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学是研究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货币发行的价值总量，不能大于商品价值总量，否则会引起物价全面上涨，又称货币学派，亦称“货币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派之一。

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被广泛沿用于经济学文献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虽然在刺激生产发展、延缓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却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相标榜，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他在1956年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作了新的论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后，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在理论细节方面不断进行琢磨补充，并且利用美国有关国民收入和货币金融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大量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工作，为他的主要理论观点提供了论据。

自60 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剧烈，特别是1973～1974年在所有发达西方国家出现的剧烈的物价上涨与高额的失业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更难提出对付这一进退维谷处境的对策。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并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货币主义的代表在美国有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在英国有莱德勒和帕金等人。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命题：

①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意指平均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决定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变量（如财富或收入、债券、股票等的预期收益率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数关系。弗里德曼还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与A.J.施瓦茨合著)中估算出两个经验数据。其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15，即利率增（减）1%，对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增加）0.15%，于是认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数据是货币的收入弹性为1.8，即人们的收入增（减）1%，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减）1.8%，这就意味着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的流通速度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有递减的趋势。(《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1963年第1版扉页)

②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原因，在于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假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反方向变化，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物价和产量会发生什么影响，将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弗里德曼突出强调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函数，正在于尽可能缩小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及其对产量和物价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在货币供应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建立起一种确定的可以作出理论预测的因果关系。

③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如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资源和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

④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稳定的，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调节经济的作用，经济将能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失业水平条件下稳定发展，凯恩斯主义调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减少了经济的不稳定，而是加强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如每年增加3～5%)应该是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会有的平均增长率相一致。

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意指人们平均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决定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数关系。

弗里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中估算出两个经验数据。其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15，即利率增(减)1%，对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增加)0.15%，于是认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数据是货币的收入弹性为1.8，即收入增(减) 1%，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减)1.8%，这就意味着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有递减的趋势。

货币主义指出，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假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反方向变化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物价和产量会发生什么影响，将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

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 (如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资源和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

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应该是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 ，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会有的平均增长率相一致。

二十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指出，预期在决定物价和产量的进程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因为企业和居民将及早懂得判断经济事变，从而会完全预料到政府的行为，并在事前采取行动来抵消政府的政策措施。所以，任何具有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的前途都是黯淡的。甚至在短期内，也只有未被预料到的政策行动才会对真实产量有影响。这样，理性预期就与极端货币主义观点联在一起了。

货币派的理论特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多干预

货币学派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他们坚持自由市场和竞争是资源和收入合理分配的最有效方法，是导致个人和社会最大福利的最佳途径，如果政府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或加剧经济的动乱。因此，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特别是反对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除了货币之外，政府什么也不必管。

第二，特别重视货币理论的研究

承袭芝加哥学派“坚持货币至关重要这样一种理论研究方法”，认为“货币最重要”

他们从现代货币数量说出发，把货币推到极端重要的地位，认为当代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货币信用形式，一切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都要借助货币量的变动（扩张或收缩）来发挥作用。因此，一切经济变量的变动都与货币有关。货币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推动力最可靠的测量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当局的行为，因此，货币当局就能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主张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减低到为自由市场经济能自如地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架，这就需要政府有效地将货币供应的增长控制在既适度又稳定的水平上，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货币政策。除此以外，不应该也用不着对经济多加干预。

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诸因素的分析，从研究为什么需要货币入手。他指出，对于货币的需要，就像对别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一样，故同样可采用消费者选择理论来进行分析。一般消费者在对诸多商品进行选择时，必然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第一是效用，第二是收入水平，第三是机会成本。与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一样，对货币的需求同样受这三类因素的影响。他对影响货币需求的这三类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收入或财富的变化

弗里德曼指出，收入或财富的变化是影响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可用收入来代表财富总额。他指出，应该采用长期收入的概念，即“永恒收入”的概念作为财富的代表。此永恒收入是表示一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财富在相当长时期内获得的收入流量，相当于观察到的过去若干年收入的加权平均数，用符号Y表示。

弗里德曼进一步把财富分为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两类。一般说来，人力财富带来的收入是不稳定的，很难转化为非人力财富。由于这两类财富在总财富中的不同构成比例，制约着它们所带来的收入的不同比例，进而影响货币需求，因此，现金的保有不是与总财富相联系，而是主要与非人力财富相联系。用W表示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率，即来自财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

