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主义或无干涉主义，源自法语的“laissez-faire”（“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意思就是政府放手让商人自由进行贸易。这一词首先在18世纪由重农主义在字典里使用，以反对政府对贸易的干涉。这一词到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成为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同义词。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并且反对政府征收除了足以维持和平、治安和财产权以外的税赋。在欧洲和美国早期的经济学理论中，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通常与反面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做比较，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崛起时都担当了支配的角色。

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纯粹的、经济上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市场观点，主张让自由市场自行其道是更适当而更迅速的方法，将能省去任何由政府运作所造成的效率不彰。主张政府对于民间经济如价格、生产、消费、产品分发和服务等的干预越少，将能使经济运作的更好（更有效率）。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主张市场里看不见的手将能指引人们借着争取各自的利益来达成公共的利益，由于赚钱的唯一方法是自愿的交易行为，因此获取他人金钱的唯一方法便是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个人不可能借着向农夫和肉贩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一顿免费晚餐，相反的，一个人必须借着诉诸他人的利益，支付他们劳动的代价才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东西。

亚当·斯密在自由放任学说的宣传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不过他的一部分观点仍被现代的自由放任支持者所批评）。自由放任哲学支配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但没有在德国或是美国有太大影响。许多历史学家也视从谷物法的废除开始的这段时期为自由放任的高峰。不过，批评者认为这些被形容是自由放任的政策只不过是一些鼓励商业的政策，认为在实际上自由放任政策和鼓励商业的政策并无差别，因此批评自由放任只不过是商人为了否定对穷人和劳工的补贴而使用的词汇。

冷战前的发展

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自由放任政策是导致经济大恐慌的主因。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主张在经济大萧条时，政府对经济有着相当可观的干预，加上赫伯特·胡佛所实行的联邦储备政策以及其他政府干涉的政策（如提升所得税率，最高收入的税率从25%提升至63%，以及引发国际贸易战的史慕特—郝雷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造成一种市场依赖着政府行动的环境，才是导致大萧条的主因。同时在萧条产生后又以更多的干预试图补救，造成原本的萧条进一步的恶化。因此佛利民和其他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认为，罗斯福的新政事实上是进一步延长且恶化了大萧条。

冷战时期

在冷战时期（1945-1989），国家对经济的干涉和管制在许多国家都达到了高峰。这样的“干涉主义”被大多数国家采用，无论是在铁幕的哪一边。英国和瑞典采用了最偏向社会主义的路线，对许多领域的民间企业实行国有化，并对他们的人民建立了“从摇篮直到棺材”的福利制度。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则采取了中庸的路线，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法国在戴高乐领导下实行了被称为统制政策（Dirigisme）的制度。德国则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来重建战后的德国经济。(Corre)(Gardner)日本则在通商产业省（MITI）的经济计划下开始了被称为“高度经济成长”的时期，使其成为美国之外最成功的经济国家。(Fingleton)美国经济则继续依循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配合二战后庞大的军工企业复合体，以及艾森豪总统任内由联邦政府投资如州际高速公路等的公共建设工程，同时1960年代肯尼迪总统也大幅投资NASA的登月计划和其他太空计划，加上大量的军事开支，经由政府的干预和支出，维持为世界上中产阶级最多国家。(Gardner 196-206)(Collins)

自由放任的崛起

在这种环境下，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开始增强，尤其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经济学派）以及其他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们主张如果西方国家自称的自由世界真的是自由的话，那他们应该让人们拥有完全的经济自由。香港成为了第一个拥抱积极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地区，从1960年代的郭伯伟、至之后的夏鼎基，以及接任的各位财金管员，普遍都奉行这个策略。

1970年萧条

1970年代，由于石油禁运，西方国家遭受了许多经济困境。在美国，从肯尼迪开始的经济会谈降低了美国对产业的关税保护，并打破了美元兑换黄金的控制，造成了浮动汇率。(Batra) 长期奉行“自由贸易”和“帝国主义”的英国则在1960年代失去了许多原为财富来源的殖民地，而“从摇篮直到棺材”的社会福利制度则导致经济陷入停滞。(Lawrence)

