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1793年－1867年），原名俊，以字行，字龠门，号儒斋，广东广州府花县华岭村（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人，广府名人，其先祖源出浙江义乌。晚清的中兴名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书法家，湘军的统帅之一。

骆秉章，原名俊，37岁时改名秉章。其先祖道德公（926～1009年）于后周时期由浙江省金华府义乌县杨塘村南迁广东。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骆秉章出生于广东广州府花县炭步镇华岭村，后举家迁往佛山。嘉庆十七年（1812年），骆秉章19岁，他以第三名考中秀才。21岁至26岁期间，他在广州与佛山两地来回求学。27岁应乡试，骆秉章中己卯科第五十八名举人。

道光二年（1822年），骆秉章第一次赴京会试，此次会试骆秉章虽无功而返，可京师繁华的景象使他眼界大开。道光九年（1829年），骆秉章再次赴京会试，可惜依然名落孙山。

骆秉章的先人源出浙江义乌，骆俊其名早被先人占用了。中国人得避祖宗的讳。三国时吴国的丞相，就叫骆俊。溯祖追源，那个东吴骆俊果真是义乌人，此骆俊与彼骆俊果真是同宗。因为忘了避讳，重了祖宗的名，此骆俊空有满腹才学，于是屡考不中。于是在道光九年（1829年），上京赶考再度败北的骆俊，赴礼部呈请改名“骆秉章”。

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第三次上京会试，功夫不负有心人，读了三十多年书的骆秉章考中壬辰科第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他已年届不惑，可谓大器晚成。

道光二十年（1840年），骆秉章受命稽察吏部银库，他到任之后清查陋规，严格进行检阅。官员们都不能徇私枉法，所以想找个机会将他弄走，正好发现了他的疏漏，但是穆彰阿调查后，发现骆秉章确为一丝不苟，分毫不沾，所以大有感触，对他更加器重。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银库亏欠的事被揭发，共亏短九百多万两。骆秉章因失察之罪被罢职，仍罚赔库款一万八千二百两赔罪。审察完毕之后，道光帝知道骆秉章持正无私，召见时对他说：“你这一年年查库办得很好，不只是朕一人知道，而是人人皆知。如今有了此案你的名字将会更出名，如果没有这个案件，朕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你好好读书，认真做官，将来好好为国家办事。”所以特旨以庶子的身份留用。自此道光帝对他信任有加，又升侍讲学士，出任湖北按察使。不久骆秉章归乡丁母忧。结束之后补右庶子，先后赴任山东、河南、江苏按事。

骆秉章在京师做了16年朝官，最显赫、最荣耀的职位就是做过道光皇帝的侍讲学士，在朝野有帝师之尊，从而蜚声士林，享有极高的人望，因此咸丰皇帝和后来的同治皇帝对这位先帝之师也尊敬有加。在京期间，骆秉章不仅以学识见长，更以清廉著称。也因为清正廉明，他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数起数落。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命骆秉章出任湖南，任湖南巡抚。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义，一路势如破竹，清廷各路官兵一败再败。咸丰元年（1851年），清政府命湖广总督程矞采前往湖南督办防务，堵截太平军，骆秉章给湖南提督余万清充当程制军的副职。之前大学士赛尚阿领兵驰赴广西镇压太平军，道经湖南，带文武随员百人，到广东时以沿途州县未能满足供应为由，竟参湖南抚藩荒废政事，骆秉章因而被罢官。

不久，虽有朝廷有将骆秉章回京另有任命的布告，但要等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到长沙，才能交接上京。当时长沙城墙大多坍塌，城门早就不能关闭了，城垛更是全都没了。骆秉章估计太平军随时攻入湖南，情势危急。便率先带头捐修城款三百两，随后省城司道官员全都捐款修缮。骆秉章马上又奏请借库款二万两修城。四月太平军打到道州，骆秉章更是日夜上城催督。农历七月中，城门修好，城垛已备，萧朝贵才领一彪军杀到，奋力攻打长沙城。当时清军各路援军，正帅、副帅皆未到，城内只有兵勇八千，且没有一员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太平军攻城之时，守城的清军将士才真切明白，骆秉章的修城决策和调度方略是何等正确和及时，说重了是挽救了危亡残喘的清军和长沙城。