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

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是指“货币与其他资产的预期报酬率”。货币的名义报酬率（用rm表示），在通常情况下为零。其他资产的名义报酬率一般不为零，它们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收益，主要指：（1）预期的固定收益的报酬率，用rb表示，如债券利率，包括债券价格的预期变动；（2）预期的非固定收益的报酬率（用re表示），如股票的收益率，包括股票价格的预期变动。第二部分是预期的商品价格变动率,用dp/pdt表示。当通货急剧变动时，各种商品的价格会随之剧烈波动，静态的物质财富就会给持有者带来收益或损失。例如发生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贬值带来的损失就是持币的机会成本。因此，物价上涨越快，持币的机会成本越高，对货币的需求越少。这样，物价变动率（用表示）也是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之一。

持有货币的效用

对于个人或企业来说，持有货币既可以用于日常交易的支付，又可以应付不测之需，还可以抓住获利的机会，这就是货币所提供的效用。这些效用虽然无法直接测量出来，但人们的感觉和现实证明它确实是存在的。这种流动性效用以及影响比效用的其它因素，如人们的嗜好、兴趣等是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之一，用符号U表示。

弗里德曼列出个人财富持有者的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m,rb,re,dp/pdt,u)

式中，M为个人财富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货币量（名义货币量）；P为一般物价水平； M/P为个人财富持有者手中的货币所能支配的实物量（实际货币需求量），其他符号均如上述表示。

弗里德曼认为，如果略去Y和W在个人间分配的影响，把M和Y分别看作按人口平均的货币持有量和实际收入，W是非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的一部分，这个函数就能适用于整个社会。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其动向是可以预测的。理由是：

1．影响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因素相互独立。弗里德曼指出，影响货币供应的若干主要因素，并不影响货币需求。货币需求主要受制于函数式中的那些变量。

2．在函数式的变量中，有些自身就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如U、W），有些只在很少情况下才影响货币需求（如1/p dp/dt），因而它们不会破坏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货币需求函数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与利率。

3．货币需求函数的倒数——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弗里德曼认为：从实证来看，货币流通速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则性，有规律可循。依据经验，流通速度往往与收入保持“正一致性”，即同方向变动关系。收入提高，流通速度加快；反之亦然。弗里德曼通过对美国货币史的长期研究，论证出货币流通速度在长期内是十分稳定的，至于在短期内，用永恒收入的概念来考虑也是稳定的。他在《货币数量说－一种重新表述》一文中，曾把货币需求函数写成另一种形式：

此式表明货币流通速度函数V是收入Y对货币数量M之比，弗里德曼指出，“只要Y是永恒收入，Y对M的比率就会不变”。所以货币流通速度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都是一个稳定的函数。

明确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弗里德曼指出：货币论者不但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有稳定性，还认为它在决定对整个经济社会分析中具有重要性的变数（如货币收入或价格水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由于货币收入或价格水平都是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论证并强调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稳定性，其目的在于说明货币对于总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来自货币供应方面。

弗里德曼指出，货币数量公式的实质，是有关供需失调的原因及解决途径的经验主义的命题。它阐明，货币需求量是少数变量的函数，而货币供给量则可以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发生急剧的变化，因此，供需不平衡主要发生在供给方面。据此，货币学派提出了以反对通货膨胀、稳定货币供应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主张，所以说，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成为货币学派理论及政策的立论基础和分析依据。

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兹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通过对美国93年货币史的实证研究，推导出了著名的货币供应决定模型。这个决定模型从形式上看起来并不复杂，用方程式表示为：

式中，M表示货币存量，H表示高能货币（即基础货币），R表示商业银行的全部存款准备金，C表示非银行部门公众持有的通货，D表示商业银行的存款。若将等式右边的分子分母都除以C，再分别乘 ，则上式就可变为：

其两边再乘以H，则可变为：

由于货币存量等于高能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即M=H·m，可以得出货币乘数m为：

第三个等式是弗里德曼——施瓦兹分析货币供应量决定因素的基本公式。从式中可见，决定货币供应量主要是三个因素：高能货币H、商业银行的存款与准备金之比D/R、商业银行存款与公众持有的通货之比D/C。弗里德曼和施瓦兹把这三个因素称之为“货币存量的大致的决定因素”，而D/R、D/C则为货币乘数的决定因素。

