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全名奥古斯托·何塞·拉蒙·皮诺切特·乌加特（西班牙语：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年11月25日—2006年12月10日），智利政治家、军人，曾出任智利总统和陆军总司令。

1915年11月25日，奥古斯托·何塞·拉蒙·皮诺切特·乌加特出生于智利瓦尔帕莱索省首府瓦尔帕莱索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皮诺切特拥有来自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和巴斯克人的血统，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长子。

皮诺切特在瓦尔帕莱索的圣拉斐尔神学院就读小学，1925年完成小学学业并继续在圣拉斐尔神学院就读中学。

1926年，皮诺切特随家人移居基约塔并前往当地的拉斐尔·阿里斯蒂亚学院继续就读中学。

1928年，皮诺切特随家人搬回瓦尔帕莱索，之后在当地的圣心神学院继续中学学业。

1932年，皮诺切特完成中学学业，拥有了高中学历。

1933年初，皮诺切特被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录取；同年3月他正式进入军校学习，并开始在智利陆军服役，成为一名步兵学员；在军校期间，他主修军事地理学。

1936年，皮诺切特从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毕业，获得陆军准尉军衔，之后他按照规定前往圣贝尔纳多的步兵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1937年9月，皮诺切特完成在步兵学校的学业，获得少尉军衔，之后前往陆军第六步兵团（“查卡布科”团）任职，驻防康塞普西翁一带。

1939年，皮诺切特获得中尉军衔，前往陆军第二步兵团（“迈波”团）任职，驻防瓦尔帕莱索一带。

1940年，皮诺切特前往圣贝尔纳多的步兵学校担任讲师，次年，他被调往圣地亚哥的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任职，继续担任讲师一职。

1945年底，皮诺切特获得上尉军衔，同时被调往陆军第五步兵团（“卡拉潘戈”团）任职，驻防伊基克一带。

1948年，皮诺切特出任皮萨瓜集中营（位于北部沿海地区）的指挥官，负责集中营的守卫工作，同年他前往康塞普西翁省的洛塔执行煤炭勘探任务并获得前往智利陆军战争学院学习的资格。

1949年，皮诺切特正式开始在陆军战争学院的参谋部正规班学习。

1951年，皮诺切特完成在陆军战争学院的学业，获得参谋部毕业文凭并成为军校参谋，之后他返回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担任教师，兼任陆军战争学院助教，负责教授军事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课程，并参与学术刊物《百鹰》的编辑工作。

1951年—1953年，皮诺切特在陆军第四加强团（“兰卡瓜”团）任职，驻防阿里卡一带。

1953年，皮诺切特获得少校军衔，随后他返回圣地亚哥，接受了陆军战争学院委任教官的邀请，在陆军战争学院担任教官。皮诺切特当时只有高中学历，为获得更多的知识，他前往智利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

1955年，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助理，同年，出任智利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职务。

1956年初，皮诺切特中断在智利大学法学院的学业，同一群年轻军官代表智利陆军战争学院前往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与厄瓜多尔战争研究院进行合作项目研究，在厄瓜多尔工作期间，皮诺切特致力于地缘政治学、军事地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工作，还担任过智利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的武官和埃洛伊·阿尔法罗军事学校的教官，因工作出色，他获得了厄瓜多尔政府授予的荣誉少校军衔。

1959年末，皮诺切特返回智利，前往驻防安托法加斯塔一带的陆军第一师总部任职，同时获得陆军中校军衔。

1960年，皮诺切特担任智利陆军第七步兵团（“埃斯梅拉达”团）团长，驻防安托法加斯塔一带。

1963年，皮诺切特出任陆军战争学院副校长兼军事地理学教授，负责教授地缘政治学；后主持陆军战争学院全面工作，出任代理校长。

1965年，首次造访总部位于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南方司令部。

1966年，皮诺切特获得陆军上校军衔。

1968年初，皮诺切特出任陆军第二摩托化师参谋长，驻防首都圣地亚哥；同年，皮诺切特再次到访位于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南方司令部总部，并以军官的身份前往美国佐治亚州的班宁堡，造访参观了位于当地的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和美国陆军装甲兵学校，还在那里接受了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教官的短期军事培训；年底，改任塔拉帕卡军区司令兼陆军第六师师长并获得陆军少将军衔，驻防伊基克一带；

1971年1月，皮诺切特出任首都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兼陆军第二摩托化师师长，负责首都圣地亚哥一带的保卫工作，同时获得陆军中将军衔。

1972年1月，皮诺切特出任智利陆军总参谋长，成为智利陆军中的二把手；11月，代理智利陆军总司令职务；同年，第三次访问位于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南方司令部总部。

1973年6月29日，皮诺切特以陆军总参谋长身份率领第一步兵团参加平定罗伯托·索帕中校叛乱的军事行动；同年8月23日，皮诺切特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职务，晋升陆军上将军衔。

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带领陆军联合海军、空军和国民警卫队在首都圣地亚哥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当日凌晨，智利全国各地的武装部队开出军营并占领了智利国内大部分的电视台和电台，开始广播军乐进行曲，并不时插播新闻说军队正在控制国家局势；武装部队很快占领了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和首都圣地亚哥除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及其北面的宪法广场以外的所有地区；8时30分，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联合海军总司令何塞·托里维奥·梅里诺、空军总司令古斯塔沃·利·古斯曼以及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塞萨尔·门多萨等人成立了军政府委员会（Junta de Gobierno），随后军政府委员会发布公告，勒令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立即辞职，把国家政权交给军警当局，而阿连德在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内多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军事政变，拒绝辞职；10时30分，皮诺切特命令陆军占领宪法广场并对拉莫内达宫发起进攻，在进攻拉莫内达宫时，陆军部队使用了大炮、装甲车和坦克等重型武器；11时30分，皮诺切特向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如不投降就轰炸拉莫内达宫，阿连德拒不投降；正午12时，智利空军的四架霍克猎人喷气式战斗机开始向拉莫内达宫投掷炸弹，拉莫内达宫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13时30分，陆军部队对拉莫内达宫发起总攻；45分，陆军部队攻占拉莫内达宫，后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人民团结政府垮台。政变成功后，智利全国各地的市政当局陆续宣布效忠于军警当局，军政府委员会掌控了国家的政权。

1973年9月11日18时，军政府委员会在圣地亚哥的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召开会议，会上正式宣布将军政府委员会改组为军事执政委员会（Junta Militar de Gobierno），同时推举皮诺切特为军事执政委员会主席，皮诺切特随即宣誓就任主席一职；从此皮诺切特掌握了军政大权，成为智利的实际统治者。

1974年1月1日，皮诺切特将军事执政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正式转移至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厦。

1974年6月27日，皮诺切特获得“智利国家最高元首”的头衔；同年12月17日，他正式出任智利总统职务。

1975年3月21日，皮诺切特会见到访智利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同年6月22日，巡视复活节岛。

1976年9月21日晚，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厦同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共进晚餐；22日上午，皮诺切特在迭戈·波塔莱斯大厦向博尔赫斯和阿根廷籍法裔生物化学家路易斯·费德里科·勒卢瓦尔（197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授予大十字级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勋章。

1977年11月17日，皮诺切特会晤到访智利的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25日，皮诺切特前往智利南极省巡视，并视察了智利设在南极领土上的科学考察站。

1978年1月4日，智利举行全民投票，皮诺切特执政的合法地位得到多数民众认可。

1979年9月18日，皮诺切特出席智利国庆日“独立日”的阅兵式活动。

1980年9月11日，智利新宪法经全民表决通过，皮诺切特依照宪法规定当选为总统。

1981年3月11日，皮诺切特辞去军事执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离开军事执政委员会；同日，依照宪法规定，皮诺切特在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宣誓就任宪政总统，开始为期8年的总统任期。

1982年，晋升大元帅军衔。

1983年3月10日，皮诺切特接受哥伦比亚“今日电视台”记者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阿朗戈的采访；同年9月11日，皮诺切特以总统身份出席纪念军事政变10周年大会。

1986年9月7日，皮诺切特遭遇武装组织“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未遂刺杀，之后他宣布实行全国戒严；同年底，他发表除夕文告，宣布允许大部分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回国，取消智利国内的戒严状态。

1987年1月，皮诺切特下令释放大批政治犯；3月11日，皮诺切特签署法令，宣布提前开放党禁，允许恢复中断了13年的政党活动。

1988年10月5日—6日，智利全国就皮诺切特是否继续执政举行全民公投，结果显示，55.99%的人反对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皮诺切特得知后，宣布尊重投票结果。

1989年3月11日，皮诺切特的总统任期依照宪法规定自动延长一年，同时他宣布愿意接受有限的宪法改革；同年12月，军政府依照宪法规定组织新的总统选举，智利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帕特里西奥·艾尔文·阿索卡尔在选举中获胜；之后皮诺切特开始主动推动民主化进程，将军政府掌握的权力逐步过渡给新产生的文人政权。

1990年3月10日，皮诺切特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发表电视讲话。

1990年3月11日，皮诺切特正式卸任智利总统职务，将总统职务交给在1989年总统选举中当选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士帕特里西奥·艾尔文·阿索卡尔，智利成功的完成了民主过渡，最终实现了还政于民，皮诺切特在离任总统职务后，继续担任陆军总司令职务。

1990年12月6日—7日，皮诺切特陪同艾尔文总统会见了前来智利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1991年7月，皮诺切特会晤了前来智利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1992年3月，皮诺切特首次以陆军总司令身份访问厄瓜多尔。

1993年4月21日—27日，皮诺切特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邀请，以智利陆军总司令身份率领17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皮诺切特一行人访问了北京、西安、广州、深圳。访华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会见并宴请了皮诺切特一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同皮诺切特进行了会谈。皮诺切特还参观了中国的一些军工企业，探讨了两国军工合作的可能性，游览了名胜古迹，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遗容。

1994年3月，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的英国驻智利大使馆会见了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即撒切尔夫人）。

1995年，皮诺切特访问马来西亚，并在吉隆坡会见了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端古·加法尔·伊卜尼·阿卜杜勒·拉赫曼。

1997年10月，皮诺切特以智利陆军总司令身份再度访华，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和国防部长迟浩田的亲切会见；同年11月，再次以陆军总司令身份访问厄瓜多尔，并出席在萨利纳斯举行的第十二届泛美军事会议。

1998年3月10日，皮诺切特卸任智利陆军总司令职务；之后皮诺切特根据宪法规定，获得智利国会授予的终身参议员职务，该身份拥有司法豁免权。3月11日，皮诺切特宣誓就任终身参议员。

