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6月1日，总理大臣斯托雷平以莫须有罪名指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策划“叛国政变”，6月2日晚，政府下令逮捕了社会民主工党的65名杜马代表，随后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6月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公布了新的更加反动的选举法。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六三政变”。“六三政变”实质上并不是一次政变，只是沙皇政府以防止政变为借口，解散不驯服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但“六三政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俄国1905年革命的终结。

20世纪初期，正当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跃马扬鞭，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飞速发展的时候，不伦不类的古老帝国俄罗斯还在以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向前爬行。但是，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落后、封建、腐朽的沙皇制度犹如年久衰败的沙堤，怎能经受得了来自外部的各种政治思想、经济理论和国际争端浪潮的冲击，看起来沙皇专制制度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时，俄罗斯帝国所面临的问题相当多。在经济上，1900～1903年俄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轻工业发展到重工业，使整个工业生产领域陷于瘫痪状态，由此引发了国家财政的更大危机。在政治上，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广大普通劳动者愈加贫困，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不断发生。在对外关系上，俄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当年欧洲宪兵的神威早已变成了发达国家小伙计的面孔。但是，沙皇制度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和主要危机，是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

提起列宁，真是个让沙皇政府头疼的人物。这个秃顶宽额、个子不高的职业革命家出生在伏尔加河畔辛比尔斯克城的一位著名的国民教育家的家庭。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参与1887年5月8日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判处了绞刑，这对年仅17岁的列宁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因此而痛恨沙皇，立志要为哥哥报仇，为俄国广大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斗争。但是，他不准备走哥哥走过的那条个人恐怖的道路。正在他摸索前进的时候，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95年，他在圣彼得堡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展起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运动的活动，沙皇政府对这个协会进行了镇压，并在1895年12月将列宁逮捕，后流放到西伯利亚。就在列宁被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俄国的其他一些斗争协会和民主组织在1898年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列宁流放期满，到国外去进行革命活动，在莱比锡创办了一张名为《火星报》的报纸。从此，在列宁周围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派别，被称为“火星报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围绕党纲、党章、党员条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报派最后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占了多数，他们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即俄语“多数派”的意思；他们的对手被称为“孟什维克”，即俄语“少数派”的意思。从此以后，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国沙皇的心腹之患。

就在俄国国内经济危机、阶级矛盾不断尖锐的时候，1904年2月8日，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展开了一场大战。俄军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不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无能，而且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造成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孟什维克主张该党支持资产阶级的“宴会”运动，向沙皇“请愿”；而布尔什维克则主张利用沙皇政府在战争中被削弱的有利条件，发动人民进行革命。不论如何，日俄战争的溃败成为一场革命的直接导因已不容怀疑。

从1901年以来，俄国城乡的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从未停止。1901年5月7日，彼得堡奥布哈夫兵工厂的工人们开始罢工，手无寸铁的罢工者还同前来镇压的政府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有 800名工人被捕。这件事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奥布哈夫保卫战”。1902年，工人罢工的浪潮继续发展，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的工人有 30000多人参加了长达 3个星期的政治罢工。1903年7～8月，在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各工业中心的罢工后来发展成总罢工，约有20万工人参加了斗争。与此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们纷纷夺取土地，仅在1902年就有 300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此外，知识界的学生运动也此伏彼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动了社会各界政治团体和组织以及政党的出现，由各阶段、各派别组织的政党的团体相继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和策略。整个俄国正面临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悲惨局面。

面对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特别是连续不断的工人运动，沙皇政府惊恐万状，只好调动军队和警察前去镇压。但是，这种宪兵的角色使沙皇的形象更为恶劣，而且引起了人们更大规模的反抗。于是，有人向沙皇政府提出建议：组织一支工人别动队，从工人运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沙皇马上采取了这一措施。从1901年开始，试图以此破坏革命。这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警察社会主义”。但是，这个办法很快就失灵了，因为这些假社会主义组织都归莫斯科暗探局局长祖巴托夫控制，时间一长人们对这类组织的实质看透了，再也不上他们的当了。一计不成，又生新计。1904年，沙皇政府又支持一个名叫加邦组织的神甫在彼得堡建立了“俄国产业工人协会”，并且在首都各大企业中设有分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和平调解工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以防止革命的发生，同时对那些刚刚从农村来的、觉悟很低的那部分工人进行思想攻势，教育他们信仰和忠于“慈父沙皇”。沙皇政府的目的正是要利用披着袈裟的特务去完成祖巴托夫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识破了加邦组织的真面目，并多次警告人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但是，由于当时布尔什维克在首都的力量还十分有限，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也还有待提高，结果使加邦一伙安排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流血事件。