弗里德曼和施瓦兹认为，货币供应量是由H、D/R、D/C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任一因素的变化都可以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为了弥补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的货币供应方程式的缺陷，卡甘（P·Cagan）于提出了他的货币供应方程式：

在卡甘的方程式中，货币供应量M由高能货币H和货币乘数的乘积所决定。卡甘以准备金——存款比率R/D代替弗里德曼和施瓦兹方程式中的存款——准备金比率D/R；以通货比率C/M（即通货占货币存量的比率）代替存款——通货比率D/C。卡甘变动这两个因素的理由是可以更好地反映真实情况，并使方程式更具稳定关系。卡甘认为，他的方程式中货币乘数具有比较稳定的规则可循。因为在货币乘数的分母中，根据定义，C/M、R/D都小于1，因而（C/M·R/D）必然总是小于C/M与R/D的任何一项。因此，假定通货比率与准备金——存款比率不变，高能货币H的增减变化会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变化；反之，若高能货币不变，则通货比率和准备金——存款比率的提高或降低必然造成货币紧缩或扩张的结果。这样，卡甘的方程式明确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高能货币成正比，与通货比率和准备金——存款比率成反比。

由于货币学派极其重视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因此，论证并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外生性和可控性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政策含义。

1．弗里德曼——施瓦兹的货币供应方程式说明，由H、D/R、D/C所共同决定的货币供应，实际上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三部门共同行为的结果，中央银行决定高能货币，商业银行决定超额准备从而对D/R有决定性影响、社会公众的通货持有量决定了D/C。如果D/R、D/C是常量或者它们的变化很小，那么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高能货币H的变化。由于高能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因此，中央银行完全可以通过控制高能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从上述的分析中，弗里德曼和施瓦兹指出，货币供应量是由货币当局控制的外生变量。为了证明这个论断，弗里德曼和施瓦兹对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指出，高能货币的变化是广义货币供应量长期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由于高能货币是由中央银行的行为所决定的，中央银行完全可以通过变动高能货币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因此，货币供应量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

2．卡甘也对货币供应量的外生性和可控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根据卡甘的统计，美国从1875-1955年广义的货币量平均每年增长5.7%，从统计分析的结果看，货币存量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追加的高能货币。高能货币的长期变动主要归因于黄金存量的增加，而在1914年以后又可以归因于联邦储备制的作用。高能货币的增长是十分之九的货币存量增长的原因。只有十分之一的货币存量增长是由通货比率和准备金——存款比率的下降（即货币乘数的扩大）引起的。而通货比率在长期中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和城市化引起的；准备金——存款比率的变动则主要由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所造成的。根据上述的统计分析，卡甘也认为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外生变量，因为中央银行操纵高能货币的行为对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同时由于货币乘数中的各行为参数在短期内变化不大，由此可以推断货币乘数关系明确、性质稳定，因此货币供应量是中央银行可以绝对控制的外生变量。

弗里德曼——施瓦兹和卡甘证明和强调货币供应的“外生性”和“可控性”，为强调货币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弗里德曼指出，正确确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需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1．如何界定货币供应指标的范围

关于货币供应指标范围的界定问题，弗里德曼认为，M0、M1、M2都可以作为政策指标，因为他相信不同定义的货币量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但相比之下，他认为货币供应指标的范围选定为流通中的通货加上所有商业银行的存款，也即M2较为恰当。

2．如何确定货币供应的增长率

弗里德曼指出，货币供应增长率的确定，应与经济增长率大体相适应。

3．货币供应增长率在年内或季节内是否允许有所波动

关于货币供应增长率在年内或季节内是否允许波动的问题，弗里德曼反对季节性地调整货币供应增长率，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一经确定是不能任意变动的。若遇特殊情况必须更改时，应该事先宣布并尽量缩小变动的幅度。

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理论和“单一规则”提出后得到了理论界的重视，并逐步被英、美等国政府采纳或部分采纳。1982年弗里德曼进一步完善了有关货币供应增长率的确定理论，并相应地提出以下的对策建议：