1998年9月21日，皮诺切特以私人身份访问英国，并在伦敦与撒切尔夫人再次会晤，在英期间皮诺切特椎间盘突然不适，前往伦敦一家私人诊所治疗；10月16日夜间，手术后正在休养的皮诺切特突然被英国警方拘禁，起因是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指控他在执政期间涉嫌杀害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后裔。西班牙法庭发出传票，拟将皮诺切特引渡至西班牙受审，皮诺切特随后被软禁在伦敦附近的一个寓所里。

皮诺切特被软禁后，智利政府坚持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立场，以皮诺切特手持外交护照应享有外交豁免权为由，要求英方立即放皮诺切特回国。

2000年1月，经有关方面的多次交涉，英国政府宣布“皮诺切特因健康原因不宜被引渡受审”；3月2日正式将皮诺切特释放；3月3日，皮诺切特乘坐智利空军的专机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2002年7月4日，皮诺切特提交辞呈，正式辞去终身参议员职务，表明退出政坛之意；但他仍享受作为前总统的特权和待遇。

2006年11月25日，皮诺切特宣读了一份声明，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在执政17年中所发生事件的政治责任。不过，他为自己辩护，声称1973年军事政变的唯一目的是“使智利变得强大起来，避免走向分裂”。

2006年12月3日，皮诺切特因突发严重心肌梗塞和肺气肿，被送入圣地亚哥市军事医院接受紧急治疗；之后皮诺切特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身体情况一度出现好转。

2006年12月10日14点15分，皮诺切特因心肌梗塞在圣地亚哥市军事医院逝世，享年91岁。

皮诺切特执政后，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和宵禁，终止实施宪法，解散国会，禁止政党活动，限制集会与新闻自由。

为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皮诺切特控制军政大权，排斥异己，他在担任智利总统后依旧把持着智利陆军总司令一职，1976年，军政府颁布法令，规定自1973年9月军人上台时担任陆、海、空总司令及警察部队首脑的军官，可以不受法律关于军官服役最高期限（40年）后必须退役的限制，这为皮诺切特担任陆军总司令提供了法律依据。皮诺切特通过改组内阁，吸收由他长期管辖的陆军官员入阁，形成以陆军军官为中心的内阁，同时撤换被认为有碍其统治地位的军事将领。

1974年6月14日，皮诺切特将智利陆海空三军各自的情报机构进行合并，组建为智利国家情报局（Dirección de Inteligencia Nacional，简称：DINA），该机构归内政部领导和管辖，直接对军政府负责，负责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政府人士进行镇压；17日，颁布第527号法令，确定了军政府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规定掌权的军事执政委员会拥有制宪、立法和行政权。

1975年7月3日，皮诺切特签署第890号法令，批准并颁布了《国家安全法》，该法自同年8月26日起正式实施，《国家安全法》将反对军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行为列为“危害国家安全”，通过该法，皮诺切特获得宣布戒严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

1976年，军政府颁布了《制度法》，规定在国家遭遇潜在颠覆活动的时期，总统有权控制新闻、没收财产、审查信件以及禁止集会。凭借此法，皮诺切特获得独断专行之权。

1977年8月13日，皮诺切特将智利国家情报局改组为智利国家信息中心（Central Nacional de Informaciones，简称：CNI），该机构继续承担原国家情报局的职责，由国防部领导，直接对总统个人负责。

1978年4月，军政府颁布《大赦令》，该法令规定赦免从1973年到大赦令颁布之日的这段时间内所有公民所犯的罪行；同年7月24日，皮诺切特将同自己政见不合的空军总司令古斯塔沃·利·古斯曼上将免职并逐出军政府；随后，皮诺切特任命费尔南多·马太·奥维尔将军为空军总司令兼军事执政委员会空军代表，填补了古斯塔沃·利·古斯曼离开后军政府内部出现的职位空缺。

1981年3月11日，1980年版《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生效，宪法规定国家和市政官员以及国营企业工作人员不得罢工。同时设立由总统、军事执政委员会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等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1983年5月，军政府使用武力压制了反对派和劳工组织举行的示威和罢工。

1984年5月，军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反恐怖主义法》（第18314号法令），将攻击军政府当局及其政治体制等行为列为“恐怖主义”。

1974年7月，政府颁布第575号法令，对行政区划进行改革，决定将智利全国划分为12个大区和一个首都联邦区，1975年设立智利南极省，1978年颁布第2339号法令，根据各大区的地理、文化、民族和历史特点对大区加以正式命名。

制宪历程

皮诺切特夺取政权后，废除了1925年版《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之后他任命了一个“新宪法研究委员会”，负责新宪法的制定工作。

1976年1月9日，军政府设立高级顾问机构——国务委员会，协助“新宪法研究委员会”，参与新宪法的制定和审查工作。

1978年—1980年，国务委员会对新宪法研究委员会制定的宪法草案作出了一些修改，军方人士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增加了过渡性条款，规定宪法一旦获得通过，皮诺切特就将被选举为总统。

1980年8月12日，《智利共和国官方日报》公布了宪法草案；同年9月11日，1980年版《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经由全民投票得以通过。

1981年2月，设立宪法法院；3月11日，1980年版《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正式生效。

宪法内容及评价

1980年版《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规定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8年，同时规定在1988年举行全民投票，如在任总统获得多数支持，可继续执政到1997年；如得不到多数支持，在任总统自动延长一年总统任期，并在1989年12月举行新一届总统和议会选举；还规定1989年起恢复国民议会和政党活动。

新宪法建立了保护总统的体制，赋予了行政机关强大的权力，并从民主政治中排除了极权主义。新宪法表明了武装力量在政治权力和国家元首面前拥有自主权，并通过主要由军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其成为体制的监察者。

后续完善

1988年10月，皮诺切特在公民投票中失败以后，随着反对派逐渐接近政治舞台，军政府与反对派达成改革协议，承诺将宪法民主化。1989年7月30日，智利经全民投票，以85.7%的支持率通过了宪法修正案，8月17日，修正案以法律形式公布，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减为4年，不得连任；同时规定修改宪法须参众两院五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废除了与流放政治异见者相关的规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加入普通公民，建立公民与军人之间的平等基础。也使该机构的权力受到限制。

皮诺切特努力加强智利政府同智利原住民马普切族印第安人之间的联系，鼓励马普切人积极融入智利社会，将马普切公社的土地分配给众多马普切人家庭，1978年—1990年，共有69984名马普切人获得了土地所有权；皮诺切特本人在到访阿劳卡尼亚大区的马普切人社区时，被马普切人酋长授予了“伟大的权威（Ulmen Fauta Lonco）”的称号。

皮诺切特上台执政后，为了克服智利国内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在经济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力求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健全服务市场的法律体系，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创造以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模式。皮诺切特表示，自己希望“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为此，军政府特意起用了“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1955年—1964年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过训练，深受“货币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影响的年轻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支持者）来贯彻实施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

20世纪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智利受此影响出现了长达两年多的经济衰退，为此，军政府自1983年起开始实行“应急经济计划”以及“缓和债务危机计划”，在不影响新自由主义改革总体方针的条件下，逐步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中的调节控制作用，智利经济在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后得到有效恢复。

20世纪70年代初期，智利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皮诺切特执政后把反通货膨胀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减少货币供应量，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和贸易自由化，通过外部商品进入来抑制国内市场的商品价格；1975年7月30日，政府颁布第1123号法令，规定自当年9月29日起恢复智利比索（Peso Chileno）为货币单位，以1∶1000的比率回收旧货币埃斯库多（Escudo）；1979年6月政府放弃了浮动汇率政策，实行智利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试图抑制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当时的比价为39∶1，但收效甚微，对智利出口极为不利；1982年6月取消固定汇率，重新实行浮动汇率政策；在军政府的治理下，智利的通货膨胀率从600%下降到6%；总的来说，智利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较好，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1974年，智利政府开始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军政府将萨尔瓦多·阿连德执政时期（1970年—1973年）征收的私人企业和银行全部交还原主，将绝大部分国营企业拍卖给私人。

1973年，智利全国共有596家国营企业，到了1989年，除了铜矿、石油、自来水、核基础设施等具有战略意义的45家企业由国家掌控外，其余的551家企业均实现了私有化。

军政府实行对外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政策”，赋予对外贸易以战略性地位，大力鼓励出口特别是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并对外贸体制等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对关税、税收、金融政策等方面提供各种优惠。1975年成立智利出口促进局，负责帮助出口企业制定生产计划，进行人员培训，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资助，开拓市场，扩大出口，同年设立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在出口商品多样化和贸易方向多边化的方针指导下，智利的出口总额大幅度增长，1980年，智利的外贸顺差达12.4亿美元。

军政府减少国家定价范围，政府取消了长期以来国家对物价的补贴和对国内市场大部分物价的控制，单是在1973年9月—10月，政府便开放了3000多种商品的价格。到1978年，国家由原来控制两万多种商品的价格变为只控制8种商品的价格。

军政府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放宽对金融部门的管制，以建立一个不受国家直接干预的、自由化的资本市场。

军政府实行私人金融机构利率自由化政策。1974年，政府颁布法令，允许成立私人金融公司，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利率自由，同时放宽国内金融机构获得外国贷款的条件；对国有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营业活动，包括利率和储备金比例加以控制，只能实行法令的最高利率。

军政府实行银行私有化政策，1975年，国家开始把大部分由政府机构掌管的银行以优惠价格拍卖给私人财团。同时，政府取消了对银行利率的管制，并实行统一的储备金比例。到1978年底，智利国内只有两家国有银行——智利中央银行（Banco Central de Chile）和智利国家银行（Banco del Estado de Chile）没有被私有化。

1974年，智利军政府开始实行税制改革，降低关税，放弃了高关税保护政策，用5年半的时间大幅度地下调了关税，完成了税制改革的计划。1979年6月，智利采用10%的统一关税（汽车除外）。同时，取消优惠兑换率、进口限制、进口预付款等措施。至此，智利成了拉美关税最低的国家。

军政府设立了增值税，增加了直接税收，加强了反偷、漏税的措施，使国家收入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压缩财政开支的措施，使有的年份出现了财政盈余。80年代末期，由于政府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也随之扭亏为盈。

军政府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对外资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把引进和利用外资提到了发展经济的战略高度，1974年，军政府颁布了以对外资开放和非歧视政策为特点的《外国投资法》，即“600号法令”；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外资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给外资更多的优惠、投资领域与机会，主动的吸引外资。以后又不断修改外资法，规定对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一视同仁。1977年10月，智利政府修改《国际兑换法》，允许商业银行对外负债额可相当于自身资产和储备的50%，并由国家担保用于还本付息的外汇自由汇出。

