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1835年6月6日－1902年3月6日），初名大淳（后避同治帝载淳讳而改），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愙斋、白云山樵、二田居士、白云病叟等，署颂轩。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安徽歙县。中国清朝后期官员、金石学家、书画家、古文字学家，民族英雄。

吴大澂是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清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一日（1835年6月6日）。为吴立纲次子，幼承庭训，复受教于外祖父韩崇，又成为经学家俞樾、陈奂的弟子。

吴大澂青年时代，“即慨然有经世之志”。同治元年（1852年），他入京师应京兆试，期间通过都察院上书言事，认为“致治之本，在兴俭举廉，不言理财而财自裕。若专务掊克，罔恤民艰，其国必敝”。在此前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先是为受太平天国东征苏常影响（时称“庚申之难”）的乡民“倡议捐米抚恤”，再是为同治四年（1855年）因江北清水潭决口而遭灾的难民，“邀集郡绅，创议劝捐，设厂留养”，以寒士之身份办理赈济，显示了他的济世才能。

同治七年（1868年），吴大澂考中戊辰科进士，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年（1871年），在散馆中名列第三，授翰林编修。期间曾参与直隶赈灾。同年，同治帝大婚，典礼繁缛，他疏请裁减工费，被认为“以一词臣，言人所不敢言”，其风采震动朝廷。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吴大澂被简放为陕甘学政。是时，同治帝想要修复圆明园，他认为时事艰难，上疏谏止。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陕西大旱，吴大澂奉旨襄办赈务，亲往灾区查勘。事毕后，他被左宗棠、李鸿章和曾国荃等重臣交章举荐。翌年（1878年）授河南河北道。

由于河南连年灾荒，饥民遍野，多以极低价格将耕地出卖，暂度目前，或远走他乡；后到年丰时，返归故里，虽欲赎回而不得，以至讼案累累，州县官吏多置之不理，致使贫民无地可种，失去生计。吴大澂到任后，亲自审理贫民赎地案件，帮助众多农民以原价赎回土地。河南省农民又苦于徭役，武陟县车马差费积弊尤深，他亲往调查并予以裁减，由原来的每亩摊派三百文改为每亩五十文，使当地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他在河南颇关怀民间疾苦，居官亦较为清廉。莅任之初，下级官吏献上例规，他却而不受。

光绪六年（1880年），清廷授吴大澂三品卿衔，命他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珲春等东陲边务。他抵省城（今吉林市）后，即与铭安建议，改原有八旗兵，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制，共建防军马步13营，5000人。次年防军增至9000人，后统称靖边军。防军一切营制均仿照湘淮各军，并参用直隶练军章程，兼用当地民勇等。在三姓、珲春各处兴筑炮台；为防御俄国从水上入侵，还创建图们江、松花江水师营。又于“起珲春迄三姓，旁达密山，相土为宜，募民开垦”。招垦范围广泛，且规定许多优惠政策。为给垦民、商旅和军队提供方便，光绪六年（1880年）底，修筑从宁古塔至吉林省城长达600里的大道及北、东线大道，建有百余座木桥，同时还增加许多驿站，加强了边疆的防务力量。随着土地开发，人口亦不断增加，出现了一些城镇。

吴大澂是文士出身，嗜好古文字研究和金石考据，但也热心时务。光绪七年（1881年），他奏请在吉林省城创设机器制造局，利用当地煤、铁、铅矿，制造枪支、火药和子弹，以武装防军。为办兵工厂，他奏请从津、沪等处机器局抽调通西学的人才来吉。以后，他还亲自验收工程。此时，吴大澂升任太仆寺卿。