第一，改变法定储备计算办法，用即期储备计算取代滞后储备计算。

第二，使贴现率成为一种惩罚性的制动率，并将它与市场利率相联系而自选变化。削弱贴现率在货币供应调节中的作用。

第三，取消任何对货币供给量季节性调整的尝试，因为它是造成货币错觉的最主要原因。

第四，对选定的货币总量，例如M2或货币基数采取一定若干年不变的长期增长目标。

第五，对作为控制目标的货币总量的各组成部分实行统一的法定准备率。

第六，根据货币总量的长期增长目标，对联邦储备银行在一定时期（3个月或6个月）中所应持有的债券额作出估计，并转为周平均数（如分为13周或26周），使联邦储备银行每周购进的债券额扣除抵补到期的债券，加上原有未到期的债券，恰好等于这个周平均数额。

第七，取消所有的回购协定及类似的短期交易。

第八，提前详尽地公布联邦储备银行的购进计划并加以坚持。

上述建议扩充了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了单一规则，成为货币学派货币政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凯恩斯指出，货币供应量变化后对国民收入有实质性影响，增加货币的结果使利率降低从而增加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总收入（Y）的变动，即△M→△R→△I→△Y，因此，货币供应量增加可以引起实际产出的增加，货币是非中性的。弗里德曼则指出，货币供应量变动只能在短期内影响实际产出；从长期看，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只能影响名义变量而不能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从长期看是中性的。

第二，凯恩斯注重狭义的市场资产和市场利率，他的传递渠道主要是货币市场上金融资产的调整，增加的货币量通过两条渠道被吸收：一是货币收入增加后所增加的货币交易需求量；二是随着利率下降后增加的货币投机需求量。弗里德曼指出，应该考虑广义的资产和利息率，就是说，传导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同时进行，通过物价普遍上涨吸收过多的货币量。

第三，凯恩斯非常重视利率的作用，指出利率是传导机制的中心环节，货币量变动后首先引起的是利率的变动，货币供需和总体经济的均衡是通过利率的变化来调节的。而弗里德曼则重视收入支出在传导中的作用，指出个人主要根据收入来确定现金持有量。因此，货币供需求均衡只能通过支出来调节。而货币量与利率之间存在着步调不一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增长加速时，起初会降低利率，但是后来，由于它增加开支刺激价格上涨，这便引起借贷需求的增加，从而促使利率上升。正因为如此，利率不能成为传导机制中的主轴，却往往是误导货币政策的指标，所以弗里德曼不仅不重视利率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而且坚决反对把利率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向导。

时滞是时间滞后的简称。货币时滞是指货币行动与其效果之间的时间距离，即从货币供应量增加到物价普遍提高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传导过程，弗里德曼认为：因个人经过相当时间才扩散其调整，其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是非常缓慢的。初期货币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因而须经相当长久的时间才会达到全部资产。支出的影响也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扩散。正因为调整、传导、涉及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故采取货币行动后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真实效果，这就是时滞效应。

时滞效应的特点不仅表现为行动与效果之间存在时间差距，而且表现为传导过程中初始效果与最终真实效果之间存在差异。弗里德曼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要6－9个月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再过6－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从货币增长率变化到物价变化一般有12－18个月的时滞。

弗里德曼指出，时滞效应对于货币理论与政策有重要意义。对于预期理论来说，由于时滞的存在，使以现有知识为基础的预测产生相当大的误差。因此，预期只能是适应性的，随着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为。对于货币政策来说，由于时滞的存在，它经常导致对货币政策效果的错误解说，也往往导致货币政策的错误决定。因为货币变动的作用并没有同时发生，货币政策就被认为是无效的。

弗里德曼指出，由于没有认识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而产生了种种误解。

弗里德曼以时滞效应为武器，坚决反对凯恩斯学派“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反循环政策，他指出，货币当局没有认清其行动对经济活动发生影响的时间差距，便根据情势去决定他们的行动，而他们的行动却是影响6个月、9个月、12个月或15个月以后的社会经济行为。例如，当前的衰退是为制止前一个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性货币行动后，正在传导的中间过程或初始效果，如果针对当前的衰退而采取扩张性政策，必然回避了通货膨胀。因此，由于存在政策效果的时滞，其结果常使为反循环目的而采取的行动转变为额外的、不必要的纷扰。认识并正确理解时滞效应的政策性，就应该制定一个长期稳定的、连续一致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定义为：“通货膨胀是引起物价长期普遍上涨的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的这个定义坚持了两点：（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非一般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发生总是与货币量的多少直接相关；（2）通货膨胀所表现出来的物价上涨是长期的和普遍的。因此，探讨通货膨胀问题，离不开对货币因素的分析；如果不是货币量出了问题，是不会出现物价长期普遍上涨情况的。基于这个定义，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判定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时，需要注意区分两个界限：