20世纪80年代初，智利面对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境，军政府及时对外资政策进行了调整和补充。1982年，把外资征收的附加税从40%减至33%，1985年5月，军政府颁布了关于外债资本化的“第19号条款”，鼓励通过外债资本化途径吸引外国投资和减少债务，同时修订了公司税法，做出了一系列旨在减税、方便资本抽回和利润汇出的规定。通过债务资本化把债权人的债劵转化为直接投资，并对他们汇出利润和抽回资本给予优惠。结果既减少了债务额，又吸收了外国投资。

1974年—1978年，流入智利的外国投资达30亿美元，外流技术人员开始回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智利由于宏观经济形势日益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成为拉美国家中最受外国投资者青睐的国家之一，被标准普尔公司评为投资风险A级。

皮诺切特政府以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为重要指导，将法治和市场作为两大基本工具，继续缓慢而有序地依法推动智利土地改革。至1979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同时大规模开放土地买卖交易市场。

皮诺切特执政后，立即终止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激进的土地改革措施，并将前两届政府在土地改革中征收的土地以自留地的形式分配给被征用农场上的前农场工人，或者归还给土地以前的主人，亦或者拍卖给私人投资者，到1978年底，已有293万公顷土地归还原主，314万公顷土地分给合作社和个体农户，余下的土地全部卖给私人。

皮诺切特政府将土地改革协会和农业工人未遵守土地改革法而强占的土地还给了原先的所有者，约占历届政府征收土地的29.4%。对于土地改革协会依法占有的庄园土地（约占征收土地总面积的31.5%），皮诺切特政府直接分田到户并颁发地契，使农业工人成为土地所有者，从而在法律上确认并部分继承了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和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土地改革成果。对于弗雷和阿连德政府依法征收而难以分割的土地（约占征收土地的三分之一），皮诺切特政府选择由执法官以拍卖方式在市场上销售。对被授予小块土地的农民，从1973年12月开始，允许他们销售他们拥有的土地。

皮诺切特政府在土地改革中对封建庄园主们继续采取抑制政策，一是拒绝全部归还他们被往届政府没收的土地，二是在出售他们被没收的土地时以拍卖方式把那些土地投资能力弱的庄园主合法地排除在外，最终促使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庄园制度逐渐衰落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皮诺切特政府基本完成了预期的土地改革任务和目标，总体上在提升农业经济效率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并为智利社会转型发展带来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皮诺切特政府不仅建立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而且构建起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模式和农村劳动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分配和占有的公平性。在推动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皮诺切特政府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

1974年，军政府颁布了第一部林业法，规定自然人或法人在荒山野地植树造林，由国家统一验收，如符合标准，国家支付75%的植树费用并一次偿清；国家负责提供优良树种，为造林者发放为期15—20年的低息贷款；在人造林成材收益前25年中免征土地税，对已进入成材期的林区，国家仍减免50%的土地税；鼓励外国企业在林业部门投资；为保护现有林地，砍伐树木必须及时补种；大力促进出口，引进外来品种，为资助植树造林提供200万英亩土地。

1976年，皮诺切特政府提供信贷支持前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组建私营的农技推广服务公司，把农业推广服务予以私有化，并为小农补贴农业技术服务费用的80%。

1979年，政府颁布法令允许农民出售土地，实行增加非传统产品出口的农业发展方针，同年，智利开始从国外引进新的葡萄酒酿造设备和技术。

1980年，政府颁布了关于合理开发和保护天然森林的法令，规定禁止在保护区内砍伐树木，凡采伐天然林者需要在当年复种同等面积的人工林，同时，开始推行家庭植树计划。

1983年以后，皮诺切特政府建立了以服务中型农户为主的、由国家支持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包括重振国家农业发展研究所并支持国家农业发展研究、重启国有糖厂并与甜菜种植户签署种植合同等。

军政府掌权期间，智利的第一产业有了显著发展，其中渔业和林业的增长尤为显著，1980年，智利成为南美第一、世界第五位渔业大国，全世界捕捞量居第四位，1987年智利渔业出口总值近10亿美元；1989年，智利林业出口达到7.84亿美元；农产品加工业也得以快速发展，智利成为国际上公认的生产葡萄酒的领先国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出口农业已成为智利经济最为活跃、发展最为强劲的部门。

军政府掌权期间，发展民族工业，为保持国家对铜矿生产的控制，1976年4月1日，军政府正式成立了智利国家铜业公司。

军政府加强对石油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工作，发展石油工业，并为此制定了多项计划；1976年，智利开始实施在麦哲伦海峡勘探和开采石油计划；1979年，政府制定了近海石油资源开采计划；1981年，智利国家石油公司开始实施一项十年计划，争取通过利用外资加速石油工业的发展。1982年，智利国家石油公司与美国钻石钻探公司签订合同，规定双方共同完成在瓦尔帕莱索和康塞普西翁沿海大陆架一带寻找石油的“太平洋计划”，随后智利国家石油公司又与美国阿美拉达赫斯公司以及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签订合同，达成共同勘探从查考海峡到佩拉斯湾一带石油资源的约定。

军政府时期，智利的铜矿业和石油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982年智利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铜国，在世界铜矿市场所占份额高达40%以上，1987年铜矿产量超过140万吨，1990年达158.8万吨。

军政府发展交通运输事业，采取公共交通自由化政策，鼓励私人经营公路交通运输业和购买私人汽车。1975年，位于首都圣地亚哥的地铁（圣地亚哥地铁）正式开通运营。1976年5月，军政府正式启动了南方公路（Carretera Austral）计划，南方公路将纵穿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并与泛美公路相交，从而真正意义上把智利的南北地区及整个美洲大陆连接在一起；计划由智利陆军工程兵负责，至1988年，军政府为计划投资了375亿智利比索，2400公里的道路正式通车。

20世纪70年代末期，军政府对航空运输中的安全条例和对等条件等做出规定，鼓励航空公司开展一系列的机票促销活动，实行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天空开放”政策，规定航空公司可以自由定价、自由选择飞行距离、飞行次数和飞行路线。同时，政府开始逐渐将部分铁路线路交给私人经营。

军政府时期，智利的汽车运输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私人汽车数量增加，航空和铁路运输业也有所发展；因交通事业的发展，智利的旅游业开始逐步兴盛，为适应旅游业的发展，军政府在智利国内各地新建了多处博物馆，诸如智利国家历史博物馆、智利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智利军事历史博物馆等一些相对较为古老的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翻修。

积极影响

智利军政府在经济方面基本上坚持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向，这使得智利成为拉美主权债务危机中首批摆脱危机、恢复经济稳定增长的国家之一。

1976年—1981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7%以上，人均收入从1973年的600美元增至1981年的1400美元；1983年—1988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4%；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9.92%；1973年时，智利国内生产总值为168.4亿美元，在世界131个国家中排名第28名，到了1990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为331.1亿美元，在世界184个国家中排名第51。

按照约翰·L·雷克特著作《智利史》所述，从1977年开始，智利经济开始起飞，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失业率下降，消费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电话和无线电通讯设施实现迅速发展和现代化，建筑业得到发展，首都圣地亚哥面貌大有改观，居住区高层公寓楼林立，首都郊区向安第斯山扩展；1975年至1981年，智利全国汽车拥有量增加了一倍；1989年，智利国内出口总值达81亿美元；1990年，智利人均寿命达71岁，城市饮用水覆盖率达98%。

20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率先开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私有化、自由贸易、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多项改革举措，开始施行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发展策略转变的经济改革，是拉美国家之中最早实施这类改革政策的国家。虽然智利也未能防止广泛爆发在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初在拉美大规模呈现的经济消退景象，但智利于1984年却率先恢复经济增长。1981年—1989年，智利经济累积增长27.5%，比同期整个拉美地域经济平均累积增长11.7%高出1.35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智利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最稳定、最繁荣、最富裕的国家，这一社会经济现象被已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誉为“智利经济奇迹”。

局限性

军政府时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使智利在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广泛受益，智利社会依旧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异，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愈发严重，使得社会难以产生强流动性，导致智利在结束军政府统治后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状况；另外，部分社会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导致民众的生活成本显著提高，使得智利在结束军政府统治后时常爆发针对私有化的社会运动。

经济数据

1979年1月，军政府颁布新的劳工政策，规定只允许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要求工会完全脱离政治，劳工合同谈判只能在本企业内进行，雇主可以自由任用或解雇工人，政府有权用强制仲裁解决劳资纠纷；企业主在工人罢工超过60天的情况下有权雇人顶替罢工工人；撤销劳工法院，解散了一批具有激进倾向的工会，规定给连续劳动12小时或超过12小时的工人支付加班费。

1983年，智利国内的失业率从1973年的4.3%上升至当年的22%，而实际工资水平相比70年代初下降了40%，之后，军政府实施“最低报酬就业计划”，为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就业岗位，智利国内就业情况随之出现较大改善，1990年，智利国内的失业率降至7.8%，物资短缺现象也得到了有效缓解。

皮诺切特政府减少公共住房的提供，将住房市场由私营企业来主导；1979年，政府为城市贫民提供住房补贴，政府给予贫困家庭明确的补贴，最多可以补贴住房成本的75％，贫民需支付剩余金额，剩余金额一部分来源于储蓄，一部分可以通过签订一个抵押贷款合同，以指数货币单位来表示，逐渐还清这部分金额。

1979年，政府出台《国家城市发展政策》，放松了政府对城市土地的管制，允许城市往追求利润的方向扩张。政府试图通过该政策促进私营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在该政策下，国家开始向私人资本出售城市土地储备，允许将农业用地转为商品住宅用地，有利于住房供给。

皮诺切特政府在为贫民提供住房补贴的同时，也对贫民窟进行治理，政府禁止贫民占领土地。对于现存贫民窟，按照土地价值分为两种，分别实施“改善计划”和“清剿方案”。政府对占用低价值土地的贫民窟将予以升级，这些贫民窟居民被赋予合法所有权，当局为这些贫民窟家庭提供 6 平方米的厨房和浴室 。1973年，皮诺切特政府开始授予贫民住房所有权和贫民窟居民土地所有权；1974年，智利通过第519号法令，即“紧急情况处置”法令，制定了贫民窟清剿指南，由市政当局来实施。政府要释放那些价值较高的被占土地，建立在这种土地上的贫民窟将被拆除，其居民被安置在其他地方，通常是城市外围区域。