1905年1月3日，彼得堡最大的工厂——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其他企业立即响应，到了1月8日，这场罢工已经席卷全城，具有总罢工的性质了。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工人们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加邦看到这场运动已经无法阻止，就在警察当局的唆使和策划下，决定组织工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关于人民的迫切需要的请愿书，并欺骗工人说，应该相信沙皇会答应工人们的请求的。这个请愿书的内容真可谓离奇古怪，其中有宗法制度的幻想、有朴素的革命情绪、有对沙皇的请求，还有召集立宪会议，立即建立民主自由、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赦争取人民自由的战士、按照民意停止战争等民主要求。在请愿书的最后几句话中，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威胁，即如果请愿不能成功，我们宁愿死亡。这几句话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也用不着去找办法了。我们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自由幸福的道路，一条是死亡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听到将要列队请愿的消息后，马上到各工厂去向工人们说明，跟随加邦去列队请愿不但是徒劳的，而且是危险的。1905年1月8日，布尔什维克还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告彼得堡全体工人书》。警告工人们说，从沙皇手里是得不到自由的，“用这样的低廉的价钱，用一纸请愿书（哪怕由神甫代表工人呈递），是买不到自由的。自由是要用血来换取的，自由是要在残酷的斗争中拿起武器来争得的。”

结果真的如同布尔什维克所预料的那样，在和平请愿举行之前，沙皇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对和平请愿报以血腥镇压。沙皇尼古拉二世把首都的政权交给了军事司令部。他指定近卫军要在“镇压叛乱”中起主要作用，用彼得堡地区的其他部队加以支援。在预定的地点，政府已经集结了20个营的步兵和20多个连的骑兵。1月8日傍晚，有高尔基参加的一群作家和学者前去进见大臣们，要求政府不要对工人及其家属们下手，但是无济于事。1905年1月9日，这是个星期日，大约有15万人从各工人区涌向冬宫广场，许多人手中拿着圣像和沙皇的肖像，准备去冬宫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请愿。然而，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沙皇政府早已布置下层层密网，在各路口堵住了和平进军的工人及其家属队伍。在纳尔瓦门、特洛伊茨克桥以及其他地方，游行队伍的道路已被警察和骑兵占领，当工人们来到时，迎接他们的是一排排步枪的子弹，一小部分进入冬宫广场的群众，也遭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军队的枪击。1月9日那一天，大约有1000多人被打死，数千人受伤。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有名的“流血的星期日”。

冬宫前枪杀工人群众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的愤怒。工人们通过这次血的教训，认清了沙皇政府的本质，对沙皇本人的天真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们说：“沙皇痛打了我们，我们也要把他痛打一顿。”布尔什维克提出了“打倒专制制度”、“打倒血腥的沙皇!”“武装起来！”等口号。到了傍晚，彼得堡全城不少地区筑起了街垒，成群的工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布尔什维克的演说。除首都之外，其他大城市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奥尔洛夫省、沃罗涅什省、库尔斯克省的农民，乌克兰、格鲁吉亚、波兰和拉脱维亚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人民纷纷起来斗争。1905年俄国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如何引导这场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则成为布尔什维克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专门举行了会议，分析了这次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制定了战略计划。这次会议认为，1905年俄国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应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然后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会议认为，目前的斗争方式和路线是，展开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并把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这个党的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始终与布尔什维克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俄国现实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就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革命之后就应该建立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制度，待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再经过“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俄国的革命还没有纳入一个固定的模式和轨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力量也都没有达到控制局面和运动导向的程度，因此，革命基本上是沿着一种自然发展的轨迹进行着。