1、相对价格变动和平均物价水平变动的界限。相对价格变动是指由于某些原因造成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某些商品价格下跌的状况。相对价格的变动属于物价体系内部的调整，只要货币量不发生变化，相对价格此涨彼跌的变动一般不会影响总体物价水平。而平均物价水平的变动是指所有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或下跌状况，这种状况的出现通常是由于货币量过多造成的，因为所有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或普遍下跌导致的是物价水平的变动，而根据货币数量说的原理，物价水平的上下变动与货币量的增减变化之间存在同比例变动关系。因此，相对价格的变动，不能算作通货膨胀；只有平均物价水平的上升，才能看作是通货膨胀。

2、一次性物价上涨和持续性物价上涨的界限。一次性物价上涨通常由某种因素造成，具有临时性和偶然性的特点；而持续性物价上涨是指物价持续不断地上涨，带有长期性和经常性的特点。根据货币学派的观点，一次性的物价上涨通常是由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与货币量无关，因此不能算作通货膨胀；而持续性的物价上涨只有在货币量发生变动后才可能出现，通常是由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造成的，因此，只有持续性物价上才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从上述分析可见，货币学派的通货膨胀定义特别注重货币因素，他们指出，个别商品的价格变动和一次性的物价波动可以由多种原因造成，但只要货币量不增加，平均物价水平是不会发生长期、普遍上涨的，因此，通货膨胀首先是一个货币问题，出现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是货币量过多。没有货币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化就没有通货膨胀性，只有因货币量过多造成的物价水平普遍地和持续地上涨才是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对政府存在着强大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1、来自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的收入。弗里德曼指出，政府来自通货膨胀的收入途径有三条：

（1）扩大货币供应量直接增加政府的收入。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量都能直接使政府增加货币购买力，政府可以用这部分增加的购买力作为收入去进行支付、弥补赤字或偿还债务。

（2）增加税收收入。通货膨胀能够在现行税率下自动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在名义上将得到增加，尽管他们的实际收入不变甚至下降，但在普遍实行累进所得税的情况下，名义收入的增加，使他们进入更高等级的税率组，也就得按较高等级的税率纳税，从而增加了政府从个人和企业那里收取的所得税收入。

（3）减少尚未偿还的国家债务的实际数值。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由于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政府偿还债务时的货币购买力必然小于借入时的货币购买力，这种通货贬值的差额，等于减少了国家实际负债的偿还额。

2、来自其货币传导过程中的初始效果。货币学派对传导机制的分析表明，在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初期，即通货膨胀刚刚开始时，由于整个过程中的时滞效应，货币量增加不是直接表现为物价上涨，而是使利率下降，生产扩大，失业减少，收入增加，政府可以多花费而无需让公众少消费，大家都可以多花钱，成皆大欢喜之状。

通货膨胀这两方面诱惑力使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持续推行这一政策。但是从长期看，这一政策却是危险的。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繁荣是极为短暂的，它只是货币冲击传导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当传导继续进行下去后，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手中的货币虽然数量多了一些，但可购买的东西却少了；工商业企业主发现销售收入虽然扩大了，但成本上升了，这就迫使他们把工资和物价抬得更高，否则，将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于是，恶果开始呈现：被抬高的物价、有效需求的衰退、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连在一起。如果不是采取强硬措施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这种恶果将越演越烈，不仅破坏市场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经济混乱和危机，而且将带来政治动荡。因此，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是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如果不及时医治，它可毁掉一个社会。

无数史实已证明了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恶果，所以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弗里德曼常常把通货膨胀比作酗酒问题，酗酒者开始饮酒时的初始效果是令人兴奋、兴致勃勃，喝醉酒的不快感是在第二天早晨才表现出来，如果继续以酒解酒，将加剧酒精中毒，再不悬崖勒马就会走向死亡的深渊。通货膨胀亦是如此，如果对通货膨胀的诱惑设有足够的抵御力，其后果正象酗酒者一样痛苦。

弗里德曼指出，特定的物价和总的物价水平的短期变动，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却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超过总产量的增长所引起的。强调指出，承认并正视通货膨胀是货币量过多所引起的货币现象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指导我们去寻找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和确定治疗方案，因此它是正确认识通货膨胀和有效防治通货膨胀的开端。

