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亚美尼亚地震发生于1988年12月7日11时41分，震级里氏6.9级，四分钟后又发生里氏5.8级余震，造成2.4万人伤亡。

1988年12月7日11时41分，巨大的震动摇憾了位于俄罗斯南部的亚美尼亚地区。四分钟之后又发了规模5.8级的余震。斯皮塔克镇被完全夷平，全镇2万居民大多数罹难。造成如此严重破坏的地震实属少见。在离震中48千米的亚美尼亚最大城市列宁纳坎（现名居姆里，亚美尼亚第二大城市——译注），4/5的建筑物被摧毁；在附近的基洛瓦坎城，几乎每幢建筑物都倒塌了。地震发生时，人们正在办公室或车间工作，学生们正在课堂上学习，他们中许多人未能幸免于难。从列宁纳坎市的一所小学校的废墟中一次就运出了50多具儿童的尸体，痛不欲生的家长们在这里哭泣着寻找着自己的孩子，一些还活着的人们在瓦砾中呻吟着呼救。

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遍及约1.03万平方千米内的乡村地区。官方公布的死亡总人数为5.5万，而据其他方面估计，死亡人数接近10万，50万人无家可归。亚美尼亚对这次灾难毫无准备，建筑物像纸板搭的一样都倒塌了，也没有合适的求援设备。在从其他地方运来器械之前，人们只能徒手进行抢救工作。

全市有80%的建筑物被毁，50多个村庄被摧毁殆尽，造成经济损失100亿卢布，超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损失。苏联为救灾出动民航飞机3752架，军用飞机2426架次，救助人员8.2万人。短期内收到全国捐助救灾款12亿卢布。外国亦捐款1亿多美元，并出动286架飞机紧急运送救灾物资和救援人员。在这场大灾难中，已确信的死亡人数多达100，000人。98%的尸体是从废墟下挖出来的。伤残1.9万人，受灾人数多达100万人。大灾难的幸存者不得不在已成断垣残壁的家园外挤成一堆。斯皮塔克体育馆外的棺材堆积成山，至少有好几千具。

前苏联政府和有关方面最初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达5万或7万，甚至10万。但据前苏联《政府通报》1989年第3期公布的材料表明，人员伤亡比初步估计的要少，地震共造成24972人死亡，伤残者为1.9万人。从废墟中挖出39792人，其中生者15254人，死者24538人。1988年12月7日至1989年1月31日住院治疗的12082人中，治愈出院的9844人，继续住院治疗的1804人，在医院里死去的434人。从灾区转移出118425人，其中转移到其他共和国的有78857人。据报道，地震还在土耳其造成4人死亡，22人受伤。

这场灾难发生在已麻烦不断的一年的最后阶段。2月，苏联南部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亚共和国均被和平时期最严重的民族暴乱折磨。在此之前，曾有人号召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纳戈尔拉—卡拉巴赫地区应重归亚美尼亚控制，阿塞拜疆拒绝这一要求。亚美尼亚人口占3/4的卡拉巴赫地区在1921年以后一直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和整个有争议的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另外，在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双方发生暴力冲突。

综述

1988年1月，由于种族屠杀事件，约有二十万居住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亚美尼亚裔难民涌入亚美尼亚，大部分的难民住在地震发生区域，地震使得状况更雪上加霜。震后虽然苏联中央承诺在两年内完成重建，但在事发一年半后，仅完成原先计划15%的房屋与7%的托儿所，绝大部分居民仍住在临时搭建的房舍内。气候不佳、无家可归、失业、家庭破碎、缺少精神卫生专业人员（1989年该国仅有四位合格的临床心理师），使得心理复健更加困难，以美国为主的专家组成“美西亚美尼亚救援组织”，在地震后不久至该国进行地震幸存者心理复健计划，并对灾区内民众的心理状况作持续性的追踪调查。

老年人与成人的心理状态

在地震发生一年半后，对灾区内18至87岁的成人抽样调查中显示，其中有67%的受访者达到创伤后压力疾患(PTSD)诊断标准；比较受创严重度不同地区灾民的症状程度，发现受灾越严重的地区，灾民的症状困扰也越多；家人去世越多的幸存者，其PTSD症状越严重。

在受灾严重度相同地区，65岁以上老人较65岁以下成人有较多的“过度唤起”（hyperarousal）症状，反之成人较老人有更多的“重复体验”。研究者认为，由于年轻人大多参与救援行动，接触许多引发痛苦的情境，故出现较多重复体验症状，老年人除了较少参与救援外，因为认知功能退化，故创伤感受的形成机会减少，所以相较于成年人，出现重复体验症状机会较少；另一方面，研究者认为，就生理角度观之，老人的脑干对惊吓反应的调节能力较年轻人差，所以比成年人出现较多的过度唤起症状。