1905年5月1日，按照传统，俄国的许多城市举行了“五一节”示威游行，有些地方还举行了政治罢工。5 月中旬，俄国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城市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7万多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两个多月。在罢工过程中，为了统一领导有关罢工事宜，工人们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领导机构，这是俄国最早出现的一个苏维埃。6 月份，俄国占领之下的波兰地区的工业中心洛兹城爆发了总罢工，并发展为武装起义。工人们同沙皇军警进行了3天的街垒战。从5月至6月，俄国罢工的人数有 36万之多。在工人罢工的同时，农民运动也掀起高潮。1905年夏，欧俄部分的501个县中，有104个县发生了农民起义。

在工农运动的影响下，沙皇制度的支柱军队也发生了动摇。在黑海舰队，有许多官兵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中有不少人属于布尔什维克。1905年春夏之交，布尔什维克已经在黑海舰队制定了起义计划，准备在适当时机领导水兵起义。但是，没等到预定的起义发生，自发的起义却举行了。1905年6月14日，被指挥部的非人道待遇和骇人听闻的残酷性所激怒的“塔夫利达公爵波将金号”铁甲舰的水兵们举行了起义。他们惩处了最令人痛恨的军官，在军舰上升起了红旗，选出了以水雷手马丘申柯为首的军舰委员会。在 267号鱼雷艇的伴随之下，起义的“波将金号”铁甲舰驶往当时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打算同那里的工人联合起来，但是，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

在敖德萨，领导罢工的社会民主工党对“波将金号”的到来持一种动摇和消极的态度，敖德萨工人并没有给起义水兵以支持，结果使起义水兵的意见也发生分歧。就在起义军舰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时，沙皇政府已经调动了黑海舰队的大部分军舰来对付“波将金号”这艘当时俄国海军中地位最大、火力最猛的铁甲舰。黑海舰队得到的命令是：“捕获或者击沉‘波将金号’。”起义的水兵万般无奈，只得应战。当时的俄国黑海舰队任何一艘军舰都不是“波将金号”的对手，即使把其他军舰列成队形向它发起进攻，也很难完成沙皇捕获或者击沉它的命令。“波将金号”水兵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对黑海舰队的到来并未感到惊慌和紧张，他们把自己的军舰一直对着黑海舰队的阵列开去，两次将队列冲断。前来执行沙皇命令的舰队上有许多水兵十分同情和支持“波将金号”上的起义者。他们在两舰相遇时，公开欢迎起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海军指挥部担心其他军舰也发生起义，赶紧命令黑海舰队开走，但已经有一艘名为“常胜者格奥尔基号”的铁甲舰参加了起义。只是由于这艘军舰上的起义水兵们所推选的指挥官胆小怕事，最后该军舰触礁。这样，“波将金号”铁甲舰像一只孤鹰在黑海游荡，又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一天天地消耗着自己的体能。起义11天之后，“波将金号”起义者弹尽粮绝，已经无路可走了。他们被迫把军舰开到罗马尼亚的康士坦察港，向罗马尼亚政府投降。起义者天真地认为，只要不在俄国沙皇手中，他们就可以免受惩罚。但是他们想错了。罗马尼亚政府哪里敢因为一艘“波将金号”铁甲舰及其叛乱的水手而得罪沙皇政府呢？所以，水兵们投降之后，罗马尼亚政府与俄国政府进行了磋商，最后将起义的水兵引渡回俄国。这些无辜的水兵最后被处以绞刑。

