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利通（日语平假名：おおくぼ としみち，罗马音：Okubo Toshimichi；1830年9月26日—1878年5月14日），幼名正助，号甲东，后改名利通。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

天保元年（1830年）8月10日，大久保生于萨摩藩加治屋町的一个城下武士家庭，幼名正助，后改一藏，号甲东。其父大久保利世是萨摩藩士。其母皆吉富久是医生皆吉凤德的次女。皆吉凤德非常熟悉欧洲情况，是日本一流的兰学家。大久保自幼受到外祖父的宠爱和管教，对他成年后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大久保习文擅武，勤奋刻苦，学业超群。1846年，17岁的大久保当上了萨摩藩属下的记录所书役（书记官）。他在步入社会的最初几年，一帆风顺，但很快便陷入困境。当时的萨摩藩形成了以藩主岛津齐兴的嫡子岛津齐彬为首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当改革派闻知岛津齐兴欲立宠妾由罗的儿子岛津久光为藩主时，改革派高崎五郎等准备发动政变，不料被由罗发觉。藩主对改革派大肆镇压。大久保的父亲因参加高崎派受株连。1850年被流放到鬼界岛。大久保也被免除记录所书役的职务。从此，扶养母亲和三个妹妹的重担，就落到大久保的身上。他并不因生活困苦而沮丧，在逆境中反而增强了坚韧的性格和追求权势的野心。

大久保一面为生活而奔波，一面组织和开展勤王改革活动，经常在家召集西乡隆盛、吉井友实、税所笃、有马新七、伊地知正治等同乡好友，讨论藩内外政治形势，直至深夜，久而久之，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勤王的改革派组织“精忠组”。德川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是个开明派，是岛津齐彬的支持者。在他的压力下，1851年齐兴隐退，其子齐彬当了萨摩藩主，大久保和西乡等人立即受到器重，成了改革派藩士的中坚人物。1853年，大久保恢复了记录所书役的职务，其父也结束了流放生活。1857年28岁的大久保被提升为步兵监督，并结了婚。

1857至1858年，政局动荡不宁，阿部正弘突然死去。保守派领袖井伊直弼就任大老（位于老中之上）。他在将军继嗣问题的处理上排斥德川庆喜，决定由德川庆福（即德川家茂）继任将军。在对外签约问题上，他违敕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尤有甚者，他还一手制造安政大狱，镇压坚持尊王攘夷的爱国志士。这时，萨摩藩的保守派也有重新上台执政的苗头。

大久保看到齐彬的权力即将落到久光的手里，就设法接近久光，投其所好，求得信任。当得知久光爱好围棋，他就向吉祥院的和尚乘愿学习棋术，并常在吉祥院向久光献纳的书中夹上写有政治建议的纸条，以博得久光的好感。1858年7月齐彬死去，忠义任藩主。久光为忠义之父，任藩主后见（即藩主监护人），掌握萨摩藩的实权。大久保果然得到重用，1860年晋升为御小纳户（在主君身边工作的家臣武士）。从此，年轻的大久保便同中山忠左卫门、小松带刀等一起掌握了藩的政治实权，在政界崭露头角。

岛津久光是个维护封建秩序，主张公武合体的攘夷主义者。这时的大久保追随久光搞公武合体运动。久光曾命令大久保到京都会见近卫忠房，请求向天皇转奏反对德川家茂迎娶孝明天皇之妹和宫为妻，并要朝廷下令让庆喜任将军，松平庆永任大老。为了实现上述主张，萨摩藩愿承担京都之防务。但近卫忠房拒不转奏。1862年3月，久光和大久保曾率千余人出师京都，向朝廷施加压力，以便迫使后者接纳他们的条陈。大久保趁机在京都活动，5月6日与岩仓具视会谈，并由岩仓起草了改革幕政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只好采纳久光等人的意见，将庆喜为管家人、松平庆永为大老的命令下达幕府。幕府屈服了。久光获得初步胜利，大久保的名声很快传遍政界。

为了促进公武合体，大久保曾与庆喜举行会谈。1864年1月，由德川庆喜、松平庆永、松平容保、山内容堂、伊达宗城、岛津久光等六人组成了“参预会议”。其任务是在天皇主持之下，公卿们共同参与协商，决定国政方针和幕府的政策。参预会议的诞生，是公武合体论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以参预会议为手段的政治改革，并不能适应日本历史发展和社会改革的需要。朝廷、幕府、雄藩之间各有打算，龟裂四起。实际上公武合体已经破产。大久保这时在政治上已趋成熟。他又在考虑选用新的倒幕手段了。