解决

为了解决面临的困境，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智利的政府开始朝向自由放任的政策。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开始改革，她相信减低政府在经济上的干预将能改善情况，因此在她的领导下英国政府开始民营化国有的企业和服务，让一般的公共服务事业民营化，并减少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1980年当选的美国总统隆纳·雷根也跟随着撒切尔的政策，新西兰的经济部长罗杰·道格拉斯（Roger Douglas）和智利的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也实行了与自由放任相近的政策，也就是在美国被称为“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和政策。道格拉斯和皮诺切特采取了最直接的“自由放任”形式，对社会福利和邮政服务 实行私有化。对此产生的结果好坏也有不同的解读。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如佛利民对此写道：“智利的经济做的很好...自由市场以他们的方式形成了一个自由 的社会。”他进一步主张自由市场的改革促成了接下来的经济繁荣，并使得智利成为了“今天拉丁美洲里经济最成功的国家。”其 他反对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智利在皮诺切特的时期是一个军事独裁的国家，严厉地镇压异己，而且原本存在的少数中产阶级也在自由市场改革时的严重衰退中消失了。不过当时的经济衰退并不限于智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遭受了衰退的严重影响。经济学家Arnold C. Harberger认为“智利领导了整个南美洲脱离这次衰退。它是唯一一个处于债务危机的南美国家中，能于80年代结束前回复至危机前的国内生产总额的国家。”

新联邦主义

在美国，里根总统称他的计划为“新联邦主义”，减少社会福利计划的支出，减少对产业的管制、对公共服务事业实行民营化。不过里根并没有完全遵从“自由放任”的政策，特别是在贸易上，有好几年里他实行了限制日本汽车进口的限额，以保护美国的汽车产业和员工，并以关税来保护一些产业如模具制造和摩托车产 业。不过，雷根任内确实大幅减少了各种社会福利的支出。

其他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采用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只不过没有如美国、英国和智利三国如此广泛。

今天大多数的现代工业国家都没有彻底采用自由放任的原则，通常在经济上都仍有着一定的政府干预。这些干预包括了最低工资、公司福利政策以协助国内的部份产业、反托拉斯法、国有化产业、累进税制、社会福利政策以协助那些没有能力寻找工作或是残障的人士，和对于农业及商业产品的补贴，一些产业的国有化（通常是自然资源产业），对市场竞争的管制，以及经济上由关税和进口限额组成的的贸易壁垒，和其他对国内企业的补助。

不过仍有一些被视为是彻底自由放任的地区。最常被举出的例子是香港所采取的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已经在经济自由度指数上连续15年排名第一。米尔顿·佛利民赞扬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得香港能在50年内从贫穷转为繁荣。

如同纯粹的共产主义，纯粹的资本主义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或许除了索马里例外，不过索马里的状况较类似于无政府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因此最接近自由放任的例子也就是之前提起的香港以及1800年代晚期美国的国内政策。

由于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两者都是相当理想化的观念，批评者也是对此作出批评，批评这些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学说在现实世界是无法适用的。一些批评者也批评自由放任的财产权理论，批评它有着对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的不恰当偏见。批评者认为市场的调整机制是无法妥善处里市场失灵的状况的，也因此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或机制来进行管理。批评者认为自由放任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装饰，掩盖了其背后地区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典型的保守派政治，并批评自由放任将会导致由精英所控制的经济扩张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

一些针对市场失灵的批评是：

(1) 不受政府介入的市场将会导致垄断。最常被举出的例子是标准石油。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当标准石油被控垄断时，市场上有超过100个与之竞争的石油精练业者，而在1911年审判结果出炉导致政府介入时，标准石油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1890年被控时的88%下跌至64%了。

(2) 不受监督的市场将会产生如安然一般的诈骗行为。不过，自由放任并非主张“没有监督”，在自由放任的制度下，诈骗是非法的行为，而政府应该介入阻止诈骗行为。自由放任不意味着就没有管制，而是意味着管制应该以保护个人免受诈骗和暴力行为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