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日语：西郷 隆盛/さいごう たかもり，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通称吉之助，号南洲，生于萨摩藩（今鹿儿岛县）。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与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

文政十年十二月七日（1828年1月23日）西乡隆盛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山，是御勘定方小头西郷九郎隆盛（后改名吉兵卫隆盛）的第一个孩子。幼名小吉，通称从吉之介，善兵卫，吉之助顺次变化。成人式时名隆永，后来改为武雄隆盛。号南洲。天保十二年（1841年），行成人式，改名吉之介隆永。在这个时候加入下加治屋郷中的青年组织“二才组”。他自幼受到严格的武士训练，这使他养成尚武的习性，具有浓厚的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观念。

弘化元年（1844年）担任“郡方书役助”。后为郡书记官先后共10年。和维新三杰另一位的大久保利通一向伊藤茂右卫门学习阳明学及朱子的「近思录」，向福昌寺（现鹿儿岛市立玉石龙高级中学所在地的岛津家菩提寺）的无参和尚门学禅。他跟随郡长巡视农村，接触农民，通晓农政。其间，郡长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减免年贡不准而愤然辞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出身于濒临破产的下级武士阶层，长期担任低级官吏，使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认识，从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岛津齐彬继承萨摩藩藩主之后，西乡隆盛为首的“诚忠组”上书阐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其政治主张得到岛津齐彬的赏识。

1844年起任下级官吏。1854年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的亲信扈从，随其住江户（今东京），参与藩政，并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1858年幕府兴安政大狱，两次被流放，1864年被召回藩，在京都掌握藩的陆海军实权。同年参与镇压尊王攘夷派长州危机，并成功化解敌对派（第一次长州战争并未交战，因此称长州危机更合适），后预料幕府将亡，遂积极投身倒幕运动。1866年3月在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等人缔结萨长倒幕联盟密约。

1868年1月3日，与岩仓具视（1825-1883）、大久保利通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在同年的戊辰战争中任大总督参谋，指挥讨幕联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他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在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1870年初，由于与大久保等人在内政方面的分歧，辞职回鹿儿岛任萨摩藩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参与藩政改革。1871年到东京就任明治政府参议。1872年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跟随岛津齐彬期间，西乡隆盛受到齐彬改革藩政以求富国强兵的思想影响，并受到勤王家藤田东湖和桥本左内等人的影响，使他立志勤王和改革幕府政治。

1854年（安政元年）随岛津齐彬至江户居住3年，为齐彬等人倡导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的“公武合体”运动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晓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在“将军继嗣问题”上，与齐彬一起拥戴一桥庆喜。

1858年，由于岛津齐彬暴病而疫，由岛津忠义任藩主，实权掌握在其父岛津久光手中。西乡闻讯，曾打算为齐彬殉死。经僧侣月照的劝导，他才打消此念，立誓要继承齐彬的遗志，进行幕政改革。此后，他依旧往来于京都与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策划除掉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9月，井伊制造“安政大狱”，残酷镇压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遭难。二人先后回到鹿儿岛，不料却被勒令离开萨摩藩。他们感到勤王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当船行至锦江湾，相抱投海自尽。被救起时，月照已溘然长逝，西乡亦奄奄一息。岛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岛。

1862年（文久2年）西乡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权的大久保利通帮助下返回萨摩藩。解除处分后作为尊攘派开始活动。久光本想借助西乡的声望，以便实现自己入京勤王，继续搞“公武合体”的计划。不料，西乡反对，表面上是认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够。实际上其新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与藩主的“公武合体”有矛盾，而且西乡又与激进的藩士们联络。久光一怒之下，将他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送到流放死刑犯人的冲永良部岛的牢狱中。然而再次被流放到小岛。在狱中两年，西乡受尽磨难，却阅读了大量儒家著作，不时吟诗抒怀。他的一首诗写道:“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这表达了他对死于安政大狱的志士们的追念之情，也阐明了他的生死观和忠君勤王的志向。

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乡，并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此后五、六年间，是西乡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他开始还是作为久光的谋将，后来则成为尊王倒幕派的领导人。他与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萨摩藩内进行政治改革，并为完成日本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大业，立下了功勋。