农历九月，各省援湘清军向荣、和春、张国梁等云集，达六万余人，城防更加巩固。太平军方面洪秀全和杨秀清在两次攻城失利后，一面以挖地道攻城为主，另一面派石达开为统帅，分军渡江到湘水以西，另外开辟一条北上的战场，揭开进攻武昌的新阶段。太平军主动撤退，长沙随即解围，骆秉章感触良多。这是骆秉章第一次以太平天国为死敌和无可奈何心情的立场，感受到清朝绿营兵的溃烂无能和无法阻挡太平军在中国南方大地上胜利地奔突和前进。

咸丰三年（1852年）农历二月，骆秉章受命为湖北巡抚。农历四月二十三日，他又被重新受命为湖南巡抚，而且一任就十年。当时湖南在籍侍郎曾国藩奉命组织团练，开始创立湘军，骆秉章对此十分赞成。又招致湘阴举人左宗棠帮助他管理幕府，广泛收罗英俊之士，帮助编练团练来防卫太平军的进攻，湘军逐渐有了威名。咸丰四年（1854年）骆秉章指挥大军，命罗泽南进攻岳州和湖北崇阳、通城。

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再克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向骆秉章求救。骆秉章马上命鲍超率领水师先行，彭玉麟率领团练继进。在广东的太平军到达湖南时，骆秉章连续攻克桂阳、永兴、茶陵、郴州、宜章等地，他在郴州、宜章等击毙太平军青年将军何禄。

咸丰六年（1856年），刘长佑等连克萍乡、万载等地，接着进攻袁州。江忠济在通城战死，王珍接替了他，连克通城、崇阳、蒲圻、通山诸县。到了同年冬天，刘长佑攻克了袁州、分宜、新喻。清军商议分三路进军江西，北路出瑞州，中路出袁州，南路出吉安。刘长佑袁州的一路兵马已经超过了九千，很难再筹集军饷。到了这时才令周凤山、曾国荃各招募二千义勇，联合进攻江西吉安。清廷下诏褒奖骆秉章不分地域，越境剿灭贼寇，朝廷赏赐骆秉章花翎。

咸丰七年（1857年），武汉被清军收复，长江下游已无太平军，于是湘军四面出击。湖南自从开战以来漕运停滞，米价下跌，民生凋敝，地租和地主的租金却和以前一样，百姓早已拿不出赋税了。骆秉章减免了当地的徵折，人们减少了陪给地主的钱而增加了税赋收入。王珍在江西恶战，多次破敌，最终战死沙场，骆秉章以张运兰及王珍的弟弟分别统领王珍的旧部。

咸丰八年（1858年），京察的时候骆秉章被议论功勋加以头品顶戴。石达开败退到浙江，江西大致安定。骆秉章因为合兵不易，所以提议应乘胜进取。上书请求起用曾国藩督师救援浙江，派遣萧启江、张运兰两军随征，其余的军队全部撤下。到咸丰十年（1860年），骆秉章守卫并在湖南与太平军力战。除此之外他还援救湖北、贵州、江西等省份。

咸丰十年（1860年）农历六月，67岁的骆秉章奉调入川督办军务。之前，云南太平军李永和与蓝朝鼎兄弟已由云南入川，袭取了数十里物资富饶的自贡盐场，队伍发展至十余万，而且大军指向川西和成都。川军督师忙于互相推诿和攻讦，调驻藏大臣崇实入川，也无济于事。当时李、蓝太平军距成都仅七十里，成都危在旦夕，此乃清廷十万火急调骆秉章入川之因由。此时，李、蓝太平军进围绵州，骆秉章帅湘军萧启江部一万二千余人入川。骆秉章摸清形势后，针对敌方“分兵略地”的战略，决定实行集中兵力分别击破的方针，并施展反间，分化瓦解。当两军对阵之时，蓝朝鼎部下参与机要的文书黄鼎叛变，骆秉章遂掌握太平军布防的一切军事机密。

咸丰十年（1860年）农历九月五日，清军对太平军合围猛攻，太平军退守丹棱，但清军步步逼进，太平军虽一部突围，但蓝朝鼎壮烈战死。之后，骆秉章集中兵力再围铁山根据地，川军、湘军封锁四方，最后引环龙河水淹灌。

同治元年农历闰八月二十五日（1862年10月18日）骆秉章对太平军发动总攻，李永和突围中战死，至此，经年余苦战，李、蓝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年京察，骆秉章因军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衔。

同治二年（1863年）春，石达开兵分三路，从云贵边界攻入四川，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公历5月14日），三四万太平军经冕宁小路进抵紫打地，准备横跨大渡河，直取成都。但是由骆秉章策划，由川军、湘军和土司的“夷兵”组成的大网正撒在大渡河两岸。农历四月四日，石达开太平军乘筏渡河，骆秉章率大军等待石达开大军渡河一半的时候，用枪炮连环袭击太平军，石达开部无一生还。

