗多姿，整体具有一种典雅工丽之美。刘声木《苌楚斋续笔》称其书迹学明人王守仁行书。有书法作品传世。

《清实录》咸丰、同治、光绪朝部分

《清史稿》卷413《刘坤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