曾经过历种族屠杀创伤的难民，比未遭遇过者在地震后出现更严重的创伤。研究者认为，先前的创伤，可能会增加生理与心理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而被日后的创伤经验引发出来，或者可能是因为前次未完成创伤历程，转移到新的创伤反应上，加重下次创伤的严重性。

除了地震的破坏，以及人员死伤对幸存者造成心理创伤，余震、家庭破碎、缺乏基本生活设施、失业、社区组织瓦解、缺乏精神医疗服务等，对于灾民的精神状况都有负面影响。

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理状态

在地震发生一年半后，对8至16的儿童及青少年抽样调查显示，约有70%的受访者达到创伤后压力疾患的诊断标准；受灾越严重地区的孩童罹患PTSD的比例越高，在受灾最严重的Spitak与Gumri，受访者罹患PTSD比例各高达到91.4%与90.9%，受灾较轻微的城市Yerevan，PTSD罹患率仅有37.2%，此外幸存者中有极高的比例伴随罹患PTSD与忧郁症，遭受破坏越严重的城市，患分离焦虑疾患（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SAD）的比例越高，此外家人去世的孩童，其症状比没有家人逝世者严重。

青少年与儿童的PTSD症状，多以经验闯入（intrusion）性的痛苦影像、声音与气味为主，其次是存活下来与无能为力的罪恶感；女孩比男孩出现更多恶梦、预期性的害怕与情绪沮丧，但不同年龄的孩子，在症状严重度方面，并未有显著差别。

地震发生两年半后，儿童幸存者约有30%具有PTSD症状，未经历的对照组仅有4%，比较震灾后迁往他处安置与继续留在家园孩子的心理状况，虽然安置他处的孩子大都丧失家人，但两者出现PTSD的比例（32% vs.28%）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虽然接受安置的孩子大多经历丧亲之痛，又要面对新的生活，但新环境可以提供较佳的生活照顾，对于心理复健有正向的帮助。

地震发生六年半至七年半后，调查儿童的道德发展，以及心理病理对良知功能影响。研究发现受灾严重地区的孩童，其道德发展层次较受灾轻微地区的孩童高，反之PTSD却对其良知功能造成负面影响。研究者认为，受灾严重地区的孩童，必须负担起较多的责任，可能面临较多的道德决策情境，并促发孩子思考；但灾难同时也会使孩童对世界与他人持负面观点，由其震后恶劣的环境、社会家庭关系的解组，使得孩童对于“对”与“错”变得不在乎。而这样的矛盾，可能会造成孩子的焦虑，并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与学业表现。

总之，除了地震威胁外，家庭破碎、亲人死亡，震后缺乏教育、基本生活设施的恶劣环境，对于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理状况造成不良影响。

亚美尼亚地震的悲剧震动了全国。各地人民以各种方式援助灾区。地震发生的当天，前苏联政府就成立了以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为首的中央救灾委员会。雷日科夫向全国发布了紧急动员令，次日凌晨又与党中央书记、国防部长、建委主任等组成的政治局特别委员会赶赴灾区。在苏联历史上，只有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曾组织过政治局特别委员会亲临现场指挥。雷日科夫在灾区一直工作了十余天。卫生部长恰佐夫在闻讯3个半小时后就率领78名外科医生、创伤学家及麻醉师奔赴现场。卫生部同时运去了大批药品、御寒衣和备用血液。正在美国访问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当天打电报给亚美尼亚领导人，对灾区表示慰问，而后中断访问，提前返回国内，亲临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工作。原苏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委员会的财政预算中拨出5000万卢布支援灾区；给受灾居民发放一次性补助金，补偿他们的财产损失；失去父母的儿童将得到抚恤金，因震灾照看这些学龄前儿童的妇女，半年内将领取平均工资，工龄照算。据报道，发给灾民的一次性救灾款为1.18亿卢布；赔偿财产损失为2.53亿卢布。前苏联政府还决定拨款50亿卢布给灾区重建家园，有关部门在震后一个月就订了一项恢复正常生活的重建计划。据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重建这些被摧毁的城镇约需两年时间，建筑费用至少要花80亿美元。

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援助灾区，仅莫斯科市政府就火速拨出500万卢布的救灾款，15000吨马铃薯和其他蔬菜，以及大批起重机等救灾器械。每天都有数百架大型飞机，上百列火车和无数汽车装载着药品、衣物、食品、帐篷等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各地救灾队伍也纷纷赶往灾区，数千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几十个医疗队在现场抢救。在灾区参加救灾的军队、民防部队和其他从事恢复工作的人员共有8.18万人；救灾出动民航机3752架次，军用运输机2426架次。各地居民还纷纷捐款、献血，苏联社会发展银行收到各地寄来的救灾款就达12.08亿卢布，12月8日一天，莫斯科就有3000人无偿献血600升。震后10天从废墟中扒出23700人，救活15300人；疏散妇孺老弱5万余人；医院接受10380名受难者。