农历四月十二日（公历5月29日），清军劫取马鞍山，太平军粮道尽失，陷入死地。最后激战至农历六月十三到二十七日，骆秉章命人竖起投诚免死的大旗，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表示以个人生死来换取部下生命安全。骆秉章乘机派杨应刚赴紫打地石达开大营游说，力劝石达开解甲归田。石达开见大势已去，被迫与骆秉章订盟。不料骆秉璋却变卦了，将石达开抓住。其部下缴械投诚后，骆秉章发路票遣散四千余人，尚有二千人安置在大树堡寺庙，骆秉章在一晚上将他们全部剿灭。

同治二年农历五月十日（1863年6月25日），石达开在成都经骆秉章批准，被清军凌迟。清廷再加赐骆秉章太子太保。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南京）陷落之时，清廷论功行赏，骆秉章加恩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同治六年（1867年），骆秉章再升任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其地位声势赫赫，炙手可热。

骆秉章远离京师的时候，朝廷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朝廷仍然都要问计于他。与此同时，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均会事先征求骆秉章的看法，当时政界有评：“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其政治地位同曾国藩旗鼓相当，可见两位政坛巨擘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何等的重要。多年辛劳征战使骆秉章眼疾加剧，骆秉章多次请辞回家，皇帝却以骆秉章“老成硕望、调度有方”为由不予获准，仍让他“力疾视事”，仅赏以短假调理要求其继续任职。

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公历12月12日），骆秉章因病逝于任上。终年74岁。清政府赠太子太傅，入祀良祠，给谥号文忠。骆秉章逝世消息一传到民间，民众自发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连绵不断。因悼念场面太过盛大，官府怕生出事端，因此加以限制，结果惹怒了百姓，差点闹出一场风波，因此《清史稿》也评价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百姓把骆秉章比作诸葛亮和韦皋，足见骆秉章治川功德深入人心。骆秉章逝世后，湖南和四川民间均自发建起宗祠，供世人瞻仰和纪念。

骆秉章在担任湖南巡抚和四川总督时期，都大力整顿吏治。担任湖南巡抚初始，他就弹劾行事鲁莽的茶陵知州李光第、行为不检的湖南拣发知州长惠等人。同时，骆秉章对那些办事不力、年迈昏懦的官员，却不留丝毫情面，先后被他革职的有新化、黔阳、桃源、嘉禾、龙阳、东安、巴陵、临武、宁乡等县知县，还有澧州知州、岳常澧道道员以及大批军官，湖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骆秉章初次入川，从南充到成都的六天里，沿途锄强暴、清内奸、惩贪官，诛杀百余人。在四川期间，骆秉章对不守军纪、贪生怕死的将领给予严厉处罚，如参将尹士超不遵守命令，擅自行动，遭到处分；四川布政使祥奎收受贿赂，以贪婪著称，人称“黄金贼”，被骆秉章弹劾，革职查办。

督标中军副将陈八仙凶悍跋扈，是骆秉章逮捕下狱的“成都首恶”，被骆秉章下令处斩。同治元年，给事中赵树吉参奏隆昌知县魏元燮贪赃枉法，纵容陈八仙勇丁在该县肆行抢掠，而各官员却私下袒护，此案竟成为悬案一年多，骆秉章到任后，此案才被彻查，魏元燮发配新疆，充当苦差，永不赦免。骆秉章不但对辖区内的不良官吏严加治理、惩处，对其他省的问题官员同样不留情面。甘肃提督陶茂林所辖部队因军饷遭到拖欠而哗变，南下四川扰乱正常社会秩序。骆秉章十分气愤，上书朝廷弹劾陶茂林。骆秉章的整顿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他任职的湖南、四川两地吏治清明，贪腐并非完全没有，但较之其他地区大有改善。

骆秉章任职湖南巡抚期间，不拘一格、到处网罗人才。骆秉章深知，治军之道，莫过于求得一良将。经他的举荐，一批有才能、有抱负的官员得以快速升迁。湘军将领绝大多数都得到了骆秉章的扶持、提携，诸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曾国荃、萧启江、蒋益澧、刘蓉、刘长佑、王錱、田兴恕、鲍超、彭玉麟、罗泽南等一大批能人俊杰。骆秉章先聘左宗棠、郭昆焘为僚宾，后又命王錱统领湘军，命黄冕等人协办税政事务。一旦用人，骆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一旦选定人才，便放手让他们独立处理有关事务。在执掌四川军务期间，又有黄淳熙、胡中和、唐友耕、刘岳昭、周达武得到破格任用。对于骆秉章的用人之道，《清史稿》评价：“所论荐人才，悉被作用，著勋名”、“休休容容，取人为善”。