1984年，政府出台了第62号法令，该法涉及为城市贫民这一“边缘”群体提供住房补贴，更新了低收入群体住房政策，确立了双层补贴系统。这项住房政策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当年世界银行为智利提供了8000万美元的贷款，以帮助住房与城市事务部的政策更新，这笔贷款旨在帮助贫民获得住房。

1984年的住房立法规定，每年住房与城市事务部从私营部门承包一定数量的住房，这些住房单位将受到严格的成本限制，建好的住房将根据公开和固定的条例进行分配。满足一定条件者可进入分配候选名单，这些条件包括贫民必须提供一定的储蓄，并接受“社会援助委员会调查卡片”的访谈调查。“社会援助委员会调查卡片”调查将根据收入和当前生活条件给不同的贫困家庭记分，那些得分最高、也符合储蓄要求的贫民将被选中分配住房。国家将提供高达房屋价值75%的补贴，其余部分由固定利率的国家抵押贷款提供，这项贷款的按揭还款额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20%。除此之外，政府还对有购房需求的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另外补贴，规定他们只需要出具在银行的储蓄合同，就可以获得补贴证书；但这类补贴金额有限，中等收入群体不能获得国家承包的低成本住房，需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住房。

政府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1980年11月，颁布了第3500号法令，设计出一种新的养老金制度，规定将养老金私营化管理，个人养老金资本化，设立个人账户，强调劳动者自我积累、自我保障原则，同时实行养老金最低保险制度。新的养老金制定自1981年5月起正式实施，皮诺切特主导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所缔造的“智利模板”对当时很多国家的养老金体系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曾被包括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墨西哥、哈萨克斯坦等33个国家仿效，其中9个国家几乎照搬了智利的养老金体系。

军政府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确立了一种由私人机构管理的医疗保障制度，1979年政府建立了全国公共医疗体制，1981年成立了保障私人健康的医疗保障机构，向许多人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

1975年，智利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法》中第6条规定，公开冒犯、侮辱智利共和国国旗、智利共和国国徽及智利共和国国名等国家象征者，将会被判处危害公共秩序罪。

皮诺切特执政初期，军政府派军队代表进驻学校和教育机构，严格限制教师和学生的活动，监视学校各方面工作，更换了智利国内各级学校的大部分校长；军政府规定：军队代表有权监督学校的教材、教学大纲和教授内容，掌握教师和校长的任免权及任期。

皮诺切特地位稳固后，开始在教育方面进行改革，旨在使教育面向实际，面向自由市场经济。

1974年，军政府成立了“教育工作者商会议”，以此作为完善教育的基本机构。

1979年，军政府提出要在智利实现劳工、福利、教育、卫生、司法、农业和行政管理等7个部门的现代化，并把教育现代化列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允许部分流亡的学者和教授回国。

1980年，军政府颁布了“补贴法”，规定给私立学校提供资助；决定将教育行政管理权和财政权下放，发挥地方开办教育的积极性；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增加教育经费等；政府同时特别提出鼓励私人办学，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同年，政府成立了扫盲专门机构——全国协调委员会，负责领导和实施教育部制定的扫盲计划。

1980年—1984年，智利开展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40万人，在全国13个大区中，有6个大区的文盲率已降至5%，提前达到扫盲计划的目标。

1981年，军政府颁布《新大学法》，规定为贫困学生设立奖学金，推动高校开展科学研究。1984年，军政府开始实施成人基础教育计划，以帮助在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底层的民众获得道德、文化、职业方面的基础教育。

军政府时期，智利国内出现了大量的私立中等学校和私立高等院校，其中包括35所私立大学和57所私立专业学院，一些新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成立。这一时期，学龄前儿童以及中学生和大学生人数获得增加，学龄前儿童的入学人数在1970年到1989年间增长了253.21%，中学生增长了145.65%，大学生则增长了203.6%；从覆盖率来讲，1970年5-6岁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为14.6%，1989年上升到48.4%；中学的覆盖率从1970年的49.73%上升到1988年的81.77%。

教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包括改善通识教育、培养学生更好地适应环境和参与工作、发展特殊教育和幼儿学前教育，这些政策确实被实现了。

教育分权无疑是军政府推动的变革中的一大亮点，也是对教育系统影响最持久的政策，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方法是将教育部的职能移交给各市政府，让各市政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计划，更重要的是，能让更多的私营机构参与地方教育管理。然而，由于大多数地方政府资源匮乏，教育体系市政化的结果是高度的社会分化，学校教育的成果不理想，甚至导致了公共教育的危机。

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加强智利军队建设，不断扩充兵源，更新武器装备，提高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派出军队严厉打击贩毒集团，消除国内毒品贸易。

1974年，军政府将国民警卫队（Carabineros）和调查警察（Policía de Investigaciones）两大警察机构（前者为武装警察，后者为民事警察）划归为国防部管辖。

1978年，军政府颁布兵役法，规定年满18岁—45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服兵役，女性公民在和平时期自愿服兵役，战争时期必须服兵役。

1979年，军政府正式成立了国民警卫队基础训练中心，负责培训武装警察，同年6月，军政府组建了归属国民警卫队管辖的特警部队——警方特别行动小组（GOPE - Grupo de Operaciones Policiales Especiales）

军政府重视发展军火工业，在向国外购买先进装备的同时，发展智利本国的国防工业。20世纪80年代后，智利陆军军工军械总厂与外国军工企业进行合作，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除制造轻武器和弹药外，陆军军工军械总厂还拥有了生产坦克、火炮、机枪、地雷、深水水雷、航空炸弹、迫击炮炮弹、多管火箭炮、集束炸弹、防爆器材、催泪弹等武器装备的能力。1984年，军政府在正式成立了智利国家航空航天公司（ENAER），该机构总部位于首都圣地亚哥，隶属于智利空军管辖，负责对飞机系统进行现代化改装，生产雷达干扰系统、电子情报系统、警报系统、航空通信器材、电子战设备和飞机零件等。

智利陆海空三军总兵力由1973年的6万人增加到1989年的10.1万人，其中陆军增加2.5万人，海军1.1万人，空军增加0.5万人。在武器装备方面，1973年—1989年，陆军购买了约100辆坦克，150余辆装甲车和装甲运输车；海军购买了4艘潜艇、4艘驱逐舰、4艘导弹巡洋舰、4艘导弹护卫舰，以及几十艘小型舰艇；空军购买了70余架作战飞机、90架直升机和运输机。

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军队为格林纳达总理埃里克·马修·盖里控制下的格林纳达警察和准军事组织“猫鼬帮”提供武器援助和“反叛乱”培训。

1995年，皮诺切特领导下的智利陆军在塞内帕战争期间为厄瓜多尔军队提供了大批武器支援，包括步枪、弹药、夜视镜、手雷和地雷等，以帮助厄瓜多尔军队对抗秘鲁军队。

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宣布智利恢复同西方世界的“传统联系”，实行“拉美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公开宣称智利属于第三世界，是不结盟国家。

军政府掌权后，智利立即中断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等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止了同智利的外交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中断同智利的外交关系，但南斯拉夫同智利的关系从大使级降为领事级，阿尔巴尼亚虽未断交，但却撤走外交人员并将使馆关闭）；阿尔及利亚（1973年）、墨西哥（1974年）、伊朗（1980年）和尼加拉瓜（1985年）等部分非社会主义国家也中止了同智利的外交关系或关闭了在智利的使馆。

国际社会普遍对智利政变反映强烈。部分国家对智利实行外交降格，即调回大使保留代办级关系；更多的国家对政变进行谴责，但大多数国家仍与军政府保持原有关系。至1973年10月上旬，与智利建有外交关系的80个国家中，有38个表示承认智利军政府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与军政府断交的有11个国家，其他国家则未表态。

综述

皮诺切特执政期间，重视发展智利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智利支持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危地马拉等国家的右翼军政府，1975年11月25日，智利同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等国正式签署了有关“情报和行动合作”的协议，之后共同制定了“秃鹰计划”（神鹰行动），旨在打击缔约国中的反政府激进分子、游击队及其同情者；在军政府时期，智利同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等国的外交关系获得进一步发展，多米尼加副总统卡洛斯·拉斐尔·戈伊科·莫拉莱斯、哥伦比亚外交部长胡利奥·隆多尼奥·帕德雷斯等政要亲自会见皮诺切特总统或到访智利。

元首会晤

1974年3月15日，皮诺切特访问巴西并在巴西利亚参加巴西总统埃内斯托·盖泽尔的就职仪式；5月，皮诺切特访问巴拉圭，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同巴拉圭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举行会晤；6月18日，皮诺切特访问阿根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了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9月，巴拉圭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访问智利，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会晤了到访的斯特罗斯纳总统，两人共同出席了智利国庆日“独立日”的阅兵式活动。

1975年4月，皮诺切特再次访问阿根廷，会晤了阿根廷总统伊莎贝尔·庇隆；9月，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会见了到访智利的乌拉圭总统胡安·马里亚·博达贝里，两国元首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并签署了贸易一体化协定。

1976年4月21日，皮诺切特访问乌拉圭，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再次会晤了乌拉圭总统博达贝里。

1978年1月19日，皮诺切特抵达阿根廷的门多萨，同阿根廷总统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举行会晤。

1980年10月12日，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访问智利，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与来访的菲格雷多总统举行会晤。

1983年11月，皮诺切特同乌拉圭总统格雷戈里奥·康拉多·阿尔瓦雷斯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会晤。

1988年，皮诺切特秘密访问玻利维亚，在拉巴斯和科恰班巴两地两次同玻利维亚总统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举行会晤。

智利—秘鲁关系

智利因意识形态差异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同秘鲁的外交关系较为紧张，两国军队一度在国境线附近对峙。秘鲁国内曾流传秘鲁军队通过武力手段收复塔拉帕卡大区的传言；1973年—1975年，秘鲁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多次下令在位于秘智边境的秘鲁城市塔克纳进行军事动员，并举行阅兵仪式，而此前秘鲁政府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军购，从苏联购置了16亿美元的坦克、飞机和导弹等军事装备（其中坦克数量达600辆），并试图借助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扩大海军规模；这导致皮诺切特和智利军队开始认真地推测秘鲁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并在边境进行军事动员。