1862年8月21日，久光等人返回萨摩藩，路经横滨郊外生麦村，遇到英国商人里加逊等拦阻。里加逊被奈良原喜左卫门杀死。史称“生麦事件”。英国当局一再追究“生麦事件”的责任，要挟日本写认罪书，赔款10万英镑。萨摩藩还应处罚凶手，赔偿2万5千英镑。当久光拒绝这些要求后，英国派舰队到鹿儿岛湾进行军事威胁。1863年7月2日，萨英战争爆发。在这次战争中，大久保任萨军总指挥官，得以初步掌握了进行近代战争的基本知识。萨摩藩虽然战败，但未因此降低它在诸藩中的地位，反倒由于它敢同世界强国对抗而提高了在国内的威望。

同年10月，大久保去京都和江户，一为实现公武合体，二为同英国进行和平谈判。大久保答应给英国2万5千镑（约7万两）的赔款，但这笔钱需向幕府借用。幕府断然拒绝。大久保威胁说：“如若不借，我即斩英公使而后剖腹自尽！”幕府无奈，只好筹借7万两。英当局在接受赔款时，方知萨摩藩是开国论的中心，从此萨英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后来，英国成了支持倒幕的重要国际力量。

1864年久光解除了西乡隆盛的流放生活，任命他驻守京都。大久保则把京都的事宜委托给西乡，5月间退回萨摩藩。大久保回到萨摩藩后，致力于藩政改革。他从萨英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深感落后的日本定会处处挨打，决心制定“富国强兵”之策。他向中央申请购买英国军舰。送藩士到幕府海军操作所受训，命令藩士村田经芳研制新式枪炮。他还采纳五代友厚同英、美及比利时等国进行贸易的建议。1865年派遣15人（包括五代在内）去英国留学。

正当大久保改革萨摩藩内政期间，京都开始骚乱。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策划政变。幕府接到皇室敕令决定征讨长州。西乡隆盛先是参与了镇压活动，但后来为了制约幕府势力，拒绝执行征讨命令。这时，富有政治远见的幕府大臣胜海舟会见了西乡，提出“必须依靠雄藩解决开国问题”。西乡把这个情况告知大久保，使他很受启发，感到有必要联合雄藩，脱离幕府，大久保开始产生了武力倒幕的思想。他同西乡隆盛等一起拒绝幕府的命令，全力阻止征伐长州，致使自齐彬以来萨摩藩与德川幕府的关系，公开破裂。次年1月末，在西乡的直接努力下，萨摩和长州两藩又秘密结成了军事同盟。6月7日，幕府当局不听劝阻，发动了征长战争，结果战事失利，将军家茂一命呜呼。在1867年5月召开的“雄藩会议”上，大久保等人就长州和兵库开港等问题同庆喜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时，讨幕条件已经成熟，武力变革势在必行。

大久保等与长州藩确立密约后，又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与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芸州藩的辻将曹结成联盟，因而出现了四藩联合的局面，但因后藤象二郎反对武力讨幕，所以只达成三藩出兵的协定。德川庆喜发觉有人正在准备武力讨幕，便提出用“大政奉还”的办法，形式上让天皇执政，而实权仍在幕府，企图以此来缓和矛盾，蒙骗人民。干练的大久保识破了庆喜的阴谋，立即把武力倒幕提上了日程，并做了周密的行动安排。同年11月23日，西乡和岛津忠义率领3000萨军进驻京都，作为推翻幕府的武力后盾。12月6日，大久保同岩仓、西乡等具体商定了大变革的时间。

庆应3年12月9日（1868年1月3日），倒幕运动获得成功。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采纳了由大久保等制定的“王政复古”计划，颁布了包括“废除摄关、幕府”等内容的“大号令”，宣布了新的官制，组织由总裁、议定、参与三个官职构成的新政府。委任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总裁，任命了议定和参与。大久保被任命为参与。当夜的御前会议又决定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明治政府的成立，结束了统治日本长达近700年之久的封建武士领主统治。日本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一起在历史转折时期，发挥了卓越的组织才能，是明治维新的元勋，史家誉为“维新三杰”。

明治元年（1868年）4月，39岁的大久保被任命为总裁局顾问，后任参议，大藏卿（财政部长）等。大久保开始执掌明治政府的实权，这位讨幕派领袖又肩负起改革日本内政的重担。