在吉林，他除筹划屯垦、练兵及办厂外，还招抚了啸聚山林、盗开金矿的韩效忠等人，为清廷消除隐患，有利于边境的安宁。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吴大澂与朝中一批御史言官激烈主战，反对向法国妥协，成为“清流派”的一员。他提出援台（台湾）十策，又自请抽调所练防军至广西前线筹办边防。不久，清廷命他充任会办北洋事宜大臣，驻防乐亭、昌黎，以稳固京东门户。是时，吴大澂先由太仆寺卿迁太常寺卿，继而又晋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当年冬，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欲乘机挑衅，干涉朝鲜，清廷乃命吴大澂率兵乘轮船赴朝查办。日本驻朝使臣井上馨向朝鲜左议政金弘集逼索巨额兵费。吴大澂闻讯，率兵至议政院，当面指责金弘集，表示自己赴朝的使命。井上馨也为之气馁，不得不减索兵费而去。这一果敢行动帮助朝鲜抵制了日本的要胁。

光绪十一年（1885年），吴大澂奉命协助李鸿章与日本使臣商议朝鲜事务。在天津与日使谈判时，为抵制日本控制朝鲜的阴谋，他自拟条款，提出“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与日使伊藤博文所拟条款相对抗。无奈清廷当政者昧于时势，缺乏远见，没有采纳他的主张，反而屈从日本的压力，在《天津会议专条》上写明：“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专条的订立成为此后日本挑起侵朝、侵华战争预伏祸机。

光绪十一年（1885年）底，吴大澂奉诏同宁古塔副都统容山、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国使臣重勘东部边界。是时，俄国侵占珲春黑顶子地方中国领土已有多年，当地官吏从未过问。吴大澂在帮办吉林边防时，亲往珲春查勘，发现“土”字界牌有误，与中俄《北京条约》不符，黑顶子地方确在中国界内。乃与俄国边吏力争，并奏请朝廷速派人与俄使勘界，防止俄国进一步扩张。经吴大澂、依克唐阿再三辩驳，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10月12日正式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

光绪十二年（1886年），吴大澂任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在岩杵河同俄国代表进行勘界会谈。经吴大澂、依克唐阿再三辩驳，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10月12日正式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含补立“土”字牌，添立“啦”、“萨”、“玛”字界牌和一至十八记号；收回黑顶子；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等，从而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矗立在珲春市区的龙虎石刻及具清代建筑风格的五角碑亭，就是珲春人民为纪念吴大澂谈判胜利而建立的。石刻正面篆书阴刻“龙虎”二字，左下竖刻“吴大澂书”，字体流畅，气势磅礴。吴大澂于谈判期间曾多次书写“龙”、“虎”二字，抒发其“龙骧虎视”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光绪十三年（1887年），吴大澂调任广东巡抚，又同葡萄牙强占澳门和香山七村的侵略活动作斗争。

光绪十四年（1888年），惠州发生水灾，吴大澂前往赈济。适逢郑州黄河决堤，清廷令其署理河东河道总督，前往治河。吴大澂到任后，督率工役补筑堤防，工程克期完成，“支用省约余原估银六十余万。”又请设河图局，绘制三省黄河全图，以为今后治河之用。治河功成后，清廷实授他为河道总督，赏头品顶戴，加兵部尚书衔。

光绪帝亲政后，吴大澂疏请尊崇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的称号、礼节，触怒慈禧太后，遭到责斥。恰因其母病逝，吴大澂回籍守制，得以免祸。

光绪十八年（1892年），吴大澂被授为湖南巡抚。其时，湖南茶叶外销，因汉口英商压价，连年亏折。吴大澂上奏清廷，因湘省别无公款可以挪用，拟借外款在汉口设督销局，经营湘茶出口，包运包销，借以抵制洋商操纵。部议批驳，未实行；他抚湘期间，在省城创设课吏馆，用意在使候补官员“讲求居官理事，研习吏治刑名”，吏员每月交文章一篇，第其等差酌给奖资。但实行以后，月课流于形式，且多弊端，未能起到认真考核官吏作用。

