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伯爵（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пера́нский，1772年1月12日－1839年2月23日），俄罗斯帝国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的改革家。

他是亚历山大一世和后来的尼古拉一世的御前顾问，有时他也被称为俄国自由主义之父。

斯佩兰斯基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并在圣彼得堡的神学院度过了他的童年，在这里他成为了数学和物理学讲师。斯佩兰斯基杰出的才能和素质使得他受到了政府的注意，并被库拉金亲王招为秘书。不久后斯佩兰斯基就成为最有才能的帝国官员。

斯佩兰斯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开始于1808年，此时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携斯佩兰斯基随从参加爱尔福特会议，并派他与法皇拿破仑一世进行直接会谈，法皇盛赞斯佩兰斯基是俄国唯一头脑精明的人，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坚决要求下，斯佩兰斯基受遣与拿破仑进行多次关于俄国行政体制的改革。斯佩兰斯基的宪政改革计划是设想建立一个以一系列杜马为基础的宪政系统，乡或镇立法会议（杜马）选举县立法会议议员，县立法会议议员选举出省立法会议议员，后者则选举出帝国立法会议（国家杜马）或国民议会的成员。作为居中平衡皇帝的独裁权力以及杜马的权力，斯佩兰斯基还计划设立国务会议（Council of State）。该机构在形式上模仿拿破仑法国的国务委员会（Conseil d’Etat），斯佩兰斯基在该机构中担任国务秘书。这个由专家组成的机构的成员由皇帝任命，协助皇帝开展立法工作，但无权限制专制政府的原则。尽管委员会倾向于极端保守，但还是强调法治、能力和按程序办事的精神，这些对斯佩兰斯基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人们注意到，在国务会议创立后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中，“几乎所有重大改革方案都是由国务会议经正规程序通过的，历届政府的几乎所有最有害的法令，都是在国务会议的职权之外，作为行政法规通过的，名义上都只是暂时性的措施”。

1808年年底，斯佩兰斯基在亚历山大一世授权下拟定了《1809年国法概论》、《1809年国家法典草案》，正式将国家机构改革写进文献。他认为，三权分立和四级结构应该成为俄国改革的重点，而国务会议就是重中之重。这些改革措施一旦成为政策，亚历山大一世的权力就必定会削弱，国务会议将成为一个主要的政策决策机构。

斯佩兰斯基理想中的三权，应该是国家杜马、国王、参政院，这三个权力机构分别是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司法系统的最高机关。杜马也要由四级机构分别选出，组成乡杜马、州杜马、省杜马、国家杜马，层层递进，成员从下一级机构中选出，每3年举行一次选举。所有的法律不经过国家杜马都不能生效，国家杜马掌握着绝对的立法权和法律监督权。

到那个时候，沙皇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王。国王的下级是大臣委员会，下面还有四级管理委员会。这很明显的是种权力下放，沙皇原先手中的权力被下放到各个机构，根据斯佩兰斯基的想法，这些机构都是要向法律负责而不是对国王负责。

其实，斯佩兰斯基的想法没有错，他想让俄国跟上西方国家的脚步，确切地说，他已经意识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给俄国带来的种种弊端。不过改革有时同战争一样，一不留神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触碰了封建势力的敏感区，这个在俄国呼风唤雨的团体就会出来百般阻挠。

斯佩兰斯基有这样的勇气，却不见得有这样的实力。他提出有宫廷封号、头衔的贵族都应该有自己实际的工作岗位，而不是尸位素餐，单是有个官衔什么都不干。要知道，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宫廷贵族都有官衔，而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提升。这些贵族们大多数都游手好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得悠闲自在。

无疑，斯佩兰斯基的改革为贵族的晋升设置了障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也就自然会遭到反对。不过这才是个开始，根据斯佩兰斯基的建议，所有的官衔都需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能胜任。很明显，这是在针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告诉他们什么叫能者居上。也就是说，贵族们想保住原先的地位，就需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这种生活状态的突然转变让贵族们无法接受。