1869年3月，明治政府正式迁都东京。明治政府建立初期，在革除旧的体制、废除藩制、设置县制等建立新的政权时，遇到了旧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大久保没有屈服，更没有后退。为了考察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引进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明治政府于1871年11月，派出了以岩仓具视全权大使为首的大型赴欧美考察团，身为大藏卿的大久保为全权副使。他们同参议木户孝允、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构成考察团的中枢人物。在德国，大久保对德国首相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定回国按照德国模式经营国家。这个考察团经过历时近两年的考察，先后回到日本。大久保是5月26日归国的。

对欧美各国的考察打开了大久保利通的眼界，更加坚定了他改造日本的决心。他认为：要使日本富强，必须“创建制铁业，并采用各种机器，这是当前政务中最紧迫的任务”。他的结论是只有仿照西洋文明，殖产兴业，才能防止欧美列强的侵略，安定日本政局。这是明治政府实现变革的唯一国策。在考察团归国途中的火车上，同去国外游学的久米邦武看到大久保紧锁双眉，便与他攀谈。大久保心不在焉，突然冒出一句与话题全然无关的话：“财务该怎么办？”回国后大久保又对爱知县令说：“日本欲与世界列强并肩，必须实行富国政策”。

1874年5至6月间，大久保向明治政府正式提出《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他在建议书中呼吁道：“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结底是依靠政府官吏诱导奖励之力。”所以，大久保力主“非由殖产兴业入手”不可。明治政府从公布《五条誓约》到大久保提出“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的6年间，逐步制定了一套比较合乎日本国情特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和政策。在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时，有人曾指责大久保过激了。大久保却对他们说：“在文明开化的问题上，一定会出现过头现象，到那时让后代的政治家去修正好了，如今必须在这个道路上突飞猛进”。

正当大久保在欧美访问的时候，国内以西乡隆盛为首的留守政府主张侵略朝鲜，以转移士族对政府的不满。大久保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回国，对于“征韩”问题，大久保绝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只是感到日本尚不具备外征的条件，当务之急是抓紧学习西方，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加速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步伐。于是大久保和岩仓具视结合起来，施展政治手腕，击败以西乡为首的征韩派，把他们赶出中央。这场政治斗争，史称“明治六年的十月政变”。从此以后，以三条实美为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大久保为内务卿的专制政治体制成立了。

1873年11月10日，内务省正式成立，大久保以参议兼任内务省内务卿。他把劝业、警保、户籍、驿递（即邮政）、土木、地理六个部门和测量司的大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大久保所管辖的范围涉及到“殖产兴业”的各个方面。他在担任内务卿期间，创建了明治政府的行政组织，即包括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文部、教部、工部、司法、宫内十个省的中央官僚机构。于是以大久保领导的内务省为中心，同大隈重信控制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在日本形成了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

大久保注重人材的选拔和吸取外国先进科学文化。他不惜工本，用高薪招收、聘用外国科技人员和各种专家学者，改造山林、河川和港湾。他还积极培植养蚕制丝业和振兴农业。他曾派人到外国学习先进技术，回国后大胆授予开发养蚕之全权。

大久保执掌大权时，走上了专制统治的道路。他毫不留情地镇压所有的反抗活动。对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一直心怀不满的岛津久光上书天皇，提出14条建议，反对各项资产阶级改革，并要求撤掉大久保的职务。当然大久保等改革派不能接受，对保守派进行反击，岛津久光被迫引退。当岛津等旧藩势力在内部进行反政府活动的时候，对明治维新各项资产阶级改革强烈不满的反动士族公开发动了反政府的武装叛乱。最先发动的是1874年2月由江藤新平和岛义勇领导的“佐贺之乱”。结果被大久保镇压下去。

大久保的专制受到日本人民，特别是以板垣退助为首的爱国公党的抨击。他们提出设立民选议院，以此与大久保的独裁统治相对抗。1874年4月，日本以台湾高山族杀害琉球渔民事件为借口，出兵侵入中国台湾，招致中国的反抗。大久保以全权大使身份到北京，在交涉中迫使清政府付出50万两白银的赔偿金。1875年9月，制造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翌年迫使朝鲜订立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他镇压农民起义和一切反政府活动，以《诽谤律》《报纸条例》等压制自由民权运动。1876年3月政府发布了废刀令，8月又发行金禄公债，废除俸禄制，使失去利权的士族更为愤怒，在熊本爆发了“敬神党之乱”。在其影响下福冈县爆发了“秋月党之乱”，在山口县爆发了“萩之乱”。这些叛乱都被大久保一一镇压下去。