骆秉章除了提拔左宗棠广为人知外，其次就要算刘蓉。这位与曾国藩有儿女亲家关系的湘乡人原来是曾府幕僚，骆秉章认为刘蓉“人本抗直，遇事敢为，措施不避嫌怨，僚属每怀严惮”，便在离湘入川作战时，排除门弟之见，保举他当了四川藩司。如同信任左宗棠一样，骆秉章秉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一贯作风，将一切军政事务悉交刘蓉处置。刘蓉办事勤力，成效显著，不久骆秉章又保荐他担任了四川布政使，名正言顺地主持总督府的大小政事，剿灭石达开部后，骆秉章又力荐刘蓉担任陕西巡抚，升迁之快，连曾国藩也感叹刘蓉“一飞冲天，较李（鸿章）、彭（玉麟）诸公尤为破格”。

骆秉章对中下层官吏的选拔也十分重视，遇见他认为有才华的人才，着力保举。夏廷樾、魁联、朱孙诒、塔齐布等文武官员，都是骆秉章一手提拔。时湖南知县黄淳熙，刚正不阿，廉明静俭，遭上级官员排挤，以疾病为由赋闲在家。骆秉章却认为黄淳熙是难得的人才，亲自登门拜访，屈巡抚之尊，亲自登门劝谕赋闲家中的知县出任，可见骆秉章对人才的重视。

骆秉章积十年之功经营湖南，力撑曾国藩组建“湘军”，促使湖南的政治地位和士人名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湘勇之所以能成气候而成为湘军，如果没有骆秉章的支持和扶助，则是不可能的。骆秉章不但支持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罗泽南、王錱、刘长佑、萧启江、曾国荃在湖南办团练，而且首倡用湘人、募湘勇组建湘军。湖南能够成为与太平天国较量的战略要地，成为清廷支撑南方局面的主要力量，骆秉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使湖南成为太平天国时期，政局相对稳定、百姓相对安宁的省份。

为了给湘军作战提供充足的粮饷，骆秉章有两件事情颇得人心。如长沙府一直按照部议意见，以设局铸大钱筹款。骆秉章却坚决反对，因为铸钱虽有厚利，但必然会导致私铸增加而损害商民利益。下令停止铸钱，收回大钱，查处官府中的私铸钱者，使原本动摇的民心大定。再如咸丰四五年，湖南米贱，每石只值银三钱，而农民纳税每石要折银六两，赋税难征，骆秉章力排众议，采纳举人周焕南之策，下令减税大半以筹征炯，农民怕政策有变，果然乐于纳税。还有部令湖南省设关卡收取盐税，骆秉章任用士人专司其事，严禁中饱，年收盐税数十万两，军饷日见充裕。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派湘军入浙江，而湖南省经骆秉章批核每月解银支援湘军达三十万两，一年为三百余万两之巨。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骆秉章不仅指挥所有湘军（包括曾国藩所属）保住湖南一境，而且调遣湘军征战湖北、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四川等省。在许多次重大时刻，体现了骆秉章的军事才华：是他指挥江忠源率“楚勇”在广西全州阻击太平军，南王冯云山阵亡；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是他亲自出马，率兵抵抗，西王萧朝贵阵亡；太平军再次攻克武昌，是他应署湖北巡抚胡林翼请求，派鲍超、彭玉麟率湘军奔赴湖北解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汉三镇，湘军由此大举走出湖南，转战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形成了湘军主宰全国战场的战略格局；曾国藩困守南昌，骆秉章物伤其类，急命刘长佑、江忠济等部急援江西；在曾国藩打了败仗走投无路投水自杀时，是他鼎力相助而使曾东山再起；当粤、桂、贵诸省农民起义燎原之时，是他派杨岳斌以固北路之防，以田兴恕部防御湖南省东路，以王錱部镇压湖南南路，并保证了湖南大后方的安宁；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是他从容指挥，调集各路湘军，在宝庆与太平军大会战，并大获全胜；在四川农民起义军进展顺利时，是他亲自率兵进剿，杀蓝大顺、李永和、蓝朝鼎等义军首领，肃清川南、川北反清武装。