1974年11月8日，秘鲁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和智利陆军总参谋长埃克托尔·布拉沃·穆尼奥斯双方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在智利国内举行会晤，同年12月，秘鲁总统贝拉斯科邀请皮诺切特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出席阿亚库乔战役150周年纪念活动，但因秘鲁方面邀请对智利军政府不友好的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阿·加西亚出席活动而遭到皮诺切特的拒绝，皮诺切特最终派外交部长帕特里西奥·卡瓦哈尔·普拉多代替自己出席活动。

1976年8月30日，皮诺切特乘坐海军军舰“埃斯梅拉达”号前往秘鲁卡亚俄港，在船上通过无线电的形式同秘鲁总统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进行交流对话，秘鲁总统莫拉莱斯在交谈中承诺不会对智利发动军事进攻。

1977年3月26日，智利空军的霍克猎人喷气式战斗机飞入秘鲁领空进行侦查，此后至1979年，智利同秘鲁两国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智利—厄瓜多尔关系

皮诺切特执政前期，曾多次提出想以国家元首身份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的要求，均遭到了时任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拉腊将军的拒绝。1975年，皮诺切特几次派遣特使访问厄瓜多尔，试图邀请厄瓜多尔加入秃鹰计划，但均遭到了厄瓜多尔政府的拒绝。

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厄瓜多尔政府时常为智利国内的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庇护，并拒绝将他们引渡给智利军政府当局。1975年8月，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了由陆军将领劳尔·冈萨雷斯·阿尔韦亚尔发动的未遂军事政变，冈萨雷斯在政变失败后流亡智利，事后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拉腊宣称“军事政变得到了皮诺切特的支持”。

地区事务

1976年10月30日，智利退出了安第斯集团。

1980年8月12日，皮诺切特派外交部长雷内·罗哈斯·加尔达梅斯前往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代表智利政府签署《蒙得维的亚条约》（1980年），参与发起成立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

1981年2月，智利同巴西、阿根廷和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的撮合下，组成四国委员会，参与调节厄瓜多尔和秘鲁两国间的边境武装冲突。

1989年12月，美国军队发动“正义事业行动”（巴拿马战争），武装入侵巴拿马，皮诺切特政府在外交场合公开谴责美国政府，并要求美军撤出巴拿马。

双边协定（协议）

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

1974年，玻利维亚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向皮诺切特提出了归还原属玻利维亚出海口的要求（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地区，南美太平洋战争后，玻利维亚被迫将其割让给智利），鉴于智利在军事政变后一度在国际社会处于孤立的外交状况，皮诺切特称对于玻利维亚的要求表示理解，表示愿意通过协商解决。同年12月9日，智利、玻利维亚等国发表《阿亚库乔宣言》，正式承认了出海口对玻利维亚的重要性。

1975年2月8日，皮诺切特与班塞尔在玻利维亚的查拉纳进行了会晤，同意就解决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举行谈判，并恢复了智玻两国中断多年的外交关系。

1975年8月—1977年，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三国就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玻利维亚、智利和秘鲁三国先后就解决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均因无法满足各方利益而作罢，出海口问题陷入僵局。

1977年，智利军政府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后，皮诺切特抛弃了之前提出的解决出海口问题的方案，并不再与玻利维亚就出海口问题进行谈判，1978年3月17日，玻智两国断交，之后玻利维亚的历届政府都向皮诺切特军政府提出了解决出海口问题的方案，要求智利归还原属玻利维亚的出海口，但皮诺切特始终不接受玻利维亚政府提出的任何方案，并表示会坚决维护智利的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比格尔冲突

1977年—1978年，围绕皮克顿、努埃瓦和伦诺克斯三座岛屿的归属问题，智利与阿根廷在比格尔海峡的边境摩擦不断升级，两国一度到了战争边缘。

1979年1月8日，智利外交部长埃尔南·库维略斯·萨利亚托和阿根廷外交部长卡洛斯·华盛顿·帕斯托尔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就边境问题举行谈判，双方承诺不会使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

1984年11月，智利政府同阿根廷政府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比格尔海峡的边境争端问题得到解决，智利获得了三座岛屿的主权，而阿根廷在岛屿附近的水域享有永久自由航行权和捕鱼权。

关系历程

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后，美国立即向智利提供了240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购买小麦，同时支付2800万美元用于购买玉米。在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和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1977年前），智利军政府与美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74年，美国向智利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援助；美国政府根据“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拨给拉美的粮食，有一半给了智利军政府。

1976年9月21日，前智利驻美国大使马科斯·奥兰多·勒特里尔及其美国籍女秘书罗妮·墨菲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驾车时被炸身亡，勒特里尔是皮诺切特政权的反对者，此前正游说美国政府及国会两院停止对皮诺切特政府的资助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事件发生后，其幕后真凶指向情报机构智利国家情报局（DINA），美国政府向智利军政府提出了引渡相关涉案人员到美国受审的要求，但遭到皮诺切特的拒绝，智美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詹姆斯·厄尔·卡特出任美国总统期间（1977年—1981年），美国在外交上转向强调维护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捍卫人权，公开支持拉美国家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的政治民主化浪潮，智美两国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军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对智利的军事援助，实行武器禁运并撤回陆海空三军使团，智美关系陷入低谷。

1981年1月，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后，智利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得到改善，美国政府改变立场，不再以侵犯人权为由反对国际金融机构向智利等国家提供援助，同时重新提供军火物资援助。

1985年1月，里根开始第二届美国总统任期时，美国政府开始不断向智利施加压力，逐步停止军援，减少财政支持，多次指责皮诺切特及其军政府，原本已有所改善的智美关系再次逐渐陷入低谷，当年12月，美国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埃拉姆斯公开表示自己支持智利国内11个反对党签署的全国协议，称美国政府希望皮诺切特下台，由一个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刚上任不久的美国驻智利大使小哈里·乔治·巴恩斯亦放弃对智利军政府的支持并加强同智利国内反对派之间的接触和联系。

1986年3月，联合国人权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美国代表理查德·希夫特在会上指名批评智利军政府，反对军人破坏人权的做法，提出一项呼吁智利军政府结束“一切形式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决议草案。

在皮诺切特执政后期，智美两国关系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

相互来往

1976年6月7日—9日，美国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访问智利，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厦同来访的基辛格国务卿举行会晤，并就智美两国关系展开深入交谈。

1977年9月6日—9日，皮诺切特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巴拿马运河条约》的签署仪式，并在白宫同美国总统詹姆斯·厄尔·卡特举行会晤。

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夺权后，大多数西欧国家在不同智利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对军事政变加以谴责，尽管军政府在掌权后改善智利同西欧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军政府时期，智利同欧洲国家间的官方来往较少，关系总体冷淡；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时常为智利国内的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庇护，部分西欧国家在外交场合公开指责皮诺切特领导的军政府。在1983年9月智利军政府举行纪念政变10周年大会时，法国、联邦德国、英国等10个欧洲国家甚至公开表示拒绝派使节出席大会。

1975年11月20日—23日，皮诺切特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出席了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逝世的葬礼，皮诺切特本打算参加在27日举行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加冕典礼，但时任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向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施加压力，表示皮诺切特若出席加冕典礼自己将不再出席，部分欧洲国家支持法国的立场，在德斯坦的压力下，胡安·卡洛斯一世拒绝皮诺切特参加自己的加冕典礼，并要求皮诺切特在典礼前离开西班牙，皮诺切特只得在24日乘专机返回智利。

1987年4月1日—6日，梵蒂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智利，与皮诺切特总统在圣地亚哥举行了会晤。

智利—英国关系

1979年，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后，英国解除了此前对智利的武器禁运，智利同英国的关系自军政府掌权后首次得到根本性改善（1973年政变后英智两国关系冷淡），其后皮诺切特为智利军队在1980年—1982年从英国进口了2100万英镑的武器装备，并派空军总司令费尔南多·马太·奥维尔访问英国，这也使得智利在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期间成为拉美国家中少数支持英国的国家，英智两国在战争期间进行秘密合作，智利向英国军队提供阿根廷军队的信息情报。

军政府时期，智利虽然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持着外交关系，但加、澳、新三国政府多次在外交场合公开指责批评皮诺切特领导的军政府，并为智利国内的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庇护。

智利、苏联两国关系自1973年断交以来处于冻结状态，皮诺切特执政后期，智利表明了愿同苏联改善外交关系的意向，并作出了相应姿态，1988年，12·7亚美尼亚地震发生后，智利政府向苏联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震受害者提供援助，次年初，智利又给一名苏联塔斯社记者签发有效期两个月的签证。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皮诺切特军政府开始关注亚洲市场，提出“立足拉美，面向亚太”的外交方针。1980年智利提出“向太平洋开放”的新方针，智利重视发展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关系。1974年3月，智利恢复了同越南共和国（南越）的外交关系，1978年，智利同日本签署技术合作协定，同年，智利同缅甸建交，1979年5月22日，智利同马来西亚建立了外交关系，7月25日，智利同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1980年12月，智利同新加坡签署了航空服务协议，1981年7月，智利和泰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1982年，智利同塞浦路斯建立了外交关系，1987年，智利同印度尼西亚签署了商业谅解备忘录和技术合作协定，同年3月1日，智利同马尔代夫建交。

1975年，智利同肯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1976年，智利同南非建立了领事级外交关系，同年，智利同塞舌尔建立了外交关系，1981年3月—4月，智利先后同扎伊尔和赤道几内亚签署了文化协定，1988年9月30日，智利同毛里求斯建立了外交关系。

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同以色列保持着友好且密切的关系，双方在农业灌溉技术、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合作频繁，以色列在美国对智利实行武器禁运后成为智利军队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国，智利军方加强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各领域交流合作，多次从以色列进口军事装备，是购买以色列武器、接受军援最多的南美国家；以色列国防军亦参与对智利军队的培训工作。1983年11月，智利外交部长米格尔·施韦泽·瓦尔特斯访问以色列。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同以色列签署了《航空服务协定》、《林业合作与技术援助协议》、《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和《旅游合作协定》等多项合作协议。

军政府时期，智利再同以色列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努力加强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智利同多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署了经济方面的合作协议，从阿拉伯世界中的产油国吸取外资。1976年2月23日，智利同阿曼建交；1977年，智利驻摩洛哥大使馆正式开馆；1978年6月23日，智利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交；1979年11月，智利同约旦签署了航空运输协定，1981年3月，智利同约旦签署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协议；1982年6月9日，智利同卡塔尔建立了外交关系。