这次地震灾难得到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援助。大地震发生后，苏联宣传媒介及时、充分、持续地向国内外介绍地震灾情和救灾情况。从震后第二天起，各大报纸和电台、电视台都以最重要的位置大量报道地震消息；外交部几乎天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国外记者介绍灾区情况。从震后第四天起，外国可以自由进入灾区采访，不受限制。截至1989年1月上旬，仅西方四大通讯社从灾区发出的有关地震的报道就有好几十万字。这种“让外国人帮助宣传”的做法，对赢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原苏联驻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外交机构在地震后也都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向驻在各国政府和公众通报灾情，主动要求帮助。美国政府和个人在地震后5天就向苏联提供了660万美元的援助。在伦敦募捐到180万美元，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提供了3780万美元的援助。原苏联政府做法也比较灵活，对援助抛开政治歧见，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巴林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但都提供了援助。以色列派遣了约50名援救人员，还派飞机运去了一批医药用品。沙特和巴林提供了50万美元的援助。南朝鲜还派飞机运去救灾物资。

据统计，有近80个国家向苏联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援助；此外，数十个国家向苏联灾区派出了包括医生、抢险队和地震专家在内的各类救灾人员2000余人；世界各国政府、红十字会和其他民间组织向灾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医疗器械、药品及活动医院，各种救灾车辆、推土机、起重机、衣物、食品、帐篷等物资，提供援助的外国飞机共286架次。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次地震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国务院总理李鹏凌晨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中国红十字会先后运送了两批总重23吨的食品、御寒衣服等救灾物资支援灾区。这场被西方宣传媒介称为“史无前例的国际大援助”，对抢救灾民、消除地震后果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综述

这次地震不仅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也引起国际地学界的普遍重视。欧洲地震中心、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先后派出了地震学家、抗震工程学家到地震现场考察。美国派出了由16名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地震专家组，法国也派出专家组并在灾区安装了1.6吨重的包括20台地震仪器的设备，日本也派去了8人专家组，约有150位专家在地震现场从事地震观测，进行地震构造区划以及评定规划新建筑的可能性；有30个外国地震台站和大体相同数量的前苏联台站在亚美尼亚境内工作过。可以说是首次在广阔区域内组织起了大规模的国际性地震考察。从这次地震可归纳出以下几点经验教训：

建筑物质量标准

这次地震中，60年代建造的低层建筑物没有倒塌，而过去20年来建造的高层建筑物却倒塌了许多，原因是这些新建筑物质量太差。据报道，在建造中偷工减料，钢筋混凝土柱强度不高，用的钢筋不足或根本不用钢筋，再加上混凝土中水泥少而沙多，水泥质量也不过关，地震时混凝筑件本身就先被震成粉碎状，致使建筑物倒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灾区视察时斥责不法建筑者，并指示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追究无视建筑抗震设计的不法建筑者的责任。另外，该地区的建筑物大半根据PC工程法即用预制件现场装配的方法。这种结构的抗震性能差，地板和天花板在纵向摇晃中呈浮起状态，而后在横向力作用时一下子就倒塌了。

制定防灾措施

这次地震灾区在地质构造上属地震活动带。苏联地震学界一直预料今后6年的某个时候，那个地区会发生一次地震。由苏联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合作完成的地震危险性地图上明确记载着该地区有发生“M 6.1～7.0，震源深度10～20公里”的地震的危险。但是，1985年，当这张地震危险性地图交给亚美尼亚和毗邻的格鲁吉亚的有关人员时，却一直无人问津和采取行动。当局对地震缺乏准备，人们在灾害面前惊慌失措，甚至处于危险地带的城市领导人都“不知道”地震学家的预测。备震防灾意识淡薄，更没有制定抗震防灾措施，这也是导致灾害严重的原因之一。

设立常设机构

一有灾难，前苏联的传统做法是，中央立即成立救灾委员会，各主管部门才开始动起来。震后一二小时共和国总部对地震灾情还一无所知。当亚美尼亚第一书记阿鲁秋尼扬乘坐直升飞机巡视灾区并向莫斯科报告完毕后已经失去了不少时间。

发展救灾器材

尽管在这次救灾中使用了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和红外摄像仪等先进仪器，但从总体上看，救灾工具和技术还比较落后。在救灾中没有开挖机械，更没有先进的科学开挖方法。这次救灾仍是赤手空拳挖瓦砾堆，抢救的速度缓慢。即使在现场有上千台推土机，但由于道路被破坏，到达灾区很晚，而且灾民在推土机前不让推，推的人也怕废墟中有人，这也耽误了救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