咸丰十年（1860年），骆秉章打着“治蜀平乱”的旗号，带着刘蓉和一支不足万人的湘军入川，接任四川总督。他到四川后与太平军最为强悍的对手翼王石达开部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决战。同治二年（1863年）春，石达开主力在与湘军激战时被曾与之结盟的彝族土司出卖，遭受重创，在大渡河南岸被困了40多天，仍无法突围，面临末路的绝境，迫不得已致函回应骆秉章的招降政策，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骆秉章接受石达开的请求，同意“投诚免死”。于是，石达开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湘军营帐，但是当6000余名太平军将士集体放下武器后，骆秉章却变卦了，他下令将200多名太平军将领和2000余名石达开的亲信士卒全部处死，其余4000多人尽数遣散。太平天国首义六王，其中南、西、翼三王的死都与骆秉章有关。

七十四岁时，骆秉章还出兵征战甘肃、贵州，平定当地的农民起义。纵观其一生，以其自撰联来说“出使两湖，鲁豫蜀黔滇；剿平诸逆，萧蓝胡李石”。

骆秉章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骆秉章担任湖南和四川地方大员时期，正是太平天国与清朝混战期间。当时湖南水灾频发，造成粮食减产。为了充实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少地方政府要求农民缴纳银两来代替粮食实物，这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只能拖欠粮食缴纳，甚至引发暴动。为了解决这一重要的民生问题，骆秉章核减钱漕，禁止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从中牟利，设立专门稽查机构，选派廉洁士绅负责监督收缴漕粮，减轻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压力。

那时，骆秉章还解决了湖南食盐短缺难题。当时湖南70%的州县都食用淮盐，由于战争的破坏，官府又垄断食盐贸易，导致盐十分贵。为了解民困，骆秉章在湖南增设盐茶局，对民间盐和茶叶的买卖加以管理，由官府疏通销路，推动民间盐茶贸易的发展。这不仅调动了民间自由贸易的积极性，解决了食盐短缺、茶叶销路不畅的问题，又通过征收盐税和茶税，增加了政府收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骆秉章在四川时期，发现税目繁多、税费过重，于是命人详细考察各地的税收，防止贪官污吏私自增设税种盘剥百姓。看到民众因为连年遭遇战乱和起义暴动而十分清贫，压力巨大，骆秉章便奏请朝廷减轻四川赋税。他对贫穷落后的城口、松潘、理番等23个州县免于捐输，而对田产丰厚的地主富农，则要求其多捐银并给以封赏。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大量印刷大数额纸币，导致通货膨胀，金融混乱。面对失控的局势，骆秉章当机立断，果断终止执行朝廷错误的政策，坚决停止铸造发行大钱，以八成制钱收缴大钱一千的比例回收已经发行的大钱，以此稳定了湖南的金融形势。

当时有评价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

咸丰帝：“老成硕望，宣力弥勤。”

同治帝：“老成硕望、调度有方。”

左宗棠《答毛寄耘中丞书》：“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之尤，溥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

佚名《咸同将相琐闻》：“骆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湘楚福星也。”

薛福成《骆文忠公遗爱》：“曾文正公督两江，凡湖广两粤闽等大吏之黜陟（升降），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骆公督四川，凡滇黔陕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

蔡东藩：骆秉章系清室名臣，长沙一役，骆已罢职，犹督兵固守，始终保全。

咸丰三年（1853年）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兵饷大增，而各省官铸制钱不敷使用，户部建议各省自行开铸当十、当五十、当一百 （制钱）的大钱以充度支。规定使用时，与原来官铸的成色较足的制钱各半使用。农历六月，长沙宝南局（铸钱机构）指定长沙仓守定期雇炉头开铸。稍后，布政使与仓守议行再铸当五百、当千用的大钱。骆秉章深知其弊，大力制止了这件事。局中炉头与仓守家人作弊，私铸大钱，而含铜减半。加之钱庄拒用大钱。而买私铸大钱，市面混乱一片，老百姓更无以为活。骆秉章当机立断：首先即用八成制钱收缴一千大钱，分县分段查清大钱数量，即行收缴。又发现私铸大钱达7万余贯，次即彻查私铸大钱。查得长沙府仓守与炉头通同舞弊，立将管局（宝南局）委员革职，其炉头、家丁绞决，大钱风波即行平息。不久，户部发下八万两纸钞作为湖南军饷。骆秉章据此笼络了一些人心。