光绪二十年（1894年），吴大澂继前任巡抚张煦等设南洲厅治之议，呈请清廷批准南洲厅建置设官等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将要爆发，朝廷尚在和战间摇摆。军机大臣翁同龢倾向主战，私下询问吴大澂的看法。吴大澂“浅于尝敌，未经战阵”，过于信任湘军宿将李光久、魏光焘、余虎恩辈”，于是自请督率湘军奔赴前线。战争爆发之后，吴大澂受命率部北上，驻山海关。战事初开，淮军在前线迎敌，连连溃败。日军渡鸭绿江，又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廷鉴于淮军屡败，乃起用湘军。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命作为湘军领袖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旋又以吴大澂和宋庆帮办东征军务，率兵援辽作战。

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初二（1895年1月27日），吴大澂率新老湘军出关，抵田庄台。当时清军三次反攻海城尽皆失利，吴大澂乃与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四川提督宋庆等合兵，以图再次反攻海城。清军兵力共百余营，多达六万余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心志不一，互不配合。吴大澂名为帮办，却无法指挥全军。诸将多“拥兵据要害，徘徊观望”，不肯出力决胜。归吴大澂节制的军队只有二十营，而他所率领出关的湘军将领又多系庸劣无能、贪生怕死之徒。被调遣时，“迟不赴命”。亲军统领刘树元临敌“诓怯不前”，炮队统领吴元恺闻战“相率而退”。此外，吴大澂本人虽有报国热忱，颇为自负，实则“轻脱喜谀，贪而无实”“言大而夸，不谙军旅”，缺乏作战经验，不到前线了解敌情，却幻想以大话吓退敌人。他把一切事务委诸其门生、户部主事晏安澜。晏安澜身为前敌营务处兼督办操事，却同样不通兵事。正在吴大澂等集中兵力反攻海城之际，日军攻占鞍山，继以“佯攻辽阳，实取牛庄”的声东击西战术，袭取防务空虚的牛庄。吴大澂急由田庄台奔石山站。其部将有人建议：“倭人得到牛庄，定然不守，应当直扑宋庆军，估计海城的倭人应该已经倾巢而出了。我军今夜乘虚回捣牛庄，一定得手。若能夺回牛庄，可以长驱直捣海城，纵然未必能克城，倭人也定将回师，可以缓解宋庆的危急，这是所谓的‘出不意，攻必救’啊。”吴大澂不听，丧失了有利的战机。但攻占牛庄之日军确已于当日大部开出，清军若能采取避实就虚反攻牛庄的策略，或能使形势稍加好转。吴大澂夜奔石山站，向刘坤一求援。刘坤一在山海关先是拥兵不动，此时仍拒绝发兵救援。宋庆率大队自营口往田庄台，日军又很快占领营口，两日后再陷田庄台。吴大澂率众退往锦州。

六日之内，清军连失三座重镇，一败涂地，关内为之震动。吴大澂惭愤不已，企图拔剑自裁，为部下所劝阻，于是自叹道：“我确实不能统军，应该自请朝廷严议。”二月二十一日（3月17日），清廷发出上谕，以吴大澂“身为统帅，徒托空言，疏于调度”，撤去其帮办军务职，令来京交部议处。不久后又将他革职留任，不久后被开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降旨将吴大澂革职，“永不叙用”。此后，他与弟弟吴大衡等创立义庄。又为生计所迫，曾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授徒自给，还变卖个人所藏字画、碑帖、古铜器以补日用。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1902年3月6日），吴大澂辞世，时年六十八岁。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郑州十堡黄河决口南泛，为害严重。先是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主持堵口，朝廷复派礼部尚书李鸿藻到工督修，1888年（光绪十四年）五月，口门埽占失事，功败垂成。李鹤年等均革职。七月，光绪帝再命吴大澂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接办堵口大工，于当年八月到任视事。他认为河工堵口收发料物弊端甚多，乃只身微服，混杂在送料民工中，背运秸料，进行私访。发现发料短缺，克扣工钱，吴大澂有意率众与管料官员争吵，该官员正拟将大澄推下鞭杖时，他的随从立即站出高呼：他是河帅，谁敢动手？这时吴大澂喝令对管料的官员予以杖责，并带枷在工地示众，以儆效尤。