军政府时期，智利同埃及的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1976年8月，智利外交部副部长、陆军上校恩里克·巴尔德斯·布加访问埃及，1977年12月，智利外交部长埃尔南·库维略斯·萨利亚托访问埃及，智埃双方签署了商业协定，1978年12月，智利外交部副部长、陆军准将恩里克·巴尔德斯·布加再次访问埃及，并出席了智利—埃及混合委员会的第一届会议，1979年10月，智埃两国签署旅游合作协定，1981年，埃及外交部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访问智利，同年两国签署文化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议；1983年，智埃两国签署护照免签协议。1978年—1988年，智利—埃及混合委员会共举行了五次会议，双方就两国间的各方面合作展开讨论。

军政府时期，智利同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发展，1975年，智利外交部副部长、陆军上校恩里克·巴尔德斯·布加率领友好使团访问叙利亚，1981年7月底，智叙两国关系经过数年发展后，智利驻叙利亚大使米格尔·雅各布·埃洛正式向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递交了国书，同年9月，叙利亚提高了其驻智利外交机构的级别，1982年6月，新任叙利亚驻智利大使希沙姆·哈雷向智利总统皮诺切特正式递交了国书。

军政府时期，智利加强同韩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双方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相互往来十分频繁。1973年10月，皮诺切特宣布智利恢复同韩国朴正熙政府的外交关系。1974年，智利在韩国首都首尔重新开设大使馆，1975年5月，智利政府派遣莱奥波尔多·丰泰内出任首任智利驻韩国特命全权大使。

军政府时期，皮诺切特总统先后派遣海军总司令何塞·托里维奥·梅里诺上将（1974年9月）、经济部长巴勃罗·安东尼奥·巴劳纳·乌尔苏亚（1977年12月）、国防部长塞萨尔·劳尔·贝纳维德斯·埃斯科瓦尔中将（1979年10月）、国家资产部长雷内·佩里·费格斯特罗姆（1980年9月—10月）、国防部长卡洛斯·福雷斯蒂尔（1981年10月）、海军陆战队总司令巴勃罗·翁德里希·皮德里特上将（1981年10月）、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塞萨尔·门多萨上将（1982年9月）、空军总司令费尔南多·马太·奥维尔（1984年9月—10月）、国防部长帕特里西奥·卡瓦哈尔·普拉多上将（1987年10月）和经济部长曼努埃尔·孔查·马丁内斯（1988年10月）等人代表总统或军政府访问韩国；皮诺切特也先后在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厦和总统府拉莫内达宫接见了韩国文化公报部长官尹胄荣（1974年7月31日）、韩国副总理兼经济计划部部长徐锡俊（1981年5月）、保健社会部部长千命基（1981年5月）、韩国总理金相浃（1982年12月）、韩国外交部长李源京（1983年12月）、韩国陆军参谋总长郑镐溶上将（1984年5月）和韩国审计长黄永时（1988年7月）等多位到访的韩国军政高官。

军政府时期，智利同韩国签署了《贸易协定》（1977年12月）、《航空协定》（1979年8月14日）、《经济技术合作协议》（1982年11月8日）和《文化协定》（1983年12月7日）等多个协议。

保持关系

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政府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利共和国大使馆，表示愿意同中国“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后来军政府又不断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国方面表示希望维持两国正常外交关系。之后，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地处理了同智利军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决定不急于承认军政府，也不主动与之断交，而与军政府保持一般关系，对军政府的照会未予答复，但也没有拒绝。同年10月中旬，中国方面召回了驻智利大使，由临时代办主持工作。智利军政府也解除了其驻华大使的职务，任命了临时代办。中方以为智方临时代办发放签证的做法，事实上予以同意，中智外交关系得以保持下来。

1973年12月27日，智利政府就任命新大使征求中国政府意见。考虑到当时多数国家对智利军政府任命的大使均已表示同意，中国政府于1974年2月答复对方，表示接受其新任大使。同年7月，中国驻智利大使徐中夫返任，中智两国关系遂趋于正常。

深化发展

军政府时期，智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深化，签署了多项重要的双边协定。1979年，智中两国互相在对方大使馆设立武官处，1980年10月14日，智中两国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建立双边科技混委会机制，1981年7月8日，智中两国签署关于文化交流问题的换文，1985年4月29日，智中两国签署互设总领事馆协定，1986年4月8日，智中两国签署《互免外交公务签证协议》，1987年6月17日，智中两国政府签署文化合作协定，1988年8月19日，智中两国政府签署《外交部间建立政治磋商制度协议》，1989年，智中两国开始进行经济技术合作。

相互来往

在智利军政府时期，埃尔南·库维略斯·萨利亚托和海梅·德尔·巴列两任智利外交部长先后于1978年10月和1984年10月来华访问；1987年10月，智利空军总司令费尔南多·马太·奥维尔上将访问中国。

1975年6月19日，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设午宴招待中国驻智利大使徐中夫。

1987年6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吴学谦访问智利，皮诺切特在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拉莫内达宫接见并宴请了到访的吴学谦外长。

1975年11月23日，皮诺切特在西班牙参加佛朗哥葬礼期间，会见了一同参加葬礼的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

1980年3月23日，皮诺切特应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之邀，拟对菲律宾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国事访问，但当皮诺切特的专机在斐济的楠迪国际机场停靠加油时，菲律宾政府突然以安全原因和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因故不在首都马尼拉为托词（亦有原因称菲律宾遭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拒绝了皮诺切特的访问；斐济当地民众对皮诺切特的到来也表现的十分反感，苏瓦、楠迪等城市发生了反对皮诺切特的游行示威，时任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在民众强烈的反对压力下只能拒绝了皮诺切特出访斐济的要求（斐济是英联邦国家中少有的同皮诺切特政权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皮诺切特只得半路返航，于3月24日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3月25日，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厦发表电视讲话，称“智利不能接受被人一巴掌打在脸上”，同时宣布中断同菲律宾外交关系；不久后，皮诺切特将外交部长埃尔南·库维略斯·萨利亚托以及智利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多位官员撤职，还将前往圣地亚哥进行交涉的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爱德华多·罗穆亚尔德斯驱逐出境。

1981年，智利同菲律宾复交；同年8月，菲律宾政府派鲁道夫·阿里萨拉出任菲律宾驻智利大使，他是菲律宾历史上首位常驻智利大使，智菲两国关系由此实现正常化。

1987年，智利同菲律宾签署文化合作条约。

童年时的皮诺切特是个敏感的孩子，他看恐怖电影会被吓哭，也常去天主教堂寻求帮助。由于对学习不上心，皮诺切特的学习成绩平平，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主课学习十分吃力，曾两次留级，但他对体育、宗教、手工课感兴趣。中学时期的皮诺切特因为粗俗、脾气坏、成绩不好，被同学起了“公驴”的绰号。

皮诺切特少年时期就立志当军人，一直向往军队的纪律严明和戎马生涯，青年时期的皮诺切特性格变得倔强且自信，他自1931年起连续三次报考军校，前两次均因年幼体弱而未被录取，直至1933年成年后才被军校录取。

皮诺切特一生金戈铁马，是地道的职业军人，以铁腕和行事果敢著称，但同时他也是位儒将，他勤奋好学，喜欢有关军事、地理、历史等方面的书。

皮诺切特最爱读的三本军事著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普鲁士王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中国春秋时代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他佩服克劳塞维茨提出的“用战争战略统治文人社会”的思想，对《孙子兵法》中关于将军应具有哪些品质的论述十分赞赏，甚至能背诵有关章节。在他的建议下，该书被指定为军队高级将领的必读书。

皮诺切特喜爱收藏图书，他的私人图书馆内收藏了许多关于拿破仑的书籍和智利殖民地时代及独立初期的书籍，藏书总量约5万册，总价值约为300万美元；当前皮诺切特的私人图书馆由皮诺切特总统基金会这一组织进行管理。

皮诺切特生性多疑，但却视忠诚为最重要的品性，喜欢说：“如果你对我忠诚，我会以十倍忠诚奉还。”据曾在皮诺切特手下担任要职的人透露，皮诺切特平时很严肃，非常果断，说话干巴巴的，但又时不时地表现得很平易近人，有点冷幽默；皮诺切特不轻易接受反对意见，但如果别人拿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皮诺切特也愿意改变想法；皮诺切特为人精明，有很强的权力欲，善于掌控权力，对政府事务了如指掌，对许多问题细节的了解甚至使相关负责人也自叹不如。在日常生活中，皮诺切特待人非常热情。

皮诺切特身材魁伟，身高近六英尺高，显得威严、庄重，是一副强悍的军人形象；在西方社会的印象当中，皮诺切特总是一副戴着墨镜、脸色紧绷、双手抱胸的军人形象。但根据中国外交官朱祥忠的描述，皮诺切特言谈简练而风趣，富有逻辑性，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待人和蔼可亲，并不像报刊宣传的那样傲慢、凶狠可怕。

皮诺切特身体好，精力充沛，工作勤奋。担任总统期间，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锻炼身体，7点吃早餐，8时准点到总统府上班，处理公务，直到晚上19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皮诺切特待人和蔼可亲，性格倔强，认准的事一干到底，决不后悔，他在家里对妻子露西亚·伊里亚特百依百顺，有时在公开场合也掩盖不住对她的温情。

20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将圣地亚哥西南部沿海的洛斯博尔多斯庄园定为自己的夏季行宫，经常在那里度假放松，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在那里举行。

皮诺切特卸任总统职务后，多次前往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游历。

皮诺切特上台后，苏联等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相继提出与智利断交，中国认为皮诺切特的国内政策属于智利的内政而没有提出断交。智利在国际上处孤立地位时，皮诺切特曾提出要来中国访问被婉拒；皮诺切特下台后担任陆军总司令时，中国政府曾邀请他来中国访问，他非常开心。总的来说，皮诺切特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

皮诺切特执政期间，对中国友好，并且一直向往着中国，他推动中智关系的发展，皮诺切特认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别国的主权和独立，因此他愿同中国交朋友，皮诺切特在1993年和1997年以陆军总司令身份两度访华，促进并加强了中智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2006年12月24日，皮诺切特总统基金会公布了皮诺切特本人生前写好的遗书，据悉，皮诺切特自2000年从英国返回之后就完成了这份遗书；2004年，他将遗书交给皮诺切特总统基金会，此后遗言一直秘密存放在该基金会的保险柜中。皮诺切特在长达六页的遗书中为自己进行了辩护，称自己并不愿发动军事政变，并强调在其统治期间的所施行的高压政策不可避免。

皮诺切特在遗书中写道，他的命运使得自己必须避开公众，忍耐常人无法想象的孤独。皮诺切特写道，“我在自己的心中没有留下任何仇恨的空间。”他进一步指出：“我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放逐和孤独，我此前从未想过会这样，更不愿如此。”