斯佩兰斯基在1809年开始进行宏伟的改革，然而，这场改革中大部份都失败了，只有国务会议在1810年10月成立；尽管如此，俄罗斯帝国宪政改革计划中最重要的其他部份还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实现了。帝国立法会议在1905年成立并以斯佩兰斯基的建议命名，1864年设立的地方自治局（the zemstvo）制度也是他其中的一个改革计划。斯佩兰斯基的《自由农民法》也被列入宪法中并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准许下在波兰和芬兰试行。

1809年，斯佩兰斯基应皇帝的要求提交了一份彻底的宪政改革计划，题为《国家法典绪论》。该计划概要如下：

将俄国公民分为三类，贵族、“中等地位”的人和劳动者；“中等地位”的人包括商人、工匠、农民以及拥有一定资产的小经营者；劳动者包括农奴、仆役和学徒。这份计划也规定了三种权利：一般的公民权；特殊的公民权，如免除各种劳役；和受财产资格限制的政治权利。贵族拥有所有权利；中间地位的人享有一般公民权，如果财产打到一定要求，也拥有响应的政治权利；劳动者也享有一般公民权利，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财产，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俄罗斯帝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四个级别：乡或镇（Volost）、县、省和国家。每一级均设有以下机构：一是立法会议或杜马，全国一级的立法机构称国家杜马；二是法院系统，其中参政院是最高法院；三是各级行政委员会，在中央一级包括各部及中央执行机关。关于各级立法会议的选举办法见上文。其他方面的改革：

设立国务会议，具体可见上文。对政府各部进行改组，增加了两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一个负责监管政府财政，另一个负责发展交通。开始实施年度预算制度；为备战法国整顿俄国的财政制度。高级文官的提升必须通过考试或有大学毕业资格；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及其他提高政府效率的措施以加强俄国的官僚机构。颁布《宫廷高级侍从法》，反对宫廷中只是挂名而无具体责任的职位。参政院改革草案。1811年初，斯佩兰斯基草拟了参政院改革草案，明确规定参政院是最高司法机关，其成员由皇帝从省杜马选举的人中任命。

在1809年到1812年期间，斯佩兰斯基几乎是俄国事实上的首相，迄今为止，皇帝难以捉摸的个性使得他身边的大臣们是如此的不受信任和遭到频繁调换。亚历山大一世替换了他早年非正式委员会的亲信们；在皇帝的信任下，斯佩兰斯基实际上成为了唯一的御前重臣，所有政务在呈抵御前之前都先由斯佩兰斯基单独过目，并经常立刻与亚历山大一世探讨决定。哪怕是另一位权倾朝野的战争大臣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也被斯佩兰斯基强势排挤。斯佩兰斯基不带私人目的的运用其巨大的权力。然而斯佩兰斯基或多或少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如今的权势也为他将来的失势埋下了种子。

亚历山大一世同样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更希望能集权于他自己；皇帝有些犹豫不决的天性使他在一段时间内被掩盖并折服于斯佩兰斯基非凡的个人品格，但是迟早皇帝一定会发现，斯佩兰斯基运用其有力的手段要铸就一个复兴的俄罗斯帝国，而这个理想化的结局是斯佩兰斯基所唯一孜孜不倦、全神贯注的目标。在1810年及1811年早期斯佩兰斯基依然得蒙圣宠，是皇帝在俄法关系恶化前身边的首席亲信。

然而，斯佩兰斯基犯下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是一个热忱的共济会成员，1809年他设想改革教会学校教育，并责成一些更加有才能的神职人员加入其中。斯佩兰斯基提出在教会学校要实行新的教学大纲，建立与世俗学校相类似、教学大纲连贯性的四级教会学校，即教区教会学校、县教会学校、中等教会学校、教会学院，并建教学区。教会学院院长和中等教会学校学监职务实行选举制原则。斯佩兰斯基还制定了四级教会学校的规章条例，要求教会学校的学生学习世俗学校的课程，如学习数学、物理、生物、本国和世界通史、语言文学、哲学、近现代外语等等。亚历山大一世同意并开展了计划的第一阶段，但改革要到1814年才完成。随后斯佩兰斯基即开始压制一些现存的秘密集会；尽管他们已经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秘密，但斯佩兰斯基还是理所当然地怀疑这些秘密社团。斯佩兰斯基失败的计划所造成的唯一结果是在神职人员中增加了不少敌人。