1877年2月2日，鹿儿岛的反动士族拥立辞职回乡的西乡隆盛为首领发动了叛乱，即所谓西南战争，结果仍以失败告终。大久保的这一系列高压政策，必然遭到士族的痛恨，为他后来的遇刺埋下隐患。

明治十一年（1878年）5月14日晨，来东京出席地方会议的福岛县令山吉盛典到大久保的邸宅。大久保很高兴地接见了山吉，听取了他关于福岛县形势的报告，还就福岛县的疏水工程交换了意见。后来山吉想走，大久保挽留他并说：“维新以来已经十年岁月；内外事件频发。不肖利通担任内务卿以来未见政绩，实在不胜惭愧。现在是内外安定，此时正欲努力贯彻维新的盛意。要达到此目的，不得不以30年为期。假如将它分为三期，明治元年至十年为第一期，还是创业期。明治十一年至二十年为第二期，确实这是最重要的时期，整顿内政、充实国力就在此时。利通虽然不肖，但欲排除万难完成此志。明治二十一年以后的十年为第三期，这是守成时期，等待后进的优秀分子继承大业。”以上的话想不到竞成了大久保的遗嘱。

山吉走后，大久保便到太政官去办公，乘马车来到曲町清水谷。大久保在马车内还利用时间阅读了文件，不料8点左右，遭到石川县人岛田一郎等六名征韩党士族的袭击。大久保虽然身受白刃，还厉声呵斥对方“无理者”，沉着将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绸巾包好，不久倒向前方断气了，时年49岁。事后通过尸检发现，他共被砍16刀，主要集中于头部，以至于骨头被砍碎，致命一刀为贯穿喉咙。

刺死大久保利通的凶手石川县士族岛田一郎是自由民权派壮士，曾于1875年2月出席爱国社创立大会。西南战争末期的1877年6月民权派内部出现了武装起义与西乡相呼应的主张。西南战争一结束，大久保以计划造反的罪名逮捕林有造、片冈健吉、大江卓、竹内纲等许多民权派领袖，将他们投入监狱，自由民权派在严厉的镇压下被迫转入地下。然而有“铁石之志”的岛田一郎，“为国家万万不忍坐视”，决定“义举”，行刺大久保。

在行刺的三天前，岛田一郎写了遗书对妻子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时还写了一份除奸书，列举大久保利通的五条罪状：

一、杜绝公议，抑压民权，私议政事。

二、乱施法令，朝令暮改，而且贿赂勾结，随心施威。

三、兴不急之土木，专事无用之修饰，徒费国财。

四、排斥慷慨忠节之士，怀疑忧国敌忾之徒，酝成内乱。

五、误外交之道，丧失国权。

岛田一郎把大久保利通当作大“奸吏”，把一切失政都推在他的身上。大久保的专制统治遭到大家的痛恨，这是他没有人缘的缘故。

大久保死后，日本政府追赠为右大臣、正二位。并且为他举行维新以来第一场国葬，葬于东京青山墓地。大久保利通虽然因为政敌的刺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后继者继续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迅速使日本成为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强国。

纵观大久保跌宕起伏的一生，不难发现他在政治上的天分及善于把握时局的功夫实在是超乎常人。为掌握萨摩藩政，他先跟从齐彬，后投靠久光，而为使日本与万国对峙，他从公武合体派转向尊王攘夷派，后又变为开国倒幕派。他有铁血性格，因政见不同可将早年的政治伙伴有马新七、西乡隆盛置于死地。而当久光这个大恩人不能跟上时代时，也被他一脚踢开。在推翻幕府、建设现代日本国家等方面，他功勋卓著。尽管壮志未酬身先死，但日本被威尔斯评价为“从未有一个民族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昂首阔步”，应该说是大久保为这一切奠定了基础。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把他评价为日本近代化的总设计师未免评价过高，且不说明治维新的许多措施是在他出使欧美期间实施并完成的，就是在他任内务卿期间也是由于大隈、伊藤的协助，许多事业才得以顺利完成。把他称为“铁血宰相”，并非指他有独裁的权力，而是因为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颇为铁腕。他的这种作风也为日本后来精英主义、军国主义埋下了祸根。

海音寺潮五郎《西乡与大久保》

司马辽太郎《宛如飞翔》

和月伸宏《浪客剑心》（台译《神剑闯江湖》）

《お～い！龙马》《喂！龙马》，台译《硬汉龙马》，作者：小山ゆう