吴大澂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措施得当。对在工的官吏，分工明确，严限完成。他誓言：如依限不能完成者斩，自己也将以身殉职。在工人员无不凛然，于是日夜赶堵，于当年（1888年）十二月合龙。该工程较拨发款银节约60余万两。吴大澂任河督时，对郑州、中牟、开封一带险工甚为重视。他说：中河厅头堡大王庙顶冲之石堤，……八堡之人字坝、托头坝（中牟境），下南厅七堡之顺二坝，十九堡之盖坝（开封境）均甚紧要，是防御省城之门户。他提倡用水泥砌筑砖石坝，加固工程，这是黄河上使用水泥修工程之始。

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他曾奏请用新法测绘黄河图，自河南省阌乡县（今灵宝境）金斗关到山东利津铁门关海口，测量河道长1021公里。次年图成，呈光绪帝浏览，命名《御览三省黄河全图》。

郑州十堡大工完成后，因河势南趋，行将塌至堤身。吴大澂审时度势，在荥泽八堡（今郑州李西河一带）老滩前，筑石坝一座，工竣立一石碑，碑文是：“老滩土坚，遇溜而日塌，塌之不已，堤亦渐圮，今我筑坝，保此老滩，滩不去则堤不单，守堤不如守滩。”阐明了他的固滩保堤的治河思想。

吴大澂热衷洋务关心时局，由帮办吉林防务步入军旅，成为书生戎马、文臣领兵的典型。

在练兵宗旨方面，吴大澂提出了以势御侮的建军构想，认为练兵的目的一是为了预防沙俄对东北边疆的侵犯，所以主张理性处理边务纠纷；二是为了加强东北边防长期维护边疆领土安全，所以主张常川练兵。吴大澂以势御侮的建军构想为吉林乃至整个东三省边防军的编练提供了重要指导，而吉林防军的编练又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俄岩杵河勘界提供了必要的实力支撑。在军队整肃方面，吴大澂认为吸食鸦片、逃营游荡、套吃空额、克扣兵饷都是军中恶习，不仅三令五申予以禁止，而且对违反者予以惩戒。他的治军主张对整顿队伍、严明纪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军队武装方面，吴大澂主张引进最先进的美德后膛枪炮武装军队，而按照进口枪炮的口径制式自行制造弹药。以西洋利器武装军队虽然在客观上有利于清军装备的更新换代，但反对中国自制武器又会限制本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影响军队以势御侮的能力。在军队操练方面，吴大澂认为，只要枪法精练就能先发制人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不仅要求强化射击训练，提倡打铁靶打远靶，而且躬身垂范习练枪法教督将士。这一思维虽有助于提高将弁兵卒的射击技能，但将枪法精准视为战场胜负的决定因素，并不符合近代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枪法精准作为衡量将帅优绌的标准，则把将帅的职责降低到与普通士兵一律，忽略了指挥官必备的运筹帷幄能力的培训。

吴大澂练兵，既有学习西方与时俱进的进步性，也有只知武器不知兵事，只知枪法不知战术，只知引进利器不知发展本国军工技术的局限性。他并没有练出一支能御侮的军队，其统帅的湘军在辽阳遭遇惨败，其练兵思想也未能指导晚清东北军队实现近代化的转型。

吴大澂在与俄国谈判的过程中，纠正了立错的“土”字界牌，使被沙俄霸占的黑顶子百余里土地回归中国管辖。他还要求以图们江口作为中俄公共出海口，事虽未成，但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则不必再向沙俄官吏领照，从而争得了中国船只在图们江的航行权。吴大澂在吉林帮办边务，为收复祖国失地，巩固东部边疆作出了贡献。