皮诺切特在遗书中坚称他1973年9月11日发动的军事政变使智利成功的避免了内战。皮诺切特在遗书中强调，军方感到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是职责义务所在，因为那是一个二者选一，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否则智利人民面对的就将是一场内战。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多么希望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行动没有必要进行！”

皮诺切特称其在1973年—1990年执政期间，从未“在制度上计划”压制人权。皮诺切特写道：“但是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采取严厉体制。”皮诺切特在遗书中强调，由于“对手的特殊性”，在其统治期间压制人权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意识形态与武装狂热继续危及稳定，我们就不能放下武器。”

在遗书的末尾，皮诺切特写道：“老实说，我对于自己采取的大规模行动感到自豪……但是，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我希望自己拥有更大的智慧。”

皮诺切特在军校任教时，很少与学生讨论政治问题，在发动政变以前，皮诺切特被认为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政治色彩、较为保守的职业军人，因而一度赢得了“护宪派”军人的声誉。

1973年8月23日，皮诺切特在被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时，曾坚定地告诉阿连德总统：“我不是右翼，我会效忠您，我不能容忍任何动乱。”甚至是在9月10日晚，即政变前夜，皮诺切特还与阿连德通了近一小时的电话，皮诺切特在电话中再次表示军队将忠于政府。然而皮诺切特却利用加强国庆节“独立日”的安全之机，向首都圣地亚哥大量调兵，并在9月11日联合其他军事将领发动了军事政变。

皮诺切特在其回忆录里称自己为政变领导者，是他作为陆军总司令牵头与海军、空军和国民警卫队达成了政变计划。但有退役的高级军官指出，皮诺切特只是在政变发动的前几天才选择勉强介入其中（空军总司令古斯塔沃·利·古斯曼在向皮诺切特表示，无论陆军态度如何，空、海军都将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后，皮诺切特才选择参加政变），仅出席过一两次与政变相关的军事会议，对政变的态度并不积极，是被迫参加的军事政变，且他在政变过程中接受了其他军种（尤其是海军和空军）的领导。前智利空军总司令古斯塔沃·利·古斯曼在接受《阿根廷日报》记者采访时宣称，皮诺切特是在畏手畏脚、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勉强命令他的陆军部队参加政变的，而政变成功之后，皮诺切特和他的支持者们却站出来声明，称皮诺切特“从一开始就坚决果断地领导了这场政变”，“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变之后的智利领袖。

皮诺切特掌权后，为换取民众对他的支持，皮诺切特声称武装部队的行动完全是出于爱国情怀，强调了武装部队的团结一致，他将1972年—1973年的政治经济危机归咎于政治家，说政治家们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是政治家们害了智利，皮诺切特将政治家同军人作了对比，说前者“谋取私利”、后者富有爱国心。皮诺切特根据这一逻辑中止一起政治活动，他说这一措施是国家重建的先决条件。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回忆：“政变前，智利国内的芝加哥男孩们曾经开始大力主张采用自由市场经济，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作为摆脱智利经济停滞不前状态的一种办法。到政变发生时，他们制定恢复经济的计划已经完成了189页的初稿，其中既有调查分析也有解决方案，他们在军政府掌权后将这个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经济计划交给了皮诺切特，但皮诺切特足足拖了一年半才开始去完全执行这些计划。”（直到1975年4月，智利才开始向新经济模式过渡）后来，皮诺切特表示，面向自由的改革是一种至高价值，在路途上会遭遇到各种非难和攻击，自由无法保卫自由，那么，将用铁鞭和刑具来保卫自由。

皮诺切特执政后，军队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针对反对派（左翼人士为主）的大规模逮捕活动，军政府成立了军事巡逻队“死亡大篷车”，于政变后的数周内流窜于智利各地，镇压反对派人士，造成了大量侵犯人权的事件；军队和警察经常随意入户抓人、绑架、严刑拷打，肆意杀人；许多人被关押进圣地亚哥的智利国家体育场，并在那里遭到虐待甚至处死。皮诺切特还宣布解散国会，禁止各类政治活动，并对反对派实施清洗；他在执政期间曾发表诸如：“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和“如果你们都说我是强硬的鹰的话，我也是一只好鹰！”等强硬言论。在皮诺切特统治智利的17年间，智利与邻国的关系非常紧张，智利军队曾在与秘鲁和玻利维亚接壤的北部边境以及与阿根廷相邻的南方边境线上埋设了大量的反步兵地雷和反坦克地雷（地雷总数量在18万—43万枚不等）。

根据智利官方提供的数据，皮诺切特执政期间，至少3197人因政治原因而遭到杀害，超过1000人失踪，10多万人流亡国外，其中既有智利人，也有大量旅居智利的西班牙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公民。1973年—1976年间，至少有400具与铁轨钢材捆绑在一起的政治犯尸体被智利陆军的SA330美洲狮直升机丢进了太平洋；丢掷被处决犯人尸体的地点五花八门，有大海、沙漠、雪山、冰川，甚至是在死火山的火山口里。当事后调查人员发现许多装着两具尸体的棺材时，皮诺切特声称“这是节省空间的埋葬方式”。2001年，皮诺切特的前私人飞行员安东尼奥·帕洛莫上校承认，曾多次奉总统之命驾驶直升机将囚犯扔进大海或安第斯山脉的高处。

2004年，”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大约有35000人声称自己遭到了军事独裁政权的酷刑折磨，其中有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该报告同时认为，超过半数的逮捕行动发生于军人建政后的数月内（大约有18000人声称他们自己是在1973年9月—12月间遭到军政府的拘禁）。

帕特里西奥·艾尔文·阿索卡尔担任智利总统期间（1990年—1994年），皮诺切特一直使用恫吓手段阻挠任何可能影响到他本人或军队的措施，他曾公开宣称：文人政治家们如果敢“碰他的人”，不会有好果子吃。政府官员和一些政治人物害怕军队再度干预政治，因此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内小心行事。

在国会就皮诺切特之子跟军队所做的幕后交易进行调查时，皮诺切特命令圣地亚哥卫戍区的武装部队做出暴动姿态（智利人后来称这次事件为“贝雷帽哗变”），为了平息皮诺切特的怒火，艾尔文选择了妥协，同意暂停调查及一些其他的要求，调查不了了之。一些记者和政客时常公开嘲笑皮诺切特，引起皮诺切特的极度不满和愤怒，艾尔文政府为了消除皮诺切特的怒气，以诽谤罪将嘲笑皮诺切特的记者和政客逮捕（但是相关人士被捕后仅仅象征性的关押2-3天便被释放）。

1991年3月，智利“全国真相、和解委员会”在国会发布了长达2000页的关于军政府侵犯人权的报告，这份报告迫使艾尔文总统公开向军政府时期受害者的家属们致歉，艾尔文总统在致歉后要求军方承认其在军政府时期的部分行为给受害者家属所造成的伤害和痛苦，但皮诺切特本人以及一些其他的军官均未表示出任何歉意，皮诺切特声称：“军官们只是在执行任务，履行作为一个军人的职责。”

1971年5月，时任首都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兼陆军第二摩托化师师长的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接受为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拍摄宣传片的意大利电影导演、新现实主义宗师罗伯托·罗西里尼的采访，皮诺切特在采访中声称，智利陆军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将捍卫合法政府的任何一个决定。皮诺切特在言谈中表露出的对政府的忠诚一度给罗西里尼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3年11月25日，皮诺切特在接受美国迈阿密的西班牙语电视台第22频道的古巴裔美国女记者玛丽亚·埃尔维拉·萨拉查的电视采访时说，他良心坦然，毫无怨悔，并否认杀害或下令杀害过任何人。皮诺切特声称自己无需请求他人的宽恕，因为他并没有残害任何人。他发表了“我从不下令去杀人，我有一颗善良的心，我是一个好人。”、“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不能善终，而我现在却过得很好。”和“如果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像从前那么做！”等诸多言论，皮诺切特在采访中把自己称作是“善良的天使”、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外界报道的犯罪行为，皮诺切特称都是他周围的下属干的，他本人“不知情”。皮诺切特还难过地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智利人，然而智利人却恨他，而智利的司法机构也与他为难，因此他唯有期待“上帝的评判”。皮诺切特在采访中对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同时还不忘记夸奖流亡美国的古巴人社团和智利军政府之间的“长期友谊”。

智利检方通过调查发现，皮诺切特于1994年—2002年期间在美国里格斯银行存入了将近800万美元，而随后的调查又发现他在其他海外银行里的存款超过2700万美元。

2004年，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详细披露了皮诺切特夫妇在里格斯银行内数百万美金的账目，这些钱在里格斯银行的协助下得到精心伪装并在全球各地转移。

2005年3月，美国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中显示，皮诺切特在美国共拥有125个存储现金、股票和债券的秘密账户，其中里格斯银行的帐户多达28个，在其他金融机构还有97个帐户，其中包括花旗银行、智利银行美国分行、大西洋银行和美洲银行等。皮诺切特及其家人在智利本土拥有银行账户和大量的银行存款，在巴哈马、阿根廷、开曼群岛、西班牙、瑞士和英国等地也拥有大量的银行帐户和存款。

皮诺切特下台后，先后受到来自智利国内外300多次的起诉和调查，一再被剥夺作为智利前总统和终身参议员的豁免权，并一度被软禁，但由于皮诺切特患有多种疾病，对他的审判一再拖延，实际审判工作直至皮诺切特去世也没有真正进行。

皮诺切特是当代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智利和国际上对他都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拥护他的人，赞扬他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尽忠职守的真正军人，是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英雄和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反对他的人，骂他是个权欲熏心、心狠手辣、作恶多端的暴君和独裁者；也有人认为他功过兼而有之。

从皮诺切特的军人生涯可以看出，他经历丰富而且并非单纯一介武夫，他从少尉干起，多次在一线部队和军事学校间转换岗位，对地缘战略、情报分析造诣颇深；早年在军队中打拼积攒的丰富人脉，自幼养成的自信、坚强和果断的个性，以及长期治学形成的视野，对皮诺切特未来执掌智利最高权力且能够一路闯过激流暗礁、识别各种危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皮诺切特同巴西的埃米利奥·加拉斯塔苏·梅迪西、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玻利维亚的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和阿根廷的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罗伯托·爱德华多·比奥拉、列奥波尔多·福图纳托·加尔铁里·卡斯特利等军事独裁者一样，是冷战时期拉丁美洲右翼独裁者的标本式人物。