1864年7月，幕府对长州藩志士们发动的禁门之变进行镇压。在京都的西乡遵从久光之命，参与镇压活动，在战斗中负伤，因而受到褒奖。9月，西乡在大阪会见了胜海舟。胜对西方十分了解，对幕府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这次会见使西乡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幕府的腐朽和没落，思想发生转变。但这时的西乡仍有“萨藩主体”的地方意识，所以在行动上表现得十分动摇。当幕府于9月组织军队讨伐长州藩时，西乡仍从本藩利益出发，参加并指挥了征长讨伐军。但在翌年4月幕府组织第二次讨伐长州行动时，西乡已在行动上贯彻其强藩联合对抗幕府的主张，不顾幕府一再下令催促，坚决拒绝出兵。12月他派人与长州藩联络，并在1866年正月，于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缔结了“萨长倒幕联盟”的密约。从此他作为一位倒幕派领导人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倒幕活动。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死，德川庆喜继任。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死亡（多数认为被公卿岩仓具视等毒死），由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利用宫廷的形势，开始准备武装倒幕。在土佐奇人坂本龙马的斡旋之下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萨长同盟”。之后萨摩与土佐藩也结盟。这几个“西南强藩”掌握天皇政府大权，共同讨伐幕府。西乡等人还与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想从英国那里购买武器和取得财政援助，但他们对英国的侵略企图有所警惕。1867年7月27日，西乡在大阪会见英国公使馆官员沙托时表示：“关于变革日本政体问题，应由我辈尽力而为，如与外国人相商，则有失体面。”西乡的回答，表明他已有较强的民族意识。

1867年9月，西乡、大久保通过岩仓等公卿，事先做好了用天皇名义发布《讨幕密旨》的准备。10月14日，萨长两藩得到了《讨幕密旨》。在部署就绪后，12月9日，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发动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将军制度等，要德川庆喜立即“辞官纳地”。倒幕派于当天组织了新政府，西乡、大久保等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

以德川庆喜为代表的旧幕府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发生国内战争，因是戊辰年间，史称戊辰战争。1868年1月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与政府军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西乡指挥了这次决战。由于兵士的奋勇和人民的支持，政府军打败了3倍于己的幕府军队，取得了胜利。西乡被新政府任命为陆海军负责人。2月，讨幕军从京都出发东征，包围了江户。这时，防守江户城的胜海舟，向庆喜说明了国内外形势，促使庆喜下决心投降。3月，西乡向幕府提出了7项投降条件，并去江户会见了胜海舟。最后签订了幕府投降协定，史称“江户无血开城”。8月，西乡又率讨幕军转战于关东和东北地方，征讨幕藩残余势力，取得节节胜利。凯旋回师后，西乡由于军功卓著受到了奖赏。9月，他以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国内战争中的功勋，授正三位官职，赏典禄为两千石，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功成名就的西乡，出于封建思想，认为自己功名地位高于萨摩藩主岛津家，有损“忠臣”的声誉，遂于1870年1月辞职，回鹿儿岛做了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西乡离开中央回到地方，还因为他对明治政府实施有损于下级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满。他很同情下级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的悲惨遭遇。他在请求萨摩藩政府救济一个参加内战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言志诗写道：“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他看不惯许多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穷奢极侈，指责他们为“利”忘“义”。西乡的个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们推崇。正是在这些内政问题上，西乡与大久保等人产生了矛盾。西乡、大久保等人尽管有矛盾，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建立近代国家，使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必须消除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从1871年起，他们又在这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全力进行废藩置县的改革。

1872年7月，西乡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在此前后，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西乡、大久保、木户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

在此前后，参与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资产阶级改革。1873年10月，因“朝鲜派遣使节问题”与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1877年1月—1877年9月，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24日兵败，死于鹿儿岛城山。

明治维新是一次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旧权拥有者必然会失去原本拥有的资源和权力；维新，用句时髦的话讲，也是一个管理扁平化的过程，一部分中间阶层，必然会被淘汰。这就是一个从最上和最下两个阶层向中间阶层挤压的过程，而这中间最终被剥夺出的权力和省出的资源，就会重新分配到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中去，从而使管理和生产都达到新的平衡。好比“攘夷”，实质是剥夺西洋殖民者的资源和特权为本国所用，然而相对当时的日本，西洋殖民者是十分强大的，即便萨摩长州这样的强藩在与他们对敌后也深深意识到无法与他们抗衡，如果硬要剥夺他们在日本的资源，很有可能反倒被这些船坚炮利的家伙彻底打倒，连主权（本国政府分配自国资源的权力）都丢个干净。因而不如承认他们在日本的存在，甚至与之结盟，换取他们的支持，和必要的军事技术援助，以获得更高的发展资源（所谓“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和挤压其它阶层的能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倒幕）；“倒幕”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天皇之下，各诸侯之上的幕府将军这一阶层，剥夺他的特权，领地，剥夺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力，所谓“解放生产力”；“倒幕”成功之后的“废藩置县”则等于把这把刀又砍向了诸侯，剥夺他们的资源和权力。然而进一步呢，进一步的军制改革，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让更多的人有为国尽忠的荣誉感和升迁的机会，于是，这把刀又砍向了下级武士。如果要说到背叛，倒幕过程中出过力的诸侯和下级武士都是被新政府背叛了的，而最终得益的，有最高层的人，也有更大多数的日本平民。为了日本能真正实现军事上的近代化，对下级武士这一阶层，是必须背叛的。西乡是赞成新的军制的，他知道从公而言，新的制度能够让日本更加强大。可是从私而言却不好说了。诸侯在倒幕过程中出过力，他们的资源和权力被剥夺以后还可以成为新的财阀、地主，就算不过奢侈糜烂的生活吧，至少生计不愁，而下级武士，数目庞大，作为个体而言，原就拥有不多的资源，再被剥夺从军特权，往往就衣食无着了。西乡在把自己的武士之刀砍向幕府和藩主时根本就不曾犹豫过，可要砍向一贯支持维护自己的群体－－下级武士时，他就犹豫了。西乡不能忘记这些与他并肩的战友，因而在初始阶段，他进行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的编制，就是为了给这些并肩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可近卫军的编制也是有限的。虽然西乡本人非常豪爽大度，每当有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假如他不能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就任其在门口的钱柜那里取用。然而这点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很易遭忌，容易给政治上的对手制造类似“西乡又要收买人心造反啦”的谣言的机会。