光绪十三年（1887年），吴大澂调任广东巡抚。已强占澳门的葡萄牙企图侵占香山，清廷意欲与葡立约通商，将澳门划归葡萄牙管辖，吴大澂坚决反对这一作法。他不顾总理衙门的非议，亲率兵船赴澳周历各村各岛，查看葡萄牙侵界实情。他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认为葡人住中国之地，不向中国缴租，并在租界之外不断扩张，还向中国百姓逼索地租，“揆之情理，实系非情非理之端；索其凭据，毫无凭据之事”，建议朝廷“暂缓议约，或竟作罢论”，但其主张终未被当政者采纳。

吴大澂好钻研金石考古和古文字学，虽长期身在仕途，贵为封疆，仍热衷于此。有清一代，乃古文字学发展时期。乾嘉以来，文人颇多考释，多无新见。研究金文学者，在甲骨文未出土之前，当首推吴大澂。他善于将出土实物与历史文献相参证，成果卓著。所撰《字说》虽仅36篇，然考释文字，颇有创见。其《说文古籀补》，整理金文，为古文字学重要著作。该书计14卷，又附录1卷，收录钟鼎、石鼓、陶器、玺印、货币文字共3500余，后又增补1200余，依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部次排列。所收之字，多为许氏所未收。他对古籀的释义比较谨慎，以字形为据，较为可信。自此书出，然后研究字学的人，始得扩大其视野，影响是很大的。此外，他还收集大量商周铜器拓本。

吴大澂善书法，有书名，兼长丹青。中年以后参以古籀文，书道益精。平时作札与人，常用古籀。亦好大篆。其篆书吸取金文笔意，结字谨严，颇具古意。他在吉林珲春勘界，争回黑顶子之地后，曾在边界立铜柱，自以大篆勒铭其上。其手书大篆“龙虎”二字，镌刻在珲春凉水图们江边花岗岩上，现建有龙虎石刻碑亭。

（图册参考资料）

吴大澂去世后，蛰居虞山的翁同龢特遣人送去挽联：

文武兼资，南海北海；

汉宋一贯，经师人师。

横批：一卧沧江

赵尔巽等：“大澂治河有名，而好言兵，才气自喜，卒以虚憍败，惜哉！”

字号来源

吴大澂在光绪二年（1876年）购得一座西周铜鼎，铭文中有“为周愙（客）”之语，并考定为微子入周后所作，为之命名为愙鼎，他的“愙斋”之号也由此而来（但愙鼎应属周穆王前后所作）。

老师：俞樾、陈奂、潘祖荫

友人：曾与顾法、倪田、陆恢、顾麟士等结社怡园，被推为盟主；与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等“清流派”结为密友；吴大澂与陈介祺始终未曾晤面，但以书札论学长达十余年，颇受陈介祺影响。他还与王懿荣等有密切交往。

结拜兄弟：副都统容山

吴大澂一生著述颇多，以古物证历代权衡度量制度，写成《权衡度量考》。还纂辑《十六金符斋印存》《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千玺斋古玺选》等；编著有《说文古籀补》《篆文论语》《古玉图考》《愙斋集古录》《愙斋诗文集》《古字说》《吉林勘界记》等。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吴大澂的多件书法翰墨，其中信札尤丰。

2024年12月12日，吴大澂铜像揭幕仪式在吉林机器制造局展览馆院内举行。同时，还举办了表正书院重启仪式和传承吴大澂爱国主义精神座谈会。吉林市相关部门多方寻找吴大澂的历史照片和画像，由著名雕塑家、北华大学教授陈建勋亲自操刀，设计制作了吴大澂全身铜像。铜像形象地展现了吴大澂的铮铮铁骨，将“书生意气”和“戎马为国”有机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人们对吴大澂的崇高敬意。

《清实录》同治、光绪朝部分

《清史稿》卷450《吴大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