“波将金号”铁甲舰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表明沙皇制度的军事支柱已经发生动摇。随着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士兵起义的不断发生，俄国其他阶级也逐渐卷入到革命中来。在有产阶级中，自由主义反对派越来越公开地反对沙皇政府。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说明为什么连资产阶级都开始向左转的原因时指出，“我们阻挡不住狂风暴雨，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防止过大的震荡”。这就是说，俄国资产阶级既拥护革命的风雨去冲刷旧有制度的污垢，又害怕革命走得太远而危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这种形势使沙皇政府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它不但失去了广大劳动者的支持，如果弄不好，政府还将失去有产者的支持，那就意味着沙皇政府的垮台，所以，沙皇政府赶紧结束了同日本的战争，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以便腾出手来集中全力解决国内的危机。为了拉拢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沙皇政府在1905年8月6日宣布将要召开国家杜马。杜马就是议会。杜马的召开就意味着沙皇专制制度开始结束。这正是1905年革命的目标之一。8月6日公布的法令是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的，因此，在俄国历史上称之为“布里根杜马”。这个法令规定，杜马将作为“咨议性”机关而存在，并不像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那样拥有立法权，而且杜马的选举权仅限有产者。显然，“布里根杜马”完全是个骗局。布尔什维克党马上采取了坚决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方针，提出了打倒咨议性杜马、打倒沙皇政府等口号，同时组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准备武装起义。俄国面临着更大的政治风波。

1905年 9月19日，莫斯科印刷工人举行罢工并很快发展为全市的政治罢工。这次罢工成为10月全俄政治总罢工的起点。10月 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开始罢工，铁路运输陷于瘫痪。到10月12日，全国14条铁路、4 万多公里长的线路上75万名职工都投入了罢工斗争。随后，全国各地 100多万工厂企业工人相继举行罢工。职员、学生、教师、工程师和医生也起来响应。这样，全国都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沙皇政府不得不采取退却策略，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反扑。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颁布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承诺将扩大选举权，召开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果然，沙皇政府这一招马上奏效。资产阶级兴高采烈地欢迎“宣言”，他们大摆筵席，举杯庆贺，高呼“谢谢上帝，俄国有了宪法”，“革命完了，秩序万岁”，并纷纷组织政党，支持实施政府的10月17日宣言，出现了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地主建立的“十月十七日同盟”即“十月党”和自由派地主联合城市中等资产阶级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等政党，准备开展议会竞选，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孟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的俄国社会革命党虽然没有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那样兴高采烈，但也拥护政府的宣言。他们说，沙皇投降了，专制制度不复存在了，革命已不再需要了。只有布尔什维克认为，10月17日宣言是一个骗局。列宁尖锐地指出：“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还远远没有被击溃，它还在集结自己的力量，革命的人民还要解决许多极其重大的战斗任务，才能使革命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果真不出列宁所料，几乎在“宣言”公布的同时，在沙皇警察当局支持下，一些反动地主、商人、神父和流氓组成了“俄罗斯人民同盟”等黑帮组织，到处残害革命人民，政府的警察机构也加紧活动，迫害和打击革命者。革命正处于危机之中。

1905年11月9日，长期侨居国外的列宁从瑞士秘密回到彼得堡，准备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工作。12月初，布尔什维克党在塔墨尔福斯召开了代表会议，研究了武装起义的有关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第一次会见了列宁。这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成立了军事和战斗组织，党员们在群众中也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到武装斗争中来。布尔什维克党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是根据什么作出的呢？起义具备了什么条件呢？当时的形势是，尽管政府的“十月十七日宣言”使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孟什维克心满意足，不再主张革命了，但是广大工农运动并没有停止，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仍然不断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被沙皇俄国侵占的波兰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军队的变化也在进行，10月份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举行了起义，11月份又发生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起义，起义者夺取了“奥查可夫号”巡洋舰。所以，布尔什维克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但是，就在布尔什维克的起义秘密准备过程中，1905年12月 3日，发生了一件突然事件。那一天，彼得堡苏维埃和其他革命组织一道发表一个《财政宣言》，这个宣言的目的是号召全国居民拒绝缴纳捐税和贡赋，要求储蓄银行退回存款，用金币支付工资等等。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使1905年末正濒临财政破产边缘的沙皇政府受到严重损失和沉重打击，以便造成更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沙皇政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报复性措施。就在宣言发表的当天，沙皇政府下令逮捕了彼得堡苏维埃的全体 260名代表，许多左派报纸被查封，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引发了著名的“十二月武装起义”。