于是西乡想出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堤内不足堤外补”，让下级武士们去侵略别的国家，从新的领地内和其它国家的人民身上取得新的特权和新的资源。为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本身计，其时这也确是一条出路。可是说说容易，当时世界列强环伺，好地儿早就被抢占一空。大清也还处于“同治中兴”阶段，看不出是条龙还是条虫，咋办，那就只有台湾、朝鲜两处可打，此二地远离大清统治中央，列强还未染指，也许不会造成清的强烈反弹。其实当时日本朝野都有征韩征台之念，就连后来反对西乡最力的大久保、山县等人也一概赞成扩张，无非是“急征”还是“缓征”的区别。而西乡恰恰是站在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强烈呼吁“急征”的。他急于在以平民为主的政府军还不具备强大战斗力时，用世世代代以战斗为专业的军人－－下级武士们来进行这些对外侵略，也使他们迅速在新的殖民地上找回他们在本国丧失的特权和利益。西乡主张对台湾、朝鲜要“夺取此等之地，归为我有，以永镇皇国之南门”。具体方案是由他自任使节使韩，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鲜（“无一事不可为外人道”的西乡，对外还是想用激幕府先行进攻的那一套谋略啊），假如朝鲜中计，杀了他，日本就可名正言顺派兵征伐，此时的西乡，于日本人观之，不可谓不勇，谋国亦不可谓不忠。然而倘于韩人观之，则他也要被列入诡诈奸徒的行列了吧。一个人的历史定位，原本就是只定义在他所维护和维护他的人群的基础上的啊。与西乡对立的大久保等人，认为应以内治为主，先建立起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后勤制度，才能展开对外征伐，贸然用武士征伐，很有可能因后勤、补给不足，又因大清的强烈反弹和西方强权的干涉而失败。因而极力反对“急征”，先前倒幕时期的好友，如今倒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大久保等人采用多种政治手段到处游说。站在大久保一边的山县有朋也运用谋略于台前幕后多方奔走。因为，他要维护新的政府军的利益，同时也维护自己在政军界的利益。另外还有不少长州武士出身，已经成为政府高官的人，也准备充分利用西乡和大久保之间的这一矛盾，搞倒西乡，从中渔利，以抬高长州派在政府中的地位。

而与他们相对的西乡，此时却似乎真的仅以一个英雄和偶像的形象出现，他把一切政治工作都只做在明面上，希望仅以自己的忠心和名望打动公卿大臣和参议们，希望他们不要背叛曾一起战斗过的下级武士们。他似乎真的想作那个心目中“无一事不可为外人道”的司马温公了。然而，政治斗争是一场特别的战争，需要特别的技术手段，需要特别的谋略机巧，仅仅靠“光明正大”四个字是无法在这场关乎公私两种利益和理念的战争中胜出的。朝议之中，西乡派终于落败。他要求出使朝鲜，要求由武士征伐四方的愿望彻底破灭。愤怒的西乡随即向天皇提出辞呈。第二日，天皇便批准西乡辞去参议和近卫军都督之职，保留了陆军大将军衔。而西乡所代表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武士们，也即永远失去了他们所能独享的荣誉。如果说，武士们的生命，如那樱花，那么，西乡一定已经清楚地看到，那比樱花更为令他们珍视的荣誉，此时已经轻轻地落去了。