改革已经举步维艰，如果稍有闪失，带来的就是排山倒海的唾骂。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斯佩兰斯基的改革出现了失误，这个错误成为反对者攻击的有力武器。

俄国自从与拿破仑开战后，经济就迅速下滑，连年赤字，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为了处理这种局面，斯佩兰斯基决定停发纸币，增加税收，出售公债，来恢复经济，可是这些措施不是行不通就是收效甚微。就像他临时增加的土地税，这些税款的重担自然而然落在了农民的头上，搞得民间怨声载道。没什么比民怨更可怕的了，这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改革实施者都是个极大的挑战。

所有反对改革的人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准备把斯佩兰斯基斩于马下。而且当时俄国正在与拿破仑针锋相对，硝烟密布，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对改革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俄国全心全力准备对法战争，可是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措施恰恰都是以法国为榜样的。这也难免会让人产生“遐想”，一个忠实于法兰西政策的人、一个视拿破仑为偶像的人，在那个敏感的时候，当然会被人视为异类和叛徒。

当时很多人都建议亚历山大一世处治斯佩兰斯基，以安抚躁烈的民心。在那些元老贵族看来，斯佩兰斯基是个阴谋家，是拿破仑的走狗，是人民的公敌。在与法国即将开战的时候，沙皇应该处治斯佩兰斯基，对人民有个交代，好让大家能全心全意投入战争。当然，这些想法，是建立在斯佩兰斯基触动了封建势力利益的前提下的，也自然少了几分客观性。不过这些话一个人说也许还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说的人多了，沙皇难免会动摇改革决心，也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人言可畏，纵使斯佩兰斯基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抵挡众多的唇枪舌剑。

一夜之间，俄国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斯佩兰斯基效仿法国人、动摇国之根本的蜚语。甚至，还有人说斯佩兰斯基是拿破仑安排在俄国的间谍，通过控制沙皇来控制俄国。反对者们在亚历山大一世耳边喋喋不休，不断重复着对斯佩兰斯基的中伤和诬蔑，沙皇耳朵都要磨起茧了。这些反对者处心积虑要根除斯佩兰斯基的改革，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再过上从前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 斯佩兰斯基已经站在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塔顶上，下边还有无数人在不停晃动，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让他葬身深渊。

可惜的是，环境已经是这样了，再谨慎也无法摆脱从塔上摔落的命运。对于斯佩兰斯基来说，这些流言蜚语固然需要面对，但是对国家的负责是他最在乎的事。当时的国际环境让人备感担忧，斯佩兰斯基急切地想知道法国那边的情况，于是他偷偷翻阅了外交部的秘密文件。斯佩兰斯基这一举动，无疑太过莽撞了，不管初衷是什么，一个错误的举动足以断送他的政治前途。

警务大臣巴拉肖夫利用了这个失误，大肆宣扬斯佩兰斯基与拿破仑串通一气，私通情报。这些话对于亚历山大一世来说并不陌生，如果他对斯佩兰斯基有足够的信任，大可以置之不理，或是为他开脱，这十分容易做到。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已经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他更愿意相信多数人的谗言。就这样，亚历山大一世在1812年3月17日解除了斯佩兰斯基的职务。

在与少皇谈了两小时后，他黯然神伤地回到家里。此时警察部长已封闭了他的文件，台阶前面停放着一辆准备流放他的雪橇。反动贵族们闻讯后一片欢腾，他们举办酒宴，庆贺斯佩兰斯基的流放。有些农奴主甚至表示奇怪，为什么不把这个“最危险的改革派”处以死刑。斯佩兰斯基当时记述说，8月6日法令后“一小群舞文弄墨的人用嘲讽短诗和漫画来诽谤我，说我无论是按家族，还是按财产都不属于他们那个阶级，把我看成是一个危险的犯人”。

他被流放到了诺夫哥罗德，后来又被送到彼尔姆。 一个改革者，春风满面地上台，却在寒风凛冽中落寞地离开，所有的一切都如同海市蜃楼一般，看似美好却只是假象，让人充满遐想，最后却换得无尽的失望。