弗里德曼指出，货币量过多的直接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政府开支增加。当政府的收入相对稳定，但同时因各种原因日益增加名目繁多的开支时，必然需要筹措新的资金来源用于应付日益扩大的开支。弥补支出扩大的资金来源有三种方式：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向公众借债；三是增加货币供应。前两种方式取得的资金来源，虽然因政府支出增加被私人消费和投资减少所抵消而不会产生通货膨胀，但却在政治上不得民心，因此被绝大多数政府舍弃而采用第三种方式，即增加货币数量。其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

第二，是政府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30年代大危机以后，人们对失业比对通货膨胀怀有更大的戒心，因此，只要政府许诺执行充分就业政策就能拉拢民心，争取选票。为了讨好公众，政府一方面制定不恰当的过高的充分就业目标，另一方面采取增加货币数量，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来提高就业水平。于是一旦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时，政府就立即实行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当制止通货膨胀的措施在短期内不能增加就业时，政府又立即放弃制止手段而采用更高的通货膨胀来换取就业的微量增加，以致形成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

第三，是中央银行实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其错误首先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偏移。例如美国的中央银行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在要求增加就业的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的货币政策也有着与政府财政政策同样的通货膨胀倾向。而中央银行扩大就业的唯一手段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更大规模的贷款；但这样做的结果无法保持长期真正的充分就业，却带来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另一错误是把中介指标定在它不能控制的利率上。弗里德曼指出，中央银行应该控制而且有能力控制的是货币供应量，而不是利率。

综上所述，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而货币量过多的原因都是出自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行为。是他们一手造成了通货膨胀，却还要嫁祸于人。通货膨胀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持续物价上涨，就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所致。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的政府无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通过上述详尽的分析，弗里德曼相信，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只有一个，出路只有一条，即减少货币增长。他认为，只有把货币供应增长率最终下降到接近经济增长率的水平，物价才可望大体稳定下来，而后，政府采用单一规则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其它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诸如控制物价和工资都是行不通的，不仅因为药不对症而无效，反而会加剧病症。

弗里德曼指出，制止通货膨胀，是“知易而行难”。制止的方案虽然简单明了，但实施起来却因存在着许多障碍而困难重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于医治通货膨胀在短期内所产生的不良副作用。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最初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增加，而物价下降幅度却不大。

传导机制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动后同适应这一变化而进行的产量和物价的充分调整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通货膨胀的发生有一个时间过程，通货膨胀的制止也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初始效果和最终效果是不同的。与发生通货膨胀的初始效果是暂时的繁荣相反，制止通货膨胀的初始效果是暂时的衰退。这种暂时衰退的副作用是治疗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传导反应，是人们的信息传播不灵敏，预期缓慢地变化、调整没有迅速跟上所致。因此，这种初始效果是暂时的，当制止通货膨胀的传导继续进行下去，人们的预期适应了变化的形势，并根据修订的预期采取调整行动后，治疗的良好效果就出现了：生产恢复并稳定上升，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率下降，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经济进入稳定发展的正常轨道。这种结果才是长期的、真实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看不到这种时间上的延迟所引起的失真现象，把初始效果误以为是制止通货膨胀的结果，当局也因此而中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又继续增发货币提高货币增长率，企图制止这种短期衰退的初始效果，结果却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因此，弗里德曼指出：“制止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政治障碍：第一，美国、英国及其它许多政府都对充分就业做出许诺；第二，一般公众不认识制止通货膨胀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或暂时的副作用；第三，政治领袖们不愿或不能说服公众接收这些副作用”。

弗里德曼指出，面对通货膨胀，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使物价上涨继续下去，或者加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受到打击。

另一种选择是：你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而这个困难时期是为了有效地治好物价上涨带来的副作用。对每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年或更长时期的低经济增长，相对多的失业人数和收入的缓慢增长。

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作后一种选择。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选择，在短期内，没有任何制止通货膨胀的办法既能产生良好效果又不使每个人有所损失，长痛不如短熬。制止通货膨胀不仅需要决心和适当的政策，还要有耐心和远见。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采用减轻其副作用的措施，就能够使治理通货膨胀的不良初始效果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有利于对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治理。弗里德曼指出，减轻副作用的措施主要有两条：

第一，减轻副作用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个逐步稳定地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并坚持执行，使政策得到公众的依赖。逐步进行和事先宣布，是让人们有时间调整其安排，并促使他们这样去做，只要坚持执行，人们就会从长期考虑来安排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调整资产组合，从而减少因通货膨胀而产生的生产滑坡、就业下降等临时副作用。