士族问题越演越烈，日本各地不平士族陆续叛乱。规模较大的有明治七年（1874年）江藤新平在九州佐贺县发动的佐贺之乱。该事变平定后，日本政府为安抚士族，尤其是反抗意识最强的萨摩士族，于同年（清同治十三年）藉口琉球难民在台湾被原住民杀害，出兵台湾（中方称为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特意将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升为中将，并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都督，领兵三千余名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部落。

然而士族问题并未因此获得解决。明治十年（1877年），萨摩不平士族攻击鹿儿岛的政府军火药库，揭开西南战争序幕。当时西乡隆盛并不在鹿儿岛，闻讯之后慨然长叹，但依然回到鹿儿岛统率士族们，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军北上，并在熊本城与政府军爆发激战。最后政府军击败萨摩军，西乡隆盛撤退回到鹿儿岛，在负伤的情况下由部下介错砍下头颅（按：西乡隆盛并未切腹），结束日本最后一场内战。

传说诗句

传说西乡青年时立志的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其实原诗为幕末尊王攘夷运动僧人月性所作，原题“锵东游题壁二首”，西乡隆盛可能引用修改过，而数十年后毛泽东又作《七绝·改诗赠父亲》，在中国广为人知。

月性原诗

男児立志出郷関，学若无成不复还。

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処有靑山。

备注

在日本山口县的月性遗品展示馆外有此诗的刻碑，为后人纪念月性而立。

狱中诗句

西乡安政大狱后被囚时诗句：

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

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

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

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

西乡隆盛在萨摩推行的是把土地分给下级士族的政策，他对侵略战争的态度从他学生死谏反对战争可以看出，他也离开了主张对外侵略的政府，他的弟弟西乡从道支持对外侵略，一直在政府中。西乡从道率军入侵中国台湾，西乡隆盛对百姓仁义，因此在日本人民中有巨大威望，尽管领导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西南战争失败，被定为叛逆，但是后来为了笼络百姓，而且很多“叛军”都是日本主要派阀萨摩派的亲戚，东乡平八郎的弟弟也参加了起义，西乡从道和东乡平八郎在日本影响广泛，西乡隆盛最终被平反。

西乡好恶分明、热情洋溢、时而采取不合理的行动。在维新三杰中，西乡隆盛最受日本人喜爱，却以悲剧收场。

当时日本除了地位高贵的华族，士农工商是属于四民。士族有42万户，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一，上级士族俸禄三百石，最低的只有五石，是小生产者。西乡隆盛代表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尽管比贫困农民和百姓稍微强，但是与华族成千上万的俸禄没法比，德川氏兵败投降还依然保留七十万石俸禄，皇族也成为拥有数百万石的大封建主，他们和大资产阶级建立了封建军国主义政体，本质是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是亚洲战争灾难的根源。

当时的士农工商四民阶层，比起华族那些世袭大名、藩主、高级武士地位低，与那些大地主、大商人比地位也是低下的。士族地位与农工商相近，他们主要是在倒幕运动中建立的民兵组织。在整编中被遣散的，解除俸禄的，都是战功卓著的人。他们被解散失业，生活无着，因此在各地起义。西乡隆盛领导西南战争时已经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阶段，1869年西乡隆盛离开中央回到萨摩，进行了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土地改革，是日本当时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意义的土地改革，也使萨摩成为没有发生士族百姓叛乱的地方。他的弟子甚至因反对侵略朝鲜等弊政死谏，西乡隆盛是个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进步政治家，反封建立场坚决，1871年才回到中央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和资本主义改良运动作出贡献。

西乡隆盛早先在京都时常出入茶屋，喜欢一个叫阿虎的艺妓。西乡长得粗眉大眼，腰肥体圆，在酒宴上常常是艺妓们取笑的对象，西乡也不恼，大概这引起了艺妓阿虎的好感。阿虎也是天生福相，体态丰满，被起了绰号叫“猪姐”。西乡和阿虎意气相投，后来西乡隆盛作为东征大总督府参谋，发兵征讨幕府时，阿虎听说西乡当了大官，到军中来找西乡，开口就向西乡要钱3000两。西乡见到阿虎哈哈大笑，据说出兵时“虎”到军中，乃是大吉大利之兆，爽快地拿钱给了阿虎。

1877年西乡隆盛之官位遭到剥夺，然民间同情声浪甚高，明治天皇也曾表示惋惜之意。在黑田清隆努力奔走下，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同时获得特赦，并追赠正三位之官阶。

2004年电影《The Last Samurai》（译名《最后的武士》《末代武士》）中的森胜元以西乡隆盛为原型 。

芥川龙之介曾写一篇短篇小说。借西乡隆盛死时介错其头颅而不得其尸，乡人间流传其仍存活的故事，来说明史学考据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