皮诺切特是个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正是皮诺切特，以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在智利实行铁腕统治达16年之久，被斥为独裁者；还是这个皮诺切特，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在拉美创造了令人羡慕不已的“智利经济奇迹”。褒也好，贬也罢，智利的历史与皮诺切特的名字紧密相联。（《世界知识》评）

皮诺切特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政治人物，他对智利的经济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任期间大量任用专家治理国家，率先掀起拉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风潮，大力推行智利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而这一套在智利非常奏效。另一方面，皮诺切特在任期间采取高压政策，实行军人统治，在民主体制等方面引起很多争议，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有数千名反对派人士被杀害或失踪，可以说，皮诺切特对于智利的民主非但没有贡献，只有伤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问题研究专家吴洪英评）

皮诺切特是世界现代史上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定论。但是，皮诺切特虽然已经盖棺，但仍然很难定论。皮诺切特的支持者认为他的主要功绩是：皮诺切特执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多年来，智利经济发展迅速，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为20世纪90年智利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反对者则认为，皮诺切特破坏了智利的民主政治，实行了导致数千名反对者死伤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攫取个人利益，经济政策迎合富人而中下阶层利益受损。（新华网评）

皮诺切特军政府时期的经济改革力度大、涉及面广，这次改革为以后智利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列国志：智利》评）

皮诺切特亲手毁坏了宪政与民主，最终却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宪政与民主，这也是皮诺切特的高明和睿智之处，从而使他避免了类似萨达姆·侯赛因、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等独裁者的最终宿命，同时也给现在或今后独裁者和平过渡到民主，避免新的流血，促进国家和解与进步提供了一笔真正的“皮氏遗产”。（《南风窗》杂志评）

皮诺切特在执政期间，开始了大胆的经济改革，推行自由经济政策，使智利经济飞速发展，从1984年以后，智利经济实现每年5%至7%的高速增长，在拉美国家中脱颖而出。而在某种意义上，皮诺切特被认为是智利现代市场经济的奠基人。（中国日报网评）

皮诺切特的政策非常成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楷模，其中也包括美国。美国对改革社会保障的讨论就是基于智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华盛顿卡托研究所全球经济自由项目主任伊恩·巴斯克斯评）

皮诺切特是在国家处于最严重危机的时候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职责，他当时确信没有其他办法能使国家摆脱危机。（智利前陆军总司令奥斯卡·罗德里戈·伊苏列塔·费雷尔上将评）

我们不喜欢当时的政府（皮诺切特政府），但是他们确实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我们继承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留下的遗产。（智利前外交部长亚历杭德罗·福克斯利·里奥塞科评）

皮诺切特是一个公正的人。（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评）

皮诺切特对智利的经济发展确实做出了贡献。（英国《每日电讯报》评）

皮诺切特是一位“热爱国家的军人”。（独立民主联盟人士、智利前参议院议长霍维诺·诺沃亚·巴斯克斯评）

“皮诺切特拯救了这个国家，把智利建设成一个令我们自豪的祖国。我坚信，尘埃落定后，历史会承认他国父地位的。”（皮诺切特总统基金会主席赫农·吉诺夫评）

17年的军事统治结束后，皮诺切特影响犹存，之后上台的新政府继承了欣欣向荣的经济，这有助于建设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约翰·L·雷克特所著《智利史》评）

他（皮诺切特）是一个独裁者加改革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问题研究专家吴洪英评）

他（皮诺切特）这个人第一是腰杆很硬，身体很健壮，而且办事很利索，很干脆。另一方面，他也是跟一般的人能够走得很亲切、很亲和，得到了不少老百姓的拥护。（前中国驻智利大使黄士康评）

皮诺切特采用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使得智利的经济在拉美一直都保持一枝独秀的地位，可以说他创造了智利经济的奇迹。智利社会对皮诺切特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但大都肯定了他对智利经济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问题专家徐世澄评）

皮诺切特政府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在整个拉丁美洲国家处于严重经济和外债危机的情况下取得的。20世纪80年代，在拉美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在智利却是发展的十年，实属不易。智利已建立起较完善的符合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被称之为“智利模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学习样板。皮诺切特执政期间实行的政策，使智利经济得到了恢复并保持稳定增长，为智利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一点得到了智利国内和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士肯定。（前中国驻智利大使朱祥忠评）

皮诺切特是“不受欢迎的独裁者”。（美国国防情报局评）

一个智利公民（指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对权力有如此大的野心，实在不可容忍！（智利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埃斯科瓦尔评）

皮诺切特没有推动国家的团结，历史将会对他做出典型右翼独裁者的评价，他严重侵犯了人权，又为自己聚敛财富。（智利前内政部长贝利萨里奥·贝拉斯科评）

皮诺切特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冷酷无情，依然拒不承认军政权犯下的侵害人权的罪行。很遗憾，尽管这位先生为历史写下了苦涩的一页，但他却永远不会承认他所做过的那些事情。（智利前内政部长、前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何塞·米格尔·因苏尔萨评）

在没有因独裁统治期间所作所为而接受审判的情况下，这名罪犯（皮诺切特）已经逝世。（人权律师乌戈·古铁雷斯评）

皮诺切特确实是天使，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死亡天使”。（被捕失踪者亲友会主席罗蕾娜·皮萨罗评）

如果需要给这位先生（皮诺切特）下个定义，那他就是个魔鬼。（智利众议院前议长玛丽亚·伊莎贝尔·阿连德·布希评）

皮诺切特将军的死亡对于智利当局和所有政府都是一个警钟，提醒着他们加快对人权犯罪案件审判的重要性，皮诺切特已经躲过了审判。（大赦国际评）

皮诺切特已经死了，但我想他不会上天堂。他的死亡剥夺了我们对他进行审判以告慰受害者的机会。（英国人权律师杰弗里·罗伯逊评）

皮诺切特当年的独裁统治瓦解了智利的社会安全网，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难以获得公共服务和福利。（英国《金融时报》评）

“在20世纪70年代横行拉美的军事独裁政权中，（皮诺切特）不是最血腥的，也不是统治最久的……但他却是最残暴而成功的一个独裁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

不要为皮诺切特流泪，没有他的世界会更美好。（英国《每日竞报》评）

20世纪拉美最臭名昭著的军人统治者。（英国《卫报》评）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对智利的独裁统治已经成为智利历史上最困难的一段时期。（美国白宫发言人托尼·弗拉托评）

皮诺切特是一个“机巧的独裁者”。（美国《纽约时报》评）

皮诺切特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一个历史人物。（左翼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评）

皮诺切特“作为一个血腥的独裁者不会被历史遗忘”，他给智利“带来了灾难”。（右翼政党西班牙人民党评）

他（皮诺切特）应该明白，他已经属于历史。（独立民主联盟领导人、前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市长华金·何塞·拉温·因方特评）

皮诺切特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独裁者。（前中国驻智利大使黄士康评）

皮诺切特在生前受到侵犯人权、腐败等多项罪名的指控，随着他的去世，这些官司也将划上句号。尽管有人对皮诺切特没能接受审判感到不满，但事实上皮诺切特已经受到了制裁，比如他的总统豁免权被取消，一直到他死前，针对他的司法程序都在进行。但现在指控的对象已经死去，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历史的争议会渐渐淡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问题研究专家吴洪英评）

皮诺切特主义（Pinochetismo），是融合了威权主义、军国主义、保守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政治原则的一种右翼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形成于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期间（1973年—1990年），是支持军政府统治的重要力量；当前，支持皮诺切特本人或支持智利军政府统治的人被称为“皮诺切特主义者”（Pinochetistas）。

2017年11月15日，阿根廷《纪事报》报道称，虽然智利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下台后已经举行了7次选举，但依然无法摆脱军事独裁政府留下的经济和政治遗产；同年，智利在举行总统选举前所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军政府统治终结27年之后，有12%的智利人认为皮诺切特将军是智利历史上最好的领导人之一。

2006年12月11日凌晨1点，装有皮诺切特遗体的灵柩从圣地亚哥市军事医院运送到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为第二天的葬礼做准备，皮诺切特的遗体躺在一个玻璃封顶的棺材里，穿着深蓝色的军装，灵柩上覆盖着智利共和国国旗，当天，大约13000名皮诺切特的支持者来到军事学校的校门外向皮诺切特的遗体做最后告别。

2006年12月12日，智利政府按照前陆军总司令的待遇在圣地亚哥的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为皮诺切特举行了军事葬礼，智利国内各军事区域降半旗以表示对皮诺切特的哀悼，数万名民众参加了葬礼，智利陆军总司令奥斯卡·罗德里戈·伊苏列塔·费雷尔上将和国防部长薇薇安·阿米莉娅·布兰洛特·索萨等政要也出席了皮诺切特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皮诺切特的遗体先是被智利海军的“美洲狮”军用直升机运往位于瓦尔帕莱索省康孔市的托尔克马达海军基地的直升机机场，之后遗体被送往康孔市海洋公园公墓的火葬场进行火化，皮诺切特的家人们原本打算将皮诺切特的骨灰安葬在家族墓地，但因担心反对者闯入墓地，让他死后不得安宁，家人们最终放弃了原计划，并将皮诺切特的骨灰安葬在洛斯博尔多斯庄园的一座天主教堂内。

1995年，皮诺切特总统基金会（Fundación Presidente Pinochet）成立，其宗旨是守护并向世人传播皮诺切特所捍卫的价值观，让新一代年轻人了解皮诺切特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以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该基金会设立了皮诺切特总统奖学金（Beca Presidente Pinochet），用于资助缺乏经济条件的学生前往大学进修。

2008年12月12日，皮诺切特总统博物馆（Museo del Presidente Pinochet）正式落成，该博物馆位于首都圣地亚哥东北部的郊区，原为皮诺切特的私人住所，是一幢欧式风格的双层建筑。博物馆内展出了一系列与皮诺切特生平有关的物品，包括：皮诺切特人生中各个时期的照片、办公时所使用的桌椅、政变军人的头部模型、拿破仑的雕像、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时穿着的军装，摆满了奖章和勋章的展示柜、世界各国赠送给皮诺切特的礼物等；各国所赠送的礼物当中，包括一把由日本国赠送的封建时代的武士刀。

皮诺切特总统博物馆由皮诺切特总统基金会出资创建，该基金会的负责人路易斯·科尔特斯·比利亚表示：“我们想向年轻一代展示皮诺切特的一生、他的工作地方和他的各种遗产。我们欢迎学校及各种社会团体前来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