第二，广泛地使工资合同及其他合同指数化，即长期合同应包括名义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以抵销通货膨胀的条款。这一措施的实质是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使契约按实际量而不是名义量来缔结。存贷款利率也应采取这一措施，保证实际利率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其好处是，无论通货膨胀高低，契约双方（雇主与雇员，借者与贷者）都可以受到保护而免受损害，使他们在不受通货膨胀的干扰下，按照本行业的条件去谈判，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当然，以上两条措施都只能相对地减轻副作用而不能完全消除它。制止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沿着通货膨胀的道路滑下去，坚决采取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的货币政策，有效地进行预防，这才是上策。

（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目标不能放在充分就业上。他提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稳定货币，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

为了达到稳定货币的目标，首先要保证其自身的稳定性，避免货币政策的重大错误，货币当局需要改善货币机器，以减少故障的机会及运用权力使之保持良好运作状态。其次应该抵消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尽管如此，弗里德曼也认为不能高估货币政策的抵消力量，从实践中看，货币政策只能抵消那些已经明显出现的危险。

在排除了来自本身和外来干扰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任务就是：为经济社会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货币政策最明确的目标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保证币值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私人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主要取决于货币的稳定，如果币值不稳，必将造成物价动荡，破坏市场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引发经济的混乱。因此，只有稳定货币，才能稳定物价、稳定经济，才能为经济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稳定——应该成为，也必须成为货币政策唯一重要目标。

（二）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弗里德曼认为，汇率也不能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弗里德曼认为价格水平也不能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根据现代货币数量说的基本理论，弗里德曼指出，货币政策的最佳中介指标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其理由主要有：

1．货币供应量在经济中具有极端重要性。

因为一切经济变量都是由货币供应函数和货币需求函数交互作用决定的，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影响经济变量变动进而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将通过社会净财富、资产结构调整、信用供应量以及预期变化等传导过程，影响整个经济的就业、产量、收入和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因此，稳定住货币供应量就能稳定经济变量和宏观经济，特别是从防止通货膨胀的角度看，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保持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稳定的根本措施。

2．中央银行作为管理和调控货币的机构，其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稳定货币，只要货币供求是稳定的，货币就能稳定。由于货币需求本身具有稳定性，因此，只要稳定住货币供应量，就能实现稳定货币的政策目标。

3．在现代信用货币和中央银行制度下，货币供应量虽然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仍在中央银行的控制中，中央银行可以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调节高能货币和存款——准备比率等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4．货币供应量可以明确地反映出货币政策的松紧。因为在理论上，银根的松紧主要取决于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的对比关系，弗里德曼指出，由于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调控货币供应的政策将不会影响实际货币需求，而且根据实证分析货币需求函数相当稳定，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可以作为反映银根松紧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恰当指标。

所谓“单一规则”，就是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弗里德曼指出，这不仅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最佳选择，也应该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规则。

“单一规则”在内涵上强调以下三点：

1．公开宣布

其目的是告示于众，减轻人们心理上的不安定感，避免因不同预期引起的紊乱和矛盾，同时也将货币当局的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2．长期采用

其意图在于消除频繁的相机抉择变动而引起的经济波动，避免因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误决策给经济造成的扰乱，并且可以消除时滞效应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反映，促使初始效果和最终效果趋于一致。

3．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

以利于加强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以其自身的稳定性抵御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这三个要点相互呼应，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弗里德曼指出，只有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才能确保稳定货币，稳定币值，实现物价、经济长期稳定的目标。

弗里德曼坚持认为，货币政策必须保持其单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货币、稳定经济、而不是维持某一失业率或其他什么目标；货币政策只能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控制指标，而不能盯住利率汇率、物价或其他经济变量；货币增长率一经正确订定，就应该长期固定，而不能因长期经济波动或其他因素作随便调整。只有切实坚决地实施单一规则，才能有效地稳定货币，克服货币政策的摇摆性和失误，赢得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任，真正为经济社会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对此，弗里德曼是坚信不移的。

70～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指出，预期在决定物价和产量的进程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因为企业和居民将及早懂得判断经济事变，从而会完全预料到政府的行为，并在事前采取行动来抵消政府的政策措施，所以，任何具有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的前途是暗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