彼得堡苏维埃遭到破坏后，俄国革命的中心就转移到莫斯科。当时，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莫斯科苏维埃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在士兵中间的革命鼓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建议苏维埃马上组织工人罢工，然后把政治总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统治。12月5日，莫斯科苏维埃通过了从12月7日起政治总罢工的决议。7日中午，总罢工开始，8日，参加罢工的人数已达15万之多，工人们很快组织了2000多人的武装战斗队。3天之内，莫斯科城里到处是工人们筑起的街垒。

无产阶级居住的地区——莫斯科河左岸区、罗果日城关区和勃列斯尼亚区，变成了起义的中心。约·费·杜勃罗文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罗·萨·芝木里娅卡、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伊·伊·斯克沃佐夫——斯捷潘诺夫、季·雅·利特文——谢多伊以及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工人的斗争。以米·瓦·伏龙芝为首的工人武装队也从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开到莫斯科相助。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莫斯科起义开始之后，这座城内的统治权实际上已经不在原政府手中，而在莫斯科市苏维埃和各区的苏维埃手里。根据苏维埃的命令，一切印刷所的印刷工作都已停止，只有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照常出版。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还控制了自来水和其他对城市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企业的工作。它要求开办免费食堂，要求粮店向无钱的工人们赊售食粮，禁止店主抬高食品价格。苏维埃又同农民建立了联系，使农民们从四郊乡村把粮食运给莫斯科的起义者。起义者一面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对阵，一面着手其他有关事宜。各工人区的苏维埃积极开展活动，行使政府职能。勃列斯尼亚区还选出了工人法院，判处了警察所长和暗探局特务们的死刑。警察都被解除了武装。武装的工人战斗队承担起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

12月起义发生后，沙皇政府赶紧向莫斯科调动兵力。政府利用尚未切断的尼古拉也夫铁路的交通，把彼得堡的近卫部队开到莫斯科。12月15日，沙皇政府派来的谢苗诺夫团开始围攻勃列斯尼亚区。在那里，只有大约 450名工人义勇队队员，他们英勇地展开了保卫战。沙皇军队见直攻不下，就改用大炮进行轰击。12月16日，勃列斯尼亚区战斗队司令部发出最后一道命令，其中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有一些人是在咒骂我们，而另一些人却对我们深表同情……敌人是害怕勃列斯尼亚的。但是，他们憎恨我们，包围我们，向我们放火，想摧毁我们……流血、暴力和死亡接踵而至。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未来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各国的人们将世世代代从勃列斯尼亚区的经险中学习不屈不挠的精神”。17日，勃列斯尼亚工人区终于被沙皇军队攻陷了。

18日，莫斯科苏维埃决定停止起义，有组织的撤出战斗。在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的同时，俄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许多类似的起义。在无产阶级人数集中的工厂和企业所在地，如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叶卡特琳诺斯拉夫、诺沃罗西斯克等地，诺夫哥罗德附近的索尔莫沃工厂和皮尔姆附近的莫托维利哈工厂、叶尔特琳大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沿线地带，也都发生了工人的武装起义。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和赤塔，工人力量和准备开往中国的后备部队中具有革命情绪的士兵们联合到一起进行了起义。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城市工人同农村的农民联合行动，使武装起义的声势十分浩大。在拉脱维亚，图库姆城人民的起义更是战果辉煌，政权临时过渡到由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的人民群众手中。

但是，12月武装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它在莫斯科只坚持了9天，其他地方的起义也先后被镇压下去了。现在看来，这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在起义之前，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的主要领导人均已被捕，没有被捕的，如列宁夫妇，也已经被迫转入了地下进行秘密活动。这就使12月武装起义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缺乏统一适宜的战斗计划，莫斯科市的武装起义基本上是区自为战，始终处于防御地位，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进攻的战术。其次，这次起义没有得到社会各阶级的广泛支持和赞同，主要是工人阶级孤军奋战。再次，在这次起义过程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直在泼冷水，制造混乱，与起义者意见不合，这些活动都有意无意地破坏了起义。当然，起义失败最根本原因，还在于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莫斯科苏维埃决定停止战斗，有计划地把战斗队撤出莫斯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12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政府对起义者进行了疯狂的迫害，抽调了大批边疆部队到内地维持秩序，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所谓“战地法庭”。这样，俄国1905年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和退却阶段，而沙皇政府则展开了一系列的进攻。