1816年斯佩兰斯基重回帝国政府任职，他被任命为西西伯利亚总督，为此斯佩兰斯基制定了一个新的政府体制方案，1821年，奉诏回京进入国务会议。斯佩兰斯基在担任西西伯利亚总督期间，正是俄罗斯帝国吞并哈萨克草原的关键时期，斯佩兰斯基秉承沙皇的旨意，搜集哈萨克的习惯法、判例，并根据俄国统治者的需要，作了某些补充，于1822年制定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这部条例废除了哈萨克原有的政治统治制度(可汗制)，把哈萨克地区划分为若干行政区，一切按照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由俄国政府派遣的官员统治。至此哈萨克汗国宣告灭亡。

1826年，斯佩兰斯基被尼古拉一世任命为第二届御前大臣办公厅主席，负责对俄国法律进行整理、编制索引和摘要的工作。在斯佩兰斯基领导下，委员会取得巨大成就，于1833年发布了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共收录了35993条法规。这次的法典编纂被称为‘法律全集’，作为献给尼古拉一世的礼物，并成为后来‘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的基础，这对俄罗斯帝国来说是得到拥护且有效的。随后斯佩兰斯基的自由主义思想遭到了康斯坦丁·卡维林和鲍里斯·契切林的严格审查。

斯佩兰斯基于1839年2月23日逝世于圣彼得堡。他安葬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Tikhvinskoe公墓；他的墓碑是一个花岗岩石棺并饰以铜十字。斯佩兰斯基在1839年被授予伯爵头衔，他的女儿受帝国特别法令允许，带着伯爵头衔嫁入Mikhail Cantacuzène亲王家庭，并允许后者继承斯佩兰斯基伯爵的头衔。

斯佩兰斯基是一位靠个人奋斗而取得辉煌成就的人。与非正式委员会成员及沙皇的大多数同伴截然不同，斯佩兰斯基并非出身贵族，而是来自贫苦的乡村教士家庭。正是斯佩兰斯基本人的智慧、工作能力及杰出的管理才能使得他一度成为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事实上的首相，尽管当时还没有设立这个官职。研究斯佩兰斯基的多数专家认为，这位非凡的政治家寻求在俄罗斯建立强有力的、基于法律及合法程序的君主政体，相信只有这样的君主政体才能免于专横、腐败及混乱。换句话说，斯佩兰斯基是在德意志式的“法制国家”的蓝图而不是更先进的自由主义或激进的纲领中得到灵感的。然而，一位研究该问题的新秀拉尔夫（Raeff）有点言过其实地否认这位俄国政治家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在俄罗斯这样的环境中，斯佩兰斯基的观点当然是自由主义的，正如他同时代人所充分意识到的。此外，如果当时机会允许的话，斯佩兰斯基的观点可能要更自由一些。

斯佩兰斯基关于四级行政区划、地方自治政府和中央立法机构的计划为俄罗斯帝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架构，只不过还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成为事实。某些专家认为，后来的实施，一是太少，二是太晚。通过1864年的所谓地方自治局改革，俄国建立了县和省的两级自治政府；在1905—1906年建立了国家立法机构，即杜马；在1917年建立了乡一级的自治政府。

然而，斯佩兰斯基的寒微出身使得他在高级官员中缺乏威信，他的宪政改革计划因为没有付诸实施而对社会影响有限，种种迹象都不足以表明他将俄国带到了自由主义革命的边缘。斯佩兰斯基在1809年提出的宪法草案，就像1819年的诺沃西利采夫起草的宪法一样，始终没有正式颁布。尽管其中振振有词地谈论公民权利，但对解放农奴却只字未提，尽管只是迫于当时的国势。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乃是官僚思想家斯佩兰斯基的典型特征，他总是在他的西方思想与俄国历史和俄国社会的现实之间寻求平衡。他是自由放任主义学说的信徒，却提倡保护新生的工业；他是自由主义者，却又主张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保留农奴制。

无论如何，平民出身的斯佩兰斯基以其卓越的才能、眼力和过人的手段一度曾是俄国事实上的首相，他提出的宪政改革规划总的来说也被后来俄国的多次改革所继承，他对俄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毫不谋私利的作风和他的出身在那个贵族政治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后来针对贵族的诸多改革也使斯佩兰斯基早早就埋下了失势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