咸丰四年（1854年）秋，湖南战事趋于平息而结束，作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不能不考虑到下面两个相连而又相关的问题：一是如何安定人心，以防动乱；二是如何筹措军饷，以协助邻省战事，包括支持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在江西与太平军激战。这时左宗棠正做骆秉章幕僚，因而减赋之事实由骆左二人共商筹划，骆秉章决策。减漕赋具体缘由是一个叫周焕南的举人到藩司递请“求核定征收钱粮章程”，被拒斥解发回湘潭县所引起。是时，情形严峻，湘潭县以往收钱粮四五万，咸丰四年只得四千余两。次年农历七月无人征纳。佃户们又因纳租后，收成不够成本，以致纷纷退佃。稍后，周举人再次上长沙司院递呈，骆秉章与粮道商议后，经修正，准按湘潭章程“完纳钱粮”，一时群情大快。骆秉章又将各县阻挠粮户递请改例的官员撤任或解职，或不传见，示以颜色，一时“官场为之肃然”。湘潭钱粮的征纳到农历十二月，已报十万两有零，足见骆秉章改革漕弊的措施，农民是欢迎的。咸丰八年（1858年），改革已有三年成效，骆巡抚才向朝廷奏明。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俱学“湘潭章程”，参照修正而行。

骆秉章56岁放外任，年近70入川，其中抚湘十载，督川7年，74岁时，还出兵征战甘肃、贵州，平定当地的农民起义。纵观其一生，以其自撰联来说“出使两湖，鲁豫蜀黔滇;剿平诸逆，萧蓝胡李石”是最恰当不过。骆以老迈之躯，一心想着国家，服从调遣，转战南北，不辞劳苦。甚至于眼病加剧，仍然“力疾视事”，真可谓“勤政”典型。

骆秉章身为封疆大吏、湘军统帅，为官领军数十年，虽然军功卓越，地位崇高，权倾一时，却是一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官员，加上他平日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经常接济同僚和穷人，其清贫令人难以置信。在他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官俸银。崇实大为感动，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乡。这在晚清政坛极为罕见，左宗棠也被称为清官，还留下了二万五千两存款，李鸿章的遗产更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天文数字，而骆秉章只有八百两。

著有《骆文忠公奏议》、《骆秉章自撰年谱》等。

2016年，骆秉章墓重修完工，正式对外开放，墓葬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芦塘村委会雅三村东面山岗。骆秉章墓葬为其和夫人陈氏合葬墓，该墓坐西北向东南，整个墓地一千多平方米，为佛山清代名人墓之一。2006年10月25日，该墓被列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骆秉章光禄大夫家庙由朝廷出资在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建造，家庙坐南朝北，三间二进，总面阔约30米，总进深约45米，建筑占地1000多平方米，锅耳山墙，石湾陶脊，碌灰筒瓦，青砖墙，建筑庄严、气势宏伟、工艺精细，有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灰塑、陶塑、壁画，现被列为花都区文物保护单位。

骆秉章旧居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办事处福贤社区居委会福贤路东华里纵列前宅19号、35号、45号、49号。清代道光年间建。由四条青云巷与纵向四列、每列三组青砖房屋间隔排列，每组三间两廊院落式砖木结构建筑组成。

主要建筑特点为镬耳式封火山墙，龙船正脊，青砖墙体。骆秉章旧居是研究本地城镇、街道和民居的发展演变，广府居住民俗和庄宅布局模式，居住环境取向的典型范例。2001年6月东华里古建筑群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3年5月7日，为纪念花都先贤骆秉章诞辰230周年，弘扬骆秉章“以读求进，益智明理”的勤学精神，“以廉守身，公而忘私”的廉洁精神，由花都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花都区博物馆、骆秉章研究会等单位共同承办，花都区民间文艺家协会、花都区茶文化促进会协办的“举廉扬清气，风骨代代传”，花都区首届“骆公诞”民俗活动在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光禄大夫家庙隆重举办。

骆公家宴又称清一品家宴，属广府传统名人宴席。取名“清一品家宴”，既有骆秉章官居“一品”之意，又有“晚清人品第一”之誉。以广府菜为基础，结合湘菜、川菜之部分烹饪技法，主要流传于广佛地区，在骆秉章故里广州市花都区最为流行。骆秉章后人居多的香港、澳门也有区域性流传。

史书记载：《清史稿·卷四百六·列传一百九十三》

研究书籍：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骆秉章研究论文集》共收录了全国范围内有奖征集的优秀论文27篇，是国内骆秉章研究内容最丰富、史料最全面、观点最权威的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