当时，沙皇政府的首脑是维特。如果说他抓经济建设是内行，那么他干政治勾当却不能使沙皇和俄国上层反动分子满意。所以1906年初，沙皇用保守派官僚哥烈梅金取代了他。早在12月武装起义高潮时，沙皇政府就颁布了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法令，企图以此诱骗人民脱离革命。这一法令规定，妇女、25岁以下的青年、军队和某些少数民族没有选举权；由于财产等一系列限制，无产阶级有 3/4不能参加选举；选举采取间接方式进行，所有选民按照阶级和财产的不同而分成4类选民团，每个选民的代表人数及其产生各有不同：地主和土地占有者选民团为每2000人中选举1个复选代表；城市选民团为每7000人中选举1个复选代表；农民选民团为每3万人中选举1个复选代表，而工人选民团为9万人中选出一个复选代表。这些规定显然极不合理。1906年 3～4月间举行了国家杜马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原估计有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的希望，所以实行抵制政策。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实行半抵制，即参加初选和复选，不参加代表的选举，又由于广大农民没有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抵制运动，所以抵制政策没有成功。选举正常进行，结果立宪民主党获得了国家杜马中的最多席位。在全部478个席位中，他们占有179席，占 1/3还多。列宁后来在总结革命经验时认为，布尔什维克抵制第一届杜马的选举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的革命已转入低潮而没有高潮的希望。

1906年 4月27日，第一届杜马开幕。这届杜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代表们围绕这个问题分成两派：一派以立宪民主党为首，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都站在这一边。立宪民主党主张，按所谓“公平价格”收买一部分地主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租给农民长期使用，并认为这是一条通过杜马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的康庄大道”。

但实质上这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翻版，是变相掠夺农民的新企图，因为这等于使地主只卖出一少部分土地，却逃脱了农民革命。另一派是由农民代表组成的“劳动派”，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方案，即“第 104号方案”。这个方案要求把所有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这个方案的基础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形成一个全民土地总额，凡是用自己的劳动耕种的人，都可以按同一定额，从土地总额中得一份土地。他们认为，平分土地是使农民摆脱一切剥削的保证。同时，劳动派主张根据普遍平等的原则，直接的和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土地委员会，由它负责办理土地改革事宜。劳动派的主张触怒了杜马中的有产者代表，特别是地主阶级代表，而沙皇是最大的地主、俄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当然也不容忍这个方案。所以，1906年7月8日，沙皇政策派军队包围了杜马开会的塔夫里达宫，强行解散了杜马。同时任命极反动的内务大臣斯托雷平为总理大臣，并宣布将要召开第二届杜马。

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认识到抵制第一届杜马选举是错误的，所以，在第二届杜马选举前，布尔什维克不但决定参加选举，而且认真分析了革命的进程和已经改变了的力量对比，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以杜马为讲坛，揭露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教育和争取群众是最合时宜的策略。结果在1906年秋季进行的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左翼代表的人数大为增加，右翼代表的人数也有增加，而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人数则急剧减少，他们在农村的阵地特别削弱了，在工人选民团的复选代表中间，没有一个立宪民主党人。

这个结果使第二届杜马与第一届杜马大不相同。列宁在分析这两届杜马的特点时认为，第一届杜马是指望通过和平道路解决土地问题的杜马，而第二届杜马中明显分成的右翼和左翼将展开尖锐的斗争。1907年 2月20日，第二届杜马开幕，土地问题仍然是讨论的主要问题。在这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结成了“左派联盟”，同杜马中的右派代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左派联盟”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有产阶级看到这届杜马比上届杜马还不驯服，“贵族联合会”便要求政府解散这届杜马，修改选举法，另外召集俯首听命的杜马。1907年6月1日，总理大臣斯托雷平以莫须有罪名指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策划“叛国政变”，6月2日晚，政府下令非法逮捕了社会民主工党的65名杜马代表，随后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6月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公布了新的更加反动的选举法。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六三政变”。

“六三政变”实质上并不是一次政变，只是沙皇政府以防止政变为借口，解散不驯服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但“六三政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俄国1905年革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